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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第1篇

關鍵詞：鍋莊；社會功能；文化價值

中圖分類號：J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2-0118-02

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精神文化需求及多元化文化的發展，各民族民俗舞蹈已逐漸活躍在都市。迅速發展的社會，人們對自己生活的質量有著更廣泛的要求，講究文化、健康、時尚、和諧的生活。快節奏的工作學習往往令人緊張疲憊，忙碌之余經常會選擇很多的方式放松解壓。在都市，越來越多的人參與了“鍋莊”舞蹈，它充實了現代社會中人們對業余文化生活的享受。閑暇時間，在廣場上、社區里、校園中，總會聽到悅耳動聽的歌曲，看到優美舒展的舞姿，人人臉上掛滿了笑容，心里載滿了快樂。“鍋莊”舞駐入都市后，給人民群眾的生活增添了許多樂趣。

一、“鍋莊”舞的基本概況

“卓”流傳于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拉卜楞地區，是藏族三大民間舞蹈之一，分布于昌都、那曲、四川阿壩、甘孜、云南迪慶及青海、甘肅的藏族聚居區。卓即“果卓”，漢稱為“鍋莊”，藏語即舞的意思，意為圓圈舞蹈。“天上有多少顆星星，果卓就有多少調；山上有多少棵樹，果桌就有多少詞；牦牛身上有多少毛，果卓就有多少舞姿。”這是人們對“果卓”舞的樸素贊譽，從中可以明顯的看出，“果卓”是一個極為豐富的舞蹈，無論是詞、調或是舞姿，都有著多樣性的特征。藏族民間舞蹈主要可分為兩種形式――自娛性舞蹈和表演性舞蹈，文中所提到的“鍋莊”即是一種自娛性舞蹈形式。男女圍成圓圈，自右而左、順時針起舞或載歌載舞。多以手臂的撩、甩、晃來變換舞姿，再加上諧調的步伐順時針舞動。大家胯著同樣的步伐、做著同樣的動作，有時手拉手，或單手搭在前面一人的肩膀上舞蹈，具有很強的溝通性和群體歸屬感。

各民俗舞蹈，都會與當地的生活、生產、風尚習俗息息相關，“鍋莊”也不例外，它是人民傳承文化中最貼切身心和生活的一種文化類型，其中的舞蹈元素來自于他們的生產勞動、日常生活、傳統節日等。它深植于民間群體，在時間上人們一代代傳承它，在空間上它由一個地域向另一個地域擴布；舞蹈是一種文化，通過這種文化傳遞給人們的信息是值得長期發展的。正如一段文字記載：“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則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蹈能夠抒發人們的情感。同樣，“鍋莊”舞可以健身美體、怡情益智；拜師結友、切磋交流；展示才藝、完善自我。這正是人們針對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而進行的活動。

二、“鍋莊”在都市民俗舞蹈中的發展樣態

近幾年在提倡構建和諧社會、注重精神文化建設的同時，“都市民俗舞蹈”在大多民眾的生活中已占有了很重要的地位。種類繁多，亦可稱為“廣場舞蹈”。人們之所以會踴躍參與，其中原因也有很多，不同的人群會有不通的解答，重要的是它存在著普遍性，隨處可見即可隨處而舞，它作為一種新型的舞蹈類型，吸引著很多民眾的關注。筆者發覺，眾多民眾在關注的同時都又會情不自禁的被感染，在環境的帶動下，當然少不了自己置身于其中，于是在都市中逐漸廣泛流傳。“鍋莊”在都市中又可分為以下幾類：

（一）強身健體、愉悅身心的社區“鍋莊”

今天的都市社區里，人們經過長期的交往、生活，必然少不了文化的交流，而社區舞蹈則是社區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男女老少，都希望自己有一個健康的身體、有一份愉悅的心情。于是在固定的某個場地，利用閑暇而聚集在一起，享受他（她）們的精神生活，并能夠在很快的時間內融入其中。“鍋莊”不但可以起到鍛煉身體的作用，還能夠深入人們心靈的交流。在弦歌幽幽的音樂聲中愉悅身心，提高民眾對藝術的更深認知與文化享受，久而久之便成為了一種文化現象，深受人民群眾喜愛。

（二）休閑娛樂、舞中取樂的廣場“鍋莊”

相對社區與校園，廣場“鍋莊”有更充足的活動條件，比如說光照充足，除了清晨的活動也可以在夜晚共同起舞，不會因為影響視線而導致無法流暢的活動。有了固定的場地和設備，還需要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人來完成整個舞蹈的組織工作。每個不同的隊伍，也會有不同風格的舞蹈動作，時而簡單美觀，時而熱鬧宣泄。很多人通過這樣的一種運動方式，來解壓一天的忙碌勞累、愉悅身心。于此同時也豐富了人們的業余文化生活，潛移默化中產生了共鳴。由此可見，“鍋莊”不僅僅是一種舞蹈形式，它也是這個社會中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

三、“鍋莊”在都市生活中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

都市是一地經濟、政治及文化中心，有著較多的、集中的、不同職業身份的居民。它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又是文化發展的象征。社會經濟發展速度迅猛，人們在勞動創造的過程中同樣需求精神文化的氧份。白天奔波在緊張忙碌的工作學習中，閑暇之余必然少不了要留給自己一些時間去放松解壓，選擇健康的解壓方式，也是養成良好生活習慣的重要部分。舞蹈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是積極的、能動的、多樣的。起到了較多的社會功能與文化價值，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功能

1.認識作用

中國古代，孔子就主張“樂教”，曾說：“移風易俗，莫過于樂。”舞蹈能夠生動的表現不同時代、地域的文化特征。時代背景與生活條件下，也有豐富多彩的生活習慣，在眾多民間民俗舞蹈中可以看到多樣的舞蹈生活場景，表現各種人物的精神面貌，使人們擴寬眼界。這種視覺藝術，有很強的形象性和鼓動性，能通過直觀的表現方式感染和教育。多樣的舞蹈形象在某種意義上還有著行為的示范意義，能成為人們直接模仿的形象和學習的對象。

“鍋莊”舞迅速在都市中受到認可，成為一種時尚的娛樂活動。通過舞蹈的傳播與認知，使都市民眾對藏族地區文化有了更直觀的了解，多元的民族文化在舞蹈中傳遞，得以交流。加深了不同地域之間，人與人的友誼，起到了相互了解、相互認知的作用。

2.娛樂作用

舞蹈的娛樂作用在社會功能中極為重要，“樂者，樂也。人情之必不免也。”這說明人們通常會以舞蹈來表現自身愉悅的情緒，同時也起到了愉悅周圍的作用。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喜慶佳節，婚嫁宴聚，還是驅邪打鬼，求神還愿，生產勞動，都把舞蹈作為鼓舞精神、增進團結、傾訴心愿、表達感情的一種手段。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引導下，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已不再是單一的物質享受。“鍋莊”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舞種之一。

原始社會人類就已經把舞蹈當做交往娛樂的重要手段。娛樂是人們追求快樂、緩解壓力的一種天性，舞蹈活動多以娛樂為出發點，民眾紛紛參與在“鍋莊”的健身活動中，通過這種社會娛樂形式，滿足了人們所需要的娛樂要求。群體間的關系也更加頻繁、密切。

3.健身作用

根據生理學“用則進，廢則退”的規律來說，每個人都應當保持適當的健身，長期堅持可以使各臟腑器官得到增強，由于機體充滿活力，就可以使人延緩衰老、健康長壽。無論是青少年兒童或是成年、老年人，都應當堅持鍛煉，促進全身血液循環的同時，肌肉的動作耐力、速度、靈活性和準確性均能夠提高，從而保持肌肉的靈敏性。

“鍋莊”在也屬于體育運動項目的一類，具有著體育運動的健美、舒展、明快等特點。在都市，民眾自發式的帶動大家，運用既簡單又舒展的舞蹈動作活躍在圓圈中，開始很多人覺得有點難，但在氛圍的帶動下，哪怕是不規范的動作，在隊伍里也會顯得各具特色，跳上幾圈也便熟能生巧了。不知不覺中，人們對自身的四肢支配也加以鍛煉，從而更加協調。

（二）文化價值

1.歷史文化的傳承

文化傳承，“是指文化在民族共同體內的社會成員中作接力棒似的縱向交接過程。”多民族發展的中國有著多元文化的特點，在舞蹈文化傳承的過程中，包含著豐富的人文知識與生活知識，引導社會和諧發展的同時，推動精神文化建設的不斷進步。各民族文化的傳承在文化積淀的基礎上，集中在一些活動中得以表現。經過循環的時間傳承，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融合，證實了多元文化的可傳承性。

“鍋莊”在傳入都市的過程中，保留了藏族原始的“鍋莊”特點，也融入了都市民俗舞蹈元素。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藏區或是都市，兩個不同地域之間的文化都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對精神生活的享受都有著同樣的定義。例如，我們所偏愛的“鍋莊”舞蹈歌曲，是沒有藏區與都市之分的，《青藏高原》、《北方大草原》、《扎西扎西》等，不存在任何地域之間的偏愛問題。總的來說，在大體形式沒有改變的基礎之上，只是都市呈現出的舞蹈動態相對藏族地區有一些韻味和動態情愫細微的差異。“鍋莊”已成為都市文明的象征，星羅棋布于祖國的大小都市，它驗證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促進了社會的進步與繁榮。

2.多元文化的凝聚

人類群體在社會歷史的生存中創造文化，在生活中享受文化，并娛樂于文化的海洋之中，不知不覺，人類已經創造了許多具有凝聚力的業余活動。佛教文化中有這樣一個重要的名詞――“眾緣和合”。釋義世間的萬事萬物都是由眾多的因緣條件和合而成的，沒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單獨成立，沒有任何一個事物可以單獨在這個世界上存在，所有事物的存在發展都與其他事物之間充滿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五十六個民族共同發展的祖國，文化就如同一條條脈絡，融匯貫通了所有的知識與智慧。如同“鍋莊”的音樂、舞姿、體態、情緒，顯而易見，幾十或上百人能在同一時間、地點聚集在一起，參與同一個娛樂活動，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廣大群眾自發性的參與其中，又驗證了“鍋莊”內在的魅力與凝聚力。

經過歷史漫長的考驗，藏族與漢族的睦相處，延伸至今共同創建了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大家園。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相互吸收、共同進步，促進民族文化的全面發展，形成了所謂的“共同文化”。在和諧社會的建設目標之下，使各民族文化各顯其才，共同繁榮。

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第2篇

課題名稱： 儒家孝道與現代家庭養老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注：此表由學生本人填寫，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檔，指導教師和學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第3篇

一、中國公民社會理論研究興起的背景

從civil society的本源來看，它是一個完全源于西方的極富包容性和開放性而內涵不斷變化的概念，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被賦予了豐富的涵義，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的意蘊。然而，從90年代開始，大陸學界對這一概念傾注了大量的熱誠。對中國大陸的學者而言，借助于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概念并不僅僅是用于解決現實的困境，更多的是希望能用其來提供一個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路徑及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一種理想框架。

1.從整個世界的大環境來看，自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的公民社會理論在西方的重新復蘇為中國學術界提供了最直接的知識來源。西方公民社會理論之所以復興，其原因在于：A.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面臨著強大的民主化浪潮，在這股浪潮的推動下，人們重拾了對市民社會的關注。

B.前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日益暴露出來的高度集權的弊端使人們開始對斯大林式的全權國家進行反思。從70年代起在東歐的一些國家自下而上的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爭取民主的運動，一些學者借助于市民社會的概念對表達他們的反國家主義的思想，最終釀成了90年代初的蘇聯、東歐巨變。有學者把巨變看成是市民社會復蘇的直接結果。

C.從整個西方社會來看，二戰后，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福利國家的危機，也促使一部分學者呼吁限制國家的權力和活動范圍，向市民社會回歸。國家中心論開始衰落，人們期待官方的、扎根于共同體的組織比國家更能解決所面臨的實際問題。80年代起，隨著治理和善治理論的興起，國家權力重新向社會回歸，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此理論展開研究。

2.中國國內狀況的政治體制改革與公民社會的復興密切相關

由于市場經濟的確立讓學者們敏銳的看到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可能會促使在中國出現一個類似于西方早期公民社會的階層，并推動政治社會體制變革，從而使中國走向真正的現代化之路。因此，civil society這樣一個極具靈活性和挑戰性的概念在90年代的中國學界看來，因為能夠作為這個古老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工具因而也不可避免的帶有了濃郁的本土色彩。

從中國大陸的研究情況來看，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理論介紹引入階段。這一階段主要是從1992年開始到上個世紀末。90年代開始，中國正值政治社會體制轉型期。中國的政治體制正從無所不包的、社會力量被行政吞噬的國家體制中轉型，從個人的淡化到個人主體自覺意識的復蘇，從分割的城鄉二元體制到變遷的城鄉結構。尤其是1992年中國經濟改革進入了市場經濟新階段，現實層面的發展需要重新確立國家與社會的關系，而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在追趕西方的過程中也急需借用西方現代化的經驗。在這樣一種大氣候下，中國知識界在對西方理論進行甄別時，選中了公民社會這樣一個發源于西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密切相關的且又重新在西方得到復蘇的概念。

在這一階段，知識界對公民社會的討論主要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與公民社會這一概念的“舶來”性緊密相連。這一時期的成果，除了探討建立中國的公民社會以外，主要集中在對西方公民社會理論的評介上及對概念移植中國展開論證。（以〈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為代表，首先在1992年率先推出鄧正來、景躍進的〈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這是當代中國研究公民社會之濫觴（見鄧文）。隨后，這份刊物發表了一系列的有影響的文章，圍繞如何建構中國公民社會，及中國公民社會有無可能而展開。（出版的國家與社會論文集）

到了上個世紀末以后，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治理與善治的興起，15大之后的政府機構的需要對中國政府的治理變革、創新制度研究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公民社會理論的興起符合了中國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發展趨勢（見《治理的變遷》，俞可平）此階段的研究主要從政治社會學的角度對作為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對國家、社會之間疆域的確立、社會空間的建構及第三部門的發展展開切實的論證。二、

公民社會研究的內容

當代中國公民社會的研究的核心主要有兩個，一是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或是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何以可能；二是如何建構當代中國的公民社會。可以說90年代以來整個的中國公民社會研究都是圍繞這兩個論域而來的。

1.市民社會的概念及其建構

要解決論題一：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首先對中國的學者而言就面臨著一個問題，如同眾多的西方概念引入中國一樣，首先就面臨如何將西化的概念植入中國的話語體系里。“civil society”一詞在國內有著幾種不同的翻譯法，每種翻譯都體現了譯者對這個詞的不同理解。有“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等三種常見的譯名。其實，在92年以前，市民社會是一種廣義的用法，中國知識界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可謂不陌生，它來源于馬克思的著作中，已有無數的知識分子拜讀過“bourgeois”（關于它的詞源學背景，可以參看方朝暉《市民社會的兩個傳統極其在現代的匯合》），然而，對馬克思的著作中市民社會等同于資產階級社會這一印象也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對同一個德文單詞有的書有的地方翻譯成市民社會，有的則譯為資產階級社會。隨著學界對這一概念的深入了解，慢慢的在論述時學者開始比較普遍的采用了市民社會的譯名，但也注意到不把它和資產階級社會等同起來。不過，也仍然有學者遵照馬克思的經典著作的理解來談論這一含義豐富的概念。（胡承槐 ，《“市民社會”及其歷史地位》）。也有的僅從城市居民的狹義范圍來理解市民社會，容易在語言轉換時產生混亂。所以隨著對這一概念的深入理解，及90年代后西方公民社會的興起，強調公民對政治生活的參與和對國家權力的監督和制約越來越多的學者傾向于采用這種譯法。從中國大陸的研究狀況來看，在第二階段采用這一譯名的比較普遍。而且就中國社會的實際情形來看，中國是一個擁有8、9億農民的農業大國，如果采用市民社會的術語，無形中就將廣大農民排斥在外，而且civil society就其政治學意義上，側重的是公民權利和公民政治參與，所以在當下，這是一種較好且較為普遍的譯名。至于民間社會則是臺灣學者的譯法，這是一個中性的稱呼，為歷史學家所喜歡，在分析近代中國的民間組織時尤好采用。但也有的學者認為它過于邊緣化，帶有臺灣社會發展的顯著痕跡，突出強調了官民對立和臺灣社會的那種自下而上的運動特征，是一個地域性的概念，不具備普遍性。（鄧正來 〈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對Civil society的不同譯法其實就代表了學者對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其實，按照哈貝馬斯的說法，人們很難給市民社會下一個清晰的定義（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從西方的傳統來看，公民社會的概念就在不斷發展變化，從古希臘最初指城邦社會，代表的是高貴、優雅、道德的文明社會是civilis(這一概念的變化見布百科全書)到近代的兩條不同的研究進路，一條洛克式的社會先于國家或外在于國家到黑格爾式的國家高于社會（查爾斯.泰勒更指出還有孟德斯鳩式的以法治為核心的進路）（這一點，鄧文、方文曾在國內著重介紹過，在國家與社會的書里也提到過）。到了當代，哈貝馬斯提出公共領域之后，又有了以市場經濟為劃分點轉到以文化領域的變化。而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公民社會話語體系，就必須要對這個概念有自己本土性的理解，對此，中國大陸的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大陸學者對公民社會的理解正如譯法的多層次一樣，在研究進程中也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主要是采用的二分法，所謂二分法主要就是堅持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分離，強調市民社會是由非政治性的社會所構成，并強調市場經濟作為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這種市民社會概念是由黑格爾提出由馬克思加以完善的。而在后一階段主要則是三分法。

但前面說過，國內對市民社會這一概念的理解由于始于馬克思的經典著作，所以國內研究文獻為數眾多的一部分集中在對馬克思的市民社會研究上以及與此相關的對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研究上包括伯恩斯坦、葛蘭西等人的市民社會研究。（如郁文，王文）一般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方法進行研究分析，作者往往從唯物史觀出發，闡述了馬克思的市民社會觀點，并想發掘出馬克思市民社會觀的歷史意義。

在進行這方面的研究時，有學者撰文指出，馬克思把“市民社會”看作是生產力發展的產物 ,是商品經濟的對應物 ,看作是置于個人和國家之間、對私人利益和普遍利益起調和作用的“中介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市民社會”理論顯示出了重要的現代意義。 （〈 馬克思的“市民社會”思想探析--兼論“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王巖江海學刊 2000年04期）

而在對黑格爾市民社會的研究中，把黑格爾的市民社會作為規范和標準的“真正的自由”概念,建立在互主體性哲學模式之上,是一個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表現為從“家庭”經過“市民社會”到“國家”的概念各個環節的辯證發展, 體現著自由意識的發展。這一概念對于黑格爾的倫理概念及其辯證運動過程具有重要的意義。并且正是在倫理概念的運動過程中,“市民社會”表現出了深刻的辯證性質,黑格爾結合古代與現代熔于一爐的倫理實體的自由概念才真正是可能的,或者說是必然的。（郁建興，《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人文雜志 》 2000年03期）。在對伯恩斯坦的研究中指出他是提出建構市民社會與落后國家社會主義道路之關系問題的第一人，并探討了他與馬克思的觀點的異同之處。（《伯恩斯坦的市民社會理論與馬克思 》，郁建興 ，《 哲學研究》 1997年04期）。這一系列的文章主要是從哲學的角度探討個人的市民社會觀念，更多的屬于評介性質的。在這一層次上，研究者更多關注的是對經典原著的解讀，希望重現原著對這一論題解釋的本來面貌。然后，再有限的探討馬克思、黑格爾的市民社會理論的現代意義。他們一般用的都是市民社會的譯法，這樣，在對這一概念介定時，往往把市民社會等同與城市居民，并且把它當作一個歷史性的概念這樣一個問題，容易產生歧義。（如胡承槐文）

上述的觀點我們可以稱為經典派，除此以外，方朝暉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的兩篇文章則詳盡的從詞源學的意義上闡述了西方學者的兩種不同的市民社會觀念和兩種不同的理解趨勢，指出現代市民社會是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自治城市社會兩種觀念的總合，既是一個“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又是“國家公民”的社會，在西方經歷了漫長的演變而成。

最有代表意義的則是《中國社會科學季刊》上的文章，而匯其精華的是鄧正來的《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對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概況做了一個批判性的總結。鄧文圍繞當時市民社會的研究狀況做了俯瞰式的研究，針對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發生學背景，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其實是在原來的知識界討論背景之外的一個全新領域并指出市民社會的研究對學界來說有兩大可以運用的資源，一是作為現代化發展的實體社會的資源；一是作為認識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解釋式的資源。作為一種解釋模式，市民社會在闡釋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有多大的作用是鄧文論述的重點，以此為出發點，鄧文分析了市民社會的中國化概念后，對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討論，指出中國市民社會的建構或發展的具體道路有兩段論模式和三階段三種動力滾動驅動式，中國市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應該是良性互動說。（指出“市民社會概念能否確當地適用于中國，則完全取決于具體運用此一概念研究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人的具體研究效度（童文））基于此，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理解就有以下幾個特色：（1）

民社會既是以市場經濟甚或私有產權為基礎的，（2）市民社會的內在聯系是內生于市場經濟的平等自治的契約性關系；（3）市民社會遵循法治原則（4）市民社會奉行自治原則（5）市民社會通過公共傳媒表達其意見和在公共空間交換意見（6）市民社會內部的民主發展進程（見鄧正來《中國市民社會研究的研究》）

總言之，鄧文主要是從二分法來談論市民社會的，在這一時期的研究中，市民社會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人們幾乎就是想用這樣一個純粹西方的術語來找到現代化的道路，所以，這段時期的文章盡管紛繁多雜但1.脫離不了二分法的框架，2.圍繞現代化的進程而展開。這個可以說是自由派的觀點。

在當時，之所以采用二分法，我想主要與幾個因素有關。在90年代初的大氣候下，正值市場經濟方興，面臨的首先是經濟體制轉軌的問題。其時，被壓抑許久的社會這一概念重新回到我們的生活中，我們習慣的還是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必須說明的是，長期以來。我們實行的其實是一種政社合一的社會，“社會”這一概念沒有獨立存在的空間。從我們出生到死亡，都是國家的、單位的附屬物，沒有獨立于國家之外的任何私人領域，所以知識界對市民社會既是熟悉而期待又是陌生的。因此，在重新認識的時候，無疑，適應當時大氣候的形式采用了國家和社會的二分法。其次，就是我們所知道的。當時的中國社會，談論文化傳播的公共領域還是不成熟的。因此，市民社會成為了通用的譯法，也被知識界所認可。

到了第二階段，隨著中國社會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對西方理論的進一步了解，學界逐步對三分法產生了興趣。當代西方的學者如柯亨和阿拉托提出國家-經濟-市民社會來代替國家-市民社會的二分法。主張把經濟領域從市民社會中分離出去，認為市民社會主要由社會和文化領域構成。“我們把市民社會理解為經濟與國家之間的社會互動領域，它首先是由私人領域（尤其是家庭）、結社的領域（尤其是志愿結社）、社會運動以及各種公共交往形式所構成的”。（）這一觀點無疑受到哈貝馬斯的影響，反映了西方社會市民社會理論重心的轉移。因為經濟系統的過分擴張和商業化傾向的影響會阻礙公民社會的獨立性。而中國隨著民營經濟的發展，各種社會團體的興起，私人自主的社會生活空間初步形成并不斷發展，也促使了對這一問題重新審視。

這一時期的市民社會理論有了大量的介紹當代西方理論的文章。按照三分法，如童世駿的第三個向度——與政治、經濟關系微妙的市民社會；陳晏清的《市民社會觀念的當代演變及其意義》則分析了近、當代市民社會觀念難得不同，指出市民社會觀念由近代的因商品交換關系而結合起來的私人自律的經濟交往領域轉為當代自主的社會文化領域論。而王新生的博士論文則以市民社會為題，在厘清近當代市民社會的差別之后，力圖表達出市民社會是一個由家庭、“需要的體系”、公共領域三個方面共同構成的社會生活空間，而且這三個方面是一種歷史遞進的關系，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側重點不同。并提出市民社會的概念由三種不同意蘊：描述性的、分析性的、和價值性的。這是一種頗有見地的看法。

而在第三部門的興起之后，有了要素說來說明公民社會的概念。在國內有這樣一個趨勢，采用公民社會譯法的，大部分都是采用三分法的，以何增科為代表，吸收當代公民社會的研究成果。他們采用西方學者Gordon.white的觀點，認為“公民社會是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何文提出，就公民社會的結構性特征和文化特征及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而言，它的結構性要素及其特征有四個：1.私人領域2.志愿性團體3.公共領域4.社會運動。一般而言，主張公民社會譯法的學者他們的研究重點傾向與公民社會與治理、善治和第三域有關。

2.如何建構中國的公民社會

在厘清了中國的市民社會概念之后，學者就如何建構中國的市民社會也論述了自己的看法。集中起來，主要圍繞中國學者對市民社會概念的認識而展開。關于這個問題，其實質就是如何建構當下的國家與市民社會的新型互動關系，

如何正確理解處理國家和社會，國家和個人的相互關系，建立各自相對獨立而又共存一體的功能界限。而關于公民社會和國家的關系則有五種模式：公民社會制約國家、公民社會對抗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共生共強、公民社會參與國家、公民社會和國家合作互補。并指出，公民社會和國家關系的這五種模式并不互相排斥，是對復雜現實的高度抽象。（何文）而在中國的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上，首先。從中國的歷史來看。有的學者就否認中國有過市民社會，有的也只是宗族社會，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內似西方歷史上完善的市民社會階層。（夏維中：市民社會中國近期難圓的夢）學者認為西方的發展模式很難適宜于中國社會的情況，因為西方社會是在權利高度分散化和多元化的特定背景下形成的，一開始就表現出與現實社會及政治結構的異質性，但其內部的理性化過程完成較早。而對許多后進國家來說，市民社會與現實社會和政治結構是同質的，因此內部的理性沒有完成，所以中國的市民社會不可能走西方那樣的道路。反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市民社會的健康發育必須依賴外部條件，尤其以政府的促進作用最大。（方文，90年代）從中國的現實和歷史狀況出發，中國市民社會論者主張“良性互動說”，它既是建構中國市民社會的運作方式，又是市民社會與國家關系的理想形態。（鄧文）理解國家和市民社會的互動關系，學者主要從三個方面來談：

一是公民社會與市場經濟：

市民社會是和商品經濟相伴而生的觀念，早在黑格爾，就明確從從市場經濟出發來分析市民社會的《法哲學原理》，把市民社會理解為“處在家庭和國家之間的差別的階段”，是私人自律的商品交換領域。馬克思則更進一步的將其理解為“物質的交換關系”。現代后自由主義者約翰.格雷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民社會的主要成分，認為市民社會的本質是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上而下展開的，原來被壓制的個人和社會開始凸現。國家雖然仍然是社會資源的控制者，但與改革前相比，社會也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潛在有力力量，社會占有資源多元化，社會的自主性慢慢的表現明顯，出現了相對獨立的個人與社會力量，一大批非營利組織和獨立社團的出現促使學者對此現象的關注。這是由于市場經濟是社會經濟，需要必須而且能夠彼此獨立和自由活動的公民個體，任何一種成功的市場體制不僅需要完善的內在競爭機制、健全的法律制度,而且更需要一個完整的公民社會來配合，實際上就是市場經濟造就了一個完善的公民社會。而市民社會概念的演變及與市場經濟的關系是：市場經濟造就了市民社會的主體、拓寬了空間、培養了意識形態、營造自治機制（市場經濟、市民社會和民主政治儲建國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9年01期）

市場經濟通過經濟制約體系的自我構建，將社會成員以內在和外在兩種方式整合成為經濟有機共同體，并通過對企業、利益集團、社會組織、社區這些不同的組織機構的結構性整合而使之形成為一個形態完整的社會共同體，這就是市民社會。因此，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市場經濟的發展是市民社會的勝利。（郁文）

二是市民社會與法治：

市民社會是以一種普遍的契約關系和契約精神建立起來的，并以此來保障其良性運行。從市民社會的產生發展來看，它與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和近代法治的確立密切相關。

查爾斯.泰勒就指出，早在近代反對專制主義的市民社會時期，孟德斯鳩就強調一種“來自國家并針對國家的自由”——政治自由，一個自由的社會總是和一定良好法制的國家相符合的，自由狀態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來源與憲法。強調了市民社會和法治的關系。實現市民社會和國家之間的良性發展，法治的約束作用必不可少。要想使市民社會成為真正的文明社會，也必須要以法治為保障。現代市場經濟作為一種有效運作的體制條件是法治，而法治則是通過其兩個經濟作用來為市場經濟提供制度保障的，一是約束政府，二是約束經濟人行為。

有學者認為，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是法治運行的基礎和界限。法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的二元矛盾互動發展中，在普遍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沖突和協調中得以發展；而市民社會的多元權利有效的分解了國家權力，遏制了公權力的專斷傾向。市民組織的多元化、自主化發展，形成了對國家權力的分割與制衡。市民社會多元利益的沖突、互動與整合衍生了理性規則秩序；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識構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國要真正走向法治，就必須重新構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確立多元權利基礎、公共權威和良善之法。（馬長山 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法治的基礎與界限）。

三、是公民社會與第三部門

第三部門（third sector）或者稱為NGO非營利組織或非政府組織的研究在西方興起于80年代，它最初只是在行政管理理論層面展開研究，而隨著公民社會理論家開始對作為一個社會實體的公民社會進行實證的研究，第三部門也開始關注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部門的作用及其與國家和市場的關系等理論問題，雙方開始尋找理論契合點，兩者的關系也更加緊密。

在以前的研究中，公民社會理論的研究傾向與政治哲學方面的，它本身固有的自由主義傳統就反對極度擴張的國家權力，認為國家的干預對公民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主張國家和公民社會分離。以契約為基礎，法治為保障，依靠強有力的公民社會來制衡國家權力，公民社會被抽象為一種理想的模式。而隨著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減少，公民社會理論得到進一步的拓展。擴大社會自治領域，限制國家活動范圍，對于政治民主意義重大。而第三部門的研究正是專注于對社會自治性團體的研究，對社會社團的基本結構、從業人員、對政府社會影響能力和服務能力等等的基本能力，對社區的大的趨勢的調查。與公民社會的側重于理論性相比，在NGO的研究中，實證性研究占主導地位。其實從實證的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在看同樣的問題，可以說都是想用政府與市場的框架，或是用自身管理的框架，從公共事務的角度，從制度治理角度，從更多的更復雜的管理治理角度來進行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趨勢中，二者結合在了一起。

有學者指出，在中國的“公民社會”的構架中，社會基本結構發生的最根本變化是，由政府－單位－（作為單位人的）個人的單向、單維的關系，轉變為多元、互動、社會參與與自組織形式的結構。政府不再是一個全能的部門，它行使國家安全、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等有限職能，并主要通過監督、規范、政策優惠等間接手段調控企業和非營利部門的行為。這一改革過程首先從企業行為的獨立開始，改革開發以后，企業逐漸擴大了自主權，形成不同于政府下屬的“工廠”的“法人”，而整個社會結構的變化最終還要歸于社會自組織體系的形成。社會的組織結構以大量的公民自組織形式為基礎，個人作為具有公民意識的公民社會的成員，形成廣泛的自組織形式，構成與政府和企業之外的第三部門，或稱“非營利部門”，是大量具體社會功能的直接履行單位。所有這一組織結構以公民社會的發展為基石。（王名，2001）

四、公民社會的研究方法：

談及此，不得不對中國的公民社會研究方法做一概述。總體印象是，規范性研究在第一階段占主導地位，因為，前面說過，公民社會理論一直是政治哲學的研究對象，恪守一種社會政治理想，有強烈的現實批判作用，也是不同派別的理論家用以表達自己政治理念的工具，因此，它主要是作為一種規范性的理論來加以研究的，公民社會概念被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和分析概念來運用。作為研究方法，它以公民社會為中心來研究問題，一方面反對以國家為中心，另一方面也反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分析性的概念它主要被視為一種社會實體或歷史實體，人們從不同學科分析其起源、發生發展過程及未來前景（何文 中國社會科學季刊98 2期市民社會：民主化的希望還是偶像——80年代以來國外市民社會研究述評）

然而，隨著第三部門研究的興起，實證性的研究逐漸凸現。他們找到了共同的研究興趣，而且實證性的研究極大的拓寬了公民社會研究的范圍，使的公民社會的研究泛理論的研究注重了對社會發展、經濟發展、民主與全球化等專門問題的研究。并且用此理論，深入調查進行個案研究。從全球的趨勢來看，這已經成為研究的重點和熱點。如美國學者讀《使民主運轉起來》就是歷時二十余年的研究成果。然而，從大陸的情況來看，這一方面還相對薄弱，雖然這些年關于基層民主已經成為顯學，但是對這一問題顯然還只停留在鄉、村一級。而從中國的行政體制架構來看，鄉顯然不屬于一級政府，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情況需要我們把視野拓寬。目前進行調查的成果較為典型的有：1998年出版的《靜悄悄的革命——中國當代市民社會》，該書從四個層次：個人層次、基層層次、階層層次、NGO組織（社團組織）層次探討了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狀況。大致結論是：中國改革開發以來個人的自由大大提高，在四個層次當中最為活躍；基層層次講了農村基層社會的變化、城市單位組織的變化，由于社會大量的變化，基層層次也成了非常活躍的層次；階層層次不太明顯也不活躍；而第四層次也不太活躍。我們認為市民社會發展處于起步階段，剛剛發展，也很不成熟。提出，我國市民社會很明顯的兩個特征是自我沖動的特征和自我約束的特征。

五、存在的問題

在目前關于公民社會理論本身知識界仍然有幾個問題需要梳理清楚：

一是市民社會問題討論中往往將近代市民社會觀和當代市民社會混為一談，這就產生了概念的歧義。如僅僅將市民社會作為私人自主的經濟交換領域；及單純將市民社會理解為城市居民，這就容易剝奪廣大農村居民的權利，使的這一概念過于狹隘、片面，沒有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的國情出發。另外，就是前面已經說過的將一個西化的概念移植于中國，而這個概念本身是源于西方的語境的，在對中國現實的分析中，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以西方的模式為標準，對中國的現狀加以評判，或者是簡單的依據西方的概念的框架，對中國社會做一簡單分析；或是盲目的比附，照般西方的經驗，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說明中國的市民社會早已經存在。這是后進國家在全球化的強勢下不得不面臨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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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第4篇

關鍵詞：《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經濟發展、社會生活

一、引言

上世90年代伊始，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方向發生了區域轉向，社會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與國族史邊界相同的空間范圍，華北、江南、長江中下游等地理單位成為研究者擇取的空間單位，不少研究在空間選取上出現越來越小的趨勢。[1]區域選擇的縮小，使研究者更專注于某一問題的研究，因此，作為社會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區域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社會意義和現實意義。

上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廣大歷史學者號召“把歷史內容還給歷史”[2]口號的提出，區域史越來越多的受到關注，學界的研究視角也逐漸轉移到下層民眾的生活。在整個學界注重區域史研究的氛圍下，產生了一批厚重的學術著作和論文。如以“華南學派”為代表的歷史人類學研究，以科大衛、陳春生、鄭振滿、劉志偉等為代表，包括陳春聲與鄭振滿合寫的《民間信仰與社會空間》，鄭振滿的《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鄉族與國家：多元視野中的閩臺傳統社會》，劉志偉的《在國家與社會之間：明清廣東戶籍賦稅制度的研究》及其與陳春聲合編的《經營文化：中國社會單元的管理與運作》，趙世瑜的《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國現代民俗學思想的早期發展，1918-1937》、《日常與狂歡：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市場機制與社會變遷：18世紀廣東米價分析》等等。從研究內容來看，學界的關注較多的是下層社會的經濟結構、文化動態、社會習俗和民間信仰等方面的內容。

中國社會學的開山之作――先生的《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下文簡稱《江村經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年3月第1版）是研究區域社會的專著。全書以中國人傳統的生活為背景，以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村莊為對象，就該地區的經濟體系和社會生活結構作了詳細的考察和細致的分析。

二、主要研究議題

《江村經濟》共有十六個章節。首先，作者在第一章引言部分交待了本書的研究對象――開玄弓村，并交待了該村的地理狀況、經濟背景、村莊居民及選擇這個調查區域的理由。作者所選擇的調查地點叫開弦弓村，坐落于太湖東南岸，位于長江下游，在上海以西約八十英里的地方，其地理區域屬于長江三角洲。這里的人們是以農業為主的，這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種植水稻。人們還種植麥子、油菜籽及各種蔬菜，江河里還有魚、蝦、蟹及各種水生物，也都是當地的糧食。此外，桑樹還在人們的經濟生活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靠它來發展蠶絲業。研究范圍――中國農民的消費、生產、分配和交易等體系，并指出，本書旨在說明一定經濟體系與特定地理環境的關系，以及與這個社區的社會結構的關系。同時作者說明了采取這種小范圍調查的用意，是對當前中國經濟問題宏觀研究的一種必要的補充。筆者認為這樣的研究立意非常合理，可以使讀者立足于實際的地點，把問題意識代入實際的問題中，加強讀者對問題的理解與探討。

全書的主體部分為第二章到十六章，探討了該村莊的經濟發展問題與社會生活的結構。作者在書中的前六章，主要論述了開弦弓村的地理環境和社會背景。作者從選擇開玄弓村的理由開始，對開玄弓村的地理狀況及經濟背景作了詳細介紹。其次，作者從家庭關系、親屬關系、財產關系及村莊的鄰里關系開始，對該村的居民生活狀況進行了細致的論述。從第七章到第十六主要是探討開弦弓村人的經濟生活。作者從生活中最基本的消費開始，從住房、運輸、衣著、營養、娛樂、禮儀開支等方面對該村居民的正常生活運作進行估算。其次，作者對該村居民的職業，包括農業、專門職業、蠶絲業、漁業等進行了詳細介紹，探討該村居民的收入來源及經濟結構和發展狀況。最后，從貿易和資金的角度來看中國農民是如何在農業之外進行商業運作。作者通過上述的探討，試圖勾勒出中國農村經濟生活的變遷過程。

三、歷史研究的一些方法

通讀全書，筆者認為該書的特色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視角獨特，以小見大。本書非常具有特色的一個地方是作者從一個小型的地區著手，以小見大。通過研究中國南方的一個小村莊――開弦弓村農民的生活、消費、生產、分配以及交易，來探討中國基層社區的社會結構和社會變遷，從而反映了中國農村的基本情況。從這一點上來說，個人覺得作者的切入點非常巧妙，這給我們很大的啟示。出于實際的考慮，作者把自己的調查限制在一個小的社會單位內來進行。一方面，調查者必須容易接近被調查者以便能夠親自進行密切的觀察。另一方面，被研究的社會單位也不宜太大或太小，它應能提供人們社會生活的較完整的切片。村莊是一個由各種形式的社會活動組成的群體，具有特定的名稱，而且是一個為人們所公認的事實上的社會單位。因此，把村莊作為一個研究單位最為合適。

2、研究方法新穎。作者一改傳統的搜集書本史料進行研究的方法，將自己置身于實地，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搜集第一手資料。這將社會史研究的“田野調查法”發揮得淋漓盡致。同時也給我們提供了一種做學問的方法，就是要深入實地，盡可能的回歸歷史現場，盡可能的獲得第一手資料，簡而言之就是要進行田野調查。此外，作者在界定調查區域的時候，很好的運用了“微型社會學”的研究方法，給我們今后的學習和研究提供了可借鑒之處。

3、資料詳實可靠，考證精良。作者是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獲得第一手資料，通過對這些資料和數據的分析，寫成這本書。這使得本書得出的結論十分可靠。此外，作者在1936年第一次訪問開弦弓村之后，又分別在1957年和1980年再次訪問碼了開弦弓村，并且把這后兩次與第一次進行了對比。這就說明了，研究結論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要求我們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要在歷史的發展之中尋找問題和尋找發現。同時也表明了作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對已有結論反復驗證，精于考證。

總而言之，《江村經濟》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也是作者長期學術積累的成果，對讀者了解中國農村的發展脈胳以及社會史區域研究具有相當的啟發。書中所采用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該書是社會史研究領域值得關注的一部著作。

參考文獻

中國社會與文化論文范文第5篇

一、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的現狀

“科學引文索引”于20世紀60年代產生于西方，當時，西方學術研究已經發展了一套較為完整穩定的體系和科學研究范式，學者們普遍遵守這一規則。學術研究是通過論文之間的引證和被引證關系，反映出學科發展的脈絡和知識積累情況，發現科研成果之間的關系。我國學術期刊的評價因整體學術研發發展較晚而落后于其他發達國家，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我國的期刊評價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是我國期刊評價的開始。在學術研究迅速發展的今天，人文社會科學承擔了更加重要的責任，這對我國社會轉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是中國文化的傳承者，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主要載體，對其進行正確的評價對于哲學社會科學期刊發展具有著重大意義。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學科規范程度較低，在期刊評價時存在更大的爭議。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評價時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大部分均為綜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針對某一兩個細分領域，而自然科學學術期刊大多會按一級學科進行分類，具有一定的專業性。其次，國內自然科學研究具有規范程度高標準統一的特點，在評價時，會有高度統一的學科基礎，更易于用定量指標進行測算，因此自然科學的期刊評價認可度較高，而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并未發展成熟。和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的評價并不適合完全的定量評價，而是應以定性評價為主，定量評價為輔。

二、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介紹

國內較為知名的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主要包括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編制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以下簡稱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學圖書館編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以下簡稱北大核心）、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中心編制的《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以下簡稱CSSCI）和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編制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以下簡稱《RCCSE期刊評價報告》）在我國發揮著重要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評價報告》為綜合性的，但包括了對人文社科類期刊的評價。

1.《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

《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簡稱CSSCI，是由南京大學于1997年提出開發設想，1998年作為南京大學重大項目正式立項，1999年被教育部列為人文社會科學重大研究項目，其宗旨在于為科研管理提供參考、服務學術。這個項目首次在國內構建了CSSCI引文數據庫，并推出CSSCI數據庫網絡版和光盤版。CSSCI的期刊覆蓋法學、管理學、教育學、經濟學等眾多人文社會科學，其中，經濟學期刊數占比最大。在評價方法上，CSSCI按照文獻計量學采取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法對國內的人文社會科學期刊進行評價，從而選出影響力大、發展潛力強、編輯規范的作為其來源期刊。到2015年年底，CSSCI經過（1998～2015年）18年數據影響力十分廣泛。目前，教育部和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各大高校科研院所已將CSSCI數據作為評估人才、項目完成情況、評獎的重要指標。

2.《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總覽》

北大核心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與北京高校期刊工作研究會共同對國內期刊根據期刊的引文率、轉載率、文摘率等指標進行鑒定的，其目的是優化圖書館的館藏、為讀者提供導讀服務。北大核心學科分為24個專業大類和綜合類，是對期刊進行登記劃分，評定核心期刊的標準也是由大學圖書館制定的，采取的是定性與定量結合的方式。在定量評價方面，采用的是多指標的評價體系，從多角度對期刊進行綜合性的評價，1992年開發之初采用的是載文量、文摘量、被引量等指標，發展到2008年以后，共有9個指標，新增系統收錄、Web下載量等指標，以適應時代的發展。在運用指標定量評審的同時，北大核心的評審建立了專家評審機制。目前，北大核心已不僅是圖書情報部門購買儲藏期刊的參考，同時也為高校職稱評定和學術走向提供了引導，對學術研究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3.《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核心期刊要覽》

社科院核心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獻計量與科學評價研究中心根據各界對學術期刊評價的實際需求，確定了核心期刊484種，牽頭完成的評價報告。該評價較為注重被學科論文引用，期刊的整體評價會以期刊的整體被引用即學科被引用程度為評價導向，在具體評價指標的設置方面，主要以期刊的總被引、期刊影響因子、期刊即年影響因子等指標來衡量。社科院核心的學科共分為24個專業大類和綜合類，其中，收錄的刊物可以大致分為三種類型，一類是類似《新華文摘》和《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等文摘類期刊，另一類是知名度高、具有較高地位的報紙理論版和核心期刊的轉摘文章以及部分高校收藏的核心資料等，第三類是指其他途徑獲取的人文社會科學類文章。總的來說，社科院核心是以“期刊在學科中的影響力統計”為主要導向，同時注重核心期刊的學理性和原創性，評選出的核心期刊少而精，體現了評價的自身特點。

4.《中國學術期刊評價研究報告》

《RCCSE期刊評價報告》是武漢大學中國科學評價研究中心在2009年的評價報告，之后每1~2年都會一期，到目前為止共4期。《RCCSE期刊評價報告》從學術期刊的信息征集、評價對象篩定、學科分類、評價指標和權重研究著手，以定量的方式計算出期刊的排名和分級，采用6個評價指標，分別為即年下載率、總被引頻次、基金論文比、影響因子、二次文獻轉載或收錄、專家定性評價。在此基礎上，以計算機系統設計出一套專家—學者—辦刊人共同參與的定性調查，這種定量和定性相結合的方式最終隨著系統的運行自動生成期刊評價結果，產生期刊排序、分級報告等。《RCCSE期刊評價報告》在其不斷的評價過程中對支撐其評價的“中國學術期刊評價信息征集系統”和“中國學術期刊評價信息管理系統”進行不斷優化，充分利用了現代信息技術的優勢，使評價更加便利化和精準化。

5.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體系特點

國內期刊評價發展至今，被賦予強大的評價功能，可以直接影響學術評價。其中，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有以下幾個特點。首先，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一般采用定量與定性結合的方式，由于哲學社會科學的多樣性，導致學者們很難用某幾項定量指標對其進行很準確的評價，專家們進行定性的評價將對定量評價起到彌補的作用，將一些無法定量處理的元素加入，使得期刊評價更符合實際也更符合趨勢發展。其次，哲學社會科學在對期刊進行評價時需要確定某一主題或導向進行評價，哲學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的是，其應用范圍更廣，它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為企業構建管理體系提供管理咨詢、為激勵員工提供舉措，為人類自我認識做出共享等。因為應用范圍廣泛，若不對評價確定導向，將導致評價因素過多，無法識別重點，最終無法形成報告，因此，在對哲學社會科學期刊進行評價時，對自身的定位十分重要。最后，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中高校的參與度遠高于自然科學期刊的評價。筆者認為，這是由于相對于自然科學，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有更高比例的高校研究人員，而自然科學可能存在更多企業或者行業協會等團體進行研究，研究者在制定過程中有更高的參與度將為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發展提供幫助。

三、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期刊評價中存在的問題

國內哲學社會科學的期刊評價本身也存在一些問題，在發展上面臨瓶頸，陷入困局。其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期刊評價主體官方背景較為濃厚，以高校科研院所承擔項目的形式較多，而歐美部分學術發展較為靠前的國家已形成了成熟的市場機制，由企業進行期刊評價且進行商業化模式的運作。當前我國的行政權力機構掌握了大多數學術資源，而他們的分配依據也大多來自排名數據，環環相扣，構成了當今最重要的學術評價機制。現有的評價主體大多依附于科研院所，經費來源于財政撥款，這也使得期刊評價本身難以具有公正的獨立第三方地位。以1988～2011年CSSCI收錄的期刊評價研究論文為例，受到各類基金資助項目的論文有139篇，占比接近總數的1/3。事實上，期刊服務的主體應當是學術界的用戶而不是行政機構，現實未免本末倒置。雖然有關行政部門的評價服務必不可少，但還應以服務基層學術圈為主。二是模式仍然較為單一，主要還是采取收錄論文、對期刊評級等方式，對于論文、期刊等相關信息的深度挖掘少，期刊評價的附加值不高，相關產品較少。例如湯森路透除每年出具期刊引用報告外，還有技術預測、人才推薦、促進相關領域技術合作等多種業務，既可以開拓自身產業鏈獲取更多經濟收益，又能從多視角多層次給期刊編輯提供有價值的建議。國內期刊評價最終給出的數據統計和排名，信息量單一，難以給期刊編輯提供更多有效的相關信息。三是評價方式較為單一，缺乏多樣化審評過程。大部分評價方式仍以德爾菲法進行固定權重的設置進行評價，期刊評價重復度較高，評價指標體系不完備。衡量指標也多以被引次數為指標，對于非引文類的影響力缺乏準確的測量方式。2004年，CSSCI來源期刊共有418種，其中自引率超過50%以上的期刊有27種，30%以上的有94種。CSSCI選刊曾一度棄用被引數量，直至2007年才重新增加這一指標。然而，2008年，依然有近120種期刊自引率超過30%。期刊評價時單純使用影響因子選刊還可能使得一些刊文較多的期刊占據劣勢（計算影響因子時的分母變大）。這種簡單的期刊評價方式同時變相激勵了部分期刊和機構采取不端行為刷高影響因子。例如，通過互引聯盟刷高雙方期刊的被引次數，一些高校甚至強行要求師生在發文中必須引用學報內容。定量評價雖然缺點明顯，但如果單獨使用定性評價則更難以讓人信服。個人對信息的了解總是有各種各樣的局限性，專家評審也難免有失偏頗。四是評價結果缺乏針對性，較少根據期刊類別、科目的不同對其進行分行業、分學科的更具針對性的評價。在面對重點高校教師、職業教育教師、科研院所研究人員、企業研發人員等不同受眾也缺乏更具針對性、層次性的評價。雖然近年來也產生了分目核心評價體系，但各個評價系統之間盤根錯節、自我標榜，導致資源浪費和重復建設現象嚴重，難以作為權威評價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