貿易結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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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1篇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J
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over.
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
the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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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tradestructure.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總的來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
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收稿日期：2002-11-20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現[J].當代亞太，2002(6,7).
[3]袁鋒.當前形勢下的中日關系[J].復印報刊資料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8).
[4]劉昌黎.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衰退及其前景展望[J].當代亞太，2002(6).
[5]［美］邁克爾·波特等著.日本還有競爭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1.
【原文出處】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
【原刊地名】沈陽
【原刊期號】200302
【原刊頁號】119～123
【分類號】F52
【分類名】外貿經濟、國際貿易
【復印期號】200305
【標題】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與雁行模式的前景
【英文標題】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andtheFutureofFlyingGeese
Model
LIUXiang-li,CHEWei-han
(CollegeofInternational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110036,China)
【作者】劉向麗/車
【作者簡介】劉向麗(1971-)，女，遼寧本溪人，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講師，博士研究生。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車(1954-)，男，遼寧沈陽人，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遼寧大學國際經濟學院，遼寧沈陽110036
【內容提要】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其他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則較快地擺脫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中國也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在此背景下，日本官方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雁行模式業已結束。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本文對比了日本與“四小龍”和部分東盟國家出口主導產品的差異，闡明了日本和中國在經濟和科技領域的巨大差距之后，說明雁行模式仍有存在的必要，關鍵取決于日本經濟的恢復和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摘要題】他山之石
【英文摘要】From1990sof20century,thereexistgreatdifferencesbetweenJapanandother
easternAsiacountriesintheeconomicgrowth.FoursmalldragonsandASEANcountries
getridoftheimpactoffinancialcrisisquickly.Chinakeepthehighlevelofeconomic
growthbeginfromthetakingofreformandopenpolicy.Underthesebackgrounds,
JapaneseofficialreportsdeclaredthattheflyinggeesemodelineasternAsiawas
over.Isthedeclarationshowthefinishingofflyinggeesemodel?AftercomparingthemainexportcommoditiesamongJapanandothereasternAsia
countriesandthebiggapineconomyandscienceandtechnologyexistbetween
JapanandChina.Wemakeaconclusionthatflyingmodelwillstillplayrolesinthe
future.However,thefutureofthemodeldependsontheeconomicprosperandthe
adjustmentsofJapan''''sforeigntradestructure.
【關鍵詞】日本/貿易結構/雁行模式
Japan/foreigntradestructure/flyingmodel
【正文】
中圖分類號：F7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3291(2003)02-0119-05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和中國以及部分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態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自1991年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長的停滯期，大部分年份的經濟增長率為負值，經濟結構調整步履艱難，通貨緊縮未見好轉，失業率屢創新高。韓國和新加坡等國家較快地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中擺脫出來，經濟發展態勢依然良好。中國則保持了自改革開放以來的高增長態勢，年經濟增長率均在7%以上，經濟結構穩步調整。在此情況下，2001年5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在該年度《通商白皮書》中明確指出，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雁行形態發展”時代業已結束，代之而起的是“以東亞為舞臺的大競爭時代”。那么，日本官方的這一表態是否表明東亞經濟增長的雁行模式真的終結了呢？對于處在這一爭論漩渦中的中國來說，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對于今后外貿政策和引資政策的改革意義重大。本文認為，東亞雁行模式的現狀與前景都與日本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雁行模式對現時的式微是近20年來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調整滯緩的結果，而雁行模式的前景則取決于日本能否加快對外貿易結構的調整。
一、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緩慢的主要原因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日元升值時日本國內曾掀起過一次是否向國外轉移制造業的爭論，結果，由于擔心日本企業向中國轉移生產會導致國內產業“空心化”，日本選擇了保守的做法，結果延誤了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的時機，由于國內投資仍然偏重于制造業而對高新技術的投資不足，使日本在保持現有優勢和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上陷入顧此失彼的境地，而且在發展高新技術上缺乏重點，在信息產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在對外貿易和投資中則自動切斷了與雁陣之間的鏈條，使雁行模式成了無源之水。日本本身也并沒有從其保守行為中得到多大的好處，經濟陷入了長期停滯，貿易和投資結構調整滯緩而導致的國內經濟結構調整滯緩是經濟停滯的重要原因。在日本之前的美國也同樣面臨過產業空心化問題，美國也曾有學者抱怨80年代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在于產業空心化，但90年代美國信息產業的異軍突起說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如果企業投資沒有集中到新產業和新產品上，比較優勢也不會轉移到新產業上。
二、日本外貿結構調整緩慢：雁行模式衰落的根本原因
雁行模式理論是由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于1932年首次提出的。通過對日本棉紡織業發展軌跡的研究，赤松要認為日本從19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開始，棉紡織業從大量進口到國內生產到大量出口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依存關系，用圖形表示如三只飛翔的大雁，故命名為“雁行模式”。后來，一些經濟學家將這一理論應用于解釋20世紀后半期東亞地區各國經濟順次起飛的態勢，即日本——“四小龍”——東盟和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依次實現經濟追趕的區域分工和貿易模式。領頭雁日本依次把本國處于成熟期的產業如紡織、鋼鐵、化工、機械、造船、家電等產業通過貿易、技術轉讓和投資依次傳遞給“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及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使這些地區的上述產業迅速成長和發展并形成了大量出口的能力。雁行模式對東亞地區的經濟起飛起到了獨特的作用。
然而，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懼怕產業空心化，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結構的調整大大放慢了，日本不愿意再充當雁首是現時雁行模式作用不明顯的主要原因。從80年代末期到整個90年代，日本對外貿易和投資的首要伙伴是北美，其次是歐洲地區，亞洲居后。一方面，由于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對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嚴格的限制且美國進行了監督，日本對東亞國家和地區出口產品結構甚至不及歐美國家；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趕超的經驗使日本深知技術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由于視中國為潛在競爭對手，日本有關部門將高新尖技術當作不傳之秘，在審批投資項目時總是以技術水平領先20年為標準來拉開日本和中國之間的技術差距。在整個90年代，亞洲吸收的日本投資僅占該時期日本對外投資的19%。其中，日本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于1995年以44.8億美元到達頂點后開始下滑，1999年減少到只有7.5億美元，對中國直接投資在其海外直接投資中所占份額從8.7%減少到1.1%。分產業來看，日本轉移到亞洲地區的制造業占其全部制造業投資的31.9%，非制造業投資僅占全部非制造業投資的12%，比重低于除大洋洲之外所有地區。因此，亞洲是日本轉移制造業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但是在非制造業，特別是服務業的轉移中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此外，在日本的制造業轉移過程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和資源消耗型產業，如紡織、纖維、金屬、家電等產業主要集中在亞洲地區；而資本密集型產業，如機械、電氣設備、運輸設備等則分散在北美和歐洲地區。其中，在對中國的投資中，90年代日本企業在制造業的集中程度比80年代更加嚴重：1987年以前，65%的子公司集中在制造業，90年代則上升到了85%，而且為了防止技術外溢，日方經理人員所占比例也是外商投資企業中最高的。很明顯，日本向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投資的類型主要屬于成本節約型，這種投資的顯著特點就是不具有技術優勢，存在相當大的技術級差，日本在技術轉讓方面一直持謹慎和保守的態度，具有明顯的防御性。
三、差距依然巨大：東亞國家尚未完成追趕任務
（一）東亞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的差距
判斷雁行模式未來發展的主要依據，應該是看東亞各國和地區之間產業結構的梯度與銜接情況，具體來說就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因為出口主導產業的變動趨勢反映了一國各類產業現時的比較優勢和未來主導產業的發展方向。本文擬根據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統計資料，選取日本、“四小龍”和“四小虎”從80年代初期到1997年危機以前的出口商品的構成，來說明東亞各國和地區產業結構的調整趨勢。
在80年代初期，日本主要出口商品依次為：車輛、錄音設備、普通機械、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船舶、測量控制工具、鋼板、辦公設備零部件等。到90年代中期，錄音設備、普通機械、測量控制工具退出主要出口品行列，半導體元器件、汽車零部件、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內燃機車引擎等成為主要出口品。因此，盡管日本90年代后的經濟并不景氣，但出口商品結構仍然有所改善。
稍加注意可知，“四小龍”在80年代初期的主要出口品有一定的共性，總的來看，非毛皮類服裝和鞋類（新加坡例外）、紡織品、通訊設備及零部件、電力機械、普通機械、辦公設備零部件、玩具及運動制品等占有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4項。另外，韓國的鮮魚、粗鋼和鋼板，臺灣地區的塑料制品、家具和收音機，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橡膠、煤及原油，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家用電器出口也占有重要地位。90年代中期，“四小龍”出口商品結構的共性加強，半導體元器件、服裝和紡織品、自動化數據處理設備、辦公設備零部件、家用電器、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占據了較大的出口份額，與日本重疊的有5項。另外，韓國的汽車、聚合類化工產品、鋼板和鞋類，臺灣地區的玩具及運動制品、塑料制品和自行車，香港地區的鐘表和內衣，新加坡的石油制品、收音機和錄音設備仍占據比較重要的地位。“四小龍”出口產品的變動說明他們與日本出口商品結構的相似性增強，但“四龍小”出口增長最快的產品正是1997年金融危機后受影響最大的產品。而作為工業社會標志的汽車工業，除了韓國的水平有所提高外，在其他三個地區并沒有成為支柱產業和主要出口產品，日本在汽車零部件尤其是關鍵的引擎方面的比較優勢不斷增強。這不僅說明東亞國家原來在信息工業上取得的比較優勢是低層次的，而且在制造業上仍然需要更大的發展，因為信息工業的發展是以高水平的制造業為基礎的。所以，“四小龍”和日本在經濟發展結構上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日本因為懼怕產業空心化而延緩向“四小龍”轉讓技術限制了這些國家和地區產業結構的提升和出口產業結構的優化，也延緩了日本自己提升產業結構的時間，因為有限的資源不可能同時維護大而全的制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與“四小龍”相比，部分東盟國家80年代初期出口商品構成中仍以初級產品和自然資源產品為主，如橡膠、木材及其制品、錫和其他有色金屬、電力機械開關、鮮魚及其制品等。另外，泰國的大米、蔬菜、糖和蜜、非毛皮類服裝、玉米、珠寶，馬來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非毛皮類服裝、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印度尼西亞的原油及其制品、煤氣、咖啡的出口也非常重要。90年代中期，大部分東盟國家在半導體元器件、辦公設備零部件、通訊設備及零部件、家用電器、紡織品和服裝方面的出口猛增，但是，自然資源產品的出口依然很重要，如橡膠、石油及其制品、貝類、加工木材和膠合板，還有泰國的大米、魚制品、鞋，馬來西亞的固體植物油，印度尼西亞的煤氣、有色金屬礦產品等。總的來看，絕大多數東盟國家的出口商品結構與“四小龍”相比還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產業發展的梯度仍然存在，繼續從“四小龍”和日本獲得生產設備和技術仍然非常重要。
所以，無論是“四小龍”還是東盟國家，其中的任何單個國家和地區不僅在經濟總量上與日本存在著差距，而且在最關鍵的產業結構上也沒有和日本處在同一層次上。
（二）中國與日本在經濟和科技方面的差距依然巨大
至于被有些學者看好的能在未來縮小和日本差距的中國，在2020年之前還沒有超過日本的實力。本來，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就在叫嚷無中生有的中國，在實力相差甚遠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客觀地評價自己的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不能在日本官方的表態下喪失自己的立場。
首先，從經濟總量來看，日本在未來最少20年內仍將是亞洲第一經濟大國。
2000年日本實際GDP為4.9萬億美元，人均3.76萬美元。同年中國的GDP接近1萬億美元，還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人均GDP僅為不到850美元，約相當于日本的四十四分之一，排在世界第140位。如果在未來的時間，日本經濟原地不動而中國保持年均7%的增長，則23年以后中國的經濟總量才能追上日本，但是由于在2020年前后中國將達到人口高峰，人均GDP追上日本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同時，現在日本的生產技術和設備、勞動力素質、企業跨國經營與生產要素全球整合等方面的能力，都是中國無法比擬的。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主要靠生產要素的投入即外延式的增長方式為主，是一個依靠吸引外國資本與技術的加工出口生產基地，現在正在大力發展的裝備制造業非常缺乏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因此，短期內中國在東亞地區經濟發展中還不具備發揮主導作用的能力。
其次，從維系雁行模式的最重要的指標——科技實力來看，日本的優勢依然明顯。
日本雖然在計算機軟件行業的競爭中敗給了美國，但在信息產業的其他方面如計算機硬件、集成電路、半導體工業中仍然具有同美國競爭的實力。同時，日本在制造業的核心技術、機器人工業和某些生物技術方面的實力甚至要高于美國。包括韓國、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短期內還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同日本一較長短。更重要的是，日本科技發展的后勁即使和美國相比也并不遜色，在東亞地區更是首屈一指，見下表。
中、日、韓三國科技活動指標的比較：
指標單位中國（1998年）韓國（1998年）日本（1998年）
研究與開發經
費總值占GDP億美元67811396
的比重%0.692.523.26
每一萬人中的
研究人員數量人數3.919.949.8（1997年）
單位研究人員
的經費千美元13.787.6195.5（1997年）
批準專利數量千件3.524.6147.7
技術出口百萬美元66871417924
技術進口百萬美元1637525283720
科技論文總數千件46.221.5124.6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時事出版社2001,5。
中國雖然在一些重要的前沿科學技術方面居世界先進水平，但就總體而言，與日本相比仍有不少差距。教育科技投入的人均量仍很低，研究與開發支出位居世界第40位。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3%，不僅低于日本的4.9%，甚至低于許多發展中國家。1999年以來，中國加快了建立世界裝備制造業基地的步伐，但在實際上，中國發展裝備制造業仍面臨很多困難，其中最關鍵的就是多數制造業產品的核心芯片、核心制造技術仍由日本和其他發達投資國控制著。從產業分工上講，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仍處于最高層次，那些高技術、高檔次、高附加值并能帶來豐厚利潤的產品或工序，仍然出自日本和其他發達國家。
最后，中日兩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判斷一國對其他國家的經濟影響力，主要應該看后者對前者的貿易、投資和貨幣依賴程度。在東亞國家中，日本在貿易、投資和貨幣方面的影響力顯然比中國要大得多。
從對外貿易上看，“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對日本出口占各自國家和地區出口總額的比重平均為20%左右，而中國在“四小龍”和東盟國家的貿易伙伴排名中要遠遠落后于日本，主要是中國出口產品結構與“四小龍”和東盟國家具有較大的趨同性，而需要進口的商品又是上述國家和地區無法提供的。從對外投資上看，日本是一個資本凈輸出國，1990年對外投資總額為505億美元，2000年為329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總額居世界前列，是東亞國家的重要投資國。中國目前還是一個資本凈輸入國，2001年，中國實際利用外資達到5684億美元，外商直接投資為3935億美元，自1993年起居發展中國家首位。但是，中國資本剛剛開始走向世界，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年份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到10億美元，累計對外投資量僅相當于引資量的5%，對外投資企業的境外營業額年均不到100億美元，在有限的對外投資中，投入東亞國家的資本所占的比例很低。日元是可自由兌換貨幣，也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中的主要計價和結算貨幣之一，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還需要一段時間，影響力有限。因此，中國對東亞國家的經濟影響力與日本相比存在相當大的差距。
四、柳暗花明：雁行模式不會終結
20世紀90年代初日本基本完成追趕任務以后，由于沒有及時進行制度改革和經濟結構調整而陷入長期經濟蕭條，但不能就此認為日本已無力再充當東亞的領頭雁。從實力分析，日本在累計投資、專利申請和批準數量、科技文獻、企業家精神、獻身精神以及大學生占總人口的比重來看，日本仍具有而且能夠保持競爭力。日本仍是亞洲第一經濟、科技和投資大國，仍有能力在未來的至少20年內充當雁首，關鍵是看日本愿不愿意和怎么做。因此，東亞雁行模式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日本的經濟結構改革和對外貿易結構調整。一旦日本經濟從低迷中走出來，經濟結構調整的效應顯現出來的時候，雁行模式又會重新發揮作用，成熟產業向東亞鄰國轉移勢在必行。但是，作為東亞后起的國家，尤其是作為正處于工業化初期的中國，應該從日本這次的經濟蕭條中吸取經驗和教訓，在經濟不斷發展的同時漸進地進行體制改革，在發展新興產業時要有前瞻性，在引進技術的同時培養技術上獨立自主的能力，不能消極被動地依靠雁行模式的傳遞效應，經濟和技術發展的源泉自主化、多元化應該是努力的方向。
【參考文獻】
[1]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世界發展研究所編.世界發展狀況(2001)[M].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
[2]魏燕慎.“雁行模式”式
微多元分工格局初現[J].當代亞太，2002(6,7).
[3]袁鋒.當前形勢下的中日關系[J].復印報刊資料外貿經濟、國際貿易，2002(8).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2篇
關鍵詞：貿易依存度結構出口進口
盡管有關我國貿易依存度高低的爭論不絕于耳，但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沒有明顯證據顯示什么樣的貿易依存度是“理想”的。因此，不能僅從量上考察貿易依存度，而應進一步分析貿易依存度的結構。
我國貿易依存度結構的特點
貿易依存度是指一國對外貿易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貿易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趨勢，特別是2000年后這種趨勢更為明顯。1990年我國貿易依存度為38%，2000年上升到44%，2003年達到61%，2007年則接近70%。不斷上升的貿易依存度反映了對外貿易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也符合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貿易結構看，我國的貿易依存度存在如下特點：
（一）對重要產品的進口依存度較高
入世后，我國進口商品結構的一個明顯變化是原材料、中間產品、能源及高新技術產品進口增長較快，尤其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進口依存度不斷上升。我國進口依存度高的產品主要集中于兩大類：
一是重要原材料和能源。根據趙瑾2005年對我國各種戰略性資源進口依存度的測算，2003年，原油、鐵礦石、氧化鋁的進口依存度分別是35%、36%、47%；鎳、天然橡膠的依存度則高達55%以上。2007年我國鐵礦砂及其精礦的進口額達到337.88億美元，與2003年相比增長596%；原油進口額達到797.73億美元，增長303%；其他用于原材料的初級產品，如食用原料和礦物燃料、油等進口額增長均超過1倍以上。二是高新技術產品。如我國一般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為52.87%，中檔產品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依存度超過60%，大型和高精度儀器儀表的進口依存度幾乎是100%。再如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部件的進口額，從2003年的114.11億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224億美元，增幅達96%。
能源、礦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戰略物資進口依存度過高，易使一國的經濟命脈受制于人。一旦居于行業壟斷地位的出口商對資源進行控制或出口國政府出于戰略考慮對產品出口設置障礙，則會給我國帶來潛在的風險。同時，由于這些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一旦大量進口，就會引起國際市場價格的上漲，這將惡化我國的貿易條件，降低我國的經濟福利。
（二）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較高
盡管近年來我國產業結構有了改善，但從總體上說，勞動密集型產品仍是主要出口產品。定義某類產品出口依存度為該類產品的出口額與GDP的比重。按傳統SITC分類，將0、6、8類產品歸為勞動密集型產品，1、2、3、4類產品歸為資源密集型產品，5、7類產品歸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得到這三類產品的出口依存度分別是17%、1%、20%。需要說明的是，從表面看，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要稍高于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實際上這些產品不都是真正意義上的高技術高附加價值產品。美國普查局將高技術產品分為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光電技術、信息與通訊、電子電機、柔性制造、高新材料、航空技術、武器、核技術10類。顯然，據此標準，第5類化學成品及有關產品、第7類機械及運輸設備在目前技術水平條件下，更多地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根據我國商務部最新標準，即將高新技術分為計算機、通訊技術、電子技術、光電技術、計算機集成制造技術、生物技術、生命科學技術、航空航天技術、材料技術、其他技術10類，2005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2183.7億美元，出口依存度應為10%，比傳統方法計算的18%明顯要低。這就是說，我國事實上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低得多，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依存度比上述計算的數據要高得多。
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依存度高，說明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主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資本和技術要素。這種競爭力格局影響了我國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惡化了貿易條件，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地位，同時也使我國貿易發展面臨著其他更多發展中國家的低層次競爭局面。（三）服務貿易依存度低于貨物貿易依存度且出口依存度高度集中
近年來，我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出口額和進口額已分別由1982年的18.7億美元和24.8億美元增長到2005年的744億美元和838億美元。但與貨物貿易比，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很低。定義服務貿易依存度為一國服務貿易額與該國服務業產出的比重。2006年，我國服務貿易依存度僅為20%。同時，由于服務貿易包含的范圍極廣，需要進一步細分。2005年服務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比重及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如表1所示。
由表1可見，我國服務貿易出口依存度較高的集中在運輸、旅游、其他商業服務三類，其他九類出口依存度都很低。這說明我國服務業出口以傳統的資源和勞動密集型服務貿易為主，知識與資本密集型服務業如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咨詢、廣告宣傳、金融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出口比重極低。同時，我國服務貿易的進口及逆差主要集中在運輸、保險服務、專利使用和特許費等項目上，2006年此三項逆差占服務貿易總逆差的323%。
一國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決定于該國服務業的發展水平。目前，國際服務貿易發展迅猛，已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對象，服務貿易的競爭力日益成為決定一國貿易競爭力的主要指標。服務貿易競爭力的低下使我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分工地位。
（四）加工貿易依存度較高
在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加工貿易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別定義加工貿易依存度和一般貿易依存度為加工貿易進出口額及一般貿易進出口額占GDP的比重，得到2001-2007年我國加工貿易與一般貿易的貿易依存度，詳見表2。
由表2可見，目前我國較高的貿易依存度很大程度上是由加工貿易形成的。加工貿易成為我國的主要貿易方式，這符合跨國公司的全球經營戰略目標。但對我國來說，即便出口產品已從傳統的紡織品轉為機械、電子等制成品，企業并沒有因此而獲得核心技術，大多數企業承接的加工貿易仍屬勞動密集型產品，從加工貿易中獲利的主要也還是勞動力報酬。
從現實看，以加工貿易為主的格局已發生了所謂的“貿易順差國際轉移”現象，即貿易順差大、依存度高，在貿易過程中卻沒有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低下。據計算，我國對外貿易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15%-20%之間，拉動GDP增長在1.5%-2%之間。不僅如此，高貿易依存度還為他國利用，成為西方國家向我國施加貿易壓力的籌碼。
（五）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市場依存度較高
目前，與我國有經濟貿易往來的國家有220多個，但我國進出口市場集中于少數國家。定義某市場依存度為一國對其某一貿易伙伴國的貿易額與該國GDP的比重。從出口來說，2007年我國對歐洲、美國、日本、東盟、韓國的出口占我國總出口的60%，對以上國家（地區）的市場依存度分別為7.6%、7.2%、3.2%、2.9%、1.7%。再從進口來說，2007年我國從日本、歐盟、東盟、韓國、美國的進口占總進口的73.6%，對以上國家（地區）的進口市場依存度分別為5.3%、3.9%、3.1%、2.9%、2.7%。可見，我國進出口商品的流向有高度的集中性。對主要貿易伙伴國的高度依賴直接導致出口企業間惡性競爭，相互殺價，不僅限制了我國出口產品結構的調整，而且極易在主要貿易伙伴國內部形成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主義環境。
結論與政策建議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3篇
[關鍵詞]出口貿易結構問題優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快速增長，去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量超過14000億美元，同比增長超過23.2%。其中，出口7620億美元，增長28.4%，實現貿易順差110.1億美元。目前，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繼美、德之后的第三大貿易國。平穩而且快速增長的出口貿易，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主要特點
1.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我國工業制成品在出口中的比例不斷上升，但高技術產品的比重仍然偏低。改革開放后，工業制成品在我國出口中的比例逐步上升，技術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產品一直是拉動中國對外貿易出口快速增長的主要商品。2005年我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達7,129.6億美元，同比增長29.0％，占出口總額的93.6％，成為我國出口的主導產品。高技術產品出口額為2,182.5億美元，同比增長31.8％，僅占出口總額的比重的28.6％。據世貿組織（WTO）統計，早在2000年，世界前十大出口國和地區的產品平均高新科技含量已達40％。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在工業制成品中所占比重偏低。
2.從貿易方式上看，加工貿易仍然是我國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但出口效益不高。我國出口效益不高，這種低效益是由于我國出口大部分為加工貿易出口。近年來，加工貿易一直占我國出口總額的一半以上。2005年加工貿易額為4,164.8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4.7％。我國出口規模的擴大主要是靠大量低附加值的初級加工制成品的出口，出口商品中技術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產品的比重偏低，特別是機電產品出口額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
3.從出口貿易國別結構來看，出口市場過于集中。2005年,我國前四位出口市場是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地區和日本，其總和達到了出口總值的67.6％。其中，美國占21.4%，歐盟占18.9%，中國香港地區占16.3%,日本占11%。由于香港主要以轉口貿易為主，其中又以轉口到美國、歐盟和日本為主，因此，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
4.從出口主體類型來看，私營企業上升較快，外資企業仍占主體。2005年，我國私營企業的出口激增，同比增加62.1％，但只占出口總額14.7%；外資企業同比增加31.2%，占出口總額的58.3%。從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來看，外資企業占88%，部分行業的核心技術和產品被外資企業所壟斷，我國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對外資企業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二、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問題
1.出口商品結構還是比較低級，沒有擺脫依靠低成本競爭的老路。雖然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例已占有絕對的優勢，但是高技術產品的比例仍然偏低。我國工業制成品主要依靠大量的資源投入和低廉的價格優勢來擴大市場。這不但會導致能源浪費、環境破壞、不利于可持續發展等問題，同時隨著我國勞動力等成本的上升，低級的產品結構將在國際貿易中處于不利的地位。中國-2.加工貿易仍以初級形式為主，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品比重偏低。加工的多為勞動密集型產品，產品的加工過程短，加工深度不高，產業關聯性偏低，產品附加值偏低。這表明，我國承擔的只是這種高技術產品增值鏈條中附加價值較低的加工組裝環節，我國在高技術產業的國際分工體系中還處于較低層次。
3.出口市場過于集中，貿易風險較大。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大地區。出口市場過于集中，將帶來東道國貿易失衡、加大國內就業壓力等問題，是引發貿易摩擦的重要原因。
4.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占主體，一定程度上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發展空間。外商直接投資帶來了技術進步，但主要是一般技術進步，而不是先進技術進步。外資企業壟斷核心技術，主導了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跨國企業到我國投資辦廠，主要是利用我國的成本優勢和巨大的市場，憑借著品牌優勢和技術優勢，擠占了我國民族企業的利潤和生存空間。
三、優化我國出口貿易結構的對策
1.充分發揮我國的勞動力優勢，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有助于解決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資金缺乏問題和勞動力過剩的問題。同時，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和高技術含量，增強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2.實施產業結構調整，促進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吸引跨國公司把高技術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環節轉移到我國，提高管理水平，引導加工貿易企業加強企業配套，逐步從代加工向設計和自創品牌發展；引導加工企業根多采用國產料件，延伸產業鏈條；加強對加工貿易的產業指導政策，嚴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產品的加工貿易。
3.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保護和鞏固已有市場，積極開辟新的海外市場。我國與東南亞、非洲、南美、中亞等地的國家經濟互補性較強，具有了技術、資源方面一定的比較優勢，而我國現代化所需的能源、原材料等正式這些國家的優勢所在。因此在這些國家實施有效的海外投資帶動戰略，既有利于擴大我國的出口市場，減低外貿風險，實現“邊際產業”的國外轉移，又有利于利用海外資源滿足國內生產需要。
4.合理引進FDI，提高民族企業的技術水平。引導FDI從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技術型、知識含量高和資本密集型領域轉變。從注重數量轉向注重使用的質量，并合理制定優惠政策引導外商投資在地區結構、行業結構和單位面積投資密度的優化。通過FDI的“溢出”效應，提高行業技術水平，帶動民族企業的發展。
參考文獻:
[1]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財務司網站:/tongji.shtml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加工貿易；產業結構；出口產品結構；政策
1我國加工貿易的發展
加工貿易對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產業結構以工業為主，工業中又以重化工業為主，輕工業被置于次要地位，產業結構失衡。在改革開放時，恰逢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日本和東亞新興國家因為收入的持續增長，工資成本快速上升，勞動密集型生產部門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我國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積極發展加工貿易，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貿易迅速增長，帶動了我國輕工業部門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大型跨國公司在我國的直接投資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其投資領域主要集中在一些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的高端制造業，很多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的勞動力優勢將中國作為其生產基地，將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環節轉移到中國。90年代后，我國加工貿易的產業層次明顯提高，改變了過去初級產業占據統治地位的局面，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加工貿易開始迅速發展。加工貿易產業層次的提升直接帶動了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2006年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約90%都是通過加工貿易方式完成的。
2我國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作用的實證研究
2.1研究思路
在我國出口產品中，傳統產品增長緩慢，紡織品服裝出口在對外貿易出口中的比重逐年下降，相比之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相當活躍，由于這兩類產品的出口以加工貿易方式為主，說明我國貿易總量的增長與出口產品結構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加工貿易的發展。
從圖1中看到，紡織品服裝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而科技含量較高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占總出口的比重不斷上升。到2006年，兩者的出口總和占總出口的85.74%，已經成為我國主要的出口產品。而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出口的主要方式是加工貿易出口，越是科技含量高的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的比重越高。（見表1）
從表1中看出，高新技術產品和機電產品的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和機電產品出口的比重呈上升趨勢，到2006年分別為87.3%和71.2%，而且這個趨勢在不斷擴大，而紡織品服裝加工貿易出口占紡織品服裝出口的比重逐年下降。可以看出加工貿易對出口產品結構的升級作用不可忽視。
2.2模型的建立與數據選取
通過研究上述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在各產品出口中的比重與各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TC）的相關性，來驗證加工貿易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動作用。
貿易競爭指數（TC）定義為：TCij=(Xij-Mij)/(Xij+Mij)
它表示i國j部門的產品的凈出口與該部門進出口總額的比，其中X表示出口，M表示進口，TCij的取值范圍是區間［-1，1］。如果貿易競爭指數大于0，則表示i國j部門是具有比較優勢的凈出口部門；反之，如果貿易競爭指數小于0，則表示該部門是凈進口部門，具有比較劣勢。
2.3檢驗結果
以高新技術產品出口中加工貿易出口所占比重為解釋變量，以貿易競爭力指數為被解釋變量，驗證加工貿易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推動作用。（見表2）
從上述得出的相關矩陣來看，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貿易競爭力指數，與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之間存在較大的正相關關系，這說明隨著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的不斷上升，高新技術產品的貿易競爭力不斷的增強，可以說目前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在我國出口商品中的比重不斷上升，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加工貿易在其中的推動作用，按此思路我們在二者之間建立回歸方程，進一步研究其量化的關系。
選取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X）為解釋變量，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Y）為被解釋變量，運用SPSS軟件計算，根據分析結果建立一元回歸方程如下：
Y=-3.614+0.04X
(-3.954)（3.806）
R［2］=0.617；F=14.483
方程式的擬合優度為R［2］=0.617，F檢驗值為14.483，解釋變量t檢驗值為3.806。其檢驗結果都大于相應得臨界值，說明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X）作為解釋變量是顯著的。其經濟意義說明，從1996年到2006年期間，高新技術產品加工貿易出口占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比重每上升一個百分點，高新技術產品貿易競爭力指數會上升0.04。加工貿易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推動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加工貿易的發展為中國成為全球高新技術產品的制造基地提供了可以利用的便捷途徑。
3政策建議
3.1加大加工貿易國內采購率，延長國內產業鏈
充分利用和不斷提高當地企業的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加快國有企業體制改革，積極扶持民營企業的發展，為配套產業的快速增長提供微觀主體。最終帶動中國原材料和零部件的出口，延伸加工貿易在中國的產業鏈條。
3.2引導加工貿易向高技術產業發展
積極利用信息通訊技術改造傳統加工貿易產業，提高傳統加工貿易產業的技術含量，還要努力促進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發展，設立具有標志性的國家級研究開發中心，制定高新技術產業加工貿易的扶植性政策。同時積極培養相關的知識型、技術型人才。
3.3引導加工貿易向中西部發展
我國中西部地區具有資源和勞動力豐富的相對優勢，而且地域遼闊，中國的資源性加工產業也大多數集中在這些地區。引導沿海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中西部轉移，而沿海地區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品的加工貿易，從而使得東南沿海和中西部地區優勢互補。
3.4加強監管
加強海關、質檢、港務等管理部門的協調，提高監管效率，進一步改革和完善現行加工貿易管理體制，遏制加工貿易走私犯罪活動，適當簡化加工貿易進出口的相關手續，為加工貿易的良性發展提供更好的條件。
參考文獻
［1］廖涵.我國加工貿易發展戰略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2］郭建宏.中國加工貿易問題研究［M］.北京：經濟管理出版社，2006.
［3］黃菁，楊三根.中國加工貿易結構升級影響因素的實證分析［J］.世界經濟研究，2006,(1):41-47.
貿易結構論文范文第5篇
論文關鍵詞：東盟出口貿易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基于多邊貿易視角
20世紀中后期以來東盟與中國雙邊經貿合作碩果累累，雙邊貿易總額以年均約20%的速度增長。2005年東盟成為中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是中國在發展中國家中最大的貿易伙伴，同時，中國也成為東盟第五大貿易伙伴。但從中國與東盟的競爭關系來看，由于雙方都處于相同或相近的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上，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在相當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憑借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優勢，生產服裝、紡織、鞋類以及組裝類電子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東盟商品的主要出口市場集中于美國和日本等發達國家，而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東盟相近，在一定程度上，仍像東盟國家一樣，產業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市場也主要依賴美國、日本、歐洲市場。經濟結構和市場的雷同使得中國與東盟之間相對比較優勢較小國際貿易論文，存在著爭奪世界市場的矛盾。因此本文基于中國與東盟的競爭關系，以雙方十五年多邊貿易額數據為基礎構建變量，采用VAR模型對中國對外貿易受到的影響進行分析，并且首先研究了東盟貿易出口商品要素密集度結構，按照要素密集度對東盟出口商品進行分類，以便詳細分析東盟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商品對中國對外貿易造成的影響以及針對不同類別的產品提出相應的對策。
2 貿易商品要素密集度結構分析
2.1 貿易商品的分類
對制成品進行詳細分類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一種常用的方法是通過區分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規模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品的差異程度進行分類，但是會導致許多類別的產品重復出現，因此這種分類方法不是很明確，很難進行具體的分析。另一種則是按照技術密集度將制成品分為高技術含量、中高級技術含量、中低級技術含量、低技術含量制成品，雖然這種分類較為細致，但沒有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利用這種分類方法對東盟制成品貿易狀況進行分析就不夠合理。
本文主要借鑒Lall（2000）在分析發展中國家制成品競爭力時使用的分類方法，Lall根據研發投入的密集度對產品按照技術構成進行了分類，但使用的是STIC標準，而東盟的外貿數據主要都是HS標準論文開題報告范例。為了分析方便，本文根據世界海關組織編制的《商品名稱及編碼協調制度》（簡稱《HS》），把貿易商品按照HS根據不同的要素密集度分為五類：
1、初級產品（PP）
2、自然資源密集型產品（RB）
3、低科技密集型產品（LT）
4、中等技術密集型產品（MT）
5、高科技密集型產品（HT）
2.2 東盟貿易出口結構變化
表1 近年來東盟貿易出口結構變化
年份
初級
資源密集
低科技
中等技術
高科技
1994
2.64
12.44
6.87
6.03
19.14
1995
2.29
10.91
6.28
6.58
19.75
1996
2.08
10.83
5.87
5.99
20.41
1997
1.98
10.96
5.59
5.78
21.04
1998
2.23
11.08
6.31
6.30
24.80
1999
2.01
10.56
6.06
6.36
26.84
2000
2.07
10.99
5.70
5.78
26.51
2001
2.18
11.47
5.90
6.19
24.81
2002
2.05
10.97
5.86
6.65
25.19
2003
1.94
11.48
5.77
7.62
25.10
2004
1.77
11.63
5.36
7.62
24.54
2005
1.65
12.85
4.72
7.62
23.57
2006
1.58
14.17
4.53
7.87
23.09
2007
1.63
13.37
4.70
7.63
23.25
2008
1.15
14.05
4.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