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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財政政策范文第1篇

關鍵詞：積極財政政策財政風險

一、積極財政政策出臺的背景和深層次原因分析

1997年7月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嚴重打擊和損害了亞洲各國經濟，對我國的經濟也造成了嚴重的外部沖擊。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政府采取了對內啟動內需、對外擴大出口的宏觀政策組合，消除外部沖擊可能帶來的各種連鎖反應，積極財政政策是其中最重要并且最有效的政策手段之一。

但是，從當時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情況看，這些政策的出臺還有著更深層次的背景。首先，我國宏觀經濟的態勢已由供給短缺轉化為生產的全面過剩；由通脹轉變為通縮。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目標已由實現傳統的工業化轉換為實現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雙重目標；由追求以人均GDP增長為主要標志的經濟增長轉變到追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全面協調發展；由強調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轉變為同樣重視社會保障和公平。再次，我國已經進入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重視法治和規則，提升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實力，改善經濟增長的效益和質量是新階段提出的新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客觀上就要求我國的財政體制和收支結構進行更大范圍、更深層次和更有效率的改革，以實現經濟體制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能簡單看作是一項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它更是一項結構性的財政政策。

二、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

積極財政政策首先是一項應急措施，是為了化解外部沖擊，擴大內需和支持出口，確保經濟增長的短期擴張性措施：但是，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從一開始，就不僅是一項短期擴張性措施，而是包括了更多和更重要的中長期內容；它不僅是一項總量政策，同時又是一項結構性政策。

(一)積極財政政策是擴張性政策和結構性政策的組合

在規范的經濟理論中，有幾點是既定的：一是給定了比較完善規范的市場經濟體制；二是結構和技術問題只在中長期才發生變化。在這些條件下，以解決總有效需求不足為目標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或減稅等，來刺激需求并帶動整個經濟增長。

因此，從中國實際出發來界定積極財政政策的內涵，就不能把它簡單看作是規范濟理論中相機抉擇的財政政策。其作用也不是簡單地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通過擴張或緊縮性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要真正使財政政策有效，就必須有結構性政策的配合。

(二)積極財政政策包含公共財政的體制改革

在一般意義上，財政職能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是對宏觀經濟調節的職能。即反周期政策。這種政策只能在短期內使用，而且受財政紀律和政策規則的約束。二是提供公共產品的職能，即提供市場不能提供或提供數量不足的公共品和準公共品。三是社會公平職能。通過財政轉移性支付、收入再分配等政策手段來調節地區和個人的收入差距。四是激勵和引導職能。通過財政支出和稅制激勵調節微觀主體(企業)的行為，從而引導經濟資源配置的方向及效率。

三、積極財政政策的性質和特點

(一)政策的階段性

積極的財政政策，是在當前我國出現了需求不足，投資、出口和經濟增長乏力。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劇等特殊情況下，在政策環境允許的限度內，所采取的一種階段性或暫時性的適度擴張政策。

(二)政策的定向性

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在政府職能轉變尚未完全到位，企業機制轉換也尚未完成。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況下，不宜也不能實行全面擴張的財政政策，而只能實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資、開拓市場、擴大內需，又有利于調整和優化結構，促進體制改革深化的財政政策，即應該實行定向性的財政政策。

(三)政策的復合性

擴大內需是多方面、多層次的，因此，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就其自身而言，沒有局限于擴大財政對基礎設施投資這一個方面，而是以擴大需求為主旨，注重多項政策手段的綜合運用，體現了政策復合性。

四、積極財政政策的財政風險

(一)幾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導致赤字率和債務率不斷增加。我國幾年來連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導致各項反映財政狀況指標呈現逐漸惡化的趨勢，赤字率(財政赤字占GDP比重)已經由1997年的1.18％上升到2002年的3.03％：債務率(國債余額占GDP比重)由1997年的8.16％上升到2002年的18.2％。

(二)歐盟《馬約》確定的赤字率和債務率標準不是公認的國際警戒線。赤字率和債務率并不是判斷財政風險的唯一標準，要結合具體國情主要是經濟增長和利息支出進行綜合考慮。

(三)中國財政短期內風險不大，但長期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確有財政風險。按照前面的分析，雖然幾年來財政支出迅速增長。赤字率和債務率上升較快，但由于同期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也較快，目前財政風險并不大。但如果從中長期看。中國財政風險有累計增加的可能性。首先，由于大規模增加稅收的條件并不具備，未來財政收入基本只能保持在略高于經濟增長的水平上。其次。由于中長期內仍需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結構性職能要求財政支出規模不能減少。支出壓力較大。

(四)中長期財政風險的限度。在中長期內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必須考慮財政風險是否有可持續性的問題，即未來政府能否償還到期債務。如果隨著債務積累。政府既無法利用財政節余償還債務，也無法通過發行新國債償還舊國債，政府只剩下兩個選擇：使國債貨幣化或宣布廢除舊的債務。前者意味著征收了通貨膨脹稅，后者意味著國家信用破產。無論哪種情況出現。都意味著財政風險轉化成為財政危機。

五、積極財政政策下一步調整的方向

無論積極財政政策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它僅僅是一項階段性的措施，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當其初始目標完成后，就應當考慮它的淡出、轉型和調整的問題。

(一)積極財政政策在總量上的投入應逐步由擴張轉為適度調整。從現階段的實際出發。積極財政政策中以反周期為主要目的的擴張功能應當淡出。

(二)積極財政政策應加快向體制性、結構性政策轉型。積極財政政策由擴張性轉為體制性、結構性政策后，為保證政策調整力度，仍有必要在一段時間保持一定規模的赤字，來達到加快推動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繼續擴大對外開放，促進攻堅階段的經濟體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提高基礎設施的公共保障能力之目的。

(三)積極財政政策在機制上應逐步由應急性決策轉向“規則化政策”，建立正常的政府投資機制。自實施積極財政

政策以來，人們最關注的是財政風險、國債投資效率以及公共財政的功能性改革等問題。要防范財政風險以及可能引發的金融危機，推進公共財政體制改革，在反周期擴張性財政措施淡出后，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一方面為國家重大戰略實施提供資源引導力的保障：另一方面。應加強財政政策的規則化管理，制定并遵守國債投資進入、退出的標準。保證財政政策的連續性、規范性和公開性，堅持法治和依法行政，提高財政資源和國債投資的使用效能。

(四)積極財政政策在投資領域應縮短戰線，并按照貫徹“五個統籌”要求調整投向。積極財政政策的一項重要使命，是逐步把擴大內需的主角讓位于消費和民間投資，公共投資的范圍是不與民爭利，在建立公共財政的體制框架的同時，掃除消費和民間投資增長的相關障礙。因此，適度規模的國債投資只可能有限解決目前最緊迫、最根本的發展問題，而把其他的發展問題留給市場和民間投資。

(五)積極財政政策要進一步強化社會保障職能。社會保障支出是財政的基本職能之一。從中長期看，我國社會保障壓力是由三個因素組成的：一是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推進。社保覆蓋面將大大擴展，不但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之后應該被納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而且社保范圍也應該延伸到農村：二是企業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就業情況不容樂觀，社保壓力也相應增加；三是我國在人均收入較低，養老保險體系建立時間不長，特別是一部分退休較早的職工沒有交納個人保障基金的背景下進入老齡化社會，社保支出呈快速增加的趨勢。下一步積極財政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繼續提高社會的保障能力。重點完善相應的保障制度。

當前財政政策范文第2篇

【關鍵詞】經濟形勢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財政政策

一、我國當前經濟形勢分析

從2007年開始的美國次貸危機，到現在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中國在此環境下無法獨善其身。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顯現出一些突出矛盾和問題，形勢不容樂觀。下面就GDP、固定資產投資、居民消費這幾個指標具體分析一下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

1、GDP

（數據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http：//省略/DRCNET.Channel.Web/。）

由圖1可以看出，2008年我國經濟依舊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前二個季度全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10%以上，與世界其他國家相比，這個速度是最快的。同時，往年偏快的經濟增速到2008年減緩下來，GDP在2007年第二季度達到本輪經濟擴張周期的峰值，此后連續五個季度出現回落。另外，2006年和2007年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較為平穩，特別是2007年GDP增長率在高位運行。2008年第一季度經濟增長動力依然強勁，如果按照前兩年的規律，第二季度應比第一季度增長速度快，但實際卻出現了下降的態勢，說明經濟增長動力已經開始減弱；第三季度更是下降至9%，比同期回落2.5個百分點，下降幅度明顯增大，這進一步說明中國經濟開始走下降通道。

2、固定資產投資

雖然2008年GDP增長速度趨緩，但是投資仍然保持了過熱的勢頭。2008年1―11月，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27614.1億元，同比增長26.8%。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完成投資53365億元，增長21.6%；房地產開發完成投資26546億元，增長22.7%。2008年各累積月份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總額明顯高于2007年，增長率也基本上比2007年高。

3、居民消費

（數據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省略/DRCNET.Channel.Web/。）

根據國研網的數據統計，2008年各月社會消費總額及增長率均高于2007年。但是，2008年卡斯特景氣指數顯示，2008年消費者預期指數、消費者滿意指數和消費者信心指數基本上呈下降態勢，11月份滿意指數已跌破90，達到89.2，預期指數則從98.6降至90.8。由于物價上漲、股市快速下跌等多重不利因素的疊加影響，11月份消費信心指數創下近三年最低90.2。持續下跌的卡斯特景氣指數及社會消費品零售增長率，意味著今后消費者的消費習慣會發生改變，內需將會縮小，對經濟狀況產生不利影響。

二、多馬經濟增長模型中的財政效應機理分析

現代西方經濟學把經濟增長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是從英國經濟學家哈羅德（R.F.Harrod）和美國經濟學家多馬（E.Domar）開始的。哈羅德把凱恩斯短期靜態均衡分析所提出的國民收入決定理論長期化和動態化。在同一時期，多馬也進行了類似的研究，完全獨立地提出了與哈羅德基本一致的經濟增長模型，并且還引入了財政政策變量，為后來諸多經濟學家探討經濟增長中財政政策的效應開了先河。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把生產能力和總需求處于均衡增加的經濟增長叫做必要增長率。當現實經濟增長率大于必要經濟增長率時，總需求超過生產能力，經濟出現過熱現象；當現實經濟增長率沒有達到必要經濟增長率里，生產能力超過總需求，出現經濟蕭條。

1、基本模型

假定沒有政府財政支出，社會處在充分就業狀態，不存在對外貿易，不考慮時滯問題。根據這些條件，多馬經濟增長基本模型為：

其中，R為必要增長率，Yd為國民收入，ΔYd為國民收入增加值，s為邊際儲蓄傾向，v為產出系數（即1單位投資所能帶來的生產能力的增加）。

2、在多馬的經濟模型中引入財政因素

多馬認為財政既具有擴大總需求的效應，又有提高生產能力的效應。

（1）財政對總需求的作用效應。由于財政政策的介入，總需求的增加可以寫為：

ΔYd=ΔC+ΔI+ΔG（1）

其中，ΔC是消費需求增加，ΔI是民間投資需求的增加，ΔG是財政需求增加。

ΔC=（1-s）（ΔYd-ΔT）=（1-s）（1-t）ΔYd （2）

其中ΔT是稅收增加額，這個公式表示消費需求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另外：

ΔG=gΔYd （3）

這個公式代表財政支出介入后國民收入增加的乘數式，可以看出經濟變動的始發因素就是投資變動。

（2）財政對生產能力的作用效應。生產能力的增加可寫為：

ΔYc=v（I+rG）（5）

其中，ΔYc是生產能力的增加，r是財政支出占投資支出的比率，rG是財政投資額。為了簡化分析，假定財政投資的產出系數與民間投資的產出系數相等。該公式表明財政投資的介入會使生產能力增加。

（3）財政介入對必要增長率的影響。為了實現均衡經濟增長，生產能力的增加和總需求增加必須處于均衡水平，即：

由于Yd=C+I+G，G=（1-r）G+rG，可得：

I+rG=［1-（1-s）（1-t）-g（1-r）］Yd（7）

公式（9）是考慮財政介入后的必要增長率，式中存在各種財量――財政投資率r、財政支出率g和稅率t。這些財量作為財政政策的手段各自對必要增長率會產生怎么樣的影響？對此，下面分別求出r、g、t的偏微分。

投資增加會創造和擴大生產能力，從而促使經濟增長。

率。當g提高時，在整個政府財政支出中，有相當一部分用于了消費支出，也就是說更多的民間投資被財政消費所占據，財政投資降低，客觀上造成了必要增長率降低。

率就等于提高財政儲蓄率。

三、中國目前財政政策取向

1、增加政府的投資性支出

這項措施實際上是通過降低政府消費占財政支出的比率來增加政府投資性支出。相對于資本邊際生產率而言，我國經濟增長更加依賴高投資率，因為政府投資增加，會提高社會生產能力，經濟增長率必然也會隨之提高。2008年11月9日，國務院常務推出了十項措施及4萬億投資計劃，4萬億元中有10000億元來自中央政府直接財政支出，其余由地方政府及其他非政府機構承擔。除此之外，為保證各級政府投資資金的順利到位，應適當控制政府的消費性支出，開源節流，監督完成這項投資計劃。

2、發行國債，實行赤字政策

赤字政策對經濟的積極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它是經濟低谷時期的一項有效的短期政策。財政赤字可以擴大社會總需求，帶動相關產業的發展，刺激經濟復蘇。我國目前采取的積極財政政策，無非是通過兩種方式實現：一是增加政府開支，二是減稅。根據多馬經濟增長模型的研究，減稅不利于經濟增長，而且在我國兩稅合并之后，減稅的空間已經很小，所以目前我國應適當地加大政府的投資性支出。短時期內提高政府支出需要有大量的資金，最快捷最有效的來源渠道就是發行國債。我國是世界上赤字率最低的國家之一，2003―2007年，我國財政赤字率依次是2.4%、2%、1.6%、1.3%、0.8%，均低于國際警戒線（3%）。為保證今后4萬億投資計劃的順利實施，保證鐵路、城市公共交通及農村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中央政府可以考慮通過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刺激社會需求，實行赤字政策。

3、加強稅收征管

根據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增加稅收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在政府支出比率一定的前提下，稅收的增加意味著國民儲蓄率會上升，由于政府投資占國民收入的比率不變，因此，政府可以把國民儲蓄率增加部分用于民間投資，從而提高經濟增長能力。但這與凱恩斯的經濟思想相悖。在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中，凱恩斯指出，要有效地扭轉經濟大蕭條，只能采取舉債支出的方法，而不是增稅的方法，以擴大政府開支。因為如果政府一方面擴大財政支出，另一方面卻又用增加稅收的方式保持預算平衡，這樣一增一減，財政支出的擴大就不能起到補償私人投資和消費不足的作用，而且稅收手段往往具有時滯性。因此，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加強稅收的征管力度。在我國，由于稅收監管不力，每年的稅收流失規模之大令人咂舌。據測算，1997―2006年，我國每年流失的稅收規模占GDP的比重為10%左右，占當年實際入庫稅收總額的70%~80%左右。目前應該做的是讓該繳納的稅收及時入庫，以此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

4、擴大農民有效需求

我國農民消費還處于很低的水平，農村的有效需求不足，這加劇了工業生產能力和工業制成品的過剩，不利于國民經濟增長。而且目前中央應對金融危機，首要措施就是擴大內需，在考慮擴大城鎮居民內需的同時也不應忽略農村市場。政府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擴大農民消費。一是增加農民財政補助，如增加對農民的農資綜合直補、糧食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購置補貼和穩定農產品價格等，提高農民的有效收入進而提高其消費水平。二是政府加大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投入，推進新農合制度的實施，使農民群眾醫療衛生需求逐步釋放出來。三是改善農村消費環境，加強農村水電、道路、通訊等基礎設施建設。這樣，農民對家電、通訊工具、耕作和運輸機械的消費才會成為可能。

5、加大科技投入

多馬經濟增長模型是基于不存在技術進步的假設而進行分析的，但是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力量，在其他外部制約因素不能改變的情況下，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可以使經濟得到長足發展。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次金融危機中我國很多出口外向型企業瀕臨破產，其中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原因是由于生產成本過高，利潤空間微乎其微。但是也有一部分技術密集型企業存活下來，它們通過提高技術水平，降低成本，獲得利潤。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在重視技術進步，并通過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增長，但現階段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還沒有達到理想水平。因此，今后我國要更加重視技術進步，使經濟增長由量變轉為質變。政府對科技的支持，首先要加大對基礎研究領域的投入，資助高新技術及涉及國家核心競爭力的技術。其次，對高新技術企業提供更的優惠政策，如通過稅收優惠或財政補貼等鼓勵企業自主研發。最后，在當前經濟形勢下，政府應該幫助中小企業轉型升級，渡過難關。中央應盡快擴大消費型增值稅的實施范圍，提高企業技術革新的積極性，另外，具有針對性地繼續調高一部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退稅稅率，鼓勵企業出口，防止國家出口萎縮。

【參考文獻】

[1] 高長春：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以戰后日本經濟發展經驗為視角[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

[2] 畢正華：基于哈羅德―多馬模型的中國經濟增長實證分析[J].經濟與管理研究，2007（8）.

[3] 鄭興鐸：緩解企業出口“陣痛”政府可以做些什么[J].國際商務財會，2008（10）.

[4] 王莉卿：政府科技投入對企業R&D支出的效應分析[J].西北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08（1）.

當前財政政策范文第3篇

在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取向的分析較為重要，相關部門必須要根據發達資本主義市場與發達國家面對的經濟情況，科學面對各類重大挑戰，并利用先進的工作方式提升其政策取向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一、我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

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雖然我國物價水平下降，但是，從總體上而言還是呈現較高的位置，投資與消費水平逐漸提升，并且經濟結構在逐漸改善。在全球進口率逐漸增加的情況下，出口比例有所減少。部分中小型工業企業的經濟開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我國宏觀經濟特征。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第一，在2015年的時候，我國GDP有所增長，約為9000億元左右，同比增長了10%左右，在2016年的時候，我國GDP增長速度有所提升，從總體上分析可以得知，我國在經濟增長的同時，還處于正常的位置，經濟增長情況較為穩定，可以有效提升國內的經濟效益。

第二，目前，我國在物價方面雖然有所提升，但是，在CPI方面的增長速度較慢，無法加快其增長速度，難以優化其發展體系，甚至會因為一些特殊原因，無法增強CPI的發展水平。例如：在全運會期間，我國能源價格與商品的價格開始下降，國家在對PPI進行統計的時候可以發現其在大幅度上升，這就導致我國CPI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拐點問題。在城鄉商品銷售的過程中，商品的價格指數呈現直線發展趨勢，多數商品都處于價格不變的范圍內，或是在小范圍內商品出現價格下降的現象[1]。例如：服裝商品與娛樂文化設施商品等，在實際銷售的時候，經常會出現價格下降的現象。在2016年的時候，我國燃料商品價格有所上升，相關部門如果不能科學應對能源原材料價格的相關問題，將會影響我國財政政策取向的正確性。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企業不能提升CPI，將會導致整體提價情況受到嚴重影響[2]。

二、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下財政政策要點

在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之下，財政部門必須要做出正確的取向分析，并針對宏觀經濟形勢的實?H情況，全面開展各類工作，確保自身的正確取向。在此期間，政府部門必須要遵循以下幾點要點：

第一，在我國宏觀經濟形勢之下，經濟狀態與發展趨勢較為明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時刻，因此，財政部門要將預防經濟危機干擾作為基礎，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最為重要的就是規避房地產行業風險，改善房地產產品結構，使其可以滿足現代化經濟發展需求。首先，我國政府部門需要全面分析次貸危機，并利用先進的工作方式處理各類問題。其次，財政部門必須要科學調整房地產商業結構，并對各類敏感時期進行分析，一旦出現影響國家經濟安全保障的問題，就要采取有效措施對其進行解決，在保證房地產貸款政策的情況下，降低房地產的價格。在此期間，不可以利用擠壓房價的方式對其進行管理，規避房地產房價泡沫的問題[3]。

第二，財政部門在實際發展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分析宏觀經濟情況，保證在實際工作中，科學分析市場內部需求，并對外來風險進行抵制，滿足我國宏觀經濟發展的內部需求，并對其進行全面的改善。同時，財政部門還要明確個人所得稅的扣除標準，積極建設教育體系、醫療體系、養老體系等，保證可以深入落實政府部門相關補貼。尤其是一些生活困難的群體，必須要予以一定的生活補助。對于居民的發展而言，需要控制其多方面收入，提升居民的消費水平，鼓勵我國東部的各類企業向著西部的方向發展，并針對轉移與科研項目給予一定的獎勵，吸引更多企業開展轉移等活動，在提升企業積極性的情況下，優化西部的經濟結構，促進我國總體經濟的發展[4]。

三、制定長期的規劃目標

財政部門在實際發展中，必須要根據我國宏觀經濟條件下，財政政策的特點與規律，對其進行積極的改革，除了要保證完成短期目標之外，還要制定屬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長期目標，明確財政政策取向，并對其進行有效的改革，保證可以滿足現代化社會經濟發展需求，逐漸提升其經濟效益。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在財政部門政策取向明確中，必須要為中小型企業提供便利的融資渠道，利用宏觀調控的方式，對實體經濟進行管理，避免出現中小型企業經濟斷裂或是破產的現象。同時，財政部門要根據中小型企業的發展需求，對其進行全面的分析，借鑒發達國家中小型企業財政扶持項目，對自身的財政政策進行改革，利用新方式促進我國中小型企業的長遠進步。

第二，我國財政部門必須要科學管理個人所得稅項目，對其進行全面的改革，在保證社會公平性的情況下，縮小個人貧富差異，促進我國經濟的正確發展。在對個人所得稅項目進行管理的時候，財政部門必須要對其免征額度進行分析，明確財政標準，保證可以根據個人所得稅的改革需求，對其進行全面的優化處理，規避各類難以解決的問題。

第三，我國財政部門在明確政策取向的過程中，必須要深入改革國有資產的產權，維護國家資產權益，提升經濟發展效率，并針對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需求，對產權進行管理，利用相關法律法規開展各類管理工作。

當前財政政策范文第4篇

一是少數地方無預算編制實施政府采購，未編制集中采購計劃實施分散采購。如某地采購辦代各個單位采購物品百余項，均沒有按時間、品種、采購方式等編制集中采購計劃，未實行統一整合集中采購，而是根據各單位情況一個單位一個采購計劃，進行分散零星采購；

二是公開招標采購物品比例偏低。有的單位自行采購，事后在采購辦備案；有的采購項目應按規定實行公開招標，而采取其他招標方式采購；有些采購項目名譽上采取邀請招標方式采購,實際則未向投標人發送邀請招標書,也未在省級以上政府采購信息媒體資格預審公告；

三是專家庫管理不完善，部分采購項目的評委、專家不合規。采購機構的工作人員違規參加了評標，監督機構的人員以評委的身份直接參與采購。采購單位的有關專家，違規參加了本單位的項目評標;部分評委、專家無資質證明參與評委。且在評審摻和了行政首長的意思。

四是部分采購項目程序過于簡化，操作不規范。部分采購項目程序不合規,經辦手續簡單,有關資料殘缺不全，檔案資料不齊全。

五是購貨票據使用不合規。支付本地供應商貨款，而本地供應商使用外地供應商開具的發票。

六是執行與監督單位沒有嚴格分開,混為一體。有的執行和監督機構分設了,但人員工作在一起。

要解決以上問題，保證政府采購的科學性、規范性，進一步提高政府采購資金效益，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和完善：

一是完善政府采購預算程序和內容，強化預算編制和約束，根據工作需要和規定程序,適時科學調整采購預算，嚴格按預算進行采購；加強政府采購計劃管理。對列入政府采購預算的采購項目，按照同一階段、同一品種的貨物在采購組織實施形式、采購方式、采購時間等方面進行統一集中規劃。擴大采購規模，相對減少采購次數，消除采購活動分散、零星的局面。

二是各采購單位及機構以公開招標作為主要采購方式，嚴格按法律法規規定的適用情形和審批程序采用邀請招標或其他采購方式，嚴禁采購方式隨意化。

三是加強政府采購基礎性工作，建立和完善“三庫”檔案。建立專家儲備庫，可聘請外地專家；建立供應商信息庫，掌握各地有資質的定點供應商及其經銷商品，實行動態檔案管理；建立采購項目價格信息庫。采購中心要加強對市場價格監測，及時了解各地定點供應商的貨物價格信息，實行追蹤序列動態分類管理，解決政府采購信息不對稱問題，除法律規定的緊急采購以及涉及國家安全和機密的采購外，先預算審批，后集中采購。四是加強政府集中采購工作，增強采購人員力量。采購辦人員工作職責應與經辦機構人員分開，不得直接參與采購。制定政府采購監督辦法，有效對各方人員實施監督管理；

四是完善政府采購相關制度、健立內部監督制約機制。進一步改進政府采購工作方式，規范程序，提高服務質量和工作效率。加強對政府采購的日常監督工作，做到防患于未然。

當前財政政策范文第5篇

關鍵詞：財政補貼；農業補貼；黃箱補貼；綠箱補貼

作者簡介：文小才(1970－)，男，河南開封人，財政部科研所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為農村財政研究。

中圖分類號：F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128－04　收稿日期：2007－03－07

一、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演變

財政對農業給予有效補貼，是當今世界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和地區普遍采取的旨在保護和發展農業的一項重要政策。所謂財政補貼支農，就是指政府利用財政補貼方式支持“三農”發展。我國財政對農業的補貼始于20世紀50年代末，最早以國營拖拉機站的“機耕定額虧損補貼”形式出現，之后逐漸擴展到農用生產資料的價格補貼、農業生產用電補貼、貸款貼息補貼等方面。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制定實施受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制度、國家財力和不同時期農業農村發展目標任務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財政補貼支農政策大體分為3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1994年)是現行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形成時期。第二階段(1994年～2002年)，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發展時期。財政補貼支農逐步增加，加大了對生態建設的支持，加大了對農村改革特別是農村稅費改革的支持。第三階段(2003年至今)是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的創新時期。除了已有的政策繼續執行并加大力度外，提出并開始實施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政策，新增教育、衛生、文化補貼支出主要用于農村，同時在基本建設投資包括國債資金方面加大了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改變財政支農方式，對農民實行直接補貼；改革農業稅制。

從2004年起，國家財政調整糧食風險基金使用結構，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并不斷加大對部分地區種糧農民的良種和購置農機補貼力度。財政部統計顯示，2006年全國糧食直補資金達到142億元，比2005年增加約10億元，其中13個糧食主產省(區)126.8億元，均占本省(區)糧食風險基金的50％以上。良種補貼資金40.7億元、農機具購置補貼資金6億元，分別比2005增加2億元和3億元。

我國還將繼續加大農業生產資料綜合補貼力度。這一補貼制度是財政部去年以柴油配套調價為契機，綜合考慮柴油、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變動因素，針對種糧農民農業生產資料增支而新增的綜合直補。2006年，中央財政共安排125億元對種糧農民柴油、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增支實行綜合直補，使7.28億種糧農民直接受益。這是財政支持新農村建設的又一重要舉措，對減輕因柴油、化肥等農資價格變動對農民種糧收益的影響，穩定農民種糧收益，促進糧食生產，確保我國糧食安全，意義重大。

二、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存在的問題

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經過多年的演變、調整和發展，財政支持“三農”政策框架體系已經顯現。但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當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政策還存在以下問題：

1．財政補貼支農總量偏小，穩定增長機制尚未形成。與發達國家比，目前我國財政補貼支農水平不高，補貼總量根本達不到WTO《農業協定》中“黃箱補貼”允許的8.5％的水平，并且近幾年，財政用于“三農”的財政補貼數量雖不斷增加，但年度間不均衡，特別是一些地方財政補貼支農投入不足、城鄉財政資源配置不對稱的狀況沒有徹底改觀。按照WTO《農業協定》我國可利用的支農補貼分為以下幾方面：黃箱補貼，即對農產品價格提供直接支持的，必須承擔削減義務的補貼。根據WTO黃箱政策規定，我國今后每年對農業的綜合支持量不能超過480億元人民幣，而現有補貼大約平均每年僅276億元人民幣，離480億元尚有很大的活動空間。另一方面即所謂的“綠箱補貼”，即對農產品價格不直接提供支持的，不必承擔削減義務的補貼。我國綠箱補貼量較多但結構不盡合理。如我國每年平均支出1514.2億元人民幣，主要對農業提供的“一般服務”補貼，達785.6億人民幣(95億美元)，占“綠箱政策”補貼的52％；其次是糧食安全儲備補貼，約383.8億元(46.4億美元)，占25％；自然災害救濟、扶貧、農業生態環境建設支持等所占比重較小，而對農民的直接收入支持、結構調整補貼等，尚未列入財政預算科目。

2．各地方補貼標準和辦法混亂。我國的補貼數額隨意性很大，省際間補貼標準差距過大。由于各省糧食風險基金包干基數不同，以及核定包干基數的因素與應補貼的糧食種植而積的差異，各省糧食補貼標準差距較大。例如，江蘇省補貼水平較高，水稻畝均補貼20元；山西省補貼水平較低，玉米畝均補貼5元。省際間人均糧食直接補貼金額也相差較大，四川省享受直補的農民人均補貼8元，遼寧省人均25.66元。我國各省補貼的依據也不一樣。如糧食直補依據的確定，按照補貼是否與當期糧食播種面積及價格掛鉤分為兩種情況：(1)不與當期播種面積和價格掛鉤，即不管市場上糧價的高低，不管當期是否種糧都按前幾期的計稅面積或者計稅常產給予農民補貼，這種補貼實質上就是固定補貼；(2)與當期實際播種面積掛鉤，即按農民實際種糧面積，向農民兌付糧食直接補貼。這種形式屬于與面積掛鉤而不與價格掛鉤的半掛鉤補貼。

3．管理體制運行不暢，補貼成本高。關于農業補貼的政策，主要涉及財政、農業、外經貿、糧食、民政和銀行等部門，因政出多門，協調困難，交易成本高，時滯長，加之部門本位主義、地方保護主義和尋租活動的影響，使得農業補貼中的“跑、冒、滴、漏”現象難以避免，從而降低了農業補貼的效率。另外，因中國農民數量龐大，在政府與農民之間缺乏一個有效的中介組織載體，許多針對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其運行成本都比較高。如糧食補貼中，山東省每畝補貼的工作成本為1元。河北省在今年糧食直補工作中，縣、鄉、村三級共抽調2萬多人，每人用了近60個工作日。一般一個鄉鎮的直接支出費用為2萬～3萬元(不含人工)，直補工作成本約占直補資金的10％。一些省糧食風險基金按季均衡撥付和分兩次發放直補款，既不方便農民，也增加了工作量和成本。另一方面，一些省按照當年實際播種面積進行補貼，在核實面積時需要三次張榜公布核實，工作量很大。另外，有些地方實施良種補貼政策時，多數農戶已備足種子，給良種推廣帶來一定難度。

4．補貼方式及結構不盡合理。主要表現在：(1)對農業直接補貼政策目標的短期化。我國財政對農業的補貼長期存在著補貼政策目標短期化、補貼方式模糊等現象，影響了補貼效果的發揮。財政直接用于農業的補貼政策一般與當時中央

和地方制定的農村經濟政策相掛鉤，成為政策的配套措施。但是，中央和地方制定的農村經濟政策是不斷變化的，財政的直接補貼政策也隨之發生變化。(2)補貼重點欠明確，某些方面補貼力度不夠強。就補貼領域而言，對農產品的補貼主要集中在糧棉產品，雖然已開始有選擇地補貼某些優質品種，但還不夠普及、穩定；對投入品的補貼幾乎涉及化肥、農藥、農膜和種子等農業生產資料的諸多方面，而且很少分地區和人群；對農業結構調整補貼的力度有限；農業產業化的龍頭企業同樣面臨金融支持乏力的難題，這些均反映出補貼重點不夠合理、明確。從補貼力度來看，在一般政府服務中，對農民培訓的支出比例很低，僅占一般政府服務的2.1％，其中沒有或很少有補貼，導致農民的人力資本匱乏；農業技術推廣補貼力度不大，進展遲緩；市場營銷服務未明確給予補貼性支持，呈現短缺態勢；檢驗服務因補貼資金缺口大，比較落后，難以滿足加入WTO后農產品進出口及國內生產的需要。在國內糧食援助上，一方面補貼資金欠缺，另一方面糧食庫存積壓嚴重。(3)忽視對農業保險的補貼，農業保險業務出現全面萎縮，農業缺乏防災補損的支持。在近年來自然災害頻繁發生的情況下，農業危害程度不斷加重，農村經濟的發展受到影響，也給國家財政造成較大的壓力，不得不動用財政資金用于災后重建。(4)農業出口貿易補貼不足，以糧食為主的農產品過剩問題開始顯現，使財政、信貸和國有糧食購銷企業面臨較大難題。由于財政和銀行信貸在糧食等主要農產品補貼中占用大量的資金，難以有充足資金用于補貼農產品的出口，使我國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出口成本高，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不強，出口量一直得不到有效放大。

三、完善我國財政農業補貼應遵循的原則

農業補貼制度在我國起步時間不長，經驗不多，效果雖顯著但不可自滿，還需加以完善。完善中應把握好以下幾條原則：

1．目標清晰。要解決三農問題，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大家感到需“補”、需“貼”的地方很多，因此在執行目前出臺的少數農業補貼政策中，有意無意加入了過多的附著功能，使得補貼的目標混雜起來。同時實行直補辦法后，農民拿到錢之后，也不清楚或者并不在意政府補貼的具體政策意向，從而使補貼的政策威力打了“折扣”。所以，為了使補貼政策充分發揮出效力，從政策制定者這方面講，應注意使各項補貼政策的目標指向更加清晰，從政策推行者這方面講，應注意加大對農民群眾的宣傳力度，使補貼政策信號能夠迅速準確地傳到千家萬戶。

2．受益直接。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民應當是農業補貼的直接受益者，政府部門和其他中間環節在實施農業補貼過程中只能間接受益。但農民處在被支配的地位，基層實施國家補貼政策的“人”、“經營人”，總會有個別人自覺不自覺地“討”農民的“便宜”，他們在事實上是“反”補貼的力量，因為他們的行為在實質上損害著農業補貼。所以，完善農業補貼制度要加大監督機制的建設，使“跑、冒、滴、漏”降低到最低限度。

3．整合統一。世界上并不存在功能齊備的農業補貼，必須設計出各類不同功效的補貼制度，對農業農民實施全面完整的保護。在實施補貼中，應注意區分各類補貼各自不同的功能和效用，讓各類補貼配合使用，起到綜合效用，也起到放大各單項補貼功效的作用。現在各項補貼分散在不同的部門掌管，容易出現各唱各的調的現象。努力整合各類補貼使之產生“共振”，當是我們完善農業補貼制度的應有之義。

4．操作簡便。多年實踐證明，最可行的辦法不一定是“好”政策，而是簡便易行的政策。因為有些“好”政策實施成本過高，缺乏可操作性；有些“好”政策偏于復雜，不易為基層準確把握，基層往往會簡單化操作，使那些復雜的“好”政策產生出了“壞結果”。當然，很多簡便易行的政策，缺點肯定不少、漏洞在所難免，但我們應當注意到，簡便易行的好處是在執行中不容易走樣，容易取得政策效應最大化的效果。完善農業補貼政策，也必須朝“操作簡便”的方向努力。

四、財政對農業補貼的目標選擇

1．保障農民利益，提高農民的收益水平。財政對農業的補貼政策目標不是體現在地區、部門、企業利益上，而是體現在農民利益上。財政對農業的補貼就是通過財政的補貼資金讓農民直接或間接受益，不斷提高農民的收益水平，以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促進農業穩定發展。

2．穩定農產品市場，保證糧食等特殊農產品購銷政策的暢通。結合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市場的特點，財政對農產品市場補貼的重點目標宜放在收購環節上。對這一環節的補貼，不是再對糧食企業的虧損補貼，而是對糧食的倉儲建設、保管費用、正常損耗的補貼。因為現行的國有糧食企業購銷資金實行封閉運行，并實現了糧食的順價銷售，不允許、也不可能會出現新的經營虧損。

3．提高農民增收能力。農民收入水平低是當前農民問題的關鍵，也是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基本因素。但直接以撒胡椒式的給予方式提高農民收入是授之于魚，不能夠長久；又由于受我國的財政實力的不足和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的限制，像歐美等國那樣的大量的財政補貼也是不現實的。如在美國種植棉花的農場主3.5萬美元的年均收入中，補貼約占三分之一。逐步提高我國農民的自主增收能力是我國農業財政補貼的應有之義。

4．保護農業環境，改善農產品質量，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財政補貼與農業可持續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沒有農業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就沒有整個國民經濟的繁榮，也就不能促進其他行業的進一步發展。沒有農村生態的良好，全國生態就難以達到良好。

五、當前我國財政對農業補貼的改進措施

(一)改善農業補貼管理，保護農民利益

1．建立健全農業補貼的法規，使財政對農業的補貼成為一項長期和穩定的制度。我國財政對農業的補貼長期存在著補貼政策目標短期性、補貼方式模糊性、補貼對象和補貼數額的隨意性等，使補貼效果難以集中體現和發揮出來。為此，有必要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的農業補貼法規，使之成為支持、保護和發展農業的一項制度。從法律上明確對農業的補貼數量，把對農業的支持納入法制管理的軌道。美國把支持農業的資金投入公眾化、固定化并寫入農業法中的做法對我國從法律法規上明確對農業的投資數量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建立農業補貼綜合管理體制。應強化農業部的職能，或成立一個專門負責農業補貼的部級單位或部級的監管部門，整合財政補貼資金，集中財力辦大事，集中、高效、協調財政農業補貼，解決目前農業補貼多頭管理，以及在使用中的“跑、冒、滴、漏”的問題。

3．成立全國農作物專業協會，保護農民的補貼利益。國外經驗表明，成立專業性農民協會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適應加入世貿組織新形勢和國際農產品市場的激烈競爭，借鑒國際成功做法，建立小麥、大米、玉米、大豆等主要農作物的全

國性農民專業協會，加強行業服務，規范交易行為，調解或仲裁有關貿易糾紛，充分發揮政府與企業間的橋梁紐帶作用，保護農業生產者和經營者利益。

(二)增加補貼額度。改進補貼方式

1．切實改變過去財政補貼過多直接投入生產建設領域的做法，探索建立“政府出資，市場運作”新型財政資金運作模式，加快將財政資金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來，史多地依法、依規采用補助、貼息、獎勵、保險、物資援助、風險補償、減免稅費、購買服務等政策工具和激勵措施，支持農村公共產品建設，把錢用到農民直接受益的項目上，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

2．通過財政補貼，建立對農業投入的激勵機制。通過貼息、擔保、政策優惠等方式，引導并刺激銀行信貸資金、外資、民資工商資本投入農業，提高農業投資的吸引力。同時對目前的財政補貼資金扶持對象、項目審批等方面的政策進行清理，減少社會資金投入農業體制，通過貼息、以獎代補、先建后補、規費減免等方式調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廣大農民的投資積極性，進一步明確凡是社會資金投入農業都可以平等享受財政資金的扶持，從而引導社會資金的廣泛投入，豐富財政支農資金的投入方式。

3．積極推行財政對農戶直接補貼公示制度。對補貼農戶的糧種補貼、農機具補貼、對種糧農戶直接補貼、農資綜合補貼等補貼資金進行全方位公示，發揮了廣大農民直接監督的作用，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實惠。

4．改變對教育的補貼方式。如安徽省今年在農村及農村教育的財政體制上將明確三點：對面向農民的補助及支持，通過計算機存檔管理、銀行卡發放等方式，保證中間不會出現截流、挪用；改變對教育的補貼方式，變過去對教育部門和學校進行補助為直接對農民學生家長補助，建立一套規范的投入機制；深化農村稅費改革，建立起消化農村債務的長效機制，調查債務狀況、規模及成因，逐步幫助解決農村債務這一難題。

5．保護價政策和農民直接收入補貼同時應用。保護價政策和農民收入直接補貼并不是相悖的，按照WTO協議，我國的“黃箱政策”的實施余地還很大。當然，保護價政策的實施要結合市場行情，當市場價低于保護價時，政府對不足的差價部分給予補貼；相反，則不予補貼。市場價由中央政府在糧食收獲季節結束后的一定時期內，根據主產區批發市場行情檢測結果予以公布，保護價糧食可由多家有資質的大型糧食企業與農民簽訂產銷合同按市場價收購，保護價與市場價的差價部分政府按照不超過合同規定的實際銷售量給予補貼。由農民依據產銷合同和法定的銷售單據到農村信用社等金融網點、鄉財政所或稅務所領取現金。

(三)在補貼對象上實現從全面補貼向重點選擇的轉變

限于中國特殊的國情國力，在總體上不可能采用美國模式，在現階段期望大幅度增加農業補貼進而實行全面補貼是不現實的。理性合理的選擇是突出重點、順序推進，即把有限的財政資金補貼到關鍵區域和重點品種上，以強化其比較優勢和國際競爭力，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提升農民收入水平。

1．重視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倉儲建設和出口補貼，緩解農產品的過剩問題。國家實行糧食按保護價敞開收購政策后，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產量穩定增加，而國家對糧食的消化和轉化又很有限，這就必然造成過剩局面。對過剩糧食的處理辦法目前只有兩種：擴大倉容，增加出口。擴大倉儲容量是當前解決糧食過剩的主要辦法。要建設容量為500億公斤的糧食儲備庫，依靠地方財政的力量是不現實的，只有依靠中央財政和農業發展銀行的力量。在擴大倉容的同時，增加對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出口的補貼是非常必要的，按烏拉圭回合農業協議的規定，至少在今后5年內也是可行的。增加出口，不僅能有效解決國內農產品過剩問題，而且有利于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的周轉，減輕倉儲壓力，減少保管費用和損失。目前，國內糧食倉儲的保管費用為每公斤每年0.11元，占用資金5000多億元。如果將保管費用用于補貼出口，即使用兩年的保管費，即每公斤0.22元，也是合算的，能有效地減輕糧食過剩的壓力。

2．注重對農業保險業務虧損的補貼，強化農業保險防災補損職能，健全農業風險補償機制。農業保險政策性強，涉及面廣，風險大且難以控制，賠付率高，經營保險業務普遍存在虧損問題，以至許多商業保險企業限制開辦或不開辦農業保險業務。支持農業保險業務的全面開展，首先，需發揮政府的職能作用，借鑒國外成功經驗，由政府直接開辦或政府委托的保險機構開辦，經營虧損由財政補貼。這項補貼肯定比財政直接用于救災支出少得多。不僅能有效地分散風險，分攤風險損失，而且能極大地減輕財政的救災支出壓力。其次，鼓勵地方或農戶成立互助保險合作組織，建立農業保險專項風險基金，通過減免營業稅、所得稅等優惠辦法，扶持其發展。

3．重視農業生態補貼。改革糧食流通補貼制度，將一部分糧食流通補貼轉用于對糧農的直接補貼。逐步擴大退耕范圍，加大對退耕還林、還草、還水等投入，改善生態環境，所以退耕還林資金要大幅度增加。同時，中韓、中日、中越漁業協定實施后，我國漁民要撤出傳統作業區域，為了減少實施海洋專屬經濟區制度給地方帶來的不利影響，中央財政從2004年起設立專項資金，支持實施漁船報廢制度與漁民轉產轉業。要啟用農業結構調整補貼措施，按照農業規劃和資源條件，逐步按區域化、專業化來進行農業生產，對不適合當地優勢的應進行結構調整，如北方地區減少和停止水稻生產等，可給予結構調整補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