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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弊端范文第1篇

關鍵詞：高速景觀設計形式；土壤理化性質；后期養護難點；弊端分析

中圖分類號：U412.36+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 背景

高速公路綠化景觀效果的好與壞能真實反映高速公路建設水平的高低，能使本來生硬、單調的公路線形變得豐富多彩，創造出許多優美的景觀，能使的填方路堤邊坡和挖方路塹邊坡披上綠裝；能使新建高速公路對周圍環境景觀的負面影響降低；使道路兩側的自然、人文景觀資源與環境景觀有機結合、協調；使高速公路構造物(如立交橋、服務區、收費站及管養區)巧妙地融入到周圍的環境之中；不僅增大了市區綠化覆蓋面積，而且還為廣大司乘人員提供優美宜人、舒適、和諧的行車環境。

目前，北京市高速公路通車總里程為892公里，道路綠化總面積約為2100萬平米。作為對北京市各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起重要作用的高速公路建設是 “十二五”期間交通發展建設規劃的重點內容之一，已被列入重要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一。面對“十二五”期間高速公路養護事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綠化養護工作已成為踐行“人文高速、科技高速、綠色高速”重要載體之一，而綠化景觀設計是高速公路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了公路建設系統工程的水平，因此，做好北京市高速公路綠化景觀設計工作具有重大意義。

2 高速公路景觀設計形式存在的問題

2.1道路主體設計與綠化景觀設計脫節

在高速公路建設施工前期對道路沿線所實施的綠化工程在后期運營管理中呈現出綠化景觀效果是否與周圍地貌得到了恰到好處的融合考慮不全。比如，在西六環路、京藏、京承高速等山區段時，其設計標準高、山區地形地質條件復雜。設計時部分路段未進行分級坡面處理。由于高速公路邊坡坡度與坡面安全性和工程量均成反比，即坡度越大，綠化施工難度系數就越大，栽植的綠化苗木成活率較低，且根部固土能力不強，在每年汛期降雨時經常發生山體滑坡、水毀等現象。

2.2 全斷面單一型設計形式，易發生引發病蟲害

目前，南六環、京哈高速等道路的邊坡、平臺上設計栽植了火炬樹；五環路等道路的邊坡、平臺上設計栽植了地錦等，導致道路沿線景觀單調、呆板；同時因為物種少，造成植物群落抗逆性能力差，極易發生各種病蟲害，嚴重影響道路綠化景觀效果。例如，自2009年至今連續3年部分路段邊坡、平臺上的地錦、火炬樹發生了早期黃葉、落葉的現象，除了養護不到位的因素之外，主要是由于品種單一發生了大面積侵染性病害，嚴重影響了道路沿線綠化景觀效果。

2.3多層次密植型設計形式，忽略后期綠化養護工作難點

在高速公路綠化景觀設計與施工時，只強調通車時（短期）的景觀效果，沒有對設計路段的地理位置、土壤狀況及道路周邊環境進行綜合分析。同時，為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在植物選擇上沒有考慮后期開展養護管理工作難度及養護經濟成本，也忽視了后期養護中出現的各種不利因素（如交通量、融雪劑及周邊居住環境等）對綠化苗木成活率的影響；而是苗圃搬家式的種植，在部分路段的中央隔離帶、邊坡、立交橋區景點、邊溝平臺內僅有的范圍內設計栽植了多層次、多品種的綠化苗木，造成苗木生長層次空間混亂，致使除草、修剪、澆水、病蟲害防治等日常養護工作很難有序開展。具體實例如下：一是以北京市五環路為例，在西南五環路2m寬的中央隔離帶中曾設計了間距為4m的“紅瑞木+檜柏綠籬”的組合形式。當初只注重紅色紅瑞木與綠色檜柏之間色彩變化，卻忽視了紅瑞木不耐干旱，不抗融雪劑等客觀因素影響，最終導致紅瑞木全部死亡；在南五環高速公路中央隔離帶中分段設計了 “紫葉小檗（金葉女貞、小葉黃楊）+檜柏綠籬”的組合形式，面對高速車流在撿拾白色垃圾時難度大，工作效率不高；2010年為便于后期養護管理，五環路將原有的組合形式全部改造成為防眩板。在部分路段寬度為70cm邊溝平臺上設計了“萱草+棣棠+紫葉李”的組合形式，在其生長過程中萱草被棣棠侵占生長空間而枯萎，紫葉李與棣棠、拉拉秧混雜交織，因夏季炎熱、潮濕，造成通風能力差滋生了各種病蟲害。二是以南六環為例，其道路兩側護網外是農田，在道路景觀設計時為強調通車時綠化景觀效果在平臺上設計栽植了大量火炬樹，根部萌蘗能力較強的火炬樹侵害了大部分農田，嚴重影響了當地居民的生活狀況。

3 土壤理化性質差，不利于綠化苗木生長

高速公路上能否栽植綠化苗木，并確保其能夠正常生長，在做好日常養護改造的上，最主要的條件是由其土壤理化性質決定；而土壤理化性質的好與壞，與高速公路的路基工程的壓實度質量有關。壓實度是高速公路質量好壞的重要內在指標之一，只有路基充分壓實才能保證路基的強度、整體穩定性，它是保證和延長公路的使用壽命的條件之一。但是，針對高速公路路基這種分層碾壓之后，其土壤具有較高的壓實度，塑性變形量明顯減少，而且所取土質也多為不利于植物生長的生土，甚至是沙土或黏土，且摻有基底石灰土和碎石瀝青水泥等廢棄料。如中央隔離帶內寬度僅為2-2.5m，有利于苗木生長的有效土層厚度不足50cm，其下有時還有無機料或硅管類等公路附屬設施；護坡及邊溝平臺的土壤堅硬，壓實度高，對綠化苗木生長極為不利。綜上所述，高速公路土層壓實度較大，其理化性質不能保證設計栽植的綠化苗木正常生長。

4后期綠化養護中存在的難點

4.1綠化養護經費不足

隨著北京市在國際社會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社會公眾對高速公路服務水平的需求不斷提高，對高速公路綠化養護工作提出了更高的標準。而高速公路綠化養護要求標準高、養護經費低是制約提高高速公路綠化養護管理工作水平的瓶頸。行業主管部門多次召開會議、下發通知、抽查考核，特別是高速公路城區段的綠地保潔工作，其保潔頻率由2008年前的每周2次上升至2009年的每周3-4次，直到2012年每日1次。然而，北京市還沒有專門針對高速公路綠化養護的定額，而行業內部制定的公路綠化養護定額偏低，遠低于市政園林綠化養護定額，造成目前高速公路綠化養護經費嚴重不足，已成為制約做好綠化養護，保持優美綠化景觀的關鍵因素。以北京市五環路為例，自2008年初相關行業主管部門要求五環路以內（含）路段以城市道路標準開展綠化養護等各項工作，而綠化養護綜合費用不足2元/平方米，遠遠低于北京市四環路內（含）路段的綠化養護費用。

4.2 道路作業安全隱患大，綠化養護工作難上加難

通過查閱了近3年來北京市高速公路中46個交通量觀測點，以每月2次采用人工24小時觀測方式記錄的平均日交通流量數據。在充分考慮北京市高速公路道路分布狀況下，抽取了從2008年-2010年期間主要道路上26個相同觀測點的基本數據，以2008年的交通量作為基礎數據，北京市各條高速公路的年平均觀測點交通量自2008年起，在短短的3年多時間里部分路段的交通量驟然增加2倍之多，而在城區段重點道路的車流量增加3倍多。面對驟然增加的交通量，對高速公路日常養護工作造成重大安全隱患。特別是在對沿線綠化苗木澆水、病蟲害防治、清雜、修剪和道路保潔時，養護作業車輛的行駛速度遠低于正常車輛的行駛速度，且在高峰期時易發生交通擁堵；而且高速行駛的車輛對作業人員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威脅，綠化養護工作效率很低。同時，高速公路日常養護作業得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占用、掘動道路核準通知單批復時間范圍內才合法。因此，日益增大的交通流量、行業主管部門的文件要求成為提高高速公路綠化養護工作的難點。

4.3 融雪劑的危害性

在冬季降雪時，為確保北京廣大市民們出行安全、暢通。采取了“以機械掃雪為主、融雪劑為輔”的道路保暢措施，但使用過融雪劑的殘雪，一旦融化水進入土壤中，使道路綠地內綠化苗木造成鹽害，特別土層較少的中央隔離帶的鹽害尤為突出，造成道路綠化苗木長勢較弱，后期綠化養護工作難上加難。

4.4 路域環境條件差

高速公路的路域環境相當復雜，特別是以京港澳、京藏、京承等高速公路為代表的放射線有部分路段穿越農田、河道、山區；也有部分路段穿越人口稠密的商業區；同路段不同栽植位置也有很多自身獨特的環境特點。高速公路山區段風速大，晝夜及冬夏溫差大，空氣干燥，水分蒸發快。汽車尾氣釋放有害氣體，車禍現場或故障車輛遺撒大量油污等因素均對綠化苗木生長產生諸多不利影響。

5 總結

為做好北京市高速公路綠化養護工作，前期的綠化景觀設計調研與施工是關鍵，要求設計單位（者）除具備綜合景觀設計素質修養、高速公路專業知識外，還要綜合考慮道路途經的地形地貌，并從后期養護作業安全、養護規范及能滿足高速公路不同需求等各種角度認真分析、總結歸納目前北京市高速公路在綠化景觀設計上所凸現出養護問題；結合“十二五”期間高速公路養護事業新形勢、新理念按照不同的道路結構形式、綠化景觀需求，對中央隔離帶、邊坡、邊溝平臺等部位提出了符合北京“地區道路特色”的綠化景觀設計思路，但不能一律以偏概全，一葉障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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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

計劃經濟弊端范文第2篇

[關鍵詞] 椎間融合；椎間孔；椎弓斷裂；腰椎滑脫癥

[中圖分類號] R687.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7）06（c）-0094-04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posterior interbody fusion and intervertebral foramen fusion in the treatment of degenerative lumbar spondylolisthesis with vertebral fracture. Methods From January 2011 to December 2015， in Department of Orthopedics， Dongtai People's Hospital， the clinical data of 120 patients with vertebral fracture degeneration lumbar spondy lolisthesi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metho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60 cases with posterior interbody fusion were as control group， and 60 cases with intervertebral foremen fusion were as observation group. The operative time， hospitalization cost and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1 year after operation， the JOA scores were compared， the X-ray films were regularly reviewed to observe the fusion and lumbar stability. Results The operation time， intraoperative blood loss and hospitalization cost were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ODI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0.05）.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vertebral activity and translucent band width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 0.05）， but the average height of the intervertebral space of control group was lower than that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Key words] Intervertebral fusion； Intervertebral foramen； Pedicle fracture； Lumbar spondy lolisthesis

腰椎{部裂又稱為椎弓峽部裂或峽部不連，主要因腰椎一側或兩側椎弓上下關節突之間的峽部骨質缺損不連續，其本質是假關節的形成[1]。腰椎峽部裂常導致腰椎滑脫，同時發生相鄰節段的退變和椎管狹窄，臨床表現以下腰痛、腰后伸痛和局部深壓痛為主，部分患者可有下肢放射痛。目前治療腰椎椎弓斷裂伴滑脫的主要方法是腰椎融合內固定術，即可矯正滑脫，也可維持脊柱局部的穩定性。傳統后路腰椎融合術在臨床上已廣泛開展，但存在手術創傷大，術后腰背痛發生率高，脊柱矯形丟失等一系列并發癥，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和脊柱功能。隨著微創外科的發展，臨床誕生了經椎間孔入路手術，具有創傷小的優點[2-4]。以往經椎間孔手術主要用于椎間盤的摘除手術，在腰椎滑脫患者的融合術中療效如何尚待考證。為了比較傳統手術和經椎間孔入路手術在伴椎弓斷裂的退變性腰椎滑脫癥患者中的臨床療效，本文回顧性分析了東臺市人民醫院骨科收治的伴椎弓斷裂的退變性腰椎滑脫癥患者，分別采用后路椎間融合和經椎間孔入路椎間融合治療，現將結果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回顧性分析2011年1月～2015年12月東臺市人民醫院骨科收治的120例伴椎弓斷裂的退變性腰椎滑脫癥患者的臨床資料。按手術方法不同分為兩組，其中60例采用后路椎間融合為對照組，60例采用經椎間孔入路椎間融合為觀察組。對照組男27例，女32例；年齡（52.3±3.4）歲；病程3～16個月；部位：L3～4 18例，L4～5 21例，L5～S1 21例。觀察男32例，女28例；年齡（51.8±4.0）歲；病程3～14個月；部位：L3～4 18例，L4～5 22例，L5～S1 20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相關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

納入標準：①具有典型的臨床癥狀，包括頑固性腰痛，部分患者可伴有下肢射痛和間歇性跛行，經正規保守治療6個月以上無效，影響日常生活和工作；②腰椎過伸過屈側位片：L3～5 椎體前后滑移>3 mm，L5、S1前后滑移>4 mm，或終板成角>10°；③斜位X線片證實伴腰椎峽部裂。

排除標準：①病理性腰椎不穩，包括感染性疾病，腫瘤、結核等；②因各種原因不能納入研究和不能完成隨訪者；③伴有椎間盤突出癥者；④既往有脊柱手術史者。

1.2 手術方法

對照組：采用傳統后路椎間融合術。患者取俯臥位，胸部墊枕，麻醉生效后，常規消毒鋪單。以病椎為中心，取腰部后正中切口，長約10 cm，切開皮膚及皮下組織，骨膜下剝離骶棘肌，拉鉤向兩側牽開軟組織，充分顯露椎體兩側椎板、橫突及上、下關節突，以橫突中軸線與上關節突外緣交點為進針點，鉆孔角度一般向外側傾斜15°，L5平面鉆孔時向頭側傾斜10°～20°，S1平面鉆孔在S1下關節突軟骨面中點上方2 mm，向頭側傾斜20°～40°。C型臂X線機透視定位滿意后，在相應節段安裝椎弓根螺釘系統。在纖維環和韌帶處作一切口，咬除椎間盤，清理終板，置入1～2枚腎形融合器。安放預彎的連接棒，適度撐開椎間隙后旋緊螺帽，適當加壓。

觀察組：麻醉、同前。C型臂X線機透視下克氏針定位明確后，在病變節段椎弓根外側緣作長約4 cm切口，進針，取18G穿刺定位針與軀干矢狀面成10°～20°緩慢刺入，直至小關節突外緣。經Kambin安全三角穿刺成功后，取出針芯，注入碘海醇常規造影，并再次透視確認病變節段。插入導絲，取出穿刺針，在對應皮膚作約4 cm小切口，插入弧形導桿，插入時注意保護下行神經和硬膜囊。逐級插入擴張套管，磨削關節突。通過常規切開經椎間孔腰椎管減壓椎體間融合術（TILF）手術方式摘除突出的椎間盤和髓核，并磨削增生、鈣化組織。將咬除的骨質回填，向椎間隙內置入椎間融合器。

1.3 術后處理

術后常規采用頭孢唑啉鈉靜脈滴注預防感染，觀察引流量，術后第2～3天常規拔除引流管。臥床行腰背肌功能鍛煉。術后1周佩戴支具下地，術后11 d拆線出院，術后1、3、6、12個月分別攝X線片復查，判斷脊柱穩定性及腰椎融合情況。同時行改良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評分（ODI）[5-7]。包括腰腿疼痛、日常活動自理能力、提物、行走、坐、站立、睡眠、社會活動、旅行等9項內容，分值0～5分，分數越高，功能障礙越明顯。融合標準[8]：在Cage中及其周圍見到有連續的骨小梁形成，或融合節段的過伸過屈位X線片，椎體間角度的活動度2 mm厚度的透亮帶，或者動力位X線片上可見融合的兩椎體間活動度>5°。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統計軟件SPSS 15.0對數據進行分析，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及住院費用比較

觀察組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和住院費用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 兩組術后ODI、融合情況比較

觀察組術后ODI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兩組融合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兩組隨訪期間X線片表現

兩組隨訪期間椎體活動度和透亮帶寬度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椎間隙平均高度對照組低于觀察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2.4 術后并發癥

所有患者均獲得隨訪。切口均愈合良好，按期拆線。對照組2例出現腦脊液漏，與術中分離瘢痕粘連有關，術后予頭低腳高位，癥狀緩解。隨訪期間未出現無融合器移位、下沉及釘棒松動、斷裂發生。兩組均未出現感染。

2.5 典型病例

患者男，45歲，腰腿痛數年，休息不能緩解。術前正側位X線提示L4椎體滑脫、兩側椎弓崩裂（圖1）。行椎間融合內固定術，術后患者術后腰腿痛癥狀較術前明顯改善。能下床正常活動。X片示脊柱序列正常，內固定在位（圖2）。

3 討論

1865年Lambel首先發現腰椎一側或兩側椎弓、上下關節突之間的峽部骨質缺損不連續而形成假關節，將其稱之為腰椎峽部裂腰椎峽部裂[9-10]。該病在我國發病率為5%～6%，也是腰腿痛的常見病因之一.腰椎峽部裂多發生于下腰椎，由于應力集中，常導致退變性腰椎不穩的發生。同時相鄰節段椎體和小關節退變，可產生包括椎管狹窄、椎間孔下肢、椎間盤變性、突出所引起的相應腰腿痛癥狀。有研究表明，在接受手術的腰椎滑脫患者中，8%～11%存在腰椎間孔狹窄[11]。椎間融合術已成為治療腰椎滑脫的金標準。而經椎間孔入路椎間融合術又是一種新型術式，近年來逐步得到開展。

1982年Harms和Rolinger首先采用TLIF 治療腰椎管狹窄癥，獲得滿意療效[12-13]。與后路腰椎椎體間融合術相比，TLIF只須切除單側脊柱小關節，即可達到減壓效果，同時不影響椎間融合器的放置，極大地降低了對硬膜囊、神經的損傷，同時較好地保留了脊柱的穩定性，臨床并發癥明顯減少。本研究結果提示，觀察組無一例損傷硬脊膜，術后未出現腦脊液漏，而對照組2例出現腦脊液漏，這與手術中損傷了硬膜囊有關。雖然本研究兩組融合例數無明顯差異，但是隨訪期內，研究仍發現觀察組椎間隙高度明顯高于對照組，說明對照組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椎間盤退變。這與手術方式差異有關。經椎間孔入路手術在術中僅剝離椎旁肌至關節突關節外緣，保留多裂肌止點，同時潛行去除肥厚鈣化的黃韌帶，達到椎管減壓的目的[14-15]。由于該手術保留了后方韌帶復合體（PLC）的完整性，因此對融合術后鄰近節段的退變具有一定保護作用[16-17]。同時，從手術一般情況看，觀察組術中出血量，手術時間，住院費用均低于對照組，ODI也低于對照組，說明經椎間孔手術在減少創傷的同時提高了脊柱功能指數，改善了患者的生活|量，降低了醫療負擔[18-20]。

綜上所述，經椎間孔入路椎間融合在伴有椎弓峽部裂的腰椎滑脫癥患者中具有創傷小、復位理想、臨床療效滿意，腰椎穩定性好，骨性融合率高等優點，值得臨床推廣應用。但本研究納入病例數不足，隨訪時間較短，容易發生偏倚。其遠期效果和大樣本量統計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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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弊端范文第3篇

經濟體制是社會形態的反映，計劃經濟體制在一定程度上扼殺了私營經濟的積極性和靈活性，但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國有資產開始逐步產生，從這點而言，計劃經濟的實行推動了國有資產的產生與發展。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計劃經濟的弊端日益凸顯，十四大后我國開始推行市場經濟體制，在這種新型的體制下，國有資產的來源不斷地豐富，也更加的科學化、細分化。現階段我國的國有資產的來源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種是增長式的國有資產，可以稱之為國有資本，另一種是固定類的國有資產。前一種國有資產的來源主要來自國有性質的企業的生產所得，如中石油、中海油等國有大型企業。后一種國有資產的來源是指投入到各級政府部門、行政單位、教育部門等公共產品供給部門的資產部分。在市場經濟體制的運行下，國有資產被統分為兩種主要的類型，國有資本屬于增值式的資產，通過國有性質的企業擴大生產目標，加強生產投入，來實現經營增長，最終實現國有資產的增漲。國有資產則屬于消費類的資產，通過國有資產在企事業單位中的合理分配，來保障企事業單位的合理運轉，進而為國有資產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條件。建立市場經濟及加入WTO以后，我國的國有資產運營納入到市場體系，參與到了市場的競爭中來。為了能適應社會經濟體制的變革，政府提出了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戰略方針，國有企業開始逐步走向市場，接受市場檢驗，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優勝劣汰，國有企業的股份制改革，其目的就是為了增強自身競爭能力，以實現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

二、國有資產的安全保障是其保值增值的本質要求

“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概念的提出背景，是在當前經濟劇烈轉型時期，由于國有企業計劃經濟“積重難返”或者因國有企業自身涉及業務眾多，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國有企業的資產流失比較嚴重，部分國有企業出現嚴重虧損，迫切需要對國有資產進行增值保值的研究。“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概念是轉型時期經濟體制變革的產物，因此勢必會帶有強烈的轉型時期的特點和烙印，這是不可避免的。分析“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概念，應該采用統一分析法，將這個概念放在相應的背景環境下，并通過將“國有資產”與“增值保值”合理劃分，逐一進行分析理解來有效的把握這個特殊的概念。“國有資產”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計劃經濟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國有資產的增長和擴大，“增值保值”則是市場經濟領域的概念，雖然“國有資產”和“增值保值”是一個看似矛盾的兩個內容，但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時期，二者之前存在內在的統一性。但由于人們意識的僵固化，導致很多人認為“國有資產”和“增值保值”是相互矛盾的，在理解“國有資產增值保值”概念時，常常容易產生錯誤的偏見，這并不利于國有資產的安全。而且在經濟轉型的特殊時期，還會滋生很多的問題，反倒為國有資產的流失或虧損等創造了便利的條件。因此，理解“國有資產增值保值”的概念，需要綜合各方面的專業的知識，需要從多個領域來統籌兼顧，尤其要強化國有資產的安全保障。

三、國有資產的安全保障是其不斷流失的現狀要求

十六大后構建了我國國有資產管理的新體制要求，但由于制度和法律的不完善，國有企業在進行現代企業制度改制的過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資產流失。國有企業需要大刀闊斧的改革，在管理體制、分配制度、運營機制等各個環節都要進行改革，以不斷適應市場經濟體制，更好的參與到全球一體化經濟格局中來，增強企業的競爭力。國有企業改制必須深化，但改的內容和目的都應該十分明確，且要遵循一個硬性原則，即國有資產不流失。有關調查顯示，目前國有資產流失的嚴重程度有三種估計:第一是低位估計，認為國有資產平均每天流失1個多億元，每年約400－500億元;第二是中位估計，認為國有資產平均每年流失百分之五，約1000多億元;第三是高位估計，認為國有資產每年流失高于1500億元。不管何種估計，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已嚴重影響了國家經濟安全，造成了嚴重社會問題，保護國有資產已刻不容緩。

計劃經濟弊端范文第4篇

一、經濟體制改革

在這一部分主要是我閱讀了《中國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林毅夫、蔡昉、李周著）這本書后的想法。

我國傳統的經濟模式是由三個基本方面構成：⑴以重工業為優先發展目標的經濟發展戰略；⑵以低利率、低匯率、低工資和低物價為主要特征的宏觀政策環境；⑶以計劃分配資源、重要部門的國有制和體制為主要內容的經濟管理體制。傳統模式的這三個主要內容具有形成上的歷史因果關系和運作上的相互配合、相互依賴的邏輯關系。

解放后，我們曾面臨著如何在缺少外援和貿易的條件下迅速實現工業化的歷史選擇。從當時的客觀環境和主觀認識出發，我國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來帶動整個經濟建設，實現趕超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而我國當時是一個資金稀缺的經濟，不利于發展重工業，為了解決重工業發展的要求和現實經濟實力之間的矛盾，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來抑制市場的作用，人為壓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成本。因而，當時便形成了以壓低利率、匯率、資本品價格、工資和消費品價格為主要內容的宏觀經濟政策環境。進一步還需要解決將稀缺但相對價格被扭曲的要素投入到政府置于優先發展目標中的部門，因此便形成了集中分配資源的計劃體制，與此相應產生的則是工業部門的國有化和農業的化，以便將經濟剩余集中到工業部門。

這種偏向于資本密集型的產業目標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要素和產品價格信號的政策環境，不利于我國資源比較優勢的利用，形成了“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的產業結構；而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和單一的所有制格局，抑制了競爭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造成了企業經營不善、勞動者生產積極性不足，從而整個經濟的低效率。

感想：對于改革開放以前我國的經濟政策的認識僅僅只是停留在過去的課本上，只知道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計劃經濟體制，而對中國實行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哪些特征、以及計劃經濟體制給中國帶來了什么等等之類的問題一直很困惑。而在讀了以上段落后，讓我的眼前豁然開朗起來，對于過去我國實行經濟政策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實行計劃經濟是歷史的使然，社會主義國家必然要實行計劃經濟體制，但計劃經濟體制有其諸多的弊端，如價格扭曲、效率損失嚴重等等，這些都造成了經濟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慢。另外我國的經濟政策還與當時對國際政治環境的判斷有關。我國之所以要實行以重工業優先發展，帶動其它工業發展的戰略是和當時的政治環境，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下，我國只有靠自身力量來發展，以實現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目標，并且還要應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使得我國不得不選擇走這條所謂的“捷徑”，而并沒有真正根據自身的情況，去選擇優先發展自己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使得我們從一開始走的“捷徑”變成了一條“彎路”。

正是由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中國在1978年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但中國的改革沒有他國的經驗可借鑒，是“摸著石頭過河”，是一種漸進式改革。

中國漸進式改革具有如下特征：

⑴增量改革。即不從對資產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著眼于在資產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來越多的市場機制的改革方式。這種改革方式是我國漸進式改革的重要特征，被證明是成功的。

首先，對于矯正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增量改革可以避免一個調整成本。經濟改革獲得最大限度的支持和政策上的持續性，有賴于它能夠帶來即時的收益和支付盡可能少的成本，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改革最佳的軌跡應該是使增長直線上升而避免一個J字型的增長。

其次，增量改革有利于維持改革過程中穩定與速度兩種要求的平衡。

⑵試驗推廣。我國的經濟改革大多不是在全國范圍內同時推展的，而是每項改革措施都從較小范圍的試驗開始，在取得成果并進行總結的基礎上加以局部推廣，由點及面，不斷總結和觀察，進而擴大其實行范圍。所以，這種方式也意味著我國改革的局部性特征。無論是對于自上而下自發式的改革措施，還是對于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這種試驗推廣的特征都存在。前者如家庭聯產承包制的推行過程，后者如企業承包制的試行和創建經濟特區等。

這種改革方式的主要優點是:①盡可能地減少改革風險；②這種試驗性的自發改革，與增量改革相結合，能夠及時提供在哪些領域進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號；③為市場的建設和發育創造了一個過程。

⑶非激進式改革。實行非激進式改革，首先能夠充分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保持制度創新過程中制度的相對穩定和銜接。其次可以避免大的社會動蕩和資源浪費。激進式改革必然強烈地損害到某些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會招致猛烈的抵制，同時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最后，不實行以私有化為中心的改革方式，避免了資產存量再分配過程中出現的不公平以及由此產生的沖突，因而可以保持接近于共同富裕的社會分配狀況。

感想：漸進式改革是中國明智的選擇。雖然漸進式改革也有其弊端，如價格扭曲會仍然存在，因而導致效率損失依然存在，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改革方式卻是成本最小的，不會引起太大的社會動蕩，這適合于我國的國情。因為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沒有受到損失，不會引起他們的抵制。相比之下，激進式改革一夜之間將原有的缺乏效率的經濟體制推倒，建立起市場經濟體制，雖然價格扭曲能在很快的得到糾正，效率得到重新恢復，但是這種改革的成本卻是比較大的，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收到損失，引起他們的抵制，必然導致嚴重的社會沖突，社會動蕩。

二、關于改革阻力

改革并不是一帆風順的，不可能不會遇到阻力。這是因為改革是一種制度變遷，它更一般的是非帕累托改進，必然會涉及到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這就會引起利益受損人的抵制，阻礙改革的進行。關于對改革阻力的認識，我主要是通過閱讀樊綱教授的文章中了解。

（一）相對阻力與絕對阻力

所謂“相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一部分利益集團會在改革過程中受到利益的損失（無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損失），他們為了維護自身的既得利益而抵制或反對改革，從而構成對改革的阻力。

改革的相對阻力有以下兩種具體形式：

第一，社會成員分成明顯的利益集團：能夠在改革中受益從而擁護改革的集團；因改革會給他們帶來損失從而抵制改革的利益集團，無所謂的中間勢力。這時，對改革的阻力表現為明顯的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

第二，社會上每個人都認為舊經濟體制應該改革，每個人都稱自己為改革派，但每個利益集團都根據自己的特殊利益或從自己所處的特殊地位出發，提出符合各自需要的改革方案—每個人都想把體制改得對自己更為有利；人人都在喊改革或深化改革，但各個人的不同含義，結果是大家爭論不休，改革遲遲進行不下去，或發生利益集團之間的政治沖突。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方都可能指責其他人是改革的阻力，但事實上可能每個人都同時構成對有效的改革的一種阻力。

改革的絕對阻力指的是社會上每一個人都可能遭受一定的損失，從而每個人都具有抵制改革的動機。這重要指的就是因改革初期所發生的改革“陣痛”而引起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可能因對改革在初期階段所會引起的震蕩、引起的生產下降而產生對改革的疑慮與恐懼，并因此而抵制改革。

感想：對于相對阻力來說，如果受損利益集團的勢力越強大，那么改革遇到的阻力就會越大。而對于絕對阻力，只能用經濟的發展，讓人們都能分享到改革的成果，或者說服人們相信改革定會給他們帶來足以彌補眼前損失的好處，消除人們心中恐懼時，人們才會相信改革，才會支持改革，至少不反對改革。

（二）可消除的阻力與無法消除的阻力

不可消除的阻力有:⑴一些無法通過物質補償而消除的精神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觸；⑵無法徹底消除的相對損失所引起的對改革的抵制；⑶與改革“陣痛”有關聯的阻力。

除以上情況的阻力都屬于可消除的阻力。

感想：對于可消除的阻力，一般可以通過補償或者贖買的方式來消除。但問題的關鍵是怎樣補償、該補償多少才能消除阻力，這是一個難操作的問題，因為如何衡量補償的量是個難題。再者政府是否具有這個能力去補償呢？當然如果能夠解決以上問題，那么改革的阻力也必然會消除，使改革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此時改革可稱之為卡爾多—希克斯改進，即當改革收益者的收益足夠彌補改革受損者的損失，并有剩余時，這樣的改革是有效率的。對于不可消除的阻力，更多是一方面通過經濟發展來降低，另一方面則是通過教育、勸說的方式來降低。

三、后記

計劃經濟弊端范文第5篇

關鍵詞 經濟全球化　制度變遷　轉型國家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兩方面的因素大大促進了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是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廣泛地實行市場化改革，從經濟體制上消除了與以市場經濟為本質特點的世界經濟的差距；二是更多的發展中國家采用了開放型的經濟發展戰略，從發展政策上減少了國家對涉外經濟活動的干預。這兩方面的變化使得世界經濟在空間概念上得到了大大的拓展。其中，原中央計劃經濟國家在20世紀末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這本身既是經濟進一步全球化的表現，又是經濟全球化逐步推動的結果，同時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基礎條件。歐洲和亞洲一共有30多個國家，占全人類1／4的人口，卷入了這場壯觀的變革。這些國家，就是我們所謂的轉型國家。

理論上，經濟轉型有兩種含義：一是指一般的制度轉換，即從一種制度狀態進入另一種制度狀態；另一種則特指中央計劃經濟國家發生的制度變遷，即從中央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體制。隨著實踐中傳統集權型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日益暴露，東歐國家率先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之后，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也開始了波瀾壯闊的經濟體制改革歷程。正是改革的實踐，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制度變遷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約作用，開始把體制因素納入到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理論研究之中。經濟轉軌是一個制度重新設計的過程，轉軌的目的是為了提高發展的能力。由于轉軌的途徑和步伐各有不同，轉軌的方式有好幾種。其中，有的國家只是在社會主義經濟范圍內進行改革，如中國；有的國家則完全放棄了社會主義，如俄羅斯。轉軌是一個發生根本性變化的過程，從基于國家控制產權的社會主義集中計劃經濟轉向自由市場經濟。轉軌意味著實質性的改變和引入全新的制度安排。這是一個以新制度代替舊制度的另一次嘗試。所以，對轉型國家而言，轉軌取得最終成功的機會就在于恰當的制度設計能否有效運行。如果對制度安排沒有足夠的關心，自由化和私有化就無法帶來社會預期的經濟的效益；如果對實現新體制沒有明確的規劃，或者對新體制的運作一無所知，就無從談起及時完好地實現轉型。因此，轉型國家的首要任務是成功完成制度的設計。合理的制度安排是至關轉型國家改革成敗的關鍵，好的制度建設對其經濟表現及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已取得了廣泛的認同。

談及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會有很多諸如原因、影響因素、機制及其路徑依賴等問題吸引我們的視線。但這里，筆者想另辟蹊徑，以經濟全球化的視角，來探討其對轉型國家制度變遷的影響及其互動關系。

經濟全球化促進制度安排的借鑒與趨同

經濟全球化的實質是指全球所有國家都被融入到世界經濟大潮中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始點可視為15世紀哥倫布對美洲大陸的發現，甚至更早。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已經很少有國家仍然閉關自守，固步自封。現代世界經濟中，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日益緊密，相互依賴日趨加強，以貿易、金融和國際化生產為主要表現形式的經濟全球化進程目前已經發展到了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地步。現在，參與世界經濟全球化與一體化越廣越深的國家，它的增長就越會按照全球經濟增長趨勢發展。由于轉軌經濟完全可以以一種追趕型的方式融入世界經濟，所以它們應該比發達國家增長更快。在這種背景下，顯然，經濟系統的開放性成為了引發其制度變遷的誘因之一。越是開放的經濟系統，就越有可能通過與其他經濟系統的交流來獲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識，從而擴大可供其選擇的制度集合。事實上，如同通過技術的引進可以有效降低獨立開發新技術的成本一樣，通過借鑒別國的制度安排及其變遷的經驗，也可以大大節約一國用于制度設計與創新的研究費用，大大降低其對不成熟制度安排的試驗成本。對于轉型國家來說，新的制度設置必須建立在計劃經濟中并不存在的新組織的基礎上(因為那時不需要它們)。經濟轉軌不但呼喚新的法律體系和經濟制度，而且需要對新的行為模式加以學習。企業、銀行、公務員和政府官僚，甚至一般家庭，都必須改變原有的行為方式，并盡快學會新的模式。所以，筆者認為，當今世界的經濟全球化，以及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階段表現的區域經濟一體化正為各個轉型國家的經濟開放和制度借鑒提供了非常之良好的契機。

首先，轉型國家的經濟轉軌既是經濟全球化進程表現之一，又是經濟全球化推而廣之的結果，此外還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重要前提條件。轉型國家之所以會在20世紀末紛紛向市場經濟轉軌，除了中央計劃經濟本身的一些弊端導致國家經濟效率極低，國民生活水準下降，從而從內部產生制度變革的要求之外，某些轉型國家突破冷戰時期兩大對立陣營的限制，開始與西方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恢復經濟往來，從而親眼目睹和親身體驗了其制度效率也不無關系。

其次，區域一體化組織的擴展對轉型國家制度變遷產生著深遠的影響。我們知道，經濟全球化是世界經濟現狀的一種客觀描述，全球化的本質是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的滲透，未來的最終發展趨勢是世界經濟一體化，在世界經濟走向一體化的進程中，區域經濟的一體化則是必經的一個階段。這些集團以其顯著的經濟成效吸引著各一體化組織外圍的轉型國家，因此，加入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不僅是轉型國家融入世界經濟的絕好機遇，同時一體化組織制度趨同的要求，無形當中也為各個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提供了可選擇的模式。

目前，我們看到的現象是，在轉軌經濟體中，有許多國家正在與更多的發達國家開展各種交往活動，轉型國家參與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的積極性很高。對于某些東歐國家來說，為了轉軌的成功，他們期望加入歐盟。這當然是一個困難而長期的過程，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是整個經濟和政治轉型中最令人鼓舞的努力。如果能夠順利地加入歐盟組織，那么歐盟的經濟制度就會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的影響。也正是這種加入歐盟的期望，成為了中、東歐轉型國家努力進行政治和經濟體系轉軌的動力之一。到1996年，已有10個轉型國家——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波蘭、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亞開始與歐盟進行合作。加入歐盟的先決條件包括具備市場經濟的運作機制、存在民主制度，尊重少數民族，合理管理公共事務等等。為了實現加入的目的，它們必須加快制度框架的改革以達到歐盟的要求，因此，在努力加入歐盟的過程中，東歐轉型國家的制度變遷會以歐盟的制度安排為路徑，逐步與之趨同。

1997年的馬德里峰會，捷克、匈牙利、波蘭被正式邀請在1999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這個關于成員國資格的重要決定是由美國參議院于1998年4月30日做出的。雖然北約成員國資格只是嚴格的政治決定，比歐盟成員國資格的獲得容易得多，但是，加入北約將有利于這3個國家加快與歐盟和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同時有助于加強外界對這些國家經濟狀況的信心，并加強外資的進入。

相似的努力，亞洲的轉型國家也在進行著。這一地區的目標集團首先是東盟。越南在1995年成為東盟的成員國，老撾則于1997年加入東盟。柬埔寨的加入因為1997年夏天的政治動亂而被拖延了。東盟成員國資格對這些轉型國家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尤其在考慮到它們與其他東盟發達成員國的巨大發展差距時更是如此。區域一體化是唯一可以使欠發達的轉型國家保持比富裕國家更快的增長速度，從而減小經濟差距的方式。這取決于，第一，是否東盟擴張的過程有利于轉型國家市場改革的進程，并且最終使其真正轉型成為成熟的市場經濟；第二，是否自由化和區域一體化的進程可以使轉型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加快?毋庸置疑，這兩個問題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越南已經可以觀察到這種態勢，價格和貿易的自由化以及某些自由的監管都有利于資本市場和外商直接投資，所有這些都因為加入東盟而得以催化加強。不過，東盟成員國資格并不要求政治和制度方面的條件，這些都可以在加入之后的適當時刻按集團所建議或期望的方式進行改革。這樣，就有時間來支持轉型國家所進行的必要的改革與調整，這可能會做得更好。

除此之外，在轉轉型國家之間很可能會產生某些以國際合作和經濟增長為宗旨的新區域組織。在蘇聯解體和經互會解體之后不久，就發生了新地區之間的重新一體化。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區域一體化組織的成員國資格絕對可以推動轉型國家經濟結構和制度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