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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合作社的缺點范文第1篇

目前，世界各國農村合作金融體系按其結構不同，可以分為以下四種模式：

1、單元金字塔模式

該模式是指農村合作金融只有一個系統，最上層是全國性統一聯合組織，中層是地區性聯合組織，底層是信用合作社，就象金字塔一般。這種體系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德國。最高層的全國性統一合作金融聯合組織，是1895年創辦的普魯士中央合作銀行；中層的地區性合作金融聯合組織，是萊茵河農業合作銀行成立后才開始出現的；最基層的是雷發巽銀行，目前約有3000余家。德國雷發巽銀行的資本金主要來自于農戶、小農場主、銀行雇員、自由職業者以及社會援助。地區合作銀行的資本金則絕大部分來自于基層雷發巽銀行。中央合作銀行的大部分資本金除由地區合作銀行提供外，政府為了表示對合作銀行的支持，也參入一定的股份。根據《德國合作銀行法》規定，政府最高可參股25％。中央合作銀行主要負責人的任命要經政府同意。

2、多元復合模式

該模式是指農村合作金融由多個不同系統組成，各系統內部又是由多級組織構成。這種模式的典型代表是美國和丹麥。美國的農村合作金融由聯邦農業信貸管理局、聯邦土地銀行及其協會、聯邦中期信貸銀行和生產信貸協會、合作銀行等組成。合作銀行是在1933年《農業金融法》通過后成立的，除了中央合作銀行外，12個農業信貸區各設有1個合作銀行。但每個區的合作銀行須接受所在區農業信貸管理局的督導。合作銀行初期由國家出資創辦，1968年還清了國家撥款，現在完全歸農民組成的農業合作社所有。丹麥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由四個部分組成：一是雷發巽式的合作社系統，與其他國家的雷發巽銀行在合作原則及經營方針上相差無幾；二是儲蓄銀行系統，是根據《特別法》而設立的勞動者自治的金融機構；三是農民貸款合作系統，是借款人自主的團體，但它能依據政府

《特別法》發行債券；四是合作銀行，其主要任務是與其他合作金融機構相互配合，進行農業信貸業務的協調。

3、半官半民的“兩節鞭”模式

該模式是指中央合作金融機構的資本金是政府財政撥人的，地區和基層合作金融機構的資本金是農民自愿投入的。其主要代表是法國農業互助信貸銀行，它是按三級法人制建立的，由地方合作銀行、地區合作銀行和中央銀行組成。地方合作銀行的社員除了農民以外，還有小工廠主及雇員；地區合作銀行是按照行政區劃設立的，目前共有94家；中央合作銀行是按公法建立的，受農業部和財政部雙重領導與監督。

地方合作銀行和地區合作銀行的管理嚴格按信用合作的原則進行，中央合作銀行則是一種商業性質的政府行政機關，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最高權力機構為全體委員會，其成員來自于議會代表(參眾兩院各3名)、政府官員、有關行業組織代表、地區合作銀行代表，其執行機構為理事會，成員中7名由全體委員選舉產生，另外4名為政府官員和該行的總經理，其總經理由政府任命。

4、“二三三”模式

該模式是由二重結構(既有政府投入，又有農民投入)、三個系統(農業、漁業、林業)和三個層次(上、中、下級)所構成的。只有日本實行這種模式。日本的農林中央金庫是農林漁系統的信用合作組織，由全國農協、漁協、林協和聯合會等政府部門投資設立。另外，組織了全國約一萬個農業協同組合、漁業協同組合和森林協同組合，并分為上中下三個不同的層次，上面是農林中央金庫，中間是農林中央金庫的分支行，下面是眾多的協同組合，形成統一的農村合作金融體系。

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世界各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一般規律，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1)逐漸從分散走向統一，目前世界各國基本上都形成了全國性或區域性的合作金融網絡組織。(2)自下而上地控股，建立合作銀行體系。各國在合作銀行成立時基本上都是基層信用社向地區合作銀行投資人股，地區合作銀行再向中央合作銀行投資入股，但中央合作銀行一般都有政府資金投入。(3)各國合作銀行基本上都采用多級法人制，各級機構都是獨立的法人實體。(4)合作金融組織都實行民主管理，這也是合作金融性質的最重要體現。(5)西方國家的政府對農村信用合作組織都采取保護與支持的政策。

二、國內比較：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模式分析

我國的農村合作金融(主要是農村信用社)比國外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起步晚，發展道路曲折。盡管目前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還存在著諸多問題，但發展前景較好。許多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從我國目前的實際情況出發，對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發展模式作出了較為科學的設計，歸納起來，主要有如下四種：

1、規范化的合作經濟模式

這種模式是按嚴格的羅虛代爾合作原則組織起來的信用合作社。主要內容包括：(1)自愿原則，即農民可以自愿加入或退出信用合作社，不受其他人為因素的限制。(2)交易返還原則，信用合作社一般不直接對社員分紅付息，而是通過交易返還(即貸款利率較低)將一部分利潤返還給社員。(3)公平原則，在信用社投票選舉時，不是按人社資本的多少來決定票數，而是一人一票制。

可見，這種模式的優點是農村信用社能更好地面向“三農”，提高社員民主管理的自覺性和積極性。缺點是無法突破社區的限制提高資金使用效益，不能形成區域和全國性的統一組織，不便于在更大范圍內抵御風險。

2、一級法人制的合作銀行模式

在我國蘇南等農村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農村信用社的發展有所創新，有人將這種創新稱這為蘇南模式。它是在原有鄉鎮信用社基礎上進行合并，建立信用合作社的縣級聯社，或稱之為合作銀行。合作銀行為一個獨立的法人，而原來的各鄉鎮信用社取消法人資格，成為合作銀行的分支機構。但這種合作銀行已不再是嚴格意義上的合作經濟組織，而是以盈利為目的股份合作金融組織。

3、分散化的商業銀行模式

這種模式的設計者主張將農村信用社商業銀行化，即將原有的農村信用社改造成為眾多分散的小商業銀行，由農民、農村集體經濟、農村聯合經濟體、農村鄉鎮企業等經濟主體共同出資，出資者與商業銀行之間的關系，不再是信用合作社與社員的關系，而是銀行股東與銀行的關系。經營目標就是純粹的利潤最大化，經營管理方式嚴格按股份制商業銀行模式運作。其經營范圍也與一般商業銀行的業務范圍相同。

誠然，這種模式可望能改變我國目前農村信用社內控機制和管理模式，從而提高信用社的盈利能力，擺脫經營困境。但缺點也比較明顯，由于農業生產的資金使用效益低于一般服務業和制造業，從而使農村信用社在追求盈利目標的驅使下，將資金轉移到非農產業或城市投資，從根本上背離“三農”方向。

4、多級法人的合作銀行模式

這種模式是根據自下而上控股的原則，在各鄉鎮信用社的基礎上按行政區劃建立起縣級合作銀行，在縣級合作銀行的基礎上建立起省級合作銀行，在省級合作銀

行的基礎上再建立起全國統一的農業合作銀行，鄉、縣、省和國家級合作銀行都具有法人資格。另外還有人提出，不一定要按行政區劃設立四級體系，而只需按社區或經濟區劃，自愿聯合，設立三級體系即可。這種模式雖然有利于農村信用社抵御風險和開拓業務，但對農村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對農民來說，并無多大的實際意義。或者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設想事實上就等于再造一個

中國農業銀行。

通過以上比較分析，我們認為，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目標模式應該是由中國農業銀行控股的“二節鞭式”的二級法人制合作金融體系。

這一體系就是將現有的鄉鎮級農村信用社改造成規范的合作經濟模式，然后按自下而上地控股原則，建立起縣級合作銀行，或將現有的縣級信用聯社改造成縣級合作銀行，使其體制成為按股份制構建、按合作制運行的“準合作銀行制”。再由各中國農業銀行的市級分行對各縣級農村合作銀行進行控股，并實施管理指導和業務滲透，從而通過現有的中國農業銀行建立起一個全國統一合作金融體系。

三、問題與癥結：當前我國農村信用合作社面臨的深層矛盾

1、機構理順與定位不明確的矛盾

我國農村信用社自1996年與中國農業銀行脫鉤后，雖然自立門戶，但卻沒能理順各機構之間關系，建立自律管理體制。如地市級以上由人民銀行作為農村合作金融的臨時過渡性管理機構，對外是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對內是農金科，既管理農村金融體制改革，又管理農村信用社的業務，既當“裁判”，又當“運動員”，使基層農村信用社無法適應。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性質、所處的地位以及在農村金融市場中與其他金融機構的關系如何定位不明朗，這就勢必阻礙其健康發展。

2、保本經營與管理水平低、經營環境惡化的矛盾

目前，我國一部分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比率居高不下，潛在風險大。這一方面是由于信用社自身經營管理水平低造成的，其表現是資產結構不合理，形式單一，基本上為信貸資產；低息存款少，負債成本高；管理體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風險防范手段和內在激勵機制等。另一方面是由于經營環境不斷惡化造成的，主要表現在保值儲蓄的保值部分一直掛帳未消化，而其他商業銀行的保值部分都由財政負擔；“農轉非”資金難以消化，許多企業借改制、破產為名，逃廢和懸空信用社債務；不健康的債務文化蔓延，形成新的道德風險；經營負擔過重，承擔了農村90％以上的農業貸款，其政策虧損無法得到彌補。而且近年來，許多地方的稅務、工商等部門把信用社作為稅費重點征收對象，取消了對信用社稅費優惠政策，更加重了信用社經營的困難。

3、“三農”方向與資金投向結構的矛盾

由于目前農戶發展農業生產所需貸款量有限，農業產業化進程和規模處于初級階段，信用社又大都采取穩健經營的方針，從而使其真正投入“三農”的資金相對有限，而是將大量資金投入到了城鎮企業、國有企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結果是大量的資金從農村轉移到城鎮，違背了農村發展合作金融的原始初衷，加速了城鎮與農村經濟發展的“馬太效應”。同時使信用社儲源陷于枯渴，資金周轉出現梗阻，反過來又限制了合作金融自身的發展。

4、自成體系與聯行條件不成熟的矛盾

從抵御風險和適應現代金融業務發展的需要來看，農村信用社走向聯行和自成體系是其必然趨勢，但目前農村信用社縣鄉兩級營業機構通存通兌面與商業銀行有明顯的差距。農村信用社沒有獨立的聯行體系，結算渠道不暢成了阻礙、制約農村信用社業務發展的瓶頸因素，致使許多由農村信用社扶持起來的企業因自身發展的需要得不到滿足而轉戶其他金融機構。有的農戶匯學費給孩子不得不跑到城里商業銀行，嚴重影響了農村信用社服務市場的拓展。

四、促進我國農村合作金融發展的思路與對策

1、深化農村信用社體制改革，完善其內部管理體制

如果要實現向目標模式的過渡，首先就要按合作制原則完成農村信用社的規范化改造，再按自下而上控股的原則，建立縣級合作銀行。同時明確法人責任制，完善合作銀行核算制度和內部管理體制。根據所處地域、資產質量、人員素質等因素，合理確定各部門的考核指標，實行分類考核，以充分調動各部門的積極性。然后再實施中國農業銀行控股，建立全國農村統一的合作金融組織體系，提高整體抗風險能力。建議將我國目前從上到下都有

的農村金融體制改革領導小組改組成人民銀行的農村金融監管部門，只從事農村金融的監管工作，不再從事信貸活動。原有的資金如果是縣級信用合作聯社的則劃回到縣級合作銀行，剩余資產劃撥到中國農業銀行，用于對縣級合作銀行的控股，同時各市級農業銀行還可根據自身業務發展的需要，增加控股投資，并對縣級合作銀行進行業務指導與滲透。

2、加快農村合作金融的立法工作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農村信用社，但農村信用社的管理體制幾經周折，至今仍未定型，其主要原因是沒有法律意義上的對農村合作金融的定位。因此，必須在總結農村信用社近50年發展歷史，廣泛征求基層農村信用社、地方政府、農民和企業的意見的基礎上，盡快制訂《農村合作金融法》，以法律形式對農村信用社的市場定位、管理體制、扶持政策等進行規范，為農村合作金融的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3、強化管理，逐步提高農村信用社的資產質量

首先，在成立縣級合作銀行后，應設立專門的信貸管理部門，對基層信用社進行業務指導與管理，加強對小額農戶貸款的管理，努力盤活農村信用社的資產。其次，積極拓展服務領域，增加服務項目和品種，積極改變農村信用社資產單一化狀況。如為配合農村的小城鎮建設，可對購買或建設商品房、門面住房發放按揭貸款；為符合條件的農村大學生提供助學貸款；發展代收保費、電話費，工資等業務；參加全國銀行拆借網，提高富余資金的運作效益等。再次，可建立省級農村金融債權管理公司，對農村信用社不良資產進行剝離。該金融債權管理公司的資本金由中央、省政府共同出資，其中中央財政應返還農村信用社的保值儲蓄補貼作為中央財政的出資，省級財政以農村信用社收購農村“兩會”資產的數額出資。通過成立金融債權管理公司，收購農村信用社的不良資產，使基層信用社放下包袱，輕裝上陣。同時，為提高農村信用社核銷呆賬的能力，可考慮將目前呆賬準備金提取比例從1％提高到1.5％。

4、盡快落實優惠政策，為農村信用社的發展創造寬松的環境

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且生產周期長、投入大、見效慢、效益低，是我國政府長期以來一貫予以扶持的產業，而服務于這一產業的農村信用社就應該享受國家的優惠政策。這包括：(1)減少稅種，降低稅率。如對農村信用社免交所得稅，對于在貧困地區和糧棉大縣(市)區的農村信用社減免營業稅。(2)加大對農村信用社的政策扶持。如國家應把政策性支農扶貧款、農村專項開發、科技扶貧、農村水利和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專項資金業務權還給農村信用社；加大人民銀行對農村信用社的再貸款力度；對農村信用社貸款實行靈活的利率浮動政策等。(3)各級地方黨委

、政府應尊重農村信用社經營自，維護金融債權，規范農村金融秩序，建立農村金融“安全區”。

農村合作社的缺點范文第2篇

1.財政支持欠力度，支農效果不明顯

從表面上看，國家財政對于農業投入的資金量穩步上長升，甚至保持年增長幅度在10%以上，2008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安排合計為56255億元，年增幅為30%，年增量為1307億元，2013年中央財政用于“三農”的支出安排合計為13799億元，年增幅為11.4%，年增量為1573億元（數據來源為《中國統計年鑒》），這些數據，初看起來，似乎還是挺充裕的，但是實際情況并不像數據反映的那么樂觀。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長期以來，工業經濟和城市經濟一直占據了優先發展的重要位置，在資金有限的前提下，各地方政府更愿意把資金投向見效快的非農領域，從中央財政支農占財政支出比率來看，1991年為21.3%，2000為12.7%，2004年為10.8%（數據來源于永臻.《消除新農村建設中財政資金投入的體制性梗阻》），很顯然，中央財政支農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日積月累，年復一年，農業的積欠越來越多，工農、城鄉差距越來越懸殊，最近這兩三年稍有好轉，財政支農，不管是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有所增加，但是考慮到農業經濟占整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農業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這些財政支農增加，還是顯得非常的單薄和不足，城鄉財政資源配置依舊非常的不對稱，其實這樣的增加也更象是對過去積欠的一種償還。另外，財政支農的結構也不太合理，支農財政資金投入多集中在各類農林水利、氣象研究、農業科技等單位，農業基建、農業承建等基本建設項目，稅費改革、政策補助等補貼開支，而對于農民自身發展密切相聯的，關系到國計民生的綜合支出投入則顯不足，農村教育衛生、農村醫療保障、農村社會保障、農村社會保險面等方面的投入始終得不到滿足。

2.支農資金管理混亂，管理體制有待完善

財政支農資金在管理上也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范圍不清，整合缺乏，監督無力，管理不善，使支農業資金經常不能按時按量到位，新農村建設整體進程受到很大的不利影響，地方政府對“三農”問題重視不夠，支援不足，過分依靠中央財政資金的支持，相對于中央財政的支持，地方財政支農的比率逐年下降，在我國的經濟實力已經極大提高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已經擁有強大的投資能力，可是在現行的行政管理體制下，地方政府業績指標主要是GDP、經濟增長速度等指標，所以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把資金投入到利益比較偏低的農業、有些屬于地方政府負責的配套資金經常不能按時、按量到位，新農村建設項目缺乏有效的管理，在申報建設項目時煞費苦心，爭獲資金，但是獲取建設項目后，卻對建設項目的實施缺乏應有的關心和有效的管理，寶貴的財政資金在很多建設項目的實際使用效果并不如申報時所說的明顯，甚至很多時候，還會對財政支農資金發生挪用、擠占、轉移等現象。支農財政資金在到達“三農”的基層實用過程中，一般得經過省、市、縣，鄉（鎮），村、屯等各級別的政府及財政部門，層層級級，各層級中又得經過許多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門，關關卡卡，資金流動速度非常緩慢,不僅使資金損失大量的時間價值，而且“夜長夢多”，時間拖得越久，意外發生越多，資金的逐級損耗會增加，資金的到位率會減少。財政支農資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監督，“自審自批、自監自督”，財政支農業資金的審批權和監督權都同時由財政部門來行使，雖然有時能有利于對資金進行必要的整合和統籌管理，但是這種“隊員兼裁判”的管理方式也為“黑哨”的產生提供了方便和可能。

3.金觸支持不足，資金流失嚴重

目前，我們的農村金融體系主要包括農村合作金融、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等三大機構，三者各自為政，缺乏必要的協調和協商，使農村金融市場管理混亂、效率低下，商業金融機構對農村金融市場興趣不大，已經慢慢撤出農村金融市場；政策性金融機構本身資金來源不穩，業務范圍限制嚴格，功能不健全，經營不靈活，支農的效果不明顯；農村合作金融機構，由于自身歷史條件的限制，無論治理結構、管理機制、還是資本能力都存在很大的欠缺，自身實力相當有限。另外，金融資金本身具有“趨利”的特性，這種“趨利”的特性對于農村金融資本產生很大的不良的影響，農業作為第一產業，比較古老和原始，生產技術及生產手段都比較落后，而且上受許多自然困素的制約和限制，相對于第二第三產業，農業確實屬于高投入，低產出，投資長，回收慢的高風險產業。許多商業金融機構，甚至是部分農村合作金融機構往往都從自身經濟效益出發，對新農村建設的服務功能不夠重視，支農貸款率逐年下降，在效益的驅使下，許多銀行在農村金融市場只收不放，或是多收少放，將在農村金融市場吸收到的資金被用于獲利較高、風險更少的工業和城市，使大量的農村資金外流，使原本就非常緊張的農村金融資金雪上加霜，缺口越來越大，新農村建設金融資金支持力度嚴重不足，不能有效解決農民貸款的難題。

二、新農村建設投融資對策與思考

1.加強財政支農力度、規范財政支農管理

國家財政資金是新農村建設最有保障的、最穩定的、最主要的來源，在國民收入的分配過程中，應該適當向“三農”傾斜，我們的新農村建設需要大量的、長期的資金投入，需要建立支農資金穩定增長的長效機制來做保障，支持新農村建設，是國家財政的義務和職責，國家財政得扎扎實實貫徹“多予、少取、放活”的政策，進一步加大對“三農”的投入，不僅僅是支農資金增長額高于上一年度，而且增長率還要高于財政收入的增長率，加大對農民的各種補助，糧食補助、良種補助、種植補助、養殖補助、農機補助、農建補助等，建立各種農業基金，糧食風險基金、養殖風險基金、水利基金等，提高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支出，提高對農村“新農合”醫療保險的支出，提高對農村“低保扶貪”的支出，各級地方政府要充分理解新農村建設對于實現全面小康社會，保持整個社會經濟可持續協調發展的重大意義，明確自己的任務和支出范圍，切實擔負起作為投資主體的應有責任,不僅要按時按量投入各種“三農”配套經費，各級市縣財政也要加大支農資金的投入，促進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隨著城市經濟的高速發展，城市化、城鎮化的進程也將進一步加快，國家也會增加土地征收，用于城鎮開發及其配套設施的建設，城鎮開發會產生數量可觀的土地出讓金，各級政府應該把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讓金投入到“三農”中去，畢竟土地的征收一般都是農民土地低價的轉讓，把土地出讓金投入農業，也算是取之于農，用之于農。此外，在加強財政支農力度的同時，還要規范財政支農的管理，在財政支農資金有限的情況下，要堅持“好鋼用在刀刃上”的投入原則,力求使支農資金發揮出最大的作用，對于一些發展快、作用大、功能強、效益高的領域和項目，如農田水利建設、農村公路建設、農村義務教育、農業技術推廣、農村合作醫療、農民技能培訓、農業科技養殖、農業科技種植、農村物流運輸等應該優先發展。整合各種支農資金與資源，科學預算、統籌安排、合理配置。對于當前我們支農資金管理部門眾多，層級眾多，關卡眾多的特點，應建立高效的資金管理體系，加快資金的流動運轉速度，力求產生最大的時間價值和投資效益。加強對財政支農資金的監督管理，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強化財政內部監督，硬化社會公開監督、細化審計專業監督，使支農財政資金的使用高效、快速、規范、安全，為新農村的建設提供殷實的資金保障和強勁的動力支持。

2.健全農村金融體系、改善農村金融服務

農村金融市場是新農村建設資金的一個重要來源，向金融機構融入資金是解決新農村建設資金的一條重要的途徑，但目前，我們的農村金融體系還不夠健全，沒能夠為新農村的建設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要想解決新農村建設資金緊缺的難題，必須得健全農村金融體系，使政策金融、合作金融、商業金融等各機構各司其職、各盡其力、各顯其能，同時對能做到功能互補、相鋪相成，相互促進。在世界農業發展水平較高的國家，政策性金融一般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既有財政功能又有金融功能，發揮出相當關鍵的作用。但在我國，目前，農村政策性金融的作用還是比較有限，我們政策性金融的主要機構是中國農業發展銀行，1994年成立至今，曾給農業發展帶來很多積極的幫助，但是他本身也存在很大的缺陷，業務范圍不大，功能相對不足，主要的業務一般集中在糧食和棉花的生產和流通，對于新農村建設的支持力度非常有限，沒有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作為國家政策性金融機構的主體，中國農業發展銀行，應該在政策制度、引導合作、戰略發展等方面發揮出骨干和支柱的作用，業務范圍不能僅限于傳統的小領域，應該根據各地的具體情況，擴大業務的范圍和內容，增加金融產品和貸款種類，立足于解決“三農”發展資金的角度，從多方面采取措施，照顧重點兼顧全面，使“三農”的發展能夠得到強有力的、可持續的政策性金融支持。對于商業金融，存在最主要的問題就是“農轉非”情況嚴重，在利益和效益的驅駛下，各商業銀行更愿意把資金投資到收益更高風險更小的非農領域，而對于發展水平較低，見效較慢，風險較高，同時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的農業，興趣不大，“多收少投”、“多存少貸”往往是把從農村金融市場吸取的存款資金投放到非農領域，甚至有些商業銀行干脆就撤離了農村。國家要制訂相關的政策，要求或鼓勵商業銀行為“三農”發展提供支持和幫助，增加對“三農”的投入，商業銀行要根據實際情況，創新適合“三農”的金融產品及服務方式，在農業規模化經營、農產品流通、中小企業發展等領域為“三農”提供資金支持。農村合作金融目前最主要的代表是農村信用合作社，是少數與“三農”有直接業務往來的金融機構，是新農村建設金融支持的主要來源。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在改制的過程中，有些“權責”“職責”難以劃清，再加上還有很多不良的貸款,形成了沉重的“先天性包袱”，使農村信用合作社存在“三不”的嚴重缺陷，“機制不全”、“資金不足”、“實力不強”。由于農村信用合作社在農村金融中所處的位置非常重要，所以必須得對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扶持和改革，中央銀行要適當對農村信用社進行傾斜性照顧，加大支持力度，在再貸款資金、存款準備金利率、開戶條件、現金管理、稅收政策、債權維護、打擊逃債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實行優惠政策。農村信用合作社還要改善自身的一些缺點，改良法人結構和經營機制，實行統一的法人管理體制，對基層農村信用社進行統一的管理，統一經營、統一核算、統一納稅。對于無法回避的歷史包袱問題，國家可以考慮用適當的政策，對農村信用合作社進行適當的補償和減免，使其實力得以不斷的加強，更好的為新農村建設服務。

3.突出農民主體作用、疏導農村民間金融建設

農村合作社的缺點范文第3篇

小時候，農家女孩何慧麗最強烈的愿望就是逃離農村。她做到了。2000年，何慧麗成為擁有北京市民戶口和中國農業大學老師身份的年輕學者。3年以后，何慧麗向往的地方重新變成了農村，她申請成為河南省蘭考縣縣政府的掛職副縣長，在那里幫助農民組建了經濟合作社、文藝隊、老年人協會。

又是5年過去了。曾短暫地回到大學的何慧麗重返蘭考，她被任命為蘭考縣委常委，在那里繼續著自己的鄉建實驗。“徜徉于鄉村的道路上，我甘之如飴。”何慧麗說。更重要的是，她認為鄉村是最適合自己做學問的地方，是她未來的發展希望所在。

從小到大的“野路子”

雖然生在農村，但何慧麗從小是個嬌生慣養的孩子。母親38歲時才生下她，大哥、大姐都比她大十幾歲。何慧麗不做農活，一做農活就頭暈。她吃不慣農村的飯，玉米面饃一吃就吐。晚上餓得不行，就摸塊紅薯來吃。

雖然嬌生慣養，但豫西窮山溝里的條件實在有限。長到8歲，何慧麗才第一次吃上肉。那次，父親帶她去縣城，花2毛錢給她買了塊豬肝。吃完豬肝，何慧麗哭了。她發誓：“我一定要到城里去!農村不是我呆的地方。”

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農民，要想離開農村，唯有讀書一途。從那時起，何慧麗變成了一個刻苦和頑強的孩子。小學畢業，她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考到了鎮中學。村上離學校有十來里地，每天上學和放學，何慧麗都是獨自步行往返。初中畢業，她又考到了靈寶縣一高。3年后，何慧麗以三門峽市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被武漢市一所重點高校錄取。

從村里到鎮上，從鎮上到縣城，從縣城再到大城市，何慧麗人生的上升軌跡，每個階段的情形都基本相似：在新的環境里，何慧麗先天不足，像個丑小鴨似的，不被老師和同學看好。她憑借著發狠、韌勁和自己的“野路子”，逐漸在這個環境中拱出頭來。

鎮里的中學，集合了全鎮孩子中的好苗子，何慧麗村只有兩個孩子考進去。由于營養不良，這時的何慧麗身高1米29，體重只有50斤。她土里土氣，不會說普通話，一開口別的同學都笑了。老師也沒覺得她有什么優秀之處。為了引起老師注意，何慧麗早讀的時候特別大聲，老師就讓她當了班上的讀報員。課余，何慧麗天天在學校的閱報欄前看報。閱報欄里有十幾種報紙，許多學生都在看，只有何慧麗邊看邊抄，社論也抄。她從社論里學會了很多“豪言壯語”。

高中時，何慧麗領悟到讀報不重要，考試要第一，刻苦最重要。她想：“我的營養跟不上，綜合素質不太好，怎樣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學?”她主動要求保管教室的鑰匙，這樣就能保證自己每天都是最后一個出教室的門，又最早一個來開門。學校開元旦晚會，何慧麗是山里出來的孩子，什么也不會。有位同學會唱豫劇《朝陽溝》，何慧麗就讓她教，同學演銀環娘，何慧麗演栓保媽。她們的節目是晚會上最好的一個，同學們鼓掌把手都拍紅了。

考上大學后，何慧麗更自卑了。媽媽讓全村最能的人給她做了身新衣服，但是一到大學，就顯得非常土氣。何慧麗不大會說普通話，她說的那些豪言壯語，人家一聽也笑了。為了在宿舍里得到認同，何慧麗爭著去打水，誰病了就替她打飯。她的那輛破自行車，全宿舍的人都騎遍了。也許因為她過于熱情，選班干部時，何慧麗當上了生活委員。

大學快畢業時，何慧麗突然不想離開校園了，因為覺得在大學里沒拿到什么，不甘心。她決定考研。很多人都笑她，認為她考不上，因為她的學習成績不拔尖，只是班上一個熱心人而已。離考試只有3個月了，別的同學都忙于找工作，談戀愛或者分手，哭的哭，鬧得鬧，何慧麗一頭鉆進圖書館，從早呆到晚，中午只喝一杯水。有一天，同學過生日，拉她去吃飯。在飯桌上，何大哭了一場。

何慧麗考研的成績并不理想，但是運氣好。負責招生的老師，想讓人跟她搞婦女社會學，別人都不愿意，只有何慧麗連連點頭，于是，她就成了武大哲學系的碩士研究生。其問，她認識了吳懷連、賀雪峰等人，他們共同發起成立了“現代化與鄉村建設促進會”。何對鄉建事業的興趣，就是此時萌發的。

拿到碩士學位后，必須得找工作了，何慧麗來到中國農大。她很快結婚，生了孩子。孩子不到1歲時，何慧麗又想去北大讀社會學博士，師從著名的社會學者馬戎。她給馬戎送去3篇自己寫的論文。馬戎閱后，認為她的學科專業知識積累不夠，婉拒了她的申請。

何慧麗掉了半天淚。報考前一天，她給馬戎打電話，說：“馬老師，我很感激您的指導。我還年輕，希望跟著你深造，因此還想競爭一下。”馬戎說，那你就報名吧。

第一年報考，何慧麗的專業課只考了50多分，未被錄取。要是別人就算了，但何慧麗從此堅持去聽馬戎的課，每次都坐在第一排。她的韌勁兒，大約連馬戎都不好意思了。當馬戎上最后一堂課時，何慧麗說：“馬老師，明年我還想報考。”馬戎笑了。第二年考試，他就放了何慧麗一馬。

“賣大米”的前前后后

從2001年開始，何慧麗在北大聽過許多教授講課，但她說自己越聽越迷糊。“我想來中國的最高學府，接受最好的理論熏陶，但我發現許多人只講概念，只講西方的事。不能說他們的演說不精彩，但你從中學不出什么玩意兒。因為人家有人家產生話語的機制，這套機制一旦形成，他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我永遠不可能成為他們，永遠只能是他們的聽眾。”

2001年10月14日，何慧麗第一次見到去北大演講的溫鐵軍。溫先在教室轉一圈，問：你們都想聽我講什么?問到何慧麗時，何說想聽你講“城鄉關系和農村發展”。溫鐵軍說好。他講了3個小時，講后中國的歷史，講中蘇交惡，講現代中國在全球的位置，講中國為什么必須以政府為主體發展經濟。

“溫鐵軍是個有理想的追求者，不想批判而想建構。他老是在基層做實驗。他走到哪兒，農民就把他圍一圈。我覺得中國的好多教授非常好，但他們太專業了，不平民化，他們不了解基層。”何慧麗說。

在何慧麗眼里，很多學者很會寫文章，但他們缺乏原生態的智慧。溫鐵軍可以隨便跟任何人說任何話，因為他有自己的說話機器，有許多獨特的原料。

從2001年至2003年，何慧麗悟到了一件事：要構建自己的說話機器。而要產生這樣的機器，必須到基層去，看看那里發生了什么。

2003年8月，中國農業大學和河南省開封市簽訂共建協議，選派7名博士到開封市所屬的縣、區掛職鍛煉。何慧麗報了名，來到蘭考縣當掛職副縣長。

地方政府對這些掛職干部的要求是招

商引資，如果招不來商，引不來資，也沒關系。何副縣長在經過幾回“竹籃打水一場空”的嘗試之后，放棄了繼續展露自己招商引資才華的希冀，將精力和時間轉向了自己感興趣的鄉建實驗。她既是學者又是掛職副縣長的身份，非常有利于進行實驗。此外，她還是個從山溝里走出來的農民的女兒，與農民這個群體有著天然的親近性。

之前，何慧麗從求學開始不斷接近、融入城市文明的過程中，一直是在周圍的冷眼中獨力掙扎的，她對“城市人的冷漠”深有體味。如今，何慧麗光榮地實現了對鄉村的“超越式回歸”，難怪她的心情會“甘之如飴”。

何慧麗認為，出身于城里的知識分子，有些人也特別喜歡農民，但無這種天然親近性。“我覺得有些人對農民是假愛，即使他心里是真愛，他的身體也不允許。”何慧麗不嫌農村臟，7天不洗澡也可以。她特別善于跟農村的老頭、老太太打交道，覺得很自在。很多知識分子下農村是蜻蜓點水式的，何慧麗則是能跟農民一起吃飯，不會只說兩句話便走；能在農民家住一晚上，不會活動一結束便走。

今年7月下旬的一天，午后艷陽下，何慧麗興致高昂地帶著來訪者參觀蘭考農民盤鼓隊的表演。十幾名農村婦女列隊等候在村頭。她們穿著廉價的拖鞋，每人挎一只磨盤大的鼓，粗糙的臉膛通紅流汗。指導老師一聲令下：“把鞋都脫了!”女人們紛紛跑到活動室門口，把拖鞋甩到屋里，再赤著腳跑回去，嘻嘻哈哈地站好。盤鼓熱鬧的聲音，可用單調和刺耳來形容，但隊員們都敲得很認真。哪個隊員鼓點敲錯了，老師就喊叫著跑過去，輕輕打她的屁股。大約這是最能令何慧麗放松、欣慰和興奮的場合，她也甩掉了涼鞋，站到隊前講話，承諾只要隊員們敲好了，她會帶她們去北京表演。她給隊員們唱歌，并攛掇每一位來訪者也發表講話。每當有人講完話，隊員們就手忙腳亂地敲出一陣鼓點，以示感謝。

何慧麗開始在蘭考搞農村合作社，是在《合作社法》出臺兩年前。在她看來，工業化和西方化救不了中國凋敝的農村。應該提高農民的主體性，因為農民所做的事，是別人代替不了的。而適合小農階級的制度創新，必須是一定程度的合作化――既不是一盤散沙，也不是集體化。

“農民不合作，在經濟社會中會遇到很大的風險，他們會有無力感、不安全感。但要合作又很困難，因為中國的農民已經有幾千年不合作的習慣，如果村里的土地大一統，每人以自己的土地入股，這土地是大家的，就有人管，‘小我’弄到‘大我’里去了，合作不就水到渠成了?但是現在的‘土地承包責任制’造成了極度分散的小碎塊經濟。他們的底子薄，土地零星，拿什么來合作?我們也只能‘以活動促參與’。我們也是在走鋼絲。”

“華中鄉土派”的代表人物賀雪峰曾提醒過何慧麗：“想讓農民只是通過經濟手段短期內大幅增收，基本上是個神話。如果聽我的建議，先搞農民文藝隊，搞老年人協會，這倒是個低成本、低風險、高收益的事情。”溫鐵軍也提示過她：“不要讓農民輕易上經濟項目。”何慧麗本人也確實對農民文藝隊、老年人協會情有獨鐘。然而，“現在的人想賺錢都想瘋了，你不讓他上經濟項目不可能。”何慧麗說。不讓農民賺錢，農民就不高興。但市場又是個充滿風險的地方。“農民是小生產者，不懂新事物，肯定要跌跤的。他們要是掉到陷阱里，慢慢再往上爬唄。我覺得真正能教育人的不是說教，而是現實中的教訓。”

2004年至2005年，何慧麗在蘭考默默搞了兩年農民合作社，沒有人關注她的實驗。只有《經濟日報》的記者來轉一圈，回去寫了篇稿子：《蘭考也有了合作社》。

何慧麗的出名，是2006年初，她領著蘭考南馬莊合作社的農民在北京賣大米。之后又與溫鐵軍、汪暉、黃紀蘇等被視為“新左派”的知識分子，在烏有之鄉書店發起成立了“北京文明消費合作社”。

可能是因為這樣的經歷，以及何慧麗不相信市場化能解決三農問題，不批評基層政府等作派，使得人們將她也歸入了“左派”陣營。

“什么是左派?什么是?”何慧麗迷惑地問。“我真的分不清左派和的區別，我也不知道人家為什么給我定了個‘左派’。”有一次，她對烏有之鄉書店的經理范景剛說：“小范，你要知道，我跟你們可不是一回事啊。”范景剛笑道：“可能生活中需要你這類的人，也需要我們這類的人吧。”

“別人說我是‘左派’，也許是因為我跟弱勢群體站在一起。但我不是左派。左派愛批判，我覺得，已經有那么多人在批判了，批判的行列里已經不需要何慧麗了。”何慧麗說。

“何縣長”晉升為“何常委”

其實，2006年去北京“賣大米”時，何慧麗已經不在蘭考縣了，而是到了開封禹王臺區任掛職副區長，原因是開封市政府認為何慧麗搞文化活動有一套，想讓她去把開封市的文化活動開展起來。在何離開蘭考的兩年里，這個縣的農民合作社已經由最初她參與創建的4家，發展到了30多家。

由于“賣大米”事件的轟動效應，2007年11月，何慧麗再返蘭考，這回不當副縣長了，而是“升任”縣委常委。

為什么上次是副縣長，這一次是縣委常委呢?何慧麗說：“我在這兒干了幾年了，總不能還是原地踏步吧?”那“副縣長”和“縣委常委”在丁作上有哪些不同?“當然不同了。我剛來掛職當副縣長時，蘭考有15個副縣長。現在我進了常委會，那是有投票權的。蘭考的發展規劃、任何重大事項，我都有一票之權。”

但何慧麗跟當地官員仍有著明顯的風格之別。她習慣于為自己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找出理論依據，她向來訪者講述自己的工作時，相關的理論闡述往往比實際的工作內容還多。對任何與她相左的理論，特別是質疑她做法的理論，何慧麗都很敏感，總是條件反射般加以駁斥。你會以為她是個刀槍不入的人，但這只是她的自我防衛。在激烈地反駁后，她仍能悄悄地咀嚼和消化對方的理論，修正自己的偏差。在她所信任的老師和朋友面前，她仍然天真得像個學生。

“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批判的風氣。”何慧麗說，“比如這張桌子是方的，他就會問：‘它為什么不是圓的?它是有缺點的。’王繼偉跟我去西安演講，講胡寨合作社的發展，那些聽眾就問：‘你這個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樣的?它要出風險了怎么辦?’王繼偉不知道該怎樣回答他們的問題。他要是腦子里想這么多事，他干脆就不搞合作社了。那些人問他‘合作社的紅薯賣不出去怎么辦’?王繼偉說我的紅薯明明賣得出去呀。我覺得做事的人與先產生知識的人，各有各的局限。比如地上有一根幼苗，你要是做事的人，就想辦法培養這一株幼苗，讓它長大，但那些愛批評的人就會問：‘為什么地上只有1根而不是10根幼苗?為什么它周圍還有亂七八糟的雜草?’我從來不批評中國的基層官員，我認為那些特會寫文章的人、那些理論講得頭頭是道的人，他也不一定能當好一個鄉黨委書

記。”

在“何縣長”以“何常委”的身份重返蘭考時，當初她幫助組建的幾家農民合作社，都已面目全非。

蘭考組建最早，組建時動靜最大，溫鐵軍親來揭牌的賀村合作社，近兩年幾乎休克了，其原因，據該合作社理事長、賀村經營農藥的商戶王德顯稱，是因參加合作社的農戶少，形不成規模優勢；合作社對化肥、種子、農藥的統購，又威脅到當地商戶的利益，受到他們的擠壓。但賀村合作社的其他幾位骨干則認為，合作社難以發展的原因在于領導者“思路不清，組織不力”。

三義寨鄉的南馬莊合作村，受惠于“教授賣大米”、“購米包地”等一系列新聞事件的炒作，如今不僅不愁賣大米了，還建起了大米加工廠。南馬莊合作社的理事長張硯斌，還獲得了“中國合作經濟年度人物”稱號。張硯斌是南馬莊村的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因此，他們的農戶合作范圍僅限于本村，無意向外擴展。

而儀封鄉胡寨村合作社的理事長王繼偉，本人雖然在“村兩會”中并無任職，但因其父乃胡寨村黨支部書記兼村委會主任，王繼偉的身份便較為超脫。他先后鼓動附近6個村莊的農戶成立了，合作社，今年7月8日，王繼偉聯合本鄉13家合作社，宣告成立“儀封鄉農民生產合作聯社”。何慧麗參加了他們的成立儀式，然后又帶著王繼偉等人，應西安一家NGO組織的邀請，前往陜西考察、講課。

此時，何慧麗關注的目光，已經由單個的合作社轉向了“合作聯社”以及“生態農業”。“合作社的低級問題需要在更高一級解決。《合作社法》頒布一年多了，法律體系里已經有它了，我再說它多好，也沒必要了。那些專業合作社死的就死了，活的就活了，它不再是個道理了。從專業合作社往聯社的方向走，才是個道理。”

讓市民和農民成為親戚

8歲時才第一次吃肉的何慧麗，并沒有變成一個肉食主義者。不僅如此，現在她對一切的食物都會心生懷疑和恐懼。

7月底的一天，一位河南農民在自己的田頭告訴何慧麗：“今年雨水多，病蟲害厲害，我們這里的花生地都打了很多農藥。但我聽了你的講課，知道農藥打多了，害人的健康。所以我家里的10畝地有3畝沒打藥，這3畝地的花生，我準備自己吃、留種子、榨油。因為我們這里的花生都是賣給國內一家有名的食用油廠家的，所以我也不相信超市賣的食用油。”

何慧麗聽后，感慨地說：“等你榨好油，賣給我50斤吧。”

何慧麗覺得最不可思議的事，是中國肥沃了5000年的土地，改革開放30年就不再肥沃了。“田里的化肥施到一定程度，產量再也不能提高了。農藥在把害蟲殺死的同時，也殺死了益蟲。土壤里的生命單一，生長小的玩意兒也沒什么營養了。這都是城里人把農民逼得一心想賺錢，怎么增產怎么來。”

重建中國的生態文明，好多人都在做這件事，但何慧麗的做法與眾不同。她的設計，是用合作社的方法，使市民和農民變成親戚。

“我的主戰場已經由農村變成了城鄉，要進行消費者教育。”何慧麗說，“你可以不愛農民，但你愛不愛自己的身體?有人認為只要有錢，就能吃到生態的、有機的東西。有人還迷信‘認證’，只要有了‘認證’就放心了。但農民偷偷上化肥、打農藥怎么辦?有人竟然還建議在田間地頭架設監控設備，監視農民的勞動……如果你跟農民是親戚，你吃他種的東西，還用得著認證嗎?還用得著天天監視他嗎?”

說過：“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到了何慧麗這里，變成了：“嚴重的問題在于教育農民……和市民。”

2006年4月，何慧麗與溫鐵軍等人，在北京發起成立“北京文明消費合作社”，每人預交100元訂金，與蘭考縣南馬莊合作社簽訂“購米包地”協議，預購合作社社員當年的大米。2006年國慶節期間，北京“購米包地”的市民代表20余人來到南馬莊，在自己包的稻田里收割水稻，與為自己生產大米的農民交流。一個月后，北京市民消費者代表和南馬莊生產合作社代表坐在一起，舉行新米價格聽證會。

農村合作社的缺點范文第4篇

一、履行工作職責情況

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一加強學習。

利用集中學習和個人自學的方式，一年來。深入學習了鄧--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和科學發展觀內容，以及中央有關“三農”政策，市場經濟管理知識、法律法規等知識，深刻領會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和精神實質，不斷提高理論知識水平，并將所學應用于工作實踐，創新了工作思維和方法，極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學習過程中對照檢查自己思想作風上存在問題，不斷糾正和克服缺點與不足，加強黨性修養，牢固樹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增強了政治意識、大局意識和責任意識，進一步強化了群眾觀念，思想和行動上始終做到同縣委政府和鎮黨委保持高度一致，工作上做到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并切實履行好各項工作職責。

二扎實推進全鎮各項工作

1.農業農村工作取得成效

產業結構調整取得進展。全年糧食產量達12476噸,一是農業生產態勢良好。增長1.8%實施打造“萬畝”紅糧種植基地，通過組織部分領導干部、村組干部和群眾到仁懷進行參觀學習，增強了群眾種植紅糧的積極性。按照打通“兩條線”建好“三個示范園”要求，規劃落實了明年1萬畝紅糧種植面積。目前，已從仁懷統一調運紅糧種6800多斤，群眾自籌3000多斤。按照“政府引導，村級牽頭，能人引領；公司投資，訂單回收，技術指導；農民土地入股，栽植管護，效益農七商三”形成“公司+農戶+基地”模式，實施打造“萬畝花椒基地”通過招商引資，已成功引進投資開發公司。目前，已在河山、上壩、桐卷、當壩等村集中連片種植花椒近4000多畝。2010年可達到10000畝。

進入實施階段工作。完成農村危房改造166戶。土河至大山公路建設全面完工。土河壩土地整理項目和農業綜合開發項目進展順利。集鎮人飲工程完成了主管道安裝和水池建設，二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得到加強。實施了7個村的整村推進項目建設工作。完成210口沼氣池建設任務。退耕還林基本口糧田建設項目和土地整治項目全面完成。2010年500畝土地整治項目招投標工作全面完成。進入分管安裝階段。

做到應防盡防，三是畜牧產業穩步推進。扎實抓好畜牧防疫工作。防疫率達100%創新養殖模式，對共和村養殖小區實行集中飼養，新增養殖大戶55戶。同時，成立了桑木鎮養殖協會，對黔北麻羊進行了注冊商標，并在大山、土河、銀廠三個村實施種草養羊，建立養羊基地，形成專業村，推動全鎮畜牧養殖業的發展。全年牛、豬、羊、家禽存出欄均比上年增長了10%

習桑牌農家土雞蛋商品進入超市，四是專業合作社發展良好。河壩畜禽專業合作社規模逐漸發展壯大。知名度和銷量進一步提高。返鄉農民工山地養殖專業合作社規模不斷壯大，發揮返鄉農民工的技術、市場、觀念等優勢和特長，壯大和發展我鎮的畜牧養殖業。

二社會事業不斷發展

全鎮出生178人,一是計劃生育工作扎實開展。緊緊圍繞年初確定的目標,扎實抓好計劃生育各項工作。2010年。其中流出人口出生59人。落實手術302例，其中上環156例，男扎12例，女扎129例，皮埋4例，取環1例，手術及時率達93%流動人口辦驗證率為95.4%征收社撫費62萬元。其它各項指標均控制在范圍內，全鎮計生工作整體態勢良好。

住院大樓建設進展順利。農村衛生服務體系、疾病預防控制體系、醫療救治體系進一步完善。認真開展衛生檢查和食品安全檢查，二是農村公共衛生醫療工作順利開展。2010年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參合率達98.3%衛生院醫療條件得到改善。扎實做好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

組織開展了慶國慶60周年文藝晚會，三是文化事業不斷發展。切實抓好國慶60周年各項活動。組織街道居民家家戶戶貼對聯，掛燈籠，營造濃厚的慶祝建國60周年氛圍。進一步豐富籃球之鄉文化內涵，向上申報省級“籃球之鄉”積極爭取項目資金，實施夜光球場建設項目，進一步改善群眾的文化基礎設施。完成鎮文化活動中心選址、征地等工作，農家書屋、文化共享工程、村村通工程等工作順利推進。

撫恤事業等各項工作，四是民政救濟、扶貧濟困取得實效。各種救濟物資及時發放到位。扎實開展了農村低保、城鎮低保、自然災害救濟。確保了農村低保戶和生活困難群眾得到及時救助。

三維穩、安全工作扎實開展

全鎮11所村校開展了法制宣講，一是平安社區、平安村寨創建各項工作有序推進。法制宣傳效果明顯。舉辦了法律法規知識競賽活動，提高了廣大群眾的法制意識。強化工作措施，扎實做好各類涉訪人員的穩控工作，及時調處和化解各種矛盾糾紛，把矛盾處理在萌芽狀態，實現了國慶”60周年活動期間無人上訪的目標。

定期召開安全工作例會，二是安全工作扎實開展。認真落實安全生產工作責任制。分析和解決全鎮安全工作中存在困難和問題。扎實開展安全隱患排查和綜合執法大檢查，將各種安全隱患消除在萌芽狀態，避免了各類安全事故的發生。進一步加強消防安全，政府機關單位配置了消防滅火器，農村集居點修建了消防池。

旅游開發提速發展四集鎮建設實現突破。

通過招商引資與桐梓縣宏興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簽訂了投資開發協議，一是全面啟動集鎮建設。采取基礎設施建設由投資商投資修建的方式。全面啟動了小集鎮建設的一期工程和諧大道建設。整個工程大道長1.3公里，寬22米，預計投入1.5億元。

打造千畝荷花池鄉村旅游開發，二是旅游開發取得進展。一是捆挷土河壩農業綜合開發項目和土地整理項目。已完成了規劃設計，并對荷花池的觀光道、引水溝渠等項目進行了規劃實施，產業結構調整落實了蓮藕種植面積約400畝。同時，對土河壩的黔北民居進行重點打造，預計在春節后能完成50戶。二是溫泉旅游開發已請相關部門進行了前期規劃設計，并在重慶舉行的旅游推薦會上與四川省同光資咨有限公司簽訂了框架開發協議。

二、廉潔自律情況

認真貫徹落實縣委《關于貫徹落實〈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并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實施綱要〉通知》文件精神，一年來。按照黨風廉政建設落實情況，做到制度之內“不缺位”制度之外“不越位”切實履行好自己工作職責。單位干部人事任免、項目的實施，都經過集體討論、科學決策，充分發揮民利，有效避免了違紀違規行為發生。嚴格財務制度，大額度資金的使用和財政資金項目的實施必須由班子集體研究，切實做到資金的來源、去向和使用情況在班子內部都清楚。作為個人來講，能嚴格執行廉潔自律規定。沒有違反廉政規定和制度的行為，從來沒有利用職務為家庭謀私利。對家人能嚴格要求，遵守黨風廉政建設相關規定，沒有違紀行為。今年以來，鎮政府及各部門沒有出現違反規定公款旅游、參與賭博、利用公款大吃大喝和進高檔消費娛樂場所的情況發生。

三、下步工作打算

不斷提高理論知識水平。一是加強學習。

增加農民經濟收入。二是加大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力度。

農村合作社的缺點范文第5篇

一、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中利益聯結機制的現狀

目前，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過程中形成的組織類型主要有“公司+農牧戶”、“公司+合作組織或協會+農牧戶”、“公司+農畜產品批發市場+農牧戶”、“公司+畜牧業基地+農牧戶”和“混合型”等幾種類型。在以上類型中，產業化經營的利益聯結機制也不盡相同，分配形式多種多樣。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六種：

（一）收購型

即公司按市場價一次收購農牧戶生產的畜產品，但雙方不簽訂合同，自由買賣。除此之外，農牧戶與公司之間沒有任何經濟聯系和價格約束，兩者的關系極為松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為畜產品的生產提供了主要銷售渠道。目前，這種傳統的買賣方式仍是農區農牧民推銷畜產品的主要方式。

（二）合同型

公司與農牧戶簽訂經濟合同，按合同價收購農牧戶的畜產品。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的肉雞產業化經營采取“龍頭企業+農牧戶”模式，雙方簽訂合同，明確每批雞的飼養時間、數量、批次和飼料價格、全雞回收等級標準和價格，一批雞一簽合同，雙方共同遵守，保證合同兌現。這種利益分配機制，有利于龍頭企業與農戶建立較為穩定的聯系，降低雙方的市場風險、交易成本，但龍頭企業居主導地位，分散的農牧戶處于弱勢被支配的地位。

（三）服務型

公司與農牧戶簽訂經濟合同，不僅限制收購價，公司還為農牧戶提前、產中、產后等一系列綜合。四川遂寧的高金食品公司、資陽市四海實業公司、樂山市蘭雁食品公司、綿陽市鐵騎力士集團等龍頭企業，采用“公司+ 基地+ 農牧戶”的聯結模式。公司給農牧戶提供良種、培訓、生產全過程技術服務，回收全部產品，優質優價，使養豬戶成為企業的間接車間，收到良好的效果。此種模式，不僅能使農牧戶生產過程使用良種、接受技術服務，有較高和較穩定的收益；同時能確保公司產品的的優質、安全，增強市場競爭力。

（四）返利型

公司與農牧戶簽訂合同，確定收購價格及返利標準，有時還拿出一部分利潤返還給農牧戶。北京市某肉雞公司與養殖戶簽訂合同，合同規定甲方（公司）按計劃提供雞雛、負責技術指導、收購毛雞、償付貨款等，而乙方（養殖戶）則必須按甲方的計劃飼養。但是公司為防止養殖戶毀約以達到壟斷收購的目的，公司以高于市場的價格回收產品，返利于養殖戶，調動了農牧民的積極性，但是這種機制中，公司返利幅度有限，龍頭企業和農牧民利益分配相差懸殊，并不能真正形成對農牧民利益的保護。

（五）合作型

農牧戶通過組建和加入專業協會或專業合作社等農牧民自己的產業化組織來加強生產、銷售、服務、管理等方面的合作。這種利益機制有利于公司和農牧民的密切聯結，為小生產養殖戶與千變萬化的大市場的對接提供了有益經驗。東烏珠穆沁旗哈日高畢牧業合作社是個典型的合作型組織，從種羊培育、飼草料加工、育肥、銷售一體化過程都在合作社范圍之內進行。

（六）股份制

農牧民以資金、土地、技術等要素入股龍頭企業，參與經營管理或監督。采取利潤返還和按股分紅的分配方式，最大限度地保障農牧民的利益。在這種機制下，龍頭企業與農戶有嚴格的經濟和法律約束，真正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機制，有利于調動農牧民的積極性、增加農牧民的收入、促進畜牧業產業化的發展。

在公司與農牧戶利益聯結機制中，收購型屬于松散型的利益聯結機制；合同型、服務型、返利型與合作型屬于半緊密型的利益聯結機制；股份制屬于緊密型利益聯結機制。目前，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中利益聯結機制以松散型居多，緊密型較少，除個別企業與養殖戶簽訂了簡單的購銷合同外，絕大多數連這種最初級的聯結方式也不具備，雙方僅僅是市場上的買斷賣斷關系。以云南曲靖為例，股份制占利益聯結機制總數的比例不到 3%；78%為松散型；19%為半緊密型關系。

這三種類型各有其優缺點，無初級與高級之分，絕不能強制性地把利益聯結方式限制于任何單一的模式，只能因地制宜，鼓勵龍頭企業與農牧戶形成比較穩定、緊密的利益共同體。

二、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中利益聯結機制存在的主要問題

由上可知，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中利益聯結機制以松散型居多， 緊密型較少。這表明，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的利益分配機制，與畜牧業產業化發展的迫切要求不相適應，與促進農牧民增收這個根本目的不相適應，還處于一種隨意性、非規范性特點比較突出的階段，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龍頭企業實力不強，帶動能力低

總體來看，我國農區畜牧業龍頭企業，不僅數量少，而且規模偏小，在新疆巴州，除了焉耆縣、庫爾勒市、博湖縣外， 其它縣幾乎沒有龍頭企業， 輻射帶動能力弱， 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也不夠強， 與基地生產規模不相適應。具體原因有以下兩點：1.大多數畜牧龍頭企業是從國有企業改制或從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發展而來，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沒有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企業規模和實力都非常有限，無力投入基地建設和扶持養殖戶。2.有的畜牧業企業存在認識上的偏差，認為企業就只管生產和經營，建基地是政府的責任，是養殖戶的事，因而缺乏主動行動。

（二）農牧戶組織化程度不高，影響不大

與龍頭企業發展勢頭和帶動作用相比， 畜牧業專業合作組織發展較慢， 集體經濟組織對養殖戶大多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目前加入各類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養殖戶僅占全國農戶總數的2.5%，而且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農牧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是沒有產權關系、松散的自我技術服務性團體；畜產品行業特別是出口畜產品行業協會較少，現有的也都帶有濃厚的行政色彩，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已建立的各種類型的專業合作組織數量少、規模小、穩定性差， 影響不大， 特別是由農牧戶自發組織起來的比較少。

（三）違約現象較為普遍，合同約束脆弱

畜牧業龍頭企業與農牧戶之間最主要的利益聯結方式是合同聯結，即雙方簽訂購銷合同。但是畜牧業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生產上的不穩定性和市場價格的變動性使得合同條款難以執行，畜牧業龍頭企業和農牧戶簽訂購銷合同的意愿并不強烈；另外，由于產業化經營過程中，相關制度建設不完備，各方法制觀念比較單薄，“機會主義”比較盛行，具體而言，當市場價格高于合同約定價格時，農牧戶總是想方設法把產品轉賣給市場，而當市場價格低于合同約定價格時，畜牧業龍頭企業則更傾向于違約而從市場上收購產品；更為困難的是，“公司 + 養殖戶”這種組織框架對這類違約行為幾乎是無法制約的，任何一方訴諸法律的成本都可能大大高于收益，因此無論畜牧業龍頭企業還是養殖戶面對對方的違約行為都往往選擇“沉默”，并以“不合作”作為對抗手段。這就使得畜牧業龍頭企業與農牧戶的利益聯結顯得非常脆弱。

（四）融資渠道不暢，政策法規不完善

在畜牧業產業化發展過程中，龍頭企業、養殖戶、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和養殖戶，從金融機構獲取貸款存在較大困難；財政專項用于發展畜牧業產業化的資金十分有限；畜牧業是弱勢產業，市場風險大，急需各級政府及部門的支持。

三、農區畜牧業產業化經營中利益聯結機制的優化

（一）做強龍頭企業，提高帶動能力

龍頭企業是推進畜牧業產業化經營的支柱，是利益聯結的關鍵環節。政府應當著手制定優惠政策加以引導、規范、促進龍頭企業建立合理的利益聯結機制，從而帶動利益主體各方全面發展，真正讓農民得利。而企業應立足畜牧業，不斷向廣度、深度發展，爭取盡快上規模、上水平，提升市場競爭力；不斷推進技術進步，提高科技創新能力；加快改革，轉換經營機制，增強企業活力。

（二）培育專業經濟組織，推動利益機制有機連接

實踐證明，在畜牧業一體化經營的產業組織體系中， 專業組織與協會發揮了其他經營組織不能取代的作用。江蘇省東臺市富安繭農合作社一方面與富安繭絲綢集團公司簽訂蠶繭收購合同，另一方面與社員簽訂生產合同，確定最低保護價。1995-1997 年3年，集團公司在年終從蠶繭加工、銷售中拿出近三分之一的利潤，通過合作社對繭農進行分配，繭農得到的“二次分配”款共計700 多萬元。農村合作經濟組織作為聯結企業與農牧戶的重要組織載體，還需要進一步規范、發展和完善，具體包括以下兩個方面：1.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提高人們對合作社的認識和信心；2.當地政府要加大引導、扶持力度，給予政策、法律方面的保障，引導由松散型逐步朝著緊密型的利益共同體方向發展。

（三）強化基地建設，提升標準化水平

企業生產需要充足、穩定、優質的原料資源，才能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首先一定要選準主導產業， 在農區， 我們要重點發展養豬、養禽和節糧型草食性家畜， 形成數縣一業、 多鄉一品的主導產業格局， 達到主導產業規模化發展、標準化生產、集約化經營。而基地建設也必須圍繞市場和消費的需求， 重點發展綠色、優質、安全、專用畜產品基地。

（四）引導養殖大戶，發揮示范帶動作用

為了確保畜牧養殖龍頭企業有穩定、優質的貨源，畜牧養殖專業大戶有穩定的銷路，政府應引導畜牧養殖龍頭企業與畜牧養殖專業大戶簽訂購銷合同，實行保護價收購，并實行優質優價，養殖大戶示范、帶動養殖戶發展畜牧產業，形成“畜牧龍頭企業+養殖專業大戶+養殖戶”的產業化模式。大幅度提高合同履約率，引導企業與養殖戶建立起緊密的利益機制。

（五）完善約束監督機制，推行合同化管理

工商企業進入畜牧業是畜牧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具有規模大、帶動輻射農牧戶多的特點，如果沒有必要的監督約束機制，企業違約將會給農牧民造成更大的損失。1. 企業與農牧民必須按照《公司法》、《合同法》的有關規定，本著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則，簽訂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依法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一旦一方違反合同，政府應依法予以監督、糾正，以便使受損害者的利益得到保護；2.政府通過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約束、調控企業、農牧民的行為，加快農畜產品的市場體系建設，以便制定合理的農畜產品合同價格，保持市場的穩定性。

（六）加強政府扶持引導，創造良好外部環境

完善和落實黨的惠農政策，加強指導， 加大扶持力度，為畜牧業產業化發展、農牧民的增收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1.加強規劃調控，理順管理體制，重點發展龍頭企業、加大畜牧業產業化示范區和示范項目的監管力度，促進畜牧業產業化持續健康發展；2.積極推動各級財政部門逐步增加畜牧業產業化專項扶持資金規模；3.鼓勵各級金融機構放寬貸款擔保條件、增加貸款額度、改善金融服務，拓寬畜牧業產業化發展的融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