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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發展論文范文第1篇

［論文摘要］隨著我國人均收入的不斷提高和雙休日的實行，越來越多的人利用節假日外出旅游，特別是近年出現的鄉村旅游讓許多人度過了輕松而有趣的周末。鄉村旅游的出現為城里人提供了方便，同時也帶動了農村旅游經濟的發展。不過也出現了諸多不如人意的問題，如衛生條件較差、基礎設施不完善、缺乏整體規劃、產品形式單一雷同等。要想發展農村旅游經濟就必須采取措施，解決鄉村旅游出現的問題。如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游規劃，實施“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多渠道籌集旅游發展資金，加強宣傳等。

現代旅游最重要的特征是普及性和大眾性。所謂的普及性和大眾性，實際上就是最大程度按照大多數人的收入水平和閑暇時間來開展旅游活動，旅游業也采取各種措施吸引盡可能多的人消費自己的產品，使企業占有最大的市場份額。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大眾旅游興起以來，經常性的休閑度假已漸漸取代一年一次或幾年一次的觀光型旅游而成為旅游的主要形式，西歐發達國家每人每年外出旅游3至4次，在英國已占到全國人口的55%，瑞典更高達75%，休閑度假已成為發達國家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

在我國現階段，雖然人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多數人的收入仍然十分低下，衣食之外稍有節余卻不足以很風光地遠行逍遙。而社會時尚的召喚、追求生活質量的意識，促使現今中國平民十分渴望休閑度假。但是，國內旅游業卻在一定程度上因盲目、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視他們的需求。在我國，因為人均收入水平較低，旅游者占總人口的比例依然很小，而且主要集中在城市。對大多數人來說，旅游還是奢侈品，只有少數市民節衣縮食一年或幾年才能外出旅游一次。這種“打牙祭”式的消費遠遠不能滿足廣大市民返璞歸真、回歸自然的渴望和高漲的旅游需求。一些主要面對國內游客的旅游熱點，因季節性強、旅游交通擁擠、旺季人滿為患和價格上漲、質量不佳而使游客往而卻步或掃興而歸。旅游熱點的門中門、票套票和部分旅游業的不規范操作行為，也使某些旅游企業聲名狼藉，為人詬病。一邊是豪華賓館的冷若閑置、國家財力的耗費，一邊是廣大工薪階層因阮囊羞澀而無力消費、望洋興嘆；一邊是旅游熱點的季節性人口過密，一邊是大眾化旅游產品的缺少。高漲的旅游需求與旅游產品不如人意之間的尖銳矛盾，使國內旅游市場上形成一個巨大的空白和廣闊的真空地帶。在普遍的返璞歸真、回歸大自然的休閑度假需求得不到滿足的時候，幾個人自發去郊游，在農家短暫歇腳休息卻產生了國內旅游業一個影響深遠的新生事物——“鄉村旅游”，即以農業文化景觀、農業生態環境、農事生產活動以及傳統的民俗為資源，融觀察、考察、學習、娛樂、購物、度假于一體的旅游活動。

一、鄉村旅游的興起無疑帶動了農村旅游經濟文化的發展。

1.吸納農村多余勞動力，增加農村收入。鄉村旅游以“離土不離鄉”的形式為農民提供了新的就業門路。廣東河源市的蘇家圍景區，自2000年開展鄉村旅游以來，當地農民的人均年收入從當年的1000多元上升到3000多元。鄉村旅游，使祖祖輩輩靠老天吃飯的農民，也享受了經濟社會的成果，走上了致富之路。

2.促進農村文化發展。鄉村旅游在城鄉之間架起了文化傳播的橋梁，城市居民在鄉村旅游活動中感受到了農村生活的風貌，同時傳播了城市文明。農民群眾在旅游服務實踐中開闊了視野，學習了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生活方式。

3.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旅游活動包括吃、住、行、游、購、娛六大主要要素，這使得以農業為主的農村經濟結構得到優化和補充，帶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二、鄉村旅游出現的諸多問題抑制了農村旅游經濟的發展。

1.各區域“各自為政”，難成規模效益。鄉村旅游一般以戶為單位，沒有統一規劃，盲目開發資源，不做切實可行的旅游發展規劃，導致農村旅游業不能健康持續發展。

2.缺乏宣傳，沒有品牌效應。一些鄉村旅游經營者市場促銷意識不強，缺乏主動宣傳和參加集體促銷的積極性。

3.鄉村旅游開發資金嚴重不足。旅游資源的開發需要強大的資本做后盾，農村旅游資源的開發更需要大量資金做支撐。農村一直以農業經濟為基礎，其經濟實力還很薄弱，由于鄉政府不可能對其旅游發展做大規模投入，加之農民收入有限，因而資金短缺就成為制約農村旅游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4.基礎設施建設仍需不斷加強。由于資金投入不足，一些鄉村旅游點在交通、食宿、衛生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差距，制約著進一步發展。

5.鄉村旅游總體水平不高，資源開發力度小、層次低，特色不夠明顯，內涵不夠豐富，缺乏上規模、上檔次的名牌拳頭產品。尤其是在鄉村文化方面的發掘和運用不夠。一些鄉村旅游點在開發建設上存在追求城市化的趨向，削弱了原汁原味的農家本色。

三、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推動鄉村旅游經濟發展。

1.制定科學的高水平的區域發展旅游規劃。資源要轉化為現實的產品必須實施科學的規劃。在發展旅游經濟的大好形勢下，鄉村旅游必須適應形勢，站在全局的高度，重新制定一個科學的、高層次的、高水平的旅游發展規劃。在區域旅游發展中突出重點，形成特色，這樣才能保障鄉村旅游業健康有序的發展。

2.加強宣傳,樹立企業良好形象。積極向相關媒體提供新聞線索，想辦法通過電視臺、日報、周刊、廣播電臺、旅游網等媒體的報道（轉載），把一塊荒廢的沙灘從零開始搖身一變成了可以讓農民增加收入的“寶地”，逐步擴大了知名度和影響力，做到了“花最小的錢、做較大的宣傳”。

3.多渠道籌集旅游發展資金。制約鄉村旅游發展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缺乏旅游開發資金，因此如何籌集資金發展農村旅游成為鄉村旅游開發中的一個難題。鄉村旅游經濟發展，在融資方面要全方位突出，多渠道引資。一是充分利用國家發展農村經濟的大好時機，抓住政策大力發展農村旅游經濟。二是利用各種優惠條件，豐富的旅游資源吸引各種投資，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投資和利用民間資本等多種形式的投資。

經濟與發展論文范文第2篇

綜合西方學者對于政治發展的認知和理解，大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施政能力的增強；二是公民對于參與政治生活熱情的增加。換言之即為政治制度化和政治民主化是政治發展的兩大目標。然而大多數人學者對于政治民主化的發展給予了較多的關注。1亨廷頓在《第三波》中將政治發展看做主要是三個方面的發展，即為政治一體化、政治制度化以及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其中最為主要的是政治民主化的發展。在亨廷頓看來，民主化是威權專制國家向民主國家邁進的一個動態的發展過渡階段，而在這個過渡階段之中一定充斥著一些造成社會動蕩不安的因素，但是一旦轉型成功之后，國家即成為具有民主性的國家了。

二、經濟發展和經濟危機

與政治發展之間的關系在亨廷頓列舉的影響政治發展及民主化的因素中，其中許多的變量都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出現繼而產生作用，對政治發展在不同層面上產生影響。亨廷頓在書中著重指出：“經濟因素對民主有著深遠的影響，但并非決定性的因素。在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之間，總體上存在著一種相關性，但是，沒有任何一種經濟發展模式或水平，本身就是促成民主化的必要條件或充分條件。”

三、經濟發展是政治發展的基本要素

在亨廷頓看來，經濟發展會有助于民主化和政治發展，會推動相關社會結構的變遷，進而促進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發展。第一，國家的經濟發展涉及到重要工業化的話會帶來不同之前、更為多變復雜和彼此依賴的經濟體系，并且會產生許多新型的財富和權力來源，然而這種經濟體系對于威權政府來說無異于一種噩耗，政府對其控制力處于不斷下降的趨勢。第二，社會的教育水平因為經濟的發展得到提高。最后一點，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即為：“經濟發展推動了中產階級的發展壯大：商人、專業人士、商店老板、教師、公務員、管理人員、技術人員、文秘和銷售人員，構成了一個占人口比例越來越大的社會階層。”亨廷頓提出，多數統治是實行民主的前提條件，但是在一個貧窮的國家中，社會環境中貧窮的多數對陣富裕的少數的社會環境不可能與民主相容，而“在一個土地占有相對公平但又相對貧困的農業社會，比如19世紀初的美國或20世紀的哥斯達黎加，民主或許是有可能實現的。”因此，在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中，中產階級已經成長為國家政治發展和政治民主化最為積極主動的支持力量。例如，在巴西，1964年中產階級為爭辯提供了處于絕對性優勢的支持。在韓國20世紀80年生的民主運動中，城市中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構組成了瓦解全斗煥政權的主要力量，推進了韓國政治制度的轉型。同樣的，在菲律賓、西班牙、厄瓜多爾等國家，中產階級紛紛在推進國家政治發展，進入民主化的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經濟與發展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文獻綜述

當前的中國出現了一種奇特的宏觀經濟景觀：一方面是貨幣過量供應，流動性泛濫，一些商業銀行因為存差過大而發愁；另一方面是企業借錢難、籌資難，許多很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因為資金不足而得不到充分的發展（吳敬璉，2006）。他認為問題癥結在于，由金融市場和金融中介機構組成的金融體系發展嚴重滯后，使富裕的資金無法流入最有效率的產業和企業，資金流通不暢的必然會阻礙經濟的發展。綜觀各個發達國家，幾乎毫無例外的擁有發達的金融市場，而且似乎經濟程度與金融市場的深度、廣度也呈現出一定的正相關關系。究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怎樣的一種關系呢？關于這個問題，國內外的諸多學者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理論研究綜述

1912年，Schumpeter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被認為在經濟理論史上第一次論述了創新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他認為金融機構滿足新興企業信貸要求是經濟發展的核心所在，并強調銀行的功能在于甄別出最有可能實現產品和生產過程創新的企業家，通過向其提供資金來促進技術進步。繼熊彼特之后，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觀點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類：

1.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相關關系

對于貨幣與實體經濟之間的關系，西方古典經濟學家根據薩伊定律提出了貨幣中性和信用媒介論，該理論認為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影響產出、就業等實際的經濟變量。后來的一些經濟學家如K.Wicksell，雖然認識到了貨幣在經濟增長中具有重大的、實質性的影響，但主要強調的是消除貨幣對經濟的不利影響。貨幣學派的代表人物Friedman認為“貨幣至關重要”只是就短期而言，在長期中貨幣供給的變化只會引起物價水平的變動，而不會影響實際產出。JoanRobinson也認為金融體系的出現和發展僅僅是對經濟增長的被動反應。

新古典學派同樣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什么關系。如RobertLucas根據理性預期學派的分析，認為經濟學家過分強調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因為理性的人們往往可能會在貨幣供給量變化之前就已調整了自己的行為，故貨幣供給量的變化不會對產出和就業產生影響，所以菲利普斯曲線即使在短期內也是垂直的。

2.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一定的因果和互動關系

20世紀70年代，Mckinnon和Shaw以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問題為研究對象，認為在發展中國家存在著嚴重的金融約束和金融壓抑現象。這既削弱了金融體系聚集金融資源的能力，又使金融體系發展陷于停滯甚至倒退的局面。1973年，他們分別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淺化理論和金融自由化理論。他們分別從“金融抑制”與“金融深化”這兩個不同角度，將貨幣金融理論與發展理論結合起來，全面論證了貨幣金融與經濟發展的辯證關系。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資金短缺，并不是因為缺乏能用于積累的資金，而是因為“金融抑制”造成了融資渠道堵塞和資金成本的扭曲。在金融深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經濟建設資金不足問題可以緩解。

對于金融發展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的重要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必要條件。如Patrick認為，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具有“供給主導”的作用。金融發展在動員儲蓄、管理風險、便利交易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有助于經濟增長。但是，對于金融發展究竟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問題卻存在許多爭論。以Goldsmith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者認為，金融發展以金融資產的形式直接增加儲蓄，從而促進了資本形成與經濟增長。Sinai和Stokers(1972)及Wallick(1969)的有關文獻均對這一假說提供了經驗支持。

而另一方面，以Mckinnon與Shaw為代表的金融壓抑主義者卻認為，現金余額的實際收益率是資本形成及由此取得經濟增長的關鍵性決定因素。根據這一觀點，經濟增長基礎上的金融發展績效取決于利率的發展績效。因此金融壓抑主義者認為，實行金融自由化、放松利率管制最為重要。

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綜述

1.國外方面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中，國外學者一直走在前面，Goldsmith開創了實證研究的先河。他使用金融中介體資產的價值與GNP的比率作為一國金融發展指標，通過檢驗35個國家在103年間(1860年～1963年)的數據，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一般是同時發生的，經濟增長迅速的時期總是伴隨著金融的快速發展。但是不足的是，他并沒有能夠指明兩者何為因果。

King和Levine針對Goldsmith研究不足，采樣80個國家30年的數據，系統地控制影響增長的因素，表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存在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正相關，即擁有發達金融系統的國家經濟增長較快，反之亦然。Levine的研究也自此引發了尋找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證據的。Levine和Zervos(1996)通過在回歸模型中引入一些反映股票市場發展狀況的指標，擴展了和對金融中介體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分析。其研究結果是銀行發展、股票市場流動性，不但都與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有著很強的正相關關系，而且都是經濟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以及資本積累率的很好預測指標。

Arestis等(2001)使用來自5個發達國家的數據，采取時間序列研究方法，在控制股票市場易變性和銀行體系效應的基礎上，檢驗了股票市場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其結果也表明盡管銀行和股票市場都可能有利于經濟增長，但銀行的效應更大。

2.國內方面

國內理論研究起步較晚，相對不足。然而，通過借鑒學習國外既有相關理論研究成果，國內學者也進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和大量定量研究。前人的這些研究，大都是基于國外既有理論成果，同時考慮了我國現實經濟狀況，運用了國外成熟的實證分析方法，得出符合中國具體情況的很有價值的結論。

賓國強(1999)采用OLS方法和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分析了我國實際利率、金融深化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回歸結果驗證了麥金農的理論，實際利率、金融深化確實與經濟增長有正相關關系，經濟增長對金融深化有促進作用，得出結論我國的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原因。

韓延春(2001)采用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聯機制的計量模型，運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有關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技術進步與制度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最為關鍵因素，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極其有限。

史永東(2003)利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和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框架下的計量分析，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研究。得出結論我國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在格蘭杰意義上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同時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貢獻的具體數值。

袁云峰等(2007)利用Battese&Coelli(1995)提出的隨機邊界模型以及中國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數據研究了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之間的關系,間接度量我國金融發展的資源配置效率。研究發現，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效率的關系具有明顯的時空特征；金融發展只是通過資本積累促進了經濟增長，但是并未促進我國技術效率的全面提升。

隨著現實的經濟金融狀況不斷發展，二者之間的關系變得日益復雜，雖然諸多的學者基于各種理論試圖對兩者的關系進行分析，但仍未能達成一致，不過，通過對以往成果的研讀，可以使后來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有更深層面的了解，從而在路徑的選擇上更好的決策，以指導中國經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

三、小結

從以上的綜述可見，目前為止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仍然處于發展之中。可能存在的主要問題有：其一，“金融”這個概念到現在為止也沒有誰能夠給出一個完整而準確的定義，特別是隨著經濟和金融創新的不斷發展，金融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當中。因此，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鍵影響因素就不好確定，基于此之前研究中的數據的可靠性和分析結果的有效性也就值得商榷。其二，技術手段的局限性。計量經濟學誕生到現在為止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科研領域也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它仍然還是一門發展中的學科，隨著計量經濟技術的不斷進步，新的更先進的技術手段必將隨之出現，未必現在認可的東西就永遠正確。

所以，筆者認為進一步可能的研究方向是：

1.衡量指標和數據方面，隨著理論上“金融”這一概念的不斷發展，隨著現實經濟與金融創新的發展，著力尋找更全面準確和易于衡量的指標，以及質量更高的數據。

2.學科基礎方面，經濟計量學的發展應該引起科研工作者相關機構足夠的重視，要從制度上引導和促進其發展，以期更好服務于該課題和相關課題的研究。

總之，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實證研究都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亦是永無止境的。

參考文獻：

[1]吳敬璉:借助金融創新.實現經濟增長[J].農村金融研究，2006年12期

經濟與發展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教育；經濟；關系

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日新月異、新技術的應用日益廣泛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的不斷推進,特別是高級應用型人才短缺現象將會愈發嚴重,教育如若不能承擔起繁重的培訓任務,人力資源問題必將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目前,不少地方出現了失業人員找不到工作、而應用型人才又聘請不來的情況,這凸顯了產業調整所帶來的人力資源上的需求變化。從這個角度講,高精尖人才可以引進,但高素質的勞動力大軍的形成必須依靠教育來實現,因而大力發展教育顯得尤為緊迫。

一、教育與經濟發展的互動關系研究軌跡

教育與經濟增長之間有著很強的內在關聯。這體現出教育的經濟價值。早在古希臘時代,思想家、教育學家柏拉圖不僅意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提出教育與國家經濟增長的關系說。他說,“在生產工藝中有兩個部分,其中之一與知識關系更為密切”。

(一)國際視角研究軌跡

系統地論述教育的經濟供給的經濟學者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他首次把人的經驗、知識、能力看作是國民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和發展生產的重要因素。指出“學習是一種才能,須受教育,須進學校,須做徒弟,所費不少。這樣費去的資本,好多已經實現并固定在學習者的身上。這些才能,對于他個人自然是財富的一部分,對于他所屬的社會,也是財富的一部分。工人增進熟練的程度,可以便利勞動、節省勞動的機器和工具同樣看作是社會上的固定資本。學習的時間里,固然要花費一筆費用,但這筆費用可以得到償還,同時也可以取得利潤”。從而揭示了人的知識、經濟和才能是一種具有生產性的資本,對社會生產有著重要的作用。這為后來人力資本理論的創立提供了清晰的思維。

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真正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的現代學者是索洛。1957年。索羅使用總量生產函數法。就勞動力、資本、科學技術進步等因素對1909-1949年美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進行了評估和統計,并指出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傳統生產要素作用之外,還有無法解釋的經濟增長的“殘余”,這主要歸功于技術的貢獻,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貢獻,實際上是間接指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有關教育與經濟增長相關關系最全面、最經典的理論當屬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舒爾茨認為資本包括人力資本與物力資本兩個方面。一則它們具有類似性,都是通過投資形成的;二則又有區別性,人力資本相對物力資本,帶有高效性、持效性、多效性、間接性和易流失性等特點,而且人力資本的所有權一般不像物力資本那樣可以轉讓。舒爾茨從宏觀角度提出了教育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和縮小收入差別的手段,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

舒爾茨之后,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以貝克和丹尼森為代表的學者沿著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進行思考,丹尼森認為經濟增長因素歸為兩大類,一類是生產要素投入量,一類是生產要素生產率,知識進展能使生產同樣的產品所需生產要素投入量減少,并且促進經濟增長的新技術只有在知識有所進展時,才能發揮作用。此外,一些學者將信息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一些原理用于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提出了“教育甄別”和“教育外滋效箍”等觀點,極大地拓寬了教育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視野。

到了上世紀80年代,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為“新經濟增長理論”所關注。“新經濟增長理論”的創建者Romer和Lucas認為,對教育、培訓和科學研究等人力資本要素進行投資能有效解決效益遞減問題,從而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勞動力獲得知識,提高了邊際生產力,成為生產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

經濟學家已經發現,經濟增長的發動機需要4個因素,分別是人力資源、自然資源、資本和技術,無論是窮國還是富國都把人力資源放在了首位。只有通過教育。才能獲得合格的人力資源。Sawami測算了從1969—2003年,教育對于澳大利亞人家GDP和總要素生產力的促進增長作用。經過測算,澳大利亞人均GDP在1969-2003年平均年增長1.9%,其中有31%來自于教育的貢獻。

丹尼森把經濟增長歸為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兩大類別。其中要素生產率分解為知識進展、資源配置改善和規模節約等23個要素。通過從國民收入平均增長率中逐項推算諸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比較了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相對重要性。在計算教育程度提高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時。丹尼森將教育程度提高歸人人力資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疇,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進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從而是對經濟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由此計算出美國1922—1957年間的經濟增長有20%應歸于教育,這種方法得到了廣泛認可,分解結果被廣泛引用。

(二)國內視角研究軌跡

黃仁德、趙振英以內生成長理論為基礎,利用1964年至1994年的資料進行臺灣經濟成長來源的研究,探討勞動、實物資本對臺灣經濟成長的貢獻,并估計教育的投資報酬率與門檻效果。結果顯示,產出彈性的估計:勞動為0.4,實物為0.6,人力資本達1.1。以教育程度估計,教育投資的報酬為0.13,其中社會的報酬率高達0.07,顯示在臺灣產出成長的過程中,人力資本具有顯著正面的外溢效果。

二、教育與經濟發展關系的數學模型

從數學的角度來分析教育對經濟發展的作用,較早進行這方面嘗試的是英國和美國的一些學者。比如:道奇在1904年將幾個大工廠從業人員的收入,按普通勞動者、在工廠受過學徒訓練者、職業學校畢業生和技術學校畢業生等幾種類型,進行比較研究。目的在于估算受不同程度教育者的“貨幣價值”。科馬洛夫在1972年根據受教育年限長短的不同,確定了具有不同教育程度的勞動者的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以此勞動復雜程度系數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0-1975年期間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37.1%。科斯坦揚在1979年以教育費用的不同作為勞動力質量修正的尺度,計算了前蘇聯1960-1970年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為18%。

隨著經濟、技術的發展,許多經濟學家開始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研究,通過某種特定的假設,設計出數學模型,并計算得到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具體貢獻。由于計算教育發展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是件十分復雜的事情。現有的計算方法都只是近似的方法,計算模型本身也有一定的缺陷,但是通過計算模型,有助于更加深刻的認識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下面就就不同類型的數學模型展開列舉和說明。

(一)舒爾茨計算模型方法

20世紀50年代,舒爾茨發表了他的關于人力資本的經典論文,定義了教育投資和人力資本等經濟活動,設計了對教育投資價值的計算方法,并估算了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的成本和收益率。他把資本分解為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兩部分,通過計算一定時期內因教育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資本存量和教育資本收益率來測量教育的經濟效益。其中:Pe-教育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額:Kc一教育投資增量,等于末期的教育資本存量減去初期的教育資本存量,教育資本存量為各年級畢業生人數和各等級教育支出的乘積;r-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各級畢業生教育收益率的加權平均值;Y-一定時期內國民收入增量。具體的公式為:

Pe=(KCr)/Y(1)

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

(二)丹尼森通用計算模型

在生產過程中,各個要素投入量的組合與實際產出量之間總有一定的依存關系。美國數學家柯布(C.W.Cobb)和經濟學家道格拉斯(D.H.Doumas)于20世紀20年代研究了美國1899-1922年期間制造業生產中,資本和勞動要素對生產發展的影響,提出產出主要Y與勞動力數量L、資本投入量K、技術進步A、土地數量G等有關,可用普通函數式:

Y=AKα(2)

α、β、y一分別表示資本、勞動、土地在總產出中的相對比重。

丹尼森認為,勞動不僅有數量方面,且有質量方面的構成因素。如果把教育作為構成成熟勞動質量方面的一個因素,人均勞動小時數和同質工人的數量可以看作是勞動的數量方面因素。因此,可以把L分解為初始勞動力L與教育投入E的乘積。這樣,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變為:

Y=AKα(LE)β

其中,L-不包含教育質量因素的勞動投入量:E-教育投入量。

丹尼森用此模型在1974年測算了美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在計算教育程度提高對國民收入增長的貢獻時,丹尼森將教育程度提高歸人人力資本投入量增加的范疇。把教育水平提高看作是促進人力資本質量提高,從而是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主要因素,由此計算出美國1922-1957年間的經濟增長有20%應歸功于教育。另根據丹尼森的測算,如果假設美國1929-1969年間,其人均國民收入增長率為1.89%,則教育對國民經濟的貢獻率大約為0.39%。這種方法假定了工資差別與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對經濟增長貢獻程度相同以及將知識進展當成獨立要素,得到了廣泛認可,分解結果被廣泛引用。2001年北京師范大學崔玉平,采用與丹尼森大致相同的方法,研究了1982-1990年期間我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結果發現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率是8.84%,其中,職業教育的貢獻率僅為0.48%。

在丹尼森計算教育對經濟增長率貢獻的模型與方法當中,沒能給出分別估算各類教育對經濟增長率貢獻的具體方法。杭永寶根據丹尼森計算模型,采用“權數分配法”,從而計算出小學、初中、普通高中、中職、高職、本科以上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

(三)面板數據(PanelData)模型方法

陳用芳基于計算經濟理論中的PanelData模型,考察了教育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程度。

面板數據(paneldata)也稱平行數據,或時間序列截面數據(timeseriesandcrosssectiondata)或混合數據(poolda-ta),是指在時間序列上取多個截面,在這些截面上同時選取樣本觀測值所構成的樣本數據。面板數據從橫截面上看是由若干個體在某一時刻構成的截面觀測值,從縱剖面上看是一個時間序列。

伴隨著經濟理論,包括宏觀經濟理論和微觀經濟理論、計算機技術和統計方法的發展,PanelData模型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逐漸被經濟計算學家推廣。在宏觀經濟領域,它被廣泛應用于經濟增長、技術創新、金融、稅收政策等領域;在微觀經濟領域,它被大量應用于就業、家庭消費、入學、市場營銷等領域。PandData模型既能反映某一時期各個個體數據中所隱含的規律,也能描述每個個體隨時間變化的規律,集合了時經濟增長、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與高等職業教育間序列和截面數據兩方面的信息,能夠提供更大容量的樣本點,改善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可以用來深入分析復雜的經濟問題。面板數據模型的一般形式可以寫成:

y=a+xb+U(4)

對于平衡的面板數據,即在每一個截面單元上具有相同個數的觀測值,模型樣本觀測數據的總數等于NT。

陳用芳以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國內生產總值為因變量,以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及受教育人口為自變量,采用面板數據作為樣本數據進行了回歸分析。

(四)基于熵值法的灰色關聯度模型

灰色綜合評價主要是依據以下模型:

R=Y×W(5)

式中,R為M個被評價對象的綜合評價結果向量:W為N個評價指標的權重向量;Y為各指標的評判矩陣:根據R的數值。進行排序。

在信息論中,熵是對不確定性的一種度量。信息量越大,不確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信息量越小,不確定性越大,熵也越大。根據熵的特性,可以通過計算熵值來判斷一個事件的隨機性及無序程度,也可以用熵值來判斷某個指標的離散程度,指標的離散程度越大,該指標對綜合評價的影響越大。

鞏海霞運用基于熵值法德灰色關聯度模型對江蘇省1990-2007年教育支出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將家庭教育支出人和財政教育投入通過適當的權重配比化成一個綜合指標。再將其和經濟指標(地區生產總值)做灰色關聯度分析。結果發現,家庭教育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53%,財政教育投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8.46%。

經濟與發展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區域金融；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經濟發展

一、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內涵

生態環境，指由生物群落及非生物自然因素組成的各種生態系統所構成的整體，主要或完全由自然因素形成，并間接地、潛在地、長遠地對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產生影響。雖然生態環境與自然環境在含義上十分相近，但兩者并不等同，自然環境的外延比較廣，各種天然因素的總體都可以說是自然環境，但只有具有一定生態關系構成的系統整體才能稱為生態環境。生態環境是自然環境的一種，二者具有被包含關系。將生態環境這一自然科學的概念引入金融領域，與金融這個社會科學的概念相結合，便產生了具有嶄新內涵的金融生態環境這個概念。

從理論上講，金融生態環境是個仿生概念，是借用生態學上的提法對金融環境進行的描述，通常指金融運行的一系列環境要素。廣義上的金融生態環境是指宏觀層面的金融環境，指與金融業生存、發展具有互動關系的社會、自然因素的總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人口等一切與金融業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方面，主要強調金融運行的外部環境，是金融運行的一些基礎條件；狹義上的金融生態環境是指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體制、社會誠信狀況、會計與審計準則、中介服務體系、企業的發展狀況及銀企關系等方面的內容。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則是指某一個區域內的金融生態環境，即某一區域范圍內金融運行所涉及的所有影響因素，其狀況的演化與變革是整個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優化的前提和基礎。由此，金融生態環境的概念，既包含通常意義上的微觀層面的金融環境，也包括整個金融市場得以生成的環境。與通常的金融市場的概念相比較，金融生態環境更強調金融系統與所處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影響以及協調發展。而區域金融生態環境，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從生態角度看金融發展問題，反映了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也是系統性和可持續性觀念的體現。

二、優化金融生態環境與促進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分析

良好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不僅有利于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地區金融業的健康發展，對促進該地區經濟發展同樣重要。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提出改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一種必然的要求。

（一）促進地區經濟與金融和諧發展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各地區在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我國金融生態環境本身基礎差，起點低，加上長期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觀念下遺留的弊病，各地金融生態環境的現狀尚遠不能滿足該地市場經濟環境下金融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主要表現在：有些企業利用破產法的不完善，以破產逃避還債，導致銀行內大量壞賬的產生；由于沒有完善的社會信用評價體系及其相應的管理系統，銀行在通過借款人信用對貸款風險作合理評估方面還有很多困難；由于會計、審計、信息披露等標準不高，“騙貸”現象依舊屢禁不止；相關的中介行業的專業水平普遍不高，容易被買通作假。所以，為了促進地區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必須采取有效措施以改善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達到金融與經濟環境的和諧發展。

（二）適應新形勢下對內、對外進一步擴大開放的要求

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對各地區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各地區吸引外資的手段基本一致，即通過優惠政策（主要是稅收和土地兩個方面）鼓勵外資到本地進行投資。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某一階段，這種在所得稅、土地等生產要素上，對內資、外資有不同待遇的政策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差異的繼續存在將對本國以及本地區民營經濟的發展不利，對國家和本地區的稅收也會產生負面影響。同時，經過這二十年的發展，國內可利用的資金總量也達到了相當水平。因此，下一階段的發展就應該在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的同時擴大對內開放，逐步實現包括企業所得稅在內的內外資優惠政策體系的并軌，逐步把外資的激勵機制由優惠政策轉變到公平競爭的軟環境上來。而建設公平競爭的軟環境的關鍵之一就是建立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三）區域金融與區域經濟發展的正反饋機制

市場經濟條件下，良好的區域金融生態環境不僅能促進區域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并且通過金融核心作用的發揮能夠推動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區域經濟的快速發展反過來又會推動對區域金融的發展，從而形成兩者良性互動的正反饋機制。因此，應該采取措施，不斷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實踐證明，一個金融生態環境良好的地區必然吸引資金。地方政府要想吸引資金，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就必須高度重視金融生態環境建設，把加強和改善本地區的金融生態環境作為一項基礎性工作來抓。

三、優化區域金融生態環境的對策

（一）提高地區經濟競爭實力

加快本地區經濟市場化進程，按照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努力培育本地區的市場經濟氛圍，不斷改善經濟運行環境。加快地區經濟結構調整，要根據國家宏觀調控要求和地區經濟發展優勢，堅持有保有壓、區別對待，切實加強和支持地區經濟發展中的薄弱環節，使地區經濟真正實現全面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積極深化本地區企業的改革，使企業真正成為獨立的市場主體，完善公司制度建設，特別是要健全財務會計制度，規范財務報表行為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能力，進而提高企業贏利能力，從根本上降低銀行的貸款風險。

（二）健全地區社會信用基礎

健全維護金融債權的法律和執法體系，完善市場經濟條件下調整和規范交易主體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的法律體系，在立法上要充分體現保護債權人利益的原則，特別是在企業合并、分立、中止等過程中，要突出和強化銀行權益，切實保證債權人權利。建立和完善多種形式的信用征信和評價體系，各級有關部門要充分整合利用各種信息資源，建立以政府主導、市場化運作、社會化服務的信用評價機構，制定出統一的信用體系、規范標準和查詢體系，提高信用數據的開放共享程度，使信用度真正成為銀行在考察貸款申請者時所能依靠的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重塑“誠實守信”的社會價值觀念體系，把強化信用意識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一項基礎工作，加強全民信用教育，強化道德約束，提高民族信用水平和信用素質。

（三）加快地區金融市場建設

要發展多種類型的金融機構，構建多類型、多層次的金融市場，尤其是利用地區經濟發展優勢，借助發達的現代信息技術和網絡，樹立區域金融機構的優勢；規范發展社會中介服務機構，要提升中介機構的專業化服務水平和誠信水平；要從政策上鼓勵和扶持與金融生態環境密切相關的一系列專業化的中介機構的發展，培植一批誠信水平高的有代表性的專業化中介機構，形成良好的中介行業道德風范；要繼續提高審計、會計、信息披露等標準，在向高水平國際標準看齊的同時，結合我國自身行業和企業制度特點，制定適合我國國情的高標準的審計、會計、信息披露標準；同時還需要在標準的執行方面進一步改進，努力保證審計會計準則不論在大企業還是中小企業中都得以真正嚴格執行。

在建設地區金融生態環境過程中，地方政府要前瞻性地認識到資金按市場原則流動在市場經濟日益深入發展形勢下的客觀必然性，高度重視改善金融生態環境對增加信貸投入、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意義，把爭取金融支持的重點放在主動地、超前性地改善金融生態環境上。地方政府應重視商業銀行在內部評級中對本地區的看法，有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提高自己的評級等級，以此爭取商業銀行在資金調度、信貸授權等方面對自己給予支持。同時進一步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行政務公開，提高依法行政水平。規范政府服務收費，取消不合法的收費項目，合并或取消重復設置的收費項目，進一步簡化抵押、評估費用和手續，降低企業經營和信貸成本。

參考文獻：

1、徐亞軍.優化區域生態環境的思考[J].上海金融,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