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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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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

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1篇

關鍵詞:治理機制;內部審計;提升路徑

一、上市公司內部審計與治理機制優化

內部審計在治理機制優化中處于極其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它是內部控制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監督與評價內部控制其他部分的主要力量,因而其在強化內部控制方面應當發揮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而強化內部控制又是促進治理機制優化的重要途徑。在現代公司經營管理中,隨著外部環境變化、各種風險增多、公司治理加強及內部組織重整,內部審計工作還應在改進風險管理和完善治理結構等方面發揮審查、評價及促進作用,由此也賦予了內部審計人員更重、更多的職責和使命。

事實上,內部審計的作用不僅在于促進公司治理機制的優化,還在于幫助組織進行“軟控制”治理環境的營造,成為內部控制過程設計的顧問,建議并督促管理當局建立健康積極的組織文化,使其成員能自覺地把辦事準則和職業道德放在首位,共同致力于組織目標的實現,其目的就在于增加價值和改進組織的經營。

二、上市公司內部審計風險產生的多重原因

(一)機構設置模式的因素

1、內部審計機構設置在董事會。這樣雖然有利于保持內部審計的獨立性、權威性和較高層次的地位。但是,董事會是由股東代表和其他方面代表組成的集體組織,它實行集體決策,凡事都要通過董事會集體討論決定,正常的審計工作就難以進行。

2、內部審計機構設置在監事會。按照《公司法》的規定,監事會并無直接的管理權,而內部審計的主要任務是從企業經營管理活動的實踐需要出發,滲透到整個經營管理領域,在改善企業經營管理方面充分發揮效能,提高經濟效益。顯然,這種設置方式的最大不足是內部審計不能直接服務于經營決策。

3、內部審計機構隸屬于總經理。這樣做可以使內部審計接近經營管理層,不僅有利于為經營決策、提高經營管理水平和經濟利益服務,而且有利于實現審計目的,保持了審計的獨立性和較高層次的地位。但不足之處是對本級公司的財務和總經理的經濟責任難以進行獨立的監督與評價。

4、內部審計機構隸屬于紀委或將監察室和審計室合并。紀委是黨的辦事機構,內部審計部門是行政機構,將內部審計機構隸屬于紀委是不妥當的。監察室的職能是行政監察,主要是監察政紀方面的,這與審計的職能――經濟監督是兩回事。這種黨政不分的做法,不僅降低了審計的獨立地位,也不能直接為經營決策者服務,不能很好地實現審計的根本目的。

(二)內部審計制度的因素

1、工作程序缺乏規范性。在實際工作中,很少有人嚴格依據規范化審計程序開展業務。具體表現:指令性計劃太多,積極參與方案太少,可審可不審的不安排審計,必須審計的,有的對審計工作中的問題視而不見,有的不深入進行審計,審計取證隨意性大,所取證據證明力不足。

2、選用內部審計方法的影響。絕大多數審計人員偏好用經驗判斷法和詳查法,而較少用到統計抽樣法。通過和被調查單位的審計人員的交談我們也發現,當前審計人員對于審計抽樣存在著一些片面的認識,一是認為審計抽樣沒有詳細審計抽樣來的可靠,不管審計的業務量多大,都一味地采取詳細審計,排斥審計抽樣。二是將審計抽樣等同于審計抽查,用審計抽查的結果判斷審計總體。三是過多地采用經驗抽樣法進行審計抽樣,結果由于審計人員經驗不足等原因造成審計誤差較大。

3、內審人員結構不合理。內部審計應為企業的精英部門,它的人員應是兼容科技與管理知識的,具有多元知識結構和創造思維的高智能復合型人才。而目前我國內部審計人員的現狀是:內審人員結構不盡合理,整體水平不高,大多數內審人員是從原財務部門分離出來的,獨立性差,且缺乏與生產、經營、管理相關的知識和經驗,缺乏必要的審計專業知識和技巧。

4、內部管理制度不健全。內部審計管理制度建設以及執行情況是內部審計工作的基礎和前提。健全有效的內部管理制度能使內審人員及時發現和控制企業經營活動中發生的各種差錯和舞弊,反之,就會增加發生差錯和舞弊的可能性,使內審人員難以發現經營活動中存在的差錯和舞弊而形成審計風險。

(三)公司治理結構的因素

1、股權結構不合理,導致狀態失靈。我國大多數上市公司是由國有企業改制或由國家和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投資新建而來,因而其所形成的股權結構中表現為國有股一股獨大現象嚴重。而國家關于國有股和法人股不允許上市流通的規定,更從制度上確保了國有股的絕對優勢地位,國有股和法人股占據絕對優勢,但不能流通,公司在證券市場上的可流通股比例較小,而流通股的股東多為中小股東,他們很少有機會參加股東會,即使參加也沒有什么發言權,由此就造成了大股東“缺位”和中小股東“虛位”現象。

2、董事會結構不合理,導致權力失衡。我國多數上市公司中國家股占控股地位,自然代表國家的董事在董事會中占優勢,因此控股股東通過推舉代表其利益的董事參加董事會的方式掌控著董事會,這就使得董事會的投票決策機制形同虛設,出現了公司治理上的“無效區”,董事會通過聘任符合自己利益的公司經理階層,達到層層控制公司的目的。目前我國多數國有企業的董事、經理還是由控股股東委派而來,其代表股東行使的權利過大,甚至出現了不少董事長兼任總經理的情況,意味著自己監督自己,這樣就使董事會對經理的監督制衡成為空談,成為名副其實的“內部控制人”,使得公司治理中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完全喪失效力,結果造成董事會不能真正履行職責,或者履行職責時忽視公司和股東的利益。

3、監事會監督不力,形同虛設。監事會作為我國上市公司的內部監督機制,由于立法過于簡略,缺乏可操作性,且在制度上存在漏洞,致使監事會監督不力。而且由于監事會人員來自企業內部的代表比例相對過高,部分監事因缺乏應有的法律、財務等專業知識無法全面準確行使職權,這樣的人員結構一方面導致缺少監督者應有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缺乏有效的監督技能,監事會的監督職能難以有效發揮。

三、提升路徑研究

(一)設立審計委員會

整合內審資源,改變原有內審的隸屬關系,在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審計委員會由執行董事和內部審計機構負責人組成,內部審計機構在審計委員會領導下開展審計工作。審計委員會的職能是制定審計方針和審計項目,審定審計報告,協調與外部的關系,向董事會報告審計工作等。審計委員會及審計部(科、處、室)的工作經費單列公司預算,保障供給,以此強化經費上的獨立。可以說,經費上的獨立是內部審計實施客觀、公正監督的前提條件之一。建立內審人員資格認定制度和后續培訓制度,提升內審人員素質。內部審計隊伍需要大批的高素質的專業人才。審計委員會主任(席)和審計部(科、處、室)主管必須是注冊審計師、注冊師或CPA.有不少人考取了國際審計師證書,這些人不是沒有資格,也不是沒有實務經驗,缺少的是機遇,應當吸引這些審計人才加入內部審計隊伍。

(二)優化內部審計方式

內部審計應該突破單純的事后審計的傳統方式,轉移到事前、事中審計上來。利用計算機進行內部審計,就是要在公司內部建立一個完善、高效的審計信息化系統和審計操作平臺,對內部財務信息系統及會計工作實施有效監控與評價,對公司資金、各種資產進行密切跟蹤;改變目前以手工作業為主的審計方式,提高內部審計部門在信息化條件下實施審計監督與評價的能力;逐步實現審計過程的三個轉變,即從單一的事后審計轉變為事后審計與事中審計、事前審計相結合,從單一的靜態審計轉變為靜態審計與動態審計相結合,從單一的現場審計轉變為現場審計與遠程審計、非現場審計相結合。內部審計的實施應從單純依靠內部審計人員的力量向內部審計與外部審計相結合的方向發展。

(三)完善公司治理結構

1、優化上市公司股權結構。優化股權結構,使股權主體多元化。針對上市公司國有股權過分集中的問題,一方面應適當分散股權,將政府持有國有股為主的股權結構轉變為以法人和公眾持股為主的股權結構模式,縮小國有股、擴大公眾股比例,這樣就可以大大降低國有股過分集中而帶來的政企不分問題,又可以解決國有股股權主體不清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逐步實現國有股、法人股的全流通,形成完善的公司控制權市場。

2、完善董事會的決策程序。改善現行獨立董事制度,完善上市公司內部監控機制。完善相關制度特別是董事會的決策程序,董事會作為股東的資產經營受托人,在公司經營管理決策機構的法律地位必須明確。董事的產生一定要通過股東會的合法程序進行,董事的變更也必須由股東大會決定,而不是由政府部門決定。明確界定董事會、董事長、精力的職責權限;再次,應當賦予副董事長及其他董事召集董事會的權利。

3、完善監事會制度。提高監事會工作的獨立性。一方面應明確股東選舉代表股東的監事采取累積投票制,這樣少數股東可將其股份按選舉監事名額所享有的總票數累積起來,并集中投入其所中意的人選;另一方面應適當延長監事的任期,使其長于懂事的任期,避免監事產生后顧之憂。擴大監事會的職權。應在監事會現在職權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的職權。

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2篇

(一)市場經濟的發展

199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正式出現,對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選擇市場、體制等經濟關系方面早已有所研究。我國社會主義認識計劃同市場經濟的發展有三個階段,其一是從“限制論”轉化成“補充論”,就是從認為市場同計劃經濟是相互排斥的,由此應該限制市場的發展,轉化成認為市場是能夠變成計劃經濟的相關補充。其二是從“補充論”變化成“結合論”,就是從認為為市場只是計劃經濟的相關補充變化成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是相互結合的。其三是將“結合論”轉換成“基礎論”,就是從計劃經濟同市場調節是相互結合的轉換成將市場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宏觀控制下能夠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涵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要點。計劃同市場都是發展社會生產力的一種經濟手段。社會主義制度同市場經濟這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相互矛盾,同時社會主義制度下也是可以進行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經濟也是能夠將計劃調節同市場調節相互結合的。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是偏向于計劃還是市場,這一方面不是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區別。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其相同點是方法方面,不同點則是在于所有制。如果要防止市場經濟向資本主義傾斜,就要保障在社會主義所有制中占到主體地位的是公有制經濟,這樣就能夠堅持社會財富分配保持共同富裕,不會出現兩極分化的局面。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是在所有制結構中以公有制為主體,其他多種形式的所有制經濟一起共同發展,只要是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的所有制形式都是能夠為社會主義而服務的。在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在市場經濟中公有制企業同其他的企業進行公平競爭,實現共同發展,但是國有經濟仍然在國民經濟中發揮著主導的作用。在分配制度方面,按勞分配作為主體,其他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方式進行。在此方面國家要采用包括市場在內的各類調節手段來激勵發展,提升效率,合理地拉開收入差距,又要保證不會兩極分化,注重社會的公平,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在宏觀調控下,以能夠實現民眾利益為目標,將民眾的各種利益相互結合起來,讓市場能夠在社會主義制度的宏觀調控中對資源的配置起著基礎性的指向作用,能夠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這兩種手段,讓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優勢得到有效發揮。

(四)市場經濟體制改革

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體制改革要真正實現,就必須將其從計劃經濟向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進行轉變。在針對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相互結合的研究中,有的研究梳理了相關的改革內容是改革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環節。其改革的任務則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經濟體制改革的性質則是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歷史變革,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現都是同國家選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關系,社會主義經濟理論指導著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以及政府職能的相應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涵在理論十分明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堅持馬列主義、思想的指導。同時不斷發展的經濟學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提供了科學的指導價值,也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基礎。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市場經濟之間的關系是共性同個性、普遍性同特殊性的聯系。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相應的特殊性。首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其公有的成分占著主導地位。其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需要滿足民眾的需求的,以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大值。然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按勞分配作為社會的主要分配原則,追求民眾共同富裕。最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思想的建立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為主導思想的,也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起著主導作用。

(一)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其基礎。社會主義制度仍然存在著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經濟中,集體所有制以及國家所有制這兩種制度都是存在的,在社會的生產力沒有達到高度發展,市場產品不夠豐富的時候,中央的組織還沒有權利支配一切產品。商品的流通只是不同的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現象,在理論上是抽象的,但是離開一定的特殊的經濟制度,是沒有獨立存在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不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的范疇,是不同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共有現象。市場經濟在一定的特殊經濟制度中是看作一種經濟的運行機制而存在的。作為經濟運行的機制,市場經濟首先是為經濟制度的利益關系而服務的,其次才是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來推動資源進行優化配置,這樣才能讓市場經濟所依靠的經濟制度正常進行再生產過程,能夠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得到相應的經濟利益。

(二)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容

生產資料公有制同市場經濟相容是以商品經濟理論為基礎的。商品的生產和流通這樣的社會經濟制度不是獨立存在的,而是多種生產方式所共有的現象。在許多不同的生產方式中有著商品關系,在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中商品關系也是自然存在的,其是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相互融合。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前提要造就市場主體就需要市場經濟的運行,同理。市場經濟機制的運行則需要有相適應的市場主體。這樣的市場主體就要具有獨立的經營決策權以及相應的經濟利益,而且可以根據自身利益去積極應對市場信號。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改革找到了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新的實現形式,同時也形成了市場經濟運行所需要的市場主體。對于國有企業的改革實現了將所有權和經營權進行適當分開的方式,讓國有企業能夠真正實現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而發展,變成獨立的經濟實體,能夠作為相對獨立的社會主義商品的生產者和經營者,有著自我改造和發展的能力,變為有一定權利和義務的企業法人。

(三)公有制實現形式多樣化是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重要條件

當前在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制度結合的研究中所提到的公有制經濟不只是包涵著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還包涵著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和集體成分的混合。公有制經濟的實現方式是多樣化的,單一的公有制經濟形式無法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能夠反映社會化生產規律的經營方式以及組織形式,同時能夠促進生產力發展的實現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公司制等等這樣的方式都是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并存,也是可以為市場服務的。

三、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調節和宏觀調控

(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市場宏觀經濟中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都不能反映社會的基本經濟特征,但是能夠從不同的程度使用計劃和市場調節這兩種手段影響經濟。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的職能是保障并調節社會經濟的穩步運行,兩者之間區別只是在于調節的主體和形式不同。計劃調節以政府為主體,政府可以從經濟、法律、行政等方面采取措施來調節經濟結構,引領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提升。市場調節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機制的形式通過價格波動、生產要素流轉等方法來調節企業的經濟行為,甚至調節著社會的資源配置。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是不同的兩種調節經濟的力量。社會經濟要正常運行就需要采取相應有效的調節手段,這就是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只要是能夠推動社會經濟保持穩步發展,促進良性循環的,這兩種手段都能運用。市場經濟要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受到國家的宏觀調控,影響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市場調節作用對于市場經濟中的其他調節手段,其作用是基礎性,能夠做出決定性的作用。市場調節對于宏觀層次中的高層次調節是從微觀的層次上起著基礎性的調節作用,能夠直接支配企業的經濟活動,讓企業能夠以獨立的商品生產者以及經營者的身份去面向市場。在此政府主要對宏觀經濟的運行進行調控,這種以高層性的調節方式是以基礎性調節為基礎的,由此政府在做宏觀調控以及計劃指導時就必須以市場為基礎。

(二)市場調節局限性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對于市場經濟的當前和長遠的利益,整體同局部的利益的最佳調和市場調節不能主動實現。市場調節由其滯后性以及不確定性等因素導致市場經濟的震蕩,造成社會勞動力不必要的浪費。市場調節其目的是讓資源配置達到一種理想的狀態,但是對于這樣的假設,許多國外的經濟學家對此都抱持著懷疑的態度,如果真要實現,則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這和落后國家要求實現工業化是自相矛盾的。市場調節機制是受到利益驅動的,其促使著市場的主體總是考慮這從市場利潤為追求目標,更加愿意去選擇盈利大、見效快的企業或者項目并對其投資,很難從社會效益方面來衡量社會事業,不會對像生態平衡、環境保護等這樣社會效益大但是經濟效益小的非盈利性設施進行投資。市場經濟環境下,企業的盈利目標是要做到利益最大化,各個經濟的主體都是為著各自的利益而戰,而且各個企業的生產技術不盡相同,在企業之間的收入分配方面很難實現公平,導致兩極分化嚴重。

(三)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

市場經濟存在著局限性,由此國家需要以此確立相應的職能,干預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同市場經濟相符的宏觀調控體系,在市場調節的基礎上進行宏觀調控,發揮好應有的作用。同時要建立和維護市場經濟的規則,約束好國家行為,為社會提供服務,管理并監督國有資產,讓市場起到基礎性的作用,加強宏觀調控,實現宏觀調控的全局性作用。加強宏觀調控的必要性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經濟建設中得到了相關的印證。

(四)市場經濟發展要求

社會主義制度市場經濟的實踐,需要相應理論的升級。這就需要進一步凝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的相關內容,明白其外延的界限,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理論實現成長,做到不僅有開放性通道還有穩定性的理論構件來支撐。其次要理清建立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目標體系同各個目標之間的相互制衡的關系。當下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有各方面的研究和解釋,這中間存在著一個不同層次的目標以及目標之間存在著的相互關聯和制衡的問題。然后要提升社會主義制度來影響市場經濟方面的工具性的理論研究,這也是解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對負面性的挑戰并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需,也是確保民眾對國家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信任基礎。最后要考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民眾之間的訴求達到辯證的和諧統一。深化市場經濟的改革,要落實到民眾以何種形式的精神狀態來參與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去,真正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大眾化。

四、總結

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3篇

(一)非公有制經濟不具有獨立的刑法客體地位

從我國現行《刑法》第2條規定的內容來看。雖然將“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財產”寫進了刑法的任務之中,但“私有財產”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私有財產的范圍較之非公有制財產的范圍要小得多。另外在刑法典和刑法修正案中多處使用“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字樣來表述犯罪行為侵害的對象,而非公有經濟無此刑法待遇。

(二)同種性質的犯罪行為因主體所在的單位的性質不同,構成不同的罪名,處以不同的刑罰

同樣是在公司、企業中的從業人員,利用職務之便非法占用單位的財物,只因所在單位的性質不同,刑法規定的罪名和刑罰適用就不相同。公有制經濟中的國家工作人員的上述行為構成貪污罪,而非公有制經濟中的人員的上述行為卻構成職務侵占罪。對此《刑法》第183條的規定表現最為明顯。其表述如下:“保險公司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故意編造未曾發生的保險事故進行虛假理賠,騙取保險金歸自己所有的,依照本法第271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國有保險公司工作人員和國有保險公司委派到非國有保險公司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382條,第38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另外,貪污罪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對職務侵占罪,法定最高刑只有15年有期徒刑。對貪污罪的立案起點是5000元,如具有較重的情節,4000元也可以立案;而職務侵占罪的立案起點是5000到10000元,發達地區是10000元。基于同樣的利用職務之便的受賄行為,公有制經濟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構成,而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作人員則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前者的法定最高刑是死刑,而后者的法定最高刑是15年有期徒刑。同樣是挪用本單位的資金,公有制經濟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構成挪用公款罪,而非公有制經濟中的工作人員構成挪用資金罪;前者的法定最高刑是無期徒刑,而后者的法定最高刑是10年有期徒刑。同屬公司、企業的人員犯罪,同樣侵犯公司、企業的財產所有權或使用權或者公司、企業人員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但所定罪名卻迥然不同,所處刑罰也明顯有別,這也體現了對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區別對待的態度。

(三)相同的犯罪行為,因發生在不同的所有制經濟形式中,導致罪與非罪的不平等

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要求刑法在保護其經濟利益方面,不能因所有制經濟不同而區別對待。現行刑法對非公有制經濟利益的保護力度與對公有制經濟的保護力度顯然不同。例如根據《刑法》第165條規定,國有公司、企業的董事、經理利用職務便利,自己經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所任職的公司、企業同類的營業,獲取非法利益,數額巨大的,構成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根據《刑法》第166條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具有該條所列情形之一,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構成為親友非法牟利罪。根據《刑法》第167條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因嚴重不負責被詐騙,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構成為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根據《刑法》第168條第1款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由于嚴重不負責任或者,造成國有公司、企業破產或者嚴重損失,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分別構成國有公司、企業人員失職罪,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罪。根據《刑法》第169條的規定,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上級主管部門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將國有資產低價折股或者低價出售,致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構成低價折股、出售國有資產罪。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也存在著或者可能發生非公有制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為親友非法牟利,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失職、,低價折股、低價出售公司、企業資產,并且造成非公有制公司、企業財產或者經濟的重大損失的行為,這些行為也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該受到刑法的規制。現行刑法以行為對象的所有制性質作為制罪的標準,明顯具有輕非公經濟的保護而重公有制經濟保護的色彩,體現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在刑法上的不平等地位。

二非公有制經濟未得到公平保護的原因

由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盡管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地位已經確立,但由于人們傳統觀念的慣性以及經濟、政治體制諸方面的原因,致使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過程中遭受不平等待遇的現象屢屢發生,不同程度地阻礙了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

(一)傳統觀念因素。由于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改革開放初期很多人認為“公有制即社會主義,私有制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出現違背了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初衷,甚至在有些人的心中非公有制經濟是“唯利是圖”的代名詞。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種錯誤的傳統觀念正是非公有制經濟在前進道路上步履維艱的根源。

(二)經濟體制因素。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意識反作用于物質,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由于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改革開放前由于我們沒有非公有制經濟或者主觀漠視非公有制經濟形式的存在,經濟體制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實行的是純正的計劃經濟模式。改革開放以后非公有制經濟應運而生、為了適應經濟的發展,經濟體制必須做出相應的調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是,由于體制改革的天然滯后性造成了我們目前的經濟體制還是難以適應迅猛發展的非公有制經濟。

(三)法律體系因素。非公有制經濟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已于1999年寫入憲法修正案,2004年憲法修正案進一步確立了非公有制經濟的憲法保護原則。這必將帶來非公有制經濟的新一輪騰飛。但是,由于目前我國憲法不能司法化,當非公有制經濟受到犯罪行為侵害時,不能直接依據憲法規定尋求法律保護,缺乏配套的法律保護體系。

三實現非公有制經濟平等刑法保護的措施

(一)轉變觀念,建立市場經濟主體平等思想

實現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的刑法保護,就是要解決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在刑法意義上的平等性問題,也即實現對非公有制經濟財產與公共財產的平等的刑法保護,對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的犯罪,應當處以與侵犯公有制財產的相同的刑罰。而這一切都需要從根本上轉變全民所有制經濟與集體所有制經濟優于其他非公有制經濟的傳統觀念,進一步樹立市場經濟條件下各市場主體地位平等的新型市場經濟主體觀,充分認識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對整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即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大量崗位空缺,能夠有效地吸收國企改革中的下崗職工,從而解決國企改革的后顧之憂,加速國企的改革步伐;非公有制經濟的穩健發展勢必形成強大的競爭力,迫使公有制經濟尋求更為迅捷的發展之路。從而間接地增強公有制經濟的競爭實力;作為一個地區經濟發展活躍程度的標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在有效增加當地財政收入,加快當地發展步伐的基礎上,更能促進外資的融入,形成良性經濟循環,為經濟的發展謀求新的經濟增長點。而這一切,都必須依靠新型的非公有制經濟市場觀的形成,也只有建立了剝離了所有制外殼的純粹的市場經濟主體的平等觀,才能在關于非公有制經濟的市場準入、財政信貸、稅收等方面,為非公有制經濟提供與公有制經濟相同的法律條款,也才能最終實現非公有制經濟的平等刑法保護。

(二)立法機關應及時修改并完善刑事立法,填補現行刑法對非公有制保護的空白,消除現行刑法對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的不平等保護。

1、明確非公有制經濟的獨立客體地位

在《刑法》第2條中以列舉的方式增設保護“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產權”的內容,這樣不僅可以將非公有制經濟的財產明確規定為刑法的客體,同時也可以大大調動非公有制經濟的積極因素,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注入強勁的動力。

2、實現定罪的平等。

針對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簽訂履行合同失職被騙罪,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失職罪和國有公司、企業、事業單位人員罪,低價折股罪等強調身份的罪名,筆者主張將以上各罪的犯罪主體范圍予以擴大,修改上述犯罪中對犯罪主體的規定,將其罪狀中的“國有公司、企業”改為“公司、企業”,以實現對兩類主體在定罪上的平等保護,維護公有制經濟的合法權益。

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4篇

[關鍵詞]國防經濟制度變遷影響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隨著社會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遷。國防經濟制度的變遷,本質上是自身矛盾運動的結果,但同時也必然受到種種社會因素的影響和制約,正是這些因素的聯系和影響,構成了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規律。影響中國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很多,概括起來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國家安全形勢

國家安全形勢是指一個國家在一定時期內生存與發展所面臨的基本態勢及其走向。國家安全形勢是動態發展的,其決定因素在于國家或地區之間在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力量對比。一個國家對自己所面臨的安全形勢的判斷和把握,直接影響著國家關于戰爭與和平可能性的評判與選擇,從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應的調整。國家安全形勢對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影響主要表現在:

第一,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直接影響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國防經濟的特性決定了它在整個國民經濟系統中的比重和規模,但國家安全形勢的變化會迅速改變這種局面。當國家面臨現實的戰爭威脅、安全形勢趨于緊張時,為保證整個國家生存和發展的根本利益,國民經濟中的很大一部分會迅速轉入國防領域,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就會迅速擴張,國防工業生產和武器裝備采購就會急劇擴大;當國家安全形勢趨于緩和、戰爭危險解除時,原來緊急轉入戰爭軌道的那部分國民經濟就會逐步復員,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也就隨之改變。國防經濟的這種伸縮性就要求國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勢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國家安全形勢直接影響國民經濟動員制度的變化。在相對和平時期,國民經濟動員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國家的國防潛力,同時應對各種突發性公共事件;而當國家安全形勢惡化、戰爭危險來臨時,國民經濟動員就會迅速轉入應戰體制,國民經濟動員制度作用的內容、方式和強度等,都以服務戰爭和贏得戰爭為根本指針。

第三,國家安全形勢直接影響軍隊后勤保障制度的變化。不同的國家安全形勢,會對軍隊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當國家安全受到威脅、戰爭一觸即發時,就要求軍隊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務戰爭、最終贏得戰爭為中心,在戰備物資采購、儲備、投送等方面進行科學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戰爭的順利進行,并加快戰爭勝利的進程;當戰爭結束或戰爭危險解除后,軍隊后勤保障制度服務于戰爭的功能并不會隨之褪去,但此時就要求軍隊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關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進國防和軍隊建設與國民經濟建設協調發展以及改善軍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軍事戰略方針

軍事戰略方針“是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是戰爭指導者運用戰爭力量和手段達成戰爭目的的一種藝術”,是對戰爭中一些帶有全局性、長遠性問題的籌劃和經略,贏得戰爭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敵對(現實的或潛在的)雙方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產物,體現著國家的根本利益。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對國防經濟制度的變遷有著深遠的影響。

第一,軍事戰略方針的確立和調整決定著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一個國家如果奉行擴張性的軍事戰略方針,就必然會安排相應的制度刺激其國防經濟超常發展,以滿足其擴張戰爭的需要,其國防經濟的總體規模和結構也就超出了本國防御的實際需要。建國以來,我國的軍事戰略方針雖然幾經調整,但“積極防御”的總體性質始終沒變,這就有利于我們在國防經濟制度安排上保持適度的國防經濟規模,既能保證國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礙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并且不會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從而有力地維護了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第二,軍事戰略方針的調整,會對國防工業生產、武器裝備的采購及其管理體制、國民經濟動員體制、軍隊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軍事戰略方針,要求國防經濟在武器裝備生產的數量和結構、國民經濟動員的方式和強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國家經濟體制

國防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子系統,既從屬于國家的國防制度,又從屬于國家的經濟制度。因此,當國家經濟體制轉型時,國防經濟制度也會隨之變遷。

第一,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國防經濟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防經濟在生產資料占有形式(產權制度)上實行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具有了多種實現形式,這就必然引起國防經濟尤其是國防科技工業產權制度、投資制度變遷。

第二,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國防經濟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防經濟資源由國家以指令性計劃的形式統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場的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資源配置采用計劃和市場相結合的方式,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種資源配置方式的變化,對國防科技工業制度、裝備采購制度、國民經濟動員制度和軍隊后勤保障制度均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第三,國家經濟體制轉型引起軍隊后勤保障方式的變化。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軍隊后勤保障自成體系,軍隊后勤社會功能齊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國家建立起包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等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這必然促進軍隊后勤保障的社會化改革,引起軍隊后勤保障制度變遷。

當然,影響中國國防經濟制度變遷的因素還有很多,但上述因素無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階段,當這些主要因素相對穩定時,國防經濟制度也較為穩定;當主要因素發生重大變化時,國防經濟重大就會隨之發生質的變遷。

參考文獻:

[1]D.C.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公有制計劃經濟體制范文第5篇

【關鍵詞】就業;失業;就業政策;人口

一、我國當前就業形勢及存在的問題

(1)就業人口增長快、失業率高,就業形勢嚴峻。首先,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以及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與完善,而且,城市與農村的經濟和社會差距不斷拉大,使得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迅速轉移。這些轉移到城市的勞動力希望在城市里某到職位,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其次,每年城市新增就業人口(包括高校畢業生和達到就業年齡的人口)數量龐大,這些就業人口都給我國的就業造成巨大壓力。最后,我國是用城鎮登記失業率來測量我國的失業率的,所以這個失業率不包括不登記的城市失業人口以及其他未登記的失業人口,因此,現實中的失業率依然很高,就業形勢很嚴峻。(2)舊有的體制機制造成就業渠道窄。在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在這種經濟體制下,人們的就業首選渠道是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以及政府機關單位。然而,在當前我國人口總量龐大,就業人口劇增的情況下,舊有的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提供的工作崗位已經不能滿足就業需求了。但是,在中國的城市尤其是農村,有相當一部分人依然存在這樣的觀念:國有企業、政府機關等單位的工資收入有保障、退休養老有保障、工作無失業風險。所以這些觀念導致很大一部分就業人口尤其是高校畢業生都選擇去上述這些單位求職,以致于造成相當一部分人失業、坐等就業。(3)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不匹配,造成結構性失業。勞動力的需求層次與勞動者個體的素質差異之間的矛盾是造成當前結構性失業的一個重要因素,這種矛盾在結構性失業中主要表現在:勞動者的素質與崗位需求之間的不匹配。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漸形成了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且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和完善,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不斷調整。但是,當前我國的產業結構仍然是不夠優化的。例如,我國的第一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遠遠大于第三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而第三產業的優勢就是能夠極大的吸收就業提供大量的工作崗位。在我國的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仍存在一些產業與提供的崗位需求與勞動者的自身素質不相適應。例如,在我國的廣東地區,一些制造業雖然可以吸收大量的勞動力,但是,這個產業不能為接受高等教育的高等素質人才提供相應的崗位,在這些工廠中,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場景:從工廠的門衛到辦公室經理基本上看不到大學畢業的高素質人員。這種現象就造成了我國的大學生就業難。因為在我國第二產業中占據重要地位的制造業不能夠提供大量的適應高素質人才的工作崗位。我國的制造業只是單純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只能充分利用廉價的勞動力而不是知識密集型或者資本密集型制造業。(4)勞動力市場發展不成熟。我國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黨的十四大確立我國經濟制度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市場經濟不僅要完善產品市場更要發展和完善要素市場特別是勞動市場。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就是要鼓勵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參與到生產中參與分配。而當前我國除按勞分配以外的其他要素分配都沒有積極的參與到生產分配中。要素市場中尤其是勞動市場發展不夠完善和成熟,主要表現在:以市場機制為導向的勞動就業模式沒有充分建立、就業培訓以及崗前培訓等一系列與就業相關的配套服務沒有建立。從而導致市場在優化配置勞動力資源中的作用大大減弱。(5)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由于我國是從舊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漸改革發展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遺留一些舊有的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問題。例如,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等社會保障只完整的存在于國有企業、集體所有制企業等。而其他的私人企業個體戶等經濟單位則不能提供完全的社會保障。我國還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這就不能保證整個社會的就業人口在就業和擇業上進行自由和公平選擇。因為,相當一部分人在擇業時選擇進入政府機關和國企等社會保障健全的單位。

二、造成我國就業問題的原因分析

(1)經濟轉型帶來的阻礙因素。當前我國處于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以及市場經濟不斷完善的時期。既存在國有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等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單位,亦存在鼓勵和發展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雖然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同的,即都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在很多方面的待遇不同,最典型的就是社會保障制度以及職工福利待遇方面。這就造成勞動者在就業和擇業時優先選擇公有制行業,使得就業渠道狹窄,造成大量的的失業者。(2)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的不合理。雖然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總量取得翻天覆地的成績,但是,若進一步分析這經濟發展的結構就會發現,我國的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亟需調整。長期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不合理,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飛速發展,為國家的經濟發展做出突出貢獻,我國也成為“世界工廠”。但是我國的制造業重點是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些產業吸收的只是低廉的勞動力,所提供的崗位只是簡單、機械、重復的崗位。他們雖然在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上發揮重要作用,但是對于每年城市新增就業人口中的大學畢業生不能發揮作用。(3)我國的科學文化教育比較滯后。我國的科學文化教育比較滯后包括兩方面,一方面,我國在教育和科技發展方面的投入遠遠小于其他發達國家。這就造成我國科學文化教育的發展不能與我國的經濟發展相協調相適應,甚至在某些方面會阻礙經濟的發展。另一方面,是我國的科學文化教育特別是大學教育與社會需求脫軌,不能很好的滿足社會需求。大學畢業生自身的素質與勞動需求不匹配。

三、解決上述問題的措施

(1)保持經濟的快速穩定發展。經濟的平穩發展和經濟總量的持續增加是解決我國就業問題的根本之舉。只有經濟的發展和繁榮,才能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才能為就業市場的配套服務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只有經濟發展了,才能健全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從而減少就業人口的后顧之憂。(2)發展科學文化教育。國家和政府應該加大對科學文化教育的投入,大力發展科技和教育,加快發展職業教育。提高勞動者素質,加強人力資源投入,提高人力資本。就業問題的解決更重要的是靠勞動者素質提高,自身就業技能增強。而這些都要靠教育以及職業技能培訓,因此,要大力發展科學文化教育。(3)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更好的吸收高素質人才。加大教育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提高人口素質只是改善勞動者自身的就業擇業素質,要想使他們的素質發揮就需要社會提供這樣的崗位。這就需要調整和優化我國的產業結構。(4)注重社會建設,為就業服務。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們應該更加注重社會建設,建立健全覆蓋全社會的社會保障制度,使得勞動者在就業擇業時,主動選擇非公有制行業。

因此,要把就業放在國家發展戰略的層面上,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目標。就業是民生之本,把就業放在社會建設的優先位置。

參 考 文 獻

[1]李仲生.中國的人口與經濟發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2]宋海萍,張柯.中國勞動就業問題研究[J].云南:云南民族大學.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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