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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政策報告范文第1篇

一、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政策研究綜述

目前人們對西部大開放金融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的作用程度認識；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傾斜問題；西部金融組織體系的構建；直接融資政策以及外資政策等方面。

(一)金融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的作用程度認識

金融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實施離不開金融業的大力推動。問題是金融究竟能起多大作用?人們主要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1、金融支持處于主導性地位

馬潤平等人認為，“西部大開發是一項長期、復雜、巨大的系統工程，須有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支持系統。在該體系中，金融支持處于主導性地位。”他們的理由是完善的金融支持體系可以拓寬西部開發資金供給的渠道，可以優化資金投向和經濟結構調整等等。

2、金融支持不起主導作用

戴小平認為，金融支持西部大開發的主導作用這種提法是過分夸大金融作用，也忽視了金融的特性。在他看來，金融業在西部大開發中確實能起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也有其局限性，原因是在西部大開發前期，由于投融資項目的長期性、非盈利性，商業性金融和外資大舉投資內在動力不足，應以財政投資和政策性金融為主導；而在中后期西部投資環境改善后，商業性金融和外資才會發揮其資金融通的主導作用。除外，支持這種觀點的還有中國人民銀行蘭州市中心支行有關課題組的一份研究報告。他們認為在肯定金融業支持西部開發作用的同時不能夸大了金融業的作用，原因是金融作用的發揮要與金融領域內外環境緊密相關，不對西部金融環境進行改革，金融將難以真正發揮對西部開發的支持作用。

(二)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傾斜問題

在分析西部地區經濟金融落后的根本原因時，人們比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貨幣政策的統一性和西部地區差異性的矛盾所造成的。為了發展西部，不少人認為必須根據西部地區實際，實施特殊的金融政策，為此提出了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的傾斜戰略。如馬潤平等人認為：要推行有差別的貨幣政策，途徑有：①實行有差別的存款準備金政策；②擴大再貼現和再貸款業務等。馬洪波認為實行向西部傾斜的信貸政策其措施有；①降低西部存款準備金率；②東西部差別貸款利率；③提高西部地區商業銀行分支行的貸存款比例等。和秀星等人認為，有效的傾斜性金融政策是一種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所不能替代的無形資源，它是金融杠桿撬動西部大開發的“支點”。他們提出的措施有：①按大區實行差別準備金政策；②適當提高西部利率浮動水平；③適當提高西部金融機構存貸款比例等；④提高呆帳準備金比例等。

在這股要求實施傾斜的貨幣信貸政策的強大呼聲中，有人對此持不同意見。戴小平的觀點認為：貨幣政策的傾斜受到很大限制，在一個國家不可能同時有著不同的貨幣政策，那將給中央銀行監管帶來很大困難。在他看來，貨幣政策因為主要是調控總需求，即使傾斜后對于結構調節的作用也不大。作者認為他所理解的貨幣政策的傾斜，應是體現在實施具體的優惠利率和約束性管制的節制等兩個方面。

(三)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組織體系的構建

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到底是多還是少?人們看法不盡相同。張錆認為，“金融組織體系殘缺不全，尤其是區域性商業銀行缺位，是限制西部地區外部融資環境的一個主要因素。”她的根據是西部金融機構的網點密度與資產總量遠落后于東部，提出的對策是適當降低金融機構的設立標準等。人行蘭州市中心支行有關課題組的一份研究報告也談到要對“機構準入政策進行創新，降低西部金融機構的市場準入條件。”可見，不少人的觀點是認為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數量少了，為此提出通過降低西部地區金融機構設立的標準等措施來大力發展西部地區的金融組織體系。

而戴小平則認為，在構建金融組織體系之前，應明白西部需要怎樣的金融機構。西部的金融組織體系目前是基本建立了，這時候過多增設網點，無異于自相殘殺，引起惡性競爭，當務之急是增強西部現有金融機構的服務職能。他還認為沒有必要專門設立西部開發銀行，原因是三大全國性的政策性銀行可以履行這一職責。

(四)直接融資政策

發展西部金融，通過金融機構融資，需要有一個比較完善的金融市場。目前西部普遍存在著金融市場不完善的問題，表現在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發展的滯后。但許多人提出的直接融資政策中關注更多的是西部資本市場怎么發展。和秀星等人認為“應放寬直接融資的政策限制，促進西部資本市場的發展。”人行重慶營業部一個課題組關于西部大開發中金融政策的建議之一是發展和完善資本市場。張方等人對于直接融資政策的建議有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市場的培育完善；二是設立西部開發基金。他們提出的措施有對西部企業上市給予傾斜和優先；在西部建立第二層次的證交所；在西部發行區域性債券等。

戴小平卻是從一個比較廣闊的視角來談直接融資政策。他的觀點可以概括為兩個內容：一是在發展資本市場的同時不應忽視貨幣市場的發展。理由是資本市場主要是解決長期資本的融通問題，貨幣市場主要是解決短期資金的融通。兩種市場對西部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意義。二是在發展資本市場時，應找準切入點，股票上市只是手段，而不能成為目的，更不能為上市而刻意破壞規則；在重視股票市場的同時注意發展債券和投資基金的市場。此外，吳躍云等人在論及貨幣政策融入西部大開發的難點時，談到的一點是西部金融市場發育不完善。他們主要是從西部貨幣市場的不完善來說明。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部地區發展貨幣市場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五)對外資(FDI)的政策

西部大開發必須采取各種政策，以多元化方式提供多種渠道吸引外資參與開發建設，其中靈活的金融政策對吸引外資金融機構在西部設點等具有重要意義。在外資政策的建議方面，人行重慶營業部課題組認為：實行外資銀行國民待遇，吸引外資金融機構來西部設立分支機構。馬洪波認為：要加大西部利用外資力度，必須從基于規制的政策來吸引外資，那些對外資金融機構帶有歧視性的政策法規和不合理的行為必須及時清除。張錆對外資政策提出如下看法：在間接利用外資方面，可考慮在西部地區率先放寬外資銀行的經營范圍(首先是人民幣經營種類的放開)；逐步推行所謂“同步設點”政策，即要求已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外國金融機構，今后如要在東部增設分支機構時，必須相應的在西部設立分支機構等。

簡言之，人們關于外資政策的看法可以歸納為兩點：其一是為了吸引境外金融機構在西部設點，必須實行國民待遇原則，以創造一個良好的金融外部環境；其二是可以通過西部金融體系的對外開放政策來吸引外資。

二、制定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政策應注意處理好的幾個關系

從有關西部大開發中金融政策研究的綜述可以看出，當前關于這個領域的研究進程。總結分析各方的觀點，筆者得到的啟示是，在制定西部大開發中的金融政策時應注意處理好如下幾對關系，這些關系理順了，才能更好地設計，出現實可行的金融政策。

(一)增長與穩定關系

金融業遵循的最高原則之一是穩健經營，因此貨幣政策的目標是在穩定幣值基礎上促進經濟增長。在促進西部大開發的金融政策設計過程中，應注意處理好鼓勵金融投；資西部大開發與維護金融業穩健經營原則之間的關系。當前有的金融政策主張很有創新力度，但如果執行起來，其結果可能僅僅是在鼓勵金融機構的冒險精神，與中央銀行維護金融的穩健經營基本職責相違背。如適當降低西部企業貸款條件、降低西部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等。金融業一旦置于穩健經營原則于不顧，大肆投資放貸，金融泡沫也就為期不遠，到時不僅造成巨大金融風險，還影響了西部大開發的進程。所以制定金融政策時，必須正確處理好西部發展與金融穩定的關系。

(二)政策創新與維護關系

西部情況的差異性和西部大開發的緊迫性需要金融政策的創新思維，這是非常正確的。但我們在強調金融政策創新的同時，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①金融創新本質上屬于一種市場行為，而不僅僅是由政府政策就可以推動的結果。金融創新是在經濟、技術、市場需求等外部環境都比較發達的情況下產生的，我們在對金融政策進行創新時，應遵循金融創新的這種特性。政府行為不是萬能的，政府失敗論是客觀事實。所以在研究金融政策時，正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是十分必要的：政府的金融政策不應過多地于預金融活動主體的自主經營活動，而主要以市場取向為主。有人提出的“同步設點”等措施實質上是強調·以政策的硬性規定(行政干預)來“迫使”外資金融機構來西部設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沒有理順，該政策可行性值得懷疑。②在對金融政策進行創新時，應該是在總結、吸收已有的政策取得的成果基礎上的創新，不應前后矛盾。如有人主張的降低西部地區金融機構的法定準備金率措施，“如果硬要實行，則會否定商業銀行一級法人體制改革成果，回到原有的以各地分行各自為政的混亂局面。”③相關金融政策的創新應自覺維護公平競爭的秩序。如傾斜性的金融政策旨在消除東西部存在的政策不公平現象，具有合理性，但應注意的是，在消除舊有的不公平的同時不應該又造成一種新的不公平產生。這是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的需要，也是公共政策的屬性之一，因為實現公平是公共政策要尋求的目標之一。有的金融政策主張在消除已有的不公平同時無意中造成新的不公平，并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這是在進行金融政策創新時應加以避免的，如，降低西部法定準備金率等。

(三)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性差異的關系

當前西部地區的金融落后是由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性和西部地區差異性的矛盾所造成的。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金融政策屬于“一刀切”做法，這種做法忽視西部經濟金融落后的實際以及對統一性政策給西部經濟金融帶來的負面影響估計不足。為了改變這種狀況，許多入主張實行傾斜性的區域金融政策。該政策強調了地區的差異性和特殊性，其一系列政策主張的本質是通過政策手段在抑制本地區資源和要素的不斷流動的同時吸引外來資金的投資。筆者認為，區域性金融政策的提出同樣沒有很好地處理國家金融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性差異關系。因為該政策的實質是借助于人為力量將地區市場與全國統一的市場割裂開來，在當前經濟金融全球化、一體化潮流面前顯得不是很合適宜。況且，這種區域性金融政策的存在也會給中央銀行的監管帶來困難。“原則上，為了區域發展目標，貨幣政策可以區域化，但由于貨幣系統的高度一體化，這樣做實際上是很困難的。因此，貨幣政策是較少用于區域目的的。”所以，該政策的現實性讓人懷疑。人們在研究金融政策時需要從系統論觀點出發，同時考慮金融政策的一般要求(統一性)與地區現實存在問題，協調好金融政策的統一性與地區性差異之間的關系，以便制定出行之有效的金融政策。

(四)放松管制與加強監管的關系

針對當前西部地區經濟金融滯后的狀況，許多人提出的金融政策之一就是放松對西部金融機構相關標準的要求，希望以此幫助西部地區金融業盡快發展起來。如，降低西部地區的法定準備金率、適當降低再貸款條件、降低設立金融機構的條件等措施。人們可能對傾斜性的西部金融政策實施效果寄予了過高的希望。實際上，西部地區經濟金融的問題，不僅僅是資金短缺的問題，金融外部環境的不完善則是更深層次的方面。西部地區還屬欠發達地區，本地區在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造成地區經濟效益普遍較低，投資環境不佳，可投資的有前景的項目不多，銀行貸款回收、資產治理和風險問題因而也變得突出。這種狀況下如果再降低有關標準，而不同時強調進行有效的金融監管，那么可能的結果是一些并不符合條件的金融機構一哄而上，為了生存勢必惡性競爭，導致的后果將是嚴重的。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就認為：“在西部開發中，應始終強調投資質量和防范金融風險。”所以，金融當局不可能對西部金融機構一放了事，與此同時強化金融監管也是十分必要的。從政策科學的角度講，一項政策的周期包含制定—執行—評估—監控—終結等環節，其中監控環節對于及時矯正政策偏差、保證政策的有效執行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金融監管措施是一項金融政策的重要環節，在強調對西部地區的金融機構適當放松管制的同時，強化金融當局對其相關金融政策進行監控是其職責所在。總之，放松管制必須與強化監管緊密結合在一起。

金融政策報告范文第2篇

銀河證券高級經濟學家、北師大博士生導師苑德軍近日在《望新聞周刊》上撰文，認為我國金融政策長期缺失，貨幣政策被錯誤地混淆為金融政策，加劇了金融市場改革與發展的窘境。

苑德軍首先澄清了兩個概念――金融政策和貨幣政策。金融政策是對金融產業發展方向、產業結構安排、產業技術手段提高等有關金融業發展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提供明確指引的政策。而貨幣政策則是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宏觀經濟目標而采取的調控貨幣供應量的策略和措施的總和。前者著眼于金融業的未來發展，是關于金融產業發展的政策，而后者則著眼于貨幣需求的調節，是調控貨幣供應量的政策。金融政策影響所有的金融活動、金融資源配置方式和所有金融行業，同時也影響一國金融開放程度和金融業的整體發展進程，而貨幣政策只對形成貨幣需求的那部分金融活動發揮作用。金融政策與貨幣政策各自具有特定的任務和使命，兩者不能相互替代。

制定金融政策可以使金融發展具有明確的目標約束，減少金融發展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制定金融政策可以降低金融發展的成本，增加金融發展的收益。由于我國沒有明確的金融政策，結果往往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些曾被大加推崇并且付諸實施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措施，一段時間后又成了“改革”的對象。

02 人民幣升值比加息可取

“加息不僅將對我國經濟產生較大的近期影響，同時也將對長期經濟發展速度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綜合而言，選擇使人民幣升值的做法既可以使過熱的投資得到有效控制，也可以抑制物價增長過猛的勢頭，是較為可取的一種政策。”2005年1月5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世界經濟黃皮書《2004～2005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統計分析研究室主任何新華通過“China－QEM模型”對利率上升和加息可能對宏觀經濟產生的影響進行模擬后，得出上述結論。

何新華介紹，對加息和人民幣升值共采用了四個模擬方案，分別是：從2004年第四季度開始貸款利息率上調一個百分點，存、貸款利息率各上調一個百分點，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0％，人民幣一次性升值15％。結果是：從對GDP增長率的影響來看，選擇人民幣升值在短期內對宏觀經濟影響較大，因而選擇上調利率為好；從對物價的影響看，利率調整對物價產生的影響非常小，相比之下，調高人民幣匯率卻可以通過以人民幣標價的進口品價格的下降，使工業品出廠價格得以下降，并進一步影響到消費者價格指數的回落。因此應選擇調整匯率。（摘自2005年1月7日《國際先驅導報》）

03中國的加息周期在2006年以后

2004年10月底，央行宣布加息后，國內外紛紛預測：中國將進入加息周期，年底及明后年利率還將上升。他們的依據是，進入加息周期的美國2004年已連續五次小幅加息。

而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課題組昨日的報告中表述，“2004年的加息并不意味著加息周期已經到來，加息周期的到來估計要到2006年以后。”這份報告給出的第一個理由是，中國這一輪的投資過熱是體制性和結構性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績和房地產在暴利機制下過快增長。在這種條件下，加息這種所謂市場化的辦法難以起到理想的效果。

第二個理由來自于最新的統計數字。國家統計局最新的數據已經顯示，加息的外在壓力正在減輕。因為除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長持續放緩以外，最關鍵的消費價格指數也出現“跳水”般的回落：11月的增長僅為2.8％，而9月和10月的增長高達5.2％和4.3％。國家發改委的這份報告就此分析，2004年實際通脹率并不高，2005年也不會很高。這說明2005年繼續加息缺乏依據。

最后，報告認為，2004年10月的加息象征意義更大，因而并不意味著一個加息周期馬上到來。

國家發改委的專家們認為，中國在2006年～2007年可能出現真正的全面性的周期性過熱，加息周期將到來。（摘自2004年12月30日《北京晨報》）

04小康居住指標與現實差距太大

建設部政策研究中心近日報告,首次對我國居民2020年居住目標作出定性定量的分析預測:人均住房建筑面積預計達35平方米，每套住宅平均面積達到120平方米，相應的，廚房面積不低于6平方米、衛生間面積不低于4平方米、主臥室面積不低于12平方米。這種小康居住指標看上去十分誘人，如果到2020年真能實現，那的確是全國百姓的幸福。然而看來看去，總覺得這樣的小康居住指標與現實情況差距太大。

當前我國城鎮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積不過才22平方米，且這個人均面積至今仍有很多城市居民沒能達到。由于房價過高和物業管理費太貴，不少家庭只能望房興嘆。如果延續這種情況，屆時就算人均能夠達到35平方米，也是有的家庭住幾百平方米的別墅，而有的家庭卻居無定所。這種兩極分化的小康人均數據再高又有什么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報告的出爐正值當前國內外專家學者對我國房地產業問題提出警告之時。可以想像，如果每家每戶都能夠買120平方米的住房，何愁城市里的住房賣不出去？又何來房地產泡沫之說？實際情況并不像小康指標設想的那般美好，尤其是貧富差距、失業狀況、城鄉二元等現狀可能會制約房地產的發展。如果不能有效地解決這些問題，人均35平方米的預想可能只是幻影。

全面的小康建設，首先是要讓每家每戶有房居住，其次才是讓大家居住得好。如果繼續漠視當前房價持續走高的現實，不顧普通群眾的經濟承受能力，甚至不負責任地為某些利益集團鼓噪，搞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指標數據來糊弄人，這種做法只能是畫餅充饑，于小康建設無益。（摘自2004年12月20日《中國信息報》蔣輝/文）

05“小狗經濟”與中小企業融資

1月4日，在南京大學MBA論壇――新年經濟講座上，有著“鐘投資”之稱的著名經濟學家鐘朋榮向江蘇企業傳授他的融資戰略。

鐘朋榮說，融資多少，采取什么融資方式，很大程度上與企業的經營模式有關。有些企業，一說融資就是30個億，就是要去造汽車，但能融資30個億的有幾個呢？如果我只有50萬元怎么辦？那就要走小而專的“小狗經濟”模式。就像小狗一口吃不了斑馬，但可以一口咬下斑馬的鼻子，再一口咬下斑馬的尾巴。這樣，許多只小狗一起合作，無數斑馬吃下來，小狗變成了世界級“咬鼻子專家”。溫州的打火機就是如此，每家生產一個零配件，然后大家在市場上交換，生產出全世界最有競爭力的打火機。

鐘朋榮還談到，企業融資要考慮一些重大因素。比如企業的發展階段，“剛生下的孩子只能給他吃奶，要讓他吃板栗，那就麻煩了！”在美國，企業融資有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親戚朋友的“愛心基金”，幫助“雞蛋”變“小雞”；第二個階段，外界投資者的“天使投資”；第三個階段，幫助“小雞”“下蛋”的風險投資；第四個階段，股市。“小企業在創立之初死亡率高，這就要注意不能借太多錢。”鐘朋榮提到了一個河南老板做燴面館的例子。這位野心勃勃的老板立誓要打敗“麥當勞”，提出龐大的擴張計劃，利用“會員卡”向老鄉融資，結果最后負債3000萬元，以非法融資罪被判刑4年。鐘朋榮還提醒中小企業，融資也不是越多越好，要考慮自己的需求，考慮融資的成本，同時融資要考慮合理的負債率。（摘自2005年1月5日《新華日報》）

06經濟學家為何屢受抨擊

最近，北大的兩位經濟學家由于各自發表了一番高見，又成了輿論批評的靶子：周其仁教授因為大談超英趕美，相信“18年后中國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國叫板”、“75年以后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是中國”，被指為是一種“經濟學”，在做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簡單算術題，把自己的智力降格為“吃飽了撐的”。厲以寧教授認為“不能簡單地利用高稅收殺富濟貧”，提出要“把大部分農民變為中產者”，被抨擊為混淆邏輯，嘩眾取寵，反映了經濟學家的“心態”。如果再聯想到前一段張維迎教授在“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深圳高峰會”開幕式上回應郎咸平，發出“要善待對社會作貢獻的企業家”的呼吁后，有評論家指責其“站”錯了地方，失去了“學者的獨立性”。從這些事例中，我們似乎感到，這些經濟學家幾乎是只要張口說話，立即批評如潮。而認真聽聽這些批評或質疑，雖然有些難免失之偏頗，但大都不無道理。我不禁納悶，經濟學家究竟怎么了？

我們之所以相信經濟學家，是因為我們相信他們有可能相對獨立、客觀、公正地研究經濟并進而正確引導經濟的發展。在我們這個一切圍繞經濟轉的時代，相信沒有人會對經濟學家的能量產生懷疑。而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形成，使得經濟學成為一種神話，也讓經濟學家獲得了某種實際上的話語霸權。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經濟學家的這種話語霸權開始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這一方面是由于其他學科的學者逐漸參與到對整個社會科學學術格局的解構中來，使經濟學神話被打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經濟學家在飄飄然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所謂的“學究謬誤”，發出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驚人之論”。而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經濟學家有可能喪失其獨立、客觀、公正的學者地位，淪為某些利益團體的工具和代言人。真理總是惟一的，失去了客觀性的經濟學家不可能把握真正的經濟規律，也必將受到其他學者及公眾的質疑。（摘自2005年1月11日《中華工商時報》鄒漢歌/文）

07管理人員持股不等于“MBO”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李兆熙日前指出，“管理人員持股”不等同于“MBO”。

李兆熙說，國資委有關國企改革中管理人員持股的文件里沒有出現過“MBO”的提法，然而社會上經常出現用發達國家上個世紀80年代的“MBO”來代替我國企業改制中管理人員持股的說法。雖然表面看起來兩者都是管理人員收購，但這是兩個特定內涵不同的概念，應當予以澄清。

市場條件不同。發達國家股票市場全流通，資本市場競爭激烈，上市公司存在控制權市場爭奪和敵意收購的威脅。我國企業改制中的管理人員持股，是來自企業股權多元化的需要。

融資來源不同。發達國家股權收購資金的主要來源一部分是由企業管理人員自行籌集，另一部分主要由商業銀行貸款，并要以盤購公司或被盤購公司的資產抵押擔保。我國的《貸款通則》明確規定，不得用貸款從事股本權益性投資。我國許多國有中小企業改制中管理人員和職工購買國有股權的資金來源，一部分來自經濟補償金的自愿購股，一部分來自自籌資金。

收購目標不同。發達國家的MBO是上市公司業績低下時，管理層為了保持和獲得更多的控制，避免敵意收購，通過建立一個新的控股公司，然后收購目標公司的股份。我國企業改革的目標，是“除極少數必須由國家獨資經營的企業外，積極推行股份制，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投資主體多元化，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

收購結果不同。在發達國家，上市公司實現MBO以后，改變了原來公眾公司的性質，變成了私人有限責任公司，因而從股票市場退出，待創造出足夠的業績后，可以重新申請上市。我國企業改制中，無論上市公司還是非上市公司都有管理人員收購國有股權的案例，非上市公司的管理層收購，許多是在國有股東沒有到位，也就是還沒有建立起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的情況下，由上級機構如財政、國資部門或上級國有母公司批準的方式進行的。（摘自2005年1月7日《中國改革報》鐘新／文）

08私人產權能減少環境污染

金融政策報告范文第3篇

關鍵詞：窗口指導；溝通；貨幣政策傳導；透明性；預期

中圖分類號：F8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7-0007-04

一、典型“窗口指導”和溝通型“窗口指導”概述

(一)典型“窗口指導”

典型“窗口指導”是指中央銀行利用自己的地位與聲望，使用口頭或書面的方式，向金融機構通報金融形勢，說明中央銀行意圖，勸其采取某些相應措施，貫徹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下面具體介紹英美日三國的做法。

1.英格蘭銀行的“請求”(request)。是指英格蘭銀行在實行其貨幣金融政策時，對各金融機構提出的一種“勸說”。“請求”不具備法律效力但一般都能得到遵守，已成為對金融系統的直接控制方式在英國金融界運行。請求通常采用兩種方式，一是“數量性”請求，即英格蘭銀行要求各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不要使他們的貸款超過某一規定的最大限度，即“最高限”；二是“質量性”請求，即要求各銀行對某些種類的貸款給予優先權，或要求銀行削減某些種類的貸款。請求作為英格蘭銀行一直都在使用的政策技術手段，具有較大的靈活性，它可以很快改變其內容和所管理的機構而又無須變更法律，有時還會使金融市場上的利率發生戲劇性的變化。

2.日本銀行的窗口指導(Windows advice)。是日本的中央銀行對金融業進行直接調控的一種質量型工具。日本銀行通過對各種金融機構日常存貸款的接觸，在了解其籌資計劃及用途的情況下，對主要金融機構的貸款增加額進行業務指導，使其不超過日本銀行認為的適當范圍與規模。日本銀行窗口指導多在金融緊縮時期，有時是貸款增加額限制，有時是資金地位指導，同時，指導對象不斷發生變化。

3.美聯儲的道義勸告(Moral suasion)。是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管理全國金融事業的一種手段。含義是聯邦儲備系統運用其特殊地位通過勸告方式影響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的行為，這種勸告往往寓于聯儲官員的言談或其他公開聲明中。雖然各金融機構并不負有按聯儲當局意圖辦事的法律責任，但由于聯儲的特殊地位，即掌握對商業銀行提供貸款的權利，批準有關金融機構業務申請的權利等等，使得聯儲官員的話非常有分量。同時金融機構也認為，聯邦儲備系統的利益往往和它們自身的長遠利益相一致，掌握的信息多，對經濟形式及發展趨勢的預測要比一般金融機構準確，故而一般情況下樂于聽從這種勸告。聯儲的勸告不僅有“道義”上的意義，在“道義”背后還藏著行政和法律的威嚴，是聯儲掌握的強有力的武器。美聯儲官員正在考慮如何改善“道義勸告”并使其盡可能在更大范圍內有效。

(二)溝通型“窗口指導”

溝通型“窗口指導”是在典型“窗口指導”定義基礎之上，為了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和責任性，[1]中央銀行向公眾和市場提供決策相關信息、制定政策所采取的程序、所使用的數據及考慮的因素，并就當前經濟形勢與公眾進行有效的溝通，以使中央銀行措施更加接近于被社會接受的最優貨幣政策。溝通型“窗口指導”是中央銀行宏觀調控的具體手段，是貨幣政策工具的延伸，是間接控制工具。

事實上，因為公開溝通的作用，貨幣政策傳導的幾個方面已經發生了十分顯著的變化。中央銀行的溝通方法，已經從較少讓人們了解他們所要達到目的以及為什么要這么決策的做法，發展到今天日益增多的透明性，并且主動地促成溝通。雖然中央銀行過去常常在政策時很少做出說明，只是讓政策本身說話，但是現在中央銀行的言詞都已經遠遠超過政策自身表達的聲調。

從根本上講，政策措施一旦，中央銀行要按照所內容予以執行，否則就是空談。另外，除了宣布所實施決定之外，還要有貨幣政策的解釋，這樣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必須將溝通作為整個貨幣政策架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而不是隔離開來進行探討。[2]

當前，公共制度必須要具有透明性和責任性已被廣泛接受。更多事例說明世界各國的中央銀行都在確保其獨立性。毫無疑問，貨幣政策的透明性和責任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獨立要素。中央銀行的溝通作用通常要超出其僅履行法定義務的基本要求。因為，溝通也是提升貨幣政策有效性中的重要要素。[3]

二、溝通是貨幣傳導中的重要工具

正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所言：“貨幣政策應該更透明，更可預期，同時與社會公眾及業界取得共識。”充分說明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需要貨幣當局與市場參與者及其公眾進行溝通。從理論上講，傳統經濟理論在分析貨幣政策問題時，通常忽略了政策制定者(中央銀行)與政策調控對象(社會公眾)的決策行為之間的相互依賴和相互影響。實際上，貨幣政策調控是政策制定者與政策調控對象在主客觀條件制約下進行的一種博弈行為。[4]一方面，社會公眾期望了解貨幣當局如何確保實現現行的貨幣政策目標；另一方面，市場和公眾對政策的響應也是貨幣當局進行決策的重要反饋信息。對于中央銀行來講，為了保持低的、穩定的以及可預測的通貨膨脹目標，溝通就是一個在策略上需要考慮的事情。有效的溝通已經成為貨幣政策實施中的關鍵工具。

1.像所有公共政策一樣，貨幣政策同樣可以從公眾的理解和支持中獲得利益。通過對政策目標的緣由以及措施合理性的清晰解釋，中央銀行就是要贏得公眾支持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只要合適的溝通能夠成功，中央銀行就可以著手對符合政策結果的預期和影響表現作出合適的設計。

中央銀行具有清晰的目標陳述，是有效溝通的關鍵。當對貨幣政策通脹目標水平都可以達到共識，經濟人包括消費者、投資者、企業和金融市場的參與者，就開始依照同一個預期：未來通脹將會穩定地與通脹目標保持一致，并以不同的方式調整他們的行為。而且價格、工資和金融市場都將會傾向于和這個目標保持一致，最終會使宏觀經濟環境更加穩定，維持低而穩的通脹水平就能更加成功。[5]

2.責任性。判定中央銀行表現的一個基本標準是中央銀行的可信度和獨立性。理性預期不僅指導著經濟主體的投資和消費行為，而且對各種宏觀調控政策形成了動態反饋機制。現代貨幣政策通過理性預期傳導已成為中央銀行制定和實施貨幣政策不可忽視的因素，而政策的可信度將通過引導公眾預期影響政策的效果。如果政策的可信度高，該政策對公眾理性預期的形成和決策行為的引導作用就大，其政策效果就好；反之，政策的可信度低，政策的效果就差。對于實施通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明確的通脹目標就是測度其責任性的標準。簡單地說，公眾可以依據中央銀行是否成功地達到了既定的通脹目標，例如2%，對中央銀行進行評估。若中央銀行已經在這個方面獲得成功的表現，自然就增強了可信度，并且公眾對中央銀行將會繼續保持或接近通脹目標水平就更具有自信。

中央銀行除了具有完全的責任心外，必須要使公眾理解他們的政策目標以及滿足目標的整個過程，另外，由于經濟波動引發的問題以及政策制定者決策所考慮的因素，都是需要公眾了解的。總之，與此相關信息的溝通已經成為中央銀行主要活動之一。[6]

三、中央銀行需要清晰的溝通策略

貨幣政策策略變得日益重要。根據當前經濟運行環境并結合長期目標而制定的一系列短期貨幣政策措施，客觀上要求中央銀行分析架構必須有一個清晰的策略。一個清晰的、基于規則的策略框架可以履行許多重要任務。它可以使人們理解經濟數據是如何分析，并由此轉變成中央銀行對目前政策姿態和風險的評價。同時，這樣做有助于減少溝通的頻度。此外，清晰的策略有助于貨幣政策框架去個人化作用，并可為決策過程提供連續性的保證。因此，相比于“勉強作為”含糊型策略，具有明顯的優勢。

1.貨幣政策目標的溝通。實證研究顯示，在已經采納明確通脹目標制的國家，通貨膨脹水平較低，通脹持續也會被減少，并且長期通脹預期并不與滯后通脹關聯( Mihov and ARose ，2006 )。另外發現，長期通脹預期對宏觀經濟信息和貨幣政策公告做出的響應，要比沒有宣布實施明確通脹目標的國家要少(Gürkaynak， Levin and Swanson，2006)。

對于歐元區國家來講，關于這方面的研究，因歐洲貨幣聯盟時間跨度較短，不允許進行深度實證分析。但是，實證工作已經發現，在那些具有獨立性的中央銀行和明確的價格穩定目標的國家的通脹持續水平，相比于貨幣聯盟之前已經被降低(Coenen and Levin，2004)。對歐元區調查結果進一步顯示，歐洲中央銀行的價格穩定定義具有很好的理解性、可信度。但是，對貨幣政策策略總的理解需要進一步提高。

因此，金融政策體制應該首先穩定價格，它還應讓給予中央銀行獨立操作權，使金融政策的實施透明而負責，展現預測通貨膨脹的能力，并實行與穩定價格一致的政策。而且，如果金融政策是固定于一個中介目標法則上，而該法則又是建立在通貨膨脹預測和正規的金融政策制定程序之上的話，比如定期舉行金融政策委員會議，會議之后舉行新聞會，而非采取特別的決策和溝通程序，則金融政策就有更高的可信度。

2.貨幣政策姿態的溝通。發達國家中央銀行對溝通進行巨大的資源投入，不僅是解釋他們的目標和總的策略性框架，而且是表達當期的政策姿態。通過各種不同溝通工具，已經達到了這個目標，但一個重要方面是溝通只是發生在政策決定執行后的幾天時間內。由于歐元體系和美聯儲具有很高的可預言水平，在會期間，主要市場不會因為公告本身反應，而是對所公告的信息，特別是公告中給定的不可預期要素或未來政策路線暗示做出響應。

雖然，美聯儲和歐元體系在那幾天里都附加性的信息，但是在解釋過程具體細節上不同：美聯儲只是簡短解釋性的注解；歐元體系則要出版介紹性報告，并要通過歐洲中央銀行主席的新聞會，進行現場溝通。歐元體系采用的方式能夠使人們及時消化信息，必要時可以澄清一些問題。

在過去的幾年里，人們反復要求歐元體系它的會議紀錄，因為這樣常常被看作是提高透明性的做法。Weber(2007)認為，在美國和英國市場對會議記錄的響應是源于所提供信息的及時性。這樣的觀點被以下事實支持：當出版計劃更改之后，市場對會議記錄響應程度明顯增加。

對最近經濟信息如何被傳導至決策部門的相關表述的及時評價，市場表現出更多的興趣，而不是推測貨幣委員會成員個別的意見。就這樣一種情況而言，目前歐元體系，通過引導性報告和新聞會提供實時的透明性實踐做法，表現出了對這個特別需求的精心安排。

3.提供未來信息的溝通。關于貨幣政策未來路線的信息，在過去幾年日益受到重視。許多中央銀行最近開始對未來利率提供了指導。如此披露的潛在好處有助于貨幣政策日益增加的可預測性，進而因預期的強烈作用最終提高政策的有效性。

目前有幾家中央銀行采用的方法是，一個量化的未來利率路徑，也包括與其相關的不確定性。這個中央銀行“自有的工具設計”就是假定的利率路徑，通過某些模型和對經濟的判斷假設，利率路徑可以最好地達到中央銀行的目標。此方法具有與中央銀行目標及其他方面要求完全保持一致的特點。但是，它也產生了幾個問題。它高度依賴于特定分析框架，從模型不確定性和必需的預測過程判定角度來看，最優利率路徑會遇到相當大的挑戰。特別是在傳達政策利率的未來主觀性路徑時，可能會被認為是一種無條件的承諾，會導致貨幣政策必需的靈活性的降低。因此，對利率路徑有條件性這一特征，是溝通時所要考慮的至關重要的事情。

至于前瞻性指導，有的中央銀行是選擇“讓策略自己說話”的方法。溝通能在改善貨幣政策有效性中的最大作用，就是在于提高中期到長期的可預測性和可信度。在此，中央銀行清晰的策略起到關鍵作用。

四、結論

針對目前我國實際情況，典型“窗口指導”的實際作用比1998年前實行的“信貸額度”體系要弱。在目前我國銀行管理體制下，中央銀行向商業銀行發出指令，要求停止放貸，并不能發揮很好的作用。因此，中央銀行只能依靠定向發行中央銀行票據進行道德勸說，而不是采取下命令的方式。由于越來越多的銀行成為上市公司，有著擴展業務的強大動力，這種道德勸說方式的作用大多是片面的、暫時的。因此，為了改善和提高傳統意義上的“窗口指導”作用，建立溝通型“窗口指導”十分必要。從目前情況看，我國貨幣信貸政策的制定權在貨幣政策委員會，每季度貨幣政策委員會“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分析一定時期貨幣政策執行情況，分析經濟金融形勢，提出后一階段貨幣政策取向。然而，公眾對我國政府貨幣政策的決策過程仍然是霧里看花。[7]因此，加強政策宣傳解釋，提高信貸政策和典型“窗口指導”的社會認知度和公信力必須加強溝通型“窗口指導”。通過加強靈活多樣的政策宣傳解釋，建立中央銀行與地方政府、金融機構和社會公眾的信息交流互信機制，使全社會在更大范圍內理解央行的貨幣及信貸政策導向，切實地感受到央行貨幣政策的調控效力。[8]

參考文獻：

[1] Geraats， P. M.， Central bank transparency. Economic Journal 112， F532F565，2002.

[2] Axel A Weber，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and communication. Dinner speech at the Deutsche Bundesbank/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conference on “Monetary policy strategy： old issues and new challenges” in Frankfurt am Main，6 June 2007.

[3] Sylvester C.W. Eijffinger and Petra M. Geraats，How Transparent Are Central Banks? .January 2005.

[4] 黃建鋒.美聯儲利率政策對中國的啟示[J].中國貨幣市場， 2004，(9).

[5] Jan-Egbert Sturm，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in Monetary Policy. 7th International Agenda Setting Conference 2006 Bonn， Germany， October 2006.

[6]Paul Jenkins， Communication： A Vital Tool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netary Policy，FMAC/FMA-USA Joint Conference ，30 September 2004.

金融政策報告范文第4篇

【關鍵詞】通貨膨脹；金融危機；外匯儲備；投資；金融制度

一、日本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分析

1、非獨立的金融制度是導致危機的根本原因

日本的主銀行體制不同于英美等國的模式，銀行運作缺乏自身的獨立性，嚴格按照官方的命令行事。政府對于金融市場的控制一旦脫離現實基礎， 只是為了政府經濟目標而設定金融政策， 將會導致嚴重的后果。沒有立法為依據的金融監管，最終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喪失了責任意識和風險意識。

2、銀行經營錯位是加劇泡沫的重要誘因

銀行作為信貸雙方的中間人， 正是為了彌補借貸雙方的信息不對稱的。銀行減少了交易費用，降低了風險和資金的成本。但是銀行作為資金保管與運營的人，在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監管的時候， 銀行可以出于自身利益進行信貸，為了獲取高收益而投向高利潤、高風險的行業， 甚至會營造適合投資環境來保證自己的投資收益。

3、日本政府在經濟擴張階段不恰當的貨幣政策

從日本政府的貨幣政策來看，應該說在此周期中存在比較明顯的失誤。主要表現為在經濟擴張時期實行降低利率放松銀根的擴張政策。由于日元自1985 年12 月的“廣場協議”后大幅升值，為了消除日元升值對經濟的不利影響，日本政府隨后采取了金融緩和政策。1986年1月30日起，日本銀行分數次將官方貼現率從1983年以來的5% 降至2.5% 的歷史低點。并持續容忍接近或超過10% 的貨幣增長速度。這項政策一自持續到1989 年5 月方做出調整。這一寬松的金融政策帶來了大量的富裕資金，促進了金融機構擴大貸款和整個社會的信用膨脹。

4、忽視了對土地、股票等資產價格的控制

在此周期的擴張階段，由于批發物價和消費物價水平比較穩定，而傳統的日本金融政策是以一般物價水平作為參照的，這種判斷成為實行擴張性政策的根據之一。而卻忽視了對土地、股票等資產價格的控制。對此日本政府自身也己經認識到，并且在大藏省的專門報告“資產價格變動的機制及其經濟效果”中表示，今后在經濟運營方面除物價走勢外，與前相比要更加重視資產價格的走勢。

5、不動產貸款控制不力

在對不動產貸款的控制方面，雖然大藏省較早就對銀行的不動產貸款采取了行政上的干預措施。但是總體上看并沒有什么成效，原因就在于金融機構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進行了大量的繞開行政管理的迂回貸款，銀行回避管制的動機與非銀行金融機構本身開拓新業務的企圖相結合，最終導致大量迂回貸款流向不動產市場。非銀行金融機構也因此成為繼城市銀行和地方銀行之后的不動產貸款主力。經濟轉入收縮后，這些貸款大量成為不良債權，許多金融機構更因此而破產。同時，暴露出金融機構具有忽視對借款人進行審查的傾向。

二、日本金融危機對我國目前潛在的通貨膨脹的警示

根據分析日本的金融危機和我國處于經濟繁榮期的實際，在控制貨幣供給和擴大貨幣需求的原則下，提出如下建議：

1、加快金融制度建設

穩步發展金融自由化， 提高金融系統的獨立性穩步發展金融自由化， 提高金融系統的獨立性， 保證金融政策對整體環境的穩定作用， 是保證經濟穩定高速發展、防范金融泡沫的重要環節。通過金融自由化，保證金融信息的公開性， 更好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促使資本更有效地配置，避免過高的泡沫風險；加強金融系統的獨立性，減少外界的干預，可以使得金融系統減少不良資產累積，更好地處理泡沫風險， 從而實現經濟整體安全。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成為真正的商業銀行。

2、加強銀行監管

由于銀行信貸存在投機行為，所以要加大對銀行發放貸款的監管，謹慎控制銀行盈利性的經營和投機。銀行可以從事股票和房地產等虛擬資本的投資， 這是出于資本配置的需要；人為的炒作虛擬資本，而將炒作的成本由社會承擔就是錯誤的。同時，加大對借款人償債能力的審查，減少資本的過度投入，防止經濟過熱和壞賬的出現。

3、積極推進人民幣匯率改革，加強外匯管理

我國房地產價格和股價的飆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國際投機性資本大規模流入我國，這也證明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人民幣升值預期對境外投機資金的巨大吸引力。因此，繼續推進已經有成效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實現人民幣的緩慢升值，防止其過快升值。同時，由于外匯儲備的快速增加給人民幣升值帶來很大壓力。因此要加大外匯儲備的管理，加強對海外的資本投入，扶持更多的大企業走出國門。

4、采取積極的貨幣政策和穩健的財政政策

在目前的股市繁榮情況下，要密切關注股市的變化，并加以政策引導，特別是要注意適用貨幣政策進行調整。在目前的情況下，要提高利率。同時，擴大投資面，引導貨幣的需求，努力創造有效需求。

5、對土地、商品房等資產價格的控制

實行嚴格的土地審批制度，實現土地的有序有效供給。防止開發商的圈地、屯地等行為。另外，還要努力控制房價的上漲，防止泡沫的擴大。

6、拓展投資渠道，鼓勵全民創業

由于國內人們投資渠道的單一，多數資金流入了股市和房地產。因此，要拓展投資渠道，引導過剩資金的合理流向，比如發放國債等，減少資金對股市、房地產的壓力。

另外，放寬投資領域，使得更多的被國家控制的行業如鐵路、航空等部門向民間資本開放，使資本都能獲得平等機會和高額回報。同時，鼓勵全民創業，讓更多人參與到實業中去，那樣，可以擴大對資金的需求，同時，也可以減少資產泡沫，為經濟的長久、穩定發展提供持久動力。

【參考文獻】

1、曹龍騏.金融學[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

金融政策報告范文第5篇

文化產業金融支持的三種模式

和文化的多樣性一樣，世界各地的文化及其產業管理政策也呈現多樣性特征，包括英國“一臂之距”的分權模式，法國的中央集權模式，北歐的福利財政模式，美國的不干預模式等等。如果我們將這些類別再做一些簡化的話，大致可以概括為如下三種類別：以法德為代表的政府主導型、以美英為代表的非政府機構主導型以及以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為代表的政府主管型。我們將通過文化產業與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的不同關聯，解讀這這三類文化產業的金融支持政策，并辨析其特征及借鑒意義。

首先，我們討論政策性金融的不同模式。

產業政策理論認為，文化產業作為新興經濟的重要增長點，目前尚處于發展的起步階段，不可避免存在大量市場失靈的現象。因此，世界各國文化產業的金融支持政策不僅包括市場化商業性融資的政策，也包括政策性融資政策。也就是說，無論是什么樣的文化管理體制，各國政策性金融和文化及其相關產業之間都有著十分緊密的關聯。就政策性金融而言，這三種模式的差異性主要體現了政策性金融支持文化及其相關產業的范圍、力度以及方式方面，這里以英、法、中三國為代表加以說明(見表1)。

從圖示中不難看出，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范圍而言，文化管理體制的集權性愈強，其支持的范圍就愈廣，如其中的法國型較之英國型，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圍要廣得多。按照這個邏輯，中國型模式之政策性金融支持的范圍應該更為廣泛，這在我國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也確是如此，即幾乎所有文化產品都由國家提供。但是，由于我國經濟體制向市場化方向轉型，加之我國尚處于社會主義發展的初級階段，財政收入有限，特別是文化方面的財政投入不足，所以即便是政府主管型的體制，我國目前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文化領域十分有限。其次，就政策性金融支持的方式而言，無論是政府還是非政府機構主導型文化管理體制，也不論是金融市場還是金融中介主導的金融體系，西方國家的政策性金融除了強調專項扶持資金的政策性導向作用之外，更強調政策性擔保、政策性投資等政府信用的投資杠桿作用，如無論是英國還是法國都有國家層次的具有投資基金性質的管理機構或者基金種類。而我國作為Ⅲ型模式的代表性國家，其政策性金融的支持方式多集中在政策性貸款或者貼息等傳統方式，還沒有充分發揮政府信用的投資引導和杠桿作用。

綜上所述，與法國、英國型模式相比較而言，我國政策性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模式尚存在投入不足、投入范圍有限以及投入方式落后等明顯不足。因此，我國文化產業領域的政策性金融還存在巨大的改革空間，特別是要改革和優化政策性金融的投入方式，創新地使用政策性擔保、政策性投資等方式，充分利用政府信用的投資引導和杠桿作用，為文化產業的發展創造良好的金融環境。

其次，我們來分析商業性金融的不同模式。

歐洲《文化金融報告(2000)》在評述銀行對文化產業類貸款的現狀時這樣描述道，“這些銀行對文化產業的特征還缺乏基本的了解，文化產業是知識產權和創新驅動型的，因此它們具有高風險、缺少固定資產、短期利益預期等特征”。這些特征使得金融與文化產業的結合面臨諸多的瓶頸，其中最為重要的瓶頸就是文化產業金融產品的風險補償，即文化產品輕資產以及文化企業缺乏穩定的現金流等特征使得該領域的投資風險高且得不到應有的補償，因此，全球范圍內商業性金融機構對該領域的投資都極其謹慎。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意識到文化產業的發展對于本國經濟結構調整以及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重要意義，因此它們都采取一定的措施推動商業性金融機構加大該領域的投入力度。這也使這些國家的商業性金融政策中常常有政府支持的影子，特別是發達國家政府通過建立完善的風險補償機制化解文化產業類金融產品的風險，保護商業性金融機構的積極性，從而保證文化產業融資渠道的暢通。因此，即便是商業性金融政策中也不乏政府的作用，在這方面三種模式的差異性主要體現了商業性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的方式、方法上，這里以美、法、中三國為代表加以說明(見表2)。

從圖示中可見，商業性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的方式在相當程度上和該國的金融體系有關，金融市場主導型的國家多強調金融市場的融資主渠道作用，而金融中介主導型的國家多強調金融中介的融資主渠道作用。但是，不管其金融體系以及融資方式如何，要想使這些融資渠道保持暢通都需要完善的中介服務機構和風險補償機制。以美國為例，美國資本市場發達，對文化產業的介入也十分全面和深入，特別是針對文化產業專業性強、風險高等特征，通過金融創新設立多種形式的投資基金解決文化產業融資難問題。自2004年華爾街的電影投資基金出現以來，僅2005-2006年間，GunHillRoad分別向索尼和環球提供7．5億美元和5．15億美元，magic Films向迪斯尼投資5．05億美元，華納兄弟和福克斯分別獲得來自Legendary Pictures和DuneCapital的5億和3．25億美元資金，而派拉蒙獲得Melrose Investment3億美元投資。這些專業性的投資基金，以其“集合投資、專家管理、分散風險、運作規范”的市場化機制，能夠更好適應文化產業投資特點，建立文化產業與資本市場連接的創新通道，一定程度上解決文化產業融資的瓶頸問題。

而法國實施政府主導型的文化管理，政府負責文化管理、投資等事務，但是上個世紀末以來法國政府也開始嘗試一些新的文化投資方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電影與文化產業融資局Institute for FinancingFilm Productions and the CulturalIndustries(IFCIC)。電影與文化產業融資局是由文化部與財政部于1983年共同發起的一個獨立的融資機構，其目的是通過幫助文化產業類企業獲得銀行貸款，從而推動法國文化產業的發展。電影與文化產業融資局的資產只有1250萬法郎，但是，它旗下掌管總額為6000萬法郎的擔保基金，其中有國家電影中心提供的電影以及視昕藝術擔保基金，文化部提供的文化產業基金以及新聞出版擔保基金，這些基金使其能夠擔保的貸款總額達到2．11

億法郎。也就是說，法國政府設立專門性的金融機構，并通過政府性基金建立文化產業投資的風險補償機制，從而通過政府與社會的聯動打通文化產業的融資通道。

與上述兩個類型相比較而言，我國作為政府主管型的代表性國家，其商業性金融對文化產業的支持還處于起步階段，無論是金融產品的類別還是力度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且目前尚缺乏系統的中介服務體系和風險補償制度，這構成了文化產業融資的商業性金融通道的直接瓶頸。因此，我國目前文化金融政策面臨最大的任務是建立系統的中介服務體系和風險補償制度，為商業性金融全面介入文化產業投資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

幾點建議設立專門政策性金融機構

從上文的分析來看，無論是政府主導型還是非政府機構主導型，它們都有專業性文化產業的金融服務機構，在非政府機構主導型模式中如美國有市場化的電影投資基金等專業性的金融機構，在政府主導型模式中如法國則有電影與文化產業融資局這樣政府性質的專業機構為文化產業提供融資及其相關服務。在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措施當中，專門性機構的設置十分重要，因為文化產業的專業性以及風險性讓很多綜合性的金融服務機構很難提供專門性的金融服務產品。而我國現有的政策性銀行體系之中，無論是哪一家政策性銀行都不能為文化產業提供專業性的金融產品與服務。因此，我國目前文化金融政策中應該優先設立專門政策性金融機構，或者優先設立政府主導的文化產業投資基金，為文化產業提供專業性的金融產品與服務。這不僅有利于全面落實《文化產業振興規劃》，為文化產業振興提供切實的金融支持，而且有利于為其他金融服務機構提供運行模式、服務方式等方面的業務指導。

建立全面、系統的風險補償機制

眾所周知，文化產業的輕資產、高風險等特征與金融產品之間存在明顯的沖突，如銀行等金融機構在文化產業類企業的貸款業務中其業務風險缺乏應有的補償機制，導致這些機構往往基于資金安全性的考慮，貸款的動力往往不足。因此，西方發達國家的文化金融政策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完善的風險補償機制，分擔金融機構的風險。如德法等國在金融支持文化產業發展中，普遍設立擔保等中介機構化解投資風險，并由政府通過各種方式實現風險補償，甚至設立專門性的金融機構，為文化產業提供貸款直接承擔風險。即便是被稱為“無為而治”的美國，也通過設立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專門機構――中小企業管理局，為企業獲得貸款提供擔保、風險資金等風險補償手段。因此，文化產業金融政策應該著力建立文化產業金融產品風險補償機制，解決金融機構由于風險收益不匹配而支持文化產業動力不足等問題：一方面通過直接補償，提高文化產業類金融產品的收益；另一方面通過間接補償，即通過對文化產業金融產品的擔保、保險來轉移或化解風險。我們認為，文化金融領域只有建立完善的風險補償機制，才能建立文化產業與金融機構鏈接的商業機制，才能吸引社會資本進行文化產業投資，從而構建完善的文化產業投資體制。

建立完善、系統的中介服務體系

從上述我國文化產業金融支持政策與其他兩個模式的差距，我們不難發現除了文化產業與金融機構自身的問題之外，包括擔保、保險、咨詢、管理等金融服務在內的中介體系不完善也構成了我國文化產業金融服務落后的重要原因。巴羅克拉夫(Barrowclough)等人在研究各國的文化產業政策時特別強調，除了資金的支持之外管理、商業、保險等中介服務亦不可少。而這里所比較的兩種類型，無論是金融市場還是金融中介主導，它們都有著十分完善的中介服務體系，其中最為重要的中介服務包括價值評估、知識產權保護、風險補償以及管理咨詢四大板塊。因此，我們認為，我國的文化產業的金融支持應該盡快建立完善、系統的中介服務體系：完善包括文化資產評估在內的價值評估機制，這樣文化產業的價值才能被發現和得到合理的評價；完善知識產權保護機制，這樣文化產業的商業利益才能得到有效保護；健全包括擔保、保險在內的金融中介服務，這樣才能通過文化產業金融產品的風險補償機制打通文化產業融資通道；完善包括融資方式、企業管理以及商業營銷在內的商業服務中介體系，這樣才能提升文化產業類企業融資能力與盈利能力，融資的價值才能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