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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土地征收補償條例范文第1篇

關鍵詞：房屋征收；拆遷；補償；國有土地

中圖分類號：F29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07-0174-02

近年來，在社會民生領域很少有一個話題像拆遷這樣面臨如此持續密集的關注和爭論。拆遷不僅僅是拆遷方和被拆遷方的事，它還直接關系到房價、交通、城市環境、治安等民生問題。然而，無論是拆遷補償的內容和程序，還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各方的意見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并由此引發了大量暴力沖突事件。從2003年的湖南嘉禾血腥拆遷事件到重慶“最牛釘子戶”手持《物權法》拒絕拆遷事件；從深圳“最貴釘子戶”到成都唐福珍以自焚對抗強拆事件，都凸顯出2001年頒布實施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已經無法適應于當前的形勢，與時俱進修改制定相關法規，規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活動，維護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權人的合法權益，非常必要。通過對40多個典型城市的房屋拆遷、土地征收等情況的專項調查，東、中、西部的大、中、小城市政府和被拆遷人的多次座談，經濟、法律、規劃、土地、評估等方面的專家論證，2011年1月21日國務院正式實施《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引起社會各方面的廣泛關注和熱議。與此前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相比，《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具有以下幾大特點：

第一，由房屋拆遷到房屋征收的轉變。為了準確把握城市房屋從“拆遷”到“征收”的歷史性轉變，必須明確拆遷和征收的含義。從本質上說，拆遷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是一個事實行為。就拆遷的含義而言，包括“拆”和“遷”兩個方面，“拆”是指拆除地上的建筑物和其他設施，“遷”是指遷移他處（或者重新安置）。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拆遷人經申請并取得拆遷許可證后，可以與被拆遷人訂立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由被拆遷人將私有房屋及土地轉移給拆遷人，由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的損失進行補償。在這種意義上，城市房屋拆遷應該是一種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雙方權利義務受民事法律調整。政府在其中只負責管理、監督以及服務職能 [1]。

征收是國家基于公共權利的行使而取得單位、集體或者個人財產所有權的行為。由此可以看出，征收是一種國家行為，即國家因為公共利益的需要，通過公正補償，依法強制性地改變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動產或者動產的所有權歸屬，單位、集體或者個人必須服從 [2]。在很多情況下，征收都會導致房屋的拆遷，但并不是所有的房屋拆遷都是由征收引起的。如果將拆遷與征收混同，或以拆遷的名義實施征收，公共權力勢必強行干預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因此，從拆遷到征收的轉變，既可以體現城市房屋征收的本質，又可以規范公共權利在財產征收領域的運用，切實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

第二，公共利益的界定。房屋征收的核心問題是公共利益的界定問題，中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公民的私有財產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城市房地產管理法》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可以征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和個人的房屋，并依法給予拆遷補償，維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因此，無論是房屋的征收還是土地使用權的征收，都不可避免地需要界定“公共利益”。

然而《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并沒有對“公共利益”的內涵及外延做出具體規定，導致實踐中極大的隨意性，“公共利益”的范圍被無限放大。為公共利益與為商業開發而實施的拆遷混淆不清，很多商業項目打著公共利益的旗號申請拆遷許可。據16個省（區、市）國土部門對各類建設項目用地的調查，在東部省會城市的項目用地中，真正用到公共利益的不到10%，大量的是商業、房地產經營性用地 [3]。為公共利益的拆遷主體應為政府部門主導，側重于改善民生；為商業利益的拆遷則由雙方當事人自己協商解決，政府不應該介入。要想把這兩種性質不同的利益區分開來，必須準確地界定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下對公共利益的理解不完全一樣 [4]。公共利益的界定，必須考慮中國的國情。在中國現階段，工業化、城鎮化是社會經濟發展、國家現代化的必然趨勢，符合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遏制房價過快上漲，滿足人民群眾的基本住房需求，也是公共利益的重要方面。《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以列舉加概括的模式對公共利益進行明確界定：因國防、外交需要和由政府組織實施的能源、交通、水利、教科文衛體、資源環保、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業需要、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舊城區改建需要以及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實行房屋征收。這種以分類的形式對公共利益的外延進行列舉十分必要，既明確了公共利益的范圍，又明確了公共利益的判斷標準，使公共利益的征收和商業開發徹底分開，控制了國家征收權的濫用。

第三，公平、合理的補償。縱觀近幾年因房屋征收引發的矛盾，大多集中在對征收補償的標準和補償公平性的爭議上。雖然《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對房屋拆遷補償做出一些規定，但是在實踐中存在很多問題。該條例明確規定要給予補償，但卻沒有規定具體的補償原則和標準，政府和拆遷人可以隨意制定。另外，該條例只針對房屋進行安置補償，對土地使用權損失卻沒有考慮，補償范圍不夠完整。此外，該條例規定了兩種補償方式，但在實踐中，基本上以貨幣補償為主 [5]。房屋的價格評估根據被拆遷房屋的區位、用途、建筑面積等因素，以市場評估價確定。拆遷補償款由政府支出，補償價格評估具體辦法由政府制定，這樣產生的補償價格難以保證公平、合理，現實中很多被拆遷者拿到了補償款，卻買不到類似地段類似的房屋。

為了保護被征收人的利益，使其居住條件有所改善、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必須保證公平、合理的補償。針對房屋征收實踐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就補償制度做出了重大完善，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明確征收補償的內容，包括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搬遷和臨時安置費、停產停業損失費以及政府的補助和獎勵。老《條例》對于經營性用房的補償沒有詳細規定，而新《條例》的補償內容列舉了停產停業的損失，全面考慮了被征收人的利益損失。其次，被征收人具有選擇權，可以選擇貨幣補償，也可以選擇房屋產權調換。對于選擇房屋產權調換的，政府應當提供調換的房屋，并與被征收人計算、結清被征收房屋與調換房屋的價值差價；對于因舊城區改建征收個人住宅的，被征收人選擇在改建地段進行房屋產權調換的，政府應當提供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的房屋。最后，確定征收補償原則，即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由于被征收人對土地并不擁有所有權，所以在過去的貨幣補償中往往“只補房不補地”，不能完全體現房屋價值。而現在以市場價格作為補償標準，意味著補償當中包括對房屋價值和土地使用權價值的補償，保障了被征收人的利益。

第四，由行政強拆到司法強拆的轉變。房屋征收過程中的強制搬遷是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此問題目前有兩個方面的觀點：一是認為政府作為房屋征收主體，不應有行政強拆權，只能依法申請法院強制拆遷，建議取消行政強拆制度。二是認為為了提高征收工作效率，有必要保留行政強拆權，但應當對行政強拆的條件和程序作出嚴格規定。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被拆遷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裁決規定的搬遷期限內未搬遷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縣人民政府責成有關部門強制拆遷，或者由房屋拆遷管理部門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拆遷。該條例并沒有對“相關部門”做出詳細規定，在實踐中，大多數是由公安、城管、國土、房管等政府相關部門聯合拆遷，有些甚至是委托拆遷公司代為拆遷。為了達到拆遷目的，暴力非法的拆遷手段經常被使用，例如停水停電停氣停熱等，甚至對被拆遷人進行恐嚇、人身傷害等。這樣的拆遷行為容易侵犯公民的人身財產權益，導致一些惡性事件的發生。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補償條例》將房屋的強制拆遷權賦予了法院，由法院依照人民政府的申請實行強制搬遷，實現了由行政強拆到司法強拆的轉變，體現了一種法治理念的回歸，是法治的進步 [6]。同時還規定采取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迫使被征收人搬遷，造成損失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構成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依法給予治安管理處罰。這樣規定，有利于規范拆遷主體的行為，有利于加強對基層政府征收補償活動的制約，有利于減少在房屋征收與補償中的矛盾。

參考文獻：

[1] 黃東斌.中國城市房屋征收拆遷中公共權力的異化與矯正[J].中國房地產，2010，（12）.

[2] 許明月，黃東斌.城市房屋從“拆遷”到“征收”的跨越與私有財產保護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10，（12）.

[3] 王才亮.房屋拆遷典型案例與點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66-67.

[4] 趙瑞，李紅.房屋拆遷不能將任何一方的利益絕對化[J].中國黨政干部論壇，2011，（1）.

城市土地征收補償條例范文第2篇

“新拆遷條例”出臺的過程，堪稱曲折，其間經歷了四年醞釀、兩次全國性公民討論，且匯總了超過十萬條意見。伴隨著曲折的出臺過程，最終付諸實施的“新拆遷條例”在進與退之間，也留下了揮之不去的爭議。

亮點與缺失

從條文上來看，“新拆遷條例”在規范公權、保障私權方面至少存在三大亮點：

一是公共利益明晰化。新條例明確，只有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進行土地征收。這也是中央政府首次針對“公共利益”作出明確界定。以往部分地方政府以公共利益之名、行部門利益之實的強制拆遷情形，有望逐步減少。

新條例第八條界定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國防和外交的需要；由政府組織實施的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由政府組織實施的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環境和資源保護、防災減災、文物保護、社會福利、市政公用等公共事業的需要；由政府組織實施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的需要；由政府依照城鄉規劃法有關規定組織實施的對危房集中、基礎設施落后等地段進行舊城區改建的需要；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公共利益的需要。

二是征收過程程序化。新條例取消了“行政強拆”，明確了征收主體必須是政府。以此為前提，新條例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脅或者違反規定中斷供水、供熱、供氣、供電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遷；禁止建設單位參與搬遷活動。

更為關鍵的是，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不提起行政訴訟，在補償決定規定的期限內又不搬遷的，由作出房屋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新條例改“行政強拆”為“依法搬遷”，體現了中央政府進一步依法治國的理念，有望對地方政府征收國有土地形成一定的法律約束力。

三是補償標準市場化。新條例明確了公平補償的原則，以市場價格作為補償標準，先補償后搬遷。新條例規定，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于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不僅如此，被征收人既可以選擇貨幣補償，也可以選擇房屋產權調換。

此外，被征收房屋的價值，由具有相應資質的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按照房屋征收評估辦法評估確定；對評估確定的被征收房屋價值有異議的，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申請復核評估；對復核結果仍有異議，可以向房地產價格評估專家委員會申請鑒定。

但這些亮點依然無法掩蓋“新拆遷條例”在某些環節的缺失。

與2010年1月公布的第一次意見征求稿相比，最終正式出臺的“新拆遷條例”，刪去近十條，其中，“因危舊房改造的需要征收房屋的需有90％以上被征收人同意；因危舊房改造的征收補償方案，應當征得2／3以上被征收人同意”等條款悉數被刪，令人陪感失望；與此同時存在爭議的“國家機關辦公用房建設的需要”則在公共利益條款中依然保留。對這些退步和含糊之處，我們不應視而不見。

聚焦司法獨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諸多亮點中，征收過程的程序化無疑是重中之重。只不過，在新條例實踐環節，要想從“行政強拆”過渡到“依法搬遷”，恐怕并不輕松。因為，“依法搬遷”與成熟的司法獨立理念息息相關。

要想從“行政強拆”平穩、切實過渡到“依法搬遷”，前提就在于司法機關能夠相對獨立，能夠不受同級地方政府和其他外力的干預，有效協調公共利益和個人私權。遺憾的是，考慮到當前的實際國情，司法完全獨立依然遙遙無期，司法機關易受地方行政和其他外力的干預。由此，一旦“行政強拆”演變為“司法強拆”而非“依法搬遷”，那么，未來程序化的土地征收過程只不過增加了一件貌似合法的外衣，“換湯不換藥”，以往的拆遷悲劇仍將繼續上演。

從目前的實踐看，司法尚未完全獨立，主要表現在：司法機關的財政權不獨立，仍隸屬行政系統，依賴行政部門：根據“黨管干部”的原則，司法機關的人事任免權同樣隸屬行政系統；司法機關內部存在行政干預的弊病，審判員對具體拆遷案件的判決易受庭長、院長等領導的干預；不同審理級別的法院同樣存在行政干預的弊病，下一級法院對拆遷案件的判決易受上一級法院的干預。

因此，要想寄望“行政強拆”跨越“司法強拆”，切實過渡到“依法搬遷”，中央需及時出臺“新拆遷條例”的補充細則，特別是拆遷案件的審理應當遵循“異地審理”的原則。否則，在司法機關受制于上述多重行政壓力的背景下，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恐怕很難得到保障。

有必要補充的是，改“行政強拆”為“依法搬遷”，恰恰反映了“新拆遷條例”的推動者們對司法獨立的策略性思考。試想，在目前司法尚未完全獨立的國情下，“司法強拆”避無可避，果真如此的話，公眾對“司法強拆”的質疑或將推動新一輪司法獨立的改革。

集體土地征收亟待破題

在城市即國有土地征收之外，涉及集體土地征收的各項條文，亟待破題。這是“新拆遷條例”未能覆蓋之處，但同樣值得重點關注。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深入，符合“新拆遷條例”征收規定的存量城市土地早已無法滿足旺盛的土地需求。今后，拆遷沖突圍繞集體土地(城鄉結合部是一個焦點)上演的概率將遠遠高于城市土地，如何妥善處理集體土地的征收事宜同樣是中國社會能否長治久安的關鍵所在。

事實上，2010年，圍繞集體土地發生的代表性拆遷自焚事件已經向政府敲響了警鐘。3月，江蘇省連云港東海縣黃川鎮一戶村民為了阻攔鎮政府強拆自家的養豬場，澆汽油自焚，其中，68歲的男子陶惠西死亡，92歲的父親陶興堯被重度燒傷；9月，江西省宜黃縣同樣發生了拆遷自焚事件，釀成兩人重傷、一人死亡。

在現行制度下，建設用地必須使用國有土地，集體土地不能直接進入市場，問題是，不管是國有土地還是集體土地都在不斷增值，這樣一來，一方面，地方政府壟斷了建設用地的供給，“土地財政”沉疴卻遲遲難去；另一方面，受制于集體土地不能直接入市，針對集體土地征收的各項條文尤其是補償性條款要么長期缺位，要么早已與市場價格不相吻合，變相導致圍繞集體土地發生的暴力拆遷事件此起彼伏。

城市土地征收補償條例范文第3篇

一、補償決定

（一）補償決定的法規依據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26條規定：房屋征收部門與被征收人在征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內達不成補償協議，或者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不明確的，由房屋征收部門報請作出房屋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照本條例的規定，按照征收補償方案作出補償決定，并在房屋征收范圍內予以公告。

該條明確規定了申請補償決定的條件、主體，作出補償決定的主體、依據的方案以及補償決定的公告等。其中“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不明確”通常指被征收房屋產權有糾紛或暫時不能確定產權人這兩種情況。

（二）補償決定所經程序

目前，國務院及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對補償決定所經程序并沒有明確規定，結合城市房屋征收與補償工作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補償決定的作出需經過申請、受理、調查、作出并送達四個程序。

1.補償決定的申請

在征收補償方案確定的簽約期限屆滿后，被征收人拒絕簽訂補償協議或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不明確時，房屋征收部門可向作出房屋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申請補償決定。征收部門申請補償決定時需提供以下資料：（1）補償決定申請書；（2）征收決定書、征收公告及申請征收決定的相關資料；（3）評估機構選定情況材料及評估報告；（4）征收補償方案；（5）被征收房屋權屬證明材料；（6）被征收人身份證明；（7）征收部門與被征收人就被征收房屋補償安置的談話記錄；（8）安置房屋的相關資料；（9）其他與補償決定有關的資料。

2.補償決定的受理

作出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接到補償決定申請后，3個工作日內，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對房屋征收部門的申請進行審查，對提交的資料齊備的，及時向征收部門送達《補償決定受理通知書》，同時向被征收人送達《補償決定申請書》（副本）、《調查通知》、《權利告知書》、《答辯通知書》。對資料不齊的，一次性告知征收部門應補齊的資料。對不符合受理條件的，及時向征收部門送達《不予受理補償決定申請通知書》。

3.調查

市縣級人民政府相關工作人員在調查過程中，需了解被征收房屋的權屬、建筑面積、結構、使用性質等，征收當事人雙方就征收房屋補償的洽談情況，被征收人的補償要求等，同時根據實際情況，宣傳征收法規政策，引導征收當事人尤其是被征收人依據法規政策洽談被征收房屋的補償事宜。根據調查情況，必要時可向征收當事人發出《舉證通知書》，就其主張的事實提供依據。

4.作出《補償決定》并送達

市縣級人民政府在調查的基礎上，依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26條的規定，在受理補償決定申請后的30日內作出《補償決定》。《補償決定》應包括以下內容：（1）征收部門與被征收人的名稱、姓名、地址，被征收房屋的基本狀況等；（2）征收部門陳述的征收補償方案，被征收人的補償要求；（3）調查的事實；（4）適用的法律依據；（5）決定的具體補償內容，包括補償方式、補償金額、用于產權調換房屋的地點和面積、搬遷費、臨時安置費或者周轉房、停產停業損失、搬遷期限、過渡方式和過渡期限等事項；（6）告知當事人行政復議、行政訴訟的權利及期限等。

《補償決定》作出后，市縣級人民政府應當送達征收當事人，并留有送達的證據。根據情況，送達可采用直接送達、郵寄送達、留置送達、公告送達。《補償決定》送達后，市縣級人民政府還應當在征收范圍內予以公告。

二、強制執行

（一）申請強制執行的條件和主體

按照《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28條的規定，申請強制執行的條件是：市縣級人民政府送達《補償決定》后，被征收人在60日內未申請行政復議或者在3個月內未提起行政訴訟，在《補償決定》規定的期限內又未搬遷。申請強制執行的主體是作出《補償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

（二）申請強制執行的時間、法院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辦理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補償決定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筆者認為，申請強制執行的時間、法院、需提交的資料應該如下：

城市土地征收補償條例范文第4篇

【關鍵詞】城市房屋征收行政補償 征收 補償制度

一、城市房屋征收補償的內容

城市房屋征收補償是政府以公共利益的需要為出發點，取得國有土地上法人、其他組織及個人的房地產所有權，并用國家財政針對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損失給予公平補償的行政行為。城市房屋征收補償的特征為政府是實施房屋征收補償的主體，城市房屋征收補償須遵守正當的程序。城市房屋征收征收以補償作為前提條件和核心要件，補償構成城市房屋征收必要條件。征收人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對被征收人的房地產進行征收，被征收人做出讓步。

二、當前我國城市房屋征收補償制度的主要問題

（一）受償主體不全

《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條規定：“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國有土地上單位、個人的房屋，應當對被征收房屋所有權人給予公平補償"。由此規定可知，在我國目前的城市房屋征收補償制度中，受償主體僅是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權人，而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則被排除在補償主體之外。筆者認為這樣的規定忽略了被征收房屋的承租人的權益。因此，在城市房屋征收補償的過程中，不應忽略承租人的權益，應當給其適當的補償，否則有違公平的原則。

（二）補償范圍過窄

城市房屋征收補償的范圍與被征收人的利益息息相關，直接影響到被征收人損失的合法利益受到保護的程度。然而，我國相比較國外先進國家這方面的立法卻不盡合理，拆遷補償范圍狹窄，忽視潛在利益補償。人們在選擇購買房屋時，往往是綜合考慮了其地理位置、周邊環境、生活氛圍等等因素，這都關系到工作、入學、購物、看病等的便利。但是政府在進行征收補償時不會考慮到這些因素，也不會為這些進行補償。居民在進行搬遷時，通常要耗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會讓他們的潛在利益受到損失。

（三）補償標準過低

征收補償標準是確定對被征收一方進行補償數額的依據，這關系到被征收人合法利益能否得到充分的保障，它是確定補償項目在多大限度上得到補償的重要前提。我國也就補償標準做出了一些規定，新《條例》第十九條規定：由具有相應資質的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來評估征收房屋的價值，并且須按房屋征收評估辦法來確定。但這些規定只具有指導性，沒有具體的實施辦法，地方在實際操作中不免流于形式，也得不到嚴格的實施。

（四）補償程序不公開公正

第一，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在對被征收房屋的價值進行評估時，沒有公開的聽證程序，也就是說評估的過程是不公開的，在這種制度下，就難免會出現征收人與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相互串通勾結的情況，從而損害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第二，補償金的發放程序存在著渠道不暢、監管不嚴的現象，導致補償金被層層克扣，貪污現象嚴重，即使是低廉的補償，被征收人也往往難以及時得到充分的補償。第三，《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行政復議或者不提起行政訴訟，在補償決定規定的期限內又不搬遷的，由作出房屋征收決定的市、縣級人民政府依法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三、對我國城市房屋征收補償制度改進建議

（一））受償主體應增加承租人

我國新頒布的《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僅明確了房屋所有權人是房屋征收的受償主體，這在法律制度的設計上排除了房屋承租人的受償權利，使其利益難以得到有效的保護。這樣的制度架構與國情不符，也不利于有效化解矛盾，因此，筆者建議對我國城市房屋征收的受償主體進行立法完善，把承租人也納入到受償的主體之中。

（二）擴大征收補償的范圍

首先要確立補償原則。我國應該徹底廢止先前的適當補償原則，而采取完全補償兼公平補償原則。因為在完全補償原則下，不僅需要對征收財產進行補償，還需要對拆遷過程中造成的一切損失給予補償，包括營業損失費，搬遷費等。這樣能夠最大限度的維護被征收人的利益，但是與此同時，又過大的增加了政府的負擔，使征收難以正常運行。所以還需要公平原則給以輔助，補償應該尊重市場規律，以市場價格為依據，公平進行補償，但考慮到弱勢群體的經濟現狀，可以在補償過程中給以貧困者較多的補償。

（三）完善房屋評估制度是提高補償標準的關鍵

首先，要把土地使用權的補償明確納入到房屋征收補償的范圍之中，這樣一來補償標準會大幅度提高。其次，需要完善房屋評估制度。由征收人與被征收人共同委托具有相應資質的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進行評估，被征收人也適當承擔一部分評估費用。第二，對同一征收項目可以委托兩家或兩家以上的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進行評估，如果兩家評估機構各自得出的評估結果出入很大，則由第三家評估機構進行評估，且以評估結果相近的兩個結果作為依這樣的做法得出的評估結果才會更加客觀與公正。

（四）補償程序應進一步公開公正

首先，針對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在對被征收房屋的價值進行評估時過程不公開的問題，筆者建議在房屋價值評估的過程中，應當建立公開聽證制度，征收人與被征收人都應當參與，房地產價格評估機構應當認真聽取雙方的意見，進而得出客觀、公正的評估結果。其次，針對補償金的發放程序存在著監管不嚴的現象問題，筆者建議政府應該加強對補償金的監管，建立嚴密的監管制度。再次，對于應當完善人民法院強制執行的程序問題。

參考文獻：

[1]房紹坤.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法律問題與對策.中國法學，2012（1）.

城市土地征收補償條例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工程建設　公益性　拆遷　立法

一、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具有特殊性

1.公益性建設項目與經營性建設項目的區分

工程建設項目根據工程建設目的的不同，可區分為公益性建設項目和經營性建設項目。二者的區分標準在于：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目的是追求社會公益，建設主體對其建設開發不追求利潤的獲取，而經營性建設項目的建設目的是實現特定主體的經營目標，建設主體實施項目開發建設會產生相應的投資利潤回報。正如美國判例法所闡明的：只要行為后果涉及權利人之外的不特定多數人，就視為符合公益目的要求。美國就此曾有著名判例：景德路公司為建筑一條通向一個私人工廠的鐵路而請求征收私人土地。由于這條鐵路又被用來停放車輛，從而減輕了影響貨主和車主的運輸擁擠壓力，法院認為，這條鐵路不僅使景德公司受益，一定范圍的第三人也受益，從而鐵路所占用土地從私人占地變為公用占地，其土地征收合法。

我國《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條、《城市房地產管理法》第二十三條均根據建設目的的不同對建設項目的性質作出了區分，并依此區分對土地使用權的取得方式作了不同的規定。筆者認為其中公益性建設項目根據開發主體的不同，還可以再區分為國家機關設施建設項目、市政工程建設項目和公益設施建設項目，但三者的區別僅是開發主體的不同，該差異對三者基于公益性建設目的而建造的基本屬性并不影響。

公益性建設項目的開發建設成果是可以滿足社會大眾公共需求的公共產品，該產品不具有流轉性，因而不是民法意義上的“財產”。相比較而言，經營性建設項目的開發建設成果不僅具有使用價值，而且具有完全的交換價值，因而經營性建設項目的成果不僅是“產品”，而且是民法意義上的“財產”。上述不同決定了公益性建設項目與經營性建設項目法律調整方式上的差異。財產是民商法的調整對象，因而經營性建設項目土地使用權的創設，必須由建設用地申請人與建設用地借給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礎上以合意完成，經營性開發建設中的土地出讓行為應為民事法律行為，應受民商法調整；公共產品不屬于民商法的調整對象，公益性建設項目所需建設用地需要政府以行政劃撥的方式批轉，公益性開發建設中的土地劃撥行為屬于行政行為，應由行政法規范。

需要指出的是：公益性建設項目與經營性建設項目不僅在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取得方面存在差異，兩者在地上物的拆遷、土地的整理和供應等方面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

2.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行為的特殊性決定了其法律規范具有特殊性

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行為與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行為相比，具有以下幾項特點：

一是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成本控制應與經營性建設項目有所不同。公益性建設項目是為不特定的社會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其工程建設的公益性目的決定了其項目建設投入的收益率極低甚至沒有投入收益。市場經營的一般規律是：投資風險應該與投資收益相適應。基于公益性建設項目的非盈利特征，國家應控制其經營風險，保障其建設開發進程。與此相應地，立法機關應該制定相應的法律制度控制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成本，促進開發建設目標的實現。正如有學者所說：市政、公益項目的建設拆遷中，如用統一的拆遷立法，提供和房地產經營項目相同的補償安置標準，則既為國家財力力所不及，又有悖于公平原則，妨礙市政、公益拆遷項目的正常進行。

二是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的進度控制也應該與經營性建設項目有所不同。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工程進度直接關系到社會公共，因而利益對此應予以嚴格控制。在工程建設項目的拆遷工作中，工程拆遷的進度與項目的審批環節與審批程序直接相關。我國現行拆遷法規為工程建設項目拆遷設置了較嚴密的法律程序，根據我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七條的規定，拆遷人只有向拆遷主管部門提交建設項目批準文件、建設用地規劃許可證、國有土地使用權批準文件、拆遷計劃和拆遷方案及辦理存款業務的金融機構出具的拆遷補償安置資金證明后，被拆遷人才能申請取得拆遷許可證。筆者認為：現行立法設置如此嚴格的拆遷補償安置程序的原因是：房屋拆遷安置補償工作與城市居民的根本利益緊密相關，與城區的規劃發展密切相聯，嚴格的審批程序可以控制工程建設單位的工程拆遷，使其不能擅自實施工程拆除行為，侵害他人合法權益，也可以防止工程建設單位實施違反城市發展規劃、危及社會公共福利的違法行為。相比較而言，公益性建設項目出于其公益性的建設目的，一般均需要長時期的設計論證，一般不會與城市發展規劃和居民的合法權益發生根本性的對立和沖突。在對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和立項作嚴格論證和審批的情況下，對公益性建設項目設置過于嚴密的拆遷安置法律程序，不但毫無必要，反而會無謂減緩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進度，增加建設成本。

全面、普遍、徹底地解決這些特殊問題需要立法的支持，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行為的特殊性決定了立法應賦予其獨特的地位，在一般拆遷法規之外形成相對獨立的特別法規范。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2001年出臺的《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下稱111號文）第十條和第二十六條就重大市政工程建設的拆遷管理和拆遷糾紛處理作出了與其他建設項目不同的規定。顯然這邁出了對公益性建設項目和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行為分別調整的第一步，但邁出這一步并不意味著現行拆遷立法已經解決了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按照111號文第十條的規定，雖然相比較經營性建設項目，重大市政工程可以就項目建設范圍內暫停辦理建設施工等事項向拆遷主管部門提前提請審批，但是該提前申請并不能起到提前拆遷實施進度，并進而降低工程拆遷成本的結果。此外，111號文也未對重大市政工程拆遷補償的標準問題作出另行規定，顯然，111號文第十條和第二十六條并不能滿足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的需要。

二、完善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

筆者認為，完善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需要從拆遷主體、拆遷審批程序和拆遷補償標準等方面著手進行，具體而言：

1.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應納入土地儲備制度的調整范圍，由政府作為拆遷人依法實施拆遷

以上海市的情況為例，二四年六月九日，《上海市土地儲備辦法》（下稱《儲備辦法》）正式公布施行，這是上海市關于土地儲備制度的基礎規范。根據《儲備辦法》第三條的規定：土地儲備是指市、區（縣）政府委托土地儲備機構，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規劃和土地儲備計劃，對依法征用、收回、收購或者圍墾的土地，先通過實施征地補償安置、房屋拆遷補償安置或者必要的基礎性建設等予以存儲，再按照土地供應計劃交付供地的行為。政府有關部門實施土地儲備，實質上是政府將土地使用權征收或收購，然后經拆遷和前期開發配套把“生地”變為“熟地”，然后予以供應的過程。

需要注意的是：《上海市儲備辦法實施細則》（下稱《實施細則》）第四條規定：本市新增經營性建設用地的供應，原則上應當從儲備土地中選擇，并優先列入土地利用年度計劃。即新增經營性建設用地一般均須通過土地儲備取得。而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是否需要通過土地儲備方式取得，該《實施細則》未作規定。

筆者認為，從降低公益性建設項目建設成本，推進公益性建設項目建設的角度，應將公益性建設項目建設用地取得納入土地儲備的制度的調整范圍。其原因有三：

一是由土地儲備機構實施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的收購、拆遷和前期開發，可以較為嚴格地控制公益性建設項目的用地和建設規模。根據《儲備辦法》及《實施細則》的規定，土地儲備機構實施土地儲備一般要由土地儲備機構在每年的10月份向政府房地資源局和發改委報送下一年度土地儲備計劃建議，該土地儲備計劃建議報經政府土地管理領導小組審核批準后形成年度土地儲備計劃，該年度計劃應與政府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相協調，與土地利用年度計劃以及明后年的土地供應計劃相銜接。以上較為嚴格的土地儲備年度計劃報批實施程序可以確保政府公益性建設項目經過層層論證，逐級把關，防止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的濫批濫用。此外，在土地儲備中，由于委托土地儲備機構是受政府房地資源局委托實施儲備地塊上的房屋拆遷，拆遷中的拆遷范圍和拆遷補償等焦點、難點問題都可以由政府按照城市發展規劃和城市土地供應計劃的要求統一部署，保證落實。政府部門主導實施拆遷有利于保障開發進度，控制供地范圍，防止用地申請人擅自擴大用地范圍。由于土地的前期市政配套開發也同時由政府委托相關專業機構實施，因而政府還可以通過土地前期配套開發控制儲備地塊的用途。

二是由土地儲備機構實施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的收購、拆遷和前期開發，可以降低公益性建設項目土地前期開發的成本。根據《儲備辦法》及《實施細則》的規定，土地供應部門就供應經營性新增建設用地所得收益，除用于支出付經營性建設用地的開發成本和管理費用外，應全部劃入土地儲備專項基金，該基金的設立目的是支付土地開發與整理的費用。顯然，該基金也可用以支持重大市政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前期開發成本。在重大市政工程建設的開發建設中，如果政府直接把經配套開發的熟地供應給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單位，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成本將會大大降低，城市公共福利水平能夠得到較快提高。

三是由土地儲備機構實施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的收購、拆遷和前期開發，可以大大加快公益性建設項目的開發建設進度。將公益性建設項目的用地取得和前期開發納入土地儲備的統一制度體系，可以使建設單位從土地前期開發的復雜工作中解脫出來，專注于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可以較早地介入工程設計施工階段。這樣工程的可行性研究與工程用地的前期開發整理同時并行，就可以大大加快工程開發建設進度。降低公益性建設項目的開發建設成本。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應將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用地供應和土地前期開發納入土地儲備的法律規定中來，由有關土地儲備的法規直接規定新增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的收購、拆遷和前期開發和供應，明確公益性建設項目用地儲備和開發在現行土地儲備制度體系中的地位。

2.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應形成相對獨立、統一的拆遷補償原則和補償標準

拆遷安置補償標準是城市房屋拆遷的核心問題。根據我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和上海市111號文的規定，拆遷人應按照被拆遷房屋的市場評估價給予被拆遷人拆遷安置補償，此外，拆遷人還應對因拆遷所引起的設備拆遷費、不可移動設備的重置費以及由拆遷造成的被拆遷人的營業損失等相關費用向拆遷人予以補償。

以上是我國城市房屋拆遷補償的一般標準。筆者認為。我國現行拆遷法規關于拆遷安置補償的不足有三：

一是未能在區分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補償和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補償的基礎上，對拆遷補償標準分別加以規定。

如上文所述，公益性建設項目與經營性建設項目在建設目的和法律適用上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基于不同性質的建設項目所發生的拆遷補償費用也應有所區分。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四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國家在征收取得國有土地后，再根據《土地管理法》第五十四條的規定將土地劃撥給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主體。因而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補償的法律依據是國家征收行為；相比較而言，經營性建設項目取得建設用地的法律基礎則有所不同。國家不能以征收的方式為經營性建設項目取得建設用地，而只能以其他方式收回國有土地使用權，然后再以出讓方式為經營性建設項目設立國有土地使用權。顯然，兩種建設項目國有土地使用權取得方式不同，其拆遷地上物的拆遷補償標準也應有所區別。 筆者認為，公益性建設項目適用房屋拆遷補償的標準應同土地使用權征收補償標準相統一。學界雖然對征收補償的理論基礎和補償標準存在不同學說，但是這些學說的主要觀點還是趨于一致的，即：土地征收人應向被征收人足額補償因土地征收給被征收人造成的直接損失（主要指由于征收所引進被征收人的房地價值損失）和因土地征收所引起的土地征收時已經造成的間接損失。相比較而言，基于經營性建設項目土地使用權取得行為而發生的補償問題，則由于其投資具有營利性，其補償不應只及于被拆遷人的直接損失，而應給予被拆遷人所受一切損失包括全部間接損失的充分補償。

二是征收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和集體土地使用權過程中所發生房屋拆遷補償的補償原則未能統一。如上文所述，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該補償在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征收上，體現為城市房屋拆遷補償，而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征收方面，則體現為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征收補償。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二十四、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條的規定，拆遷人應按照合理補償的原則，向被拆遷人補償被拆遷房屋的市場評估價值，對被拆遷人造成其他損失的，拆遷人要支付搬遷補償、停業損失補償等費用。存在設備搬遷的，被拆遷人還可以請求設備搬遷補償。在城市房屋拆遷補償中，國有公房的承租人同樣具有獨立的請求拆遷補償地位，承租人可以按照有關規定，請求拆遷人支付拆遷補償費用總額的80%.根據上述論述可總結出我國城市房屋拆遷補償的兩項原則：一是給予城市國有土地使用權人以獨立的拆遷補償請求權，二是拆遷補償額的計算方式是市場評估。

相比較而言，集體土地使用權的征收補償則較為復雜。不僅包括集體土地上房屋的拆遷補償，而且包括集體耕地的征收補償。因為后者是集體土地征收的主要類型。故筆者以其為例加以分析。根據我國《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征收集體耕地發生的費用補償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附著物補償等，計算該征收補償費用的方法是按照過去三年被征收耕地年產值的倍數確定。此外，《土地管理法》并未賦予集體土地使用權人以獨立的補償費用請求權，而僅在《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土地補償費歸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地上附著物及青苗補償費歸地上附著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至于土地補償費如何在集體經濟組織與包括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人在內的集體土地使用權人間分配，分配比例是多少，均缺乏法律的明確規定。相比較城市房屋拆遷補償的原則，集體土地征收補償的補償費用計算方法和土地使用權人的補償地位均有較大差異，這些差異導致集體土地征收補償中，農村集體土地使用權人的權益被嚴重忽略。農民的合法權益不能得到法律的周延保護。因而如何將國有土地征收補償和集體土地征收補償統一在共同的征收補償原則之下，是未來完善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的重要內容。

三是政府需要就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標準定期公布市場評估參照價格。如上文所述，公益性建設項目建設用地取得的法律基礎是政府的土地征收行為。由于土地征收補償的標準與土地與地上附著物的市場評估價值緊密相關。因而政府實施土地征收補償，既要堅持其征收行為的行政強制性效力，同時還要使其補償與被征收土地及其地上附著物的市場價值相適應，以保護被征收人的合法權益。

為了保證土地征收行為行政效力性與補償充分性的協調，政府需要建立起較為合理的土地征收補償價格指導機制。即政府應定期公布公益性發建設項目土地征收或者房屋拆遷的補償參照價格。并在該政府指導補償價格的基礎上，確定一定的補償價格調整幅度，在該補償價格調整幅度內，綜合考慮被征收土地及其地上附著物的區位、用途、重置價值、收益等因素，確定土地征收補償（在國有土地征收，即體現為城市房屋拆遷補償價格）的最終價格。

筆者認為：在上述土地征收補償政府指導價的價格構成中，房屋價值的補償，可參照同等區域同種類型房屋的重置價確定，而土地征收的地價補償則可在被征收土地的土地基準地價上浮一定幅度確定。為了保持與土地交易價格的同步性，該土地征收補償政府指導價應與土地基準價格、標定價格同步制定、同步公布，同步實施。

3. 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申請與審批程序應予以簡化

我國《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六條、第七條規定，拆遷人實施拆遷，必須依法取得拆遷許可證，而取得拆遷許可證，則必須取得前文所述的各審批文件。因此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規定，在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中，拆遷人只有辦理完畢包括項目投資立項、用地規劃許可、土地使用權取得審批和拆遷資金到位證明等相關申請前置程序，才具備辦理拆遷許可證的法定資格。

如上文所述，簡化公益性建設項目的申請與實施程序，即是將公益性建設項目建設用地的征收和前期配套開發納入土地儲備體系，即由政府有關儲備機構代表政府完成上述土地儲備和整理開發工作。政府儲備機構對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工作的介入，為簡化拆遷申請與實施程序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儲備辦法》第十條就土地儲備中的拆遷補償作出了如下規定：土地儲備涉及房屋拆遷、征用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應當按照國家和本市的有關規定，辦理房屋拆遷許可、征地補償安置方案審批等相關手續，并按照規定的標準、方式和程序實施補償安置。另據上海市111號文第十條規定：因重大市政建設項目拆遷房屋的，建設單位可以憑市發展計劃委員會或者市建設和管理委員會的批準文件，向規劃管理部門申請辦理停止房屋及其附屬物的新建、改建和擴建的通知手續，并向拆遷房屋所在地的區、縣房地局申請暫停辦理改變房屋和土地用途的審批手續，以及房屋租賃合同的登記備案手續。根據上述規定，重大市政工程項目只需持項目批文，而無須持辦理完畢工程建設規劃許可證即可申請規劃范圍內房屋和土地使用的審批，停止規劃范圍的工程建設和建筑設施的處分行為。

但是上述規定只是提前了凍結工程規劃范圍內工程建設行為和建筑設施處分行為的時間，并未完全實現簡化拆遷申請和審批程序的目的。在土地儲備制度中，土地儲備計劃的審核程序十分嚴格，一旦一宗土地納入年度的土地儲備計劃，即表明該宗土地的儲備已經與城市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城市發展規劃相符合，因而在此情況下，再為該宗土地地上物的拆遷許可設置較繁復的前置程序，既不能實現該前置程序設立的基本目的，又有審批制度重復設置之嫌。筆者認為，在土地儲備制度中，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審批程序應作如下簡化：

一是由投資、規劃、土地管理等行政主管部門在土地儲備機構設置審批分支機構，由各部門在公益性建設項目儲備用地的拆遷作集中審批，作“一站式管理”，從機構設置上為簡化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審批奠定基礎。

二是將拆遷的審批標準由實體審查轉變為形式審查。這樣既可以減輕審批工作的壓力，同時又可以加快相關審批工作的進度。同時，立法還可以就審批工作設定審批時限，以加速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的審批進程。

三、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的立法模式

如上文所述，上海市111號文已經作出了區分市政工程建設項目拆遷與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的若干規定，但是該規定是零星的，不系統的，而且市政工程建設只是公益性建設項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上海市111號文的相關規定也并不能反映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的全貌。筆者認為：在與現行拆遷立法銜接的基礎上，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應從以下幾個方面逐漸加以完善。

1.應將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作為特別規范對象，單列于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之外。

《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二條規定：在城市規劃區內國有土地上實施房屋拆遷，并需要對被拆遷人補償、安置的，適用本條例。根據該規定，包括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和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在內的所有城區國有土地上的房屋拆遷，只能適用該條例。而根據前文所作分析，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工作相比較經營性建設項目，在建設目的、建設成本、進度要求和補償標準等方面均在在較大差異，不同種類的拆遷工作適用同一法規予以調整，不利于促進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建設和發展。

另需注意的是：國務院辦公廳于二四年六月下發的《關于控制城鎮房屋拆遷規模嚴格拆遷管理的通知》就城鎮房屋拆遷中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作出了如下規定：政府行政機關不得干預或強行確定拆遷補償標準，以及直接參與和干預應由拆遷人承擔的拆遷活動。如果將公益性建設項目納入《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調整范圍，那么公益性建設項目的拆遷工作就不能由政府來實施，也不能得到有關政府部門的支持，城市公益性建設項目如何推動就成為一個矛盾。

為了避免發生上述矛盾，筆者認為，應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第二條，將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單列于其調整范圍之外，在《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之外，形成較為完整的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行政管理、審批和補償標準規范體系。

當然，在無法及時修改《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的情況下，可在上海市第111號文現有規定的基礎上對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作例外性規定，甚至還可以通過政府規范性文件的形式對上海市第111號文所作規定作進一步細化，逐漸形成以政府規章為主體的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規范體系。而就上海市而言，由于已經形成了單行的土地儲備規范體系，則應盡快將其納入土地儲備的法律規范體系。

2.將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納入土地儲備的調整范圍，并進而成為政府征收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如前文所述，《儲備辦法》第十條就土地儲備中的房屋拆遷作出明確規定。該規定為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納入土地儲備制度的調整范圍奠定了法律規范的基礎。以后的工作則是要在行政管理、審批和補償標準等方面作出更加詳細的規定。

值得提出的是：《儲備辦法》是上海市人民政府頒布的政府規章，土地儲備作為一項創設性的法律制度，僅由政府規章的形式規范尚顯依據不足，應在經驗積累到一定程度，時機成熟時，由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相應的地方性法規。

在對《儲備辦法》第十條制定實施細則的基礎上，上海市可以形成較為完善、系統的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規范體系，而相比較而言，上海市111號文主要規范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這樣就可以形成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法規與經營性建設項目拆遷法規相互并立、彼此協調的拆遷法律規范體系。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將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納入土地儲備制度的調整范圍，必須解決土地儲備制度的上位法律依據問題。土地儲備制度屬于調整土地權屬變更的重要經濟制度，而且涉及對非國有財產的征收，因此該事項應屬于我國《立法法》第八條所規定的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項，地方立法機關及地方人民政府只能根據該法律規定制定實施性的規范。但是由于在國家立法層面，我國對土地儲備的立法規范尚是一片空白，所以盡管我國除貴州、以外的大部分省市都已經就土地儲備制度作出了不同形式的制度規范，但是這些規范背后的合法根據并不充分。

尋找土地儲備制度的合法性依據，必須界定好土地儲備制度的法律性質。目前，我國的《物權法》和相關的國家征收法律規范都在起草之中，根據我國《物權法（草案）》的規定，非為公共利益目的，非經法律規定審批和充分補償，不得以征收拆遷的形式侵害公民的私有財產。在不遠的未來，《物權法》即將公布實施，如果不將土地儲備制度定位于公益性目的的征收，其實施將面臨與《物權法》直接沖突的尷尬局面。因此，筆者認為，將土地儲備定位于公益性建設項目的土地征收、整理和供應制度是我國現有法律體系制度選擇的必然。在我國征收法律法規出臺的基礎上，將土地儲備制度納入政府征收法律體系，再將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納入土地儲備的調整范圍，將是公益性建設項目拆遷立法的選擇和出路。公益性建設項目與經營性建設項目在建造目的上的區分，促成了兩者在用地、拆遷、供應等各個方面彼此區分，相對獨立的制度規范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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