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1篇

2014年我國對外投資首次超過利用外資，我國將形成高水平“引進來”，大規模“走出去”的對外開放格局，有利于進一步推進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快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我國對外投資起步晚發展慢，2003年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僅有29億美元，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0．45％，之后的對外直接投資以年均約45％的速度增長，到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為1078．4億美元，是2003年的37．2倍，2013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之比為1∶0．92，基本呈現進出持平格局。這一比例雖然低于發達國家1∶1．4，但已經高于發展中國家1∶0．5的平均水平，可見近年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步伐不斷加快，成效顯著，我國也由此首次躋身世界三大對外直接投資國之一。2014年對外投資約1200億美元，超過利用外資水平，未來10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將達到1．25萬億美元。今后將向著對外開放的“大進大出”格局轉變，這將意味著我國今后應繼續促進“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更大程度上參與到全球經濟競爭之中。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給我國帶來的影響作用，不僅可以進一步豐富和實踐對外直接投資理論，還可以帶動推進更多的企業“走出去”。目前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發展水平不斷提高，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作用也在不斷顯現。具體而言，其主要的影響作用表現為：一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經濟帶來的最直接效應就是，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增加而形成經濟增長效應。二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影響。我國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因就是直接學習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提高投資主體的技術水平，形成逆向技術溢出效應。三是對外直接投資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轉移國內剩余生產能力，延長產業生命周期，一方面獲取更多收益，另一方面有利于騰出發展新產業的空間，促進新型產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四是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促進效應。對外直接投資可以規避貿易壁壘，使企業更方便的進行產品出口貿易，帶來正的出口貿易效應。可以預期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擴大，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會不斷發揮其加快經濟增長、技術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升級以及擴大出口貿易的影響作用。因此不斷擴大對外直接投資，鼓勵更多企業走出國門已經成為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所以要想使我國經濟更廣泛深入融入世界經濟，最大程度的享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好處，獲取更高的國際地位，就必須積極推動我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推進“走出去”進程，提高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力。那么，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不斷發展，其對外直接投資到底對我國帶來怎樣的影響，其影響作用程度如何，近年來成為關注的熱點問題。而跟蹤研究的目的在于進一步加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程，提高“走出去”的質量，為提升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提供科學的決策依據。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經濟效應的研究狀況

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效應研究，主要還是從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產業結構、技術進步等方面的影響狀況進行跟蹤分析。

（一）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

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國內外大部分研究持肯定態度，比如國外學者通過實證研究認為一國對外直接投資會同時增加投資國和東道國的國民收入，是一個雙贏的投資行為。因為發達國家向高度工業化國家邁進時期，對外直接投資為發達國家的資本和產品過剩提供進一步獲取高額利益的途徑，并且同時也有利于促進東道國的經濟發展，因此，旺盛的投資供需形成了當時的雙贏發展態勢。而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探討，是伴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斷增加而開始被跟蹤研究的。國內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推動了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而且改變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對外直接投資通過技術溢出效應帶動了我國國內經濟的產出增長。由于我國區域差異較大，進一步分析各區域對外投資的效應也具有現實意義，比如認為我國東、中和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直接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應，同時東、西部地區的GDP增長差異也由對外直接投資的差異引起。可見從不同層面說明對外直接投資與經濟增長具有互相促進關系，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本國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又能為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資金支持，但這種增長效應由于我國對外投資規模較小而處于較低水平。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增長效應主要體現在資源配置效應、資本積累效應、技術進步效應三個方面。肖怡楠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的貢獻體現在平衡國際收支上，對外直接投資能夠加快資金流出，從而適當平衡國際收支順差。吳建軍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能夠促進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但也有研究認為對外直接投資給投資國帶來的增長效應不明顯，表現為對外投資不是GDP增長的Granger原因，并且從短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對GDP的影響并不顯著，但長期則呈穩定的正相關關系。可見，多數國內學者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有影響，但是影響不顯著，這一方面說明我國當前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小，影響力較弱；另一方面我國當前對外投資流向主要是資源類行業，可能對我國當期經濟增長存在一定的時滯。所以，持續跟蹤研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具有一定現實意義。

（二）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研究

目前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效應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方面是通過衡量生產率的變動，體現技術溢出效應的大小；另一方面是關于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分析。從對生產率影響看，國內學者主要是通過實證研究檢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技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研究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對中國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升存在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并且生產率的提升在我國存在明顯的地域差異，資本存量較高的東部地區的逆向技術溢出效果明顯高于中部和西部。但也有認為這種促進作用小于國內研發資金存量對技術進步的促進作用，所以，自主研發才是提高技術水平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同時，還有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生產率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的觀點。從對技術創新活動的影響看，研究普遍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國內的技術創新活動具有正的影響作用。白潔實證檢驗了1985年到2006年間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于我國R＆D投入和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發明專利和外觀設計表征的技術創新能力有顯著的促進作用，對研發投入作用不顯著。也有學者加入技術吸收能力與國外研發資本存量溢出等指標，得出2003－2010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技術創新具有顯著提升作用。并說明對外直接投資的逆向技術溢出對國內創新能力的影響呈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但是持續對外投資會獲得更高的生產率及技術溢價。多數成果也論證了對外直接投資正技術溢出效應，而持不同觀點的認為目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量還較小，產業和地區分布不夠均衡，導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未能充分體現出來。可見，學者對于對外直接投資技術溢出效應的研究，多集中于以技術創新能力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作為解釋變量，沒有考慮到國外研發資本存量對提升母國技術創新能力的關鍵影響。在驗證逆向溢出效應存在性時，忽略了之后效應。而且，多數實證研究忽視了技術吸收能力的作用，而吸收能力對于能否消化吸收外來技術至關重要。因此，繼續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技術獲取能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三）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母國產業調整效應也存在觀點不同的研究，關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調整效應的驗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未能明顯提升我國產業結構，并分析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比例變化，僅與第二產業有正相關性。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行宏觀績效分析，發現2009年以來的對外投資并未發揮出應有的效應，主要是由于2009年以后我國自身產業結構優化的進程也在加快。多數文獻的實證結果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具有升級效應，實際上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其優化效應影響會不斷增加。有的研究從分產業角度研究對外投資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產業具有明顯的升級效應，但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實證結果有差異，也有認為我國第二、第三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正相關，第一產業與對外直接投資呈負相關［。但普遍認為對外投資與產業結構優化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可見，實證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產業結構有影響，但其影響大小、方向（正相關還是負相關）有不同。多數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升級效應存在，但由于數據的可獲得性不佳，影響了對實證分析產業升級效果的全面認識。相信隨著研究方法的不斷規范，逐漸引入長期和短期影響，會使研究結果更客觀。

（四）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研究

關于對外直接投資的國際貿易效應研究觀點主要表現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作用、互補作用，或同時存在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也有認為不存在替代作用和互補作用，可見其研究結果的不確定。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具有替代效應的最早始于蒙代爾，認為資本越自由流動，替代國際貿易的作用就越明顯。隨后國內外學者對這一觀點進行了延伸拓展，并不斷進行論證。實踐檢驗表明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具有顯著的替代作用，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替代效應則相對較小。進一步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的大小決定其貿易替代的影響作用程度。比如，項本武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促進了我國出口貿易規模的擴大，但對外直接投資對從東道國的進口也形成了替代效應。也有從長期關系來看，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初級產品出口和制成品進口產生替代，對初級產品進口和制成品出口產生補充。可見，在研究替代效應上并沒有得出明確結論，多數觀點認為在短期內存在替代效應，但長期則是互補效應，或者局部是替代效應，但整體不是替代效應。總之，得出具有替代效應的研究成果不多。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存在貿易互補效應的分析認為，多數對外直接投資具有創造和擴大對外貿易的作用。以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的成果支持對外直接投資對投資國出口具有補充和促進作用。國外學者一般認為對外投資和貿易在發展中國家為互補關系，在工業化國家則不明顯。大量的實證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結論，通過不同的計量模型得出的相似結論是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對出口貿易存在顯著的促進作用。但也有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盡管對出口貿易產生一定程度的刺激效應，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處于較低階段，這種刺激效應還較為有限。而柴慶春引入時間因素后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在短期和長期中的表現不同，短期內直接投資的流量對出口貿易的影響不顯著，從長期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能夠促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可見，目前研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互補效應有著相似的研究結果。關于對外直接投資過程中產生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從實證研究結果來看，多數認為互補效應處于主要地位，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貿易起到創造作用，對進口貿易起到抑制作用。周昕通過引力模型對投資與貿易的關系研究，表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既存在互補關系也存在替代關系，并且對零部件貿易的影響非常明顯。但總體而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貿易均表現明顯的互補關系。也有認為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的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都不明顯。顯然是否存在貿易效應與對外投資規模密切相關，實際上到2010年之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開始大幅增長，今后對外投資的貿易效應會日益顯著。可見，以后的研究會以更長遠、更全面、更系統的視角探究對外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

（五）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效應研究成果不多而且觀點各異。有的認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就業存在替代關系，并且資本替代勞動的現象較明顯，但同時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促進高新技術行業的就業，一定程度上可以優化就業結構。與此相反，也有認為總體上對外直接投資的就業刺激效應大于替代效應，對就業具有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其效果較小。比較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業效應發現，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總體就業效應不明顯，但增加了我國建筑業的就業崗位。從對外投資對我國三次產業的就業影響程度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對第二、三產業的就業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效應程度較小，隨著投資規模的擴大會提高相應的影響程度。也有研究發現在短期內，我國對外投資對就業的替代效應大于刺激效應，表現出在當期對外投資會減少就業，從長期看對外投資與就業表現出長期正相關，有利于增加就業。

三、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效應研究的展望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2篇

1.從學校角度來看

缺少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保障機制。從表面上來看，各個高校都很重視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但是，實際上，這種重視往往只是停留在口頭上。在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過程中，學校既缺乏行之有效的運行機制和管理機制，也缺乏和企業進行溝通的正規渠道。學校不是通過官方渠道和企業協商有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事宜，而是通過實習指導教師的私人關系開拓校外實習基地。這樣做的結果就使得校外實習基地的可靠性和穩定性大打折扣，從而也使得校外實習基地的長期有效性受到影響。

2.從企業的角度來看

缺乏與學校合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積極性。在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方面，校外實習基地起著很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已經得到了企業的高度認同。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企業一方面抱怨畢業生動手能力不足，理論與實踐相脫節，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承擔過多的社會責任，缺乏與學校合作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積極性。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其一，高校大規模的擴招，使得畢業生數量的增長遠遠超過了企業的接納能力，受企業規模、辦公場地的限制，企業很難滿足畢業生的實習要求；其二，即便一些企業具備接納畢業生實習的能力，但出于經濟效益、商業機密以及生產安全的考慮，這些企業也缺乏接收畢業生實習的積極性。

3.從教師自身的角度來看

也缺乏建設校外實習基地的積極性。一般來講，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途徑主要有兩種：一是通過官方渠道由學校主管職能部門負責聯系和建立；二是通過私人關系由指導教師以院系的名義負責建立。無論通過哪種途徑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由于學校缺乏對教師的有效激勵機制，使得教師缺乏對現有實習基地進行有效維護的積極性，更缺乏開拓新的實習基地的積極性，從而導致校外實習基地的建設難以長期持續推進。

4.從師資隊伍的角度來看

能夠勝任實踐教學的教師嚴重不足。開展實踐教學離不開具有實踐教學能力的師資隊伍，因此，培養一支具有較強實踐教學經驗的師資隊伍是搞好實踐教學的重要保障。然而，在我國大多數高校中，從事教學的教師隊伍主要由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構成，大多數教師取得博士學位后直接在高校任教，缺乏在實際部門的工作經驗，雖然各高校已對教師提出了在實際部門進行掛職鍛煉的要求，但由于時間太短，再加之教師需分批派出，就目前而言，這個政策的執行效果并不理想。

二、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路徑

在目前的教育體制沒有進行根本性改革之前以及現有的社會大環境下，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有效路徑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探索。

1.加強校企合作

目前，在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過程中，各高校采用最多的方式是校企合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各高校如果還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指望企業為其無償地提供實習基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可行的做法是各高校在利用企業為其提供的實習基地的同時，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為企業提供相應的服務，實現互利雙贏。

2.鼓勵學生參加各種形式的交易會

各種各樣的交易會也可以成為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校外實習基地的一個構成部分。各高校可以與主辦方協商，將這些交易會作為學校的校外實習基地，學生可以志愿者的身份為交易會提供服務，而參加交易會也可為學生提供實習鍛煉的機會。

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建立校外實習基地的長效機制

建立長期穩定的校外實習基地有利于高校的實踐教學的開展。然而，高校追求的目標和企業追求的目標是完全不同的。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找到高校和企業的利益契合點，使得雙方的合作具有長期性和可持續性，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嘗試。

1.國家政策的引導和教育主管機構的強力推動

為了能夠培養出適應社會需求的高級專業人才，實行產學研合作教育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然而，實行產學研合作教育，僅僅靠高校自身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國家必須在政策層面進行引導，教育主管機構負責具體落實，方可產生效果。最近幾年，在推行教育教學質量評估的過程中，教育部已經將產學研合作作為對高校進行評估的重要內容之一。

2.構建互利雙贏的利益驅動機制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3篇

論文摘要：本文從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出發，指出我國收入分配體系存在的問題：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資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隨后，本文分析了這一問題帶來的后果及其對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國內消費與投資比例失調、外貿順差居高不下。最后，本文得出結論：收入分配體系存在的問題是我國當前一系列宏觀經濟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從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看我國收入分配體系

國民經濟核算的收入法是從收入分配的角度，以生產要素在生產過程中應得的份額以及應向政府支付的份額為出發點計算最終產出。按照這種核算方法，GDP的計算公式為：GDP=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固定資產折IH+營業盈余。其中：勞動者報酬反映了勞動力在初次分配中的所得，生產稅凈額反映了政府在總產出中取走的部分，固定資產折舊和營業盈余之和反映了資本所得。收入法國民經濟核算反映初次分配中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對一定時期國民產出的占有狀況，對整個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礎性作用，而收入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國民經濟中的消費、投資、稅收行為。

圖1反映了1996年至2006年我國勞動者、政府、資本所有者在國民經濟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例。從圖中可以明顯的看出：在此期間，勞動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而資本收益占GDP比重持續上升。這一趨勢可以通過影響勞動者的消費行為、政府的稅收行為、企業的投資行為影響我國宏觀經濟。同時，我國資本回報率自1993年以來處于上升趨勢①，也影響了企業的投資行為。由圖1可知初次分配中生產稅凈額占GDP比重較小且穩定，因此本文只考慮勞動者報酬與資本所得占GDP的比重及其變化趨勢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

二、收入分配體系與宏觀經濟內部均衡

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指的是物價穩定、經濟增長、充分就業的狀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均衡最突出的問題是物價指數高企，經濟面臨很大的通脹壓力。國家統計局月度統計公報顯示：自2007年3月CPI漲幅超過3％以后便一路走高，2008年4月達到8．5％。當前的主流觀點認為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引領的結構性上漲，如國家發改委曾在國新辦新聞會上表示“現在物價上漲是一種結構性的上漲，在結構性上漲的因素消失之后，國內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在平衡的基礎之上，可以保持物價總水平的基本穩定”。

本文認為，自2007年3月開始啟動的這一輪物價上漲是由食品價格上漲引領的、勞動力成本上升推動的、固定資產投資需求拉動的新一輪物價整體上漲過程。食品供需失衡導致的短期物價結構性上漲是此輪物價上漲的直接原因，而其深層次原因則是失衡的收入分配體系造成的高投資率和低勞動報酬。具體分析如下：

首先，高投資率導致銀行信貸擴張、流動性過剩并對物價穩定造成壓力。如圖1所示，由于資本在收入分配中獲得了越來越大的份額，企業部門有了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基礎。同時本文第一部指出我國資本回報率持續上升，使得以逐利為目標的企業有了投資激勵。因此出現了以固定資產投資為代表的投資沖動。在中國目前的融資體系下，固定資產投資激增與信貸擴張有著密切聯系。而信貸擴張又導致流動性過剩，成為通貨膨脹的一個誘因。如圖2所示，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與通脹率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相關關系。

其次，長期被壓低的勞動力價格的回調要求使得勞動力成本有上升的壓力。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持續走低，2005年占GDP比重為41．4％，而同期美國這一數值為56．4％@。以第二產業為例，有研究報告指出③：較之于發達國家，我國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相當于英國的1／16，但雇員工資僅為其1／27；相當于美國的1／18，但工資水平為其12／1；相當于日本的1／15，但工資水平為其1／22。較之于新興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韓國的1廠7，而工資水平為其1／13。較之于發展中國家，我國的勞動生產率相當于馬來西亞的1／3，而工資水平為其1／4；勞動生產率大約是印度的3倍，而工資水平大約是其2倍多一些。因此從長期來看，由于我國經濟的發展、經濟自身回調的力量、勞動法律法規體系的完善，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有增大的可能，勞動力成本也會逐漸上升。這幾年頻繁出現的“民工荒”，以及一再上調的最低工資標準，都是勞動力成本上升的表現。勞動力成本上升，必然從供給方面對物價造成上升壓力。

因此，此次物價上漲過程既包括已經顯露的壓力——部分產品供需失衡，也有尚未充分顯露的使物價長期上漲的壓力——勞動力成本上升。所以，此輪．：勺價上漲過程有可能持續較長時間，在物價穩定后仍在高位徘徊，而難以出現隨食品供給增加而使物價指數下降的情況。

除上文討論的通貨膨脹之外，國內許多宏觀經濟熱點問題，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高耗能高污染項目屢禁不止、重復建設等問題，也與分配體系中資本處于強勢、勞動處于弱勢有關。也就是說：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以及豐厚的資本回報使得企業熱衷于投資，沒有動力進行技術革新和產業升級。本文結尾處的圖4描述了這些問題與收入分配之間的關系。

三、收入分配體系與經濟外部均衡

外部均衡指的是國際收支平衡。目前我國宏觀經濟面臨著外部失衡的問題：經常項目維持巨額順差，外匯儲備不斷增長。中國人民銀行統計公報顯示，我國外匯儲備已經由2000年初的1561億美元增長到2008年初的15898億美元，八年增長了約1O倍。外部失衡的加劇，對經濟的內部均衡也產生了很大的壓力。最突出的表現為被動投放基礎貨幣導致國內流動性過剩。

關于我國宏觀經濟內部失衡的原因，有兩派主要觀點：首先，外資類金融機構認為人民幣匯率被低估。例如高盛高華在其研究報告中認為“匯率重估是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以促進經濟增長的最有效途徑”④。其次，國內一些研究機構和學者則從中國經濟自身的特點出發，如二元結構、區域發展不平衡，認為匯率不是造成經濟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單單依靠人民幣升值無法解決巨額貿易順差問題。

本文認為，除去尚存爭議的人民幣匯率估值問題，收入分配體系中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下降，資本回報占GDP比重上升，即“弱勞動、強資本”現象也是造成我國外貿順差不斷擴大，經濟外部失衡的一個原因。具體的分析思路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快于工資率增長速度，從而造成資本所得在產出中比重增大，企業部門利潤空間增大。人民幣升值會使出口企業的收益減少，但企業可以通過降低利潤來保持出口，所以會出現在人民幣升值(主要是對美元)的情況下貿易順差還在增長的現象。例如，2005年7月匯改時外匯儲備為7327億美元，而截止今年3月已增長至16821億美元。下面通過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表述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的變動對企業出口行為的影響。假定：①國內市場是完全競爭的且只有家戶與企業兩個部門；②生產要素有勞動和資本兩種；③產品的資本成本不變；④產品的售價與成本分別為P、C，社會總產品為Q，n為工資占總產出的比重。注意到完全競爭條件下P=C，則全社會工資總額為：

W=aCQ(1)

對(1)式兩邊取對數，得到：

LnW=Lna+LnC+LnQ(2)

對(21式兩邊微分，得到：

一：+

C。0

將(3)式改寫為：

C=W-Q(4)

其中e表示勞動成本變動率，表示工資率變動率，O表示勞動生產率變動率。由(4)式分析可得：時，即勞動生產率增速大于工資率增速時，產品的勞動成本會呈現出下降趨勢。由于假定資本成本不變，這一變化將會使得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增強，貿易盈余擴大，部分抵消本幣升值對出口的不利影響。

下面以1992年為基期，1992年至2006年中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增長率數據為依據，計算各年勞動生產率指數與工資率指數，作圖3。由圖3可以觀察到：我國制造業勞動生產率指數高于工資率指數，且二者差值持續增大。考慮到制造業占我國外貿出口的比重很大，至2005年已達91．2％(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北京，2005年)，勞動生產率與工資率之間的差距極大地增強了我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使得貿易順差即使在人民幣升值的情況下還是持續擴大，因為出口企業有相對大的利潤空間消化本幣升值對出口收益造成的影響。

四、結論

本文分析了我國收入分配體系中初次分配存在的問題，指出這一問題通過影響居民部門、企業部門的消費、投資行為，對我國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影響。本文的結論為：勞動報酬和資本回報的失衡，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巨額貿易順差等宏觀經濟內外部失衡的一個深層次原因。

為扭轉宏觀經濟的內外失衡，本文認為可行的對策是：調整收入分配結構；an強人力資本投資；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

第一，改善收入分配體制，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由本文的分析可知：勞動報酬的上升并不必然的降低利潤、削弱企業競爭力。因為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產品的競爭力取決于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成本兩個因素。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即使在工資增長的情況下，企業部門也可以保證利潤不變甚至增長。而且，提高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可以促進國內消費，避免我國經濟過分依賴投資與出口所帶來的危害。

第二，加強人力資本投資以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是造成不同國家之間產出與國民收入懸殊的主要原因，較低的絕對工資水平往往伴隨著較低的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人力資本理論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資本投資的貢獻率已經遠遠小于人力資本的貢獻率，人力資本投資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4篇

2002年初日本經濟從低谷緩慢爬出，2003年初才擺脫危機狀態，經過2004、2005、2006三年的鞏固與擴大，如今有可能成為戰后日本經濟復蘇最長的一個周期。此次日本經濟得以持久復蘇的主要原因就是外需、內需兩大動力先后開動馬力、推動日本經濟。

復蘇的第一階段2002-2004年，來自中國的外需推動了日本經濟前期復蘇。據日本海關統計。2002年日本出口總額僅僅增加107.24億美元，但是對中國直接出口竟然增加了121.61億美元，這意味著日本當年對其他國家出口總體是下降的，但是對中國出口足足抵消下降的損失之后還有富余。

將日本對中國直接、間接出口增長因素全部估計在內，可拉動2002年日本名義GDP增長0.46個百分點。

2004年5月，我國政府出臺宏觀調控局部經濟過熱措施，當年10月從日本進口增長開始放慢，對日本經濟拉動作用才趨緩。可以說2002—2004年間中國因素對日本經濟擺脫衰退、走出谷底發揮了決定性作用。

第二階段為2004-2006年，此時企業開始擴張經營。90年代日本經濟進行結構調整、改革，企業嚴格限制新的投資。進入經濟恢復增長第一階段后，日本企業連續盈利，又看準了市場前景，投資逐步活躍，2002年企業實際投資增長為-2.9％，至2003年則躍為6.1％，2004年為6.3％。2005、2006年仍然保持較快增長。這四年日本企業投資比90年代平均水平高出一倍。

不僅如此，2002—2006年日本在就業、薪金方面情況也有好轉，2002年日本社會失業率為5.6％，2003年降至5.4％至2004年11月降至4.5％，出現明顯好轉，持續至目前最新統計，2007年8月已經降至3.8％，表明日本經濟持續衰退帶來的高失業率問題已經基本解決。考慮到日本企業雇用工增加，工作時間延長等，日本家庭可支配收入實際金額從2004年起轉為小幅增長。如果認為2000-2003年日本個人消費實際增長處在低水平的話，從2004年起個人消費實際增長幅度出現放大趨勢。

據日本政府統計，2002年內需同比增加1.7萬億日元，而外需同比增加3.6萬億日元，外需帶動日本經濟實際增長0.7％，內需僅帶動0.3％。2003年日本內外需分別增加6.49萬億日元和4.09萬億日元，自此日本內需帶動經濟增長作用才超過外需。但是內需不足、外需依然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經濟此次復蘇，第一動力來自外需。在外需持續大幅增長的情況下，日本企業經營業績出現根本性改觀。然后企業才開始擴大經營，增加投資、增加雇員。進而從更加深層次分析，可以看到外需肯定先是帶動出口產業復蘇，再逐步擴大到裝備制造業，又由制造業傳遞到服務業，實現三大產業全面復蘇。實現日本經濟再生產全過程復蘇。可見外需帶動日本經濟走出10年泥沼，足足花贊了近三年時間，一直滲透到日本經濟各個領域，發揮的是第一動力和原動力作用。而投資、消費帶動日本經濟復蘇發揮的作用僅僅是第二動力和派生性動力，即在第一動力“點火、催生”之后產生的動力。通過這次分析日本經濟復蘇過程，我們還更加深刻地認識到，2002-2004年外需啟動了日本經濟復蘇，同時還啟動了投資和消費，使其在經濟復蘇的第二階段發揮作用。2000年-2004年外需啟動，2004-2006年日外需和內需兩大動力同時發揮作用，使日本經濟復蘇得以持久。而后期占日本國民生產總值7成以上的個人消費和企業投資持續增長，實現了內需為主、外需為輔帶動增長的勢頭。但還沒有形成以內需為主穩定增長的模式，還不能稱為內需主導型經濟。

2美國作用何在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發現日本在中國投資或者租用企業，其制造的產品有—部分銷售到中國市場，另外還有相當一部分銷往美歐市場，筆者稱其為“面向美國市場的日本分支迂回出口”。不僅日本包括亞洲四小也模仿日本企業做法，將中國作為加工基地，將制造的產品轉口到美國、歐洲。如前所述亞洲四小在大陸制造的產品其使用的零部件也有些相當部分來自日本，筆者稱其為：面向美國市場的“亞洲四小分支迂回出口”，類似還有“美國分支迂回出口”。也就是說，在21世紀初世界經濟全球化發展在亞洲演變出一個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在這個體系里中國內地扮演加工基地角色，提供廉價土地、勞動力、廠房等生產要素，參與分工；日本扮演零部件、中間產品供應商和全球戰略經營角色；美則扮演市場吸收器和全球戰略經營角色；亞洲四小則扮演少部分零部件供應商和全球戰略經營者角色。而日本在新的國際分工體系里獲取利益有三大類：

一類在中國加工、在中國銷售，獲取低成本制造和繞過中國貿易壁壘實現間接出口；二類在中國加工向美歐迂回出口，獲取低成本制造和擴大對美歐出口，以及規避與美歐發生貿易摩擦的風險；三類向亞洲四小分支、美歐分支、美歐分支等在華經營的企業提供零部件、中間產品，獲取擴大出口、繞開貿易壁壘及分散貿易摩擦風險的利益。

綜上可見，亞洲新的分工體系提供的巨大外需是支撐日本經濟持續復蘇的主要動力之一。據日本海關統計，2007年2002年比，日本對美國直接出口占比由28.5％降至20.6％，同期對亞洲出口占比由43.1％升至47.8％，其中對中國出口占比由15.7％提高到20.4％，對亞洲四小出口占比仍保持在22.7％水準。

國外經濟論文范文第5篇

關鍵詞：外匯儲備重慶產業

2007年3月末,中國的外匯儲備額達到了12020億，龐大的高額外匯儲備，勢必沖擊中國經濟及中央經濟政策，重慶作為我國重要的中心城市和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尤為需要關注中國外匯儲備過剩問題對重慶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

一、我國外匯儲備現狀及風險分析

綜合我國學者近年來對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大量模型研究，使用以下幾種國內外計算外匯規模的模型：

1、進口比率法(特里芬模型)；

2、成本效益分析法(阿格沃爾模型)；

3、儲備與短期外債比率法(R／SD)；

4、外匯儲備模型ER=D1+D2+D3+D4=a1*IMP+a2*DEB+a3*FDI+a4*FEM[1]

據此估算我國合理外匯儲備的規模應為3600億美元左右，目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遠超出國內外公認合理的范圍。

因此，我們既要肯定一定額度的外匯儲備對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和保障國際支付能力的作用，但更要重視超過合理范圍外的高額外匯儲備所帶來的經濟及政策風險。

綜合目前國內經濟學者的觀點，當前高額外匯儲備的主要風險有：

1、高額外匯儲備沖擊中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能力。

2、基礎貨幣供應增加帶來的通貨膨脹風險。

3、以美元和美國國債為主要儲備所帶來的高匯率風險。

4、投資結構單一并且以短期為主所帶來的高金融風險。

二、中央政府及央行采取的政策措施及對重慶經濟發展的沖擊與影響

（一）中央銀行為保證貨幣供應量的穩定性,一直被迫采取對沖方式，其中以穩定信貸總規模為目的對商業銀行的再貸款削減或回收操作將對重慶市的產業有如下沖擊：回收再貸款的沖銷操作改變了不同領域內的貨幣供給結構，人民銀行基礎貨幣投放的資金進入了外貿和與外貿相關的部門，造成外貿部門和外貿相關部門的資金寬裕，而非外貿部門和非外貿相關部門出現資金供不應求的現象。

這體現在一方面對于重慶的出口創匯的外向型企業通過結匯,可以輕易獲得人民幣資金；另一方面面對國內市場的重慶內向型企業,由于中央銀行對商業銀行再貸款的回收,它們對信貸資金的需求可能無法得到有效滿足。

（二）我國高額外匯儲備導致了當前貨幣流動性泛濫問題，除了緊縮再貸款規模、增加特種存款數量、公開市場操作外目前還有兩種主要的手段可以使用——加息和提高存款準備金。其中，加息的操作空間較小，央行可能主要采取提高存款準備金的方式限制流動性。

出于保持匯率穩定的目的，中央銀行不得不保持中美之間的利息差，而隨著美國經濟正在進入新的一輪減息周期，中國再次調高利率的空間正在縮小，這使得央行在利率工具方面的操作性不大。調整準備金率成為央行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

外匯儲備作為比較劇烈的貨幣政策手段，2006年央行已經3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而中投證券的報告認為，央行在2007年仍有可能2－3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

調整存款準備金率有遏制信貸擴張的作用，但同時由于信貸規模的限制，又會產生以下的影響：

1、對于大中型業績優秀的企業和有政府大力扶持的企業，將會受到銀行貸款的青睞。

2、重慶民營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將會雪上加霜。

目前重慶市民營中小企業融資的基本特點還是融資渠道狹窄。法律不允許中小企業以自身信用發行債券；中小企業板塊運作不暢；主板市場又門檻太高。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只能依賴于銀行信貸融資。據中國人民銀行的調查顯示，中小企業融資供應的98.7%來自銀行貸款。而且，銀行貸款多為短期貸款，中小企業要得到中長期貸款非常艱難[2]。這將是重慶民營中小企業需要著重面對的問題。

（三）外匯儲備過剩，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劇增，沖擊中央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調控能力,匯率調整的可能性逐漸加大。

全球范圍內原材料和能源價格的上漲，已經說明中國目前流動性泛濫的原因不僅僅是央行的和國家的貨幣政策以及外匯操作，而且還要加上世界性的流動性過剩原因，外資追逐利潤的結果在現實中體現為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導致了更多熱錢的涌入。

持久的雙順差導致了央行不得不采取持久的對沖操作過程，中央銀行持續的正回購使央行持有的債券數量不斷減少，并迫使央行定期大量發行較長期限的票據回籠貨幣。2003年4月開始，央行通過滾動發行央行票據回籠貨幣。2005年，央行共發行了27882億元的央行票據，共進行了62次正回購操作和3次逆回購操作。央行票據一旦陷入下面的循環：央行票據發行-市場流動性減少-央行票據到期-市場流動性增加-央行票據發行。再加上利息的影響，實際上就宣告了流動性問題不是得到了解決，而是被積累了。

對于重慶的企業界來說，實際上要關注兩個問題：

1、目前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將是一個過程，流動性過剩另外一方面也反映出國內市場已經出現需求不足，實際上提示重慶的投資者再對目前的低水平重復項目進行投資，將會有非常大的風險。

2、目前人民幣的升值將是不可避免的趨勢，重慶的出口型企業要努力改變出口產品結構，低附加值產品將很快被國外市場所淘汰。而對重慶的進口型企業，則要合理安排進口的數量和時間，避免匯率變動帶來的機會成本損失。

（四）針對當前國內外匯儲備帶來的國內和國際問題，中央政府將會加大涉外經濟政策調整的力度，從“重流入、輕流出”轉為實現流入流出循序漸進和保持基本平衡，以平抑巨額貿易順差。

目前對于上述國家政策的調整方向，可以估計國家將會有下面兩大舉措：

1、國家將利用外匯儲備批量定購能源及如石油、銅鐵、稀有金屬等國際市場價格看漲的原材料，并建立相應的儲備體系，這一措施則既可保值，又可確保國家經濟戰略安全。

2、國家將利用此次調整外匯儲備機會，建立高、精、尖技術的全球采購體系。

這兩條對于重慶企業發展來說，既是機遇又是挑戰，確切的說，是挑戰大于機遇！

第一，如果重慶不抓緊建立原材料儲備體系，某些原材料成本占據主要成本的行業，將會受到全國市場競爭的沖擊。

第二，重慶制造業的整體研發水平仍然較為落后，在制造規模上的優勢將可能由于研發的劣勢使得總體優勢喪失殆盡。

對外開放程度高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資金供應相對充足,開放程度低的中西部內陸地區,資金會相對短缺。一旦國家建立高、精、尖技術的全球采購體系，如果重慶市的產業政策沒有采取相應對策，如果重慶市的產業群不積極采取相應措施，將使東西部產業發展的技術差距拉大，并最終影響到重慶制造業的競爭優勢。

（五）從外匯管理發展的趨勢來看，中央銀行將可能逐步實行企業意愿結售匯制,適度放松銀行的外匯周轉額度。這樣,一方面企業可以持有一定量的外幣資產,分流外匯儲備;另一方面企業的部分外匯需求由國內銀行外匯信貸滿足,降低外匯儲備的增長幅度。在這種情況下,因外匯資源的分散,中央銀行將從被動的干預中解脫出來,不再作為惟一的售匯來源而面臨巨大的兌換需求,不再獨自承擔匯率波動的風險和持匯成本,也不必因為大量結匯而被動投放基礎貨幣[3]。

此舉對重慶市的產業經濟有如下沖擊或影響：

企業可供掌控的外匯資源增多，從全國范圍來看，會加大企業資本品的進口需求。需求擴大的結果，對于重慶資本品進口型的企業來說可能在短期會面臨成本增加的問題，從而影響到企業利潤增長。

同時，全國企業可供掌控的外匯資源增多，將可能導致以國內市場為主的某些重慶中間產品的制造企業，面臨全球市場采購競爭的威脅而導致國內市場萎縮。

三、重慶對中央政府及央行外匯政策操作的因應政策建議

（一）以全球化的視角改善目前的就業結構，迎接就業挑戰。

目前我國的進口順差多集中與經常項目中的有形貿易，從重慶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相關分析發現就業彈性最好的是第三產業，最差的是第二產業。這說明第二產業增長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最小，第一產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高于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對就業的拉動作用最大。一方面，我們要調整產業結構，在就業模式的選擇上，應采用效率型、高技術型和勞動密集型、第三產業偏重型并存的就業模式[4]；另外一方面結合重慶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的現狀，我們要積極鼓勵對外“勞務貿易”，向國外輸送勞動力支援。

（二）重慶政府應盡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儲備體系及高、精、尖技術引進及研發基地。

目前全國的原材料儲備體系都較為薄弱，從全球市場上來看，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國家利用外匯儲備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儲備是必然選擇，重慶應盡早建立能源及原材料儲備體系，這既是為將來重慶企業的發展控制成本風險，又是對長期重慶產業發展提供后續保障。

在全球制造工業市場上，一個重要的規律就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不斷淘汰技術含量低的產品，重慶主要支柱產業的發展歷程也無不是如此規律。重慶政府要利用此次國家外匯調整的重要戰略機遇，盡快規劃針對重慶產業集群的高、精、尖技術引進及研發基地，一旦錯失此次機遇，重慶的幾大支柱產業都將會面臨嚴峻挑戰。

（三）加速重慶制造業由重生產型轉變為重研發型。

重慶市目前主要以汽車(摩托車)、化工(醫藥)、冶金作為支柱產業，機電、建材和食品為現實優勢和潛在優勢行業。從目前的產業結構來看，主要是生產技術優勢和成本優勢相結合形成了重慶制造業的整體主要優勢，但毋庸置疑的，缺乏研發優勢再加上全國市場形成的全球市場采購，前面的兩項優勢將很快就會喪失。當前重慶的制造業必須抓緊時間，利用目前已有的優勢，盡快和盡可能地利用國家外匯儲備調整的歷史機遇，形成自己的研發優勢。

（四）加速重慶制造業的成本優勢轉變為高附加值優勢。

國家高額外匯儲備，一方面造成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這是對以外銷為主的重慶制造業的嚴峻挑戰；另外一方面國家針對高額外匯儲備的政策如前文分析也對內銷為主的重慶制造業提出了嚴峻挑戰。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市場，高額外匯儲備都將是引起颶風的蝴蝶效應。目前重慶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往往意味著薄利，往往意味著研發優勢的缺失，它可以取得一時的輝煌，但絕對不可能持續，高附加值產品才是重慶制造業在全球在壟斷競爭市場上的利器，才能從容面對競爭，從容控制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

（五）抓住機遇，鼓勵重慶企業在原材料市場、中間產品市場和終端消費市場上進入全球產業鏈。

國家調整高額外匯儲備，是一個歷史機遇。重慶企業絕對不能固步自封在自己的市場上無所作為。一方面，重慶企業要利用可供使用的外匯資源，在全球市場上尋求生產資源和資本品；另外一方面，要積極引進技術和人才，縮短和發達地區的技術差距；第三方面，要利用機會擴展全球市場版圖，主動進入全球產業鏈，不能局限和滿足于國內市場，否則也就無法面對來自全球企業的挑戰。

參考文獻

[1]王若晨、廖儉．我國高額外匯儲備的風險及對策［J］改革與戰略，2006，（7）．

[2]魏良華．淺析中小企業信托融資渠道［J］時代金融，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