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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經濟形態范文第1篇

關鍵詞：府縣建制 農漁稅賦 港口貿易 市鎮發展

20世紀八十年代，海內孤本明萬歷《漢陽府志》從日本復印回國。2007年，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工作完成，出版成《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一書。該書在明清漢陽府志中有承上啟下之功，填補了從明嘉靖到清康熙年間漢陽地方府志的空白，也為研究明清武漢地方史的學者提供了彌足珍貴的一手資料。筆者通過解讀《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從府縣建制、戶口數額、農漁經濟、稅賦征收、港口貿易和市鎮發展等方面進行研究，以期對明代萬歷年間漢陽府社會經濟形態有一個基本了解。

府縣建制：明萬歷年間（1573―1620），武漢地區承繼嘉靖年間（1522―1566）的行政區劃，以長江為界，江南為武昌府，江北為漢陽府。明成化初年（1465）前后，漢水下游連年大水，沖垮堤壩，河流改道，將漢陽一分為二，漢水之北為漢口，漢水之南為漢陽。自此漢口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港口貿易及市鎮發展大興，嘉靖初年（1522）設置漢口鎮，逐漸發展成四大名鎮之首，成為華中地區最大的貨物集散地。但直到清朝末年，漢口鎮一直屬于漢陽府管轄。

洪武初年（1390），漢陽知府程瑞重建漢陽城，嘉靖十五年（1536），知府樊景麟重建后堂，萬歷年間（1573―1620）增修。至此，明代漢陽城輪廓基本定型，大體呈方形，周長約兩千五百米，設四門：東曰朝宗門，西曰鳳山門，南曰南紀門，北曰朝元門。從《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中的漢陽府城郭地圖看，漢陽府已成為漢陽地區行政、商業、居住、交通、軍事中心，各功能區分布合理，配套齊全。府署在鳳棲山南麓，縣治在府署西；府儒學在鳳棲山麓，縣治之西；敬一亭在明倫堂后山上；司獄司，在府治南；通濟倉，在府治南；預備倉，在府治西南；僧綱司，在興國寺；道紀司，在玄廟觀；樵樓，在郡治南；教場，在永安橋西；調撥守御武昌衛右千戶所，在南紀門內，今復為縣學；調撥守御后千戶所，在鳳山門樓內；分守武昌道，在朝宗門內。除漢陽府外，下轄漢陽縣設縣儒學，在南紀門內；便民倉，在大禹廟西南側；養濟院，在鳳山門內；另有漢口等七鎮巡檢司，還有長江局等共七所河伯所。下轄漢川縣在陽臺山東；儒學，在縣治東北；敬一亭，在文會堂舊址；預備倉，在縣治東；陰陽學、醫學俱在縣南；便民倉，在縣迎恩橋東；布政分司，在縣治東；按察分司，在縣城隍廟西；教場，在縣治東南；另有小里潭等三所河伯所。

漢陽府轄漢陽和漢川兩縣，其中漢陽縣下轄縣前鋪、十里鋪、孟家鋪、新店鋪、黃連鋪、幺鋪、蔡店鋪、崔家鋪、六神鋪和高觀鋪，其它共七鄉十九里八坊。漢川縣下轄縣前鋪、甑山鋪、養魚鋪、馬城鋪、白馬鋪、張家團鋪、小龍鋪、長興鋪、劉家隔鋪和觀莊鋪，其它共六鄉三里。《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評價道：“本朝鄉里，前載三十有五，今方二百余年，只存在城等十九里，而逃亡荒蕪，又將半之，然則將何所底哉？[1]”表現出方志編纂者深切的憂國憂民之心。綜合嘉靖《漢陽府志》和其它史料，可知自明朝開國（1368）以來，漢陽府鋪、鄉、里、坊總體上是呈現下降趨勢的，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自然災害。通過史料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明朝中期漢陽府水旱災害頻發，更兼有鼠，蝗之害肆掠，百姓更有易子而食者；其二，官府的強征暴斂。災害橫行，官府不僅不減負安民，反而是變本加厲的搜刮百姓，百姓不堪忍受而逃荒者不計其數。由于以上原因，許多鄉里幾成廢墟，閑置荒蕪，官府不得不進行裁撤。

戶口數額：如前文所述，明代前中期漢陽府地區常遭水旱之災，更兼鼠、蝗之禍，再加上官府強征暴斂，百姓餓死逃荒者不計其數。如“弘治二年，旱，人相食”，“正德二年，水、田鼠食稼”，“隆慶五年，大水”[2]，導致漢陽府地區自明初到嘉靖初年，人口呈不斷減少的趨勢。永樂十年，共六千三百四十戶，三萬兩千四百一十八口，到嘉靖十一年，只有五千五百三十一戶，三萬兩千零三十六口。可見，戶和口都在下降。從嘉靖初年起，漢陽府戶口總數逐漸上升，到萬歷十九年，總共六千一百六十四戶，三萬兩千九百一十七口。下轄漢陽縣戶口也從嘉靖元年的三千八百九十戶，一萬四千九百七十口，增長到萬歷十九年的四千八百八十戶，兩萬五千四百八口。嘉靖至萬歷年間漢陽府戶口增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因為嘉靖和萬歷之間長達百余年的社會安定，自然災害減少，百姓能夠安居樂業，生產發展，人丁興旺。

農漁經濟：按《禹貢》的說法，荊州“厥田惟中、下”，萬歷《漢陽府志校注》也說：“漢陽雖附郭乎，然清丈圖籍班班具焉，上田則無幾，中、下最多。”[3]可見漢陽府的土壤條件并不突出。漢陽府夾兩江之流，屬于川縣澤邑。農業生產完全依靠江堤來保護，特別在夏秋暴雨之時，洪澇災害便在所難免。然而事有兩面，利弊皆存。洪水并非年年爆發，每爆發一次之后，江堤邊洪水帶來的泥沙使土壤更加肥沃，更適合種植莊稼。即便洪水過后毀了農作物，亦增加了很多湖塘，可供養漁業養殖。正如“不知湖多田少，割彼以充此，不必出于田，故兩縣無頑民”所言，漢陽府的田地和湖泊池塘總是彼此增減。據記載，從永樂十年到萬歷十九年，漢陽府田地山塘從三千三百八十一頃三十四畝五分五厘增加到三千五百七十七頃三十八畝一分九厘。在一百八十年里，增加了一百九十六頃左右。在明朝前中期，整個湖廣地區漁業人口僅次于農業人口，特別在沿江沿河及湖泊分布較多的鄉里，漁業人口甚至超過農業人口。

稅賦征收：明代萬歷年間（1573―1620）漢陽府賦稅主要包括農業稅和漁業稅，還有少量的商稅。稅糧方面，一年內夏稅，固定二麥折米四千四百三十四石四斗九升八合六抄六圭；秋糧，固定官民米兩萬四千六百二十石九斗六升九合五勺；兩京絲絹，六百八十九匹八尺一寸一分。撥運本府倉，楚王府各類祿米及另外各類餉米共計九千五百三余斗。額辦丁糧實派銀，一千一百四十四兩有余。鹽鈔，南京庫折銀九十一兩有余，存留本府庫鈔銀一百三十二兩有余。出了農業稅外，漁稅也是漢陽府稅收組成的重要部分。明代朝廷設置了河伯所，負責管理漁民和征收魚稅。萬歷年間漢陽府河伯所經常保持在十一所左右，視情裁設。魚課年征數額固定為銀兩千三百六十八兩，遇閏年鐵和膠料等課鈔，計銀八十四兩。另外，商稅起運銀二十兩。明代漢陽府地區稅收最大特點就是漁業稅的比重。與全國其他地區相比，不止漢陽府，整個湖廣地區的漁業稅所占比重都是較高的。這也從另一個方向證明了漁業經濟的發展對湖廣地區經濟的重要性。

港口貿易和市鎮發展：明代漢陽府所轄疆域，面朝長江，背靠大別。《禹貢》將天下劃分為九州，荊州居其腹，而漢陽府又據荊州之腹，夾長江漢水，北上可直抵中原，南下可直達兩廣，往東可順流直驅蘇湖，往西可借水直入川蜀，水陸之交通，不可謂不便利。明萬歷年間漢陽府所轄長江北岸已是港口林立，最著名的要數“漢陽渡”，位于漢陽城東南江邊，它是萬歷年間漢陽府最大的渡口，也是連接長江對面武昌府的主要渡口。其次是平塘渡，位于縣治西二十五里，漢水改道前，平塘渡也是漢陽重要港口之一，位列明代“漢陽十景”之一。明成化年間（1465―1487）漢水改道后，漢口渡逐漸崛起，并日益發展壯大，成為華中地區貨物的重要集散地，漢口鎮也隨之聲名鵲起，明末清初更是位列全國四大名鎮之首，成為當時全國重要的商貿中心。其它較大的港口還有龍潭渡、沌口渡、張大渡、蒲潭渡、龔家渡等。

除此之外，長江上一些較大的沙洲也成為貿易聚集之所，“江中有大洲，洲上多蘆荻，中有大河套，客舟蟻集，兩岸貿易，居民為市，民樂其利，城隍亦賴以鞏固。[4]”比較著名的如位于縣治南江中的劉公洲和鸚鵡洲。劉公洲在宋代既已浮出江面，后來面積逐漸擴大，至萬歷年間已成重要的水運商市，包括魚市，菜市等。“冬春水落，四方舟楫聚焉。郡人一漁一薪，朝夕為市，公室之輸，私家之養，多賴于此”，且說“蓋郡土瘠而勢，耕漁失利，業在貿易”[5]，由此足見劉公洲商貿地位之重要。鸚鵡洲則成名較早，早在唐朝，就有很多詩文名篇提及到它。鸚鵡洲在明前中期是遠近有名的竹木集散地，但在明末逐漸沉沒。

除港口商貿外，陸上的市鎮貿易也是漢陽商業發展的重要一環。明代漢陽府的市鎮貿易可以分為兩個時期，以明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前后分界。第一個時期，漢陽府的市鎮貿易主要集中在漢陽府內的主要街道，“顯正街、西大街、雙街、高公街、鸚鵡洲一帶多為經營鐵器、木器、竹篾、食品的店鋪和作坊，尤其是顯正街和西大街是漢陽城內有名的鬧市”[6]；第二個時期，漢口渡開始興起，約在正德年間（1506―1521）漢口市場發展提速，商貿經營活動大多從漢陽轉移至漢口。萬歷年間政府規定湖廣大部的漕糧改由漢兌，不久，漢口也成為鹽商新口岸[7]。適時，漢口南岸崇信坊最為繁華，漢口巡檢司也設置于此處。嘉靖初年（1522）設置漢口鎮，漢口的集市和街坊在港口商貿的推動下快速發展，市鎮規模不斷擴大。嘉靖二十四年（1545），漢口鎮戶數已達一千三百九十五戶，人口近七千人。

總結

通過對《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的研究，筆者認為明萬歷年間漢陽府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較明朝初年有很大提升。漢陽府經歷了明朝前中期嚴重的自然和人為災禍導致的經濟社會凋敝，到萬歷年間，戶口不斷增加，農業和漁業經濟逐漸起色，并成為朝廷稅收的重要來源地。與此同時，隨著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漢陽的港口貿易和市鎮發展開始提速，規模逐漸擴大，影響不斷提升，為明清聞名全國的商業中心“漢口鎮”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作者單位：云南大學中國經濟史研究所）

參考文獻

[1]引自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 ，武漢出版社，2007年12月。第39頁。

[2]引自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 ，武漢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12頁。

[3]引自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 ，武漢出版社，2007年12月。第95頁。

[4]引自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 ，武漢出版社，2007年12月。第68頁。

[5]引自武漢地方志辦公室：《明萬歷漢陽府志校注》 ，武漢出版社，2007年12月。第53頁。

社會經濟形態范文第2篇

【摘 要 題】古代經濟史研究

【關 鍵 詞】經濟形態/社會性質/北魏模式

一、問題的提出

3-5世紀，由拓跋族南遷卷帶和推動了漠北其它民族的南遷，鮮卑拓跋部在南遷過程中以及入主中原前期，其社會性質不斷地發生著變化。尤其是在從北魏前期到孝文帝改革后奇跡般地發生了一次社會性質的跳躍和突變。這個跳躍和突變在整個中國歷史進程上是有意義的，它為少數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權并進行有效地統治提供了一個范例，極具典型性。換句話說，孝文帝的這次改革創造了一種由游牧社會轉變為農耕社會，由氏族酋長制轉變為封建社會制度的模式。本文主要想就這個模式形成的前期，也就是對形成這個模式的基礎，即北魏入主中原的前期社會進行一些理論和實踐上的探討，以求為這個模式的總體認識提供一個前提。

北魏前期的社會性質問題史學界曾進行過長期的和廣泛的討論。但是由于各種原因，迄今為止，仍難形成共識。我們將20世紀70-90年代這個問題的討論概括一下，大致有四類。一、北魏在拓跋guī＠①以前一直處于原始社會階段，至拓跋guī＠①開始建立國家；二、北魏從力微開始就有了國家，到猗盧時代已步入封建時代；三、力微到什翼犍時期處于奴隸社會，從拓跋硅到拓跋宏期間進入封建社會；四、拓跋部在孝文帝遷都以前還是處在一種先封建社會階段。

出現這種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對拓跋族社會發展程度的估價不同；其二對國家組織形態發展的標志理解不同；其三對國家形態發展理論的認識上有差異。作者認為，歷史上各民族社會性質的演變固然主要取決于自身的發展，但地理環境、文化傳統的變化以及與其它民族的交往之影響，都是制約該民族社會性質發生變化的不容忽視的因素。探討北魏社會性質的史學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但在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上，在對于這些因素對北魏社會組織的變化所起的特殊作用的認識和估價上仍很不夠。拓跋族在南遷中原以來，經歷了一個部落離散、聚合的長過程，拓跋部內部的這種離散、合并是由拓跋部與少數各族和漢民族外部戰爭環境決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拓跋部內部社會組織形式變革與否，直接關系著這個民族的生死存亡。同時從人類社會的歷史看，五種社會形態不一定是循序存在于一個國家或民族，而是在各個國家和民族在不同時期、不同層次的發展和跳躍的大范圍內體現的。下面就北魏遷徙過程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組織形態作一些考察和分析。

二、北魏前期的經濟形態和社會結構

20世紀60年代，在呼倫貝爾盟境內發現新巴爾虎右旗扎費諾爾和陳巴爾虎旗兩處古墓，兩處古墓的分布及時代與《魏書·序記》所記的推寅南遷的“大澤”時代相符。在這里發現了大量的骨器、石器、陶器和鐵器、銅器。（注：《內蒙古巴爾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簡報》，《考古》1965年第6期。）由此可知，拓跋部當時仍處于新石器時代的中、后期。其后拓跋部在漫長的南遷過程中其經濟結構和經濟成份呈現出異常復雜的情形。東漢靈帝時，鮮卑首領檀石槐在匈奴部落聯盟集團解體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以鮮卑為主體的部落聯盟集團。《魏略·西戎傳》載：“始建武時，匈奴衰，分去其奴婢，亡匿在金城、武威、酒泉北，黑水、西河東西，畜牧逐水草，抄盜涼州，部落稍多，有數萬，不與東部鮮卑同也。其種歸一，有大胡、有丁零，或頗與羌雜處。由本亡奴婢故也。”后來匈奴都歸并到了檀石集團。匈奴鮮卑在南遷過程中，主要以掠奪為主，雖然力微初任大首領時，曾約束部下，告誡各部落大人：“我歷觀前世匈奴，蹋頓之徒，茍貪財利，抄掠邊民，雖有所得，而其死傷不足相補，更相仇讎，百姓涂炭，非長計也。”（注：《魏書·序記》。）但鮮卑對其它少數民族的掠奪是不可避免的。如猗＠②曾“西略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余國。”（注：《資治通鑒》卷82晉紀四。）其附屬部落擄掠人口更是不乏記載，如“衛辰，務桓之第三子也。既立之后，遣子朝獻，昭成以女妻衛辰，……后掠堅邊民五十余口為奴婢，以獻于堅。”（注：《魏書》卷95《鐵弗劉虎傳》。）

又據《魏書·蠕蠕傳》云：“蠕蠕，東胡之苗也，姓郁久閭氏。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發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后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后期當斬，亡匿廣漠溪谷間，收合逋逃得百余人，依紇突鄰部。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眾，自號柔然，而后屬于國。”黃烈先生對這條材料作過十分精細的分析：“一、始神元末、掠騎有得一奴，說明力微時的軍事行動，掠取奴隸是其目的之一。二、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說明在力微統治下，奴隸，能充當騎卒，奴隸的身份是明確的。三、穆帝時，坐后期當斬，說明部落民處在拓跋統治者的嚴酷統治之下。”（注：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9頁。）到昭成帝什翼鍵時，征高車“獲萬口，馬牛羊百余萬頭”又征沒歌部，“獲牛馬羊數千百萬頭。”征衛辰“俘獲牲口及馬牛羊十萬頭。”其后，拓跋guī＠①破高車、柔然、大夏、北涼后又獲馬牛羊數百萬頭。（注：見《魏書》卷2《太祖紀》；《魏書》卷102《蠕蠕傳》。）

北魏前期，統治者大規模的俘掠包括被俘獲的牲畜，究竟作何用呢？從史籍記載看大致有兩種用途：一是主要用作奴隸性質的畜牧，二是賜奴。前者可構成拓跋族國家直接管制下的畜牧場，后者的賜奴也成為拓跋族上層的私營牧場上的主要勞動力。昭成太祖時的庾業，“其父及兄和辰，世典畜牧。”（注：《魏書》卷28《庾業傳》。）庾業家族世代為“典畜牧”之官。和辰因管理畜牧不力被殺。又如奚斤“世典馬牧”。北魏前期有兩大牧場，一是在漠南，是拓跋燾建立的。神jiā＠③二年，拓跋燾出征柔然和高車后“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注：《魏書》卷102《蠕蠕傳》；《魏書》卷103《高車傳》。在東自濡源，西至五原、陰山，東西3000里之地建起了漠南牧場。（注：參見杜士鐸主編：《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河西牧場也是拓跋燾建立的，《魏書·食貨志》云：“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又據記載太武帝時還有野馬苑，（注：《魏書》卷4《世祖紀》。）也是國營牧場。關于拓跋部賞賜部屬奴婢的記載則更多。拓跋guī＠①“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于王建。（注：《魏書》卷30《王建傳》。）太武帝“賜羊千口”于于什門。（注：《魏書》卷87《于什門傳》。）以上畜牧場的經營是由拓跋部管轄下的奴隸性質的經營，而賞賜部下的數目亦很龐大，不可能全部屠宰，基本上是用于私營性的畜牧業。由此可見，奴隸性經濟占拓跋部很大比例。

另一方面，拓跋氏進入中原以后，與魏晉政權的聯系和交流比較密切，不能不受漢朝封建生產方式的影響。首先是拓跋族的大規模徙民，如《魏書·序紀》云：“晉懷帝進帝（猗盧）大單于，封代公。帝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徙馬邑，陰館、樓煩、繁峙、崞五縣之民于徑南，更立城邑，盡獻其地，東接代郡、西連西河、朔方，方數千百里，帝乃徙十萬家以充之。”這10萬家不可能是奴隸。其后在拓跋guī＠①、拓跋嗣、拓跋燾時，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移民，其中拓跋guī＠①時有15次。移民有山東吏民、高車部、山胡等。拓跋嗣時有22次，移民部屬有昌黎、遼東、河東、河南等吏民。拓跋燾時有27次，主要是來自東北、隴西的吏民和百工技巧。（注：見《中華文化通志·晉文化志》，拙著第三章《民族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127頁。）典型的材料是，拓跋guī＠①“既定中原，分徙吏民及徒何種人，百工技巧十萬余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注：《魏書》卷113《食貨志》。）天興元年（398年）正月，太祖克鄴后“詔大軍所經州郡，guī＠①貲租一年，除山東民租賦之半。”（注：《魏書》卷2《太祖紀》。）同時，中原地區已經發展的豪強地主經濟，也仍然存在，并在某種程度上有所發展。

以上說明北魏前期社會經濟呈現出奴隸制性質的畜牧經濟和以“計口授田”為標志的封建性經濟并存的兩種經濟形態，并且奴隸制經濟成份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復雜的經濟形態導致了北魏前期復雜的階級結構。除了將在戰爭中掠奪的大量人口賞賜給大臣做奴婢以外，相當一部分充作隸戶、雜戶，這些隸戶、雜戶服務于不同的行業機構，有不同的稱呼，他們統由雜營戶帥管理。其地位一般世襲，不準遷徙改業，身份低于佃客。此外就是大量的具有封建依附關系的自由農民和牧民，包括屯田制下的屯田戶。北魏建國初，拓跋guī＠①下令“離散諸部、分土定居”。（注：《北史》卷80《賀訥傳》。）他們成了定居的自由農民，為政府納貢服役。對于魏晉以來的佃戶、部曲的管理承認其既成事實，實行宗主督護制。但相當一部分仍保持著由酋長統治下的部落組織，如拓跋燾時下令：“開拓四海，以五方之民各有其性，故修其教不改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納其方貢以充倉廩，收其貨物以實庫藏”。（注：《魏書》卷110《食貨志》。）這里明確規定了對于不同的部落民族進行不同方式的管理。

由上可知，拓跋部在由大興安嶺向中原南遷的過程中，伴隨了由氏族社會向封建制的轉變，而在這個轉變中具有濃厚的民族成分的掠奪性的奴隸制經濟和分土定居的封建經濟同時并存，顯然是前者即掠奪性的奴隸制經濟占主導地位。

三、拓跋族前期國家組織形式的社會性質再認識

拓跋族的國家組織十分復雜，《魏書》卷113《官氏志》載：構成北魏國家組織的主要基礎有拓跋氏帝室10姓，內入75姓，東、西、南、北四方35姓三層關系圈。（注：參見杜士鐸主編：《北魏史》山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58頁。）這是拓跋氏國家組織的核心和主要基礎。在這三層以外，于南徙入晉后又吸收了大量漢族土族進入其統治圈。這樣就造成了統治機構的復雜化。

《官氏志》云：“魏氏世君玄朔，遠統（原書缺）臣，掌事立司，各有號秩。”又云：拓跋guī＠①“初，帝欲法古純質，每于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義。”大致說來，北魏前期上層統治機構基本上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源于本族傳統的職司，此部分為氏族殘余制度部分。如《南齊書》卷57《魏虜傳》載：“國中呼內左右為：‘直真’，外左右為‘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為‘比德真’，檐衣人為‘樸大真’，帶仗人為‘胡洛真’，通事人為‘乞萬真’。守門人為‘可薄真’……。”第二部分是帶有奴隸制性質的管理機構，如拓跋祿官在位期間，分國人為三部，左部居上谷、濡源一帶，中部居代郡、參合陂一帶，右部居定襄之盛樂一帶。又“其諸方雜人來附者，總謂之‘烏丸’，各以多少稱酋、庶長，分為南北部，復置二部大人以統攝，……分民而治，若古之二伯焉”。（注：《魏書》卷113《官氏志》。）天興元年(398)十二月，又置八部大夫“其八部大人于皇城四方四維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待詔侍直左右，出入王命”。（注：《魏書》卷113《官氏志》。）這些是屬于奴隸制形態的管理機構。天賜元年(404)十二月，“詔始賜王、公、侯、子國臣吏，大郡王二百人，次郡王、上郡公百人，次郡公五十人，侯二十五人，子十二人，皆立典師，職比家丞，總統群隸”。（注：《魏書》卷113《官氏志》。）這里的典師，就是奴隸總管，主要是用來管理奴隸的，另外還有仿匈奴制度的大單于，顯然也是奴隸制殘余的管理機構。第三部分，封建性質的管理制。天興二年，“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大夫主之，大夫各有屬官，共有文簿，當曹敷奏，欲以省彈駁之煩。初令五經諸書各置博士，國子學生員三十人”。（注：《魏書》卷113《官氏志》。）這是仿秦漢故制。天賜元年以后又仿照魏晉的爵位制和九品中正制置官，設王、公、侯，子四等爵，并以次與九品中正制的品位相配合。

就國家組織的順序發展而言，拓跋氏在進入中原以來在不斷地脫蛻其氏族部落的殘余向封建國家制度過渡。從力微開始拓跋部被卷入了匈奴、西晉的兼并戰爭中。從這時開始他們的活動有了具體的年代記載，拓跋部部落結合體有了重大的變化和發展。首先是部落的部屬成員發生了變化，如《魏書·官氏志》載：帝室內入75姓、四方35姓，基本上組成了部落群，各個部落的結合已不只是血緣的結合。其次，對于這個部落的統屬已不再是部落內部的血緣統治，而變為拓跋氏對諸部落的統治關系。其余部落與拓跋部的關系也已不再是聯盟關系而變成從屬關系，拓跋部的首領已成為高居于各部首領之上支配各部大人的王權統治者了。

國家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機關，部分地用設置新機關來排擠掉他們，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國家權力機關來取代他們而發展起來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5頁。）由上可知，自力微以來，拓跋氏正在改造舊組織，建立具有國家性質的統治機構。從力微、什翼犍開始，拓跋部開始有了旨在保護私有者的法律制度，如用金馬贖罪、犯大逆處以極刑。（注：《魏書》卷111《刑罰制》。）另外，拓跋氏在征服掠奪戰爭中，軍隊規模迅速強大起來，力微時已有控弦上馬20萬，到猗盧時，已有控弦騎士40余萬，郁律時，控弦上馬將近百萬。這樣強大的軍隊，絕大部分不是出自拓跋氏原有的部落，而是來自從屬的各部，沒有王權的力量是難以駕馭的。但是，拓跋族由于自身的經濟結構和部落組織構成以及進入中原后同漢族政權的戰爭交往的特殊經歷，使它在國家組織的形成過程中具有明顯的跳躍特點。它是一個由部落組織、奴隸制性質的管理、封建國家組織雜混在一起的復雜的機體。

北魏前期拓跋部的構成究竟屬于哪一種社會形態呢？從力微到拓跋燾，拓跋氏國家組織的形成和發展是伴隨其繼續南遷和對相鄰民族的征服以及同魏晉漢民族的交往和戰爭中進行的。唯其如此，拓跋氏在自身由氏族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過程中，已經在向封建制跨躍，因而它的社會性質不是單純的奴隸制，也不是完全意義上的封建制，當然更不能說它仍處于原始民族部落階段。準確地說，它是由帶著濃重的家族殘余和不成熟的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階段。這種特殊的社會演變方式是由拓跋族特殊的社會經歷和它與漢民族及其它部族共存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是由北魏政權是一個不同民族、不同層次的社會結合體這一實際構成所決定的。從拓跋族國家組織、社會形態發展的總趨勢看，已經萌動、成長的封建社會因素正在其社會生活中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先進的封建統治方式正在取代部落組織和奴隸制統治方式。但這僅是從發展的趨勢而論，這個趨勢取決于拓跋部能否立足中原，能否在同各民族的征服兼并戰爭中立于不敗，從而使其游牧經濟真正轉變為農耕，否則它的逆轉是極有可能的。

四、余論：關于北魏模式問題

20世紀60年代以來，國外學者對游牧民族發展階段演進，提出一些新的認識，分為游團、部落、酋邦、國家四個階段。可以說拓跋族在南遷過程中處在后三個階段的過渡中，而到孝文帝改革時，在完成最后一個過渡中，同時也完成了由奴隸制向封建社會形態的過渡并最后切入了漢族封建社會形態的機體中。正是在這一過程中，孝文帝開創了一個模式。經濟上的均田制，是這個模式的核心，均田制既是封建性質的土地制，而它的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在漢族已有的土地制度的基礎上對全部土地用國家的權力進行了一次再分配，從而使游牧民族貴族得到了同漢族土地所有者同樣的特權。其次改姓族，使氏族部落制最后解體、分化，使游牧部落社會階層最后嵌入到漢族已經成熟的封建社會階層中。使社會各階層封建等級化。另外是社會文化習俗和生活習俗向漢族民族趨同。孝文帝的這個改革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國古代社會改革中，富有典型性。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改革有三次，第一次是春秋戰國之際的改革，這次改革的結果使中國社會封建化。第二次改革就是孝文帝改革，它使中國北方游牧民族走上封建化和漢化的道路，對其后北方民族入主和立足中原具有特殊的影響。第三次改革是明代張居正改革，它促使中國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轉化。

我們說孝文帝的改革創造了一個模式，而由孝文帝改革后北魏政權在政體上也獨具特色，它既不同于秦漢以來的高度集權制，也不同于東晉南朝的門閥制，北魏政權是由氏族民主制同封建官僚制結合而成的特殊的封建官僚政體，這種新型的政體對隋唐封建社會的繁榮起了直接的促進作用，或者說連接漢、唐兩個封建社會發展高峰的主脈是北魏孝文帝的社會改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王加圭

社會經濟形態范文第3篇

摘 要 隨著現當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國民體質整體水平的不斷提高，與其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國民的體質健康是國家發展的堅實基礎與前提，自1995年《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頒布實施以來，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也將其納入了統一監測范疇，可謂是“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重要舉措。現階段，國民體質問題已越來越被社會各界所關注，本文以國民體質與身體形態變化為切入點，運用文獻資料法、專家訪談等科學方法，從人均國民收入情況、傳統文化及生活方式等方面中找出相互影響的因素，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一些有價值的建議，為進一步培養終身體育的意識提供參考依據。

關鍵詞 國民體質 身體形態

一、前言

自《全民健身計劃綱要》頒布實施以來，國家及各級地方政府也將其納入了統一的監測范疇，然而，歷次的監測數據顯示，我國國民體質現狀不容樂觀。在2005年，全國范圍內進行的第二次國民體質監測，再次為國民的健康問題敲響了警鐘，我國社會各方面及國家相關部門對此表示非常高的關注，并在2009年經國務院批準，將每年8月8日設置為全民健身日，希望在社會經濟不斷發展的前提下國民體質也得到一定的提高，促使我國社會經濟和國民體質共同進步，相得益彰。

二、社會經濟發展與國民體質變化的相互關系

國家國民體質的強弱，不僅代表著綜合國力的強弱，更關系到國家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的穩定發展。從當今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來看，國民體質的改善與提高，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竭動力；反之，國民體質的下降又會遏制社會經濟的發展。可見，國民體質的強弱已不單單是關乎到個人身體的健康問題，更關系到一個國家前途命運性的問題。所以不斷完善對國民體質的研究，用科學量化指標對國民體質狀況進行對比、分析并提出建議，促使我國國民身體素質和社會經濟共同進步，協同發展。

（一）人均國民收入與國民體質變化的關系

人均國民收入時常被人們關注，它不僅代表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也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標。據有關調查顯示，因基本生活消費支出縮減而引起的營養不良所帶來的勞動生產率損耗，其造成GDP的價值損失高達2%-3%，足以說明人們以食品消費支出來改善人力資源素質的重要性。

（二）傳統文化、教育與國民體質變化的關系

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擁有華夏五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悠久的歷史文化對人們后天的體質也存在著交叉互動的影響。以讀書看報為例，近幾年我國的報刊雜志銷量逐年減少，紙質書籍也被電子書籍取代。隨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給大家提供新的閱讀方式，但在便利的同時也給人們的健康帶來了極大的隱患。頻繁、長時間的使用電腦出現的頸椎病、腰椎病，視力下降，長時間缺乏鍛煉，體質也勢必下降。在教育方面，受文化傳統的影響，我國傳統教育價值取向一直都呈現出重文輕武、讀書做官的現象，這種傳統的教育思想一直延續至今。學校體育作為學校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應受到重視與反思，不斷促進國民體質的健康發展。

（三）生活水平與國民體質的關系

個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的增加，居民用在日常食品方面的支出比例將逐漸縮小，其反映出的系數稱為恩格爾系數，它顯示了國家和居民的實際生活水平。對一個國家而言，國家越窮，則每個國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費支出的百分比越大，則恩格爾系數就越大；反之，每個國民的日常食品支出所占消費支出的百分比越小，生活越富裕，則恩格爾系數越小。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糧農組織把恩格爾系數指數的高低作為評定一個國家貧富或各地區生活質量高低的重要指標之一。

（四）生活方式與國民體質變化的關系

生活方式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不僅包括人們的衣食住行，還包括休閑娛樂、社會交往等方面。近年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力勞動比例日益減小，勞動力結構越來越向自動化、智能化的趨勢發展，生產方式的改變勢必影響到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人們生活中的科技含量也越來越高。譬如交通，由步行變為汽車，再加上青少年學業繁重導致運動不足，體重普遍超重，身體素質在不斷下降。由此可見，社會經濟的發展給人們的生活方式帶來了一定的便捷，但不恰當的使用則會危害國民體質健康。

三、小結

（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國民身體形態、身體素質和身體機能方面的影響都不盡相同。社會經濟發展對國民體質的影響范圍也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但總體而言，國民體質的差距會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不斷縮小。

（二）宣揚正確的體育文化導向，引導人們養成科學合理的飲食觀、體育觀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培養群眾終身體育的健身意識。

（三）社會經濟的發展為人們參與體育健身活動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條件，但仍需加強學校體育方面的建設，改善落后的教育觀念，從校園觀念抓起，以此來促進國民體質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 吳萍.沈陽市不同階層城市成年人體質狀況及相關影響因素的研究[D].北京：北京體育大學.2007.

社會經濟形態范文第4篇

【正文】

〔中圖分類號〕B0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7326(2001)06-0063-03

把人類社會比喻為“有機體”自古就有，但是比較專門而有價值的探討則始于法國的圣西門、孔德，特別是英國的斯賓塞。圣西門初步提出了社會有機體的思想，他的弟子們則明確提到“社會是一種有機的整體”，并要求分析“社會這個統一整體的各個器官”。作為圣西門秘書的孔德把社會與生物學中的“個體有機論”作比較，認為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種族或階級是社會的組織，社區或城市是社會的器官。后來，英國的斯賓塞把社會有機體同生物有機體的同與異作了比較分析，他依照生物有機體三個器官系統把社會有機體劃分成生產物質資料的支持系統、在分工基礎上加強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聯系的分配系統，以國家為首保證各個部門服從于整體的調節系統，并相應提出擔任生產營養職能的是工人階級，擔任分配與交換職能的是商業階級，擔任調節生產的是工業資本家。斯賓塞認為，社會有機體又不同于生物有機體而是一種“超有機體”，生物有機體的各個部分緊密相連并完全從屬于整體，社會超有機體的各部分的活動比較分散與自由，因而是一個比較松散的整體，但又是一個可自我調節的系統。他提出了社會靜力學的命題，并用靜止狀態的觀點來解釋社會有機體，認為其間的完善調節與平衡狀態是社會的理想狀況。

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與上述斯賓塞等人的社會有機體理論有相似之點，但又有其重大的本質的區別。斯賓塞等人的社會有機體理論以自然科學的原理來解釋社會，具有反神學、反教權的積極意義，其關于社會有機體的相關結構的描述、自我調節的功能和自由松散的整體等思想包含著合理的內容，但其關于三個不同階級擔負不同社會職能的推論在理論上是牽強附會的，用社會靜力學來期望社會出現一個平衡的理想狀況也是背離社會自身發展規律的，這種社會有機體理論明顯地帶有為資本主義社會機體各部分的現存狀況與永恒合理性辯護的意味。

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的形成經歷了一個有趣的過程。在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意識形態”這一概念不僅在書名中明確使用，而且被廣為論述，不過他們此時的重點是通過聯系精神生活條件同法與國家等政治生活條件，特別是同所有制的關系等經濟生活條件來考察社會，這種由上而下地考察，實質上已經形成了社會形態的思想，盡管“社會形態”這個概念直到馬克思寫《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時才正式提出，（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585頁。）但是社會形態的思想始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是無疑的，而且“社會形態”這個概念顯然大于即包含“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為了進一步剖析社會形態，又深入到社會經濟形態中去，力求揭示社會形態更替中的本質原因，他在此不僅制定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而且提出“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經濟的社會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年版，第33頁。）這說明“社會經濟形態”這個概念是對“社會形態”的具體展開，因而仍包含在“社會形態”這個概念之中。需要指明的是，馬克思在研究社會形態、社會經濟形態、社會意識形態的同時，社會有機體的思想就貫穿始終，而且一旦提升出社會有機體的概念，那么它就大于即包含著前面三個概念。

馬克思最初是在《哲學的貧困》中提出“社會有機體”這個概念的，他在批判蒲魯東時指出：“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143頁。）馬克思在為《資本論》第一版寫的序言中又指出：“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1995年版，第102頁。）馬克思關于社會有機體的這兩處論述十分清晰地告訴我們，社會有機體包括“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和“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一切關系”，因而社會有機體是一個囊括全部社會生活領域的跨層次性的、整體性的范疇。概而言之，所謂社會有機體是指由人和全部社會生活條件、要素構成并相互依存與相互作用的活動和發展著的有機整體。

馬克思是從實踐出發來解釋社會，由此只有用“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觀點，（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56頁。）才能真正揭示對社會具有高度綜合性的社會有機體的構成內容。首先，社會有機體有兩個前提性的有機構成部分。一個是人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必然要同自然環境發生有機聯系。馬克思指出：“自然界……是人的無機的身體。人靠自然界生活。這就是說，自然界是人為了不致死亡而必須與之處于持續不斷地交互作用過程的、人的身體。”（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版，第45頁。）由此被納入人的生產實踐范圍的自然環境是社會有機體的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機構成部分。另一個是人要進行物質資料的生產實踐必然要同時進行人自身的生產，一定的人口因素是社會有機體不可分割的前提性的有機構成部分。其二，社會有機體有一個基礎性的有機構成部分。這就是物質資料生產方式或社會經濟形態，這是社會有機體中承下啟上決定其他部分的最重要的有機構成部分。其三，社會有機體有一個上層性的有機構成部分。這里包括最上層的由人的精神生產的實踐創造的社會意識，還包括由人變革社會的實踐創造的具有中介性質的社會制度體系或政治法律及設施。版權所有

在掌握馬克思的社會有機體理論時，從總體上了解它由哪些內容構成是重要的，但不要機械地把社會有機體理解為全部社會生活條件簡單相加的結晶體，因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社會有機體各組成部分之間是一個有機聯系和相互作用的活動著的大系統，特別是要懂得社會有機體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精神的實踐關系即主體與客體的全面實踐關系中構筑起來的，是一個具有自組織性、發散性、開放性、再生性的活動和發展著的有機整體。這是理解的社會有機體理論并區分其與以往的社會有機體理論的本質之所在。

社會經濟形態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VEC模型，脈沖響應方差分解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以財政支出為主要載體的社會經濟建設活動，帶來了我國前所未有的經濟持續高速增長。1978—2007年期間，國家財政支出從1122.09億元增加到49781.35億元；GDP總量從3645.2億元增加到249529.9億元，年均增長率超過9%；人均GDP由381元增加到18934元，增加了近50倍[1]。但是，截至到2008年，城鄉居民收入比例也擴大到3.36：1，絕對差距首次超過1萬元。以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為代表的社會不公平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經濟持續增長不容忽視的問題。可見，在財政支出所具有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穩定經濟增長的三大職能中，收入分配職能并沒有得到良好的發揮和體現。那么，財政支出結構的變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在協調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問題上，財政支出應怎樣安排呢？這不但是發達國家財務管理論文，也是轉軌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常爭論不休的問題。因此，本文試圖借助于向量誤差修正模型，系統地研究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2]的動態影響機制。

一、文獻述評與理論分析

（一）文獻述評

從亞當·斯密開始，經濟學研究都強調經濟效率，而不太注意收入分配差距。只要經濟增長符合帕累托效率，就沒有壞處，哈耶克認為這就是經濟學研究的基本命題核心期刊。受其影響，西方學者們大多重視財政支出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加之二戰后世界各國政府普遍把經濟增長列為財政支出的首要目標，使得這種研究趨勢更是盛極一時，而對于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關系的研究則明顯滯后。

對于國內研究而言，目前已有的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的影響研究還比較少。學者們大多側重于財政支出總量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或者是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關系的研究，鮮有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其與財政支出結構之間的關系。而且，在劃分財政支出結構的分類標準上大家還未達成共識，再加上對社會公平系數的界定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最終導致實證分析結論存在差異。寇鐵軍、金雙華（2002）以基尼系數為社會公平指標，將財政支出劃分為公共福利支出和非福利支出，利用簡單回歸分析得出我國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問題重視不夠的結論。孫文祥、張志超（2004）以城鎮對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額與農村居民人均收入的比值作為社會不公平指數，構造了六個模型方程分別研究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的問題，得出地方財政支出具有顯著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中央財政支出可以明顯改善社會公平程度，不同的財政支出項目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貢獻具有顯著差異的結論。王莉、冉光和（2007）利用基尼數據等指標進行回歸分析，得出財政支出結構對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呈負效應的結論。劉成奎、王朝才（2008）以城鄉居民收入差為社會公平指標，分析不同財政支出項目對城鎮、農村居民收入的影響。冉光和、潘輝（2009）對全國居民、城鄉居民以及東中西居民三個樣本進行公共支出與收入分配關系的VAR模型實證研究，得出公共支出對居民收入分配起到了負面影響結論。

綜上所述財務管理論文，國內外關于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影響研究基本上是圍繞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或者是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進行單一靜態研究。然而，追求經濟效率和社會公平是政府安排財政支出所面臨的永恒主題。只考慮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而忽視社會公平的問題，或者離開經濟增長而單一的研究財政支出結構與社會公平的關系，得出的結論都可能有失偏頗。這是分析財政支出結構對經濟增長與社會公平影響不可或缺的研究思路。基于此，本文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采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脈沖響應函數等動態分析方法系統考查財政支出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動態影響。

（二）理論分析

財政支出結構是指各類財政支出占總支出的比重。按照經濟性質不同，財政支出結構可以分為政府投資性支出、政府消費性支出和政府轉移性支出三種。三種支出在財政總支出中所占比重的變動，直接反映了財政支出職能的調整。一般而言，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直接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促進經濟增長。具體地說，從需求方面講，投資性和消費性支出與私人支出無異，直接構成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通過乘數效應拉動經濟增長；從供給方面講，投資性支出會影響生產函數而間接拉動經濟增長，如基礎設施建設等支出會形成社會物質資本，從而解決制約經濟增長的瓶頸因素；科學、教育以及衛生等領域支出會形成人力資本，從而提高勞動者生產率，改善社會生產技術，促進經濟持續增長核心期刊。相反，轉移性支出具有兩面性，它不僅能促進經濟增長，也能熨平收入分配不均。具體地說，從需求方面講，轉移性支出直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擴大了社會總需求。同時財務管理論文，當社會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時，轉移性支出能夠縮小甚至彌補收入分配不均的缺口，穩定社會公平秩序。從供給方面講，轉移性支出也是一種典型公共品，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特征。

因此，在財政支出結構上，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財政的資源配置職能較強；轉移性支出比重越大，表明財政的收入分配職能較強。

二、變量選取與研究方法

（一）變量選取

本文選取1978—2006年社會公平指標、經濟增長指標以及財政支出結構指標共同構建VEC計量模型進行分析。各變量均為年度變量，并用GDP平減指數扣除物價因素的影響。由于中國統計年鑒中沒有GDP平減指數，這里借鑒司春林（2002）的做法，用公式進行換算，GDPiindex表示第i年的GDP指數，GDP1978index表示1978年GDP指數（1978年=100），GDPi表示第i年的名義GDP值，GDP1978表示1978年名義GDP值。需要指出，我國預算外支出結構不具有明顯特征，波動性較大，所以我們暫不考慮財政預算外支出，所有數據均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8》以及國研網教育版宏觀經濟年度統計數據庫。

（1）社會公平指標上我們選取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衡量。首先，選擇上梯形面積法計算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基尼系數，具體計算公式為，M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組家庭累計百分比，Qi表示某一收入水平組收入數累計百分比。其次，按照R.Msunarum公式計算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具體計算公式為，G1G2分別表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財務管理論文，P1P2分別表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占總人口的比重，u1u2分別表示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u表示全體居民的人均收入，G表示全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

（2）經濟增長指標上我們選取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衡量。根據當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當年國內生產總值指數-100）/100公式計算而得，其中以上年國內生產總值指數為100。

（3）財政支出結構指標上我們分別選取財政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以及轉移性支出各自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來衡量。依據官方統計數據，財政投資性支出包括基本建設支出、挖潛改造資金和科技三項費用、支農支出以及科教文衛支出等；財政消費性支出包括增撥企業流動資金、地質勘探費、工業交通等部門事業費、國防支出以及行政管理費等；財政轉移性支出包括社會保障支出和政策性補貼支出等。

表1 變量定義表

變量名

變量解釋

變量名

變量解釋

Gini

全國居民基尼系數

GDP

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

GIV

財政投資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

GCS

財政消費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

GTR

財政轉移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

（二）研究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現象，本文首先利用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非平穩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借鑒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協整理論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以確定財政支出結構與經濟增長、社會公平之間的長期穩定關系。進步利用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揭示變量之間因果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向量誤差修正（VEC）模型，用數據的動態非均衡過程來逼近經濟理論的長期均衡過程，更加全面認識變量之間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和動態的短期關系；構造向量自回歸（VAR）模型，確定不同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動態影響程度核心期刊。根據研究需要，構造出分析財政支出結構影響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計量模型1和模型2。同時，為了避免模型回歸分析中可能存在異方差和多重共線性問題，對變量數據取自然對數。其中，i是滯后階數，n是樣本個數，是擾動向量。

模型1：

模型2：

三、實證檢驗結果與分析

（一）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

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滯后長度根據SIC法則自動選擇，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差分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表2的ADF檢驗結果顯示，樣本期間內僅有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是非平穩時間序列財務管理論文，但是它們的一次差分都是平穩的時間序列，即這兩個序列都是一階單整I（1）。

表2 ADF檢驗結果

變量名

檢驗類型（c，t，k）

ADF檢驗值

伴隨概率p值

結論

lnGini

（c，t，0）

-2.0240*

0.0430

平穩

lnGDP

（c，t，3）

-3.9201*

0.0263

平穩

lnGIV

（c，t，0）

-3.2130

0.1023

非平穩

D（lnGIV）

（0，0，0）

-4.7690**

0.0000

平穩

lnGCS

（c，0，2）

-3.4119*

0.0198

平穩

lnGTR

（c，0，3）

-2.3022

0.1790

非平穩

D（lnGTR）

（0，0，2）

-3.2291**

0.0024

平穩

注：（1）檢驗類型（c，t，k）表示ADF方程中的截距、時間趨勢項和滯后階數；（2）*、**分別表示在5%、1%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3）D表示對變量進行一次差分。

由于上述兩個變量都是一階平穩序列，其它變量都是水平平穩序列，因此，我們可以利用Johansen檢驗判斷它們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如果它們之間具有協整關系，則表示雖然在短期內它們具有各自的變動規律，但在長期內卻存在著共同的變化趨勢。根據AIC、SC信息準則以及似然比LR統計量確定最優滯后階數值為2。

表3 協整檢驗結果

原假設

特征根

Trace 統計量

Max-Eigen 統計量

None

0.8595

131.22**

51.02**

At most 1

0.7939

80.20**

41.06**

At most 2

0.6003

39.13

23.84*

注：**表示在1%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趨勢假設：時間序列有均值和線性趨勢項，協積方程只有截距項。

（二）VEC模型估計

表3的協整檢驗結果顯示，跡檢驗和最大特征根檢驗存在沖突財務管理論文，前者認為有2個協整關系存在，后者認為有3個協整關系存在。對于這樣的情況，檢驗估計得到的協整向量，并將選擇建立在協整關系的解釋能力上。同時，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我們得到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見表4）。

表4協整方程和誤差修正方程

協整方程

模型1

LnGini=-1.70LnGIV+9.37LnGCS-0.19LnGTR+12.98

(5.40**) (-1.73) (2.63*)

模型2

LnGDP=2.47LnGIV-26.81LnGCS+1.38LnGTR-25.01

(-6.25**) (2.91*) (-3.58*)

誤差修正方程

模型1

DLnGinit=-0.30ecmt-1+0.10ecmt-2+0.34DLnGinit-1+0.24DLnGinit-2-1.45DLnGDPt-1+0.46DLnGDPt-2

(-2.75*) (1.74) (1.05) (0.73) (-2.55*) (0.71)

+0.26DLnGIVt-1+0.35DLnGIVt-2+0.27DLnGCSt-1-0.44DLnGCSt-2-0.19DLnGTRt-1+0.11DLnGTRt-2+0.11

(2.74*) (0.76) (2.91*) (-1.36) (-1.07) (2.56*)

模型2

DLnGDPt=-0.02ecmt-1-0.003ecmt-2+0.07DLnGinit-1-0.16DLnGinit-2+0.39DLnGDPt-1-0.41DLnGDPt-2

(1.27) (-3.13*) (0.59) (-2.38*) (2.15*) (-2.71*)

+0.17DLnGIVt-1+0.05DLnGIVt-2-0.08DLnGCSt-1-0.08DLnGCSt-2-0.05DLnGTRt-1-0.03DLnGTRt-2+0.10

(2.30*) (0.32) (-2.78*) (-0.65) (-2.82*) (-1.04)

注：**、*表示在1%、5%顯著水平下拒絕原假設。

需要指出，括號內數字為T檢驗值，基尼系數取對數為負數，所以模型1協整方程表明長期中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與社會公平成正相關，且投資性支出貢獻度相對較大；財政消費性支出與社會公平無顯著關系。誤差修正方程表明社會公平變動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其負反饋修正機制產生效果，但修正速度很慢。經濟增長率、財政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的一期滯后差分值和轉移性支出的二期滯后差分值對短期社會公平調整都有顯著影響。模型2協整方程表明財政支出對經濟增長都有顯著影響，消費性支出貢獻度相對較大。誤差修正方程表明經濟增長偏離長期均衡關系時，其負反饋修正機制產生效果，但修正速度更慢核心期刊。社會公平、財政支出以及前期經濟增長都對本期經濟增長的變動有顯著影響。

（三）因果檢驗

Granger（1988）指出，如果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那么也一定存在某種形式的Granger因果關系，或單向的，或雙向的。協整分析得出的經驗方程只能表示變量之間存在相關關系或至少一個方向的因果關系，要想揭示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還需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

表5Granger因果檢驗結果

Null Hypothesis

Obs

F-Statistic

Prob

結論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72906

0.0291

拒絕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1.85800

0.1710

接受原假設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2.77932

0.0692

拒絕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3.96284

0.0238

拒絕原假設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0.07063

0.9749

接受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GCS

0.70548

0.5605

接受原假設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DP

26

3.05082

0.0537

拒絕原假設

Ln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2.39282

0.1004

接受原假設

LnGIV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96578

0.0581

拒絕原假設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V

0.37126

0.7746

接受原假設

LnGCS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0.54046

0.6604

接受原假設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CS

0.96788

0.4283

接受原假設

LnGTR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ini

26

2.33310

0.0815

拒絕原假設

LnGini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GTR

0.23638

0.8699

接受原假設

表5檢驗結果與ECM模型基本一致，在Granger因果關系上，我們取10%置信度水平可得到如下結論：（1）社會公平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經濟增長不是社會公平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我國社會公平問題比較復雜，經濟增長導致收入分配不均可能不是社會公平的決定性原因，可能還有人力資本和制度等原因。（2）財政投資性支出與經濟增長互為Granger因果，這符合凱恩斯乘數-加速原理。（3）財政投資性支出與轉移性支出既是經濟增長的Granger原因財務管理論文，又是社會公平的Granger原因。這表明除了擴大社會有效需求，財政投資性支出為私人創造了平等的受教育和醫療保健等起點公平條件，轉移性支出為私人脫貧致富的最終實現創造了結果公平條件。

（四）脈沖響應和方差分解

Johansen協整檢驗、向量誤差修正機制以及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僅能說明變量之間的長期或短期關系，而我們更關心系統沖擊對各個內生變量變化的貢獻度和各個變量對沖擊響應的方向、時滯效應以及穩定過程。為此，我們可以通過脈沖響應比較各種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和經濟增長的影響強度和方式，通過方差分解來進步評價不同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和經濟增長的貢獻度。

表6VAR模型平穩性檢驗

Root

Modulus

Root

Modulus

0.996398

0.996398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864283

0.864283

0.603642 + 0.570974i

0.83090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087091 + 0.859657i

0.864058

0.149442 + 0.727316i

0.742510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70197

0.670197

0.691905 + 0.508023i

0.858382

-0.600645

0.600645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0.155832

0.155832

0.798529 + 0.261842i

0.840363

如果被估計VAR模型所有根的模倒數小于1，則其是穩定的。若模型不穩定，此時模型并不具有可逆性，脈沖響應函數的標準誤差是無效的。在考察變量響應之前，先檢驗VAR過程的穩定性，如表6所有根的模均小于1，可以肯定VAR過程是平穩的、可逆的。

圖1 基尼系數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 圖2 經濟增長率對一個標準差新息的響應

（1）由圖1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性支出標準差擾動對基尼系數前十期產生正向影響，第六期達到最大值0.018494，從第十一期起轉為負向影響，之后逐漸收斂，表明財政投資性支出對我國社會公平的影響具有一定滯后影響；財政轉移性支出標準差擾動對基尼系數產生負向影響，之后逐漸減弱，雖然其后過程有細微波動，但在整個沖擊響應階段保持微弱的負向影響，表明財政轉移性支出對我國長期社會公平有一定促進作用；而財政消費性支出對基尼系數的影響不穩定，波動較大，后期逐漸收斂。

（2）由圖2可以看出，財政投資性支出標準差擾動對經濟增長率交替產生正負影響，最終維持在-0.001410影響水平上，這表明財政投資性支出對我國經濟增長先表現出引致效應，隨后產生擠出效應；財政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標準差擾動對經濟增長率產生正向影響財務管理論文，其后過程雖有波動，但在整個沖擊響應階段對經濟增長率保持正向影響，這表明財政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對我國經濟增長具有穩定的引致效應，不存在擠出效應。

圖3 基尼系數方差分解圖4 經濟增長率方差分解

（3）由圖3可以看出，財政消費性支出和經濟增長對基尼系數的影響很小，基尼系數預測方差主要受其自身、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影響，整個期間自身影響逐漸減弱最終鎖定43%，不同的是財政投資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的影響都是逐漸增加，最終分別穩定在33%和13%。

（4）由圖4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受其自身影響最大，除此之外基尼系數對其影響逐漸減弱至12.5%，財政投資性支出和消費性支出對其影響迅速增加至9%和13%，而整個期間財政轉移性支出對其影響基本穩定在3%。

四、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是構建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石。在社會公平與經濟增長日益沖突的背景下，本文從財政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三方面對我國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的影響進行了動態分析，最終研究結果表明：

（1）長期中社會公平有利于經濟持續增長，經濟增長對社會公平的影響不顯著核心期刊。但是，短期中經濟增長和財政支出對社會公平具有顯著影響。

（2）財政支出分別與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存在協整關系。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在發展變化中都存在著明顯的路徑依賴效應，反向誤差修正速度很慢，都需要不同財政支出的變動進行調整。

（3）在財政支出結構上，財政消費性支出對經濟增長具有顯著影響，財政轉移性支出對社會公平具有顯著影響，而財政投資性支出具有兩面性，基礎設施等物質資本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顯著，科教文衛等人力資本投資對社會機會公平和結果公平創造了條件。

因此，從本文的研究結果和我國社會發展的現狀來看，根據不同時期既定政策目標和社會環境，政府應該適時調整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和轉移性支出在財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具體而言財務管理論文，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做起：

第一，在財政支出以促進經濟增長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可以考慮增加財政消費性支出的同時，增加財政投資性支出。短期內，農村基礎設施、鐵路和公路等基本建設方面的投資性支出可以帶動經濟快速增長；長期內，科學、教育、文化和衛生等民生領域投資性支出可以緩解社會不公平壓力，這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第二，在財政支出以緩解社會不公平程度為首要目標的情況下，可以考慮適度提高財政轉移性支出比重的同時，適當增加民生領域財政投資性支出。不過，應特別注意不能簡單指望調整這類開支比重就能夠自動地實現改善社會公平的目標。因為，在我國社會公平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單單是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制度結構與變遷所帶來的不公平更是關鍵之所在。

第三，財政支出不能片面地把經濟增長和社會公平對立起來，而應有所重點有所兼顧。一定程度的社會不公平才能促進經濟持續增長，進而維持社會整體公平以及高質量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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