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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1篇

【摘要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關鍵詞】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體制/市場化

一、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的問題是當代世界最為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由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是當代主流經濟學面臨的一個嶄新問題（Grosfeld,1990）。盡管現代主流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成熟的關于市場運行和資源配置的學說，但從總體上來說，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并沒有一套現成的“過渡”理論或“轉軌”理論用來指導經濟體制國家改革的重大實踐。這意味著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是對現代市場經濟理論的重大創新，而且這個實踐本身就是對理論的重大發展和貢獻。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的結合。那么，什么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呢？按照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就是整個社會的共產（共同占有和共同生產）、整個社會的自由聯合勞動、商品生產和競爭的消除、階級的消滅等等。顯然，這樣的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形式是不能結合的。但是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的科學社會主義，即共（論文庫）產主義而言的。而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與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的科學社會主義（共（論文庫）產主義）是兩種不同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正是基于當代實踐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社會主義最高形態共（論文庫）產主義。就實踐中的社會主義而言，我們的基本定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對我國現階段社會性質的根本定位。關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做了科學的界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是泛指任何國家進入社會主義都會經歷的起始階段，而是特指我國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條件下建設社會主義必然要經歷的特定階段。確切地說，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初級階段”［4］。一些學者在討論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問題中，總是把社會主義同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形態的特征同市場經濟的要求聯系在一起研究，如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僅僅歸結為公有制和按勞分配，這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公有制形式本身不等于社會主義，較低生產力水平意義上的按勞分配實際上必然導致平均分配。這樣來理解社會主義實質上降低了社會主義的標準，模糊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所說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是當代實踐中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另一種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這種基本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私有制在內的多種所有制形式、多元的產權關系、包含著商品生產和市場經濟存在的條件。在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下，多元產權主體的存在提供了市場經濟生成與發展的社會環境。

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藕合有其客觀依據和歷史必然性。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是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得以共同存在的一個前提。從歷史上看，商品經濟的生成確實是同私有制聯系在一起的，但在私有制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商品經濟并沒有演化為以市場為中心在社會范圍的配置資源的市場經濟，這說明市場經濟的存在是以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發展到一定水平為前提的，而分工越發達，單個私人資本容納社會生產力的能力就越有限。社會分工與社會生產力這一矛盾的解決，一是通過建立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度，實現生產資料占有、使用的社會化，二是通過生產要素組織方式的變革實現財產占有與運作的社會化來解決的。從社會制度的角度來看，我們選擇了公有制度而西方國家則是通過選擇了股份公司等企業組織形式來解決這一矛盾的。但問題的關鍵是，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沒有消除市場經濟在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必然性，資本主義國家也沒有因財產一定形式的社會化運作而使其經濟體制演變為計劃經濟體制，因此筆者認為把市場經濟區分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不科學的。市場作為一種資源配置手段，它直接聯系的或調節的對象是生產要素或財產的組織單位——企業，而不是所有制制度。市場制度所要求的是采取什么樣的生產要素或財產組織形式使企業既能適應財產社會化運作的要求，又能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組織生產和經營的經濟主體。歷史上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法人產權獨立于所有權，所有權與法人產權分離與制衡機制的創立，曾使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突破自身的局限，適應社會化生產要求，在社會范圍內組織生產。社會主義國家完全可以通過對公有制財產組織方式的創新和所有制社會結構的調整，為市場經濟的運行創造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僅與后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社會性質的相藕合，也與計劃經濟體制所造成的經濟低效率直接相關。本來意義上的計劃經濟是以社會成員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為前提的，全部社會生產都要有組織地進行，社會對全部勞動和資源都要有計劃地配置和調節，商品也就隨之自動消失了。從理論上來說，計劃經濟同科學社會主義意義上的共（論文庫）產主義是相同的。從計劃經濟的現實來看，當代社會主義國家實踐中的計劃經濟，共同特點都是排斥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其運行機制是通過國家的統一計劃和行政手段來調節，計劃經濟運行的基礎是政治安排，而政治的本質是支配與強制，即國家對社會經濟實行全面壟斷和政（論文庫）府的超經濟強制，因而是一種“統制經濟”、“命令經濟”，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單純理解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不正確的。市場經濟有三個最為基本的特征：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這與計劃經濟的基礎和本質是根本對立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借以產生和存在的制度基礎是完全不同的，不能奢望在計劃經濟的基礎上改良出市場經濟。事實上無論是理論意義上的計劃經濟還是實踐意義上的“統制經濟”都是同市場經濟相根本對立的。如果不是這樣來理解，那么就意味著不進行徹底的產權制度改革，就可以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種模煳認識是非常有害的。作為一種經濟制度，真正的計劃經濟只有在市場經濟的歷史任務完成之后才會出現，而“統制經濟”實際上是超越客觀實際、違背客觀經濟規律的制度選擇。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還有著一種與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相適應的世界性背景和意義。市場經濟在本質上是沒有國界或地域限制的，市場經濟的這種屬性必然要求打破國家或地域的限制，從而在世界范圍內進行生產和經營，跨國公司的出現正是市場經濟這種本質屬性的外在表現。因此，世界經濟國際化、一體化的趨勢，無疑使中國經濟隔離于世界市場的“經濟魯賓遜”式的設計最終歸于夢想。世界需要中國，這僅僅是問題的一個側面，如同一枚硬幣有正反面一樣，問題的另一面是：中國也需要世界。然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行為主體是具有獨立經濟利益的企業，而不是政（論文庫）府。因此，我國高度集中體制下的傳統的經濟模式中，政（論文庫）府作為一個超級的“經濟托拉斯”來與國外企業發生經濟利益關系和競爭，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必然導致經濟的X非效率。因此中國建立與世界上市場經濟國家的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相接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便有了理論上的或概念上的依據。我們把對市場經濟體制的選擇置于國際大背景的坐標之中，就會看到市場經濟體制也是我們在市場經濟的總體氛圍的條件下的現實選擇。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可以說，中國加入WTO的實質是同市場經濟制度接軌。

二、市場化及其標準

自1978年以來，改革開放一直是中國社會的主流，特別是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市場化改革就成為中國社會的共識和價值取向。自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來，不少學者也對改革的市場化進程和改革的績效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對于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基本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五規劃建議》中明確提出：我國已經進入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時期。這就提出了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即市場化及其判斷標準問題。

筆者認為，對這個問題的研究至少需要研究以下三個方面：一是如何理解市場化；二是市場化有無標準；三是市場化的研究方法問題。

市場化是一個與市場經濟直接相聯系的范疇。國內學者和研究機構對市場化的理解是有一些分歧的。例如，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認為，市場化是指資源配置方式由政（論文庫）府行政配置向市場調節的轉化，具體說，就是“取消或放松國家對商品生產要素供求數量及價格的管制”。而較早系統研究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市場化進程是市場機制在一個經濟中對資源配置發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對市場機制依賴程度的不斷加深和增強的演變過程。市場機制包括供求、競爭、價格、風險、利益機制等，是市場化理論含義的延伸［3］。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作用持續地增大的過程這個定義非常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正統規范，但是忽略了市場經濟中作為市場主體的人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見物不見人。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自從19世紀末新古典主義的創始人馬歇爾等分析供給與需求以來，資源配置問題就成為經濟分析的主流，但新古典經濟學沒有分析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供給和需求背后恰恰是人作為市場主體的行為，因此現代經濟學把市場過程更多地理解為市場主體的博弈行為和博弈過程。另外把市場化單純理解為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會偏離市場化的本質。已如前述，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是：私有財產制度、自由經濟制度、市場配置資源。把市場經濟理解為市場機制調節配置資源的過程，是有一定的理論假設和前提的，那就是在一個完全競爭和市場化已經完成的經濟中，在私有財產和經濟自由已成為既定前提的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主要特征自然就是由市場配置資源了，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市場經濟才被稱為由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制度或經濟形式。經濟市場化就其本質來說，首先是經濟主體的經濟自由權利的確立、實施和得到有效保障的過程。經濟自由權既包括個人的財產所有權，也包括勞動力的個人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市場化的實質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主體在明確的產權關系和平等互利的條件下，自主從事交易活動，交易雙方不僅能夠從中獲得利，而且還能夠創造合作剩余，這樣就使原來我們認為并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交易活動具有了生產性，市場的激勵和約束作用也因此凸現出來。

第二個問題，關于市場化有沒有一個絕對的標準問題，專家學者們也是有不同的觀點。多數研究者認為市場化進程有絕對的標準。這種觀點最有代表性的學者陳宗勝教授認為，要判斷和評價體制改革是否達到目標，就必須對測度市場化程度的標準作出界定，盡管這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復雜問題，但是如果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就不可能作出統一的結論。所以，他認為，應以100％作為完全的市場化的標準，以0％作為完全計劃化的標準。其理由是由于各個市場經濟國家中政（論文庫）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是不同的，而且同一個國家對不同領域的干預、在不同時期的干預都不完全一致，所以，如果不是以100％來界定完全的市場化（盡管還沒有一個國家的市場化程度達到100％），而以某一個市場發達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作為對比的基礎或參照系，那么，不同國家的比較就失去統一的標準，同一個國家的不同領域或不同時期的比較也會發生困難。當然，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市場化沒有絕對的標準，只有相對意義［8］。持這種觀點的專家學者認為，計算或測度市場化程度的絕對值不是一個科學的方法，也不能從絕對值的意義上去理解市場化程度。說一個國家的市場化達到一個百分數，會給人一個錯覺，好像世界上存在一個100％市場化的國家，而這樣的國家并不存在；即使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調控的手段、方式、程度等方面也不完全可比；特別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市場化的內涵也相應改變，所以，不存在一個靜態不變的市場經濟標準。因此，對市場化進程的絕對評價是無意義的，而只能進行不同地區之間進程快慢的相對比較，即以名次之類的順序尺度進行衡量。

筆者認為，市場化不僅在性質上是可以定性的，市場化的過程在本質上可以看做是經濟自由化的過程，而且在標準上也是可以界定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含義是雙重的，既包含過程，也是指一定的標準，嚴格來說它是指市場經濟發育的一定程度而言的。從過程的角度來看，假設一個國家的市場化水平是從5％向10％過渡，我們就不能認為這個國家或地區是市場化了。這就意味著市場化不能單純是指過程而言的。其次對于標準來說，它是從靜態的角度對市場化的程度的一個限定，即規定了市場化的最低標準，比如說5％就不能說是市場化了。至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經濟交易越來越突破一個國家和地區的范圍而在全球范圍組織經濟活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以及對不同地區之間的市場化程度只能進行相對比較等觀點，并不能說明市場化本身是不能測定的，而只是說明市場化的測度的研究方法問題。

關于市場化程度的判斷標準，一般認為，市場化程度在15％以下可稱為非市場經濟或墳墓經濟，市場化程度在80％以上可稱為成熟或標準的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60％—70％之間可稱為準市場經濟，市場化程度在40％—50％可稱為轉軌中經濟，市場化程度在50％—60％左右可稱之為接近準市場經濟或轉軌中經濟。國內學者對我國目前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尚有一些不同的判斷，主要是有高、中、低三種估計，高位估計是65％，中位估計是55％—60％，低位估計是60％［7］。正是基于我國市場化程度已經基本達到或已經接近60％的判斷，中（論文庫）共中央關于制定十五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指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新世紀5—10年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時期。我認為關于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判斷基本上是比較準確的，國外的研究機構的研究成果也可以說明這一點，據世界遺產基金會與《華爾街日報》利用50多個經濟指標對世界150個國家的經濟自由化程度的評價結果，中國市場化程度大致相當于美國的50％，考慮到可存在的人為的偏差，中國經濟市場化的程度估計至多達到美國的60％—65％，處于這樣的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對于十五期間，要在5—10年中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卻有相當的難度。從西方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英國、美國和日本來看，英國大體上用了250年使英國成為標準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用了100年左右的時間成為典型的市場經濟國家；我國封建制度幾千年，計劃經濟30年，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是一場深刻的長期的社會革命，對此，我們還面臨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如生產要素市場化問題、市民社會的建構問題等等，對此我們應當有科學的判斷和充分的思想準備。

市場化程度的研究和判斷，需要建立科學的指標體系和研究方法。國內學者提出的有代表性的指標體系主要有：江曉薇、宋紅旭［5］提出的測算指標是：（1）企業自主度：包括企業的14項自，即生產經營權、產品勞務定價權、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進口權、投資決策權、稅后利潤分配權、資產處置權、聯營兼并權、勞動用工權、人事管理權、工資資金分配權、內部機構設置權、拒絕攤派權；（2）市場國內開放度：包括農業生產、工業生產、物資流通、商業流通、價格調節、投資管理；（3）市場對外開放度：包括進口依存序、非關稅壁壘，直接投資實際額；（4）宏觀調控度：包括稅收負擔、政（論文庫）府補貼、貿易管理、社會消費、信貸管理；國家計委課題組［6］是從商品市場（包括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的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包括勞動力市場和資金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入手進行測算的。商品市場和要素市場的市場化程度實際上就是國家已經放開、主要由市場進行調節量的那一部分占全部市場的比重。顧海兵［7］則是從要素市場化方面進行研究。他提出的測度指標包括：（1）勞動力市場化，包括農村勞動力市場、城鎮勞動力市場、城鄉分割的戶口管理體制及城鎮、城鄉的戶口封閉體制；（2）資金市場化，包括資金市場的主體結構、資金結構、利率結構；（3）生產市場化，包括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產三產業；（4）價格市場化，包括重要的工農業產品價格和公用事業價格、房地產價格、醫療價格。陳宗勝［3］認為，對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的測度，最好按經濟體制自身的構成，即企業、政（論文庫）府、市場三方面展開分析。徐明華［8］則從8個方面進行了測算，這8個方面包括：（1）所有制結構：包括工業總產值中非公有制經濟的比重、非公有制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等5項具體指標；（2）政（論文庫）府職能轉變和政（論文庫）府效率：包括GDP與政（論文庫）府消費之比、黨政機關和社會團體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等6項具體指標；（3）投資的市場化：包括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中非公有經濟投資的比重、基建投資中非國家預算內資金的比重等3項指標；（4）商品市場發育：包括出口總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比重、商品銷售額與工農業產值之比等3項指標；（5）要素市場發育：包括合同制職工占全部職工的比重、每萬人職業介紹機構數等5項指標；（6）對外開放：包括外貿依存度和人均實際利用外資2項指標；（7）經濟活動頻度：包括每萬人商業網點數、每萬人工業企業單位數等3項指標；（8）人的觀念：包括每萬人個體戶數、每萬人私營企業投資者數等4項指標。筆者認為，運用不同的指標體系來探索研究市場化的程度判斷本身就是非常有意義的，事實上每個指標體系都不能做到完全真實地反映市場化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運用不同指標體系判斷市場化程度的差異，而是對市場化進程的基本趨勢的把握。就研究方法而言，筆者認為應當結合借鑒美國遺產基金會的研究方法，該基金會的經濟學家首先把經濟自由化定義為“對于政（論文庫）府在生產、分配、消費等方面管束的消除”。他們對經濟自由化指數的測量也是針對政（論文庫）府對于經濟所施加的束縛程度進行考察，因此這種考察的具體對象主要是政（論文庫）府的相關政策。這種考察是對影響經濟自由化的“投入”方而不是“產出”方進行考察；該機構共設置50項變量或指標，采用分值測度的方法進行“打分”和評估。這種方法的實質是考察制度因素對經濟自由化的影響及影響程度。當然影響一個和地區的市場化程度的差異還有人口素質、技術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可以考慮進一步補充和完善。

【參考文獻】

［1］盛洪.市場化的條件、限度和形式［J］.經濟研究，1992，（11）。

［2］張燦，謝思全，董利.中國勞動力市場化進程測度［J］.經濟改革與發展，1998，（5）。

［3］陳宗勝，等.中國經濟體制市場化進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陳文通.如何正確理解以公有制為主體［N］.北京日報，2002－04－19。

［5］江曉薇，宋紅旭.中國市場經濟度的探索［J］.管理世界，1995，（6）。

［6］國家計委市場與價格研究所課題組.我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判斷［J］.宏觀經濟管理，1996，（2）。

［7］顧海兵.中國經濟市場化程度的最新估計與預測［J］.管理世界，1997，（2）。

［8］徐明華.經濟市場化進程：方法討論與若干地區比較研究［J］.中（論文庫）共浙江省委黨校學報，1999，（5）。

［9］盛洪.關于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渡過程的研究［J］.經濟研究，1996，（1）。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2篇

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眾多經濟學思想流派中，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關鍵詞：

經濟非均衡 二次調節 所有制改革 轉型發展 道德調節

一． 引 言

在中國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的以漸進式制度變遷為特征的市場化進程中，歧見紛紜的經濟學家們以其各自的知識背景和社會立場為我們展示了豐富精彩的經濟改革理論，形成了眾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經濟學成為中國社會科學中最為繁榮活躍的領域。這些思想，映射著中國的經濟學者在深刻反省傳統經濟體制和理論范式的基礎上所經歷的艱辛而勇敢的探索軌跡，攜帶著鮮明的時代轉折的印記；盡管這些思想家們也許并未形成縝密而成熟的理論體系，然而他們獨特的理論進路和富有創新色彩的思想必將在經濟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視的篇章。事實上，中國經濟學家在經濟發展理論、經濟增長理論、比較經濟體制理論、制度經濟學理論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國際學術界越來越多的關注。

如何對中國從集中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的極具民族特色的變遷路徑進行合乎邏輯的理論闡釋，如何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尋求和選擇一種社會成本最低的推進戰略，一直是中國經濟學家們試圖解決的兩大問題。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論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迥然相異的思想派別。其中有以強調價格體系的全面改革從而建立競爭性市場機制為理論核心的“協調改革派”，有從中國非均衡的經濟現實出發、強調企業改革優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從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觀管理體制作為研究重心、把轉換政府職能作為改革中心環節的“宏觀改革優先派”，有以穩健見長的、主張把雙重體制模式的轉換和雙重發展模式的轉換相互銜接有機協調的“寬松學派”，有以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兩權分離理論為其理論基礎的“經營權主導改革派”，有將如何明晰企業產權作為研究重點、主張通過產權制度變革改造傳統體制、重塑適應社會主義市場機制需要的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派”，有借鑒西方制度經濟學的理論分析工具和范疇、從制度變遷和制度創新的視角來研究改革的“制度學派”，不一而足 。這些極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論經歷了學術上的激烈紛爭和與現實經濟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選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論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論卻日漸被中國改革的實踐所證實和接納，從而奠定了它們在經濟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厲以寧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經濟學、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國民經濟管理學、經濟改革理論、經濟轉型理論、比較經濟制度理論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詣，形成了獨特而系統的思想體系，歷來被論者認為是溝通中西、治學謹嚴、體系恢宏、獨樹一幟的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學的學術發展以及中國經濟改革的政策趨向均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力。厲以寧先生著述宏富，視野開闊，在許多領域都進行了富于獨創性的研究，要對他的經濟思想進行一番科學梳理并進行恰當中肯的評價，殊非易事。本文擬從六個方面評述厲以寧先生的主要經濟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二）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與資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四）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五）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六）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

二．非均衡的中國經濟：經濟改革的現實條件和理論起點

一般均衡理論自1874年瓦爾拉《純粹經濟學要義或社會財富理論》發表以來，已經有一個世紀的歷史，到20世紀的50年代，阿羅和德布魯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論的現代化闡釋工作。一般均衡理論所要回答的，一是經濟均衡的存在及其穩定性，二是經濟系統的帕累托最優狀態以及經濟均衡和帕累托最優狀態的相互關系。一般均衡的哲學基礎是相信自由竟爭的市場機制是一個精巧的裝置，經濟主體的利潤最大化行為和效用最大化行為使得市場自動產生供求的均衡，分散決策的市場行為下面存在著一般均衡結構，均衡價格把市場秩序強加于可能發生的市場紊亂之上。這種以理想主義的完善的市場結構和靈敏的價格體系為基本假設前提的均衡理論是長期以來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基本起點。而非均衡理論在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出版以后作為一種新的經濟學假設逐漸得到了主流學派的關注和認同，非充分就業均衡和市場缺欠作為經濟學研究中的常識被人們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羅沃（Clower）和萊榮霍夫德（Leijonhufvud）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基礎的研究開創了現代非均衡理論的新時期，并產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羅沃、萊榮霍夫德、巴羅（Barro）和格羅斯曼（Grossman）等人為先驅的非均衡學派，此后的經濟學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論從單一的市場經濟領域擴大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領域，貝納西(Banassy)的非瓦爾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計劃經濟非均衡理論對社會主義經濟研究都有深遠的影響。與西方經濟學中非均衡理論發展演變的軌跡相似，在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中，以巴羅內和蘭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從一般均衡理論出發，主張中央計劃當局借助“試錯法”達到模擬市場的目的，形成均衡價格，以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合理配置，這種烏托邦式的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被實踐證明是行不通的。現實運行的社會主義經濟是一種偏離瓦爾拉均衡狀態的非均衡經濟，著名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Kornai）甚至認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經濟體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經濟學》和《反均衡》中，他認為短缺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正常狀態，并從這個觀念出發試圖建立以說明現實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為基本內容的微觀和宏觀經濟學，他的開創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經濟學》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對處于深刻變革之中的中國經濟和中國經濟學家的思想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

厲以寧先生是較早對非均衡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國內經濟學家，他在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尤其在汲取科爾內等現代經濟學家關于社會主義非均衡經濟運行的學說的基礎上，對中國經濟的內在本質特征進行了深入獨特的解析，指出中國經濟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出發點，也是探討經濟體制改革理論的現實起點。早在80年代初期撰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之時，厲以寧先生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總量失衡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即社會主義經濟中社會總供給和社會總需求的失衡問題，并認識到失衡或者說非均衡是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現實狀態。而社會主義經濟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種相對的動態的均衡，不是一種靜態的絕對的平衡；在此基礎上，他探討了社會經濟的動態相對平衡和社會發展戰略的動態相對平衡 。根據動態相對平衡的觀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從我國現階段以及從更長遠的時間來看，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狀況是發展中社會主義國家的現實，而且為了實現預定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目標，為了保證一定的經濟增長率，需求略大于供給的相對動態的失衡是對經濟發展較為有利和現實的狀況。 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為分析的出發點，但不以平衡為必然達到和必須達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題。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標論”的理論基礎。

80年代末期撰寫的《非均衡的中國經濟》被厲以寧先生認為是最能代表自己關于中國經濟的學術觀點的著作，在這部專門論述中國經濟運行的體制特征的著作中，他從中國目前的非均衡經濟現實著手分析，以說明資源配置失調、產業結構扭曲、制度創新的變型等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并進而合乎邏輯地提出中國經濟改革必須構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觀經濟主體的政策主張。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的提出，是厲以寧先生對于非均衡理論的重要發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論的根基所在。何謂兩類不同的經濟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論所考察的是市場不完善、價格信號不能起到自行調整供求關系的條件下的經濟運行過程，而厲以寧先生觀察中國的經濟現實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國固然存在著市場不完善以及價格信號不靈敏的經濟非均衡狀況，但是，中國非均衡經濟運行中隱藏的更為嚴重的非均衡現實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具有獨立市場決策權利的企業或者廠商。換句話說，經濟的均衡狀態固然以市場的完善和價格的靈活為前提，但是一個更為重要或更為基本的前提是微觀經濟單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厲以寧先生作出了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第一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但是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卻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有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自由選擇權，他們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第二類非均衡是指，市場不完善，價格不靈活，超額供給或超額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給約束或需求約束也都存在著，不僅如此，參加市場活動的微觀經濟單位并非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它們缺乏自由選擇投資機會和經營方式的權利，也不自行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這樣的微觀經濟單位尚未擺脫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厲以寧先生認為，發達的成熟的市場經濟所出現的非均衡屬于第一類非均衡，而在傳統的和雙軌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之下，由于企業并沒有擺脫國家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所以這種非均衡屬于第二類非均衡。而經濟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種新型的經濟運行體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有投資與經營自并相應地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獨立商品生產者，從而由第二類非均衡過渡到第一類非均衡 。

厲以寧先生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時期雙軌運行體制的最核心的本質特征上的深刻洞見，澄清了人們在經濟改革路徑選擇的優先次序上的許多模糊認識，中國在舉步維艱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眾多經濟陷阱，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的遲滯，國民經濟的非正常劇烈波動，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微弱等，都與中國經濟所處的特殊的非均衡狀態有關。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狀態，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經濟改革的首要任務是完成企業運行機制和企業產權關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場主體，而不是首先進行大規模的價格體系的調整，也就是說，中國經濟改革必須以現階段的經濟非均衡作為出發點，而不應當迷戀完善的市場體系和靈活的價格體系；從我國特殊的非均衡狀態出發所得到的有關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構想只能是，企業體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所在。正是由于中國經濟處于第二類非均衡，因此雙軌運行時期的資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賴價格調節和市場調節，而應該將數量調節和價格調節、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加以有機整合，積極發揮政府在商品市場配額調整和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秩序中的主導作用，從而使得商品市場配額均衡的實現對于經濟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類非均衡的過渡產生積極影響。可以說，兩類經濟非均衡的區分，是厲以寧先生全部經濟改革理論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優先理論和資源配置理論都是非均衡理論的合乎邏輯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新經濟體制和資源配置方式

資源配置是全部經濟學理論的最終指歸，也就是說，由于資源供給的有限性，經濟學研究的最終目的就是要解決如何有效地把經濟中有限的資源配置于各種不同的用途，以便用這些既定的資源達到最大的社會物質產品和勞務的產出。自從古典經濟學時代以來，在資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兩種不同的趨向：一種趨向認為，市場機制是能夠完善地、合理地在社會有限資源條件下配置各種資源的唯一有效的機制，因此資源配置學說無非是一種市場經濟自發進行調節的學說，其實質是相信競爭性的市場價格機制能夠導致資源配置的帕累托最優。另一種理論趨向認為，從資源配置過程和效果來看，市場機制具有相當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對社會資源的利用不善，從而造成資源閑置或者浪費，或者反映于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間的不協調。這種理論趨向強調政府調節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張政府調節應當與市場調節在不同程度上結合起來以克服市場失靈的弊端。古典學派之后的新古典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主義學派、供應學派以及理性預期學派，在資源配置的研究上，無不是這兩條理論進路的發展和演化，他們的理論分歧，實質上是對市場機制作用的估計程度的分歧，或者說對政府調節效應的判斷的分歧。厲以寧認為，盡管西方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資源配置的理論對研究我國資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是由于我國在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西方經濟學的現有理論不可能成為適用于解決我國資源配置失調的現實可行的對策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問題是尋找一種合理的資源配置方式，這種資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的含義。宏觀層次上的資源配置是指資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門、不同地區、不同生產單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種資源能夠有效地配置于最適宜的使用方面。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是指在資源配置為既定的條件下，一個生產單位、一個部門、一個地區如何組織并利用這些資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們以達到最大的符合社會需求的產出。厲以寧先生指出，這兩個不同層次的資源配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其最關鍵的區別在于，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實現的途徑不同，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可以在不轉移生產要素的前提下，通過生產技術措施或組織管理措施來實現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實現，通常要涉及生產要素的流動、產權關系規范化、固定資產的轉讓、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運用、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等問題 。通過區分較高的宏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和較低的微觀層次的資源配置，厲以寧先生認識到，與兩個層次的資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應的是兩個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較低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由此使得企業變得充滿活力，企業在經營過程中將更加關注自身的經濟效益并更好地發揮經營中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而較高層次的企業體制改革是改革企業的經濟地位，使企業由過去作為行政機構附屬物的地位轉變為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使企業的產權關系明確化，使企業成為承擔投資風險和經營風險的投資主體和利益主體。因此，經由對資源配置理論的研究，厲以寧先生順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關于經濟改革順序的基本選擇，即：要使資源配置由不合理趨向于比較合理，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必須以賦予企業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地位作為突破口，明確產權關系，實現政企分離，培育和完善市場，在此基礎上實現市場定價的格局和資源的有效配置，而價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為改革的突破口。經濟轉軌時期的資源配置合理化的這種路徑特征，是由我國經濟的非均衡性質所決定的，因此，厲以寧先生的資源配置學說的最大特色，或者說他對資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貢獻，在于他從中國的經濟非均衡的獨特狀態出發，從經濟體制變革的角度，從微觀經濟基礎和宏觀經濟調控相互協調銜接的角度來研究資源配置 。

按照厲以寧先生從資源配置角度所設想的新經濟體制的目標框架，這種體制將是一個企業具有充分活力，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和重新組合的經濟體制，企業的內部經營機制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經濟體制之下的情形，較低層次的資源配置將因企業對自身利益的關注而趨于合理；同時由于產權關系規范化和生產要素有可能在社會范圍內重新組合，資源在社會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間的合理配置亦將成為事實，于是較高層次的資源配置目標將得以實現。但是這種達到資源合理配置的新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離不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離不開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在厲以寧先生關于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結合以及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的協調方面的一個貫穿始終的基本觀點，可以歸結為一個準則，即：對于經濟運行（包括資源配置）來說，在運行目標上，宏觀目標優于微觀目標，而在運行機制上，市場調節優于政府調節。政府干預經濟的目的在于使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趨于協調，具體而言，政府調節就是在市場機制保證微觀經濟運行合理性的基礎之上，通過適度科學的政府干預去實現某些單靠市場調節所實現不了的宏觀目標。政府干預經濟的目標是要從資源配置的宏觀經濟視角來考慮資源投入的社會邊際收益，而政府干預經濟的手段或方式是盡力通過市場機制來影響微觀經濟單位的決策，通過微觀經濟單位的資源投入調整和資源轉移來達成資源配置的優化。這就是厲以寧先生著名的“二次調節論”的基本觀點。

對資源配置中政府行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為適度與優化的深入理論解析是厲以寧先生資源配置學說中頗具特色的篇章，他通過對政府調節局限性的剖析劃定了新經濟體制中政府干預的邊界。政府行為的理想化建立在這樣一種假設之上：即假定存在一個理想化的政府，它作為經濟活動的主持者，擁有調節經濟的豐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夠通過及時科學的分析對客觀存在的經濟問題和政策實行的后果進行準確的預測和周密的考慮，并能夠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況一一采取適當的對策。這種政府行為理想化的假設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種非凡的萬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厲以寧先生認為，根據非均衡理論，由于經濟中存在的大量不確定性，由于政府所獲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應的滯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從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出發，才能正確估計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預在非均衡經濟的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考慮到政府行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資源配置過程中調節行為的優化應當以限制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消極作用并促進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為原則，政府調節應當通過對市場的影響而體現出來。

四．所有制改革優先論：重構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

在中國當代經濟學家有關經濟體制改革的優先次序的論戰中，厲以寧先生是一貫強調所有制改革對于傳統體制轉軌的決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業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優先論是厲以寧先生從他的經濟非均衡論和資源配置學說中必然推致的結論，從邏輯上來看，只有徹底改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構建真正具有獨立地位的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從而使企業成為真正擁有自主經營權利并承擔經營風險的商品生產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達到資源的有效配置和經濟運行機制的真正轉軌。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派）之間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主線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思維側面和理論視角豐富和拓展了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在中國當代經濟思想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新古典經濟學將市場機制歸結為價格機制，認為市場配置經濟資源的核心是均衡價格向量的確定；而這種論點的基本前提是，經濟當事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經濟當事人的交易界區和產權界定是極其明確的，因此交易行為發生過程中的交易成本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從而資源按照市場經濟原則的配置就只取決于均衡價格。誠然，帕累托最優是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條件和理論前提是相當苛刻的，事實上，如果引入市場機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經濟生活中的當事者是分散決策的，這種分散決策不僅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應當有制度保證其決策的獨立性；（2）決策者之間必須是平等的，相互之間的決策不能發生直接的影響，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決策的行動結果事先誰也無法掌握，否則便無公平競爭可言。然而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須以產權界區明確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機制真正建立和運轉起來，必須首先創造這樣一種制度條件。在我國特有的經濟非均衡的現實條件之下，經濟當事人尤其是企業由于尚未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獨立商品生產者而使得均衡價格的形成遭遇阻礙，因此試圖以放開價格為先導從而建立一種競爭性市場機制的觀念是不切現實的。實際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業的性質》一文中就指出市場機制賴以運轉的微觀基礎是完善的企業制度，只有在企業產權制度確立、企業之間的財產權利界區明晰的基礎上，企業與市場之間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聯系才是明確的，才能夠最大限度地節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從而市場價格機制才能有效運轉。厲以寧先生從中國在經濟轉軌時期所處的第二類經濟非均衡的現實狀態出發所得出的結論同樣印證了科斯的理論 。

蘭格和哈耶克之間關于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的持久的論戰對于中國經濟改革理論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五、六十年代的經濟理論界曾經普遍接受蘭格的通過試錯法建立模擬市場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這種經濟運行模式，不同于經典作家所設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貨幣關系的產品經濟模式，也不同于蘇聯高度集權的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而是一種試圖以計劃模擬市場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一模式以取消消費者為前提，中央計劃當局只是被動地反映消費需求和生產成本的變化，制訂模擬的市場價格，并通過這種價格調節資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時代的厲以寧先生同樣認同和服膺蘭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會經濟現實迫使他重新審視和反省傳統經濟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體制缺欠，他認為，在傳統經濟體制下，由于國有企業在政府行政的強大約束之下喪失獨立自主的商品生產者地位和決策權力，由于存在嚴重的政企不分產權不明晰的體制頑疾，國有企業既不能實現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實現資源的有效率的配置。這樣，厲以寧先生由對蘭格模式的推崇轉而對蘭格模式的質疑和批判，并從自己的理論框架出發，確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須從企業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環節，在沒有進行企業改革從而企業尚未成為獨立的商品生產者的條件下，在改革并不觸及計劃經濟體制的產權基礎和產權結構的前提下，中國真正的競爭性的市場經濟體制就不可能穩固建立并有效運轉起來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個性的語言表述了他對于經濟體制改革路徑選擇的基本觀點：“經濟改革的失敗可能是由于價格改革的失敗，但經濟改革的成功卻并不取決于價格改革，而取決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業體制的改革” 。這句在理論界被廣為傳播的名言集中體現了厲以寧先生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觀點，可以說，所有制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最為核心也是最為艱難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線論由于觸及最為敏感的產權問題的“”而在實踐過程中倍受磨難，厲以寧先生在強大的壓力面前始終以一個誠實謹嚴的學者的姿態闡揚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論，充分表現了一個經濟學家巨大的理論勇氣和科學精神。

以厲以寧先生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業改革主線派）和以吳敬璉先生為代表的協調改革派（價格改革主線派）的論爭的焦點在于對市場機制的理解的差異。在厲以寧先生看來，市場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能夠適應市場經濟的市場主體的存在，在獨立的產權明晰的商品生產者缺位的情況下，以價格為調節資源配置基本信號的市場機制就不會真正起到引導資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業的靈敏反應為前提的政府宏觀調控也不會達到預期的目標，只有通過所有制改革徹底改造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一個有效率的市場機制才會最終建立并正常運行。在吳敬璉先生看來，市場經濟是一個有機體系，這個有機體系由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競爭性的市場體系、主要通過市場進行調節的宏觀管理體系三個要素組成，三者相互制約缺一不可，但是競爭性的市場機制是以完善的價格機制為基礎的，在價格改革大大滯后、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尚未建立起來的條件下，協調改革派更強調價格改革在構建市場經濟體系中的作用，認為只有理順價格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環境，才有可能進一步推進所有制改革從而構建整個市場體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協調改革派之間的長期論爭，從不同的視角為中國經濟改革總體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寶貴的思想資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義的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恰是選擇了一條中庸的路線，在重塑充滿活力的市場主體、構建競爭性的市場機制和完善政府宏觀調控體系三個方向上同時展開全面推進。實際上，價格改革主線論和企業改革主線論只是分別強調了市場機制的兩個不同側面，前者強調經濟運行機制和宏觀環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則強調經濟運行主體和微觀基礎方面的改革，而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這兩方面的改革都是極為必要的：沒有獨立的產權明晰的企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競爭性的市場，同樣，企業也無非是市場關系的總和，沒有競爭性的市場也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企業。經濟體制改革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系統論的觀點來看，無論是企業改革先行還是價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實際的，只有將經濟體制改革的諸方面協調推進配套進行，注重多種路徑選擇和目標取向的折中和諧，才能夠實現經濟體制的真正轉軌。

五．體制、目標、人：經濟學研究的挑戰與創新

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學往往被視為一種具有嚴格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性質的社會科學，因而在大多數經濟學家看來，經濟學應該處于一種完全超脫的摒棄“價值判斷”的“道德中立”狀態。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價值判斷”，即是指研究者“宣稱他接受從某些倫理原則、文化觀念或哲學觀點中所推演出來的實際價值判斷”，而“道德中立”，是指兩種極端的狀態，或是認為“應把純粹從邏輯上可推演的斷定和經驗事實斷定與實際的倫理價值判斷或哲學價值判斷區分開來”，或是“主張即使不能用某種邏輯上的完整方法作出這種區分，但還是有希望把對價值判斷的斷定堅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個經濟學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區分經驗事實的陳述和價值判斷是如何艱難。這就產生了一個令所有學者都感到尷尬的悖論：一方面：“科學經濟學”的鼓吹者們總是頑固地維護經濟學本身的純潔性和道德中立姿態，認為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學意義的在邏輯上和事實上正確的結果”；另一方面，所有經濟學賴以存在的理論預設卻又與“經濟科學不能把主觀性評價作為其分析的主題”這種貌似公允的判斷相左。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經濟學非但不能摒棄和回避價值判斷，不能完全擺脫或忽視價值觀念在經濟學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為一門社會設計和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應該將規范研究和實證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對客觀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與對人的行為的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將現實社會經濟狀態與經濟學家經由自我的價值判斷而形成的對理想社會的科學設計結合起來，將經濟學的科學目標和道義目標結合起來。作為社會啟蒙的科學，經濟學的最終目標是要通過科學研究告知人們對經濟行為和經濟事實的肯定與否定的客觀標準，從這個意義而言，經濟學不是超越階級的純粹抽象的數理科學和邏輯哲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經濟學將告訴人們，如何進行經濟建設，如何制定發展目標并且把目標實現的可能變為現實，如何促進國民經濟的協調，以及如何把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財富用于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經濟學的社會啟蒙作用和社會設計作用在實質上是統一的。經濟學作為社會設計的科學，如果不能在明確經濟中的是非的前提下進行設計，不能對一種社會設計的經濟運行后果作出恰當的科學的價值判斷和是非辨別，那么經濟學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發展目標實現的作用，其社會設計功能的道義上和科學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樣，盡管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啟蒙的科學能夠告訴人們如何評價一個目標和經濟政策，但是如果不發揮經濟學作為一種社會設計的科學應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標可能變為現實，那么即使是構想科學并且符合道義標準的目標，它也不會自動實現。厲以寧先生將經濟學的本質界定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強調價值判斷和規范研究在經濟學中的作用，但是這并不表明他不重視實證研究在經濟學中的地位，相反，他認為實證研究所獲致的成果將會豐富規范研究的內容，使得經濟學中有關社會評價、政策探討的判斷建立在更有實證根據、更有說服力的基礎之上 。

新技術革命在最近幾十年的突飛猛進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這不但是經濟學研究方法上的創新的挑戰，而且更是經濟學研究的根本內容上的創新的挑戰。以新技術革命為出發點，作為社會啟蒙和社會設計的科學的經濟學，就必然將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學技術對人類經濟行為和社會經濟運行方式所產生的深刻影響方面，這種影響在三個主題上同時展開：就“體制”而言，什么樣的經濟體制能夠有效地配置資源以促進和適應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的新發展又對經濟體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標”的研究為例，考慮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在發展目標方面應當如何把經濟上的要求與社會上的要求聯結在一起？微觀經濟單位和宏觀調控主體在制定目標時，應該如何趨于現實化和合理化以適應科學技術發展的形勢？從“人”研究層面來說，在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方式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人類福利的含義和度量標準發生何種變化？如何使得科學技術的發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總體福利的增進而不會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犧牲品？由此，厲以寧先生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在新的時代面前回應挑戰，就必須在三個層次上進行全新的探討：第一個層次是對現行經濟體制以及該種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經濟運行的研究，第二個層次是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研究，第三個層次是對人的研究，也就是對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個層次的經濟學研究在邏輯上有相互關聯和相互滲透的關系，但是其內容各有側重：經濟體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種比較經濟體制研究，即在現存的世界各國的經濟運行體制中，從集權體制和分權體制各自的優劣比較出發，尋找一種既能夠實現較高的經濟效率又能夠有利于宏觀經濟調控的經濟體制，即探求一種將微觀經濟的管理與宏觀經濟的管理有機結合的經濟運行機制；發展目標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理論預設，在摒棄最優經濟原則的前提下，將現實原則而不是理想原則作為制定經濟政策的指導原則，在微觀經濟和宏觀經濟決策中使得目標的確立走向現實化、多元化、綜合化，追求多種發展目標之間的均衡和諧的實現方式；對“人”的研究建立在經濟學的終極人文關懷的觀念之上，在這種觀念中，對人的研究被置于經濟學研究的最高層次，對經濟體制和發展目標的研究都是為了人的總體福利的增進和人的全面發展，在經濟學研究的這個層次上，經濟學的視角與倫理學的視角往往產生相互的交叉與認同。

厲以寧先生將“體制、目標、人”作為經濟研究的三個層次，而他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正是從這三個層次的研究的角度出發去構建的，他的較早期著作《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反映了他試圖以自己獨特的理論框架來對傳統經濟理論進行重新闡述的積極而有意識的努力，即使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我們仍可以明顯覺察這本著作在體系創新方面的開創性貢獻。在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重點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而經濟運行總是在一定的經濟體制條件下實現的，因此，必須將一定的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研究的前提。在厲以寧先生的設想中，理想的目標經濟體制應該包含以下特征：（1）這是一個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礎之上的、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的、以市場經濟為基本框架的經濟體制；（2）這是一個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真正獨立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從而擁有獨立法人的經濟體制；（3）這是一個在資源配置中以市場為主要調節方式的、市場調節和國家宏觀調控有機結合的經濟體制；（4）這是一個有著基本合理的靈活的價格體系從而價格能夠比較靈敏地反映社會勞動生產率和市場供求關系變化的經濟體制；（5）這是一個依據按要素分配和按勞動分配相結合的原則促使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經濟體制；（6）這是一個基于政府行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為趨于合理化從而在政府的宏觀調控和戰略指導與微觀經濟主體的自主行為之間尋求協調平衡的經濟體制 。在這樣的經濟體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從國民經濟運行、企業經濟活動、個人經濟行為三個層次分別考察，探討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和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徑。在發展目標的研究中，兩個最為關鍵的問題是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給定的經濟體制之下研究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兩大社會經濟目標。由給定經濟體制條件下社會主義經濟運行的實證分析轉入有關資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確定的規范分析，反映了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探討的深化。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一個包含社會發展目標和經濟發展目標的綜合體系，這種目標體系的動態相對平衡性要求在制定發展戰略的時候注重多種目標的統一協進，并考慮到在目標的變動中社會承受能力的強度。在對“人”的研究中，厲以寧先生始終以一個關注民生的經濟學家的姿態，主張“對人的關心和培養是社會主義的生產目的”，認為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中，人應該成為全面發展的人，他們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潛在能力，不斷深化自身歷史使命的認識，社會生產發展的最終目標與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達到統一。以這種人文關懷的理念為出發點，厲以寧先生對平等與效率問題、社會福利的基本含義問題、人的地位的社會評價標準問題、社會主義民主問題等進行了廣泛深刻的探討 。

六．經濟轉型和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的中國版本

發展經濟學作為經濟學領域一門新興的學科，在最近幾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學術界公認的成果。但是發生在中國的廣泛而深刻的制度變遷卻給發展經濟學提出了嶄新的挑戰，這種挑戰不是對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對發展經濟學基本研究對象所提出的挑戰：中國制度變遷中面臨的轉型和發展的雙重使命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題。所謂轉型，是指中國的經濟體制要從初始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逐漸過渡到與國際主流社會相一致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所謂發展，是指中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要從不發達的狀態逐步走向繁榮富強的發達狀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這種轉型發展的雙重背景之下，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許多命題諸如資本形成、人力資本培育、市場化、企業家成長等，都與傳統發展經濟學有著不同的內涵。由于傳統的僵化的經濟運行機制和長期積淀的傳統社會結構的合力影響，強化了中國轉型發展的特有的路徑依賴特征，逼使許多經濟學家在正統發展經濟學的教條之外尋求中國獨特的轉型發展之路。厲以寧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講演中，一直關注于轉型發展問題的研究，堅持“在轉型中發展，在發展中轉型”的基本觀點：所謂在轉型中發展，就是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創造經濟發展的條件，而在這種體制變遷中，最為核心最為關鍵最為艱巨的使命是重新構造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場主體；所謂在發展中轉型，是指通過經濟發展增加社會對劇烈的體制轉軌的承受力，增加整個社會力量對改革事業的支持和理解，從而更加深入地推進以市場化為根本指歸的經濟體制變革 。針對中國在轉型發展初期所面臨的特殊社會經濟背景，厲以寧先生提出了中國轉型發展的三個基本命題：以構造市場經濟微觀基礎的產權改革相比于價格改革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的失業問題相比于通貨膨脹問題應居于優先的地位；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增長分析相比于貨幣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這三個命題之外，厲以寧先生還對與轉型發展密切相關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和觀念更新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對關系中國轉型發展的重大課題諸如區域經濟發展和反貧困、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關于第一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以產權改革為中心的改革既是實質性的，又是漸進性的，“實質性”意味著產權改革將徹底改造深受傳統體制束縛的微觀經濟主體，從而實現中國真正的市場化改革，而“漸進性”意味著中國產權改革的路徑選擇將擯棄激進論者的路線而采取較為謹慎的推進戰略，以最小的社會震蕩成本換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厲以寧先生在產權改革上的這種立場，一方面將自己與以維護中國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為依據而對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態的保守人士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與那些主張效仿蘇聯東歐的經濟轉軌模式從而對中國實施大規模徹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進人士劃清了界限。以股份制為新企業體制的目標模式促進中國盡快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以股份制改造為突破口完善和促進中國企業的管理模式變革和體制創新，是厲以寧先生產權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張，經過十幾年的改革實踐的檢驗和學術界的長期論爭，股份制已經成為我國企業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 。關于第二個命題，厲以寧先生歷來主張“就業優先兼顧物價基本穩定”的經濟發展戰略，在政府宏觀政策目標體系中將就業目標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強調，認為惟有將就業置于突出地位即把發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強綜合國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準，使社會得以穩定協調發展，除非是在物價急劇上漲而引起社會強烈動蕩的特殊情形之下。而產權改革和就業優先這兩個政策主張在邏輯上是相輔相成的：產權改革的順利進展帶來的企業發展將為就業問題的解決提供寬松的環境，而就業目標的優先策略帶來的良好就業態勢又可以減少產權改革引發的社會震蕩，降低產權改革的社會成本。關于第三個命題，厲以寧先生認為，盡管貨幣流量分析是現代宏觀經濟分析中常用的說明經濟增長與波動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國在經濟轉型發展時期經濟分析對象的特殊性，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具有較大的局限性，而經濟增長分析比較適宜于研究轉型發展中的中國經濟。中國不但是一個處于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階段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一個處于非均衡狀態的發展中國家，在這種特殊的轉型發展背景之下，體制的非單一性、市場的不完善、非經濟因素對經濟運行的有力干擾、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狀態長期存在、隱蔽失業和隱蔽通貨膨脹的公開化等，都使得傳統的貨幣流量分析方法無法對困擾中國轉型發展的諸多問題進行有說服力的準確的闡明，而更為嚴重的是，應用貨幣流量分析對中國轉型發展的扭曲解釋會使我們的戰略決策受到相當的誤導，影響中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戰略的制定。具體而言，貨幣流量分析無法說明通貨膨脹、失業和經濟中的短線部門“瓶頸”制約背后真正的體制與結構根源，而由這種分析方法所導致的將治理通貨膨脹置于首位的經濟政策選擇會嚴重忽視就業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意義，同時貨幣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長戰略在處于特殊轉型發展時期的中國是缺乏現實意義的。

七．經濟學的倫理視角：經濟運行和道德調節

道德問題并非經濟學研究的核心命題，經濟學的核心命題是資源配置和效率增進。然而經濟學并不是不涉及道德問題，相反，在對經濟學的許多命題的最終解答中，價值判斷和道德判斷似乎總是難以回避的。但是經濟學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給定的道德規范和價值體系下進行分析，它把人們的“偏好”、“價值觀”、“生活目標”、“社會公德”等等當作外生的經濟學體系之外決定的變量來看待，當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條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種給定的道德準則、社會規范范圍內，進行經濟學分析，告訴人們如何行為、如何選擇、如何決策、如何配置資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自己的目標，增進自己的幸福 。經濟學和道德哲學的這種學術分野并未成為經濟學家關注道德問題的阻礙，事實上，每一個嚴肅的有著人文關懷的經濟學家必然懷有道德憂患意識，在20世紀末中國學術界有關道德問題的饒有興趣的論爭中，許多經濟學家以其精彩的論述和獨特的理論視角引起倫理學家們極大的關注。經濟學家“不務正業”介入道德研究領域，在世紀末的中國似乎具有某種象征含義：在中國由傳統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變遷的進程中，經濟學家對倫理道德問題的普遍的強烈的關注不僅反映出學者的強烈的道德憂患意識和社會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個社會在制度轉型期面臨道德規范的混亂與道德意識的迷茫時對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喚與強烈渴求 。

厲以寧先生是國內經濟學界較早關注道德倫理問題的學者之一，從他許多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試圖從倫理學的視角對經濟學的諸多范疇進行規范分析的努力 ，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其理論進路與倫理學家的相異之處在于，他并不將眼光貫注于有關道德的是非判斷與善惡評價，而是將道德置于整個經濟運行體制中去考量，探討道德在經濟發展和經濟轉型中對經濟運行的調節作用。在厲以寧先生看來，由于存在著市場缺陷和政府失靈的情形，因而單純依賴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就不能達到預期的經濟運行目標，而市場調節和政府調節所遺漏的空白，應該由習慣和道德調節來填充和彌補，在交易活動中如此，在非交易領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厲以寧先生提出，道德調節和習慣調節是超越市場和超越政府的一種調節，它的社會整合和經濟調節功能介于作為“無形之手”的市場調節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調節之間，作為第三種調節起作用，共同維系和引導著整個經濟的和諧有效的運轉 。習慣和道德調節的力量來自于經濟中的行為主體內部，即來自每一個行為者自身，它表現為各個行為者按照自己的認同所形成的文化傳統、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則來影響社會生活，使資源使用效率發生變化，使資源配置格局發生變化。因此，習慣和道德調節的約束力和有效性取決于社會成員對群體的價值觀念和傳統信仰的認同程度的高低，取決于社會成員建立在共同價值譜系基礎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換言之，道德作為維系社會運行的一種手段，是通過各個行為主體自身的道德約束和相互之間的道德約束從而形成一種滲透于社會生活的道德風尚，它使得經濟行為主體對他人的行為和社會前景形成穩定的預期，以此為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提供一種道德坐標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為我們探討經濟學中的一些規范問題諸如效率與公平等提供了新鮮而有說服力的視角。厲以寧先生認為，效率具有雙重基礎，即效率的物質技術基礎和效率的道德基礎，單純用物質技術因素來闡釋效率是不夠的，事實上，物質技術因素只能產生常規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夠真正挖掘效率增長的潛力從而產生非常規效率，從這個意義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這個結論已經被經濟史中無數例證以及管理學的現論所證實。道德視角的引入同樣可以加深我們對于公平的標準的理解。從收入的絕對或相對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個客觀統一的尺度，類似的，用機會平等來測度公平同樣會遺漏下許多難以解釋的空白點。厲以寧先生認為，公平以對群體的認同為基礎，在一個群體內部，成員對群體的認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強，當社會中的成員從其處于超利益的考慮而參與的群體中普遍感到一種受到尊重和和諧的氛圍，其公平感就會增進社會的協調的效率的提高。

厲以寧先生強調道德力量在經濟運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個“道德烏托邦主義者”或“道德萬能論者”。第一，他一直強調道德激勵與利益動機的相容性。社會成員的道德的自我激勵使他們激發起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標的實現而努力的熱情，自愿地在個人利益和公共目標沖突時將公共目標的實現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但是，社會群體對于個人正當利益動機的尊重是社會成員實現自我道德激勵的必要前提，而社會成員的持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的發揮既來自自我的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也來自自我的正當的利益動機。第二，他始終重視現代社會運行中法律的作用。從制度經濟學角度來看，習俗或道德傳統屬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屬于正式制度，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習俗和道德文化傳統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與政府的法律規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確立著社會成員的行為準則。習慣和道德調節在社會經濟運行中起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協調功能，但是，習慣和道德調節必須以法律的規定作為邊界，不能違背現行的法律規范。第三，他關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張建立一套嚴密的篩選機制、保障與激勵機制、約束與監督機制，以此規范政府的行為。政府是一種通過自己的立法行為為社會經濟運行提供強制性秩序的組織，政府的成員需要有道德激勵和道德約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調節行為必須建立在符合法律規范的基礎上，需要建立一種由公眾實施的監督和約束機制，促進政府行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濫用權力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的破壞。

處在制度轉軌關頭的中國既需要經歷經濟體制變遷的洗禮，又必然經受倫理道德體系和文化傳統更新的陣痛，對于一個具有長期集中計劃經濟傳統并擁有豐厚的歷史道德資源的國家來說，這種經濟體制與道德傳統的雙重變遷的使命注定是意義深遠而步履艱辛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時又具有長期性和漸進性。

八．結束語

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那就是，我們有幸生活在一個中國偉大變遷的時代，我們目睹這個曾經飽受患難的國家重新以一種難以置信的勇氣和信心，向著民族復興的夢想靠近。而尤其令我們感到榮幸的是，作為經濟學的研究者，中國在當代經濟發展中所經歷的巨大變遷為我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無可比擬的豐富而生動的素材，這是時代賜予經濟學者的寶貴的際遇。而經濟學界諸多學派之間嚴肅的探討、論戰和爭鳴，不但促進了經濟學科的繁榮，也為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可供借鑒的理論視角。厲以寧先生是同時代這些優秀的經濟學家當中的一個，假若以對中國經濟學術界和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影響力作為衡量標準，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獨特的理論進路、勇毅的創新精神、堅實敏銳的現實感和嚴密宏大的理論體系，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貢獻了豐富的思想資源，確立了自己在當代中國經濟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學家，他以深遠的憂患意識對國家命運和民生的關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著一種強烈的人文精神，充滿終極關懷的意味。當然，如同所有深受傳統經濟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知識結構影響的經濟學家一樣，厲以寧先生的理論體系和論證范式不可避免地帶有時代所遺留的深刻的印記，對此，厲以寧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價。“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學的繁榮昌明有賴于中國經濟學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參考文獻：

1．《超越市場與超越政府：論道德力量在經濟中的作用》，厲以寧著，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

2.《股份制與現代市場經濟》 厲以寧著，江蘇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國經濟》，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1991

4.《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厲以寧著，經濟日報出版社，北京，1991

5.《關于經濟問題的通信》，厲以寧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經濟漫談錄》，厲以寧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8

7.《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厲以寧著，人民日報出版社 1987

8.《經濟·文化與發展》，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6

9.《經濟學的倫理問題》，厲以寧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

10.《厲以寧九十年代文選》，厲以寧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11.《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厲以寧著，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12.《體制·目標·人 ：經濟學面臨的挑戰》，厲以寧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國經濟改革的思路》，厲以寧著，中國展望出版社，1989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3篇

當前，全世界進入了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信息時代，進入了全球經濟的新時代，城市作為社會主體，它的地位、作用和空間形態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今天，城市和區域的關系更加緊密，城市在區域中的中心地位更加突出，城市的區域作用范圍更加擴大，城市之間的互動互存關系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加密切。可以說，今天，世界上任何城市的發展都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地與地區、國家乃至世界的發展聯系在一起；和上下左右、內外、近遠的城市進行著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因此研究城市與區域、研究城鎮體系，推動城鎮之間的有機協調與共同發展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一、城鎮體系與城鎮體系規劃

城鎮體系是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以中心城市為核心，由一系列不同規模、不同職能、相互聯系的城鎮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它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種現象，城鎮體系研究是認識區域城鎮發展特點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區域城鎮體系是與其社會經濟發展背景相適應的。

城鎮體系規劃是政府行為，是國家或一定區域政府引導和協調區域城鎮合理發展與布局規劃；考慮到城鄉發展的連續性，稱為區域城鄉空間發展與布局規劃將更為準確。

就政府行為而方，區域規劃的本質特征是多個發展上相互影響密切的行政單元通過制定共同的協調發展目標、發展政策和發展公約，實現協調發展的過程。

從組織形式上講，這種協調可以是由上而下的，也可以是由下而上的，但本質特征都是協調的。

由于體制的影響長期以來中央政府的投資成為區域開發資本的主要不源，因此規劃比較注重如何計劃所確定的建設項目。對發展所包涵的其它更廣泛的內容研究不充分，對協調的重要性認識不足。

二、不同時期城鎮體系規劃的特點

城鎮體系研究和城鎮體系規劃興起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局限于當時的體制和經濟發展理論和方法，城鎮體系規劃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國家的資本得到均衡配置。因此，城鎮體系規劃的著眼點就在于確定城市的性質和規模。所謂性質就是可以配置何種產業和間門，所謂規模就是可以發展到多大的規模。隨闃中國的經濟的對外開放，經濟體制得到不斷地改革與發展，中國的城鎮體系研究和城鎮體系規劃也在不斷的發展和變化之中。

1.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為落實國家和地方政府重點建設項目為主要目的；

2.進入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改革開發力度的加大，市場機制對經濟和社會發展作用越來越明顯，城鎮的發展方向出現了多元化的趨勢，城鎮體系規劃逐漸與城市總體規劃結合，成為研究和確定城市性質的重要手段和依據；但當時，規劃還帶有限制資源、資本“計劃外”流動的企圖；

3.90年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市場經濟體制逐步確立，醬多元化傾向促使人們正確地認識城鎮與區域發展的客觀聯系和城鎮發展建設的客觀條件，城鎮體系規劃開始重視城鎮發展條件評價，開始研究城鎮發展多重機會。

但是，十多年來城鎮體系規劃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忽視了對區域整體發展效益與利益的研究。這是由計劃經濟體制和在這種體制的長期作用下形成的發展觀念所決定的。

三、當前開展城鎮體系規劃要注意的問題

1.要適應轉變政府職能的需要

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中心職能就是強化宏觀調控，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發展環境。城鎮體系規劃要為政府引導區域城鎮發展提供宏觀調控的依據和手段，它的主要任務是：

（1）規劃要以區域為整體，著重研究發何完善區域經濟發展環境，確定區域城鎮發展戰略。要把確定引導城鎮體系完善與發展的各項政策和措施作為規劃的重點和核心內容。

（2）要在維護公平競爭的前提下，對區域開發活動的空間布局和時序進行引導，協調和控制對區域整體發展不利的開發活動。通過合理、妥善的組織，實現區域基礎設施享，降低區域開發成本。

（3）要適應改革投資體制4需要，引導投資活動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促進國家對重大基礎設施的投資體制的需要，引導投資活動符合國家產業政策，促進國家對重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取得更大的經濟和社會效益，并保障社會公益性項目的建設，促進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

2.建立整體規劃的觀念，不能就體系論體系

（1）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國家投資是區域開發的最基本投資不源。計劃部門通過“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按行業和部門分配建設投資。由于這樣的計劃和投資體制，形成了部門發展和地區發展之間的矛盾（即所謂“條塊分割”），導致產業發展與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同樣的原因，區域規劃也是按部門進行的。部門規劃不可避免的要強調部門利益，而區域發展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一旦被部門利益所替代，可持續發展就無人談起。

（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比較，有一個根本性的變化，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這為協調部門利益奠定了基礎。但是，還必須強調樹立“整體規劃”的概念，開展以區域整體發展為主體的區域規劃，并建立必要的機制，保障區域可持續發展。

（3）城鎮體系規劃是以城鎮（居民點）為主體的綜合性區域規劃，要全方位地研究影響城市化的各項因素。城鎮體系規劃以城鎮體系的等級規模結構、職能結構和空間結構現狀及發展趨勢分析為基礎，但絕不僅僅是規劃城鎮體系。要加強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城市化和城鎮發展機制的研究。

（4）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中，最重要的轉變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勞動力、資本和土地）受市場的支配而自由流動。因此，規劃要加強對生產要素流動規劃律，以及各項要素對城市化與城市發展作用關系的分析和研究。

（5）制訂綜合性的規劃，必須具備全局觀念；實施綜合性的規劃，必須借助各部門的力量。

3.注重強化協調的手段和措施

資本多元化導致利益主體的多元化。規劃不僅要維護投資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要維護公眾利益、區域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因此，必須要強調協調。

區域規劃的本質特點是超越行政區劃，把多個行政單元、多個利益主體協調在一起，謀求整體發展，協調發展是它的核心任務。

·協調的目的：發揮城市的中心作用帶動區域發展。

·協調的重點：區域與城市發展的協調和城市與城市發展的協調。

·協調的內容：包括對開發內容的協調、空間的協調和開發時續的協調。

不同的地域層次、不同的功能空間協調的問題手段不同。要以區域發展差異分析的為基礎，把握協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時，還要注重對實施機制和調控手段的研究，不僅要研究如何高效地安排建設，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有效地實施控制。

要把區域城鎮發展布局與區域土域土地利用緊密地結合起來，不僅要對開發活動在空間和時間上作出合理的安排，而且要從維護域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目的出發，綜合考慮長遠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需要，在空間和時間上對不合理的開發活動進行限制。要把對區域土地開發利用活動的控制，作為間接調調控區域開發和產業布局的重要手段，從而使城鎮體系規劃具有可操作性。

4.要加強區域城鎮發展條件分析和綜合評價

進行區域城鎮發展條件分析和綜合評價的目的是，明確區域發展的有利條件和制約因素，發現問題，提出對策既不能局限于行政區域，更不能應區域論區域。

5.要提高規劃的弱性和可依據性

要開展多目標、多方案研究。這里所說的多方案，是指與區域發展戰略研究相結合的多重發展目標引導下的多方案。這些方案應并行地納入規劃成成果，以利于政府實施對區域發展與建設的動態管理。

6.要特別重視城市規劃下策研究，建立健全區域規劃的實施管理機制

區域規劃要針對政府權力有限性的特點，把握住各級規劃要解決的根本問題。規劃不僅要研究規劃方案，而且要研究調控的標準和政策。規劃的成果也要趨向系統化，既有規定性的，也有指導性的；既有約束公眾的，也有約束政府部門的。

實施區域規劃，必須有相應的協調和仲裁機構，必須有相應的行政機制和法律依據。也就是說，不僅要使編制跨行政區域的規劃成為可能，更重要的是要使實施規劃得到保障。

7.充分重視科學技術進步，特別是交通、信息傳播技術以及能源開發技術的發展，對城市產業結構、居民生活方式、城市布局和區域城鎮空間結構的影響。

結語：隨著中國經劉發展的國際化，中國城鎮體系必然要與世界城鎮體系接軌，因此要濟生對世界城鎮體系特點與發展趨勢的研究，要建立有利于促進我國對外開放和參與國際經濟循環的城鎮的體系。

參考書目：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4篇

關鍵詞：雙軌制 轉軌與轉型 并軌

改革開始，是為了擺脫“窮社會主義”的困擾，打破計劃體制下產業結構扭曲、資源配置效率低落、企業缺乏競爭、勞動激勵不足與官僚尋租等癥結，以結束短缺經濟、解決溫飽問題開始。后來理論上也在傳統的指導思想中不斷突破，如“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最終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整個改革發展過程中，實質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上嫁接市場經濟體制，要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和轉型的過程。

本文中所說的并軌是指現在既有計劃又有市場成分的“雙軌制”向完全的市場經濟體制并軌；轉型是指政府公共權力向適應市場經濟方向的過渡，最終建立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配合的政治體制。

一、價格雙軌制

由于原有單一的計劃經濟體制突現出嚴重的弊端，因而迫切需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而且長期以來，中國生產資料實行單一的計劃價格形式，許多生產資料價格嚴重低于價值，改革這種不合理的價格體系和管理制度勢在必行。原來改革過程的方向設計是：除極少數重要生產資料外，絕大多數生產資料價格放開，實行市場調節。但考慮到如果一步到位，擔心全面實行（價格）完全市場化會引起過大的震蕩，各方面難以承受，因此就存在計劃和市場兩套機制并行，同時實行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兩種運行機制，這就是在1985年中國正式形成的價格雙軌制。主要是包括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緊缺商品價格的雙軌制，即同一城市、同種商品同時存在計劃內、計劃外兩種價格的狀態，國家計劃任務內的實行國家牌價，超計劃生產部分和按國家規定的比例允許企業自銷部分實行市場價格，這是經濟體制轉換時期新舊體制并存的反映。另外包括利率雙軌制、匯率雙軌制和其它廣義價格的雙軌制，這都是從過去單一的計劃價格轉向未來的有控制的市場價格的過渡措施。

同一商品中國家統一定價和市場調節價并存的價格管理制度，其利弊都很明顯。其有利方面表現在：1、能刺激生產資料生產企業的積極性，增強企業活力。2、促使生產資料使用企業節約能源和原材料消耗。3、搞活生產資料流通，使鄉鎮企業、集體企業及一部分國營企業能通過非計劃渠道取得全部或部分急需的生產資料。其弊端表現在：1計劃外沖擊了計劃內，計劃合同任務難以兌現。主要表現為企業將部分計劃內產品在計劃外銷售獲取利益。2、在存在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及部分計劃價格嚴重低于市場價格的商品的情況下放開生產資料價格，沒有國家的強制定價，會引起價格猛漲。3、引起市場秩序混亂，流通環節大增如“全民經商”，滋長投機倒把和腐敗現象。因為存在兩種價格，并有相當大的價格差，造成可以計劃調撥商品的部門和個人有尋租機會或成為尋租對象，也就是所說的“官倒”。因此要去弊存利，必須創造條件使兩種價格水平接近，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價格單軌制。

眾所周知，“舊雙軌制”（價格雙軌制）從孕育、出臺到淡出，給我們的記憶帶來了不幸，那些屬于先富起來的部分人，或多或少地、合法非法地都拜“雙軌制”之賜，少部分官員也從“舊雙軌制”中尋找到了腐敗的溫床（鐘偉，2004）。據當年胡和立一份非常有震撼力的研究報告顯示①，僅僅在1988年，我國控制商品的價差總額在1500億元以上，銀行貸款的利差總額在1138.81億元以上，進口所用牌價外匯的匯差總額在930.43億元以上，這三項合計的價格雙軌制差價就在3569億元以上，約占當年國民收入的30%！這也是出現的是在上一世紀末的“權力腐敗”（如“官倒”）問題，引發在“自由派”知識分子與“新左派”知識分子之間的論戰，在民間也出現強大的反對聲音的原因，并引發政治風波。雖然使改革的走向出現了“向左轉”的勢頭，但最終使價格雙軌制基本實現并軌，“官倒”現象失去了大部分尋租的“價差”。

但無可否認的是，隨著“舊雙軌制”的淡出，除了能保持國有企業占主體成份外，還培育了大量的非國有企業，也使絕大部分一般商品和服務的價格已經市場化了，各種商品和得到極大的豐富，使我們告別了商品短缺的時代。

二、“新雙軌制”

“舊雙軌制”已經另我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但我們還算是幸運地收獲了比代價更為繁華的“果實”。而“新雙軌制”的出現，是在“舊雙軌制”的衰亡中不斷滋生形成，被經濟不斷快速發展所掩蓋。隨著貧富分化的進一步加劇，改革得益群體與弱勢群體悲涼命運的巨大反差的加深，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激烈爭論中而被人們所揭示和認識，但實際上部分是在舊雙軌制中的延續，雙歸制并沒有真正消失。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土地、資金、勞動力等市場要素變得越來越重要，但由于大部分的一般性消費商品和服務均已經市場化，而對于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仍未真正市場化，市場發展則相當滯后，其價格受到嚴重的人為扭曲。使公共權力和有公共權力背景者可以在已經市場化了的商品和服務價格體系和遠未市場化的資金、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體系之間獲取巨額租金。主要表現有：

1、資金價格管制和資金配置失衡。如扭曲利率市場價格，利率不能市場化，存貸款利率受行政管制，以低于正常使用價格的資金通過銀行再流向貸款量最多的國有企業及其它有相關背景的企業（如自有資金不足需大量支持房地產企業等），使存款人的利益受損；

2、用地制度扭曲的市場化和征地制度明顯的權力尋租化。如一系列法律法規及政策所設計的“征地、補償、批租”制度，為政府及有其背景者濫用“公眾利益”之名而損害農民利益在法理上大開方便之門，對農村集體土地的低價“征用”后高價轉讓和國有土地劃撥后獲取巨大收益；

3、勞動力價格的惡性競爭和資方利益的難以撼動。如工人工資特別是農民工的工資長期低下，近十年無實質增長，而且工作環境惡劣、勞動保護欠缺，災難事故不斷發生，更有長期對“農民工”甚至是全體農村居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欠帳；

4、國有企業壟斷定價和無序轉讓問題。通訊、能源、電力和交通等類型國有企業通過行政壟斷價格在民眾中取得收益，如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從1998年到2003年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4951.2億元，增長了22.2倍，2004年1-11月實現利潤6970億元②，那么在六年時間利潤就增加了超過33倍，這在全世界是絕無僅有的。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8%，其中6家是國家壟斷的石油石化和電信行業③。這種利潤的來源是高度集中的壟斷，也可以說是對企業所有者實行壟斷價格而來的，因為這些企業是“全民所有”，但其產品及服務大部分來源于“企業所有者”的中國公民的消費，出現企業所有者的企業“剝削”企業所有者的現象。另外，就是在“國退民進”過程中對國有企業的轉讓無序，權力與資本在缺乏大眾參與下實施的國有企業改革，造成一定意義和數量上國有資產流失，并形成既得利益階層和弱勢階層。

據統計，新雙軌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直接損失每年至少在11500億元[鐘偉，2004]。而胡鞍鋼通過論證計算，從1994年-1998年，由于雙軌制下存在的腐敗損失，包括各類稅收流失性腐敗損失、大規模的非法經濟導致“黑色收入”、腐敗造成大量公共投資和公共支出流失、行業壟斷造成大量的租金損失，僅僅以上四種主要類型的腐敗所造成的經濟損失和消費水平福利損失平均每年在9875億元-12570億元之間④。

“新雙軌制”的延續滋生及其帶來的巨大代價，是人們開始所料不及的，更形成了多年來“中央靠金融，地方靠土地，非公經濟靠勞動力”這種形式的“掠奪經濟”，也是錢穎一教授所說的“壞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4）。錢穎一教授指出：我們發現壞的市場經濟共同的特點是對兩種掠奪約束不夠，第一對私人掠奪約束不夠，也就是說政府該做的事情它沒有做。第二，對政府包括通過政府權力的掠奪，往往是政府的原因，也就是說它做了很多不該做的事情，政府的權力大，必然會導致這類情況出現。

經過二十多年多年的改革，最終使原來的價格雙軌基本實現合并，卻又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延續和滋生新的雙軌制。雖然中國的改革憑借此實用主義的態度取得了今天中國的經濟成就，并被總結為有別于其他國家的中國漸進式改革的典型，更被國外學者認為是有別于“華盛頓共識”的“北京共識”。但是，卻產生眾多的、不可遏制的腐敗現象，也導致兩極分化、貧富差距擴大，產生命運悲涼的弱勢群體。最終暴露出來的實質是——轉軌過程中的艱難轉型。

三、艱難的轉軌與轉型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時期，這個時期我們不再討論是不是計劃和市場的問題，但是我覺得現在的問題是要避免壞的市場經濟，走向好的市場經濟。目前首要的是約束政府的掠奪，包括權力過大造成的腐敗。最后是走向好的市場經濟。”（錢穎一，2004）。但現實問題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過程中，轉軌時期的經濟運行同時承擔著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階段的任務，也同時包括公共權力的轉型，即在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轉軌的同時實現政府的轉型，具有“轉軌一轉型”的雙重內涵，建立“好的市場經濟”并非一帆風順。中國所特有的漸進式改革，在經濟體制與經濟發展的轉軌過程中，導致雙軌制下所出現的腐敗和收入不公等社會問題，更導致人們的思想價值觀念的更新轉換和政府公共權力的轉型十分艱難這種特有現象。

由于在整個改革過程中，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斷修正完善，公共權力的影子隨處可見，使制度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更形成了社會分配比真正的市場經濟甚至以往的計劃經濟存在更大的不平等。其特征如下：

1、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雙軌制下，國家公共權力一直主導資源配置，包括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人們的消費資料。

2、由于國家公共權力對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支配（分配）權，形成了依附于這種權力的龐大群體。如政府官員（包括一般公務員及事業單位職員）、不屬于公務員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國有企業職工等。這些依附于分配權力的群體實質是原有體制的得益者（相對于占大多數人口比例的農民來說），至少是受保護者，他們一直在計劃體制下“享受”著比最低層人群（農民）相對要好的待遇。

3、雙軌制是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必然導致依附于權力獲益的群體的最終分化，并且利益對立。也就是支配著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的權力通過權力（和權力背景）尋租雙軌制下存在“差價租金”來獲取利益，并形成一定數量的“權貴階層”，并再繼續尋求權力來保護和強化自己的利益。而缺少權力及權力背景的則因財富資源被權力控制或相當部分被瓜分，原有相對平等的現狀被打破并且差別不斷擴大，其利益受損而變成了弱勢群體，盡管今天他們的實際生活水平已超過計劃經濟時代，但同當時相對公平的無差別幸福感甚至相對于其他群體（如農民）有優越感對比，要優于今天落差巨大的不幸感。

因此，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不徹底的改革的制度，存在更極端的分配不平等，其根源在于在計劃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還沒有同步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缺乏公眾的參與，公共權力主導資源配置仍未得到有效監督與制衡而導致財富向少數人傾斜，使在原來體制中的共同得益者分化成既得利益群體和弱勢群體這兩大對立的群體，并形成進一步改革的兩大阻力：一是公共權力和有公共權力背景者的既得利益群體，千方百計要維護和強化他們的既得利益，不希望進一步改革使他們的權力及利益失去。二是多年改革形成的弱勢群體，他們未能分享改革帶來的成果，而對現有改革從心理上和現實行動上加以抵觸。

具有難以名狀意味的是，現在“需要被改革的已經是多年前改革的推動者，更是對深化改革的拒斥者”。就造成了現在的改革難以進一步的深化，經濟體制的轉軌和政府的轉型難以進一步推進的根本原因。

也許需要論證在轉軌過程中，我們所選擇制度及制度的改善與發展的模式相適應和匹配得當，經濟及社會的發展和運行才能取得明顯的績效。但在漸進式改革存在的雙軌制下，制度模式與發展模式畢竟處于沒有定型的動態和不確定狀態，必然難免使轉軌過程中出現制度模式與發展模式匹配失當的問題，帶來矛盾的累積和結構性失衡。這些已經在現實的轉軌過程中有所發生，如開始的農村土地承包改革和城市企業下放權力時幾乎馬上取得明顯的效果，而近幾年則暴露出經濟與社會發展嚴重失衡的問題，并由此引發巨大的爭論，造成對改革的徘徊不前。

但最大焦點和不能回避的是產權問題，并且不同的價值觀念，會得出不同的結論，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問題仍然如何處置成為困擾改革的實質問題。所以，“政府所有產權，既是中國市場經濟發展中并發各類社會問題的主要原因，也是中國的市場經濟難以推動政治相適應發展的主要障礙，產權公有既障礙著中國的政治發展，又抑制著中國政治體制的正常改革” ⑤。

目前，出現以下不利于改革進一步推進的幾種思潮：1、徹底否定現有改革者。有的懷念50年代或計劃體制下的社會“純潔”，充滿了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并呼吁對已經進行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進行清算⑥，是一種明顯的和危險的政治訴求。也引起失落群體回味以往，想繼續躲在原有體制下得到權力的“施舍”、要回到原有體制下“平等”生活；2、維持現狀者。認為不進也不退最好，其實這是目前形成了的“權貴資本”者，希望維持現狀繼續“渾水摸魚”；3、激進改革者。認為要一步到位，徹底完成市場經濟的并軌，“大亂求大治”。這幾種思潮都不利于進一步的改革，更阻礙著改革的進一步推進。

四、并軌與轉型

那么，我們是往后走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還是停止現有的改革維持現狀？還是完成從計劃經濟完全并為市場經濟？或者還有第三條路？大方向不明確是很難在具體問題上找到答案，最終只不過是修修補補而已，所發生的矛盾和問題最終將會激化。

在長達近一個世紀（1917-1950）的時間里，占世界總人口1／3的國家進行了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試驗”，但最終的結果是在20世紀末幾乎同樣徹底卻方向相反的體制變革，試圖重新建立市場并重新融入世界經濟之中。在當今全世界將近200個國家中只剩下有2個國家繼續實行計劃經濟：一個是朝鮮，一個是古巴。而且改革到了今天，對于已經加入WTO，已經融入世界市場經濟一體化大潮的中國來說，已不能置身度外，而且市場經濟理念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轉。因此，是選擇計劃經濟體制還是市場經濟體制，這已經是不用再爭論的話題。

由于體制轉換要在經濟一刻不停的運行中進行，并在經濟運行的效果中檢驗、校正，這不可能避免有問題出現。改革也是打破原有利益格局，建立和調整新的利益格局的過程，肯定會有部分人利益受損。那些一直在計劃體制下“享受”著比最低層人群（農民）相對要好的待遇，在今天相當部分變成了事實上的弱勢群體，認為改革對他們不公平，但為什么他們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他們極少為農民的不公平而呼喊呢？在所謂“公平平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多年來可以剝奪最大群體——農民的利益而轉移向其他群體，甚至在二十多年的改革過程中他們幾乎一直“喪失”話語權，這對于他們又是否代表著公平平等呢？

當然，改革并非就忽視社會的公平，如果忽視了社會公正，任何改革都不可能真正獲得成功。二十多年的改革歷程已經告訴我們，改革如果失去了社會的公正，就會出現社會危機，那么反對改革者就會以維護“公平”名義的糾集力量，甚至用意識形態和道德的批判來阻礙改革，使改革夭折。但建立市場經濟更加需要的是公正。例如在執行同等規則下，體育競賽后的結果產生冠亞季軍等名次，其獲得的獎勵各有不同，我想沒有人說結果不公平。所以，公平是指競爭結果的平等，而公正則指競爭過程的平等。目前中國的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分配不公及兩極分化的現象，但問題并不是在于市場經濟的建立而出現的市場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更不在于普通民眾剛開始享有的有限的財產權和經濟自由，而是公共權力及有公共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極大地阻礙著市場的自由化和思想自由化及其公正競爭格局的形成。其實，而且二十多年來形成了各個社會階層，都有著不同的利益訴求，改革也是各方面利益相互博弈的過程，因此，在經濟發展和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需要允許公民的政治權利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同步擴張。

既然要實現經濟體制的并軌則需要有相配套的政治體制，也就是建立民主法制社會。所謂市場經濟，是以交換為主要特征和內容的社會制度，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社會資源的高效配置，其實質是法治經濟，必須明確執政黨與政府之間、政府與社會之間、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個人與社會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系，更需要明確公共產權與私有產權，這必須用嚴肅的法律來確定下來，并有獨立的司法加以保證。雖然以往有過制訂法律的“躍進”時期，但缺乏各方面利益的參與和博弈，法律的嚴肅性和可操作性及效果并不理想。另外，市場經濟的社會，必須要對權力和資本加以約束，使其不能背離社會全面發展的目標。解決權利和資本這些改革障礙，無論是對資本的制衡還是對權力的制衡，都離不開法治，單憑道德力量的約束和簡單的道德批判及意識形態的專制，不可能建立公正的規則和秩序。

要實行法治經濟，也就需要政府的轉型，需要從國家社會向公民社會的轉變。雖然在中國的權力結構沒有根本改革之前，改革難免受權力所左右，但改革畢竟在中國制度中引入了全新的約束，中國的政治體制在經濟改革的基礎上已經并繼續在發生深刻的變化，也動搖了中國社會中傳統一元化的權力結構，從而有利于在中國社會造就民眾能夠監督和約束國家權力的利益格局和經濟基礎，擴大了公眾的自由。在經濟體制上的改革過程中，公眾越來越渴求政治體制能與之相配合和相適應，不能隨意支配公眾資源，也就需要政府的轉型，使其真正轉到“裁判”和服務的職能上面來。政府的重要職能是為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也就是用公眾提供的公共財政去滿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務的需要；按社會公眾的集體意愿提供市場機制無法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以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的經濟活動或分配活動。

五、并軌與轉型的路徑選擇

轉軌只是一個過程和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終目的是建立起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和與之相配套的政治體制，但如何實現雙軌制的并軌和政府的轉型，需要選取正確的路徑，以降低并軌與轉型的成本。

眾多觀點認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落后于經濟體制改革，這也是存在的事實，但并不代表現有執政集團沒有執政的合法性，因為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態勢下，還沒有能取代現有執政集團的政治力量，實現雙軌制的并軌和政府的轉型仍需要現有執政黨強有力的領導，而且市場因素始終是政府為了經濟發展而引入的，市場框架是在強大的政府能力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并需要在此框架上不斷修正完善和培育，因此在并軌與轉型過程執政集團所領導的政府的角色仍然起主要作用。因為：

1、私有產權是市場經濟存在的前提條件，必要條件，是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結論。由于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而現階段仍然有大量的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存在的現狀下，如果在這一過程政府權力失效，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就會在無序與混亂中瓜分，將發生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動亂，經濟及社會發展將出現極大的倒退，改革的經濟與政治成本將十分巨大。

2、現執政集團仍然有強大的能力延緩改革或推進改革，但畢竟推進改革意愿更大。雖然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過程遇到不少阻力并發生搖擺，社會上也仍然存在反對改革的力量，但現執政集團并沒有改變過向市場經濟轉軌并軌的大方向，因此需要現執政集團“消除對改革的阻礙和反抗”。從現執政集團以往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到現在增加的“政治文明”以及要建立“黨內民主”，均表現出現執政集團也在調整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轉軌。這或許是執政集團要穩固執政地位之舉，但證明民主的理念正在深入，也證明了市場力量和社會公眾力量的影響力在擴大，民主政治正在得到認同。

3、民主政治的發展在中國仍需要過程。亨廷頓認為：“民主的前景取決于經濟發展的前景” ⑦。現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通過公眾力量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也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但由于上面所說，我們不能采取經濟與政治成本巨大的激進改革來實現市場經濟的并軌，也就不能用激進的方式來實現民主政治，而且在中國還不具備以激進方式實現民主政治的條件，因為政治發展過程中民主力量的產生，需要市場經濟力量和民間組織形成，而中國目前還沒有形成強大的屬于民間的市場經濟力量和政治組織，一些民間經濟力量如私營企業有相當部分因為在雙軌制下與政府建立各種聯系，甚至有不合法占有公眾利益并繼續與公共權力“合作”尋求利益的現象。民間團體如工會、婦聯、消協、工商聯等仍由政府所主導，甚至代表幾億農民的團體仍沒有建立，仍然靠“國家公有”的土地生存，或游離于公共權力保護范圍之外的工作。隨著共有產權向私有產權的轉移，民間經濟力量與政治組織才能得到相互發展，并能脫離政府的主導，民主力量才能建立并最終實現民主政治，這需要過程。

4、任何市場經濟社會，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國家--政府的作用。市場經濟并非萬能，需要政府之手的作用，而且在漸進式改革過程，也需要政府在宏觀經濟上加以適度調整，更需要政府解決在轉軌過程中出現的社會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等社會問題，化解危機，保證轉軌并軌過程的平穩。

達爾所說，“民主和市場經濟就象兩個被不和諧的婚姻所束縛的夫妻。盡管婚姻充滿矛盾，但它卻牢不可破” ⑧。向市場經濟并軌的經濟改革不僅僅是體制的改變，也需要使人們的思想道德和信仰、價值理念、行為習慣的改變。由于中國特有的、與其他國家從根本上不一樣的國情，如人口眾多（特別是農業人口比例大）、人均資源缺乏、經濟基礎薄弱、社會保障未還沒有覆蓋到全體公民，因此現有以產權為核心的經濟體制改革不能不考慮此現實，更需要現有的執政集團來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只能創造條件加快經濟與政治改革步伐，既不能放慢腳步，也不能冒險急進，最終是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體制及與相配合其民主政治體制，實現中國改革的目標。

六、結論及一點意見

漸進改革的轉軌過程中“舊雙軌制”的衰亡但也有延續并滋生“新雙軌制”，既有市場的特征又有計劃的特征的雙軌制存在雖然能降低改革過程中的社會危機和動亂的機會，但卻為此付出巨大的經濟成本，形成了社會分配比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更不平等，并影響改革的進一步推進。但不能否認向市場經濟并軌的改革大方向出錯，因為分配不平等正是由于市場經濟改革的不徹底存在的雙軌制，其根源是公共權力還支配著大量的資源，使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組織仍存在“依附”于公共權力，并影響民主政治力量的形成，必須創造條件加速改革。

多年的計劃經濟下形成的國有（集體）資產的產權歸屬問題仍然如何處置成為焦點，變革產權已成為改革不能回避也不能放棄的問題。從計劃經濟體制下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將全民（集體）所有的財產轉為公民私有財產，并明確界定屬于全體公民的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產權的過程。現代民主政治必須要有市場經濟力量的支撐，公民公共服務財產和公民私有財產所有權的確立才能夠在很大程度上了制約了公共權力，才能產生獨立的民間經濟力量和民間社會和政治組織，才能制約公共權力來為公眾服務，這是實現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之一，也是向民主政治社會轉型的基礎。

在中國特有的國情下，需要現有的執政集團的力量來保持社會和政治的穩定，采取先實施產權改革和將政治體制改革跟進的并軌與轉型路徑。

對于產權改革并非此文的論述內容，下面只是一點簡單的方向性意見，有待其他人研究具體解決的辦法。

將國有企業及國有控股部分在競爭領域中退出，但不可采取急進方式進行，需經專家學者研究和充分論證后制定初步方案，并公開方案征求民眾意見，再由人大討論決定。1、對于未上市的企業，則可公開拍賣出售轉讓。 2、最難的是在競爭領域的已上市企業，必須使國有股全部退出后實行全流通。可將非流通國有股在市場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場價格公開轉讓，并暫停國有控股企業的流通股的交易，并指定過去的某一時間的流通股價為準，如賣出的國有股價格如低于流通股的價格，差價部分則在賣出的國有股所得中給予補償。由于指定過去的某一時間的流通股價為準給予差價補償，因而不會發生大眾哄抬流通股價現象，而且國有股份占市值達2/3，足夠補償差價部分。非流通國有股在市場流通和以此形式按市場價格公開轉讓，也是回歸市場價格，由市場定價，不存在資產流失現象。

上市的國有股和未上市的國有企業出售轉讓后，所得的資金用于三個用途：一部分給全體國民（包括農村居民）按年齡比例計算購買社會保障金；一部分補充入社會保障基金中，由全體國民共享；另一部分給40歲以上（具體而定）上的國有企業職工按工齡或就按工齡計算給予直接現金補償，這樣能平衡國有企業職工的歷史貢獻和不能象農村居民那樣擁有集體土地的利益關系。

參考文獻：

[1]、鐘偉：《警惕“新雙軌制”！》，南方周末2004-12-09

[2]、韓朝華：《只有產權改革才能平衡政府過大的權力》，搜狐網：

business.sohu.com/20041207/n223359552.shtml

[3]、呂煒：《轉軌過程的最終費用結算與績效評價》，《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

[4]、錢穎一：《走向好的市場經濟，避免壞的市場經濟》，《經濟觀察報》2004-12-5

[5]、李煒光：《中國的平等與社會公正問題》，《經濟活頁文選》2002年第22期

[6]、梁木生：《中國政治發展滯后的產權探源》，《遠東中文經貿評論》2005 年第1 期

[7]、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8]、吳敬璉：《中國政府在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作用》，《國民經濟管理》2004年第9期

注釋：

①、胡和立，1989：《1988年我國租金價值的估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9年第5期

②、寧南：《巨人國資委》，《商務周刊 》2005.02.21

③、《南方都市報》社論：《國企利潤與市場公平，政府如何抉擇》2004年12月14日

④、胡鞍鋼主編：《中國：挑戰腐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0-61頁

⑤、梁木生：《中國政治發展滯后的產權探源》，《遠東中文經貿評論》季刊2005 年第1 期

⑥、秋風：《郎咸平事件：一場激情遮蔽理性的辯論》，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98期，2004年09月27日

⑦、亨廷頓：《民主的第三波》，見《民主與民主化》，商務印書館1999 年版，第383 頁。

如何評價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5篇

    一、 行業會計制度與會計準則關系問題的提出,始于本次會計改革的起步階段

    后,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原服務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分所有制、分部分、分行業的舊行業會計制度越來越暴露出同迅速發展中的社會經濟環境不適應性。尤其是在由計劃經濟體制一步步向市場經濟體制轉換的大背景下,必須對傳統會計核算模式進行徹底的改革,自然就成為社會各界,特別是經濟、會計界人士的共同呼聲。但究竟怎么改,當初還沒有來得及在整個會計界進行較為全面、深入的研究和討論。"用會計準則體系取代行業會計制度"這一主張,就是在那種情況下提出來的,并很快被確定為我國會計核算模式改革的總體思路,至今還幾乎被當作會計學中的一條公理來看待。

    但這一主張,基本上只是仿照以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會計規范體系構成模式的一種設想,既未經過理論上的周密論證,也未經過最起碼的(無論經從時間上,從地域上,還是從經濟部門上來說)實踐檢驗,不可能具備堅實的理論根底和足夠的對于客觀環境發生急劇變化的適應能力。正因為如此,在小平同志南巡談話推動起來的迅猛發展的形勢面前,"制定基本準則知應用準則形成一套全新的會計核算制度體系,待時機成熟時一步到位,取代現行的會核算制度"的改革思路,不得不調整為"通過制定基本準則改革會計核算模式,通過修訂行業會計核算制度使改革內容能夠具體操作落實的第二種思路。"①由于這種改革思路上的調整,才大大加快了改革的進程,得以在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里,初步實現了由計劃經濟會計核算模式向市場經濟會計核算模式的轉軌和與國際會計慣例的接軌。這實際上就是研究對"用會計準則體系取代行業會計制度"這一主張的第一否定。但隨著《企業會計準則》和新行業會計制度的相繼制定、實施,“取代論”之爭仍在繼續,并將"一步到位取代論"分化為"立即取代論"和"并存過渡論"兩種觀點之爭。但這兩種觀點的分歧,僅在"取代"的理由已轉變為:新的行業會計制度還是不能適應和滿足跨行業經營企業的需要,而這個問題只能在制定了具體會計準則之后,用“跨所有制、跨行業、跨經營方式、跨國內外的會計準則體系”來解決。

    其實,由于各個行業部門有著不同的生產經營特點和核算管理要求,行業間的會計差別總是客觀存在的。這對會計準則來說,也只能使之盡可能普遍地通用于一般的生產、流通和服務行業,而對少數特殊行業,就必須另行制定相應在的制度和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已立項和擬立項的特殊行業會計準則已有農業、采掘業、保險業和運輸業等行業的,并在考慮是否應當立即著手其他行業會計準則的制定。我國適用于所有行業企業的現金流量表準則,也對金融保險企業現金流量的項目歸類作了特殊的規定。這些都說明會計準則并不可能是跨行業的。

    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企業會計準則》不能適用于所有的行業會計。"《企業會計準則》主要就會計核算的基本前提、一般原則、會計要素的確認、計量,會計基本概念的定義和外延以及會計報告的原則要求等作出了規定。它的基本內容,或者說它的雛形,最早卻是以會計制度的名義出現的。從1985年3月印發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會計制度》,到1992年6月印發的《外資投資企業會計制度》,特別是1992年5月印發的《股份制試點企企業會計制度》,人們可以從中看到《企業會計準則》孕育、成形的軌跡。而且,就其具有的功能來說,在現階段,它仍然在起著行業會計制度"總制度"的作用。

    同時,作為擬議中的會計準則體系的基本準則,《企業會計準則》還在起著"準則的準則"(基本準則)的作用,即指導和評價具體會計準則制定的準繩作用。這種兼有"總制度"和基本準則的雙重身份,是由它的基本內容所具有的那種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雙重身份,是由它的基本內容所具有的那種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性質所決定的。它本質上相當于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的《論財務會計概念》和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的《關于編制和提供提供財務報表的框架》,而不是一份直接用來規范會計實務的會計準則。正是從這個意義,我們說它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會計準則,并且"以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為內容的中國會計準則體系"這一提法持有異議。因此,在提及"會計準則體系"時,都冠以"擬議中的"這個定語。

    而如果從相對意義上來說,1992年5月份印發的《股份制試點企業會計制度--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和1998年1月印發的《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會計科目和會計報表》,都是不分行業的。尤其是最后一個制度,還附有建筑安裝、房地產開發和商品期貨等特殊行業和特殊業務的會計處理規定(若有需要、也可把這部門內容擴充到制度正文中),更增強了它的行業適應性。股份制企業會計制度可以跨行業,其他經營方式的企業會計制度為什么不可以跨行業呢?可見,適應和滿足跨行經營企業需要的問題,并非只有會計準則才能解決。

    那么,究竟是加快制定會計準則以盡早取代行業會計制度,還是對行業會計制度作進一步的完善,才是解決跨行業經營企業問題的良方呢?只要從現實可能性來分析,就能得出是后者而不可能是前者的結論。

    首先,會計準則的建設,必須與其所處的社會經濟環境相適應。我國的市場經濟目前還不很發達,不很成熟,不很規范。特別是作為會計準則產生和發展直接動因的股份公司和證券市場,八、九年來雖有較快發展,但總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如1998年12月31日在深、滬兩股上市的公司僅854家,成交金額只有33.6億元,上市公司在全部企業中所占的比重很小(1993年僅獨立核算的國有大中型工業企業就有1.37萬家),證券市場能夠發揮的社會資源導向作用還微乎其微。其次,還應看到,我國關于會計準則方面的理論,大部門是從西方特別是從美國引進的,尚需一個與我國的會計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要制定出能足以取代行業會計制度的一系列會計準則,其現實可能性是可想而知的。

    二、統一會計制度不只屬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會計管理模式

    在持"最終取代論"觀點看來,統一會計制度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產物,不適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這些年來,按照《企業會計準則》規定的統一標準和原則要求,對舊行業會計制度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后制定的新行業會計制度,已基本適應了當前社會主義經濟條件下各類企業的需要,并已初步同國際會計慣例接軌。可見,統一會計制度不只屬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會計管理模式,在先進的會計思想指導下,以正確的會計理論作基礎,它同樣能適應、服務于市場經濟體制。

    事實上,統一會計制度模式,不只是社會主義國家有,部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同樣有,如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的統一會計方案,比利時的統一會計制度和瑞典的宏觀會計制度。德國雖無這種統一會計制度,但也制定有統一會計科目表。美國在歷史上也曾出現過統一會計制度。

    其實,統一會計制度的基本內容,即關于會計核算的方法和程序的規范,是任何國家的會計所不可缺少的,只不過各國采用的規范形式或名稱不同而已。如許多國家把這些內容話公司法、商法和稅法中。英美法系國家,一般不是以成文法而注重以慣例來規范會計核算方法與程序,這容易給人造成一個這些國家不需要統一規范會計核算方法和程序的錯覺。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理事會1998年4月在吉隆坡會計上原則同意新上項目之一的"發展中國家會計問題"中的第1個議題就是針對這一情況而提出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大多數企業沒有完備的會計系統,也沒有就如何建立和維護這類系統提供指南"。②作為國際會計準則,有助于這些國家順利進入世界市場,參與國際競爭排除"語言"障礙。

    三、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是兩種不同的會計規范

    會計制度和會計準則在規范內容、本質屬性、產生的歷史背景、結構形式特征以及內容的穩定性等方面,都有明顯區別。在規范會計實務時,兩者的關系應該是各司其職,相輔相成,而不應揚此抑彼,甚至輕率加以取代。

    1.從各自規范的內容看,會計制度主要規范會計核算的方法和程序,會計準則主要規范會計核算和披露的政策。

    以存貨為例,如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設置了各種存貨科目,并在附件中增設了建筑安裝、房地產開發和商品期貨等特殊行業和特殊業務需要的存貨科目。在各存貨科目中,又分別規定了各該科目的核算范圍,不同增減方式下的核算方法(主要列出應借應貸科目),入賬價格、發出時實際成本的幾種計價方法,采用計劃成本核算時應增設的會計科目和核算方法,清查盤點的核算方法,明細分類賬的設置原則和核算依據等,都是屬于會計核算方法和程序方面的規范。至于企業應當或可以選擇什么樣的計價方法方面的問題,并未作任何規定。而〈〈企業會計準則第×--存貨〉〉(征求意見稿)則是主要就哪類存貨和哪類企業應當采用哪種計價方法及相應調整的事項,以及應在會計報表及其附注中披露的事項,作為詳盡的說明。這就屬于對會計核算的披露政策的規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