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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方案范文第1篇

近日，安徽省《扎實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施方案》正式出臺。根據部署，安徽省將重點圍繞調結構、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降成本、補短板等全面推進供給側改革。按照做優增量、調整存量的雙重任務要求，安徽省2018年底將基本實現“僵尸企業”市場出清，全面完成國家下達的淘汰落后產能任務。到2020年，產能利用率達到合理水平，轉型升級取得明顯成效。

安徽省政府要求積極穩妥處置“僵尸企業”，倒逼過剩產能特別是落后產能退出，保障市場出清、社會穩定。對已停產半停產、連年虧損、資不抵債、靠政府補貼和銀行續貸存在的企業，通過兼并重組、債務重組、破產清算等方式，實現市場出清。堅持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積極推進破局性、戰略性兼并重組和結構調整。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財政補貼和各種形式保護，爭取國家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支持，盤活企業存量土地。

安徽省將積極促進鋼鐵、煤炭行業結構優化、脫困升級、提質增效。2016年起，按五年規劃、前三年攻堅的要求，壓減粗鋼、煤炭過剩產能。嚴控新增煤炭產能，加快淘汰落后產能，有序退出過剩產能，減量重組保留產能；嚴控新增鋼鐵產能，依法依規退出達不到環保、能耗、質量、安全、技術等標準要求的產能，鼓勵企業通過主動壓減、兼并重組、轉型轉產、搬遷改造等退出部分產能。圍繞落實“一帶一路”戰略，支持和引導煤炭、鋼鐵、有色、建材等企業富余產能向境內外轉移。把職工安置作為化解過剩產能的重中之重，通過企業主體作用和社會保障相結合，多措并舉做好職工安置工作，維護職工合法權益。

安徽省將繼續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積極穩妥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開展混合所有制企業員工持股試點。積極創造條件將更多的主業資產注入上市公司，推進省屬企業集團整體上市。加快改組完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改組設立若干具有保障服務功能或產業引領作用的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加快推進規范董事會建設，擴大企業負責人市場化選聘比例，推進有條件的企業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優化國有資本布局結構，依托優強省屬企業，通過股權合作、資產置換、無償劃轉等方式，強化同質化業務和細分行業整合，推進同一集團公司內部相同或相近業務、同一產業鏈業務重組整合。

到2018年，安徽省銀行業金融機構杠桿率要控制在合理水平，直接融資占全部融資比重力爭超過25%，金融業務主要風險指標達到監管要求。2020年，直接融資占全部融資比重達到30%，證券化率達到60%，企業資產負債率控制在合理水平，政府負債率和債務率控制在警戒線以內。

供給側改革方案范文第2篇

關鍵詞：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產業結構升級；綜合改革方案

我國在進行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供給側改革和需求側推動是交互進行的，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體制改革、醫療改革和住房改革等都著眼于供給方面，加入WTO是我國需求側改革的里程碑，從此，我國眾多的企業參與了世界產業鏈的循環，當“中國制造”遍布世界的時候，我國的需求側發生了巨大變化，國際市場風云變幻對我國產品的總需求構成非常重要的影響。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我國實行了刺激需求政策，面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嚴重危害，政府推出的投資計劃有其積極因素，有效抗擊了金融風暴對我國經濟的沖擊，然而大規模投資當中一些項目效果不佳，出現了產能過剩。如今，產能過剩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結構轉型和經濟增長面臨的巨大難題，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2016年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經濟改革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個任務凸顯了我國生產供給方面的五大問題。

一、 治理產能過剩

我國政府一向注重需求側管理，然而這次出現問題最嚴重的是供給側。鋼鐵、鐵合金、焦炭、水泥、化工、電石、電解鋁、紡織、太陽能光伏、手機等行業普遍面臨產能過剩的壓力。1967年～2014年，美國產能利用率平均值為80.6%，1991年～2012年，歐盟的產能利用率平均為81.3%，不同國家的在不同時期正常的產能利用率不盡相同，但一般情況下是在79%～83%左右，低于75%表示產能嚴重過剩。《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中顯示：“2012年底，我國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產能利用率分別僅為72%、73.7%、71.9%、73.1%和75%，明顯低于國際通常水平。鋼鐵、電解鋁、船舶等行業利潤大幅下滑，企業普遍經營困難。值得關注的是，這些產能嚴重過剩行業仍有一批在建、擬建項目，產能過剩呈加劇之勢。如不及時采取措施加以化解，勢必會加劇市場惡性競爭，造成行業虧損面擴大、企業職工失業、銀行不良資產增加、能源資源瓶頸加劇、生態環境惡化等問題，直接危及產業健康發展……”這份意見于2013年10月份，從文中較為激烈的言辭我們可以看出，政府對產能過剩的情況和由此帶來的一系列惡劣影響是有充分估計的，《意見》批評了一些企業對市場過分樂觀、盲目投資，某些行業不注重調整發展方式，妄想走粗放型的老路子，而事實證明老路子是行不通的，地方政府為了發展GDP過分依賴投資拉動地方經濟增長，這些都是只重短期效益的短視行為。《意見》提出了淘汰落后產能的具體指標和指導意見，對于鋼鐵、電解鋁、水泥、平板玻璃等產能嚴重過剩的行業提出了明確的限期整改命令。

在治理產能過剩的問題上，政府監管和調控的職能不僅不能缺位，而且應該主動彌補市場在調節資源配置時可能出現的失靈，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在這個問題上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不是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哪個好哪個不好的問題，而是相互依托和互補的關系，在這個過程中，應該摒棄一切對于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的成見，以實踐檢驗為基本的出發點來考慮政府干預多一點好還是市場調節多一點好，經濟調節手段應該服務于經濟增長這一目的。政府干預的好處是通過指令性政策，一旦找準問題解決起來速度較快、交易費用較低，市場調節的好處是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激發民間創業和創新的積極性，為經濟發展提供活力和動力。

我國當前的經濟增長壓力依然較大，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月度PPI數據可知，從2011年7月份開始到2016年，我國PPI一直處于下跌的態勢，2011年7月～2012年1月PPI同比從7.5%下跌到-0.1%，2012年1月～2016年1月48個月的時間內PPI同比一直是負值，2015年PPI同比跌幅更大，10月份為-5.9%達到五年來最低點。五年來，PPI同比絕對跌幅13.4%，凸顯我國經濟下行壓力之大。其中，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了70%～80%。在治理產能過剩的前提下，保證經濟增長是目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之一。

二、 緩解商品房庫存積壓

商品房庫存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庫存單純指待售面積，廣義庫存是指待售面積和施工面積。2015年狹義商品房庫存超過7億平方米，如果按每套100平方米計算，相當于全國待售商品房約有近七百萬套，按照我國人均住房面積30平方米計算，可供2 300多萬人口居住。這個量并不算太大，與2015年商品房銷售量12.8億平米相比，7億平米的庫存只需7個月便可以完成去化。然而根本問題在于廣義庫存，2015年施工面積為73.6億平米，是待售商品房面積的十多倍，如果再加上已經獲得批準但還沒有開工的商品房、自建房和小產權房等，庫存的數量更大。也就是說，2015年商品房廣義庫存已經至少達到80.8億平米，按照2015年的銷售速度，去化時間為6.3年，其中，商業和辦公樓地產庫存去化周期為15.6年。按照區域來看，三四線城市的商品房庫存量高于一二線城市，且三四線城市商品房庫存平均消化時間是一二線城市的2倍～3倍。西部地區、東北地區和位于中部地區的山西省的庫銷比（庫銷比=房屋施工面積/2015年銷售面積）非常高，且銷量彈性小，按照2015年的銷售數量計算，山西的庫銷比高達9.9年，寧夏僅次于山西為8.4年。在省會城市當中呼和浩特庫銷比最高，為16.1年，其次是山西省會太原，為11.1年。二線省會城市的庫銷比大都在4.4～5.4之間，一線城市庫存水平高低不等，且銷量彈性較大，庫存壓力較小，廣州和上海比北京和深圳情況要好。去化周期=當年待售面積/年均銷售面積，從2012年開始商品房整體去化周期逐年變長。

去庫存的方案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戶籍改革制度，十幾個省區已經公布明確的戶籍改革方案，包括取消城鄉戶籍之分，多數城鎮落戶限制取消。戶籍改革能夠釋放需求、打通供需渠道、消化部分房地產庫存。然而，應該更加注重房地產供給的宏觀管理，加強土地審批監管力度，有效控制房地產供給數量。

三、 降低杠桿率，化解債務風險

2008年以后，我國總需求“三駕馬車”中，投資占比一度超過50%，居民消費需求嚴重不足，2012年中國消費水平只達到34.6%，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0.4%，投資嚴重擠占消費。而有相當一部分投資是借債性投資，這種行為構成了我國目前債務危機的源頭。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課題組的《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5》顯示，我國經濟的總負債2014年已經達到150.03萬億元，實體部門負債為138.33萬億元，而2014年我國GDP為63.59萬億元，總負債是GDP的2.35倍，實體部門負債是GDP的2.17倍。一般認為總的杠桿率警戒線為200%，我國總負債和實體部門的負債已經超過警戒線，需要引起特別注意。根據麥肯錫研究院的數據，我國2014年總杠桿率超過警戒線達到283%，這個數據與我國社科院得出的數據有較大差異，但是對我國債務問題具有警示意義。從風險角度講，我國實體部門的杠桿率真正值得關注。2014年，日本實體經濟杠桿率最高，為400%，西班牙列居第二位為313%，法國281%，意大利259%，英國252%，美國233%，加拿大221%，我國217.3%。有學者分析，我國實體部門的負債率并沒有達到日本等國家的高度，所以，不必要擔心出現系統性債務風險。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國非金融企業債務占比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為123.1%，日本只有101%，日本的總債務率高主要是因為政府債務率高達234%，政府的債務不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而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率超過歐盟的警戒線90%，就非常容易導致企業的資金鏈斷裂，這樣會對實體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我國政府負債當中，地方政府的負債率較高，成為我國債務風險的重中之重。地方政府負債主要包括借入款項、債券融資、應付及預收款項、或有負債和其他一些負債項目，其中借入款項包括“銀行貸款等借入款項”、“短期借款”、“長期借款”、地方外債、基建信托貸款、保險資金基礎設施債權投資計劃、與融資平臺相關的銀行貸款；或有負債包括擔保債務、銀行不良資產和隱性養老金債務；其他負債包括“遞延稅款貸項”、“受托負債”。截止2014年年末，地方政府總負債30.28萬億元，其中借入款項在總負債構成中占有50%的份額，而借入款項當中地方融資平臺相關的銀行貸款大概占總負債構成的30%以上。地方債務除了總量較大之外，還存在幾大風險。首先，增速依然很高，在監管趨于嚴厲的情況下仍然能夠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值得警惕；其次，籌資結構趨向復雜化，債券融資和信托融資的比例都有所提升；再次，到期償付的債務流動性風險較高，2011年～2013年是債務到期高峰，但是從一些統計結果看，已經發生了一定規模的債務展期和借新還舊的情況，債務逾期情況也較為顯著；還有，區域和部門的局部風險值得關注，縣級政府債務增速最快，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主要集中在市縣兩級，縣級債務風險有擴大之勢，部門當中高速公路債務負擔較重。

四、 降低企業生產成本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和2015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率普遍低于6%， 每百元收入中成本居于85元以上。成本高主要是因為用工成本高、社保繳費高、融資成本高、稅費負擔重。從2011年“營改增”實施試點以來，已經使得企業減稅達5 000億元以上，雖然減稅規模較大，但是企業還是表現出不堪重負。2016年將全面推廣“營改增”，房地產、建筑業和金融業等都將納入試點，將涉及近1 000萬戶納稅人，改革力度和減稅規模將超過以往。

牛津經濟研究院最新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的勞動力成本只比美國的勞動力成本低4%，我國同樣工資的勞動創造的價值只相當于美國的一成，日本用工成本只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左右。此報告引起了國內業界人士的質疑，如果按照每小時工作量工資算的話，日本工人工資是中國的4倍，相比其它發達國家，中國工人的小時工資如此之低，所以他們只能延長勞動時間，通過加班的方式增加月工資，牛津經濟研究院顯然只采用了月工資，而忽略了勞動時間這一重要參量。然而，相對于我國較為低下的生產力發展速度而言，工資的增長速度是較快的，所以就出現一種看起來非常矛盾的現象，工人的絕對工資并不高，但是企業的工資成本卻不堪重負，對于中小企業來說尤其如此。《2014第三屆中國中小企業經營管理狀況及30項關鍵指標調查報告》顯示，77%的中小企業主認為勞動力成本上升是影響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最主要的外部因素。但是結合中小企業的具體情況來看，其成本壓力大并不是因為用工成本絕對的高，而是由于中小企業的資本有機構成較低，走的又是低端產品路線，產品的優勢只能來源于一再被壓低的用工成本和政府稅收優惠，然而這兩種方式都是不能長久的，因為壓低用工成本的同時也就大大減少了居民收入，從而減少了有效需求的健康增長，所以，中小企業目前的發展方式只能是陷入惡性循環。國家陸續實行的最低工資制度本來是經濟發展惠及廣大民眾的好政策，卻打壓了中小企業的生產積極性，所以，中小企業唯一的出路便是轉變發展方式。

五、 解決某些部門供給不足即“補短板”問題

“短板”就是產能不足。建國之后我國長期處于產能不足的階段，憑票購買商品就是產能嚴重不足的表現，這也是在生產力極端低下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分配、交換政策，它能夠在最大程度上保證人民的溫飽、減少貧困和饑餓，所以當時我國發展經濟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產力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已經擺脫了那個經濟極端困難的時代，生產力獲得了長足發展，如今這個基本矛盾是否已經解決了呢？如果光從產能過剩的角度看，就會得出肯定的答案，但是把國民經濟的“短板”考慮進去的話，就會發現在低端產品產能過剩的情況下，高端產品卻顯得相對缺乏。所以，這個基本矛盾只是部分得到了解決，并沒有完全消除。

芯片被譽為國家的“工業糧食”，是所有整機裝備的“心臟”，普遍應用于計算機、汽車、網絡通信和消費類電子等領域。我國的芯片大部分依賴進口，全球芯片市場規模達到3 200億美元，一半以上銷售到我國，國產芯片只占到國內總消費量的10%，造成我國芯片市場長期被外國人控制的局面，每年進口芯片需要花費外匯儲備2 000多億美元，超過了石油和大宗商品。芯片產業一美元的產值可以帶動100美元的GDP，美日歐等國家都優先發展芯片產業，以確保其技術領先于別的國家。這些國家正在積極爭奪我國芯片市場，將給本土的芯片市場帶來不小的沖擊。本土制造的芯片技術含量不高，且生產成本較高，導致我國的設備普遍長著“外國芯”，如電子產品中的計算機、家電、手機等制造業都處在國外的控制之下。農村和農業被認為是“短板當中的短板”，總量平衡問題和結構性問題都存在，我國糧食生產連續十二年增長，但產能依然不足，2015年我國大豆凈進口8 156萬噸，其他大宗農產品也不同程度依賴進口；新農村建設已經實施很多年了，但是各地區進行的速度差別較大，質量也參差不齊，多數西部和偏遠地區的新農村建設依賴國家財政補貼，發展方式不可持續。城市管理、民生保障、社會治理和環境保護等方面同樣表現出嚴重的供給不足，如城市的地下管道和取暖設備的維修和換新等工程都亟須投資，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就業、衛生、文化和社會保障服務水平依然不高，也是我國供給側當中“短板中的短板”。

六、 結合“供給側與需求側”制定綜合改革方案

供給側改革“五大任務”綜合反映了我國各產業出現的問題，五個任務并不是孤立的互不相關的，而是彼此相連、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問題，他們之間互為因果，環環相扣，共同構成了我國產業結構的現狀。所以，解決這“五大任務”的同義語就是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創新路子，不能再走老路子。社會再生產持續健康進行的前提是在相對長的時期內供求平衡，不僅供求總量要達到平衡，而且結構應該趨于合理。此次供給側出現問題，不僅反映了各主要產業自身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而且暴露了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的不合理之處。需求方面，長期的有效需求不足，特別是居民消費水平處于低位水平，導致我國的需求結構扭曲，靠投資和出口拉動需求的方式只具有短期效應，且容易造成產能過剩。供給方面，長期發展粗放型的低端產業鏈不僅僅造成了資源浪費、環境污染、利潤流失和貧困加劇，而且推后了產業結構升級和轉型的時間，供給側再不進行變革，就會坐失全球產業革新帶來的大量機遇，加劇我國經濟社會的供需矛盾。所以，此次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它是新時期我國經濟改革面臨的又一歷史性任務。但是，供給側改革不應只關注供給方面，而應該同時考慮需求側，將兩者結合起來制定綜合改革方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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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側改革方案范文第3篇

在當前的經濟背景下，新舊動能轉換緣何成為政府施政的熱詞？其歷史邏輯與內核是什么？其與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系是什么？

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階段

《齊魯周刊》：新常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新舊動能轉換，這三者之間的邏輯關系是什么？

劉德軍：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國經濟進入了一個下行周期，經濟發展出現了一些問題。從國內來看，我們正經歷一個經濟增長放緩的一個階段，但是還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達到收入高水平的階段，處于一種很特殊的經濟階段，叫做經濟新常態，經濟新常態就是我國經濟發展在特定階段的呈現，是經濟發展從中高速向中高端發展的一個階段性特征。

在這種情況下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就是要從供給方面找出口。政府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這預示著我國的發展方式在經濟理論上要完成一種轉變。

為何提出這種轉變，我們就要從經濟發展的兩個方面：需求側和供給側來看。在我的理解中，需求側經濟屬于短缺經濟學的發展模式，是在短缺經濟狀態下的經濟增長方式，一般側重投資、消費。短缺經濟學研究的是怎樣滿足人的需求，它更加注重經濟的發展速度、經濟規模和經濟效率。從正面來看，以需求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保證經濟得到了較快的發展，但需求側只考慮發展速度，帶來了產能過剩、環境污染，資源浪費等一系列問題。

需求側的發展已經無法繼續，因此，我們就要從供給側方面尋求解決辦法。與短缺經濟學不同，供給學派考慮的是怎樣使產品更符合人的需求，同時還要考慮效益問題，這個效益不是單純的經濟效益，而是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生態效益等貫通在一起的綜合效益，所以供給側注重公共服務設施的建設，講求雙創，注重環境質量。

在不同的時段，無論是需求側還是供給側，它們發展的動因是不一樣的，發展主體是不一樣的，所以采取的政策不一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過剩經濟發展模式下的一種選擇，其實就是調結構，調節市場過剩的產能。

新舊動能轉換則是從發展動能的角度提出的。新舊動能轉換處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個大的邏輯里面。我們原來的生產動能和現在的生產動能肯定是不一樣的，這樣就要進行動能轉換。

要滿足這個時期經濟發展的需求，就得搞創新，比如創造一定的消費產品，來引導消費。對不同的企業來講，同樣的東西講求品質和功能，便具有一種競爭優勢。我們正在進入一個以消費為主導的經濟階段，如果談三駕馬車的話，消費會在以后的經濟發展中處于重要的位置。

《齊魯周刊》：現在所講的這個以消費為主要的階段和以前我們經常提的擴大內需內涵是否一致？

劉德軍：我認為有一定的關系，但還是不一樣的。過去所講的擴大內需還有一種短缺的含義在里面。所以那時候為了擴大內需，我們搞下鄉，搞補貼，就可以了。但是現在的需求改革是為了滿足人們對于消費品的偏好，也就是一種消費升級，屬于一種個性化改革。

以“四新”“四化”推動新舊動能轉換

《齊魯周刊》：在產能過剩的經濟背景下，新舊動能轉換應該采取什么方式？

劉德軍：在我看來，經濟發展的關鍵就是要推動“四新”“四化”，結合我們的互聯網和高科技技術，使我們的產品具有競爭力，產生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產業，新的發展模式。這里的“四新”指的是：新產業、新技術、新模式、新業態?！八幕眲t是指：產業智慧化、智慧產業化、跨界融合化、品牌高端化。

《齊魯周刊》：“四新”之中，我感覺最近幾年，因技術驅動而成長起來的大企業是相對較少的，人們似乎更專注于模式驅動，您怎樣看待這種現象？

劉德軍：一些新技術在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要想在科技上再取得大的進展和突破就非常困難了，企業如今的發展更多依靠新的模式和新的業態，比如共享經濟，還有微商、微店。

《齊魯周刊》：因模式驅動而產生的互聯網企業，被很多人定義為虛擬經濟，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如何看待？

劉德軍：實際上不能將二者割裂開來對待，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是相輔相成的，二者互相融合、互相促進。虛擬經濟離開實體經濟就會成為無根之木，我們說互聯網改變了人的思維，為實體經濟注入了活力，但沒有實體經濟的支撐，互聯網就會癱瘓。但如果沒有互聯網，實體經濟也會出現一定的問題。實體經濟要想把產品生產出來，銷售出去，必須依靠一定的渠道，還需要一定的信息讓人們能夠充分了解它，現在互聯網就成為向社會信息的一種重大渠道。

《齊魯周刊》：在您看來，現在的虛擬經濟目前存在哪些問題？

劉德軍：如阿里巴巴、淘寶這些虛擬經濟最大的瓶頸就是質量監管問題。全國存在普遍的制假造假現象，其中涉及到很多問題，一是各方的信用問題，商家的制造問題和賣家的信用問題；第二就是政府和有關部門對它的O管問題，互聯網的監管也是一種新的業態，必須形成一種區域化的監管。現在淘寶建設的地方館對于當地政府也是一種責任，地方要使產品有銷路，必須靠需求帶動，產品生產出來，要想讓人知道這個產品的質量如何，也得依靠互聯網。

在這里，我要強調的是，地方政府發展電商經濟，要考慮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要促進當地實體經濟的發展。第二就是增加老百姓就業的問題，不就業，老百姓就沒有收入，就無法帶動消費的增長；第三要形成自己的稅收，但目前像阿里巴巴這些產業的稅收都在杭州，下一步地方上要加強監管，并且要形成地方稅收返還。

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抓手

《齊魯周刊》：是不是所有的舊動能都得轉變成新動能？

劉德軍：新動能和舊動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新動能和舊動能并不是先進動能和落后動能的關系。新動能和舊動能是經濟在發展模式、發展重點、發展手段方面的自我改變和提高。就新舊動能的發展動力來講，就是求創新、促改革，過去也是不斷地進行改革創新，只是在不同的階段所采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要對自己的發展方式做出一個快的調整。如果原來的傳統動能依舊適應于我們現在的經濟發展，可以采取產業升級的方法帶動其進一步發展。

《齊魯周刊》：從山東的經濟結構來看，新舊功能轉換，我們應該抓住哪些關鍵問題？

劉德軍：第一是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包括傳統產業的升級和新興產業的培育；第二是從所有制結構上進行改革，必須大力發展民營經濟。第三是推動模式創新和科技創新。與南方省份相比，山東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發展。創新主體是誰？靠誰來創新？創新人員的運用問題，以及創新的環境問題，創新激勵機制問題，這些都造成了山東與南方省市的經濟差距。

供給側改革方案范文第4篇

今天召開全縣全面深化改革動員會暨改革聯絡員培訓會，主要是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市改革總體部署，全面落實縣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精神，安排部署2017年改革各項工作，動員全縣上下進一步解放思想，振奮精神，擔當作為，務實重干，著力開創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今天的會議上印發了2017年全縣改革要點、重點改革項目計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點、改革工作分類考核辦法等多份文件，明確了各項改革目標任務，希望大家結合實際，認真抓好貫徹落實。等下，市改革辦副主任陳紅同志還將就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進行專題輔導，希望大家認真學習，切實提升改革工作能力與水平。下面，就今年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我講幾點意見。

一、總結成績，分析形勢，凝聚改革共識

過去的一年，在全縣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我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在全市改革考核中由第三名上升為第二名，一批事關**發展的重大改革項目取得突破，為我縣經濟社會跨越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

一是從整體來看，改革任務全面完成。始終堅持把改革作為推動發展的動力之源，集聚各方力量，有序有力推進各項改革。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黨建和紀律檢查體制等各方面改革都有新進展、新成效，公車改革、不動產登記改革、國有林場改革和整合城鄉居民醫療保險改革全面完成年度任務，我縣參與承擔的14項中央和省級改革試點項目扎實推進，縣內自選的農旅融合、環龍感湖生態保護區域協作、招商引資、大別山金融工程、縣域“四個全面”考評機制等改革特色創新項目亮點凸顯，并形成相關制度性成果。教育、醫療、保險等民生領域改革全面推進，群眾獲得感不斷提升。

二是從區域來看，小池改革走在前列。2016年，小池獲批全省首家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區，省、市、縣均出臺了支持小池改革發展的文件，成立了省、市、縣、鎮四級參與的推進小池省級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區建設領導小組，曉東省長、雪榮書記親自領銜小池改革示范區建設項目。一年來，小池扎實推進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區創建，行政管理、產業發展、城鄉一體化、跨江合作、生態保護等各項改革走向深入，形成了一批可推廣可復制的改革經驗。在今年3月31日召開的全市推進小池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次會議暨小池改革發展推進會上，市委劉書記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同時，各鄉鎮緊緊圍繞全縣中心工作，統籌推進各項改革，均取得明顯成效。在去年的鄉鎮全面深化改革單項考核中，小池、獨山、停前位居全縣前三名，改革工作值得肯定。

三是從重點來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扎實推進。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出臺并穩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體方案》及《五個專項行動方案》，縣發改局、縣經信局、縣房產局、縣金融辦、縣改革辦等部門主動發揮牽頭協調作用，相關部門積極配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階段性成效，率先完成省市下達的化解過剩產能的各項目標任務，房產庫存平均去化周期穩中有降，“放管服”、“營改增”、商事等改革扎實推進，累計為企業減稅5000多萬元，企業成本明顯下降，市場主體、精準扶貧、基礎建設等補短板工作有效推進。

雖然我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依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從客觀上來分析，存在改革牽涉面廣、改革成本過高、改革發展與穩定關系協調難度大等問題，導致部分改革進展緩慢。從主觀上來分析，主要表現為“四個不”。一是不想改。一些同志對改革存在模糊認識，錯誤地認為，改革是高大上，基層發揮的余地不大，與自己關系不大，喊喊口號、表表態就行了，因此被動地等待改革、消極地對待改革，根本沒想在改革上有所作為。二是不敢改。一些領導干部求穩怕亂的心理占上風，擔不了風險，下不定決心，使不出狠勁，一味求穩怕亂，不敢擔當作為，不敢直面困難和問題，改革中遇到困難和問題就退縮，只作淺表性、紙面上改革，沒有真正付諸行動、取得突破。三是不會改。主要表現是改革和工作“兩張皮”，脫離了具體工作，導致改革無從談起。部分黨員干部思想僵化、能力不強，把握不了改革的方向，找不準改革的重點，理不清改革的思路，遇事只會三斧頭，推進改革無從下手，出了問題又束手無策。四是不平衡。部分單位抓改革工作力度不大，對改革研究和抓落實不夠；有的工作表面化，對工作任務沒有拿出具體實施方案，任務不明確，要求不具體，沒有實行項目化管理；有的避重就輕、避實就虛，把改革當口號，改革工作落實在總結材料、統計數據和表格上，具體的改革成效不明顯；有的仍將一般性工作、改良混同于改革，導致改革質效不高，群眾獲得感不強。這些問題，在很多部門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需要認真研究，逐項解決。

黨的十以來，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發展進步的活力之源,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三年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會議33次，審議改革文件220份，各領域標志性、支柱性改革基本推出，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取得突破，全面深化改革已經從“夯基壘臺、選材備料、立柱架梁”走向全面發力、縱深推進的新階段。省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先后召開會議12次，市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相繼召開會議9次，專題研究部署改革工作。4月10日，縣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召開第九次會議，縣委馬書記作了重要講話，對全縣全面深化改革工作進行了具體安排部署。各地各部門要切實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和省市縣改革部署上來，增強全面深化改革的責任感與使命感，確保改革方向不偏、舉措不亂、力度不減，推進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根，形成更多有影響力的改革特色和亮點。

二、把握關鍵，精準發力，提升改革質效

2017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之年，關鍵之年必須拿出關鍵舉措。萬丈高樓平地起。我們抓改革工作，首先要把今年的改革任務落實好。要把握關鍵，精準發力，使實勁、出狠招，以強有力舉措推進各項改革，確保各項改革落地生根，取得明顯成效。

一是要堅持問題導向。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得以深化。改革就是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才是硬道理。現在不少干部不知道怎么改革，根本原因就在于問題意識不強、問題導向不明，發現問題不領先，分析問題不深入，解決問題不耐心。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必須有發現問題的敏銳、正視問題的清醒、解決問題的自覺，從頭到尾，自始至終，都要堅持問題導向，做到問題出現在哪里，就改到哪里；哪個方面的困難最大，哪個方面的矛盾最多，哪個方面的群眾反映最強烈，就從這個方面率先改革、突破。要始終聚焦問題，對于中央和省市確定的改革試點和已經出臺方案的改革任務，必須在第一時間予以實施，堅定不移、不折不扣、積極穩妥地推進。在抓好上級改革政策落地生根的同時，更要立足**實際，善于創造微觀搞活的小氣候，推進一批接地氣的改革，用改革的辦法化解矛盾、破解難題、促進發展。比如，很多鄉鎮發展面臨資金瓶頸，籌資難、融資難，就必須通過改革，創新鄉鎮投融資體制機制，盤活資產資源，運用市場化方式破解資金難題，為鄉鎮城鎮建設和產業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再比如，張湖原種場，存在管理體制不暢、欠資壓力巨大、社會穩定壓力大等長期積壓的問題，必須通過改革來破解。這些問題都是我們抓改革抓落實的靶向?，F在問題擺在眼前了，如果視而不見，還不知道改，就講不過去了，就要問責。

二是要壓實年度任務。要圍繞落實全縣改革要點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定的各項改革任務和14個重點項目，進一步細化、壓實改革任務。特別是各專項領導小組牽頭單位要迅速行動，抓緊制定具體的改革要點或改革實施方案，不能簡單照搬照抄，要進行深入研究，增強改革方案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對確定的每一項年度改革任務，都要制訂具體的實施方案，改什么、怎么改、誰來改、改到什么程度，都要細化、量化、固化，不能腳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改革任務重、涉及部門多的改革項目，牽頭單位要進一步細化分工，明確責任，促進落實。各地各部門也要迅速制定本地本部門的改革要點或實施方案，確保改革有目標，有計劃，有步驟，有具體的實施舉措。

三是要圍繞重點突破。要在分類指導的基礎上，進一步突出重點。今年全縣的改革重點，就是年度要點確定的各項改革任務。其中，小池全面深化改革示范區創建的1個省級項目、2個市級項目、1個全縣重點綜合改革項目、10個縣級重點專項改革項目又是重中之重。對省市改革項目，要確保按照上級要求的質量和進度扎實推進，不折不扣實施到位，做出可圈可點的成績，做出可以復制的經驗，做出可以推廣的模式，力爭走在全省全市前列；對全縣重點綜合改革項目，也就是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項目，要集聚力量，探索突破瓶頸的有效途徑和長效機制；對10個縣級重點專項改革項目，要立足**實際，認真研究、統籌推進，一個環節一個環節抓落實，確保推一項、改一項、成一項，真正解決一批制約**發展的實際問題。

四是要實行項目管理。現在每一項改革，都會牽動方方面面的利益、關系，需要各方面配合支持。要建立以改革項目為中心的運行體系，實行項目化管理。各改革專項領導小組、縣直各單位要認領、細化、分解今年的改革工作要點和重點，形成具體改革項目，嚴格按照立項審批、方案起草、組織實施、督察考評、驗收結項等程序來落實。每一項改革任務，都要轉化為具體的改革項目，明確內容舉措、明確時間節點、明確專班責任，項目化推進。某個項目明確由某個專項領導小組、某個部門負責后，其他專項小組和部門都要無條件配合，互相補臺，“同臺唱戲”，全力做好職責范圍內的工作，不能講級別、講層次。對改革項目的推進要實行掛圖作戰、倒排工期、責任包保、銷號管理，確保改革順利推進。要建立健全信息報送、工作銜接、改革臺賬等制度，形成上下貫通、左右協調、運行配套的工作機制，確保改革工作體系高效運轉。

三、明確責任，強化擔當，促進改革落實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上強調，抓改革是一項重大政治責任。各地各部門要自覺服從改革大局、服務改革大局，勇于自我革命，敢于直面問題，把全面深化改革這篇大文章做好。

一是要各負其責。各改革專項小組是全面深化改革“作戰指揮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實際操盤手?？h委主要是統籌協調、全面部署，每一個專項小組地位十分關鍵，承擔了改革項目的具體推進工作，責任很重。特別是12個專項領導小組牽頭單位，要切實找準自身定位，認真研究相關領域重要改革問題,提出本領域改革實施方案，明確路線圖和時間表，協調推動有關專項改革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各參與單位要認真負責地做好職責范圍內的工作，積極主動，敢于擔當。各地各部門改革聯絡員要切實發揮溝通聯絡作用，及時向縣改革辦報送本地本部門推進改革的工作方案、改革舉措、改革動態、存在的問題和好的經驗做法。宣傳部門要注重挖掘，多宣傳推介我縣改革好經驗、好典型、好做法，不斷擴大我縣改革的影響力。

二是要做好結合。改革不能孤島化、碎片化，不能脫離于工作實際，要融入縣委、縣政府中心工作，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大局。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與全縣十大重點工作結合起來，以改革的思路、創新的舉措推進各項工作。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與“四大行動”結合起來，通過體制機制創新推進“四大行動”，抓緊抓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斷夯實**發展底盤。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與保障、改善民生結合起來，圍繞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民生突出問題,推出一些立竿見影的改革,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的改革獲得感。要把全面深化改革與脫貧攻堅結合起來，緊盯年度精準脫貧目標，落實扶貧攻堅措施，確保完成全年脫貧任務。

三是要擔當作為。發展需要改革，改革需要擔當。當前，改革已經進入啃硬骨頭、打攻堅戰，涉險灘、闖急流的關鍵時期，“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越是這個時候，越需要廣大黨員干部勇于擔當、主動作為。如果瞻前顧后，縮手縮腳，前怕狼，后怕虎，遇事“難”字當頭，遇難“退”字當先，怕擔責任、怕擔風險，定然是一事無成。因此，各級黨員干部要牢固樹立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履行改革職責，勇于“啃硬骨頭”、“涉險灘”，發揚迎難而上、敢干敢為的擔當精神，把本單位擺進去、把本地方擺進去、把本人擺進去，當好改革促進派和實干家。

供給側改革方案范文第5篇

2016年12月30日，貴州省出臺《鹽業體質改革實施方案》（以下簡稱《方案》），于2017年1月1日與全國同步啟動鹽業體制改革。

《方案》明確，放開貴州省所有食鹽產品價格，取消食鹽準運證，允許省外食鹽定點生產、省級食鹽批發企業進入貴州開展食鹽批發業務，貴州食鹽批發企業可開展跨區域經營。鹽改遵循“突出食鹽安全、注重統籌兼顧、堅持依法治鹽”的基本原則，以確保食鹽質量安全和供應安全為核心，在堅持食鹽專營制度基礎上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創新管理方式，健全食鹽儲備體系，加強法規建設，嚴格市場監管，建立公平競爭、監管到位的市場環境。

關鍵詞一 ： 質量

鹽業體制改革后，質量如何保證？

《方案》明確，貴州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負責全省食鹽質量安全管理與監督執法工作，市、縣兩級食品藥品監管部門或市場監管部門負責本區域食鹽質量安全管理與監督執法工作。各級經濟和信息化、公安、司法、衛生計生、工商、食品藥品監管、農業等部門各司其職、密切協作，依法加強食鹽安全監管。在全省原有600多名食鹽市場執法人員的基礎上，繼續加強鹽業執法隊伍建設。

同時，嚴格按照國務院《鹽業體制改革方案》規定，加快企業信用體系建設，建立企業及其負責人和高管人員信用記錄，納入國家統一的社會信用體系，依托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和地方政府指定網站建立健全信息公示制度，對擬進入食鹽批發領域的社會資本要在準入前公示有關信息，并每年定期公示所有企業及其負責人的有關信息。對有違法失信行為的企業和個人，依法實施聯合懲戒，對行為后果嚴重且影響食鹽安全的，依法采取淘汰出局或行業禁入等措施。

“按照國家‘只減不增’的要求，以貴州省現有83家食鹽批發企業為基數，不再核準新增食鹽批發企業，無食鹽批發許可證的各類企業不得在貴州省從事食鹽批發?！辟F州省經信委消費品供應處處長徐謙說，這一規定將有效凈化食鹽市場。

據介紹，省級食鹽安全監管部門將加快建立食鹽電子追溯平臺，所有進入貴州省開展食鹽批發業務的企業及產品，必須進入該平臺，利用大數據手段，加強食鹽安全監管，實現食鹽來源可追溯、流向可查詢、風險可防范、責任可追究。

同時，原來貴州市面上唯一流通的“碧源”食鹽包裝袋上將印制“變量二維碼”，消費者可通過掃描二維碼追溯產品來源，或進行投V等。貴州鹽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目前在全省大型超市設有500多個銷售專柜，2萬多個零售點，在全省偏遠農村將增加“鹽天下”專賣店，確保消費者吃上安全食鹽。

此外，貴州省食品藥品監管局將進一步加強工業鹽產品質量監管，依法查處不合格產品，虛假廣告和侵權假冒行為。工業鹽批發企業必須建立保存完整的購銷記錄，嚴格防止工業鹽和其他非食用鹽產品流入食鹽市場。

關鍵詞二 ：價格

如何確保食鹽價格穩定？

貴鹽集團市場營銷中心總經理戴啟智分析，從市場供需來看，貴州雖不屬于食鹽生產省份，但每年從湖南、四川、湖北、云南等省購進鹽約20萬噸（包括工業用鹽、日化用鹽），遠遠超過需求量?！八?，整體來看，全省食鹽市場供大于需，食鹽價格整體會趨于穩定，波動不大?！?/p>

《方案》要求，放開貴州省食鹽批發和零售價格，由企業根據生產經營成本、食鹽品質、市場供求狀況等因素，遵循公平、合理、誠信原則定價，并建立食鹽零售市場監測和采取價格干預機制，特別是建立邊遠貧困地區價格監測機制，靈活選擇政府補貼運銷費用或直接補貼貧困人口等方式，保證邊遠貧困地區人口能夠吃得上、吃得起合格碘鹽。同時，加強食鹽價格監督檢查，依法查處哄抬價格、串通價格、囤積居奇等行為，切實維護食鹽市場價格穩定。

為確保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發生時食鹽和原碘的安全供應，貴州建立了由政府儲備和企業社會責任儲備組成的全社會食鹽儲備體系。依托省內食鹽批發企業現有倉儲資源，按不低于貴州省1個月食鹽消費量的標準，建立省級政府食鹽儲備，將省級食鹽儲備相關費用列入財政資金渠道予以保障。同時，完善企業食鹽儲備制度，限定在貴州省開展食鹽批發業務企業的最低庫存和最高庫存，鼓勵企業在最低庫存基礎上建立成本自擔的社會責任儲備，確保食鹽市場穩定。

關鍵詞三 ： 企業

企業如何應對鹽業體制改革？

戴啟智坦言，此次鹽業體制改革對于貴鹽集團來說可謂喜憂參半，喜是因為允許省級食鹽批發企業開展跨省經營，可將貴州食鹽產品銷售到全國各地，拓寬銷售市場。

憂的是外地各生產企業進入貴州市場經營后，將大大影響貴鹽集團的食鹽銷售量。對此，2017年，貴鹽集團減少了購鹽量，并與合作企業達成“盈利同享、虧損同擔”共識。同時，增加鹽產品品種及規格，多形式對產品進行宣傳，提高知名度，并組建專業的銷售團隊，到臨近省市開拓市場。

“除此之外，集團公司還同步進行了系列改革。”戴啟智說。

對內，縮減子公司和部門。貴鹽集團在全省有80個分公司、71個子公司，改革后，原有的營銷、管理、配送三個部整合為一個部門，職工則安排到公司旗下相關的第三產業部門，節約配送成本和管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