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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與危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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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與危機管理

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第1篇

次級按揭是指美國向信用分數較低、收入證明缺失、負債較重的人提供住房貸款,主要有3種類型,一是面向信用分數在660分以上、確有還款能力的客戶提供的優質貸款,二是面向信用評分在620―660分之間的中等客戶提供的“AitemativeA”式貸款,三是面向資產信用評級在620分以下、多數沒有固定收入憑證的“劣質客戶”提供的次級貸款。2006年,美國房貸款結構中,40%以上是“非優質資產”。根據次級貸款包裝成的CDO產品,國際清算銀行曾統計,美國CDO產品2004年更是1570億美元,2005年發行2490億美元,但2007年一季度就發行了2500億美元,泡沫到了極限。美國老百姓由于失去消費后勁而大量拖欠還貸,目前美國購房人兩月以上不能還款的非優質客戶人數正在高速向20%進發。美國抵押銀行協會稱,2006年美國第四季次級抵押貸款違約還款率創4年新高。違約率由2004年、2005年的10%急升至目前的14%。2006年獲得次級按揭的美國人有30%可能無法及時償還貸款。如果房價繼續下跌,銀根緊縮,購房者無法再融資,房貸違約金額可能升至3000億美元,其中次級房貸違約金額約占1700億美元。屆時,將有150萬至200萬戶住宅或被金融機構收回。數萬甚至上百萬借款者將資不抵債,全國有大約220萬人可能因為無力還貸而失去住房。

由于違約率不斷提高,拖垮了眾多的抵押貸款企業。2007年3月美國第二大次級抵押貸款企業――美國新世紀金融公司,由于超過84億美元的債務無法償還,于3月13日被紐約證券交易所停牌。月底,向美國聯邦破產法院提出破產保護申請,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倒下,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浮出水面。8月初,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據花旗估計,美國次級債風波已令聯邦國民抵押貸款協會(Fannie Mae,FNM)和聯邦住房貸款抵押公司(Freddie Mac,FRE)所持相關資產市值縮水47億美元。美國已經有超過50家發放次級債的機構關門,30多家次級抵押貸款公司停業,未來還可能有100家次級抵押貸款公司關門。8月15日,美國最大抵押貸款公司全國金融公司股價開始暴跌,標普花旗全球房地產指數在2007年第二季度下跌了4.5%,標普花旗歐洲房地產指數下跌10.4%,達到最低點。次貸危機迅速在美國乃至全球資本市場蔓延開來,2007年7月26日,美國股指收盤暴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下跌了300多點。受此影響,亞太股市7月27日紛紛下挫,日經指數跌幅較大,而澳大利亞、韓國等股指更是創造了2007年以來的最大單日跌幅。倫敦、法蘭克福和巴黎股市指標股指7月26日紛紛下挫。每每收到來自次級債的壞消息,就會引發美股大跌一次,連累亞洲、歐洲、南美等地股指急挫。2007年以來,由于次級債危機的傳染,已經引發了四次以上美國及全球股市的暴跌行情。全球股市出現多年罕見暴跌,次貸風波對中國金融業的影響也在增加,中國6家金融機構因次級債虧損共約49億元人民幣。美國次級債危機已演變成一場2I世紀以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二、危機管理機制缺陷:美國次級債危機爆發的基礎條件

危機若水,智主沉浮,“洪水理論”“告訴我們,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與美國危機管理中的失誤息息相關。次級債從風險積聚到危機的爆發乃至形成一種全球性危機,有一個很長的時間過程,是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直接導火索,也有基礎性影響因素,從根本上來說:危機管理機制上存在的缺陷是美國次級債危機爆發的基礎條件。

1、次級貸款制度產品設計上固有的缺陷。次級貸款產品是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及低利率假設的基礎上的。次債產品的創新刺激了美國居民負債買房,大家都在幻想房價會越漲越高,而利率則會保持在極低的水平。這種次級按揭客戶的償付保障不建立在客戶本身的還款能力基礎上,而建立在房價不斷上漲、利率不斷下跌或長期低利率政策的假設之上,顯然制度設計就沒有成功的基礎。理論上實際上假設就不成立,在房市火爆的時候,銀行可以借此獲得高額利息收入而不必擔心風險,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戶們的負擔將逐步加重,當這種負擔到了極限時,大量違約客戶出現,不再支付貸款,造成壞賬,此時。危機就會產生。從美國實際情況看,這種產品設計與實際運行情況差距很大,面向次級市場的貸款公司推出的很多新的貸款品種,如:3年可凋整利率貸款,5年可調整利率貸款,7年可調整利率貸款等。這些貸款的共同特點就是,在還款的開頭幾年,每月按揭支付很低且固定,但等到一定時間之后,還款壓力陡增。從實際利率來看,大部分次級貸款基于浮動利率,即貸款利率隨短期利率變動而變動。從2004年中開始,美聯儲先后J7次加息,將基準利率從J%上調至5,25%,使得借款人還貸成本激增,加上樓市開始向下滑落,使次級按揭還款出現拖欠的情況日益嚴重。從房價運行軌跡來看,近年來美國住房市場逐步降溫,使得房屋所有人的再融資變得更為困難。這種產品的弊端在于它是在永遠成立的前提條件下設計的,基礎條件一旦變化,危機就會不可避免地到來。

2、高風險資產以證券化方式進入投資市場,但無傳導隔離機制。資產證券化把房地產信貸包裝成有價證券(MBS債券)拿到在資本市場上去流通,以控制風險鎖定收益,后來又配合國際評級機構的評級要求設計出了各種衍生品:CDS、CDO以及CDO平方,等等。次級債風險由于通過證券被轉移到投資者身上,表面看,風險是分散了,但實際上它可能傳導到證券市場,讓投資者購買本來達不到投資等級的資產。在經濟全球化和金融一體化背景下,加之美國證券市場的開放性,金融市場的全球聯動性,金融風波一旦發生就會順著金融鏈條快速傳播、蔓延。結果,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在全球金融市場不斷傳遞和放大并繼續擴散,這種風險嚴重低估的證券化資產從美國金融體系傳導或轉嫁到國際資本市場。而在危機發生之前,次貸債券發行國沒有危機預案,以致于危機發生措手不及。加之各國危機管理水平和金融獨立性、穩定性較差,分散和化解危機能力較弱,各國對在經濟關聯度下的危機后果估計不足,隔離效率低下,沒有對市場一些信息提前進行處置。危機的傳導機制強于隔離機制和化解機制,以致于局部的債務危機演變成全球性金融危機,由產品風險上升為產品危機,由區域危機、行業危機擴散為系統性危機。由于主要發達經濟體之間的金融聯系緊密,美國次貸市場的影響對德國、法國和英國等國部分海外投資基金沖擊較明顯。而中國監管部門對金融機構從事境外信用衍生品交易管制實行比較嚴格的準入政策,相比較而言,中國商業銀行由于次級債危機形成的損失相對要小一些。

3、商業銀行失守了風險防范的基本原則。上世

紀90年代末,美國政府利用低利率及減稅政策鼓勵居民購房,在這種情況下,很多做房屋貸款的銀行、金融公司,借此大力擴張住房貸款。在激烈的競爭面前,不少金融機構降低住房信貸消費者的準入標準,美國標準的房貸首付額度是20%,但是近幾年已降到了零,甚至出現了負首付,以吸引購房者。一些中介公司放棄職業基本守則,銀行為短期利益(因為根據規定:劣質貸款的利率比聯邦基準利率高出2%一3%,比同類優質貸款也高出13%)降低房貸政策,結果根據不實評估報告,進行了風險貸款投資。貸款人可以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購房,僅需聲明其收入情況,無需提供任何有關償還能力的證明。商業銀行承擔了貸款的百分之百的責任。

4、監管缺位,政府應對危機能力較差。次級債危機并非僅僅是其規模大小的問題,危機過程所折射的是金融體系健全程度和信貸結構,以及對基本經濟面的影響。政府把對次級貸債券這種金融衍生品的評估和監督責任完全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私人機構留下太多操作空間,結果這些機構采用的評級標準并不十分真實、準確、可靠。在錯誤信息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信貸決策必然是錯誤的決策。當次級債危機發生后,美國政府高度重視住房信貸市場危機的監控和預警;重視在美國和國外恢復金融市場信心;重視個人住房信貸市場底層消費者,防止房地產市場降溫加劇;重視大型住房信貸機構的護市能力;重視利用國際金融市場的風險共擔作用。高調向市場投放貨幣,美聯儲還聯手歐洲央行、日本央行向市場注資,同時請出美國總統發表電視講話,用國家信譽向市場擔保。在各國央行緊急行動以及美國政府對金融市場的承諾下,到2007年8月底美國次級債危機有所緩解。但是該危機留下的問題并沒有結束。盡管如此,次債危機仍然不斷蔓延、加重,說明美國政府挽救市場一定意義上是失敗的,也說明危機管理的效率較差。

5、對次貸危機事先反映出來的信息沒有及時進行有效的處理。美國按揭銀行家協會2007年3月13日公布的提示性數據,2006年末美國整體按揭拖欠比率,升至4.95%,創三年半新高。其中次級按揭拖欠比率,升至13.33%,創下四年新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07年4月10日發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認為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出現問題帶來了一定的風險,如果政府等多個部門高度重視這些信息,一開始重藥治理,危機也許不會發生。

6、次級債信息不透明。公共產品應該接受監督,信息公開透明,次級房貸債券在發行過程中信息就不透明。當次級抵押貸款被打包成債券銷售給投資者時,債券投資者無法確切了解次級貸款申請人的真實支付能力。不透明時往往就會隱藏危機,這種債務風險不斷積累,為危機的發生埋下隱患。

三、加強危機管理:中國商業銀行必須關注的幾個問題

美國次債危機對國際經濟的沖擊和造成的經濟損失已充分顯現,從美國次債危機發生到形成的機理來看,中國的商業銀行加強危機管理,除了要注意當前國家宏觀經濟形勢中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房地產市場過熱,股市資產價值高估,國外熱錢流入過多可能會對商業銀行正常經營產生不良影響外,還主要取決于自身駕馭危機、管理危機的能力,能否建立自我抵御、防范和化解危機的管理機制。當前除了要做好危機防范、危機處理等危機管理的基礎工作外,還必須重點關注如下十個方面的問題。

1、樹立強烈的危機管理意識。只要放松了危機管理,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有可能爆發危機。1929年以來世界發生的金融危機,如拉丁美洲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基本上是源自于發展中國家,雖然20世紀90年代美國也發生過存貸危機,德國、西班牙也出現過銀行危機,但影響范圍很小。這次次級債危機源自于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然后波及到全球,這說明危機爆發不分國家是否發達,也不問歷史是否悠久,只要放松管理,忽視危機就可能爆發危機。因此,危機是無時不在無處不有,危機的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危機的忽視。在加快發展的同時,更要樹立強烈的危機管理意識,注意危機的管理。

2、時刻注意金融產品副效應的另一面。任何金融產品都是“雙刃劍”。次級抵押貸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2004年期間經歷過快速發展,從1994年的350億美元發展到2000年的1400億美元,如今高達8000億美元,有力地刺激了美國經濟的發展。作為一種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新產品,其價值與風險共存無可非議。作為管理者,在利用其價值的同時,更要注意危機措施的設計。因此,商業銀行在設計和推銷任何金融產品特別是衍生工具,在利用其價值的同時,應更多關注風險的防范。在發達的金融市場中,很多金融衍生品的設計和出售,往往涉及到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杠桿交易,尤其是對沖基金的操作,必須依靠杠桿交易進行。當風險發生時,風險立刻會被幾十倍、上百倍地放大。金融的全球化與衍生金融產品的作用本來可以分散風險,但當風險足夠大時,分散風險的鏈條也可能變成傳遞風險的渠道。

3、把創新建立在風險防范基礎之上。創新是商業銀行發展的動力,但創新需要強有力的風險保障機制。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客觀上需要金融不斷創新,而每次創新在給經濟金融發展帶來活力的同時,往往又埋下了危機的種子,因為每次創新都要對原來的體系進行革新,會面臨新的環境,打破原來的平衡,創新過程也是風險積累過程,美國次級債危機說明,政策的效率遲早要兌現,積累的風險遲早要釋放。防范與化解創新過程中的風險,是商業銀行高管人員必備的素質。金融創新基本上以風險的結構化設計與不同比例的杠桿融資為基本特征,任何杠桿比例,都有相應的放大效應,房價上揚時期,這種放大效應繼續擴大了市場的流動性,也使得投資機構獲得了高額的收益,但是在房價下滑和市場信心受到沖擊時,這種杠桿比例也使得金融市場的沖擊被迅速放大。

4、建立與國際金融市場既相互依存又相對獨立的金融市場,增強銀行系統的穩定性。資金的相互融通使得危機極富傳染性,在經濟全球化、金融一體化的今天,中國作為世界金融市場中的重要一員,無論哪個因素發生金融危機,很難不受影響。因此,中國商業銀行在積極推進對外開放同時,必須積極增強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在美國次級債危機發生之后,中國的資產市場情況似乎游離于風險之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構建了資本項目不能自由兌換的這道防火墻。因此,要根據實際需要,建立有效的資金融通與危機隔離體系,以抵御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

5、保持信用規模的適度增長。金融衍生產品的過度依賴和風險控制不當,是次貸風波產生的主要原因之一。現代金融衍生工具設計得都很復雜,投資者甚至都搞不清楚產品的結構,使得本來起到分散風險作用的衍生工具反而變成了風險品。中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商業銀行的信貸快速增長不可避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每年貨幣供應量差不多都以兩位數增長,

大大超過GDP增長速度。這種增長雖然對正在快速發展中的經濟來說不可缺少,但一旦超過警戒線可能會引發投資過快、物價上漲等經濟問題。因此,要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樹立正確的業績觀,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保持信貸規模的增長符合商業銀行基本規律。

6、重視海外投資組合和風險控制機制的建立。從投資者角度來看,相當多的銀行理財產品的購買者并沒有意識到理財產品中蘊涵的風險。

7、關注住房金融健康發展。近年來,大部分商業銀行已將住房信貸作為新的利潤增長點來加以發展,有的商業銀行個人住房抵押貸款在信貸資產中的比重高達40%以上。截至2007年6月末,中國房貸累計余額在4.3萬億元,其中給開發商的貸款為1.7萬億元,給個人的按揭貸款為2.6萬億元。在按揭貸款中,只有最長10年的固定利率類貸款和最長30年的浮動利率類貸款,平均的按揭成數不到六成,平均貸款期限17年,對應于1元貸款的抵押物市值通常超過2元。因此中國的按揭貸款出現類似美國次級債問題的可能性極小。中國目前房貸證券化產品很少,房貸只涉及銀行和購房者的簡單關系,不像美國次級債牽涉購房者、房貸公司、投資債券者等諸多主體。但商業銀行信貸擴張的沖動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中國的抵押貸款市場也存在重大風險,危機可能會以其他方式表現出來。如中國一些房地產熱點城市,房價收入比早已超過了12:1,中國人均存款不到1.4萬元,卻要面對十多倍的房價,因此,房價的適度回歸已成必然,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綜合價格的持續上漲,因家宏觀調控力度不斷加大,多次加息和提高準備金率必然對房市產生一定的影響,2008年初,商業銀行將開始執行新的貸款利息,歷次加息將一次性釋放,將明顯增加貸款購房者的負擔,這會給國內房市帶來新的變數。盡管國內目前不少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信用不好,但在房價持續上漲時,這種信用差的人不會暴露,因為高房價會把這些潛在風險掩蓋起來。但如果房價逆轉,其風險必然會暴露無遺。因此,要提高個人房貸資產質量,加強個人住房信貸監管,防止風險貸款產生;加快住房抵押貸款證券化進程,分散市場風險;穩定房價,防止房價發生大幅度波動。

8、積極推動貸款證券化。美國次級債危機的爆發并沒有讓美國的商業銀行陷入全面危機,原因在于,將次級貸款證券化,以高流動性實現轉讓,貸款風險也就隨之轉移出去。由于這些債權不是完全在美國的商業銀行體系內,結果美國次貸危機讓全世界的投資機構進行分擔,中國貸款的證券化程度很低,不良貸款的風險基本聚集在銀行體系內部,一旦出現危機往往是致命性的打擊。因此,通過證券化的推行可以有效地分散商業銀行風險。

9、嚴格資產業務評估標準和程序。次級按揭是基礎的資產,經過頻繁的包裝與證券化,最終的投資者及其投資的證券,與基礎資產隔離的越來越遠,最終的投資者所投資的證券與基礎資產的對應關系日益模糊,這就使得最終的證券投資者對于所投資的證券的風險評估難度加大。因此,對抵押資產的抵押應實行內外評估結合、評估結果社會公示、雙評估等手段,保證抵押資產足值、有效。

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第2篇

關鍵詞:城市危機管理;變量分析;預警機制

中圖分類號:C91文獻標識碼:A

城市化步伐加快造成人口急劇膨脹,因人為因素、自然因素,以及兩者疊加造成的城市危機頻度和程度迅速增加,城市危機所特有的放大效應和連鎖效應這兩大特點,使城市安全面臨空前挑戰。對城市危機管理變量的分析,有助于城市管理者提前掌握危機發生的潛在因素及轉化條件,建立相應的預警機制,還能幫助決策者預測危機一旦發生后可能的規模及強度,做好應急準備。

一、城市危機的變量分析

城市危機變量可以概括地分為兩類,即自然因素和社會因素。自然因素,如洪災、暴雪、地震等。自然因素屬于不可控因素,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能夠對許多自然因素進行預報或預測,可以提前做好防范準備;社會因素,主要包括社會政治體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社會文化教育水平和其他變量。

社會政治體制。政治體制是產生許多城市危機的深層次原因。民主的政治體制由于能夠較好地體現民意,可有效地消除或降低極端沖突行為。在其他政治體制下,尤其是社會轉型期,當社會結構劇烈變動及政治體制改革相對滯后時,容易造成權力的尋租和濫用,形成腐敗。社會對當局的信任度降低,穩定性減弱,容易出現危機。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一般來說,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產生危機的可能性越小。當經濟高度發展時,往往伴隨著科技的高度發展,在經濟手段和科技手段的雙重作用下,許多危機能夠被化解,危機產生的社會根基被削弱。社會經濟發展作為自變量,它是城市危機發生的一個深層次誘因,往往會通過其他中介變量起作用,如城市化與城市移民增長、傳媒和教育普及、經濟增長中遇到的困難與挫折等,引發社會矛盾與沖突,進而導致危機。

社會文化教育水平。社會文化教育水平要跟上時代的發展,順應時代的要求。倘若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而教育水平跟不上,人們的道德水準普遍下降,公共倫理失范,信仰缺失,人們的行為缺乏必要的規范和約束。既有的規范系統和道德評判標準在急劇變遷的社會結構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造成人們在行為抉擇時的嚴重偏離和越軌,一旦這種偏離出現集聚效應時,危機就會出現。

其他變量。其他變量實際上是上述三個因素的衍生變量,主要有社會結構失衡、社會貧富差距、社會分化與不平等,社會滿意度等。社會結構失衡是指國家在發展與變遷進程中,某一方面的社會結構與另一方面的社會發展出現不相適應的現象,如環境承載力超過經濟發展帶來的污染、某類產業過度泛濫、失業率過高、流動人口過度集中超過城市負荷等。貧富差距過大,處于社會底層的群體必然會對社會不滿,若這種不滿情緒不能得到有效宣泄和消除,長期累積下來在某一時期集中爆發,必然會造成社會沖突。社會分化往往是由于貧富差距和地區差距引起的,而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存在著特殊利益群體,以及當權者的權力濫用,容易使不同階層產生對立情緒,埋下危機的伏筆。

二、城市危機管理的預警機制

城市危機管理的預警機制,本文主要從危機管理組織結構、預警流程來論述。

1、城市危機管理的組織結構(圖1)

如圖1所示,城市危機管理委員會為城市危機管理的權威機構,負責城市危機預警研究以及危機發生時的緊急管理。危機管理辦公室和特別危機應急指揮中心分別作為城市危機管理委員會的日常辦公機構和危機發生時的應急管理機構。下設七個職能部門,分別是危機預防部、減災信息部、救災指揮部、數據分析部、心理輔導部、專家委員會、新聞中心。危機預防部主要負責城市危機預警、減災規劃、教育與訓練、重點防護對象和重點致災源監測等工作;減災信息部主要是對城市危機信息、減災資源信息進行管理;救災指揮部主要負責指揮協調各專門委員會的救災工作;數據分析部是城市危機管理委員會的研究機構,主要通過對相關數據的分析評估,進行減災戰略戰術研究以及減災技術研究,同時對城市各專業部門的減災課題的研究以及成果的推廣應用進行指導和協調;心理輔導部是由心理學專家對親歷危機的公眾進行心理輔導,通過合理的渠道和方式予以排遣,對已經產生或可能產生的心理疾病予以矯正和預防;專家委員會由高等院校和科研單位的有關專業權威人士組成,在嚴重危機發生時為城市危機管理委員會和應急指揮中心提供科學而迅速的決策咨詢方案,并為城市危機管理系統的建設提供咨詢和建議。

2、預警流程。危機預警流程主要是對危機變量進行識別、監測以及診斷和評估,本質上是一個信息管理流程。(圖2)

信息收集,主要任務是對與危機有關的自然變量和社會變量的一些顯性信息進行收集。將收集到的信息進行整理和歸類,形成清晰和有條理的信息,從整體上把握各類信息之間的聯系以及信息與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此外,還應進行信息識別,以排除干擾信息與虛假信息。經過整理和識別過程,將粗糙而雜亂的信息變成較為全面、真實、有用的信息。

信息分析和預測,將經過整理的信息轉化為一些簡單、直觀的信號或指標,為決策做準備。同時,利用各種預測方法,在現有信息的基礎上,預測危機變量在下一階段可能的狀態以及危機產生的可能性。

危機預測結果是指將上述分析和預測的結果采用書面報告的形式呈現出來,遞交有關決策者進行決策。

危機決策,是城市危機管理的最終決策者根據危機預測結果進行的措施以及策略的選擇,即是否需要對當前變量進行適當干預,降低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或者在變量是不可控的條件下,制定采取的危機應對措施。

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第3篇

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實踐具有悠久的歷史,特別是在自然災害應對方面,通過長期應急管理實踐已經積累了一些經驗,總結了一些思想。但是,這些危機管理實踐和思想尚處于自發狀態,還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危機管理。現代意義上公共危機管理在我國起步較晚,其發展源于社會風險增多和危機事實頻發,正如安東尼•吉登斯在《現代性的后果》中所描述:“核戰爭的可能性,生態災難,不可遏制的人炸,全球經濟交流的崩潰,以及其他潛在的全球性災難,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勾畫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險前景。”[1]當代世界已經進入風險社會,公共危機管理已然成為現代政府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我國是世界上受自然災害影響最為嚴重的國家之一,而且正處于經濟社會轉型期,各種社會危機、頻發,公共危機管理必然成為我國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職責和必備能力。

“公共危機管理主體是一個復雜結構,包括政府系統、企業、公民和各種非政府組織,其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是政府。”[2]63隨著市場體制的完善和公民社會的發展,政府與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處在不斷調試狀態,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主導地位”還存在著多種不同的形態,也就是說,目前我國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尚處在重塑階段。因此,我們以政府角色為切入點,通過觀察分析我國公共危機管理發展歷程總結歸納政府角色的嬗變規律,并以此為基礎,厘清政府與其他管理主體之間的關系脈絡,定位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角色,重塑危機管理中政府角色。隨著國家權力分化和政府能力提升,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中的職責日益清晰,政府角色不斷調適、逐漸成熟。第一個階段,政府是危機管理中的“全能者”,是公共危機管理的絕對主體,即政府處于領導核心地位,企業、非政府組織以及公民等主體被置于被動的配合與執行地位。第二個階段,政府是危機管理中的“領導者”,“只有政府才能具有如此強大的控制力量,才能動員各種資源和社會力量”,[3]24有效預防、及時控制和消除各種突發公共事件的危害。但是由于政府能力限制和職權約束,需要把一些權力讓渡于廣泛存在的各類社會組織以及公眾,讓他們發揮積極的作用。第三個階段,政府是危機管理中的“協調者”,政府積極吸納其他眾多的行為主體參與并共同應對危機,與其他行為主體進行協調形成多元組織、多重層次和多種行為主體共存的“多元協作”結構。

二、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

政府角色是政府在公共危機管理中一種制度化的行為模式,它在政府與其他主體的關系和互動中體現出來,通過政府在危機管理主體結構中的權責邊界來定位。我們可以通過考察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來定位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角色。

(一)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從本質上講,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是社會分工的一種體現。“政府與市場各自發揮其功能和作用,并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條件的變化沿著自己的軌跡而發展。”[4]政府與市場之間常常表現為一種互補關系,通過發揮市場的作用來糾補“政府失靈”,通過增強政府的作用來彌補“市場失靈”。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角色也是在這種互補關系中體現出來的。一方面,通過市場參與來提升政府危機管理能力。市場的參與既可以提升政府處理危機信息的能力,也可以增強政府危機政策的靈活性,避免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缺位”或“越位”。在突發事件中,企業也承擔著經濟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慈善的責任,而且廣泛分布的企業及其產品物流網絡可以快捷便利地為應對突發公共事件提供所需的諸多資源。另一方面,政府還需要對危機管理中的市場參與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市場自身的缺陷和市場發育的不完善會導致危機管理中集體性的非理,比如在危機救援中有些企業哄抬物價、捐助的物資以次充好等。這就要求政府在公共危機中適時轉換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依法對企業進行管理。但是,無論是政府還是市場都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失靈現象,政府與市場的同時使用還不足以解決公共危機管理中的困境,這時候就需要尋找“第三只手”———社會,來完善危機管理的主體結構。

(二)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在危機管理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存在兩種形態,即應然關系和實然關系。應然層面,應逐步實現由“權力本位”向“權利本位”的轉變,在危機管理中“需要通過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群眾對公共產品的共享權利。一方面通過法律限定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權力;另一方面保證權力行使要遵循法定條件和法定程序,并建立相關人員的責任追究機制”。[5]公民和非政府組織有序參與、協調合作,實現政府與社會良性互動,降低危機管理協調成本,提高危機管理的能力和績效。在實然層面,“權力越位”導致“權利克減”。危機管理中表現為非政府組織缺乏獨立性。首先,從產生來看,政府對非政府組織實行嚴格的“雙重管理”制度,非政府組織一方面要在民政部門登記,另一方面還必須找到一個對應的“業務主管部門”,這增加了非政府組織運行成本。其次,從運行來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之間協調分工不明確,政府過多地干預非政府組織的危機管理工作,限制了非政府組織的發展空間。我們通過厘清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明確危機管理中政府角色定位。政府本身應該是公共危機管理的“參與者”,因為政府能力的限制和政府體制的約束,危機管理中的政府已經不是“全能者”;由于市場發育不完善、社會發展不成熟,政府在危機管理中仍然處于“主導者”地位。但是隨著市場和社會的不斷發展,政府的“主導者”角色日益向“協調者”角色過渡。也就是說,目前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扮演著“主導者”和“協調者”的雙重角色,而“主導者”的角色日益淡化,“協調者”的角色日益凸顯,這代表了公共危機管理的發展趨勢。

三、公共危機管理中政府角色重塑

重塑公共危機管理中的政府角色需要從政府微觀結構入手,在職能結構層面,重構政府危機管理職能,逐步將危機管理整合到公共管理體系中,由非常態的應急管理向常態的公共安全管理轉變,逐步實現公共危機常規化治理;在權力結構層面,明確使用國家緊急權力的充要條件,合理界定國家緊急權力的權責邊界,逐步實現緊急權力規范化運行;在運行結構層面,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鼓勵非政府組織、企業、公民等主體積極參與,逐步構建“多元協作”的危機管理格局。

(一)職能結構層面,實現政府危機管理職能常態化

日益加速的全球化,使風險的生產和分配呈現出世界性的傾向;不斷推進的現代化,使危險和潛在威脅的釋放達到了前所未知的程度。烏爾里希•貝克在《風險社會》一書中論證了現代社會風險生產和分配的邏輯,他指出:現代化的風險“它們包含著一種打破了階級和民族社會模式的‘飛去來器效應’。生態災難和核泄漏是不在乎國家邊界的。……風險社會在這個意義上是世界性的風險社會。”[6]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政府作為公共管理機關,“如何有效履行危機管理職能,主動去研究各種可能威脅國家和社會穩定的因素,提前制定應對的方法,在危機不可避免時快速做出反應,及時、有效處理危機”,[3]19直接關系政府在公眾中的權威地位和良好形象。目前,以政府為核心的危機管理本質上是一種非常態危機管理,它強調政府的“主導者”角色,要求管理目標的回應性、管理主體的單一性和管理手段的強制性,是一種以“事件”為中心、相對被動的應急管理模式。這種危機管理模式存在三個方面的不足:第一,信息遲滯,缺乏應急管理的信息共享平臺,遲報、漏報、瞞報、謊報等現象嚴重。第二,關系混亂,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政府層面: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內部管理職責模糊、分工協作關系不明確;二是政府與社會關系層面:政府與非政府組織、政府與企業以及政府與公民之間行動銜接配合不夠、統一協調不足,不利于社會參與、資源整合;第三,制度缺失,我國應急管理法律體系不完善,法律責任不明確。現有的各種法律和預案缺乏操作性,而且相互之間不協調、不統一甚至相互矛盾、沖突。這一切影響了我國應急管理的績效,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應對各種自然災害或公共衛生事件,這從政府成功應對汶川大地震以及甲型H1N1流感的明顯績效中,可以得到佐證。另一方面對于技術災難或社會事件卻效果不佳甚至得不償失。例如,政府應對事故災難以及的管理績效卻難如人意。[7]所以,在當代風險社會里,由非常態的應急管理走向常態的公共安全管理成為公共危機管理發展的必然趨勢,這也成為目前政府職能戰略重構、重塑政府角色的重要途徑之一。政府危機管理職能戰略重構包括三個方面的內涵:第一,構建危機信息共享平臺,疏通危機信息溝通渠道,實現危機管理過程中的信息整合。第二,以地方政府為中心建立內部系統和外部系統、橫向層面和縱向層面協調聯動的彈性鏈接機制,調整權責結構、優化組織結構。[2]63第三,完善危機管理制度體系,強化制度能力建設。“制度能力建設是強化公共危機治理效果的重中之重。它只要集中在規范制度、監管制度、問責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等方面。”[8]總之,通過對政府危機管理職能的戰略性重構,實現政府危機管理職能由非常態化向常態化的轉化,以重塑危機管理中政府角色。

(二)權力結構層面,實現危機管理權力規范化

重構政府危機管理職能必須堅持法治原則,這是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也是有效化解危機的重要保證。“這是因為,在行使緊急權力、實施危機管理的過程中,易于出現權力濫用行為、發生嚴重侵擾后果,必須依法有效地約束行政權力、保護公民權利。”[9]關鍵是要加強國家緊急權力的法制建設,明確使用國家緊急權力的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合理界定政府在危機管理中的權責邊界。使用國家緊急權力(本文國家緊急權力的使用權包括決定權、公布權、執行權和監督權,它構成一個完整的權力結構)的必要條件是指必須要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才能運用國家緊急權力。“國家緊急權力就是國家在突發公共事件下依法迅速改變權力與權利的邏輯結構的法律制度。”[10]1這種改變集中表現為國家權力的擴張和社會權利的克減,這在無形中擴大了政府的權力邊界,改變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在一定程度上使社會從屬于政府。比如,突發事件中,政府有權征用個人財產,這是國家緊急權力擴張影響公民權利的典型體現。明確規定征用時機、征用標準和征用程序,而且事后對征用造成的損失予以補償,也就是說具有適當的條件、合理的目的、合法的程序,構成了國家緊急權力的實體條件和運行流程,適用國家緊急權力的必要條件。當然,由于突發事件存在不同類型、不同階段,而且危機社會危害程度和影響范圍也各不相同,政府一般采取“分級、分類、分期”的應急管理模式。這意味著政府需要根據不同類型的突發公共事件,及其造成的危急情形和社會危害程度,劃分為不同的級別,從而采取不同的應急措施。也就是說,政府必須根據突發事件的不同類型、不同階段、不同級別合理的調整國家緊急權力結構和功能,實現政府角色重塑的合法性。[11]使用國家緊急權力的充分條件是指如何才能準確地、有效地運用國家緊急權力,它包括了國家緊急權力的使用主體和使用范圍。國家緊急權力的使用主體只能是擁有公共權力的國家機關和國家公務人,其核心主體是政府。在風險社會的語境下,維護公共安全是政府的首要職責。因為政府掌握著資源分配的主導權,享有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的合法權力,而且層級化、專業化的政府組織體系具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這是其他公共權力組織所不具備的。[2]63-64《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第九條中明確規定:“國務院和縣級以上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是突發事件應對工作的行政領導機構”。國家緊急權力的使用范圍是指國家緊急權力發揮效力的時間范圍和空間范圍。國家緊急權力的時間范圍包含兩項內容:一是國家緊急權力從開始至終止之間的有效時間(有效期);二是國家緊急權力是否對其實施前發生的行為有追溯既往的權力。[10]290國家緊急權力的空間范圍是指國家緊急權力發揮效力的地域界限。

綜上所述,國家緊急權力的使用前提、使用目的、使用程序、使用主體、使用范圍共同構成了運用國家緊急權力的充要條件,通過危機管理權力規范化,實現政府角色重塑。

(三)運行結構層面,實現危機管理主體多元化

實踐證明,政府是應對突發公共事件的主要參與者,同時市場和社會也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因此,協調政府間以及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形成有效合力,實現危機管理主體多元化成為危機管理的必然選擇和發展方向,也就是說,危機管理中政府的“協調者”角色不可或缺。所謂“多元協作”是指危機治理諸主體———政府、企業、NGO和公民等———借助一定的制度和信息平臺,有效整合,協調聯動,以期有效地預防、應對和消弭危機。[12]“多元協作式”危機管理模式以政府系統界限為劃分標準,包括兩個部分:一是政府內部協作系統,二是政府與社會協作系統。政府內部協作系統是危機管理“多元協作”格局的核心部分,它包含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政府內部協作系統的橫向層面是指政府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的協同運作,它以功能為分界,實現“多元協作”中的跨部門管理。例如,后勤系統主要是為危機管理過程所需的各種服務提供保障,就目前來看,承擔這一職能的部門就包括財政、交通、通訊、衛生、醫療、保險、救援等多個部門。[13]在危機管理“多元協作”過程中,必須明確各組織機構的職責權限,統籌協調、合理配置物力、人力和財力。政府內部協作系統的縱向層面以行政組織層次為分界構建,它包括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協作、省際政府間的協作、省內政府間的協作等。政府內部協作系統包含兩個變量“即處理公共危機過程中涉及的行政組織層次和行政組織數目。如果公共危機中參與的行政組織層次越高、數目越多,那么,政府協調程度越高;反之,政府協調程度則越低。在這兩個變量中,行政組織層次的權重大于行政組織數目,因為層次越高說明處理公共危機難度越大,動用的社會資源越多,社會影響越廣。”[14]

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圖書館;危機管理;現狀;對策

1 、圖書館危機管理內涵

關于危機的含義,不同的學者持不同的看法。美國危機管理專家菲克認為危機是一段不穩定的時間狀態,它的出現和爆發嚴重影響社會的正常運作,對生命、財產、環境等造成威脅、損害,超出了政府和社會常態的管理能力,決策者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做出決定。若處理得當,則可轉危為安,更上一層樓;若應對失當,則將一敗涂地。無論學者們如何解釋危機,我們都不難看出危機具有以下特性:發生的突然性,性質的負面性,后果嚴重性,前景的不明性,應對的快速性。基于此,我們認為圖書館危機就是發生在圖書館內外的,給圖書館及其人員帶來不良后果的事件。一般而言,圖書館危機包括讀者和工作人員的傷亡突發事件以及對圖書館的設施、資源具有破壞性威脅的事件,如火災、自然災害、計算機病毒入侵、黑客入侵、恐怖行為等。這些危機,有的屬于突發性的,但也有的屬于漸進性的。

2、圖書館危機管理的必要性

我們從圖書館所處的內外環境來看,可以說是危機四伏。(1)從外部環境來看,現階段我國正處于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根據世界發展進程的規律,我國當前恰好對應著非穩定狀態的頻發階段,應對著人口、資源、環境、效率與公平等社會矛盾的瓶頸約束最嚴重的時期,社會失序、經濟失調、心理失衡等問題就會比較容易發生,從而形成一些不穩定因素。加之自然環境惡化造成自然災害頻發,也很容易因此引發為危機。圖書館作為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難免會波及和影響到圖書館的工作和安全。(2)就圖書館內部環境而言,作為信息資源匯集、人流、設備密集的地方,也容易引發因管理不善或人為因素造成的破壞性災難。圖書館作為開放性的社區信息服務中心,除了肩負起文化傳承、推廣教育的任務外,確保所有讀者能在安全、舒適的環境下安心地使用各項圖書資源與服務,亦是所有圖書館的責任。

3、我國圖書館危機管理的現狀及其框架建立

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關于危機管理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圖書館危機管理方面的研究還非常薄弱。從我國圖書館危機管理的硬件上看,既沒有設立常設的危機管理機構,也沒有制定權責明確的危機反應機制,更沒有專業的、規范的圖書館危機處置流程;從軟件上看,我國大多數圖書館人員缺乏足夠的危機管理教育訓練,危機意識淡薄,應對和處理危機的能力不強,導致圖書館在運作過程中,常常因為自身的行為埋下危機的隱患,加大了危機發生的概率和破壞力。所以改變我國圖書館危機管理的現狀,提升我國圖書館危機管理的能力,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根據危機的生命周期理論,危機的生命周期一般分為潛伏期、爆發期與解決期三個階段。因此,圖書館危機管理也應圍繞這三個不同的階段設計。根據圖書館管理過程、危機征兆出現、危機爆發、危機解決及其所對應的危機潛伏期、爆發期和解決期這幾個階段的特點與難點,分別采取危機的事前預防管理、危機的事中控制管理和危機的事后恢復管理。

4、圖書館危機管理的對策

4.1、危機爆發前的預防管理

在日常工作中,防微杜漸,把誘發危機的苗頭連根除掉,是危機管理中的最高境界。綜觀圖書館的危機事件,許多都是因為在日常的工作中粗心大意造成的。因此,要避免危機的發生,就要把預防放在首位,在危機發生前就采取措施,以防止危機爆發。為此,我們應做好以下工作:

(1)居安思危,牢固樹立危機意識。圖書館要搞好危機管理,必須首先樹立正確的危機意識,這是做好危機日常預防和管理的重要前提。圖書館管理者必須居安思危、治而不忘亂,從保護人的生命安全與文獻信息資源的安全的高度,充分認識圖書館危機管理的重大意義,做好對抗危機的心理準備和物質準備。

(2)科學制定預案并加強演練,將危機管理規范化、制度化。在圖書館的工作實踐中,要防止危機、扼制危機,必須在日常工作中時刻保持對自己所處的內外部環境通盤的了解和清晰的認識,要洞悉可能誘發危機的潛在因素,全面做好危險源的普查工作,并對這些可能造成的危害進行評估,將有可能發生的危機類型按概率依次排列,考慮其可能造成的后果,研究其處理辦法,建立相應的監控和預警管理機制及早進行必要的防范,努力確保這些薄弱環節不會轉變為危機。同時,為搞好危機時刻的危機管理,必須實現危機管理的規范化、制度化。在日常管理中要針對薄弱環節做好危機預案的制定和適時組織員工和讀者進行演練,從中發現問題,不斷進行修正,確保預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4.2、實施危機事件中的控制管理

盡管我們建立了完善的預防機制,但危機不可能完全得以消除。因此, 要主要做好以下工作:

(1)控制事態,迅速查找危機的原因所在,運用一切辦法限制危機的發展。由于危機的產生具有突變性和緊迫性,此時暴露出來的問題又可能是圖書館一直以來的軟肋,用常規管理的手段或措施已經無法挽回。因此,在處理危機時,應針對具體問題,隨時修正和充實危機處理對策,改善管理、隨機應變、靈活應對。

(2)加強與媒體和公眾溝通,負責人應以最短時間發表坦誠的聲明,減少危機發生時來自公眾和媒體的可能的放大或沖擊效應。對于內部原因造成的危機,在處理過程中,要本著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查必真、懲必嚴。要勇于承認錯誤,承擔責任,千萬不能隱瞞、包庇。按兵不動或采取駝鳥政策是危機處理的大忌。以國家圖書館曾發生的巴金贈書流失事件為例:事件發生后,國家圖書館沒有迅速做出反應,對此事的發生遲遲沒有答復和解釋,直到媒體介入并產生巨大的社會不良影響時才查找病源,開展調查,進行處理。國家圖書館對該事件缺乏誠意和反映遲鈍的處理方式使其在社會上的形象極大受損,造成很難彌補的損失。

4.3、危機的事后恢復管理

危機事件總是為圖書館帶來一定的有形和無形的損害和危害,此時危機管理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將圖書館的運作恢復到危機前的狀態。其次,危機恢復管理是圖書館獲得新的發展的前提準備,為圖書館新一輪發展提供契機。因此要努力做好善后重建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因危機而造成的損失和影響。在平息危機事件后,圖書館應該調動一切力量,盡力彌補危機所帶來的消極后果和負面的影響,把善后工作踏踏實實地做全做好,最大限度地挽回因危機而失去的聲譽,重新樹立圖書館美好的公眾形象。此外,還要從危機中總結經驗教訓,堵塞管理中的制度和機構的漏洞,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只有這樣,才能轉危為機,繼續前進。

總之,圖書館危機管理,在危機爆發前,重在管理制度和計劃的制定與執行,相關訓練的強化。危機發生時,重在減少危機帶來的損失,并充分運用組織資源解決危機。危機化解后,則重在事后的復原、評估與反思,完善危機管理。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反應迅速、調控靈活的圖書館危機管理系統一旦建立和完善起來,我們就能遇變不驚,處于泰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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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薛瀾, 張強, 鐘開斌. 危機管理轉型期中國面臨的挑戰[M] .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 2003.

危機與危機管理范文第5篇

關鍵詞:高校;危機事件;危機管理;意識培養

中圖分類號:G64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4-0247-03

穩定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前提,高等學府作為社會發展中堅力量的集聚地,它的穩定是社會穩定的核心組成部分。高校學生危機事件所普遍具有的階段性、緊急性、敏感性、群體性、傳染性等特點,使其成為導致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現目前,我國各高校處于機遇發展和矛盾凸顯的并存時期,直面高校危機事件頻繁發生的現實狀況,維護校園穩定、構建和諧校園氛圍便成為當前高等學校的第一要務和價值訴求。

一、高校危機事件管理現狀分析

隨著我國高校教育體制的深入變革,高校人數急劇攀升、高校教育資源緊缺、高校系統管理機制的缺失,加之教育體制固有的滯后性以及多元化利益的沖突,學校的各種矛盾日益交織,高校危機事件發生頻繁,例如2004年備受關注的云南大學馬加爵事件,2008年上海商學院火災事件,2010年廣州藥學院大學城校區食物中毒事件,高等學府的管理漏洞不斷顯現,不穩定因素日益攀升。近年來,隨著國家各部門對維穩工作的關注,促使我國高校危機管理在不斷摸索中逐步走向法制化、規范化、程式化,高校危機管理略顯成效。但由于高校危機事件的敏感性、傳染性、雙重性、復雜性等特點,不難發現,目前我國高校危機管理仍然存在許多問題。

(一)制度保障缺失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自2003年SARS群體性危機事件導致國民恐慌之后,國家對公共危機事件的關注程度空前絕后。2006年1月8日,國務院了《國家突發事件總體應急預案》,它的頒布施行,開啟了我國危機事件法律制度建設的先河。隨后各省市結合自身實際情況,紛紛制定與頒布了相應的應急預案或細則,標志著我國各高校危機管理機制實現了從無到有的質的飛躍。現目前,由于高等學校在危機事件管理的制度建設方面重視程度不夠,導致危機管理制度發展滯后,大部分高等學校仍未建立完整的危機制度體系。待校園危機事件發生時,缺乏理論依據的校方,不能有理有據地及時處理危機事件,導致其在危機事件的處理上往往處于不利的被動地位。高等學校在學習與借鑒、探索與研究危機事件制度建設方面顯得尤其重要。

(二)危機事件的隊伍建設不健全

隊伍影響管理,管理影響效率。危機事件的復雜性與雙重性決定了危機事件處理具有多面性,需要結合多方面的綜合性知識進行分析和處理,例如涉及社會輿論的傳播學知識、涉及心理問題的心理學知識、涉及安全的法律知識等,這就要求校園危機事件的處理小組中必須有涉獵某一方面的專業知識的成員,并且明確分工,各司其職。現目前,我國大學生危機事件管理仍然處于初級的探索研究層面,缺乏系統的人員分工和職責分配,危機事件發生時,由于隊伍建設不健全,往往是各相關部門統一出動,統一應對,統一解決。當危機事件處理不及時或不恰當需要承擔責任時,各部門卻相互推諉,互相推脫,難以保證危機事件處理的效率與質量,給高校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方面的有形損失,更是涉及到學校名譽權等無形的損害。隊伍建設的不合理與不健全,嚴重影響著危機事件發生前預案的制定、發生時事件的應對與處理效率,以及發生后危機事件的責任承擔。

(三)危機意識教育缺乏

通過對合肥部分高校學生問卷調查數據顯示:第一,在危機事件的認知與了解上,接近90%的同學一般了解,僅僅聽說過,2.5%的同學對校園危機事件一無所知,僅有7.5%的同學對校園危機事件比較了解。總體而言,學生對危機事件認知與敏感程度處于較低的水平。第二,在應對校園危機事件的心態上,67.5%的同學感到有點緊張,還有10.5%的學生在危機事件到來時不知所措,不難看出,在應對危機事件時,學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待進一步加強。第三,在應對危機事件的能力培養上,30%認為很有必要,55%的同學認為無所謂,甚至有5%的同學覺得浪費時間,危機意識普遍缺乏。同時,在接受危機事件的培訓上,72.5%的同學傾向于進行相關的實戰演習,認為實戰比培訓更重要。此外,在自我救助知識方面,75%的同學表示只是偶爾聽說,綜上所述,危機意識、實戰演練與培訓的缺乏,導致在危機事件到來時,學生感到無比的慌亂與無序,引起我們深刻反思。

(四)信息溝通不暢

當今是21世紀的知識經濟時代,網絡科技技術的突飛猛進加速著信息傳播,信息全球化可能會讓人一夜成名,風靡全球;但也可能讓人頃刻之間身敗名裂,臭名遠揚。危機事件發生后,信息上呈下達的速度決定著危機事件處理的有效程度,校園危機事件處理的不及時,大部分原因都歸結于信息傳播的不通暢,具體表現為:第一,校內系統溝通體系不健全。由于缺乏科學的系統化的溝通機制,由學生寢室、班級、學院、學校組成的校內溝通體系無法及時溝通、迅速傳達,導致危機事件不能得到有效的處理。第二,校外系統溝通渠道不暢通。在危機事件的交流上,高等學校與高等學校之間在危機事件的預防、處理等全過程缺乏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借鑒,導致校園危機事件呈現出一定的封閉性。在危機事件的上呈與報告上,高等學校與地方政府之間在博弈,一方面,在危機事件發生后,高等學校往往本著學校聲譽出發,不愿意上報地方政府。但另一方面,危機事件發生后,由于新聞媒體以及社會的輿論壓力,高等學校往往需要地方政府的強有力支持。在同級溝通上,在高等學校與學生家長之間,在危機事件發生后,難以及時聯系到相關的學生家長,使我們在危機事件的處理以及善后的過程中難以采取合理的應對措施,導致事件影響程度擴大。

二、高校危機事件管理的對策研究

大學生危機事件的發生不僅可能涉及到學校、老師、學生以及家長,還可能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新聞媒體、相關上級機構等,其所具有的特質決定它可能產生不同程度的蝴蝶效應,高校危機事件處理的情況直接關系到全校師生的安全、校園的持續穩定以及學校的聲譽。而現目前,校園危機制度的缺失導致事件應對與處理無法可依,危機隊伍不健全導致事件處理困難重重,意識教育缺乏導致事件應對舉步維艱,信息不通暢導致事件處理低速低效。在秉承以人為本的危機管理理念基礎上,針對當前嚴峻的高校危機事件局勢,采取措施解決當前的主要問題,顯得極其重要。

(一)分門別類構建相對完善的高校危機管理法律體系

校園危機事件按照不同的依據,可以分為不同的類別,有學者認為,以受害對象為依據,可以分為人身安全危機、財產安全危機、學術危機以及誠信危機4大類。根據當前高校危機制度普遍缺乏的現狀,高校在構建本校的危機事件法律體系時,不僅要建立總體的指導性法律,如“××大學危機事件應對與處理條例”,包括處理的總方針、政策依據、指導思想、應對與處理原則、機構設置以及不同組成人員的權利義務等。與此同時,結合高校各類危機事件的不同特點,在總體指導性制度的基礎上,分門別類研究與制定不同的危機事件處理預案或者細則,例如《××大學關于人身安全危機事件的應急預案》《××大學關于財產安全危機的應急預案》《××大學關于誠信危機的應對與處理細則》等,點面結合,總體與細則相結合,相輔相成,構建完整的危機事件制度保障體系。

(二)培養全方位的危機管理隊伍

危機管理隊伍是否合理,直接影響著危機事件的處理成效。一方面,隊伍建設。建立決策層、管理層與執行層,其中,決策層由相關專業人員與學校最高領導組成,即心理咨詢專員、學校偵查人員、安全保衛人員、法律專員、網絡監測與輿情管理人員、新聞發言人以及校長組成,對校園危機事件進行全方位分析,全權負責危機事件的決策工作。管理層由相關的危機事件分管副校長、學工部門負責人、學院負責人組成,上傳下達,統籌協調危機事件中的各項工作。執行層由相關的學校專業危機事件小組、學院負責人、輔導員、班長、寢室長聯合進行,作為基層的事件現場負責人,負責執行相關的決策決定,及時更新事件動態,與學生同在,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另一方面,特色建設。第一,創建通訊專員隊伍。決策層、管理層與執行層,各層級設置專門的通訊員,并進行保密等專業培訓,保障信息暢通,傳達及時,真實可靠。第二,建立學生信息員隊伍。在學生中,充分發揮學生黨員的先鋒作用,設立班級信息員,年級信息員小分隊,學院信息員小組,了解周圍動態,及時反饋異常行為。做到凡事從基層中來,到基層中去。

(三)建立多元化的危機意識培養與植入體系

意識是行為的先導,多元化的意識培養體系有利于提高全校師生應對與處理危機的整體水平。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高校學生危機事件可以根據其侵害客體的直接權利不同作以下劃分:第一,侵害以全校師生為主體的生命健康權事件。如學生自殺、食物中毒事件。第二,侵犯以師生、學校為主體的名譽權事件。如學生食堂地溝油事件。第三,侵犯以學校正常的科研和教學秩序為前提的發展權事件。如學生罷課、游行示威等。因此在體系建立方面,第一,開展系統的危機事件理論學習是前提。根據問卷調查不難發現,學生對校園危機事件了解甚少,在理論修養上,學校的相關專業人員應以危機事件的相關概念與具體的實際案例相結合,分章節對全校師生進行系統的理論知識學習,并做好相應的宣傳報道。如在學校危機事件法律系統方面,在學校制定后,應組織專門人員進行系統學習,并將相應的細則或方案用流程簡圖表示,在學校范圍內通過廣播、校報、年級大會、主題班會等各種傳播渠道進行系統的傳播。第二,加強危機事件實戰培訓是關鍵。根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學生對危機事件的實戰訓練頗感興趣,認為通過實戰訓練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在系統的理論培訓后,針對不同的危機事件,我們可以借鑒法律案件中常用的“偵查實驗”方式,對危機事件的發生發展進行現場模擬,由學生扮演相關人員各就各位,各司其職,通過實戰演練來增強學生對危機事件的了解,提高其自我保護能力。同時,教會學生關于一些自我救助的常識,例如滅火器的使用、火災逃生方法與技巧、地震前兆觀測等。第三,建立完善的心理培訓系統是重要補充。為了預防侵害生命健康權等事件的發生,要對全校師生進行有重點、分層次的危機心理培訓,不僅要針對其個人的心理進行分析探究與量化疏導,而且要通過介紹和傳播校園危機事件,培養師生養成正確的危機應對與處理心理,提高全校師生的整體心理素質。

(四)創建多層級、廣覆蓋的信息傳導系統

知識經濟時代的發展要求我們的信息傳導系統必須逐步實現網絡化。一方面,建立多層級的信息傳導系統。多層級務必求真求實,從寢室到班級,班級到學院,學院到學校,學校到政府,要建立暢通的信息渠道,在每個層級,實行個人負責制,即寢室長、班長、輔導員、學院書記、學工部部長、分管副校長、校長、政府維穩辦負責人,保持相互暢通,情況緊急時可以越級上報,逐層上報必須保證信息的真實性,時時把握時間的動態發展。在學校與家長溝通上,要以班級為單位,從學生入學之初,建立完善的新生電子信息庫,并進行動態更新,力求在危機事件發生時能第一時間聯系到相關家長,保護學生和學校的雙重利益。另一方面,建立廣覆蓋的信息傳導系統。廣覆蓋主要目的是求擴散。微博、人人網、QQ群、論壇、電子郵件、飛信以及博客等網絡時代的產物,隨著網絡科技的日新月異,傳播速度可見一斑。輔導員在日常管理中,注重本學院的網絡渠道交流平臺創建,并在日常運用中,加強學生的各方面思想政治與生活疏導,提高其在學生中間的普及度和知名度,待危機事件到來時,可以迅速的傳播相關的危機資訊,有效控制某些危機事態的發生發展。與此同時,增強網絡輿情監管和控制也是必要的,避免網絡傳播帶來的種種負面影響,真正做到轉危為機,取得良好的社會輻射效應。

高校作為新世紀人才的重要培養陣地,是一個人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得到進一步提升與塑造的象牙塔。解決現目前高校危機事件中的主要矛盾是高校穩定的內在要求,有利于保障高校的持續發展。以明確的制度作指導,健全的隊伍為有力支撐,危機意識普及為重要前提,信息傳導為有力保障,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共同發展”的高校自主管理與發展理念下,力爭實現高校管理依靠人、高校發展為了人的辦學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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