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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公司股權激勵方案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中小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 公司績效

[中圖分類號]F27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5）05-0079-08

中國經濟崛起依賴于一大批有競爭力的企業。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公司治理是決定企業能否健康、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因素。良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能夠降低成本，使企業做出正確的決策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助于保護股東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利益，降低金融市場的系統性風險。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融入了國際公司治理改革的浪潮中，從完善法律、法規，改善資本市場監管效率，到企業的治理框架和機制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進展。但與企業迅速發展的需求相比，公司治理仍然是制約中國公司成長為世界一流企業的主要因素。

近年來，我國誕生一大批新經濟、新技術、新材料、新農業及新能源的中小企業，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在繁榮經濟、增加就業、促進經濟結構轉型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中小板、創業板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支持中小科技型企業的創新，促進新興戰略產業的培育和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與主板市場上市公司相比，中小板、創業板上市公司具有規模小、高成長性、高科技、高風險等特點。在治理結構方面，中小型上市公司具有股權高度集中，所有權、經營權分離程度小，公司實際控制人在公司治理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激勵機制對公司績效產生直接影響等不同特征。本文以深圳證券交易所中小板、創業板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系統地分析以民營企業為主體的中小型上市公司治理狀況、特征和存在問題，并考察公司治理與企業績效關系。

一、研究方法和評價指標

在公司治理評價方法上。我們主要使用國際通行的“等權重指數編制方法”，參考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公司治理原則》，根據中國《公司法》《證券法》以及公司治理的相關法律、法規，形成公司治理評價框架體系。從股權結構與股東權利、董事會與監事會運作、信息披露與合規性以及薪酬激勵四個方面對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進行系統性評估，具體評價指標體系請參考（魯桐等，2014）。

股權結構是決定公司治理機制有效性的最重要因素，它決定著公司控制權的分配，以及所有者和經營者之間委托關系的性質。董事會是公司治理的樞紐和核心。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一方面應確保董事會對公司和股東的受托責任。另一方面應實現董事會對公司的戰略指導和對管理層的有效監督。監事會受股東大會的委托，對董事會和管理層的管理活動進行監督。董、監事會成員的專業性和獨立性以及勤勉盡責是確保其履行職責的必要條件。健全的信息披露是投資者了解公司并對其實施監控的基礎，也有助于資本市場吸引資本和保持信心。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夠確保及時、準確地披露公司所有重要事務的信息，并貫徹真實、準確、完整、及時、公平的信息披露原則。薪酬激勵是與董事會建設意義同樣重要的公司治理方式。如何使企業成員特別是經營者有積極性努力工作，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企業實現價值最大化的必要條件。

本報告依據深交所上市公司的公開信息，主要包括公司網頁、公司年報、公司章程、公司公告、WIND和CSMAR數據庫等。數據采集的時間截至2014年7月31日，其中年度報告內容來自上市公司2013年度報告。評價對象包括1056家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時間滿一年以上的公司。

二、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的特征及問題

（一）中小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

在1056家樣本公司中，701家公司來自中小板，355家公司來自創業板，分別占樣本總體的66.38%和33.62%。全部樣本公司的平均治理得分為51.69分，最高分為75分，最低分為27分。這一評價結果揭示了中小上市公司治理的現狀，即總體水平較低，差異化非常明顯。如果以60分為及格標準，達到及格水平的公司數量為186家，僅占總體的17.61%，這反映了多數中小上市公司治理水平不高的現狀。

從反映上市公司治理表現的四個方面看，表現最好的是信息披露和合規（75.19），董事會和監事會運作（52.79）次之，股東權利的落實和保護（47.09）以及薪酬激勵（31.68）則是明顯的治理軟肋。為深入分析評價體系中各公司治理指標的得分情況，我們分析了得分最低的10大指標，以揭示上市公司治理存在的風險。在得分最低的10個指標中，股權結構與股東權利方面有4個，激勵機制有4個，董事會和監事會運作有2個，沒有信息披露與合規方面的指標。

激勵機制不健全是中小上市公司最為突出的問題。在得分最低的10大指標中，“核心技術人員持股比例”、“監事會成員持股比例”表現最差，“是否實施股權激勵”的得分倒數第三。

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水平不僅受到所處地區的影響，也與公司的規模有關。一般而言，隨著公司規模變大，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將不斷上升，不良治理造成大公司的損失要遠遠大于小公司。因此，一般而言，大公司的治理水平要高于小公司。我們分別以1056家公司資產總額的平均數（32億元）、員工人數的平均數（2285人）將樣本公司劃分為大公司、小公司兩組，考察兩組公司的治理得分差異。在兩種條件下，大公司的公司治理平均得分高于小公司。這表明，對于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而言，治理水平與規模之間的關系符合一般規律。

股東權利也是衡量公司治理狀況的一個重要方面。良好的公司治理一方面應該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不受侵害，同時也能夠從制度上保證中小股東充分行使其權利。大股東除了股東大會外，還可以通過董事會、監事會等權力機關來行使權利，保證其利益，而中小股東行使權力的主要途徑就是參加股東大會或者對公司經營的日常活動進行咨詢、監督。

我們用三個指標來衡量公司股東參加股東大會以及日常對公司事務的咨詢或監督情況。一是年度股東大會出席會議的股東及股東代表個數；二是股東大會的中小股東出席股份比例；三是公司的投資者接待活動狀況。統計表明，樣本企業2013年參加股東大會的股東人數平均為15人，人數最少的為1人，人數最多的為414人。樣本企業中參加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人數主要分布在2人至20人的分布區間，其中只有6家上市企業的年度股東大會有超過100個股東參加，有9家企業的股東大會僅有1人參加。年度股東大會的股東出席人數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股東參與公司治理的程度，它更像是“大股東會”，中小股東參與的積極性不高。通過網絡視頻直播股東大會的形式，中小投資者可以足不出戶就參與股東大會，極大地降低了中小股東參與股東大會的成本，提升上市公司的透明度，但從推行股東大會網絡直播的一年多實踐來看，僅有少數上市公司積極響應。

投資者關系管理對于保護投資者權益，強化上市公司誠信意識，加強投資者與上市公司的溝通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投資者關系管理已受到上市公司的普遍重視。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認識到滿足投資者需求，并向投資者傳播公司戰略，爭取投資者的支持，促進投資者與公司之間建立長期穩定的良性關系，是實現投資者和上市公司雙贏的有效方式。通過深圳證券交易所“互動易”平臺，我們統計了樣本公司的投資者關系管理數據，結果顯示，2013年1056家公司平均接待投資者的次數為6次，但中小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的差距較大。投資者活動次數為0的企業有164家，投資者活動次數為1―2次的有217家，這兩部分企業占樣本企業總數的36%。有25%的公司一年的投資者活動次數在3―5次之間。投資者活動10次以上的上市公司占總樣本的20%。投資者接待活動最多的一家上市公司在2013年舉辦和接待了80多次。許多上市公司還在投資者“互動易”平臺上公布了投資者活動報告，詳細記載了相關信息。

（三）董事會與監事會運作特征及表現

董事會和監事會作為中國公司法規定的公司核心機關，其本身的設立與運作情況是公司治理表現的一個重要方面，在我們的評估總分中占有25%的權重。與此同時，董事會和監事會，特別是董事會，作為公司財產的受托人，行使著選聘公司經理和指導及監控公司運作的大權，對公司在股東權利、信息披露與合規以及激勵機制建設等方面的治理行為，也都有著重大職責和影響。

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董事會、監事會運作呈現以下幾方面的特征：（1）存在“9人現象”。上市公司董事會規模的中位數和眾數都是“9人”。董事會規模在7―9人的公司占全部樣本公司的75%。（2）董事會規模呈現與公司規模相匹配的特點。（3）董事會結構健全、合理。90%的公司都設立了戰略、審計、薪酬和提名四個專業委員會，而且專業委員會的運作也與過去相比有了積極的變化。（4）獨立董事和非執行董事的比例也占董事會的一半以上。（5）六成以上的上市公司董事長和總經理分開。（6）監事會的監督作用還沒到位，大部分中小公司監事會仍流于形式。

從董事會的會議次數來看，2013年度1056家公司的董事會會議次數為8.85次。60%的企業一年召開的董事會會議次數在7次到10次之間，一年召開的監事會會議次數在6次到9次之間。只有15.44%的企業能夠做到平均每月1次董事會會議。

有463家企業（占樣本企業總數的43.84%）沒有非執行董事，只有執行董事和獨立董事兩部分人構成了董事會。有1名和2名非執行董事的企業比例分別為23.86%和15.81%。有3名及以上非執行董事的企業比例為16.48%。獨立董事最多的6人，最少的2人，80%企業的獨立董事為3人。

增加女性董事比例是近年來一些國家積極倡導的公司治理改革措施。旨在提高董事會的多元化和決策質量。例如，馬來西亞證監會提出的《發展資本市場2013年藍皮書》中，明確提出要在未來5年實現女性董事占60%的目標。一些北歐、西歐國家，女性董事的比例也有上升趨勢。瑞典、芬蘭、挪威的女性董事比例目前已經達到30%以上。

在我國，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以及女企業家群體和女性專業技術人員的增加，女性董事比例的提高也是必然趨勢。從統計結果看，有23.77%公司的董事會中1位女性成員都沒有，只有1位女性董事會成員的公司比例為34.85%，也就是說有將近60%多的公司沒有或者只有1位女性董事。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中女性董事會成員比例達到40%的只占全部樣本公司的6.1%。

（四）信息披露和合規情況

信息披露既是公司治理的基礎，也是資本市場一個很重要的資源配置導向。過去，我國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監管多偏重于合法性、合規性，而對投資者真正關心的反映企業經營層面的信息質量重視不夠。信息技術特別是互聯網的發展對公司信息披露的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如何在統一規則和滿足個性化需求方面實現適度的平衡是未來改善信息披露質量的一個重要方面。

考察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與合規方面的表現，我們主要從“受證監會和交易所處罰情況”、“公司年報財務分析和經營風險分析”、“上市公司公告更正及補充情況”以及“信息披露考核得分情況”等四個方面分別收集信息并進行量化評估。結果顯示，絕大部分公司均能做到守法合規，2014年度受到證監會和交易所公開譴責和公開批評的有35家，占全部樣本公司的3.3%。

年報的質量是評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的主要媒介，我們主要從盈利能力、營運能力、償債和發展能力，內控報告的充實和完整，市場風險分析，公司治理報告、董事會報告的質量等方面按照5個檔次分別給予評價。結果顯示，在360家創業板上市公司中，年報獲得“A級”評價的有20家，占創業板樣本公司的5.6%，290家的年報質量基本合格。有45家公司的年報存在信息披露不完整、對風險和經營的分析認識不足、對未來經營規劃敷衍了事、董事會運作不規范等方面的問題。在701家中小板公司中，有12.5%（88家）的公司獲得A級評價，75.2%的公司獲得B―C級評價，12.2%的公司（86家）獲得D―E級評價。

近年來，上市公司年報披露過程中擺“烏龍”、打“補丁”的問題屢屢發生，對市場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也引起監管層的關注。截至2014年4月16日，已有超過50家公司在年報披露過程中打出了年報“補丁”。其中，僅4月16日“2013年年度報告更正公告”的某食品公司，一次性就更正了11個數據。有一些上市公司原本預計凈利潤實現增長，但不久就修正為凈利潤下滑；還有一些公司原本預告虧損，此后又修正為虧損額進一步擴大。寶德股份（300023）先后提供了4個版本的業績，在2013年10月的三季報中，該公司預計全年業績將虧損800萬至300萬元。2014年1月28日，該公司首次修正公告，稱2013年將盈利100萬至600萬元。一個月后公司的業績快報又出現了大逆轉，全年業績變為虧損1300萬元。在該公司最終年報時，虧損數字又變成1105萬元。

分析上市公司出現年報補丁的原因，除了公司內部管理不善以外，中介機構把關不嚴或者為了自己的業務利益與上市公司合謀作假也是一個重要方面。解決擺“烏龍”、打“補丁”問題的關鍵，除了加強內部控制，還要加強外部監管中的懲罰力度。數據不準，尤其是一些缺乏根據的、有意誤導投資者的惡意數據，會給廣大投資者帶來極大損失。這要求建立投資者補償機制以更好地保護投資者權益，引導、約束公司提高年報質量。

從2013年深交所公布的對兩個板塊所有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結果看，中小板方面共有701家公司參加考核。其中，有147家公司考核結果為A，占參加考核上市公司總數的20.97%；480家公司考核結果為B，占68.47%；68家公司考核結果為C，占9.70%；6家公司考核結果為D，占0.86%。創業板方面，共有355家公司參加考核。其中，80家公司考核結果為A，占參加考核上市公司總數的22.54%；250家公司考核結果為B，占70.42%；23家公司考核結果為C，占6.48%；2家公司考核結果為D，占0.56%。

（五）激勵機制

公司治理的核心在于建立一整套約束與激勵機制。約束機制的作用在于通過問責機制有效保護股東利益，而激勵機制的作用在于從根本上解決高管及核心技術人員與公司的利益沖突，激發管理人員的創造性，為公司創造更大的價值。對于中小板和創業板公司而言，規模不及主板公司，大多具有高科技、高成長、高風險等特點，多數股東亦是董事會或管理層人員，因此激勵機制主要目的是調動高管人員和各層級員工的積極性，使公司上下協力，總體業績得到提升。

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在全部樣本公司中，董、監、高年薪總和最高的公司約3906萬元，年薪最低的約為34萬元，最高額約為最低額的110倍。從分布情況來看，董、監、高年薪總和1000萬及以上的有42家，500萬到1000萬的有185家，100萬到500萬的有802家，100萬以下的有27家。年薪總額在100萬和500萬之間的公司最多，占樣本量的75.95%。按照董、監、高平均15人規模來看，2013年董、監、高人均年薪約為26.53萬元。

在中小板、創業板上市公司中，科技型創業企業數量巨大，這類企業不同于傳統企業的主要特征是盈利基礎不依賴于固定資產投入，而人力資源等無形資產比重較大。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中小板、創業板公司實施股權激勵制度的需求強烈。自2006年1月1日中國證監會頒發的《上市公司股權激勵管理辦法》實施以來，滬深上市公司紛紛推出股權激勵方案。截止2013年底，1056家公司中已有316家實施股權激勵。在具體的實施形式上，股票期權是最常見的方式，其次是定向發行股票（即限制性股票），個別公司采用股票增值權，部分公司同時實行股票期權和定向發行股票的方式。

數據顯示，2013年316家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的營業收入增長率平均值為36.3%，其他未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的營業收入增長率平均值為30.44%。從總資產收益率（ROA）來看，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的ROA平均值為7%，其他未實施股權激勵公司的ROA為5.04%。這說明股權激勵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對業績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在對上市公司調研中，公司反映最強烈的問題之一是現有稅收政策股權激勵的掣肘。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權激勵通常適用45%的最高稅率，并且納稅義務產生的時點比較早，這種安排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股權激勵的激勵效果。例如，某公司即將進行股權激勵計劃第二期行權，其行權價格為18.94元，股票期權激勵對象為179人，可行權數量為股票期權396.58萬份。這意味著公司被激勵的董、監、高等員工如果全部行權，那么將拿出7511.23萬元，平均每人41.96萬元。依照現行的股權激勵政策，獲得股權激勵的人員在股權行權后，就面臨執行納稅的任務。目前股權激勵對象融資渠道狹窄，且融資的時間、金額等很難與股權激勵形成有效匹配。同時，證監會規定，上市公司不得為激勵對象依股權激勵計劃獲取有關權益提供貸款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財務資助，包括為其貸款提供擔保。這對被激勵對象造成嚴重的經濟負擔。建議可以在股權實際變現后再繳稅，這種做法也是國際成熟市場的慣例，如美國、英國、日本等成熟資本市場國家都有類似規定。

三、公司治理與績效關系

評價結果顯示，中小板、創業板公司治理良好的公司，經營業績均優于那些治理不良的公司，公司治理和公司業績存在著一定的正相關關系。

通過綜合公司治理評價，在1056家樣本中評選出“公司治理50強”。這些“榜樣”公司的共同特點是，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已認識到改善公司治理是提高企業競爭力、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的保證。在改善公司治理的過程中，這些公司并不滿足于合法、合規的底線要求，而是根據公司的客觀條件，不斷實踐和探索自主性治理的途徑。這些由自監管、自愿標準組成的公司治理機制是公司實現強勁增長的原因。2013年，公司治理50強的平均營業收入增長率高達47.47%，而非50強的營業收入增長率為31.44%。從資產收益率看，治理50強公司高達10.09%，而非50強公司僅為5.40%。這表明，良好的公司治理是企業實現績效的充分保障。

對中小板、創業板上市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與企業的績效關系研究的結果顯示，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越高，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和營業收入增長率也越高。這說明對于我國現階段的中小企業來說，由于大多處于初始發展階段，股權集中度一定程度的提高，對企業的發展有利。我們也分析了樣本公司中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與企業績效的關系。無論是從成長性還是從盈利能力來看，機構投資者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與公司業績都成正比例。機構投資者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越高，公司業績越好。

信息披露質量與公司績效也具有明顯的相關性。深圳證券交易所根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質量，從真實性、及時性、準確性、全面性、公平性等方面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狀況進行了評估。我們根據評估結果分別計算了平均資產收益率，結果顯示，無論是中小板還是創業板，信息披露考核A、B、C、D四個組的平均資產收益率呈現逐次遞減的關系（見表2），信息披露好的公司其經營業績普遍較好。

小公司股權激勵方案范文第2篇

羊年伊始，創業板的“科技風”吹遍整個A股市場，無數投資者趨之若鶩。深交所數據顯示，截至3月4日，創業板的平均市盈率為82.13倍，遠高于主板和國際的估值。

在此背景下，《投資與理財》記者輾轉采訪了滬深十余家著名基金經理。在他們看來，就目前創業板的炒作而言，明顯投機性太重，很多科技股泡沫最后終將破滅。相較而言，頂層設計完成，改革試點漸次鋪開，2015年注定是中國國企改革的標志性年份，國企改革股票不管是從想象空間還是基本面支持，或將比“科技風”更有可為。

滬上一位接近管理層的大型保險基金負責人對記者表示，目前國企改革的方案已經修改多次，高層高度重視，而且各個地方積極性都很高。據了解，國資改革的方案很有可能3月底公布，混合所有制方案將較預期會有一些更大的突破，會著重解決管理層的激勵等問題，而且此次改革的一大重點就是人的改革。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國企改革是本屆政府的重點工作。通過國企改革，可以解決國企效率低下等問題，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國企改革可以通過引入民營資本來增加國企活力，而國企本身的股權激勵也是一大重點，可重點關注存在重組預期和股權激勵預期的上市公司。

可以預見的是，A股的下一個臺風口――國企改革，正在迅猛刮來。

央企想象空間更大 滬廣改革較為領先

我國的國企分為央企和地方國企兩大類，相較而言，央企更具優勢。齊魯證券表示，央企集團公司76家，控制185家上市公司，經營業務多樣化，治理結構相對行政化，經營業務亟待板塊化與清晰化，治理結構需要市場化，中央國企改革想象空間遠大于地方性國企。

滬廣作為我國擁有國企最多的兩省市，一直擔當著全國范圍內國企改革先頭兵的角色。一位國資投資人士告訴記者，上海、廣東等國資改革較為領先的地區，企業的投資價值大于一些中西部的國企。數據也支持了這一說法，上海市共有69家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總市值超過2萬億元。

數據顯示，另一國企大省廣東省，國資控股A股上市公司共有60家，在絕對數量上僅次于上海國資委。但與上海、天津相比，廣東國資資產證券化率低，2013年證券化率不足20%，在主要省市中處于倒數第二。但是廣東國資委國資證券化率的目標是在2015年達到60%以上，這些差距將倒逼廣東省加快改革步伐。

據公開資料顯示，廣東國企改革目標是到2020年形成30家左右營業收入或資產超千億的大型骨干企業集團。而目前廣東國資系統資產總額超1000億元的企業只有8家，并購重組將成為廣東國資委優化資本布局的重要手段。混合所有制改革目標是到2017年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比重超過70%，二級及以下競爭性國有企業基本成為混合所有制企業，這意味著超過50%的國有企業將進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提升空間巨大。

兩條投資主線

2015年國企改革出現部分市場人士想象的那種大刀闊斧式的改革的幾率不高，更有可能是有限突破，緩慢推開，這也給投資者帶來了更多參與的機會。本刊記者通過研究發現，投資國企需要緊抓兩條主線和四類改革熱點企業。

主線之一就是“大集團小上市”，從資產證券化的角度來看。比如上海國資委控制的一些上市公司中，不少都屬于大集團、小公司的類型，其后續資產注入的可能性極大。因為，按照“上海國資國企改革20條”的要求，要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企業制股份制改革，實現整體上市或核心業務資產上市。

其中上海蘭生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較為典型的例子，2013年其母公司東浩蘭生集團的營業收入已達到千億元級規模，是一個名副其實的現代服務業大集團。但是該集團證券化率極低，蘭生股份2013年僅實現營業收入12.39億元。

主線之二就是從改善公司治理的角度看，眼下主要是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權激勵、員工持股、引入民營管理團隊、市場化選聘企業高管等方式，提高企業效率。

在新一輪國企改革中，無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很多都選擇通過股權激勵的方式來推動改革。據知情人士透露，作為新一輪國資國企改革的重要方面，在激勵約束分配機制設計方面，或將有制度層面的突破，“其中，國務院國資委正在研究把國企股權激勵的審核備案權限下放到各地國資委。”

安信證券建議關注具備國企改革預期及可能推出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司，共振效應值得期待;以人為本的輕資產、高技術民營公司，如同時具備定增計劃、員工持股計劃，將強化員工與公司的聯系，向資本市場釋放未來業績高速成長信號。

四類改革熱點

不同類型的企業定位不同，改革思路存在差異的可能性較大，投資者的個人偏好也不一樣。在了解主線之后，還要對不同的企業進行不同的分類，來進行投資指導。

按照制度設計，國務院國資委將國企分為商業類和公益類兩類。其中，商業一類企業主要是指處于充分競爭行業和領域的企業，商業二類企業主要是指主業關系到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或處于自然壟斷行業，經營專營業務，承擔重大專項任務的企業;公益類則是那些以社會效益為導向，以保障民生、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為主要目標的企業。

商業一類企業的改革空間大于商業二類，而商業二類的改革空間又大于公益類企業。很顯然，競爭類企業的改革空間最大。

而在這些企業中，還有一些改革熱點企業，值得注意。

其一就是國資委“四項改革”試點企業的旗下上市公司，包括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中糧集團有限公司開展改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試點;在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建筑材料集團公司開展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在新興際華集團有限公司、中國節能環保集團公司、中國醫藥集團總公司、中國建筑材料集團公司開展董事會行使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職權試點。其中，中國醫藥集團和中國建材集團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試點方案已經獲批，并進入正式操作階段，上述集團旗下的相關上市公司在二級市場也表現驚人。

其二是軍工企業。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局局長許達哲此前已經要求國防科技工業主動作為，突出軍工混改、科研院所改制、軍工資產證券化和軍民深度融合等重點，要加大力度、加快節奏，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

分析人士指出，在深化國企改革和資產證券化提速的大背景下，國防軍工板塊的股價催化劑將不斷出現，具有資產整合預期和持續成長性的品種值得重點關注，軍工企業未來一段時間都值得重點配置。

其三就是那些充分競爭性行業，比如食品飲料、家電、零售、地產、航運造船等，國資委將加快其重組整合或者退出。百聯股份近期的停牌，更是加大了市場對競爭性行業的期待。

小公司股權激勵方案范文第3篇

自此，基金公司可正式通過子公司，獲得投資于“未在證券交易所轉讓的股權、債權及其他財產權利”等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的通道。“想不出比這更寬的投資范疇了。”業內人士評價道。

數家基金公司在一周之內迅速上報方案。11月16日，嘉實基金、工銀瑞信基金和平安大華基金公司首批獲批，牌照發放之迅速超出業內想象。

上海某基金公司總經理助理對《財經》記者表示，在公募基金規模兩級分化趨勢愈演愈烈之時，監管政策賦予基金公司二次站隊的機會，這也是中國基金公司有機會構建集團化版圖的起點。

據悉，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在履新之后，沿北京、上海、深圳、廣州一路調研各地基金公司，期間曾提出，要在現有的基金公司中，誕生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型資產管理集團。

基金公司能否在內部和外部實現協同運作，未來業內是否能在競爭中做大，基金公司如何同券商、信托在資產管理公平競爭的大平臺上進行爭奪和博弈，是未來的看點。然而目前，業內對此事尚無清晰的思路，多重想法從何處切入實踐，還處于初獲自由的茫然之中。

絕大多數基金公司，面對投資范疇的乍然放開，一時懵懂，尚不知路徑。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對《財經》記者表示，公募基金長期牌照受保護，一直對于監管政策亦步亦趨。習慣于凡事審批和上報的基金公司，對于如何放開手腳來達到業務多元化，面臨思想層面的轉變。

快速獲批注冊

據悉，新批的三家子公司均在辦理工商登記程序中，預計一個月內可完成注冊。

工銀瑞信獲批設立的工銀瑞信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由工銀瑞信基金全資出資。嘉實基金的全資子公司名為嘉實資本管理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億元。同時獲批的平安大華的子公司為深圳平安大華匯通財富管理有限公司，平安大華全資控股，注冊資本2000萬元。

在中小基金公司看來，設立專戶以及專戶子公司，均是規模有所突破的新通道。在第一批獲批子公司中，平安大華基金作為小基金公司的代表，動作迅速。

依賴股東方中國平安集團（601318.SH）的綜合金融優勢，是平安大華基金的優勢所在。然而，平安集團旗下各子公司遵循市場化原則，并嚴格進行獨立核算，能否形成協同效應堪疑。此外，平安信托的業務擴張也很迅速，能否從既有利益中切分一塊，也是難點。

平安大華基金另一優勢在于成立較晚，資本金占用較少，可集中精力著手子公司的發展。然而，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表示不同觀點，大公司可持長遠眼光，在發展子公司的過程中，可以不追求在數年內達到盈虧平衡，但小公司積累微薄，子公司的盈利壓力較大。

對大基金公司而言，投資范圍的擴大，為其提供了沖擊大型資產管理集團的機會。

多年來，嘉實基金的多元化布局已初見規模。嘉實基金在境內擁有正在申請牌照的嘉實財富管理公司，其香港子公司設立了嘉實另類投資公司，并與陽光傳媒合資嘉實七星媒體私募股權基金。今年9月，其香港子公司與英國高諾富基金在港成立嘉實地產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某基金公司子公司籌備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嘉實基金能否在子公司之戰中拔得頭籌的關鍵在于，能否通過一個突破口，集中優勢的資源，獲得規模的迅速擴張。嘉實基金自身的資本金并不足以支撐其在銷售、衍生品、通道和收益權等各方面都取得成功。

事實上，嘉實的多方嘗試并沒有迎來大規模的發展。在以銀行和間接融資為主體的金融市場之內，中國基金公司距離沖擊世界一流資產管理公司的實力，相距甚遠。

子公司的培育也并非一朝一夕。據消息人士透露，以銷售見長的嘉實基金，順勢成立財富管理公司原本最為業內看好，然而，由于行情蕭條和人事調動原因，并沒有達成統一的方案，導致財富管理公司至今無人擔綱。

銀行系的工銀瑞信基金，在子公司籌備上顯得得天獨厚，依托股東工商銀行的背景，將在銀基合作的通道業務上發力，工銀瑞信基金預計其子公司未來三年內管理規模可逾3000億元。這一數字低于業界普遍預估，據悉，銀行內部系統的利益協調，會對銀行系基金公司開展通道業務形成一定阻力。

除上述三家外，包括易方達、博時、天弘等基金公司也紛紛提交申請，并等待批復。

上海某基金公司市場營銷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各家均在籌備子公司，但目前處于“定盤子”的階段，即商量股權分配、是否高管持股，以及是否引入外部資金等。

在之前的征求意見稿中，要求基金公司對子公司控股50%以上，而《暫行規定》正式下發文件中，僅要求控股，基金公司不僅可以個人持股，而且也可引入外部有資源的股東，如信托、央企、城商行等。

目前獲批的三家子公司，均為母公司全資控股。上海某基金公司高管對《財經》記者表示，當真要股權激勵，令高管個人出資數百萬元，而子公司預期幾年間無法盈利，還需慎重考慮。

盡管部分高管對持股有所遲疑，但子公司持股向個人股東開放，的確為股權激勵開放了口子。以人為本的公募基金，卻采取以資本為核心的股權制度廣遭詬病，長期以來引發基金公司高管離職潮，大量優秀基金經理奔向私募。正在修訂中的《基金法》草案中規定，基金公司5%以下的股權向個人開放，建立長效激勵機制。

據接近易方達基金的人士表示，易方達基金已經明確了子公司員工持股計劃，員工可以持有60%的股份。

通道業務起步

最簡單的通道類業務，可能成為基金公司子公司發展的起點。

華宸未來基金市場營銷部總監萬云對《財經》記者表示，從事股權投資等復雜業務，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資金和資源，中小基金公司對此并不樂觀。從相對簡單的通道類業務著手，是更為現實的選擇。

票據類和信貸類，是通道業務的兩種主要形式，其實質是幫助銀行將需要計提資本金的資產，轉化為不需要計提資本金的資產，從而將表內業務轉向表外，釋放信貸額度。此外還有諸多其他模式，如在利率上限被鎖定的情況下，通過某個理財產品針對某一客戶定向發行，最終投向銀行的某一筆協議存款上，相當于變相高息吸收存款。

基金公司尋求進一步發展，必將挺進資產更多的領域。基金公司曾囿于二級市場，投資范疇僅限于股票市值21萬億元，債券26萬億元，同銀行總資產127萬億元不可同日而語。如何從66萬億元信貸規模中分一杯羹，成為基金公司子公司的第一步。

某基金公司子公司籌備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銀行系的幾家基金公司優勢畢現，在通道業務上會占盡先機，銀行系基金公司依仗通道業務有望在規模上達到5千億至1萬億元。

然而，通道業務同質化嚴重，利潤率相當微薄。銀信合作時期，通道費通常在3‰左右。2012年開始，券商蜂擁而至，通道費急轉而下，迅速降至0.5‰。據悉，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繼券商之后以0.25‰的費率殺入市場。

因此，通道業務規模雖龐大，但對行業盈利影響力有限。某基金公司子公司籌備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未來估計會殺到0.1‰，則5000億元的規模也不過5000萬元的利潤。

完全的創新很難，除簡單的通道業務之外，基金公司設想更多的是復制信托模式，這也依賴于股東背景。

某基金業內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通道業務可滿足幾家銀行系子公司的發展需求，而非銀行系的基金公司，可采取信托模式，外聘帶有資源的人才，并接手信托受監管不能從事的部分融資業務。

前述業內人士表示，新的業務模式以及激勵模式會涌現，包括信托公司所采取的團隊制和業務提成模式，從而推動一批人把基金公司此類業務發展起來。

信托行業的爆發式發展，是最近兩年的事，銀行表內資本的流出，是信托業得以迅速膨脹的基礎。

2009年下半年銀信合作大興其道之時，銀行在信貸規模用完之后，將信貸資產打包賣給信托公司，或者借道信托公司，將貸款項目打包成信托產品，并通過銀行出售給投資者，從而帶來了信托業的快速發展，至2012年二季度末，信托業規模已達到5.54萬億元。如今，券商、基金紛紛放開監管要求，對此塊蛋糕攻城略地在即，已有圍攻之勢。

公募基金長期依賴二級市場的信息披露，對于信貸的風險控制十分缺乏經驗。

某基金公司戰略發展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很多人甚至連房地產的抵押權證都未見過，也沒有經歷銀行當年一輪一輪的資產剝離和發展曲折，迅速沖進市場，風險不容忽視。

在不具備剛性兌付能力的情況下，子公司專項資產管理計劃的安全性會大打折扣。在《暫行規定》中，注冊資本金2000萬元是子公司設立的唯一硬門檻。

前述基金公司戰略發展部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激進的基金公司可能會爆發風險。以投研團隊代客理財為主的基金公司，本身資本金有限，抵御風險的能力遠弱于券商和信托，尤其在牌照發放寬松的當下，吸引豐厚的資本金顯得更為困難。

“在對風險沒有明確的認知時，一旦有產品兌付風險，會拖累整個公司的發展。” 博時基金總裁助理劉東說。

通道業務的政策風險也不言而喻，中國銀行董事長肖鋼近期曾公開稱，要關注銀行表外理財產品的泛濫，“這基本上是一場龐氏騙局”。有媒體報道稱，銀監會正在展開一場風險排查運動，目標即為今年以來風險暴露較快較多的領域，如地方融資平臺貸款、房地產貸款、表外業務等。

業務趨向多元

海外大型公募基金集團的投資組合中，固定收益、年金和養老金，以及資產抵押證券（ABS）等收益權產品占絕大多數，與國內以股票型基金為主體的投資模式大相徑庭。

“專門成立養老金投資的子公司，管理ETF基金的子公司，在未來都有可能。”華宸未來基金市場營銷部總監萬云說。博時基金總裁助理劉東對《財經》記者表示，專戶業務、房地產信托、股權質押、藝術品奢侈品等，都有可能成為子公司涉及的領域。

據悉，不少基金公司對于在收益權、私募股權投資（PE）等方面的創新，產生了一定的想象。

所謂收益權，屬資產證券化的范疇，即通過對方讓渡一定的財產權，而使份額投資者獲得了穩定的收益權，如股權收益權、物業收益權、資產收益權等，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REITs）也屬此類。

在資產證券化探索中，有投行資源的券商已先行一步。7月20日，中信證券上報一則以歡樂谷主題公園門票為標的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此前，該公司亦設立以南京公用控股污水處理收費收益權為標的的專項資產管理計劃。

依賴股東方的資源，各基金公司也可各顯其通，如國投瑞銀基金是國投集團旗下的三級子公司。今年8月，北京市住房保障辦公室常務副主任鄒勁松表示，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與國投瑞銀基金正共同開發REITs，且已將該方案提交給證監會。

某基金公司中層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以商業物業租金約5%的水平，僅可滿足公募或理財產品的收益需求，對于私募和資產理財計劃來說遠遠不夠。基金公司可將房地產開發階段和持有階段相結合，進行資產組合，收益權可達到10%以上。

在摸索階段，各基金公司彼此既競爭又合作。華宸未來基金市場營銷部總監萬云對《財經》記者表示，一個基礎設施建設的資產管理計劃，如保障房項目，數百億元的總額很難由一家基金公司全部吃下，多家子公司如銀團貸款般合作，既可以分攤風險，也可以互相認證。

可是，資產證券化的設想雖然美好，但基金公司能否拿到資源和項目，在基礎設施承建中能否進行高額融資，以基金公司目前的規模和聲譽，也存在困難。

前幾年，面對一級市場的火爆，公募基金呼吁政策放開PE投資的嘗試從未停止，然而真正開放之際，發現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的投資理念存在巨大的鴻溝。

前述基金公司子公司籌備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公募基金的文化目前并不支持其從事PE業務，是否外聘團隊也很困難。一個是在二級市場上做股票的主動投資，一個是需要對某個項目進行深挖，二者是極其難的文化上的融合。“有多少基金經理愿意作為派駐董事去投票，來參與一個公司長期的發展？”

前述籌備人員對《財經》記者表示，人才和資金的儲備、經營理念的成形、組織架構的完善，都需要時間。把基金公司放到更適合中國國情的新的市場內進行競爭，是大勢所趨。

小公司股權激勵方案范文第4篇

深振業A（000006）：公司公告稱大股東深圳國資委及其一致行動人遠致投資自2014年6月26日至10月15日期間，合計增持公司股本的2%，本次增持完成后深圳國資委及遠致投資持股占總股本的34%。公司中報顯示今年上半年生命人壽累計買入公司股本4.64%，而同時國資委自上年度增持2%完成后的第二天即開始了又一輪的爬行增持，且不到4個月即完成了本次爬行增持2%的限額，國資委夯實其控股地位的意愿顯著，未來通過各種渠道進一步提升持股比例的趨勢明確。深圳國企改革持續推進，整體思路一是做業務整合提高經營效率，二是借力股權激勵解決所有制混而不合的困境。公司是國資委近幾年唯一持續增持的公司，看好其作為地產業務整合平臺的價值。

自2013年公司管理層更換后經營拐點逐漸顯現，拿地提速，最近半個月內公司分別在廣州和西安獲得兩個住宅項目。積極拿地的同時公司還嘗試Q房網等新型銷售渠道積極去化。15億元公司債發行正待證監會審批，公司整體周轉速度和負債率都將有所提升，看好公司目前的經營拐點。

操作策略：二級市場上，近期該股成交量放大明顯，加上近期加息利好公司所在行業，可關注。

贊宇科技：三塊業務有序擴張

贊宇科技（002637）：公司作為表面活性劑行業的龍頭企業，主要優勢體現：首先，產能規模最大，同時布局完善，生產地和銷售網絡覆蓋全國；其次，產品符合行業發展趨勢，公司AES市場占有率第一，達到約30%，未來將受益液體洗滌劑占有率的提升；MES作為替代LAS的最佳選擇，性價比優勢明顯，未來隨著市場普及將逐步貢獻業績。

相比石油原料，用油脂做部分精細化工的成本優勢明顯，替代石油原料的油脂精細化工空間巨大，預計到2015年，國內脂肪酸市場需求量將達到180萬噸左右。杭油化Ⅱ期項目主要開發油酸、氫化脂肪酸、單碳鏈脂肪酸、助劑等產品，將大幅擴大公司的生產規模和下游油脂精細化學品開發創新的范圍。

未來第三方檢測在我國檢測市場占比將持續提高。資質是檢測行業的主要進入壁壘，浙江省共有兩三家獨立檢測機構，公司主要側重食品和日化檢測領域。目前，公司檢測服務規模較小，2013年實現收入3496萬，毛利率水平61.6%，屬于典型的大行業小公司。為了滿足公司未來檢測業務拓展和研發平臺的發展需要，公司新建研發中心，2014年底建成后公司檢測業務將打開增長空間。

操作策略：二級市場上，該股股價走勢已成趨勢，關注通道下沿的介入機會。

中國太保：成交量總體攀升

中國太保（601601）：預計2014年太保產險保費增長14.5%，預計全年綜合成本率超過99%， 高于行業約1-2PT。主要原因：準備金重估拉高成本率3PT；車險電網銷占比低、客群中團體客戶占比較高；非車險中農險和信用險占比低等結構特征。

太保產險一方面努力提高車險盈利水平，具體措施包括渠道優化、理賠管控、應對商車改革等；另一方面大力發展非車險業務，不僅打造傳統領域優勢，而且努力培育農險、信用險、政策責任險等新的業務增長點。

展望未來，綜合成本率拐點已現，空間打開。第一，商車改革、新能源汽車扶持、高端車反壟斷等政策利好，推動車險發展；其中商車改革是險企風險定價和服務能力的比拼，大型險企在客戶資源和數據挖掘的優勢將有助于導致市場集中度提升。第二，新“國十條”下，農險、健康險等新興業務將快速增長，太保已蓄勢，新增長點可期。第三，準備金調整已到位，無后續影響；第四，成本管控投入已結束，中后臺控費、理賠管控、車險渠道與客群調整、非車險結構調整等舉措，效果將逐步顯現。例如電銷綜合成本率已經由2013年投入期的103%降至2014年的96%。2015 年將出現綜合成本率拐點，承保盈利值得期待。

操作策略：二級市場上，該股在加息利好刺激下放量上攻，目前價位總體不高，可關注。

冠城大通：突破平臺壓力位

冠城大通（600067）：公司上半年銷售表現較好，銷售額同比增長 95.22%；三季度，公司銷售狀況基本同步市場，進入四季度，公司北京項目入市規模將會增加，全年來看，預計公司銷售將會達到 50 億，主業表現比較理想。

公司的新業務模式具備極大的發展空間，隨著我國軍工產業現代化建設的逐步深入，鋰離子動力電池成組在各個軍工產品中的應用領域將會逐步擴大。5月至今，僅用了不到半年的時間，轉型布局的速度以及合理的布局結構展示出公司對于業務轉型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且具備較強的執行能力。在已經獲取鋰電池優質企業并且成功獲取軍工產業訂單后，并不排除未來進一步向產業鏈上下游擴展的可能。軍品供貨利潤豐厚，同時鋰電池組具備廣闊的應用拓展的可能性，從轉型方向還是未來的發展空間，公司的轉型愈發成熟。

“軍工”和“鋰電池”是冠城大通業務轉型的兩個關鍵詞。最新的獲得國軍標質量管理體系認證為今后向軍品供貨，提供了前提條件。

操作策略：二級市場上，近期公司股價突破平臺，成交量放大，后市可保持關注。

招商銀行：關注估值修復機會

招商銀行（600036）：田行長上任后，向市場發出了強烈的擴張信號。拖延許久的A+H股配股方案終結，招行順利再融資340億元，提升資本充足率；2013年全行新增網點95家，增速提高至10%，繼續鞏固大零售優勢地位；公司金融與同業金融經過流程改造和組織架構調整全力追趕，彌補短板。

招行的公司金融突破保守印象，再現市場潛力。2013年企業存款客戶基數增至56萬戶，增速由過去兩年的不到11%大幅升至16%；創新型小企業數量一年增長近2倍達17344戶。反映同業非標資產的買入返售金融資產和應收款項類投資規模迅速追趕。

從收入方面來看，公司2014年三季度末凈利息收入同比增長13.3%。其中，利息收入1，653.5億元，同比上升31.5%；利息支出830.8億元，同比增加56.5%；凈利息收入822.7 億元，其中規模因素貢獻21.7%，利率因素貢獻了-4.4%。手續費凈收入實現57.8%的增長。公司按照“二次轉型”的思路，仍然會加大非利息收入占比的考核力度，提高中間業務收入來源。

操作策略：二級市場上，近期各路資金大量進入A股，股價普遍低于凈資產的銀行股價值洼地有望被修復。

煌上煌：上升通道中

煌上煌（002695）：公司業績增長主要在開店數量上， 通過外延式門店擴張帶來營收增長和單位固定費用的下降，而當年門店開發由于店面轉讓費和租金等費用計入當年財報，故一般在第二年才體現新增門店的效益。2012年，公司上市后對門店進行整頓，對一些盈利能力不是特別突出的門店主動關閉，2013年因為遇到禽流感影響，下半年開店停滯。但2014年，公司重新回到快速開店階段，2014年上半年公司新增門店約230家，全年預計能新增 450-500家，年底達到約2400家門店。

目前公司銷售區域集中在江西、廣東、福建，其中江西占比70%以上。2014年向安徽、河南、山東擴張，全國仍有大片空白市場，外省擴張潛力巨大。絕味的成功已證明加盟模式可行，公司有望復制絕味成長之路。預計2014-16年公司每年新開門店約400家，2015年收入增長將加速。

小公司股權激勵方案范文第5篇

在此前近一年的時間里，包括這位官員在內，與科技創新有關的各部委官員與專家智囊，一直在進行密集的討論與調研。“最近幾天，我們還在深入多家科技企業考察調研。”5月18日，該官員告訴記者。

以上密集工作的落點，是正在加速胎動的科技體制變革。

據《財經國家周刊》獨家獲悉，中國的科技體制改革已在醞釀新的頂層設計突破，新的改革方案已經完成起草并提交決策層審議，實質性政策有望在今年6月正式對外公布。

4月17日，在《財經國家周刊》組織了“科技體制改革閉門會議”上，多位相關部委的司局級官員參與了討論。與會部委官員透露，本次改革方案將強化整體設計，突出重點任務，務求取得實效。其中，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強化協同創新、推進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建立更科學的人才評價標準等內容，將成為核心思路。

一位與會人士透露，科技體制改革已受到決策層高度關注與支持，將成為十后中國最重要的國家戰略之一。

其原因在于，自上世紀末以來，科技競爭已逐漸成為大國角力的最高主戰場。在這個創新空前密集的時代，依托于快速發展的信息科技網絡，全球社會經濟結構正日趨全球化、知識化、信息化、網絡化，一個在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之后，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生產力的新型文明形態正在形成，科技創新日益成為各國爭奪經濟發展主動權、搶占產業振興制高點的核心關鍵。

在這些事關國家經濟興衰的大國博弈中，企業已成為各國產業主導權爭奪的不二主力。

問題是，多年來，中國主要的科技創新資源一直在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場化的主體傾斜集中，雖然自1985年以來，中國已出臺三次科技體制改革的大舉措，不斷推動科技與產業接軌，但直到現在，科技創新資源分配失衡、創新保護不足、研發與市場脫節等創新體制與創新環境問題，還是中國企業以科技創新提升國際競爭實力的重要障礙。

“以前，科技體制改革修了一條路，讓科技企業可以在上面開車跑。而現在，不少企業已經做大了，變成了法拉利，我們的路卻還是以前的鄉村公路。”一位科技企業負責人說，“我們需要一條更寬、更平、跑得更快的高速公路。”

知情人士透露，在本次改革中，科技管理體制、扶持政策和資源分配等頂層設計都將有重大突破，并將出臺更加明確的政策落實方案，確保“以企業為科技創新主體”的目標真正落實。

除此之外，如何建立更高層面的，跨部門的科技創新決策機制，也是決策層正在討論的議題，“一個更加有效統籌科技創新資源的創新框架、甚至一個主管科技創新的大部委，也有可能在以后的幾年內成立。”知情人士向《財經國家周刊》透露。

改革核心一脈相承

科技創新實力的競爭，是企業的戰場，還是國家的科技戰場？

兩者實為一體。任何全球性企業的崛起，都離不開整個國家科技體制、政策與資源的傾力支持，而企業的實力增長，也將帶動國家經濟乃至舉國產業的全面振興。

參與方案起草的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科技體制改革的重中之重，就是真正明確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問題的根本，是真正確立企業技術創新的主體地位。”一位參與本次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說，因為只有企業，才知道市場需要哪些技術，并圍繞這些需求有效地調動資源進行創新。

“這與此前的三次科技體制改革核心戰略其實是一脈相承的。”一位科技部官員表示。

1985年，科研院所開始打破“大鍋飯”走向市場；上世紀90年代末，全國5000多家應用開發類科研院所全面進行企業化轉制。在這兩次改革基礎上，2006，中國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綱要），對科技產業發展進行了改革開放以后的第一次頂層戰略設計。

一位參與過研究制定綱要的政府部門人士回憶，在戰略研究階段參與其中的研究人員超過2000人，被咨詢的國內外各領域專家過萬人，整個規劃的制訂歷時3年完成，并第一次提出了國家層面的科技戰略目標，即到2020年把我國建設成為創新型國家。

在這三次改革中，核心思路都是讓科技與市場接軌，最終將科研資源由科研院所轉向企業。改革方案中甚至明確要求，引導資金、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向企業聚攏，科技項目必須以企業為實施主體，面向市場應用的研發項目都要由企業牽頭。

但“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在落實層面還是受到各種制約。

一位央企負責人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說，還沒有感受到“主體地位”，事事都要審批，處處都是“婆婆”，一個科研項目跑十幾個部委司局是家常便飯，通過政府部門的立項和審批甚至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數年時間。在市場變化越來越快、企業對科研技術成果轉化的周期要求嚴苛的情況下，兩者不同步很難發揮科研成果的作用。

而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業負責人表示，現在國家的扶持資源都是跟著科技項目走，但在這些項目中，表面上企業掌握了主動權和話語權，但實際上科技發展規劃和項目選題機制大多還是由院所和高校牽頭提出，相當多專家并不具備跟蹤產業技術和市場前沿的能力，多從自己的特長和偏好出發選題，造成了研發方向與市場需求的脫節，真正由企業提出立項的不到20%。

這導致的結果是，企業和高校策劃時開一個會，項目申請完后各行其是，申請驗收前再開一個會，湊夠專利數，通過驗收后皆大歡喜，項目卻可能就此擱置。

“整個‘十一五’，我們拿到了一個多億的國家項目撥款，絕大多數項目都是研究所為主體在牽頭，我們干了什么呢？進行技術驗證。課題完成后，技術的核心我們沒有，都在研究所，而且離市場非常遠。”一位國企負責人說。

而根據《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了解，新一輪科技體制改革中，將進一步明確建立以企業為主導的產業技術研發創新體制。

細化落地措施可期

外界更關注的是，改革方案將如何真正落實對企業創新的扶持。

“在此前的改革中，很多鼓勵企業創新的政策一直得到了徹底執行，但科研資源還是在以傳統的方式向高校、科研院所等非市場主體匯集。”一位參與方案起草的專家說，與其他改革一樣，科技體制的改革本質，也是對原有資源的再分配，以及對現存利益格局的再調整，這勢必牽扯到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些深層次矛盾，這是以前的扶持政策未得到真正落實的重要原因。

上述企業負責人說，直到現在，因為沒有利益往來，在產學研結合方面，很多未轉制的科研院所依然不愿意為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即使是已經轉制的院所，也往往因為競爭而不愿為其他企業提供技術服務，加上目前國內行業共性技術研究方面的共享和合作程度較低，不少行業內的企業都是整體技術儲備不足，進而造成了整個產業的落后。

在財稅政策等方面也同樣有些問題。“我們前段時間搞了一次28省市的問卷調查，實際的情況是，因為細節不配套、核定范圍受限制、操作復雜等原因，中長期科技規劃中明確的研發費用加積扣除等優惠政策，落實其實并不好，很多企業的實際抵扣額甚至不到30%。”一位部委官員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

時不我待的是，在日趨激烈的全球化競爭中，中國企業正受到海外巨頭越來越多的圍追堵截，從標準控制、技術封鎖、產業壟斷、價格驅逐、資本并購、專利訴訟、貿易壁壘到政治、文化抵制，外資廠商正采取各種手段將中國科技企業擠出市場。

比如中國集成電路核心企業中芯國際，就是在高速擴張的上升時期，被臺積電的訴訟以及日韓企業發起價格戰打壓，導致公司實力大幅衰退，旗下的成芯等資產也流失到外資廠商手中。珠海民企賽納科技負責人也告訴記者，該公司在推出中國首款完全自主研發的激光打印機時，就曾引來外資力量的專利訴訟與大幅降價搶奪市場等狙擊。

“中國企業融入全球化競爭過程中，將面對很多新的困難，已經不是靠企業自身可能解決的。”一位長期為中國企業進行海外訴訟的律師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比如對重要行業進行整個產業鏈的扶持拉動，如TD-LTE與大飛機；對一些產業關鍵環節需要不計成本進行追趕，如芯片與發動機；對一些海外企業帶有貿易壁壘或政治色彩抵制手段的應對，如惡意的“337訴訟”等，都需要從國家層面進行統一的規劃與支持，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就目前而言，政府部門還習慣于像過去一樣，大多是以普惠式的‘撒胡椒面’，或是在政策上開一些小口子，主要靠企業自己去國際上打拼，并沒有給予我們足夠扶持。” 一位企業負責人說。

“改革文件將會有更強的可操作性。“一位參與改革方案起草的人士透露，正是因為對這些問題的考慮，新的改革文件中將有更多針對實際問題的具體政策，以及政策如何落實的具體措施，甚至可能有詳細的量化指標。

“比如說，將來具有產業目標的國家科技項目，原則上由企業來牽頭實施。”該人士說，過去，國家科技項目原則上都是大學、科研院所，863計劃、973計劃，包括科技支撐計劃來牽頭實施，未來只要是明確的項目，原則上將改由企業牽頭實施。同時，還將鼓勵企業牽頭聯合大學和研究機構來成立一些技術創新的戰略聯盟，通過這個戰略聯盟來開展技術創新活動。

此外，針對很多國有企業因科技投入造成經營考核壓力的問題，未來國資委的考核標準也會有所變化，國有企業的科技研發投入將視同利潤進行考核，此舉將刺激國企擴大科技創新力度。而此前外界討論較多的擴大企業研發費用稅前抵扣政策優惠，以及支持中小型企業和民營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財稅、金融及其他政策等，都會有較大的進展。

“總而言之，新一輪的改革將通過強化企業的創新實力，解決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頑疾。”參與方案起草的專家說。

該專家認為，要真正確立企業的技術創新主體地位，是一個龐大的，需要長時間建立和完善的系統工程。它需要真正推動科技資源開放共享，改革現有的科技項目經費管理制度和科技評價獎勵制度，支持骨干企業建立自己的研發機構，并聯合高校、科研院所組建產業技術創新戰略聯盟，鼓勵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員進入企業或創辦企業，并落實在此過程中的技術轉移機制和產權、股權激勵機制，建立科技支撐產業的完善機制等，以全方位市場化機制，引導科技資源向企業集中等各個環節的改革與完善。

據這件專家透露，這些問題在改革方案中都有可能得到體現，“雖然這些政策的落實需要時間，但通過科技體制的引導，中國將讓高校和科技院所真正轉向為企業技術創新服務，并切實解決企業的創新動力、創新激勵和創新保護問題。”

會不會成立“創新部”？

除了企業創新的問題，對目前的中國科技管理體制度也一直有爭議。

一個被普遍認可的看法是，與培育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相比，中國科技管理體制的改革步伐顯得更滯后一些。相對激進的看法則認為，正是管理體制的混亂，導致了諸多企業扶持政策的難以落實。

此前，中國科學院曾在2010年就科技體制改革問題做了一個調查，結果顯示，半數以上受訪的科研人員認為科技資源的配置機制存在問題，關鍵是國家部委多頭管理、部門條塊分割現象嚴重。

一位科技主管部門的官員也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長期以來，我國政府部門在科技工作的職能管理分工上多有交叉，掌握、配置科技資源以及制定科技政策的部門和單位也較多，加之部門間溝通不夠充分，致使對重大科技政策的執行難以形成統一高效的領導。

“除了國家發改委與科技部外，很多部委都下轄與科技有關的司局。”一位專家說，“這些司局都有各自的行政責權與經費預算，而且對科技政策的理解與執行思路往往不一致，各個部門的政策定位都是圍繞自己的主要業務在轉。”

“有一次，財政部出了一個政策，另一個部門不認可，結果讓企業無所適從。”一位企業負責人說，如果沒有更高層面的牽頭，類似的問題可能還會出現。

與此同時，政府部門的職能定位沒有完全轉變過來，還習慣于“包辦”思路，充當“教練員”，從科技規劃，到課題經費開支、時間節點、評審驗收等都擁有相當大的決定權和影響力，致使科研過于行政化，既阻礙了市場的資源配置基礎作用，又容易滋生權力尋租、的行為。

對此，業內人士給出的建議是，成立中央科技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從國家層面加強組織領導，制定改革總體方案，統籌組織實施。同時建立跨部門高層科技戰略決策機制和專家咨詢機制。強化國家層面的科技創新領導機構作用，按照“大部委制”原則，推進政府部門科技事務綜合管理職能的合并。

在此之前，關于是否應成立“創新部”已經在坊間引起討論。不過，也有人士認為，由于科技大部制改革涉及的部委職能部門眾多，形勢與利益復雜，所以成立“創新部”將遇巨大阻力。

對此，有關專家建議，可以考慮分步實施，由國務院科教領導小組主持，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加強部門之間科技資源配置的協調溝通，推動科技資源共建共享。然后進行局部的職能整合，可以首先將相關部門職能合并，之后進一步歸并整合有關政府部門相關科技管理職能，最終形成“大部委制”格局。

而據知情人士透露，建立國家層面的科技創新統籌協調部門這一計劃，目前也已經受到決策層關注。

生長“蘋果”的美國土壤

關于蘋果改變世界的故事，近來最經典的或許是以下一則：一位中國媽媽問4歲的女兒，桔子的英文怎么說，女兒回答是“Orange”；問香蕉，回答是“Banana”；最后問蘋果，女兒的回答是“iPhone”。

蘋果正在創造巨大的市場神話。僅在中國，僅2012年第一季度，蘋果的市場營收就達79億美元。這意味著，蘋果每天能在中國拿走5.5億元人民幣。

很多人認為，蘋果的成功來自于“顛覆性創新”，無論是整合產業格局、引領革新潮流，把握市場脈搏，籠絡人才搜羅技術，還是堅持工程向設計讓步，蘋果的市場敏感和創新活力都在憑借難以超越的創新統領市場。不過，在專家看來，美國支持創新、保護創新的科技政策與環境，更是蘋果能得以生長的土壤。

在此之前位于加州的硅谷憑借其“鼓勵冒險、刺激創新、容忍失敗、絕少束縛”的信條和文化，已催生了包括Adobe、蘋果、思科、eBay、谷歌、facebook、英特爾、惠普、甲骨文、Twitter等公司在內的一大批全球性巨頭企業。

“在其他地方，失敗了可能就再沒辦法翻身，但在硅谷，要是不創辦公司，反而會被人認為是失敗的。先做一個，不成功可以再做一個，慢慢就能體會到如何創業了。”華人企業家賈石璉說，在美國，無論投資環境還是社會環境，大家都能容許犯錯，這最大限度地激發了整個產業的創新活力。

與此同時，美國的知識產權保護與社會環境也更加鼓勵企業進行創新。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一部法律，明確科研人員可以對自己的創意擁有所有權并出售獲利，并對其給予法律保護。此后多年來，維護他人的創新權益，以及公平、透明的競爭環境，一直是美國科技文化中的重要基因。

“在硅谷，周圍的人樂于幫助創新型企業成長，并從中與你一起獲益。在中關村，有人愿意成為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和伙伴，但同樣也有不少公司希望通過拷貝你并將你踢出局。”資深IT人士，博客中國創始人方興東如此評價中美創新文化的最大區別。

比如，在蘋果的成長過程中，沒有受到大公司排擠，反而得到了很多大公司的注資。另一個例子是，2012年4月10日，Facebook以10億美元收購了一家名為Instagram的小公司，而這家公司被收購前沒有任何收入，只是融資了700萬美元，只有6名員工，核心資產只是一款應用程序，通過手機拍照，利用社區和認識的人進行分享。

這樣的交易與商業模式，在中國的互聯網界則是“不可接受的”。互聯網巨頭們似乎更樂意通過剽竊的方式，搶劫小型創新互聯網公司的“Good Idea”，而在巨頭之間也到處充斥著抄襲和反抄襲的爭吵。

“對創新的保護機制不足，在深層次上傷害著中國企業創新、微創新的情感和熱情。對互聯網而言，政府部門大部分時候不是不愿意保護創新，而是不知如何保護，有時候甚至不知該保護哪一方。”一位互聯網公司負責人說。

三星背后的國家力量

5月2日，市場調查機構IDC了第一季度全球手機出貨量報告，三星在總出貨量（9380萬部）、智能手機（4220萬部）出貨量雙項指標上，分別超越諾基亞（8270萬部）和蘋果（3510萬部），成為全球最大的手機廠商。

三星的領先不僅在手機領域。這個1938年憑借魚干、蔬菜、水果出口起家的家族企業，今天已成長為擁有32家大型子公司的超大型集團，業務領域橫跨電子、金融、機械、化學等多個領域，有近20種產品在全球市場占有率第一，居全球企業之首。

這些成績并非三星集團自身所能成就。在其背后，凝聚了整個韓國政府乃至韓國國民的力量。事實上，三星集團的成長，一直被視作韓國創新刺激政策的典型樣本。

在韓國，政府長期以來對三星等本國的高新技術產品實施政府采購。與很多國家不同，韓國通過立法方式，認定韓國科技部可直接要求國家機關及地方政府、乃至由政府投資和補助的機構和團體，優先采購韓國國內高新技術產品，甚至對處于全球化競爭的行業，例如汽車、計算機等，規定即便韓國本土產品價格更高，也必須優先采購。

與此同時，對依附于三星等大企業的中小企業，政府也以政策進行了創新引導，從而形成了以大公司為龍頭的完整的“技術創新鏈條”和“產業鏈條”。

在韓國，中小企業以制造業為主，多依托大企業成長，向大企業供應半成品和零部件，很少會出現銷路難的問題，保證了較好的發展空間。如在三星集團的產業鏈上，就有數百家中小企業各有分工、為其服務。它們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極為重要，是韓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動力源泉。至2010年，韓國的中小企業的數量已達300萬家；產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超過50%，韓國國家和地方的財稅收入近60%來自中小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