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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氣產業報告范文第1篇

關鍵詞:區域合作;產業績效;結構超前系數;產業組織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不僅歸因于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有效進行對外開放以及發揮比較優勢的國際分工合作;還在于以珠三角、長江下游地區和環渤海經濟合作圈為代表的區域經濟合作發展體系和產業集聚效應的形成和推動。但當前,國際金融危機仍在蔓延,國際市場需求的低迷使我國以出口為導向的制造業陷入困境。中央政府及時出臺的一系列保增長、擴內需的政策措施推動了我國經濟的率先復蘇。在西部大開發實施十周年之際,如何在全球性的經濟調整和復蘇中推動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成為了各級產業和區域發展政策制定者尤為關注的話題。

一、產業升級、產業績效和西部區域合作

一般意義上,產業結構升級是指產業結構演進中三次產業之間以及各產業內部依次轉移、結構從低水平狀態向高水平狀態發展的動態過程,這突出表現為三次產業間的“配第-克拉克”規律和工業結構中的霍夫曼定理。但產業升級并非一個嚴格的經濟學術語,大體上反映了產業由低附加值和技術水平向高附加值和高新技術狀態轉換的趨勢和過程。因而產業升往往與產業經濟學中的產業績效密切聯系。所謂的產業績效,是指特定產業形態在給定要素投入集合后的產出最大化,包括了由廠商生產技術方式生成的內部效率和市場結構特征帶來的分配效率。這一概念源自哈佛學派SCP范式中的市場績效,即一定市場結構下企業的自身行為所達到的效果或收益;但之后的效率學派指出,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技術進步和創新、規模經濟和要素分配等諸多因素都影響了產業績效的高低。從整個產業體系的角度來看,一定形態下的產業績效體現為其產出增長速率相對于其他部門或整體產業結構平均增長的超前或滯后,這為準確測度和比較不同地區產業的績效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方法論支持。

回顧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的區域產業經濟發展歷程,無論是在增長速率還是增長質量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提升。以2008年為例,西部地區各省市GDP增速均高于9%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內蒙(17.2%)、陜西(15.6%)和重慶(14.3%)分列西部地區的前三位。盡管歷年GDP增速大都高于全國平均水平,但西部區域各省市在經濟總量、城市發展動力以及產業技術結構等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其絕對差距反呈現出發散趨勢。期間,寄望于通過“外部輸血”式方法實現局部性區域合作的方案不斷涌出,但無論與珠三角還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對接和合作,還是與東盟地區經貿合作框架的構想,大都收效甚微。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作為合作倡議推動者的地方政府,其主觀動機和行政干預手段未能與市場化進程的選擇取得一致。一定程度上,實現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西部區域能否充分利用各自的資源稟賦,以生產要素和技術組織方式的“合力”構建出有別于東部和中部的比較優勢,逐步推動特色性產業的技術創新和升級,并最終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

二、西部地區產業升級測度方法和結果

為準確測度和比較西部地區的產業升級狀況,我們引入市場結構超前系數(Structure Exceeding Index,簡稱為SEI)來測定某一產業真實增長相對于整個區域產業結構平均增長趨勢的超前程度。其中,假定第j產業的結構超前系數為SEIj;sj表示該產業報告期末產出占總體產出的份額與基期所占份額之比;Vt為同期總體產出Yt(現價)報告期內較之基期的平均指數增長率,即Vt=(lnYt-lnY0)/n,則結構超前系數可表示為:SEIj=sj+(1-sj)Vt。SEI反映了資本等生產要素在產業結構中的流動方向和特定產業相對于整體的生產率變動程度。如果SEIj≥1,表示第j產業以高于總體產業結構演進的速率超前發展;市場條件下資金、技術等要素向某一產業的聚集體現了該產業形態具有優于其他細分形式的產業績效。對于仍處在工業化中期的西部地區而言,衡量一定形式產業的績效狀態,特別是制造業細分產業的產出結構變化水平,可通過產業生產率或產出增長率對整個產業結構發展的偏離程度來進行刻畫。

受限于篇幅,本文對西部產業升級的研究對象設定為最具代表性的經濟區域――重慶、成都經濟圈和以西安為中心的關中經濟圈,這三個子區域擁有27%的西部人口和貢獻了近40%的西部經濟產出。我們的一個初衷是,實現西部地區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不僅需要各地政府在產業協同發展上的密切合作,更在于能否找到整個區域經濟共贏并進、實現產業內在績效提升的關鍵路徑。需要說明的是,實證分析中考慮到1997年重慶直轄所帶來統計口徑變化與去年汶川地震對四川省經濟數據的擾動,研究區間設定為2000-2007年共計8年;研究對象分別為重慶、成都經濟圈(成都、德陽、綿陽、資陽、眉山、雅安、樂山)、關中經濟圈(西安、咸陽、寶雞、渭南、銅川及楊凌示范區);樣本包括三次產業體系中的第一、二、三次產業,以及國家產業分類標準下的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和供水業等細分行業;所有數據均來自2001-2008年間《中國統計年鑒》和相關省市的統計年鑒。

表1顯示,各區域內二次產業普遍取得了超前發展,這證實了國家對西部投資政策和重點建設項目的傾斜,同時也反映出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驅動西部產業經濟發展的模式特征,各地區制造業和建筑業增長速率均遠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但在第一和第三產業發展上明顯滯后,這與錢納里多國模型中工業化過程中期的階段特征大體吻合。

為更準確把握三地在工業結構中主導性產業發展的動態特征,我們選擇制造業和能源產業部門中的細分行業為對象,計算出各地在2007年增加值排名前10的細分產業SEI和比重絕對變化值(其中,成都和關中經濟圈數據由四川和陜西省級統計數據替代,且陜西統計口徑為其工業支柱產業),SEI指數計算中的Vt為該地工業總增加值(當年價)。

由表2可知,三地的工業構成存在一定的同質化趨向。但基于結構超前指數來看,重慶在汽車等運輸設備制造業等領域表現出強大的發展活力;陜西省的有色金屬冶煉和加工等產業也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而四川省多數細分產業SEI徘徊在1附近的事實反映出其工業績效并未出現明顯改善。一個對第三產業細分產業SEI更深入的計算結果顯示,三地在交通運輸、通訊服務業的發展速率高于其他產業,但在其他服務業領域的表現截然不同。成都經濟圈內房地產業和商品批發零售業的SEI超前系數遠遠高于其他部類;關中和成都經濟圈在旅游、對外貿易等生活業的發展上領先于重慶;三地在金融和保險業的表現差強人意,這成為了制約各地市場深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的“瓶頸”式產業。

三、相關政策建議

總之,三個子區域在產業結構和細分行業中產業績效的差異,體現出依賴工業化或者城市化道路來驅動經濟增長的不同路徑。重慶和陜西在資源開采和利用、重化工等產業超前系數的領先,反映了以產業分立為前提的傳統結構向要素集聚的現代工業體系轉變的趨勢;而成都經濟圈則依靠引入高新技術產業和推動產業結構的服務化來實現經濟增長。無疑,推動西部地區的經濟合作,為探討以新型工業化道路引領城市化發展創造了一個新機遇。為了推動該區域產業績效趨同和提升的合作機制,首先應強化不同地區之間交通、基礎設施和市場服務功能的建設;但更關鍵的是,必須對工業和服務業等的產業組織內容和形式進行調整和變革。從這點意義上講,產業組織創新是未來西部經濟合作和產業升級得以深化的正解。這一制度性革新至少應在下列四個方面打破現行體制中的諸多藩籬。一是改革各自為政的各地招商引資工作機制,變“政府主導”為“市場選擇、政府服務”,逐步形成有利于市場分工和結構優化的新格局;二是優化以省市級為單位的產業規劃體制,構建以產業績效提升為導向的大區域產業中長期發展規劃體系;三是引導和規制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新產業發展的分工和布局,避免各地在新興產業發展中的重復建設和產能過度擴張;四是鼓勵產業主導企業以兼并、重組和外包合作等形式實現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推動產業融合、價值鏈提升等產業升級活動,促進工業品、資源要素在西部地區的流動。

參考文獻:

1、龍茂發,馬明宗.產業經濟學[M].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

2、威廉?G.謝潑德,喬安娜?M.謝潑德.產業組織經濟學[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3、霍利斯?B.錢納里等.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比較研究[M].上海三聯書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