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環境質量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區域環境質量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區域環境質量范文第1篇
【關鍵詞】環境質量；現狀；整治建議
1.區域評價范圍及評價時段
本工業區規劃范圍包含兩部分：一是北部代家溝工業園，范圍南起丹錫高速公路，北至海城河，西至北鐵村村界，東到原牌樓鎮鎮界，規劃面積16.86平方公里。二是南部海鎂工業園和滑石工業園，范圍北起大盤線，南至三角村、大旺村和黃堡村，東至通海產業大道，西至梨樹村，規劃面積24.04平方公里。
2.功能定位
2.1發展模式
以生態理念和共生思想指導工業區的建設，權衡工業區征地原則和山地地貌的多重特征，形成自然環境與人工環境和諧發展的生態工業區。
2.2產業定位
東北地區以菱鎂礦和滑石礦產品開采和深加工為主的產業集群。
2.3園區定位
東北地區鎂制品和滑石添加劑生產基地。
3.環境質量現狀分析
3.1環境空氣質量現狀分析
本次規劃環境空氣現狀監測期間，區域內所有監測點位TSP、PM10、PM2.5日均濃度監測結果均超出了《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中二級標準的要求；規劃區內環境空氣質量受到礦山開發以粉塵為主的污染。收集2012年冬季海城市環境保護監測站監測數據，評價區域冬季大氣環境質量現狀所有監測點位TSP均出現超標現象，不能滿足《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3095-2012）中二級標準要求。
3.2地表水環境質量現狀
評價區域內攔河上游下房身斷面出現石油類超標，攔河下游丹錫高速斷面出現COD、氨氮、石油類、BOD超標，已不能滿足《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GB3838-2002）中Ⅲ類水體水質標準要求。COD、氨氮、石油類、BOD超標主要是受當地生活污水直排和周邊企業排水影響。
3.3地下水環境質量現狀
監測評價結果表明，各監測因子均能滿足《地下水質量標準》（GB/T 14848-93）中Ⅲ類水質標準限值要求。
3.4聲環境質量現狀
根據對規劃礦區聲環境監測可知，監測期間除東牌樓、楊家甸晝夜間超標外，各測點噪聲值均能滿足相應環境噪聲標準限值要求，區域內聲環境質量現狀較好。
3.5土壤環境質量現狀
監測評價結果表明，土壤各監測點位及各監測因子均能滿足《土壤環境質量標準》（GB15618-1995）中的二級標準要求，說明規劃區內土壤環境質量狀況較好。引用參考文獻中海城梨樹村農田土壤理化性質，土壤Mg2+/Ca2+比例失調，這主要是受區域內鎂礦粉塵污染的影響。
3.6生態環境現狀
通過現狀調查分析發現區域生態環境在水平及垂直方向受人為擾動的程度都較重，區域的工礦景觀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無論是斑塊總面積還是斑塊平均面積都較大，總體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多年來處于動態平衡當中，但局部生態環境處于一個遭受破壞的過程中。
二、環境影響減緩對策和建議
1.區域發展資源環境保護原則
1.1采用先進技術與裝備，加強環境保護和資源綜合利用，禁止建設限制類和淘汰類產品、禁止使用限制類和淘汰類裝備技術，以創建國家生態工業園為契機推進生態工業體系建設。
1.2努力提高區域工業水資源循環利用水平和中水回用水平，積極發展污水處理及中水回用系統，減少廢水污染物排放甚至實現采礦、加工過程生產污水的“零排放”；
1.3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積極能源高效利用新技術，切實采取節能措施降低規劃能源消耗，落實污染減排措施，降低區域大氣污染物濃度；
1.4強化區域地下水污染防控，封閉規劃區域內企業自備井，加強飲用水源保護區建設，遠期實現紅土嶺水庫供水為主、區域地下水備用的供水格局，保障供水安全；
2.規劃目標建議
2.1產業規模用地調整
根據規劃區域現有產業發展情況，結合國家相關產業政策及綠色經濟發展方案，評價建議將采礦用地規模控制在現有范圍內，重點發展鎂質高端耐火材料、鎂質冶金功能渣系材料及熔劑、鎂質化工材料、鎂合金及深加工產品的精深加工和制造；從而達到資源開發與生態環境保護并重的發展目標。
2.2區域總體布局建議
規劃在牌樓鎮區南側布置海鎂工業園和滑石產業園，其中南部工業園區東部依托現有下房身居住區和海鎂生活區規劃一處二類居住用地。該用地布局基本合理，居住區位于規劃工業區東部，為常年主導風向的側風向，一般不會受到工業區的影響，但規劃居住用地西側緊鄰采礦用地，該采礦區域主要采用露天開采方案，露天開采過程中炸藥爆破、汽車裝卸與運輸都將對居住區產生較大影響，其布局不盡合理。評價建議限制牌樓鎮鎮區居住區建設，設置區域衛生防護距離及采礦用地控制范圍，以降低采礦、精深加工等工業項目對周圍居民的影響。
2.3規劃區域生態廊道建設
由于區域生物多樣性相對較低，生態廊道要求能夠逐步恢復區域動植物遷徙和傳播的要求，并逐步提高區域的生態多樣性。因此，評價建設生態廊道的寬度分區進行控制，海城河、炒鐵河兩岸設置150～300m廊道、其他水域廊道按60m控制，其它交通干線兩側廊道按30～60m控制。除規劃設定的景觀通道外，規劃區還應重點建設丹錫高速生態廊道、區域南側岔道溝生態廊道等生態廊道，從而促進區域水系、林地的有效結合，促進區域物種的溝通，維持生態多樣性。
2.4區域地表水體環境保護綜合整治建議
（1）炒鐵河綜合整治
根據海城市水系環境功能區劃，規劃區域范圍內地表水系主要為海城河以及其支流炒鐵河，其中炒鐵河為Ⅲ類水體。根據現狀監測，目前尚未達到水體標準，主要影響因素為工礦企業、生活污染源等。
①對工礦企業污染源的整治
規劃區域內現狀所有廢水排入炒鐵河企業必須實現達標排放；依法關閉沿河兩側距河岸1km范圍內所有非法排污企業。
②對生活污染源的整治
加快規劃區域城市污水管網建設，進一步提高污水收集率；沿河集鎮全部新建生活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禁止沿岸城區和主要集鎮的生活污水未經處理或經處理后不達標排放；依法打擊沿岸垃圾亂堆亂倒行為。
③對農業面源的污染整治
嚴格控制沿河兩側距河岸一公里范圍內從事規模化養殖，現有企業需進行污水達標處理；積極調整農業產業結構，鼓勵使用低毒低殘留農藥和高效有機肥、復合肥；大力發展沼氣事業，實行人畜禽糞便資源化利用。
（2）區域污水處理設施規劃建議
區域環境質量范文第2篇
關鍵詞：物質能量循環;地區經濟新格局;勞動力流動;人才滲漏
中圖分類號：F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7）02―0037―08
一､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格局的影響
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非常顯著。與之并存的另一個重大經濟現象是，中西部地區勞動力大規模地流向東部地區。從1990年開始，出現了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的“民工潮”，并且形成了以大學畢業生和技能人員為主體的“孔雀東南飛”現象。此后，勞動力跨地區流動越來越顯著，使東部逐漸成為勞動力凈輸入地，中西部成為凈輸出地。根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利用2000年居住地與五年前的常住地不同的人口數量，我們計算了各省在1995―2000年間流動人口的凈變動量。東部地區除河北省外，其余十個省(直轄市)均為勞動力凈流入地，中西部除新疆和云南有少量的勞動力流入外，其余都是勞動力凈輸出地。
勞動力跨地區流動改變了各地區勞動力的自然供給能力。在開放條件下，一個地區的勞動力變化決定于勞動力的自然增長和勞動力流動。勞動力流動對勞動力的自然增長產生疊加影響，改變了地區間的勞動力自然增長的結果，從而改變了地區之間經濟增長能力的對比，以至于對地區經濟格局產生影響。
關于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格局的影響，國內存在著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力的跨地區流動有助于縮小地區間經濟差距，最終實現新古典均衡。［1］一些調研性的文獻揭示了勞動力流動縮小地區差距的機理：［2］［3］［4］勞動力流向發達地區實際上是進行“學習”和“培訓”的過程，可以增加人力資本的積累;人力資本積累有助于外出就業的勞動力“回鄉創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從而發展落后地區的經濟，縮小地區差距。既然勞動力流動有助于熨平地區經濟差距，那么地區差距仍然存在的主要原因就是勞動力流動還不充分。因而，隨著制度變遷和勞動力市場的完善，勞動力充分流動會使地區差距趨于消失。［5］［6］該結論得到李國平､范紅忠的實證支持，［7］他們認為，地區經濟差距產生的主要原因是生產向東部地區不斷集中的同時，人口沒有相應地向那里集中，造成核心發達區域生產與人口分布高度失衡。
另一種觀點則相反：跨地區的勞動力流動擴大了地區差距。2000年以后的調研性文獻表明，［8］［9］進入東部地區就業的勞動力雖然提高了人力資本，但是他們傾向于長期留在經濟發達地區，“回鄉創業”只是極少數人的想法，沒有成為現實;因此，流動勞動力不可能成為落后地區經濟增長點的主創者，勞動力流動也不可能縮小地區差距。有實證研究顯示，［10］ 20世紀80年代勞動力在區域內部轉移使區域經濟出現收斂，但90年代后出現的勞動力跨區域轉移卻擴大了地區間的經濟差距。就地區工資差距來說，1992年以后仍然是顯著擴大的：東部沿海地區的工資增長持續高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入的主要行業，如建筑業和制造業，工資的地區差距同樣是擴大而非收斂的。［11］至于勞動力流動擴大地區差距的作用機制，則有不同的看法。谷書堂､唐杰等認為，導致空間上兩極分化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是人口､社會經濟活動在空間上的過度集中。［12］范劍勇將這種觀點向前推進了一步，認為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加劇了東部沿海地區的產業聚集，加速了工業化進程，擴大了地區收入差距。［13］鐘笑寒則從進入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力的技能角度證明，技能差異導致職業差異，職業差異擴大了工資差異，結果地區之間差距呈現出顯著擴大的趨勢。［14］
已有研究深入討論了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差距的影響，而對勞動力流動對地區經濟分工格局的作用機制沒有進行充分研究。我們認為，勞動力跨地區流動產生了一個循環：中西部地區利用豐富的勞動交換東部地區的工業消費品，并且在循環中出現了中西部地區的人才“滲漏”。這個循環的結果是形成一個新的地區分工格局：東部地區逐漸成為高科技產業和消費品工業中心､人才聚集中心，中西部地區成為工業消費品市場､人才輸送地､資源產業分布地和環境承載地。
二､“勞動換工業品”的物質能量循環
勞動力流向東部地區增加了中西部地區的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誘發了中西部地區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和消費支出的增加，尤其是工業消費品擁有量快速增加，而工業消費品絕大多數產自于東部地區，因此，中西部地區輸出勞動力所獲得的勞動收入最終轉化為東部地區工業消費品的購買力。
在東部地區就業的勞動收入，除“城市掙錢城市花”的部分外，大部分流到中西部地區，成為中西部地區重要的收入來源。按1990年人口普查的數據估算，流動中的農村勞動力每年大約帶（寄）回農村的貨幣為2000元，按全國8000萬流動勞動力計算，每年返回農村的打工收入總數可以達到1600億元。［15］另據有關資料顯示，1993年，四川省1000多萬農民工外出進城打工，總共寄回或帶回家鄉的資金達100多億元;湖南省260多萬民工共賺回資金30多億元，江西､河南的民工各賺回20多億元。［16］這些流到中西部地區的勞動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根據對四川､安徽兩省的調查，外出就業使外出戶的收入水平顯著提高，外出收入已成為外出戶家庭收入的重要來源;外出戶的總體收入水平明顯高于非外出戶，在經濟相對更不發達的勞動力輸出地區，這種差距更為明顯。［17］因此，隨著外出勞動力的增加，外出勞動收入對中西部居民收入的貢獻越來越大，從而推動中西部地區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上升，從1992年的1786元增加到2004年的8307元，年均增幅達到14%(見表1)。
隨著收入的提高，中西部地區居民的消費結構逐步升級､消費支出迅速增加。從1992年到2004年，中西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支出占其可支配收入的77.8%以上，即可支配收入中的77.8%用于消費支出(見表1)，這意味著，收入中的大部分轉化為現實的購買力，亦即增加的勞動收入轉變為對消費品的購買力。盡管由于消費傾向遞減，消費支出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逐漸下降，但是消費支出的絕對量逐年增加，從1992年到2004年，年均增長幅度達到13.4%。這不僅表明，收入中的絕大部分轉化為消費支出，而且也表明消費支出快速增長，預示著中西部地區蘊藏著一個巨大的潛在的消費品市場。
在中西部地區居民家庭的消費支出中，食品消費性支出所占份額最大(在50%以上)，但是它比較穩定;其次是衣著和耐用消費品支出。衣著和耐用消費品支出在總消費支出中所占比例在14%以上，并且年均增長速度達到10.3%(見表1)。與對衣著和耐用消費品支出的高比例和快速增長相對應，中西部地區家庭對衣著和耐用消費品的購買量和擁有量迅速增加。表2顯示，2004年與1996年相比，中西部地區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戶擁有的耐用消費品數量均有大幅度增加(自行車擁有量下降)，如摩托車從5輛增加到20多輛，移動電話從零部上升到100部左右。這說明，隨著居民家庭收入的提高，消費結構開始轉變，由以前的“老三件”升級為“新三件”以及高檔耐用消費品。
中西部地區耐用消費品需求的增加擴大了東部地區工業品的市場容量，因為耐用消費品的生產主要集中于東部地區，而不是中西部地區。圖1顯示，11種主要耐用消費品中，東部地區生產的彩色電視機､摩托車和家用電冰箱的產量稍低，分別占全國總產量的56.84%､65.09%和72.27%;其次是家用洗衣機，占82.11%;其余7種產品，均占96%以上。還有其他的耐用消費品，如淋浴熱水器､排油煙機､影碟機､攝像機和微波爐等，90%以上的產量由東部地區生產。由于消費類工業產品的生產集中于東部地區，所以中西部地區因收入增加而增加的消費需求轉變為對東部地區工業產品的需求。因此，中西部地區居民收入的提高表明東部地區工業產品的潛在市場需求的擴大。
由此可見，勞動力跨地區流動使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之間形成了一個物質能量循環：在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勞動收入從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在工業消費品市場上，工業消費品從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勞動收入(貨款)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循環的實質是，中西部地區用豐富的勞動換取東部地區的工業消費品。
三､循環中的人才“滲漏”
在“勞動換工業品”的循環中，我們假定流動勞動力全部返回到中西部地區，但實際上存在著一部分被稱作“人才”的勞動力“滲漏”到東部地區――中西部的人才流失。
勞動力流動使東部地區獲得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東部地區經濟發展需要擁有一定規模的勞動力隊伍和產業大軍，而當地的勞動力在數量和質量上難以滿足需要，因而中西部轉移來的勞動力不僅可以解決當地勞動力不足問題，而且過剩供給使東部地區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買方地位，掌控著選擇勞動力的主動權。東部地區鄉鎮企業､民營企業和城市里的非正規部門從“民工潮”中獲得了勞動力“后備隊伍”，并從中挑選出“優質”勞動力充入到各行業和部門。于是東部的鄉鎮企業和民營企業就利用這些廉價的勞動力生產出廉價產品暢銷于國內甚至國外市場，從而完成了早期的工業積累和市場擴張。
伴隨“民工潮”出現的“孔雀東南飛”表明流往東部地區的除簡單勞動力外，還有大量人才，即熟練工人､專業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創新型人才，以及高學歷人員。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勞動力流動中的人才流動，文中將受過高中以上教育的勞動力界定為人才，未受過高中教育的界定為簡單勞動力。流動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參差不齊，從未上學的到受過研究生教育的各占一定的比例。從2000年跨省流動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來看，有23.7%的是人才，而且69.5%的人才流入東部地區就業(見表3)。勞動力中人才的流動性更強､流動的成功率更高､在東部沿海地區定居更容易。從勞動力流動的個人特征來看，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人更容易遷移，而遷移的成功率也更高。［18］［19］從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的情況可以看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效果與其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相關;農村勞動力的教育水平與其外出就業及收入正相關。［20］大量事實表明，勞動力跨地區轉移的難度已經增大，主要原因是東部地區對勞動力的要求越來越高，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勞動力難以在東部地區就業和定居。
在長期的勞動力流動中，東部地區憑借經濟優勢“撇取”了中西部勞動力中的人才，使就業人員中人才比例越來越高。為了發展本地經濟，中西部地區在政策上限制人才外流;而國家也鼓勵和支持人才到中西部地區就業。即使在這種背景下，中西部地區人才外流的趨勢仍然沒有扭轉。從1996―2004年間，東部地區就業人員中受高中以上教育人員的比例遠遠高于中西部地區和全國平均水平，而且它們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從1996年的3%擴大到2004年的9%以上(見表4)。這不僅表明中西部地區的人才大量“滲漏”到東部地區，使就業人員中人才比例降低到全國平均水平以下，并推高了東部地區的人才占比;而且表明中西部人才流失越來越嚴重，以至于東部與中西部的人才占比差距越來越大。如果將受大專以上教育的人員作為高級人才，那么這種高級人才的流失更嚴重。表4顯示，1996―2004年間，就業人員中受大專以上教育的人員比例，中西部的比例都大大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東部的比例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這種差距越來越明顯，1996年的差距不到2%，2004年擴大到5%。這說明中西部地區高級人才的流失比一般人才的流失更嚴重。
勞動力流入為東部地區提供了廉價勞動力，更主要的是，伴隨勞動力流動，中西部地區出現人才“滲漏”，大量人才一去不復返。人才“滲漏”，使東部本來就豐富的人才獲得了一個極大的增量，人才積累加厚;中西部地區本來稀薄的人才資源更加短缺，形成人才空洞化。人才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區勞動力素質低下，已經嚴重影響到城鎮的發展，影響到農業現代化的實現，對于實現中西部地區的城市化和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均造成了不利的影響;［21］并形成一種人才外流――經濟不發達――人才更加外流――經濟更難發展的惡性循環。
四､地區經濟新格局
綜合勞動力市場和工業品市場，我們發現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之間存在一個伴隨人才“滲漏”的“勞動換工業品”的循環(見圖2)。在勞動力市場上，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向東部地區，然后返回中西部地區，為東部地區提供勞動，并從東部地區獲取勞動收入;伴隨勞動力流動，中西部地區的人才“滲漏”到東部地區，一去不復返。在工業品市場上，工業消費品從東部地區流向中西部地區，中西部地區所獲得的勞動收入以貨款的方式流向東部地區。
伴隨人才“滲漏”的“勞動換工業品”循環的存在表明：(1)消費品工業分布不平衡。東部地區幾乎集中了所有的耐用消費品工業，并且產出量大､競爭力強;中西部地區消費品工業發展滯后､競爭力弱､種類缺失，出現消費品工業空洞化。(2)以消費品工業為核心的整個工業體系分布不平衡。東部地區以消費品工業為中心建立起了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根據《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4)》“按地區分組的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公布的2003年的100種主要工業品中，東部地區產量超過50%的工業品有75種，產量超過60%的有60種，產量超過70%的有40種，產量超過80%的有26種。而且產量占比例高的產品都是消費品和技術含量高的產品。相反，中西部地區工業品種類不齊全，有些消費品產量為零，產出量超過50%的工業品只有25種，而且產出量高的產品主要是能源､資源和化工產品。(3)中西部地區是東部地區工業產品的重要市場。勞動力流動獲得的勞動收入的增加轉化為消費支出的增加，最終轉化為工業產品購買力的增強。隨著中西部地區收入的提高，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有利于促進東部地區消費品工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4)中西部地區不僅為東部地區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廉價勞動力，而且大量人才流失到東部地區。
這個循環正在生成一個新的地區分工格局：中西部地區成為東部地區的勞動力輸送地和人才的培養地，以及工業產品市場;同時，由于中西部地區的消費品和高技術產品無力與東部地區競爭，所以主要發展能源､資源和化工產品，而這些產品是以資源､環境為代價，因此，可以說中西部地區是東部地區的資源和環境供給地。東部地區利用中西部地區的勞動力､人才､市場､資源､環境發展消費品工業和高技術產業，并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逐漸將高污染､高能耗的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從而變成經濟結構合理的經濟中心。
在這種分工格局下，中西部地區利用暫時豐富的勞動力､人才､資源､市場､環境換取東部地區的工業產品，并沒有建立起具有自生能力和競爭力的工業，一旦資源和環境優勢喪失，經濟自生能力就會更弱，工業化更無從談起。東部地區在分工中居于主導地位，利用工業化優勢促進工業化向更高水平邁進，其經濟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因此，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分工的結果是，中西部地區工業空洞化､人才空洞化，不是利用自身的工業發展吸納剩余勞動力，而是通過向東部地區轉移勞動力，這加劇了人才､資源､要素､市場和產業向東部地區的聚集，從而進一步擴大地區間的經濟差距。
五､結論與建議
勞動力跨地區流動使東部與中西部之間形成一個伴隨人才“滲漏”的“勞動換工業品”的物質能量循環。這個循環的存在說明，中西部地區面臨著人才空洞化和消費品工業的空洞化;東部地區人才積累日益加厚，工業集聚力日漸增強。這個循環正在催生一個新的分工格局：東部地區演化為工業產品的生產中心和經濟中心，中西部地區成為勞動力的流出地､人才輸送地､能源和資源的供給地､環境的承載地和工業產品的消費市場。這種地區分工的外在表現是，形成以勞動力流動為紐帶的工業中心和工業，或者經濟中心和經濟。勞動力流動不僅沒有熨平中心和的經濟差距，反而使其擴大;這種擴大的經濟差距反過來刺激生產要素和產業向中心聚集，于是中心和進一步向兩極發展。因此，在沒有強有力的非市場力量(政策)的作用下，勞動力流動會使中心強勢增長，弱勢發展，對中心的依賴逐漸增強。
由上面的基本結論，我們推導出兩個推論：
(1)剩余勞動力轉移重要，但勞動力轉移的方式更重要。勞動力從中西部地區流向東部地區是一種勞動力轉移方式。這種方式不僅有利于流動勞動力自身的人力資本積累，而且有利于中西部地區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東部地區工業的發展。但是，這種轉移方式是一種暫時性的勞動力轉移方式，并不能從根本上實現勞動力的轉移，一旦東部地區勞動力需求減少，勞動力便會大量回流;這種轉移方式是東部地區用人單位降低勞動報酬和不改善工作條件的籌碼;這種轉移方式真正實現轉移的是人才――人才“滲漏”，而這恰恰有損于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在中西部地區發展工業和服務業，實現剩余勞動力向非農業部門轉移，也是一種勞動力轉移方式。這是一種實現中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性､永久性的方式。
(2)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比剩余勞動力轉移更重要。從上面的推論知道，要實現剩余勞動力的根本性轉移，必須發展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實現勞動力向非農部門流動。因此，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是轉移其剩余勞動力的前提。另外，中西部地區問題是發展滯后問題。其之所以發展滯后，是因為其工業發展滯后。當其工業發展起來之后，不僅可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實現勞動力的就地轉移，而且可以阻擋人才流失，甚至可以吸引東部的人才。所以，中西部地區當前的關鍵任務是發展工業。在實現工業化的過程中，市場力量會引導城鎮化建設和勞動力轉移。
綜合基本結論和推論可以發現：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勞動力流動造成一個伴隨人才“滲漏”的“勞動換工業品”的循環，這種循環正在催生一個新的分工格局，而這種分工格局不僅擴大地區經濟差距，而且不利于中西部地區工業的發展;但是，發展中西部地區工業才是縮小地區差距和實現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根本性方略。那么，如何突破這個循環和分工格局實現中西部地區的工業發展呢?我們的建議是：
(1)政府調節是突破循環和打破分工格局的外在力量。前面的分析假定沒有政府調節，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勞動力流動造成一個循環和催生一個分工格局，從而擴大了地區差距。當然，在市場力量的作用下，通過東部地區產業､生產要素的回流和經濟輻射作用，也可以縮小地區差距，但是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況且當前東部地區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產業集中在能耗高､環境破壞嚴重的夕陽產業。因此，短期內要打破這種地區差距的均衡必須依靠政府的力量。政府調節是在市場配置要素的基礎上，在制度上､投入上為中西部地區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2)政府的作為應集中在制度和產業政策的供給上。中西部地區有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人才資源､土地資源､自然資源和能源，但它們被東部地區的工業吸引，并向東部地區聚集。為何東部地區的工業沒有被中西部地區的低成本生產要素所吸引，并向中西部地區聚集呢?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資金流動比勞動力流動受阻礙更少，產業應該向中西部地區集中，但事實并非如此。這說明政府力量改變了市場力量的作用方向。同樣，政府通過調整發展戰略和轉變制度供給，仍然可以改變生產要素和產業的流動方向。
中央政府除了實施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和中部崛起戰略之外，關鍵要在制度和政策上向中西部地區傾斜，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規范市場秩序和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具體來說，中央政府要不拘一格地鼓勵外資和私營經濟在中西部地區的發展，引導它們在中西部地區發展新興工業和信息產業。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隨著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變，工業基礎雄厚的東北地區､中西部地區傳統工業日漸衰落，而工業基礎薄弱的西部地區､南部地區的新興工業和信息工業蓬勃發展，于是出現了人口､財富和經濟活動從北方向南方的轉移。［22］中國的地區差別與美國當時的情況極為相似，中西部地區的傳統工業發展緩慢，幾乎是空白;東部沿海地區制造業和加工工業非常成熟。因此，在信息經濟和高技術經濟趨勢日益明朗化的條件下，中西部地區的后發優勢就是工業結構和產業結構容易調整､容易升級，有利于直接發展新興的高技術工業和信息產業。但是，要實現中西部地區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必須依靠中央政府在資金､產業政策上的大力引導和推動。
中西部地區地方政府要充分發揮比較優勢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中西部地區的比較優勢就是生產要素的低成本優勢､市場優勢和工業發展上的后發優勢。因此，地方政府應該在制度上保證投資者的權益，采取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東部資金和私人資金，引導它們投向信息產業和新興工業，而不是鼓勵它們投向傳統的制造業和初級產品的加工工業，更不能承接從東部沿海地區轉移來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產業。直接實現產業結構和工業結構的高級化，可能對地方經濟的發展產生短期的不利沖擊，追求短期政績的地方政府一般拒絕實施這種長期戰略。為了使地方政府從短期政績和長期戰略的矛盾中擺脫出來，中央政府應該進行以政績考核制度為中心的配套制度改革。
參考文獻：
［1］姚仲枝，周素芳.勞動力流動與地區收入差距［J］.世界經濟，2003，（4）.
［2］崔傳義，潘耀國.農民就業與中國現代化――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的十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3］庾德昌，王化信.外出農民回鄉創業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1999.
［4］鄧祖善.農民就業與中國現代化――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的十年［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5］蔡等.勞動力市場扭曲對區域差距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01，(2).
［6］蔡，王德文.比較優勢差異､變化及其對地區差距的影響［J］.中國社會科學，2002，(5).
［7］李國平，范紅忠.生產集中､人口分布與地區經濟差異［J］.經濟研究，2003，(11).
［8］王奮宇等.中國城市勞動力流動：從業模式•職業生涯•新移民［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9］白南生等.回鄉還是進城?中國農村外出勞動力回流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
［10］劉強.中國經濟增長的收斂性分析［J］.經濟研究，2001，(6).
［11］鐘笑寒.勞動力流動與工資差異［J］.中國社會科學，2006，(1).
［12］谷書堂等.空間平等與總體經濟效率――中國區域經濟格局轉型分析［J］.經濟研究，1994，(8).
［13］范劍勇.經濟全球化下的就業政策［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
［14］鐘笑寒.改革時期中國各地區工資演變［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3).
［15］蔡.中國人口流動方式與途徑［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
［16］朱鴻召.中國流動人口心態調查［M］.濟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2.
［17］杜鷹等.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
［18］段成榮.影響我國省際人口遷移的個人特征分析［J］.人口研究，2000，(2).
［19］劉俊.江西省農村勞動力流動就業規律實證研究［J］.中國農村經濟，2001，(7).
［20］周逸先，崔玉平.農村勞動力受教育與就業及家庭收入的相關分析［J］.中國農村經濟，2001，(4).
［21］張呈琮.人口遷移流動與農村人力資源開發［J］.人口研究，2005，(1).
區域環境質量范文第3篇
關鍵詞：環境治理 邊坡 壓腳 減重 洪水
1.引言
隨著城市建設和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蘭州市工程建設用地逐步向城區外圍的黃土梁峁斜坡地帶擴展，移山填溝開發土地資源并進行工程建設的項目日益增多，在南北兩山綠化區已建和待建的景觀建筑陸續增加。土地開發區工程建設時，大填大挖破壞了原始地形地貌，形成了貌似平整的高邊坡、高填方建設場地，隱伏著黃土與填土濕陷、地面沉降、滑坡、洪水與泥石流等環境工程問題。本文介紹某文化重點工程環境治理設計的經驗和體會。
2.場區環境現狀
該工程場區為蘭州市北山九洲臺南麓黃土梁峁斜坡地帶，在蘭州市地貌區劃圖上屬梁峁窄谷區(Ⅱ1區) 。黃土覆蓋最大厚度達300m左右，自下而上主要由巨厚的第四系早更新世黃土(Q1) 、中更新世黃土(Q2) 和較薄的晚更新世黃土(Q3) 組成，僅在溝谷斜坡地帶搬運堆積有坡洪積全新世黃土(Q4dl---pl) 。其下部為薄層早更新世沖積砂礫卵石(Q1al)。第四系地層以下為區域性夷平面，由寒武系皋蘭群各類片巖或片麻巖等變質巖類組成黃土梁峁基底。
工程場地原始地形為丘狀黃土山峁，近20年來歷經削山填溝綠化，降低了30余m，形成了占地120×200m的黃土平臺。場地西側為虛填方形成的高邊坡，坡高自北向南在15～30m之間變化，平均坡度40度左右，按規范屬三級土質邊坡。西側邊坡坡體上部為人工堆填土，中部為坡積沖積次生黃土，深部為風成老黃土。為提高地基承載力，采用了預浸水加強夯處理地基濕陷性，由于受強夯振動影響，在坡面局部產生了3個部位錯落或八字形裂縫，均屬后期堆填層內的淺層錯落，錯落體積小于200 m3，雖不致影響場地和擬建建筑物的穩定和安全，但對其產生的再次錯落必須重視。經驗算，西側高邊坡在干燥狀態下處于極限平衡狀態，但在灌溉水入滲飽和及地震等不利條件下，將處于失穩狀態。因此，必須要進行該邊坡的治理。
場地上游東西兩條分水嶺之間流域面積約0.35km2，平均坡率0.3左右，集中暴雨時上游來水將對場區產生洪水危害，并且場地西側沖溝為溝谷匯水的唯一通道，該沖溝被南側一條人工填筑的土橋所阻攔，一旦形成匯水，也將危害西側邊坡穩定。
本工程場區的環境影響主要為：西側30m高邊坡在浸水及地震等不利條件下的失穩滑移和場地上游溝谷洪水泥流侵害。
3．西側邊坡失穩滑移的治理
3.1邊坡的最小穩定安全系數
參照《建筑邊坡工程技術規范》(GB50330－2002)、《碾壓式土石壩設計規范》(SL274-2001)和《堤防工程設計規范》（GB50286-98）之規定和本工程的重要性，將邊坡的最小穩定安全系數取為1.2。
3.2邊坡的穩定驗算
根據西側邊坡的工程地質剖面（C1-C1斷面，C2-C2斷面）及各層土體的物理力學性質，對西側邊坡的穩定性進行驗算，驗算采用瑞典條分法，并且考慮8度地震影響（表1）。
西側邊坡穩定計算表
表1
斷面
最危險滑動面
安全系數
圓心X(m)
圓心Y(m)
半徑R(m)
C1-C1
0.564
27.456
27.461
0.912
C2-C2
-2.073
43.526
區域環境質量范文第4篇
我們認為環境金融創新將是包括金融機構、金融工具、金融模式、金融市場、金融交易制度等多層次、多方面的創新活動,如“碳金融”創新交易實踐就包括了金融工具、金融市場、國際金融合作等多領域的創新。此外,除了在銀行信貸、資本市場和保險市場領域里進行環境金融創新以外,還可以運用包括環境產權交易市場、中小環境科技企業融資、環境知識產權抵押融資以及環境基金、風險投資、海外資本市場、中小企業集團債券等環境金融創新形式。[10][14][15]另外,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也會導致一項企業或項目因為忽視環境、資源和生態因素而遭受譴責、處罰、成本增長甚至失敗,如小火電、小造紙、小化工等企業因環境污染、資源浪費被關停,這一過程會給金融機構融資資金帶來風險。因此,在一般傳統融資項目中,金融機構也需要針對環境需求、環境影響和環境監管的變化進行項目評估和業務操作層次上的創新。金融機構的環境金融聲譽理論模型Tadelis(1999)的研究指出,聲譽對企業而言至關重要,其形成需要長期積累并付出艱辛努力,是具有價值的企業最主要的無形資產類型。DunbarandSchualbacb(2001)的研究認為,聲譽是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企業聲譽源于客戶、供應商、投資人和政府等各利益關聯者對企業的綜合評價,一般來講,企業產品和服務質量、收益狀況、誠信狀況對企業聲譽有著重要影響。隨著環境保護與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提高,人們開始越來越注重企業履行環境保護等社會責任意識和能力,因而企業履行社會責任越來越成為形成其聲譽的重要影響因素。Fombrun(1990)的研究就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的意識與能力已經構成對其聲譽形成的重要影響。BrownandDacin(1997)的研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影響企業聲譽,并因此影響消費者對企業形象和企業產品、服務的認同與選擇。SenandBhat-tacharya(2001)、MohrandWebb(2005)等學者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企業社會責任履行狀況影響企業聲譽,從而影響消費者的市場選擇行為及價格定位。[16]與一般企業比較,品牌和聲譽等無形資產對于從事信用業務的金融機構而言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因此,金融機構需要利用一切機會樹立客戶信心和政府監管信任,除了保持經驗安全、防范風險意外,隨著人們對金融機構社會責任要求的提高,充分履行社會責任也是金融機構樹立品牌形象、積累良好聲譽的重要方面。金融機構環境保護意識和環境保護行為屬于金融機構的重要社會責任,金融機構的環境意識與行為除了影響其金融創新市場選擇之外,一項重要的影響是其企業品牌聲譽,并潛在地影響其市場地位、產品定價和長期競爭能力、可持續發展能力。實踐中,“赤道原則”為金融機構履行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制定了基本原則。履行環保社會責任的金融機構必然能夠樹立負責任企業的形象,從而提升企業聲譽,取得消費者市場選擇和政府監管的充分信任,提高金融機構的品牌價值,間接為企業創造收益積累基礎條件。因此,金融機構的環境金融業務一方面需要從市場角度進行金融創新,另一方面也應從社會責任和企業聲譽角度形成環境行為的自我道德約束。政府的公共環境金融理論模型政府公共支出的主要收入來源為稅收等行政渠道,但稅收等形式的政府財政收入受到稅法和區域經濟發展狀況的制約,各個區域政府年度財政收入是有限的,在需要增加開支的情況下可以通過發行債券等金融渠道籌集資金,以獲得政府資金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再配置,我們可以將政府這種通過金融渠道籌集資金并用于公共支出的方式稱為公共金融。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環境屬于公共品的范疇,需要通過政府財政形式的公共支出來保障供給。但是,我們認為政府公共財政配置社會資源的能力是有限的,即便是完全需要由政府負責提供的環境公共品,也可以通過金融的方式獲得更多的資源配置,以政府和金融的共同力量結合使環境產品與服務獲得更充足的供給,在時間與空間上提高資源在環境領域里的配置效率。政府可以通過向公眾或商業銀行發行環境治理債券等金融形式籌集資金以保障環境投入,我們將這種由政府以金融方式進行的環境投入稱為公共環境金融。我們認為政府尤其是區域政府可以運用公共環境金融并按照各區域的環境需求進行投入,通過區域環境質量的提高吸引各方面投資并使本區域各項要素增值,增強區域的要素吸引力和綜合競爭力,從而帶動財政收入增長,償還環境金融融資資金。[18]根據以上的理論分析并結合區域性視角,我們下面的實證分析將基于以下假設:假設1:區域金融發展狀況與區域環境質量具有關聯性,即區域金融發展會通過直接和間接方式對區域環境質量產生負面或積極的影響。這一假設暗示,如果在區域金融發展中金融機構與金融活動的各個環節沒有環境因素的關注,則會對區域環境質量產生負面影響;如果通過金融視角和金融環節關注環境、制約環境損害行為、激勵環境改善,則有利于區域經濟、社會關注環境問題,有利于環境事業獲得更多的資源配置,有利于減少環境污染事件的發生。假設2:區域環境金融投資能夠對區域環境質量產生影響,即通過金融方式籌集資金對環境領域的投資能夠對改善環境質量產生影響。傳統理論認為環境治理主要是政府的公共責任,財政投入是環境質量改善的主要資金來源,盡管已經存在金融來源的環境資金投入,但是環境金融投資對環境改善的作用程度必然受到其規模和方式的制約。因此,這一假設事實上暗示如果環境金融尚未對環境質量改善發揮明顯的促進作用,需要通過金融創新的方式使環境事業能夠更多地利用金融這種市場化程度相對較高的融資渠道獲得更充足的資源配置。假設3:環境金融具有區域性特征,即處于不同經濟區的省、區、市環境金融規模與形式存在區域差異性。環境金融應與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社會對環境問題的認知程度、市場化水平、公共服務能力等因素相關,中國不同經濟區域的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因而環境金融在不同經濟區域的發展水平應存在差異性。
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年報以及國家環保局的環境統計年報對于環境質量和環境污染狀況的統計主要包括氣體污染物、水體污染物和固體污染物產生與排放量等指標,我們認為其中空氣污染影響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涉及范圍最廣,是最具綜 合性的環境質量指標。空氣質量指標中“二氧化氮含量”的來源既包括工業源又包括生活源,主要由廣泛使用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燃燒產生,而且是國家統計局城市空氣質量指標中的氮氧化物含量指標,能夠較為綜合地反映區域環境質量。因此,我們選取“二氧化氮含量”指標表示各區域的環境質量狀況。需要說明的是,“二氧化氮含量”指標表明的是環境受污染的狀況,因而其為負向指標,即該指標越低表明環境狀況越優,反之亦然。“人均區域金融業產值”綜合反映了各類金融產業、各類金融業務的發展水平,較能綜合反映區域金融發展狀況,因此我們選擇這一指標作為代表區域金融的解釋變量。數據來源為中國國家統計局2008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包括內地29個省、區、市(由于數據缺少而沒有包括青海、2省、區,以下相同)的相關數據,未加特別說明的數據時間均為2007年度。我們建立如下式(1)的計量分析模型:(式略)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區域環境質量水平;F代表以“人均區域金融業產值”表示的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從實證檢驗的結果中我們發現,區域金融發展水平在5%水平上對區域環境質量水平有較為顯著的解釋作用,對于我們的基本假設1,實證檢驗結果首先表明區域金融發展狀況與區域環境質量有著較為顯著的關聯性;其次,我們發現解釋變量“區域金融業產值”指標的回歸系數為正值,由于環境質量指標“二氧化氮含量”為負向指標,因此說明區域金融發展尚未將環境問題作為重點考慮的因素,目前的金融活動沒有重視環境因素,金融機構尚未在其業務活動中將環境作為關注目標,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無論通過自身的直接作用或是通過其融資業務的間接作用都對環境產生了負面影響。這一檢驗結果證實了我們的假設,目前的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對環境產生了一定程度的直接或間接影響,提示我們可以從金融角度關注環境問題。環境金融的區域環境質量效應實證分析中國目前各區域針對環境治理的各項投資來源中,來源于金融方面的投資是否對區域環境質量改善做出了顯著性貢獻是我們關注金融影響環境問題的又一個主要方面。因此我們將進一步對中國區域環境金融投資狀況對區域環境質量的影響進行實證分析。實證分析將以區域環境質量作為被解釋變量,以區域環境金融投資水平作為解釋變量。我們仍然采用空氣“二氧化氮含量”表示區域環境質量;采用中國國家統計局2008年度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各區域2006年度工業污染治理投資來源數據,以“排污費補助”、“政府其他補助”、“企業自籌”和“銀行貸款”等形式的環境投資,各投資來源指標均采用各區域的人均數據,“銀行貸款”即環境金融形式。需要說明的是,我們所采用的區域環境質量水平指標為2007年度數據,區域環境金融投資指標為2006年度數據。我們認為,區域環境金融投資對區域環境質量產生相應的影響存在1年的時滯是合理的。我們建立如下式(2)的計量分析模型:(式略)其中:Q代表以“二氧化氮含量”表示的區域環境質量水平;Fj(j=1,2,3,4)分別代表“排污費補助”、“政府其他補助”、“企業自籌”和“銀行貸款”等形式的環境投資,F4即為我們要檢驗的環境金融投資。數據檢驗結果見表2。從表2所顯示的實證檢驗結果中,我們發現工業污染治理投資來源4項指標中,“排污費補助”和“政府其他補助”兩項來源于政府公共支出的項目,分別在10%和5%水平上對區域環境質量水平具有較為顯著的解釋作用,而“企業自籌”和“銀行貸款”來源的投資對環境質量的影響作用均不顯著。表明區域環境質量改善投資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環境金融尚未對區域環境質量改善做出顯著性貢獻。同時,由于我們所采用的表示環境質量水平的指標空氣“二氧化氮含量”為負向指標,而政府投入中發揮最顯著作用的“政府其他補助”對環境污染程度指標的影響為正,說明各區域政府的環境投資仍為被動模式,是迫于環境壓力而采取一定的補救措施,公共環境影響行為處于起步階段;同時,這一檢驗結果也暗示中國各區域未來需要向統一環境投資規劃、環境風險防范、預先環境投入、優化環境質量主導的環境投資主動模式轉變,以提高環境投資及環境影響行為的效率,降低環境投資和環境影響行為的成本。環境金融的區域效應實證分析盡管我們的上述實證檢驗顯示中國各區域環境金融投資尚未對各區域環境質量改善產生顯著性影響,但是由于中國不同區域間經濟、社會、金融發展水平存在較大的差異性,因此我們仍然關心各區域間環境金融投資水平是否存在顯著的差異性,即發達區域是否已經先于欠發達區域開始重視環境金融的投入,從而檢驗我們基于基本理論分析對于環境金融區域性特征的認識和假設。實證分析將以區域環境金融投資水平作為被解釋變量、以表明各經濟區域性特征的虛擬變量作為解釋變量。區域環境金融投資水平以上述工業污染治理投資來源中的“銀行貸款”指標各區域人均額表示;區域虛擬變量則包括表示東部、中西部區域的虛擬變量等反映區域性特征的相應指標設定。我們采用虛擬變量的形式來表示不同的經濟區域特征,將青海、外的中國內地29個省區市劃分為東、中西部2個區域①,分別以RGi(i=1,2)表示東部和中西部虛擬變量,則有:(式略)依據前述理論分析和基本假設,我們建立環境金融區域效應分析的計量模型以對理論分析、模型和基本假設進行檢驗。我們基于年度時點水平建立基本計量分析模型如下式:(式略)區域環境金融投資的東部效應和中西部效應均達到10%的顯著性水平;東部經濟區域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為正,中西部經濟區域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為負,說明東部區域的區域環境金融投資水平普遍明顯高于中西部區域。盡管實證分析第二部分的檢驗結果表明,目前中國區域環境金融尚不能對區域環境質量產生顯著性影響,但是環境金融區域效應的實證檢驗仍然表明環境金融具有顯著的東部、中西部區域效應,即東部省市區域的人均環境金融投資額普遍顯著性高于中西部省、區、市。一方面,東部區域的經濟發展仍屬以制造業主導的粗放型經濟,對環境和資源的消耗也帶來了對環境治理投資的相應需求;另一方面,東部區域隨著經濟、社會的領先發展已開始更多地運用金融方式增加對環境的投資,改善和優化經濟、社會發展的環境條件。
中國當前階段環境金融總體未對環境質量改善發揮顯著性作用。根據理論分析,我們認為金融機構和金融活動可以通過環境金融創新、金融機構環境金融聲譽、政府公共環境金融等多個方面、多種形式對區域環境建設和區域環境改善產生影響。首先,對于能夠私人化的環境需求,可以進行環境金融的商業模式創新,以更加多樣化的形式使企業、個人的環境需求以一般商業金融方式得到滿足,并形成正常的商業金融循環模式,類似實踐中《京都議定書》配額項下的碳金融交易形式等在形成環保新機制的同時也在促進金融創新和開辟金融業務新領域。其次,對于正常的融資活動,基于市場聲譽的考慮,尤其是在未來中國金融機構和金融業務國際化過程中,金融機構需要增強其環境領域里的社會責任意識,遵循國際間已經達成一致的環境保護共識,形成系統的環境風險評估體系,金融監管部門也可以對金融機構的環境影響做出評估并制定相應的強制性規范,對金融機構的環境影響行為進行有效約束、公共監管以及激勵。再次,對于政府財政所承擔的公共環境供給,可以通過政策性環境建設金融或商業性環境建設金融補充政府財政在環境投入方面的資金不足,也可以采用發行環境建設公債等融資方式,利用環境改善所帶來的未來公共收益償還融資
區域環境質量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社區；綜合干預；精神分裂癥；服藥依從性；生活質量
[中圖分類號] R473.7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5-0616（2013）18-63-03
精神分裂癥是一種最為常見的嚴重精神疾病，病程多遷延，有反復發作或不斷惡化的傾向，除了精神癥狀外，往往社會功能不同程度的受損，不僅嚴重影響患者的工作和生活，給其家庭和社會也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Romney等[1]研究發現精神分裂癥患者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首先是精神癥狀的控制，其次為服藥依從性。有研究[2]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出院后維持治療1年內的復發率為40%～50%，單純依靠抗精神病藥不可能完全解決患者的康復和復發問題。為探討開展社區綜合干預的可行性康復措施，并評價其干預效果，本研究對112名經系統治療后出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進行社區綜合干預，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1年1月～2011年12月在新會區第三人民醫
院出院的精神分裂癥患者112例，男61例，女51例，隨機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各56例，本研究經過醫學倫理委員批準，及患者家屬簽訂知情同意書。入組標準：（1）符合CCMD-3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3]；（2）目前在社區與家屬生活在一起，受教育程度均在小學以上，有接受精神衛生健康教育的能力；（3）取得患者與家屬知情同意。排除標準：嚴重的軀體疾病、人格障礙、酒精或者藥物依賴者。
1.2 方法
社區綜合干預措施成立監護小組，包括患者家屬、鎮衛生院精防醫生、鄉村醫生、村殘聯干部、村民政干部、村治保組長等組成，對研究組的每例精神分裂癥患者根據其各自的特點制定相應的康復方案。由經過專業培訓的精神科醫師對監護小組成員進行集體式授課培訓，每位鄉村醫生負責本村精神分裂癥患者，每月上門家庭干預1次，持續時間1年。干預內容包括藥物依從性干預、家庭健康教育、心理干預，向家屬提供應對技巧，對患者提供社會技能訓練指導和應急處置。主要包括：（1）藥物依從性干預：講解疾病的發病誘因、預防、治療等知識，使患者對自身疾病有一定的了解和認識，增強其戰勝疾病的信心；向患者及家屬反復說明連續、系統的藥物治療是預防精神病復發的關鍵，交代服藥中注意事項以及可能出現的藥物不良反應的一般表現和處理方法；提供藥物維持治療，由本院精神科醫生進行定期隨訪并發放藥物。（2）家庭健康教育：鼓勵患者家屬多給予患者關心和照顧，使患者獲得良好的家庭支持和關懷，感受到親情和溫暖，并獲得精神上的安慰；講解有關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婚戀和生育問題，鼓勵患者正確認識自己的疾病，不管別人怎樣看待，努力做到自尊、自愛、自強。（3）心理干預：醫生定期對患者進行解釋性支持性心理治療，幫助患者分析發病的誘因，指導如何正確發泄憤怒、控制情緒及正確對待生活、家庭及工作等方面遇到的困難，提供及時有效的心理支持和幫助，促進心理康復。（4）社會技能訓練：鼓勵患者參加勞動和社會活動，針對患者進行藥物管理、個人衛生管理、購物及使用交通工具。（5）應急處置：對有肇事肇禍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由新會區第三人民醫院派出精神科專業技術人員到現場進行干預，包括藥物不良反應的緊急處理、言語干預、緊急藥物治療和保護性約束措施等，必要時聯合公安或者派出所工作人員采取緊急住院治療。
1.3 調查項目及測量工具
采用服藥依從性調查表、再次住院調查表及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GQOLI-74）[4]由經過專門培訓的精神科醫生在干預前后調查患者服藥情況、再次住院情況及生活質量各評定一次。
1.4 統計學方法
將所有資料輸入SPSS15.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x2檢驗。
2 結果
2.1 一般資料
研究組平均年齡（34.9±15.2）歲，平均病程（6.4±1.5）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6±0.6）年。對照組平均年齡（36.2±15.4）歲，平均病程（6.0±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7.4±0.6）年。兩組在性別、年齡、病程、受教育年限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兩組患者服藥依從性比較（表1）
3 討論
社區綜合干預是以社區為基礎，在堅持藥物治療的過程中，動員家庭和社會力量，開展對精神病患者的生理、心理和社會康復，幫助患者建立鞏固的社會支持網絡系統的一種實用的服務模式。只停留在單純藥物鞏固治療的水平上，對患者的全面康復是有限的，應該積極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患者預后及復發，不僅與藥物維持治療有關，而且與家庭及社會對患者的態度有關，社會支持能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應付壓力的能力和社會功能。精神分裂癥患者精神癥狀的控制和預防病情的復發不僅需要抗精神病藥物的維持治療，更需要患者保持較好的服藥依從性。通過社區綜合干預，使患者和家屬對精神疾病有了正確的認識，引導患者將病情好轉與服用藥物聯系起來，使患者意識到服藥的重要性，由被動消極治療變為主動積極治療，提高服藥依從性[5]。本研究結果顯示，研究組患者再次住院率（16.01%）顯著低于對照組患者再次住院率（42.86%），說明通過社區綜合干預可以有效降低精神分裂癥患者再次住院率，這與相關研究[6]結果一致。
醫學的目的不應該只是延長生命，更應注重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改善其社會功能。有研究[7-8]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與精神癥狀呈負相關，與整體功能恢復呈正相關。精神分裂癥患者在社區中如不及時給予綜合干預措施，精神癥狀易復發，加重服藥依從性的缺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導致其社會功能的進一步下降。通過社區綜合干預，可以改變家屬及患者對疾病的認識，增強其治療疾病的信心，減輕了病恥感，可以提高患者應對生活事件的能力及家庭對患者的應對技能，改善患者家庭中的親情關系，提高患者的生活和社交等多方面的能力，減少患者在社會環境中的不良因素等心理社會應激，增加社會支持的力度。研究組患者經社會技能訓練后，社交溝通能力提高，適應性增強，與對照組相比差異明顯，亦與相關研究一致[9]。本研究GQOLI-74評分顯示，干預后研究組患者生活質量顯著高于對照組，且在心理健康和社會功能方面顯著高于自身干預前水平，與以往研究[10]結果一致，表明對社區精神分裂癥患者采取相應的綜合性社區干預及康復措施，能有效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
總之，在社區中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實施綜合干預，能夠降低其再次住院率，有效提高患者服藥依從性及其生活質量，改善患者的社會功能，值得推廣應用。
[參考文獻]
[1] Romney DM.Psyehosocial functioning and subjective experience in sehizophrenia：a Reanalysis [J].Schizophrenia Bulletin，1995，21（3）：405-410.
[2] 陳彥方，宮玉柱.心理教育對藥物治療精神分裂癥療效影響的4、5年觀察[J].中華精神科雜志，2000，33：175-178.
[3] 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M].第3版.濟南：山東科技出版社，2001：75-78.
[4] 汪向東，王希林，馬弘.心理衛生評定量表手冊[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01，12（增刊）：74-81.
[5] 王國華，崔麗娟，江志君，等.加強康復期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家屬的健康教育對患者治療依從性影響[J].現代護理，2007，13（8）：2078.
[6] 王興元，湯麗君，范榮珍，等.健康教育對精神分裂癥患者及陪護家屬心理健康的影響[J].臨床心身疾病雜志，2010，16：68.
[7] 王延祜，唐濟生，柴新生，等.社區綜合干預對精神分裂癥患者社會康復效果的對照研究[J].精神醫學雜志，2009，22（4）：244-246.
[8] 施季華，曾祥莉.醫院、街道聯合干預對精神分裂癥患者恢復社會功能的作用[J].中國社區醫師，2010，12（1）：143.
[9] 翁永振，向應強，陳學詩，等.精神分裂癥院內康復措施及其療效的一年隨訪[J].中華精神科雜志，2002，35（1）：32-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