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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豬的生態養殖技術范文第1篇

【關鍵詞】 遼寧沈陽，沈陽204醫院生殖醫學研究中心

隨著生殖生物學領域的不斷拓展，人類輔助生殖也相應得到了飛速的發展，自世界首例體外受精-胚胎移植(IVF)嬰兒誕生以來［1］，該技術已開展了約三十年。但是，盡管IVF已成為目前治療不孕不育的完善方案，其成功率仍然較低。大部分的胚胎死亡似乎發生在移植前的培養階段，僅有50％的體外培養胚胎能在第六天發育到囊胚階段［2］，移植后的胚胎發育為胎兒的比例也不足15％。為了提高妊娠率，將多個胚胎一同植入時，卻導致了多胎妊娠率的大幅升高。因此，如何通過改善培養條件、優化配子質量和開發新的胚胎篩選技術以提高胚胎種植率一直是輔助生殖實驗室研究人員所關注的焦點和努力的方向。

1 胚胎的體外培養

在過去的十多年里，人們已經認識到通過優化培養基，可以改善IVF胚胎的體外發育和胚胎的植入率。通過降低培養基中葡萄糖的濃度、添加氨基酸和生長因子可以提高囊胚形成率和細胞數。在IVF胚胎的培養基成分改良上，已經沒有多大的研究空間。據報道，即使使用無葡萄糖培養基來改進胚胎質量，妊娠率也沒有升高［3］。

人類胚胎在植入前的發育期間，營養需求的變化為：卵裂早期主要是對丙酮酸的需要，隨著發育的進行，逐漸轉變為囊胚期對丙酮酸和葡萄糖都有較高的需要。受精卵在早期發育階段從輸卵管移動到子宮，發育所處的體內環境發生了變化，因而導致了胚胎營養需求的上述變化，也因此促成了囊胚階段培養基和序貫培養基的問世［4］。隨著這些新型培養基的出現，新的胚胎篩選技術也接踵而來。

2 胚胎的篩選

2.1 植入前胚胎的遺傳學診斷（PGD） PGD是在胚胎植入子宮前對其進行遺傳性障礙的診斷。PGD可以降低父母將遺傳性疾病傳給子女的風險。常規的胎兒診斷是在妊娠12~16周，通過絨毛膜絨

毛樣本或羊膜穿刺術對胎兒進行檢查。如果胎兒有遺傳缺陷，夫妻雙方就要考慮終止妊娠。一種替代途徑是，從IVF后的8-細胞階段胚胎中取出1～2個卵裂球，用熒光原位細胞雜交融合（FISH）或PCR對這些細胞進行分析，確定有遺傳缺陷的胚胎。只有那些通過PGD檢查無遺傳缺陷的胚胎才能植入子宮，這樣就避免了妊娠終止。第一例通過此項技術的試管嬰兒出生于1990年［5］，之后通過PGD檢查出生的健康孩子已超過150個。

FISH可以對處于分裂間期或中期的完整細胞核中的特殊染色體進行檢查，以鑒別胚胎的性別（這對于避免X-染色體的伴性遺傳疾病十分重要）和檢查染色體的非整倍性(如Down氏綜合征)和主要的染色體畸形(如染色體易位)［6］，而用PCR技術擴增特殊的基因序列可以對單個基因的進行檢查［5］。盡管用于PGD的單細胞PCR診斷具有極高的敏感性，但其精確性和可靠性仍會受到擴增失敗、污染和等位基因缺失等因素的影響，所以新的PCR方法正在被不斷研究評估當中。經過有效的PGD循環，大量的卵母細胞都需要回收處理，因為并不是所有的卵母細胞都會受精、卵裂，進行有效的活體檢查并被確定為適于移植。

自從這項技術被首次應用于臨床［5］，對人類胚胎的更深入檢查就顯示了胚胎中細胞間的差異性是普遍存在的，包括相鄰的正常細胞和異常細胞。在4日齡的人類胚胎中，約有60%的胚胎含有一個或多個雙核細胞，約40%的胚胎含有染色體異常的細胞，包括單倍體、多倍體和非整倍體［7］。這種鑲嵌性對PGD的準確性有嚴重的影響，因為通過胚胎生物觀察取出的那個用于分析胚胎的細胞，并不一定代表胚胎中其余細胞的狀態［5］。許多研究組從8-細胞胚胎中取2個細胞進行分析，以加強診斷的可靠性，但是我們應該認識到50%以上的PGD都是用于伴性遺傳疾病的診斷，并且是在性別的基礎上做診斷。在這種情況下，鑲嵌性不一定會導致診斷錯誤，因為一個胚胎只可能是男性或女性，與鑲嵌性無關。總的來說，FISH使用多探針進行檢測，在分析中一定能夠觀察到兩個X標記或一個Y和一個X標記（還有一個用以確定倍性的常染色體標記），以精確診斷性別。

用基因產物（mRNA）而不是基因本身進行胚胎遺傳缺陷診斷的可能性正在研究中。這項研究涉及開發高靈敏度的RT-PCR技術，應用于單個卵裂球中的RNA的分析。目前僅從卵母細胞胞質中取樣而不是整個卵裂球中獲得足夠確診胚胎缺陷的mRNA的研究有望取得成功［8］，但是，母體卵母細胞中的RNA的存留時間超過了胚胎基因組啟動的時間，這可能會對診斷造成影響，而且相應的技術也尚未成熟。

2.2 胚胎非整倍性的篩選 在妊娠第7周發生自然流產的病例中，胎兒染色體異常的發生率＞60%，顯著高于同期引產胎兒的3%～9%的發生率［9］。這一發現提示，胚胎的非整倍性是導致移植失敗進而使IVF成功率低的主要原因。在形態正常的人類體外發育胚胎中，20%左右患有不同程度的染色體異常，且這種異常導致了植入前胚胎的凋亡，大約70%的凋亡胚胎是異常胚胎［7］。在試圖提高移植率的探索中，進行移植前胚胎篩選的可能性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尤其是對那些年齡較大的患者和IVF反復失敗或習慣性流產的女性，移植前胚胎篩選更為重要。

研究已表明FISH技術結合胚胎的活體檢查可以顯著提高妊娠率［10］，盡管FISH在提供間期細胞核信息的方面有很大的優點，但僅有有限數量的染色體可以隨時進行分析。因此，目前從細胞中獲得完整的染色體信息的最有效方法是選取染色體組型最明顯的中期的細胞核繼續分析，但到目前為止從單個卵裂球細胞獲得中期信息的常規方法仍有相當高的技術要求，這使得中期的可分析比率非常小。然而將卵裂球細胞與一個完整的或去核的哺乳動物卵母細胞融合，則可以在＞90%的情況下產生明顯的中期［11］。隨著光譜圖像的進步，對單個細胞中的23條染色體或極體的分析得以實現。這項技術允許對染色體數量上和結構上的異常進行檢查，且無需借助探針，也就省去了復雜的生產特殊化探針的過程。

與PGD一樣，上述方法也存在同樣的問題，那就是用于分析的細胞相對于整個胚胎的代表性有多大。近乎40%的人類胚胎存在鑲嵌現象［7］，即形成含有正常的二倍體卵裂球與異常的非整倍體卵裂球的混合體。這些非整倍體細胞以后的命運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因為它們在胚胎發育中將在何時以怎樣的方式被淘汰還不得而知。

隨著年齡的增長，卵母細胞非整倍性的發生率不斷升高，這被認為是造成IVF成功率隨年齡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對年齡較大的女性來說，用胚胎遺傳疾病的移植前診斷技術對非整倍胚胎進行篩選，是很好的提高妊娠率的方法。

2.3 卵母細胞質量的篩選 Van Blerkom等［12］曾提出小鼠和人類的早期胚胎的發育活力與線粒體的代謝能力有關。他們認為，胚胎自身的線粒體的復制要到著床以后才開始，而父本的貢獻又很小，所以植入前胚胎完全依靠母體通過卵母細胞遺傳下來的線粒體提供能量［12］。卵母細胞中mtDNA的缺失和突變可能會引起線粒體功能障礙，影響能量生產，使卵母細胞和早期胚胎凋亡，導致染色體片段發生畸變或胚胎發育終止［12］。

為了提高IVF反復失敗的女性的卵母細胞的質量，將MⅡ期的供體卵母細胞的胞質移植到成熟的受體卵母細胞中，以使發育不良的卵母細胞和胚胎恢復正常的生長能力。Cohen等［13］報道了第一例胞漿移植試管嬰兒的誕生，此后，全世界有30多例胞漿移植試管嬰兒相繼誕生［14］。但后來有報道指出，在同系列的17個胞漿移植胚胎里有2個胚胎出現染色體組型異常，只有45條染色體，一條X染色體缺失(X0) ［14］，因此，這項技術的安全性開始引起廣泛重視。而且，發育中的胚胎應該是三個基因型的組合體，即來自父母的細胞核遺傳物質以及來自供體的部分或全部的線粒體遺傳物質。不僅如此，供體卵母細胞還可能引起mtDNA的重排，應該將這類胚胎淘汰。當然，在細胞核移植和胞漿移植應用于常規的臨床實踐以前，還需要做更多的實驗性工作。

細胞核移植的目的也是治療線粒體疾病［15］，對于因卵母細胞質缺陷造成反復性胚胎死亡的女性，可采用細胞核移植技術，將其MⅡ期卵母細胞的核體取出，植入去核的供體卵母細胞中，以彌補其細胞質的缺陷。

3 胚胎的移植

提高妊娠率的一種途徑就是更準確地選擇具有發育潛能的胚胎。一種方法是在IVF后的第2天或第3天進行胚胎移植，此時胚胎處于2~8細胞階段。將胚胎按照形態學標準和發育速率進行篩選，挑選發育最快且形態最佳的胚胎用于移植。盡管胚胎的形態與囊胚的形成率以及胚胎的著床有一定的相關性，但僅憑形態和發育速率來挑選胚胎仍是一種不準確、不理想的方法，因為單憑可視的早期卵裂情況還不能準確的反映胚胎的繼續發育潛能。另一種方法是將胚胎培養5～6天，形成囊胚后進行移植，這樣既能進一步的判斷胚胎的發育潛能，同時也能保證胚胎與子宮內膜之間的同步性。已經有研究證實，染色體異常的早期卵裂期的胚胎發生凋亡的幾率非常大［7］，不能順利著床。然而，盡管只有小部分的人類囊胚存在全部染色體異常的情況，但很多囊胚中存在很大比例的異常細胞，并且容易出現嵌合體現象［16］。

囊胚移植的臨床妊娠率各中心報道不一，一般都在45%～65%以上［4］。而一項對1 299例患者的隨機性雙盲的前瞻性的研究報道，胚胎在第2天和第5天移植后的妊娠率分別為25%和28%，沒有顯著性差異。Huisman 等［17］研究顯示，胚胎在第5天囊胚階段進行囊胚移植，每個胚胎的妊娠率為26%，而在第3天 8-細胞階段移植，妊娠率為18%。

在對大量本地品種的嚙齒動物和牛的后代癥狀進行觀察，發現體外培養對其胚胎的基因表達和印跡［18］的影響較大，從而推斷人類胚胎的延期培養對胎兒和成人健康可能有危害。但是，最近的一項回顧性研究表明，人類胚胎的囊胚培養對嬰兒的出生重并沒有影響，然而對后代的性別確有影響，表現為男性胎兒的比例增加［19］。這可能是由于男性胚胎發育較快，在對第5天的囊胚進行移植時，往往選擇發育較快的胚胎，從而造成了性別比例的失調。

4 小結

目前，IVF-ET的妊娠率似乎不可能達到自然受胎率的水平，但是，更好的胚胎篩選技術的發展仍為達到自然受孕率帶來了很大希望，在更準確的判斷和選擇有活力且遺傳正常的胚胎的同時減少多胎妊娠帶來的生理、心理和經濟上的負擔。近20年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不斷發展，胚胎的體外培養技術和體外篩選技術的也不斷完善，這些為提高不孕患者的妊娠率和（或）產率到來了革命性的意義。但在過去的十年中，這些技術在沒有足夠的動物研究做基礎的情況下，就被莽撞地用于臨床實踐，并試圖取得妊娠和活產的成功。年齡最大的IVF孩子才二十幾歲，最大的冷凍胚胎和ICSI孩子也才十幾歲。目前還無法預知這些新技術是否會在未來的時間內對患者生育能力和人體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更無法預知對其后代的生育能力和身體健康是否有不良影響。因而，探究一系列完整便捷準確的胚胎篩選技術是值得我們輔助生殖工作者所關注和努力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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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豬的生態養殖技術范文第2篇

1 生豬養殖標準化建設的背景

轉變生豬生產方式是健康養殖和提高養殖效益的必然要求。XX年10月，**畜牧局組織人員對全縣生豬產業發展情況進行調研，據調研結果顯示：農村散養受農村留守人口減少，外出務工人員增多；飼料（原料）價格上漲，導致養豬成本增加，農戶養豬利潤空間越來越小；加之近年來，全縣雖清凈無疫，但受到周邊地區豬ii型鏈球菌病、牲畜口蹄疫、無名高燒等疫情諸多因素的影響，農民養豬積極性受挫。農村散養農戶生豬飼養觀念發生根本性改變，生豬飼養量直線下滑。大戶養殖在未推行標準化規模養殖以前，雖在養殖數量上有所增加，但養殖場建設存在防疫設施不完善、管理不規范、人畜混居、污染嚴重、效益低下、抗風險能力差等諸方面缺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生豬產業的發展。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生豬數量和質量要求越來越高，農村散養難以供給社會生活的需要，推行規模養殖，轉變生產方式成為破解難題的最佳辦法。生豬養殖標準化、規模化、科學化、健康養殖成為畜牧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2 推進標準化體系建設的主要做法

2.1 抓組織保障，推動生豬產業從傳統產業向現代畜牧業轉變，實現助農增收致富。生豬產業是我縣農村的傳統和骨干產業，縣委、縣政府高度重視生豬產業的發展，確立了“一體兩翼”的農業產業結構調整思路。縣委常委會、縣政府常務會專題研究國家級生豬養殖標準化示范區創建工作，下發了《關于加快生豬產業化工程建設的意見》、《關于創建國家級生豬養殖標準化示范區的意見》等文件，成立了以分管農業的縣級領導為組長，畜牧、質監、財政、環保等部門負責人為成員的創建國家級生豬養殖標準化示范區項目領導小組，并專門召開創建工作動員部署會議，與19個鎮簽訂生豬產業發展目標責任書，嚴格目標考核。各鎮各相關部門也成立了相應的工作機構，做到了機構、人員、經費、責任、措施“五落實”。 全縣生豬產業發展工作體系進一步健全，形成了上下聯動、部門配合、齊抓共管、農戶響應的工作局面。

生豬的生態養殖技術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發展；思考；戛灑鎮

中圖分類號：S8-1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7-273X（2016）09-0059-02

近幾年來，新平縣戛灑鎮重視畜牧產業發展，通過政策、資金、技術扶持、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與完善，使生豬養殖模式轉型升級加快，規模化生產迅猛壯大，產業提質增效明顯，其主要做法是培養典型示范戶，引領周邊群眾發展生豬養殖，樹立起大平掌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在當地典型和示范帶動作用，筆者多年來一直從事畜牧科技推廣工作，長期參與指導該生豬養殖專業合社組織實施，見證了該民營養殖企業由小到大，由弱到強的曲折發展歷程，現將大平掌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發展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和思考，供同行參考。

1 戛灑鎮大平掌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概況

戛灑鎮大平掌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位于新平縣戛灑鎮大田村委會大平掌村小組，總體由18戶生豬規模養殖戶組成了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最初在2005年成立養豬專業合作組，2005-2007年政府部門為全組提供無息貸款48萬元，2008年至今全組獲畜牧扶持貸款1 830萬元。產銷合作社于2014年12月14日成立， 截至2015年底，共出欄商品肥豬7 000頭，出售仔豬5 500頭，銷售收入達2 000多萬元。2016年6月時，合作社生豬存欄3 600頭，其中能繁母豬153頭（其中LY母豬141頭，一般良種母豬12頭），杜洛克種公豬6頭，商品豬3 411頭，建設有標準化育肥豬舍、仔豬保育舍、母豬舍共計 11 525 m2，有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和養殖重點技術研發團隊，目前合作社生豬存欄3 600頭，預計2016全年可出欄商品豬8 000多頭，仔豬6 400多頭，收入可達2 272萬元，占該小組農業收入90%，占農戶總收入的 85%，通過多年卓有成效體制改革和養殖技術創新，合作社實現了規范化管理和規模化經營目標，養殖經濟效益顯著。

2 存在的問題

2.1 組織化成度不高，總體實力較弱

合作社本著“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原則，制定了切實可行的發展規劃，形成專業化、生態化、市場化、產業一體化的發展模式，但在內部組織化管理和生豬科學養殖技術運用等方面，缺少一套高效運行綜合管理機制，阻礙了生豬產銷專業合社長促穩定發展。

2.2 應對多變市場抗風險能力有待于加強

對生豬市場預警估量觀測、管理風險、烈性傳染病風險、防疫風險、疾病風險及市場風險缺少分析和研究，應對各種市場風險能力減弱，使產銷合作養殖風險增大。

2.3 持續發展后勁不足

該合作社是弱勢群體的聯合，資金短缺、積累不足、技術落后、人才匱乏、市場信息不靈是制約產銷專業合作社發展的主要因素。通過多年培育和扶持，專業合作社雖然不斷發展壯大，但小生產與大市場難全面有效對接，養殖綜合生產水平不高，政府扶持和養殖方式創新沒有建立長效機制，致使生豬養殖轉型升級和市場的開辟力不從心，難以應對市場、價格和競爭機制的影響，在市場價格低迷時抵御能力弱，制約了生豬養殖發展。

2.4 缺少養殖技術行家和管理人才

現有合作社成員雖然多年從業生豬養殖，積累了不少養殖經驗，但合作社經營者組織經驗不足， 缺少行之有效的合作社運轉手段與機制，難以將各個成員的生產設施、設備包括生產資料進行合理的調配與使用，現有的養殖技術更新慢，社員外出學習培訓意識不強，定期研討養殖技術次數不多，生產中遇到困難和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養殖觀念轉變和養殖模式創新能力弱，對外界畜牧業發展動態和趨勢不了解，以及在品種改良，技術革新、市場營銷方面沒形成綜合配套體系和機制，畜產品總體科技含量不高，附加值低，養殖效益不能充分發揮。

2.5 動物疫病風險依然嚴峻

養殖產銷專業合作社按實施方案和技術措施建立健全了檢疫、隔離、消毒、免疫等規章制度，并嚴格遵守執行，傳染病風險有效降低，但受周邊地區疫情不斷、養殖區定期疫病監測評估少、疫病檢測種類和范圍窄、科學養殖水平不高，養殖管理制度不完善，缺少專業防疫支撐體系和專家指導等因素的影響，加之近年來動物疫病種類增多，病毒毒株變異加快，家畜交易頻繁， 養殖地凈化困難，疫病防控難度加大，使老病尚未凈化，新病傳入的可能性增大，生豬養殖防疫形勢依然嚴峻。

2.6 品牌意識不強

養殖專業合作社能否擁有知名品牌、強勢品牌，直接關系到自身的發展，大平掌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多年致力于生豬養殖的研發和技術攻關，探索出了有效的管理和養殖技術，在變化莫測的市場經濟中穩步發展，生豬年均出欄率逐年上升，養殖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顯著，但沒有及時申請相關產地認證，產品認證，沒適時打造形成屬于自己的品牌，市場占有率和產品知名度低，商品轉化率及經濟效益低。

3 應對措施

3.1 推進養殖專業合作走標準化生產路線， 健全機構，完善運作機制

按照合作社組織章程，通過召開社員會，群策群力，重點對生豬養殖發展趨勢和動態展開分析研討，適時修改養殖各種管理制度和更新養殖技術，著重解決社員養殖中遇到的養殖困難和問題，以便及時解決管理矛盾和規范養殖技術，提高養殖整體水平，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努力推進生豬養殖產銷合作社進行產業化經營，實現生產與市場的無縫對接， 從而提高養殖戶的經濟收益。

3.2 把生豬養殖抗市場風險能力納入常態化管理機制

一是要做好市場監測，加強信息引導，依托水塘鎮年交易20萬頭生豬交易市場距戛灑較近的優勢，進一步強化生豬生產和市場價格動態監測，密切關注生產形勢變化，加強形勢研判和走勢預測，及時市場預警信息，實現以養殖戶手機為終端，在互聯網上建立電子信息服務平臺，實時與養殖相關的市場信息，確保養殖場、養殖合作社能根據市場波動變化合理的調整生產規模，有效避開可能出現的潛在的市場風險。二是要優化豬群結構，淘汰老齡、生產性能低的母豬，組合優質種豬群，保持母豬數量并提高其質量，提升種豬生產能力和豬群質量。

3.3 整合畜牧產業項目資金，扶持合作社的發展

要積極引導合作社整體發展，強化政策、資金、技術扶持，開展養殖模式及市形勢分析，合理按需求適度組織生產，著重加快落實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小區建設項目和生豬良種補貼、能繁母豬補貼、養殖保險等政策組織落實，技術措施方面具體指導好新技術、新方法、 新品種、新設施設備在養殖合作社生產中的推廣與應用。全面提高生豬養殖科技含量和經濟效益，促進產業提質增效和培強壯大。

3.4 提高社員養殖技能和管理水平

一是要按計劃和要求適時組織社員集中討論生豬養殖關鍵技術措施，及時調整養殖方式，更新管理方法，著重運用落實好“種、料、管、免、檢、監、 測、銷”綜合配套體系和機制；二是選撥部分社員到大型生豬養殖規模養殖企業、畜產品交易市場、畜產品加工企業學習養殖管理及畜產品精深加工技術，培養出一批善管理、會經營、懂技術團隊；三是合作社可試行與科研單位簽訂技術服務及人才培養協議，壯大團體技術力量，逐步提升養殖技術整體技能； 三是結合農民培訓、科技入戶等工程，組織社員集中培訓、外出考察等形式，讓社員了解畜牧發展動態和趨勢，逐漸轉變社員的養殖觀念和實現養殖模式創新，使養殖效益充分發揮。

3.5 加強疫病防控，保障生產安全

進一步強化生豬產銷專業合作社防疫監管，生豬產銷合作社要圍繞自繁自養、全價料飼養、程序化免疫、制度化消毒、科學化用藥、保健性防疫等科學的飼養管理來提升豬群健康水平，根據養殖水平和當疫病流行情況制定適宜的免疫程序，著重抓好豬瘟、豬藍耳病、豬口蹄疫程序免疫及規范常規病防治措施，切實加強重大動物疫病監測和檢測，及時分析和評估監測結果，預警信息。杜絕生豬養殖專業合作社發生重大動物疫情，確保生豬產業健康發展。

生豬的生態養殖技術范文第4篇

[關鍵詞]EKC；生豬養殖；碳排放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長江經濟帶建設戰略引領下沿江地區經濟發展路徑研究”（2015YZD16）、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大湖地區畜禽養殖污染形成機理及管控政策研究――以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為例”（71303099）、江西省普通高校科技落地計劃科學前沿項目“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土地利用與生物多樣性變化及優化技術”（KJLD12065）和江西財經大學2015年度學生科研課題（XS306）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孔凡斌，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江西財經大學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江西南昌 330077）；王智鵬，江西財經大學鄱陽湖生態經濟研究院農業經濟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潘丹，江西財經大學在站博士后（江西南昌 330032）。

一、引言

畜禽養殖碳排放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重要來源。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報告《畜牧的巨大陰影：環境問題與選擇》統計數據顯示，生豬、牛、羊和家禽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占以二氧化碳當量計算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的18%。在日益嚴峻的全球氣候變暖情形之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低碳養殖模式呼吁而出，如何處理好經濟增長與生豬養殖碳排放的脫鉤發展，成為低碳養殖研究領域中十分關注的問題。目前，學者對畜禽養殖碳排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畜禽養殖碳排放的測算。學者主要運用碳轉化系數法、IPCC排放系數法、綜合調查法和碳排放指標體系等，對碳排放進行測算①。二是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國外學者對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做了很多研究，發現不同國家的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存在“正U型”“倒U型”“正N型”或“倒N型”等多種曲線關系①。國內學者應用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模型驗證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較少。孟祥海等運用EKC模型分析了我國畜禽污染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污染程度與人均GDP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且已跨過曲線拐點②。田素妍等對中國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進行了EKC驗證，結果發現：東部地區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間存在顯著的“倒U型”關系，中、西部地區畜禽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則存在顯著的“正U型”關系③。

綜上所述，現有對畜禽養殖碳排放的研究多以國家、省際作為研究單位，對省、市級研究甚少。同時，目前對畜禽養殖碳排放的測算往往集中在腸道發酵與糞便管理④，很少從系統的角度去測算整個生命周期過程產生的污染物總量，這將導致碳排放量測算的不準確。而有學者研究表明，污染物測算不準、不全往往是導致EKC檢驗結果不準確的主要原因⑤。基于此，本文將以江西省生豬養殖為例，運用生命周期評價方法（LCA）系統測算生豬養殖碳排放量，在此基礎上對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EKC關系進行檢驗，并分析影響生豬養殖碳排放的主要因素。生豬養殖業在中國畜禽養殖業中占主導地位，是中國畜禽養殖碳排放的主要來源。江西省是全國十大生豬主產省之一，其生豬碳減排工作對全國生豬碳減排具有重要的意義。對致力于打造“生態明文先行示范區”和“美麗中國‘江西樣板’”的江西省而言，對生豬養殖碳排放進行EKC檢驗以及對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顯得尤為迫切，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模型構建、變量選取及數據來源

（一）生豬養殖碳排放量測算

FAO溫室氣體排放評估框架《IPCC 2006年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指出⑥，生豬養殖直接的碳排放主要來源于生豬腸道發酵CH4排放與糞便管理系統中CH4、N2O排放，間接的碳排放主要來源于飼料糧種植、飼料糧運輸與加工、飼養環節耗能和豬肉產品屠宰加工等環節中能源與資源消耗所產生的排放。因此，本文結合江西省生豬養殖的實際情況，借鑒胡向東和孟祥海的研究成果⑦，運用生命周期評價方法（LCA），選取飼料糧種植、飼料糧運輸和加工、生豬腸道發酵、糞便管理系統、飼養環節耗能和豬肉產品屠宰加工六大環節，測算出生豬從幼仔養殖到出欄以及到豬肉產品銷售的整個生命周期過程中產生并排放到空氣中的CH4、N2O等溫室氣體折算成二氧化碳當量總和。目前，生命周期評價（LCA）已被廣泛應用于碳排放（即溫室氣體排放）研究領域①，但國內生命周期評價方法應用于畜禽養殖業特別是生豬養殖碳排放測算較少。

生豬養殖碳排放量測算公式如下：

C=EGF +ESM +EMT +ECD+EGE +ESF（1）

式（1）中：C為生豬養殖碳排放總量；EGF為飼料糧種植產生的碳排放量；ESM為飼料糧運輸與加工產生的碳排放量；EMT為生豬腸道發酵CH4排放產生的碳排放量；ECD為糞便管理系統中CH4、N2O排放產生的碳排放量；EGE為生豬飼養環節耗能產生的碳排放量；ESF為豬肉產品屠宰加工產生的碳排放量。

（二）生豬養殖碳排放的EKC模型設定

參照國內外學者對環境質量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②，根據測算的生豬養殖碳排放總量，環境質量指標選用碳排放量來衡量，經濟發展指標選用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來衡量。

同時，本文采用含參數估計的生豬養殖碳排放環境庫茲涅茨模型，來驗證江西省及各地市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是否存在EKC拐點。EKC模型的設定多以二次、三次多項式為主，但三次多項式相對靈活③。為消除數據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分別對生豬養殖碳排放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取自然對數，采用對數三次方作為回歸方程的基準方程對生豬碳排放進行EKC檢驗：

lnCt=θ0+θ1lnYt+θ2（lnYt）2+θ3（lnYt）3+εt（2）

式（2）中：Ct為生豬養殖碳排放量；Yt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t為時間；θ0為截距項；θ1、θ2、θ3為模型估計參數；ε1為隨機誤差項。根據模型估計參數θ1、θ2、θ3，其取值的不同，可以反映出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的不同關系。

（三）生豬養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研究

1.變量選取與說明

現有研究表明，碳排放具有不確定性和受人類活動影響等特點④，受經濟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產業結構、城市化水平、交通便利情況、人力資本、市場需求和政府支持等因素影響⑤。基于此，本文結合江西省生豬養殖實際情況與現有的研究成果并考慮數據的可獲得性，選取以下七個變量作為生豬養殖碳排放的影響因素：

（1）豬肉消費總量（X1）：用人均豬肉消費量與城鎮人口之積來表示。一般情況下，人們對豬肉的消費總量越多，意味著生豬養殖總量越多，將會消耗更多的能源和資源，碳排放量越多。

（2）對外貿易程度（X2）：用對外出口的生豬總額與牧業生產總值之比來表示。一般情況下，對外貿易程度越高，說明對外出口的生豬數量越多，產生的碳排放量越高。

（3）公路密度（X3）：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來表示。通常而言，交通條件越便利，越有利于生豬的運輸以及對低碳養殖技術的推廣，生豬養殖的碳排放量將會越少。

（4）農村勞動力價格（X4）：用城鄉勞動力人均收入之比來衡量。城鄉勞動力人均收入之比越高，生豬養殖的機會成本就越高，在理性經濟人假設下，生豬養殖戶會選擇進城務工以獲取更高的非農收入，選擇生豬養殖的概率更低，生豬養殖數量下降，生豬養殖碳排放量下降。

（5）產業結構（X5）：用牧業生產總值與農業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牧業生產總值占農業生產總值比重越高，說明生豬產業發展越好，用于生豬養殖的資源越多，生豬養殖所產生的碳排放越高。

（6）政府環保管制（X6）：用政府環境治理投入與地區生產總值之比來衡量。政府環保管制越高，對低碳養殖技術（例如糞便處理技術推廣和沼氣池建設技術）等的補貼越高，從而降低生豬養殖所產生的碳排放。

（7）能源利用效率（X7）：用單位GDP能耗來表示。一般情況下，在生豬養殖的整個生命周期過程中，能源的利用會間接產生碳排放。能源利用率越高，生豬養殖產生的碳排放越低。

2.模型構建

為消除數據中可能出現的異方差同時不改變數據的特征，本文采用變量的對數值。生豬養殖碳排放影響因素的計量模型構建如下：

lnC=θ0+θ1lnY+θ2（lnY）2+θ3（lnY）3+Yi lnXi+ε；i=1，2…（3）

式（3）中：C表示生豬養殖碳排放量；Y表示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Xi為解釋變量；θ0為常數；θ1、θ2、θ3、Yi為估計參數；ε為隨機誤差項。

（四）數據來源

生豬養殖碳排放量測算與EKC檢驗采用1990―2014年江西省及11個市區的面板數據，數據來源于1991―2015年《江西省統計年鑒》。由于2000年以前生豬養殖碳排放影響因素的相關數據缺失且較難獲取，因此，生豬養殖碳排放影響因素研究采用2000年之后的數據進行分析，數據來源于2001―2015年《中國統計年鑒》和《江西統計年鑒》。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生豬養殖碳排放的EKC檢驗及拐點分析

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對生豬養殖碳排放的EKC進行計量模型估計，結果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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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θ10，且θ3

第一，當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2454元時，該時期為1990―2003年，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水平呈反向變化關系，即經濟發展水平保持增長的態勢，而生豬養殖碳排放呈下降趨勢。這一階段生豬養殖業多為農戶散養經營，生豬養殖總量相對較少，有足夠的土地吸納生豬養殖廢棄物，能夠有效實現“廢棄物―有機肥―種植業”的種養結合，廢棄物環境友好型處理率較高。且該時間段生豬養殖業的發展更多依賴于勞動力的投入，物資資本、能源等的投入未急劇增加，因此生豬養殖碳排放呈現下降態勢。

第二，當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介于2454元至10864元之間時，該時期為2004―2014年，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呈現同步上升的趨勢，即隨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生豬養殖碳排放也在增加。該階段隨著人口規模壯大和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豬肉市場需求增加使得生豬養殖總量不斷攀升，生豬養殖模式由傳統散養模式向小、中、大規模化養殖模式轉變。隨著生豬養殖業專業化、規模化程度日益提高，但養殖戶經濟基礎比較薄弱，且生豬養殖業在一般情況下屬于微利產業，污染治理投資與運行費用相對較高，多數養殖戶在資金需求上難以承受。因此，相當一部分生豬養殖場缺乏必要的糞污處理設施，大量未經處理的禽糞污隨意排入河流、稻田、荷塘等，使得大量生豬糞污及廢棄物不能實現資源化、循環化綜合利用，環境污染日益嚴重。農牧脫節，使得“廢棄物―有機肥―種植業”的種養結合模式難以實現。同時，政府對沼氣的推廣尚在起步階段，“廢棄物―沼氣―有機肥”的資源化循環經濟模式效果不顯著。而且，隨著勞動力對生豬養殖產出的貢獻力逐漸減弱，生豬養殖產業的發展更多依賴于物資資本及能源的投入增加。因此，該階段生豬養殖碳排放和經濟發展水平處于同步上升的態勢。

第三，當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大于10864元時，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生豬養殖碳排放將逐漸降低。這一階段，人民生活水平逐漸提高、環保意識逐漸增強、對環境質量需求也不斷提高。政府對生豬清潔生產更加重視，對生豬低碳養殖技術和清潔生產技術的補貼力度加大，如沼氣池建設、干清糞工藝、尿糞固液分離工藝推廣等。同時，政府采取一定的激勵或者強制措施，促進生豬糞便還田，減少生豬糞便向環境排放。實施生豬養殖業廢棄物綜合利用工程。大力發展養殖業循環經濟，建立以沼氣為紐帶形成“豬―沼―菜”“豬―沼―果”“豬―沼―林”“豬―沼―魚”多功能生態養殖和循環經濟模式。減量化、資源化、再循環模式成效的顯現，使得該階段生豬養殖碳排放會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而降低。

（二）生豬養殖碳排放EKC拐點的時空特征分析

1.空間分布特征

2014年江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997.0元，還處于臨界值（10864元）左端，意味著當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隨著經濟發展仍然呈現上升的趨勢。將江西省十一個設區市2014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與臨界值（10864元）進行對比分析后發現：南昌市（12266.8元）、景德鎮市（11410.1元）、萍鄉市（12617.6元）、新余市（12678.9元）和鷹潭市（11215.4元）五個市的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超過其臨界值，生豬養殖碳排放將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逐漸降低。可能的原因是：2014年景德鎮市、萍鄉市、新余市和鷹潭市生豬養殖量分別為25萬頭、66萬頭、40萬頭和58萬頭，遠小于江西省129萬頭的生豬平均養殖量。這四個設區市生豬養殖量較小，可以較好地實現“廢棄物―有機肥―種植業”的種養結合，以及政府對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視和養殖技術的推廣，如“廢棄物―沼氣―有機肥”循環經濟模式等，廢棄物的資源化利用使得這四個區域生豬養殖碳排放經過高拐點值進入了下降階段。南昌市是江西省的省會城市與經濟發展中心，政府對生豬養殖造成的環境污染更加重視，且南昌市生豬養殖專業化、規模化程度較高，中、大規模養殖場較多，得到的補貼更高；較好地實現了“廢棄物―沼氣―有機肥”多功能生態養殖和循環經濟模式，使得南昌市生豬碳排放從高拐點值開始逐步降低。其余六個設區市生豬養殖碳排放還未到達高拐點值，即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生豬養殖碳排放仍然呈現上升的趨勢。那么，這六個設區市的生豬養殖碳排放何時才能到達高拐點值？接下來本文將對各市到達高拐點值的時間路徑進行分析。

2.時間路徑特征

根據到2020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的目標以及各市2010―2014年間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增速，首先預測出各市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且將其作為預估時間的年均增速；然后，計算出各市到達高拐點值所需要的時間；最后，確定到達的具體年份。根據計算方法，得出的結果如表2所示。

從表2可知，在2015年到達EKC高拐點值的市包括九江市、宜春市、撫州市，在2016年到達EKC高拐點值的市包括吉安市和上饒市，贛州市將在2018年到達EKC高拐點值。不同市到達EKC高拐點值的時間不同，可能由于各市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造成的。九江市、宜春市、撫州市、吉安市和上饒市生豬養殖業占有重要地位，2014年這五市生豬養殖量分別達到了95萬頭、284萬頭、124萬頭、175萬頭和127萬頭，分別占江西省生豬養殖總量的6.66%、19.99%、8.73%、12.30%和8.92%。這五市生豬養殖量大，碳排放總量更高，使得生豬養殖碳排放量更高。生豬養殖業蓬勃發展，使得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高，到達曲線高拐點值的時間相對較短。贛州市位于贛南地區，面積相對廣闊，主要還是以包括生豬養殖業在內的農業發展為主，經濟發展相對較慢，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較低，到達曲線高拐點值的時間相對較長。

（三）生豬養殖碳排放影響因素分析

運用stata10.0統計軟件進行生豬養殖碳排放影響因素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采用固定效應模型處理數據，模型R2為0.9985，且F值為265.6139，說明模型整體擬合優度較好。在控制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水平的系數滿足θ10，且θ3

表3結果顯示，豬肉消費總量（X1）的系數為0.1378，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豬肉消費總量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正影響作用，與預期一致。這表明，隨著豬肉消費總量的上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豬養殖碳排放呈上升趨勢。

對外貿易程度（X2）的系數為0.0963，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對外貿易程度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正影響作用，與預期一致。這表明，隨著對外貿易程度的提高，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生豬養殖碳排放呈上升趨勢。可能的原因是：發達國家的生豬從我國進口，使得碳排放環節發生在我國，出現了“碳轉移排放”現象，這與林百強和蔣竺均研究相符①。

公路密度（X3）的系數為0.0880，且通過了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公路密度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正影響作用，與預期并不一致。可能的原因是：隨著公里密度的提升，交通條件更為便利，生豬規模飼養數量將會增多，生豬養殖碳排放量增加。

農村勞動力價格（X4）的系數為-0.5527，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農村勞動力價格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負影響作用，與預期一致。這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在城市收入越高，養殖戶生豬養殖的機會成本就會越高。基于人們對經濟效益的抉擇，城市務工收入越高，從事生豬養殖人員就會相對越少。這與鄧力群的研究類似，養殖機會成本對養殖戶飼養行為產生負影響，即農村勞動力價格將會抑制生豬養殖碳排放的增長①。

產業結構（X5）的系數為0.8767，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產業結構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正影響作用，與預期一致。這說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產業結構的提升會使得生豬養殖碳排放呈上升趨勢。這與杜江和劉渝的研究結果相符②。

政府環保管制（X6）的系數為-0.1549，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政府環保管制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負影響作用，與預期一致。張學剛和王玉婧認為，政府對環境的管制等對環境質量改善有重要影響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政府對環境保護越重視，對生豬低碳養殖重視會越高，使得生豬養殖碳排放下降顯著。

能源利用效率（X7）的系數為-6.6554，且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說明能源利用效率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具有負影響作用，與預期一致。趙愛文和李東研究發現，能源利用效率的不斷提高，顯著影響能源使用強度①。在生豬整個生命周期過程中，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使得能源使用強度顯著下降，使得生豬養殖碳排放減少。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1990―2014年江西省及十一個設區市的面板數據，運用生命周期評價方法（LCA）測算出江西省及各市生豬養殖碳排放總量，利用EKC模型檢驗了江西省及各市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的EKC關系，并對各市的碳排放拐點變動及時空特征進行了實證研究，最后對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的主要影響因素進行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從長期發展來看，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倒N型”的EKC關系，且存在臨界值分別為2454元和10864元的雙拐點。研究表明，當經濟發展水平低于2454元時，生豬養殖碳排放處于下降的態勢；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2454元而低于10864元時，生豬養殖碳排放由低拐點值隨著經濟發展呈現同步上升態勢；當經濟發展水平超過10864元時，生豬養殖碳排放由高拐點值向下呈現逐步下降趨勢。

第二，從空間分布來看，2014年江西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9997.0元，還處于臨界值（10864元）左端，意味著當年江西省生豬養殖碳排放隨著經濟發展仍然呈現上升的趨勢。江西省有五個市生豬養殖碳排放超過了高拐點值，其中包括南昌市、景德鎮市、萍鄉市、新余市和鷹潭市；其余六個市當前生豬養殖碳排放還仍未到達高拐點值，即隨著經濟發展生豬養殖碳排放仍然呈現上升的趨勢。

第三，從時間路徑來看，在未來三年內，有三個設區市將到達EKC高拐點。九江市、撫州市和宜春市已在2015年到達EKC高拐點；吉安市和上饒市將在2016年到達EKC高拐點；贛州市將在2018年到達EKC高拐點。

生豬的生態養殖技術范文第5篇

一、指導思想

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民本建設為指導，以落實華政發3號文件和現代農業示范區建設為目標，加快良種繁育體系建設，突出動物防疫重點，強化技術指導，確保全年生產目標任務順利完成。

二、工作目標

1、繼續抓好生豬標準化養殖（小區）項目建設。主要是加強生產設施、防疫設施和環保設施建設，保證規模養殖生產規范化、防疫制度化、糞污無害化，達到年出欄生豬8000頭以上的規模場1個，出欄生豬30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場2個，出欄10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場3個，出欄100頭以上的規模養殖場100個。出欄生豬3000頭以上的養殖小區1個。

2、加強規模養殖的示范帶動作用。確保畜禽補欄（籠）增養達到年底生豬出欄12萬頭，家禽出籠150萬羽毛，肉牛、羊分別出欄4000頭和1.1萬只。

3、推進畜禽良種繁育體系建設。重點抓好生豬人工授精站和肉牛冷配站的建設。繼續推廣人工授精和冷配技術，利用秋冬畜禽繁殖配種、選種、育種、引種的有利時機，切實抓好秋配秋繁，引種更新和苗種越冬工作，擴大能繁母豬、母牛、母羊的種群規模，保證生豬人工授精和肉牛冷配覆蓋面在90%以上和85%以上。

4、加快推行現代畜牧業建設進程中的轉型升級。以市需求為標準，以無公害為原則，提高畜禽產品質量，推行無污染綠色健康養殖。力求在推行健康養殖，走規模化生物生態養殖方向上有所突破。

5、加快草食動物發展。重點培養小區、大戶和改善生產經營方式。

三、工作重點

1、進一步強化落實秋防工作。按照“政府保密度、部門保質量”的防疫要求，切實做好秋季重大動物疫病的集中免疫和月月補注工作。確保免疫率達到100%。

2、進一步強化秋冬畜禽生產技術培訓。一是開展生豬標準化規模養殖（小區）養殖技術、疫病防控知識、生豬人工授精技術等培訓活動；二是加強村級專職動物防疫員業務知識培訓，全面掌握《動物防疫法》、《畜牧法》等法律法規知識。更新提高疫病防控，科學養殖技術知識，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