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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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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經濟結構范文第1篇

1我國林業結構中存在的問題

1.1林業的經濟結構問題。

集體所有制是我國目前林業經濟結構的主要形式,林業及林產品的實施和分配直接由國家來負責。這使得各國有企業的林業部門中普遍存在缺乏自主生存能力的現象,這類企業、部門具有嚴重的依賴思想,工作效率低下,工作積極性不高,這些問題直接導致國有企業發展滯后。

1.2林業的產業結構問題。

我國林業產業結構中也存在一系列內部問題,主要表現為:投入的資源多、資源利用率不高、回報產出量低。也就是投入和回報不成正比,人們為了追求更高的社會效益,只重視第一產業的發展,而忽視第三產業的林業發展,同樣能夠給人們帶來的經濟效益。所以要重視優化林業的產業結構,促進經濟和環保共同發展。

1.3我國林業產業技術問題。

傳統的林業相比,我國在林業生產過程中取得了很大的技術提高,但和國外林業發展相比,還是存在很多不足,顯得十分落后。我國林業中很大程度上還是以傳統的加工技術為主,具有局限性。

1.4我國林業產品結構問題。

我國的林產品生產主要是以簡單粗糙的加工為主,不能實現林業應有的價值資源;我國高檔林產品出口幾乎為零。可見,我國林業產品結構中存在明顯的問題,急需加強調整。

2優化林業產業結構的具體措施

2.1將發展我國林業所有制結構、非公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發展模式有效結合起來,

這樣可以提高人員的就業率,同時還能增加國家的稅收。可以起到緩解國有企業的經濟壓力的作用。

2.2具體分析我國林業產業結構的內部問題,

我們應該加大發展第三產業的力度。在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也要保證第一產業和第二產業的協調發展。大力發展第三產業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也是當今社會發展的需要,隨著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越來越重視精神生活的享受,也有一部分人渴望回歸大自然,寄希望于在大自然中找回自我,所以,國家發展應該將林業旅游作為重點。

2.3在經濟快速發展、科學技術不斷創新的社會環境下,

科技對林業發展的影響作用顯得更加重要。通過采用先進的技術可以節省管理人力和物力,同時也能詳細的掌握林業發展這個行業的整體信息資源情況。對提高林業生產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還能更好地推動林業產業的健康發展。優化林業結構離不開技術的支持,只有在現代科學技術的支持下才能對林業進行科學合理的管理。

2.4良好的技術對優化產品結構具有決定性的推動作用,

只有用先進技術作為有力支持,才能更好的填補我國林產品加工高檔品出口的空缺,從而增加我國出口產品帶來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進一步保證林業產品的不斷創新和發展。

3優化林業經濟結構的意義

3.1優化林業經濟結構的社會利益。

優化林業經濟結構,能夠促進林業內在經濟潛能的發揮,同時也使傳統的產業結構得到了優化,這使傳統林業的經濟結構帶來的社會壓力得到了提升,能夠促進就業,減少就業壓力,同時還可以帶動其他相關產業的發展,起到促進經濟發展的作用,較大的提高了資源的利用率。注重加大對林業企業發展的扶持力度,制定科學的林業發展政策,適當降低稅收,讓企業擁有充足的資金去發展林業相關內容,這樣能夠有效的提高林業行業在我國國民經濟中的競爭力和競爭地位,也能充分保證林業在發展國民經濟中的重要作用。

3.2優化林業經濟結構的生態利益。

優化林業經濟結構,對環境保護具有促進作用。在科學合理的林業結構下進行林業發展,能夠有效降低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當今人們為了簡單的追求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忽視了保護生態環境的重要性,同時,也沒有認識到生態保護和經濟發展是一個緊密聯系、相互影響的統一體。一般來說,生態效益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效益的增長,所以,我們既要注重發展經濟效益也要加大對生態效益的重視,從而保證生態利益和經濟利益處于可持續、健康的發展狀態。只有將生態利益和經濟利益進行統一和發展,才能更好的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3.3優化林業經濟結構的經濟利益。

優化林業經濟結構,還能增加林業工作人員的個人收入,增強林業工作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從而鞏固林業的地位,同時對確保人員基本生活等問題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優化林業經濟結構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有利于林產加工業的形成,還有利于轉變林業經濟增長方式。因此,優化林業經濟結構給我們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重要的經濟利益,只有當林業實現了經濟利益,人們才會更加重視和關注該林業部門;才能進一步促進林業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效結合和發展。

4結語

傳統的經濟結構范文第2篇

中國進行經濟結構調整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生產相對過剩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把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和社會和諧發展結合起來,與經濟全球化結合起來, 與化解經濟領域潛在風險結合起來,謀求中國未來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關于經濟結構的理論解釋

(一)經濟結構的理論內涵

經濟結構是指整個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及其部門內部的構成,以及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經濟聯系和數量對比關系的總和。[1]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結構轉變已經成為引致我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經濟結構轉變在何種程度上,以及通過何種機制影響了我國的高速經濟增長,仍然是一個沒有完全解決的問題。

庫茲涅茨曾提出:一個國家國民收入的度量必須從結構的角度去衡量。他根據對大量數據進行長期趨勢分析和截面分析后指出,美國1948 - 1966 年生產率的提高有10 %是由資源的再分配引起的。但是,西方學者對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西方經濟學家從結構角度研究經濟增長時,常將所有制結構因素抽象化,即把所有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視同為市場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一樣自然,而不予考慮。此外,西方學者完全忽視了城鄉二元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因為西方國家內部由于生產發展水平相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對中國來說,所有制結構和城鄉二元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顯然是兩個無法忽略的因素,因此,西方學者的研究結論不適用于中國的經濟發展現狀。

對于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國內主要集中在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葛新元在總結前人對經濟增長要素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一種定量衡量經濟結構變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的方法,并結合中國的數據計算了1952―1997 年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夏明通過投入產出法分析了轉軌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轉變,發現在1981―1997年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的發展。

(二)經濟結構轉變的理論內涵

理論界對經濟結構轉變的基本解釋是:一國的經濟結構轉變是隨著人均收入變化而發生的需求、貿易、生產和要素使用結構的全面變化。[2]

根據經濟結構轉變的多國模型數據,結構轉變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1.初級產品的生產,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業成為總產出的主要來源,是農業占主導地位的經濟結構。

2.經濟重心由初級產品生產向制造業生產轉移,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超過400美元,制造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高于初級產品對經濟增長的貢獻。

3.由于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制造業產品數量的極大增加使服務業經濟的發展成為可能,社會分享了制造業生產的財富,從而使服務業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部門。

二、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動因分析

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與調整是一項長期的任務。在不斷演變和調整的過程中, 中國的經濟結構在許多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集中主要包括: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單一產權結構向多元產權結構轉變;封閉型經濟結構向開放型經濟結構轉變;二元經濟結構向多元經濟結構轉變;企業組織結構由“政企合一”模式向現代公司制轉變。推動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動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動因包括三個,分別是:制度變遷、技術進步和分工格局的變化。

(一)制度變遷與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

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過程既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也是中國經濟制度變遷的過程。[3]中國的經濟制度變遷是從誘致性經濟制度變遷開始,隨后以強制性經濟制度變遷為引導,兩種經濟模式共同發展、相互作用的過程。

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過程中,非國有經濟性質的市場主體對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國的市場化進程與西方國家的市場化進程存在根本性質的區別,主要表現為:西方國家是從自然經濟直接過渡到商品經濟,而我國的市場化進程中除了傳統的自然經濟以外,還經歷了一個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時期。因此,與西方的市場化進程不同,我國的市場化進程還涉及到市場經濟體制如何與公有制經濟相結合的問題。

產業結構的變遷是經濟結構變遷的重要內容,中國產業結構的變遷過程是以政府為主導的制度變遷過程。建國以來,我國產業結構經歷了四次大調整:第一次是糾正嚴重失調的“農、輕、重”比例關系;第二次是認真搞好國民經濟的“調整、改革、整頓和提高”;第三次是扭轉產業結構“輕型化”傾向;第四次調整集中體現在“十五”計劃時期,是基于經濟“存量”的全局性戰略調整。

(二)技術進步與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

經濟結構演變從根本上講是由生產力的發展狀況決定的, 因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所以,技術進步是經濟結構演變的又一個主要動因。[4]技術進步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主要反映在產業結構、市場結構、生產結構、產品結構等方面。

技術進步對中國產業結構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對傳統產業技術的改造和結構升級等方面。改革開放之初,加工業中比較先進的自動化生產流水線幾乎都是從國外引進的;農業領域的許多重要農業生產資料,如:化肥、農業機械等,在80年代初也需要從國外進口。因此,直接和間接的技術引進對我國傳統產業技術的改造和結構升級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術進步還通過改變要素稟賦結構對經濟結構產生影響。首先,技術進步可以增加要素供給的數量,也可以提高要素的質量;其次,技術進步會在既定的產出水平上減少要素投入,增加生產要素的相對供給量。技術進步大多是節約資本型或是節約勞動型,無論哪種類型的技術進步都會擴大生產可能性邊界,提高社會在既定條件下的生產能力。

技術進步還會對市場結構變化產生重要的影響。[5]首先,技術進步會帶來同質產品與異質產品的差異,這是形成壟斷的市場基礎;其次,行業核心技術的研究與開發活動(R&D) 需要高級的人力資本投入和巨額的物質資本投入,這會給許多企業造成對關鍵技術進行研發的進入障礙,同時也增大了技術研發的風險;最后,技術創新還會導致新的市場交易方式和交易主體的產生。

(三)分工與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

分工的變化會引起產業結構的轉移,進而推動了中國經濟結構的演變,內生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新的分工格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這些新的特征是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基礎,而且,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本身也包含著分工的變化。[6]

分工可以分為國內分工與國際分工,國際分工是國內分工在空間上的延伸。從勞動分工的角度來看,由于生產鏈的不斷延長和國際分工的不斷細化,國際間的勞動分工出現兩種相反的發展趨勢。處于較低分工層次上的勞動的差別逐漸縮小,生產要素的通用性增強,進入、退出壁壘的難度降低,因而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國際分工的主要形式;處于較高分工層次的勞動差別擴大,專業化知識和技能在高層次的勞動分工中十分重要,生產要素的專用性增強,進入、退出壁壘的難度增加,因此,高層次的分工成為發達國家控制國際分工格局的主要方式。

跨國公司在國際分工體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是國際分工的主要力量。傳統的以國家為界限的分工不斷弱化,跨國公司經營的企業內國際分工、跨國公司之間的國際分工等新的國際分工形式逐漸成為國際分工的主流。因此,國際分工已經從國家層次向企業層次發展,越來越多的企業不斷進入同一分工體系。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國際分工的深化和國際產業轉移對國內分工格局的影響越來越大。[7]在中國經濟的許多方面都具有“大國模型”的特征,所以,中國的分工格局主要是由本身的資源稟賦、經濟發展程度、收入分配政策、市場需求規模、經濟體制、技術水平等因素決定的,經濟結構變化與分工變化是共同進行、相互影響的過程。

三、中國經濟結構演變的趨勢分析

(一)中國經濟結構存在的主要問題

當前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表現在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所有制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多個方面,而最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產業結構不合理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政策的取向偏重于工業規模的擴大和工業總量的提高,忽視了產業市場競爭力的提高,中國經濟發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積累、高投資的支撐,由此造成了一系列產業結構問題:一是生產結構不合理;二是產業組織結構不合理;三是產業技術結構不合理。

2.地區經濟發展不協調,產業結構出現趨同化現象

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各地方政府長期追求工業自成體系,造成重復投資、重復引進、重復生產的現象十分嚴重,最終導致各地區之間產業結構嚴重趨同,地區間的分工協作程度弱化。[8]盡管東、中、西部的資源和經濟技術環境存在很大差別,但在工業產品結構中,相似程度卻很高。據有關部門測算,東部與中部地區結構的相似率為93.5%。中部與西部的相似率更高,達到97.9%。

3.城鎮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下中等收入國家水平,但是無論與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相比,還是從工業化進程的要求來看,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都明顯偏低。按照生產結構、勞動力配置結構和城鄉人口結構分布三項指標進行綜合評價,中國的城鎮化水平還達不到國際低收入國家城市化的水平(低收入國家的城市化水平為35%)。城鎮化水平過低不僅影響了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而且不利于擴大國內投資與國內消費需求。此外,還加大了城鄉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社會的不穩定,不利于中國和諧社會的建設。

(二)中國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

1.調整產業政策,完善實施方式

對各個產業進行重新定位,制定和實施分類產業政策。[9]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與國情的不斷變化,我們應不斷分析各個產業在國際分工中的位置,調整各行業的發展戰略,力求發揮優勢,回避劣勢,避免仿照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升級來被動地調整我國的產業結構。

2.加強農業的基礎地位,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

在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中,農業作為國民經濟基礎的地位將進一步得到加強。根據中國農產品市場供求關系的新變化和進入小康社會以后消費水平提高的新要求,中國政府將從多方面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調整。

3.加快高新技術發展

工業結構的調整和提升,必須充分利用高新技術改造現有工業及產業結構,鞏固和發展中國傳統工業的比較優勢,大幅度提高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中國將集中優勢力量發展具有中國比較優勢的高技術產業,特別要發展具有潛在優勢的高技術產業,提高高技術產業在工業中的比重。[10]

4.提高城鎮化水平,優化城鄉經濟結構

隨著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中國推進城鎮化的條件已經成熟。為盡快改變目前城鄉分割的狀況,中國政府將積極推進城鎮化進程,建立城鄉人口有序流動的機制。今后隨著經濟發展,進一步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規模的城市是必然的趨勢。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發展小城鎮將成為推進中國城鎮化的重要途徑。此外,要改革農村的戶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鄉協調發展的行政管理機制。

5.改善國內市場競爭環境,提高國內市場效率

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對微觀經濟主體的直接行政干預,打破阻礙經濟健康發展的部門壟斷現象,合理劃分各級政府的事權,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真正消除市場封鎖,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規則,促進微觀經濟主體之間的公平競爭。由于此項工作不僅牽涉到市場規則的改變,還影響到一些部門的利益,因此調整將是十分困難的。在近期內我們應該做的,主要是梳理現有各項政策,特別是對一些內部規定進行修改、刪除、公布,推進政策的統一性和透明度。不斷改善國內市場的競爭環境,提高國內市場的效率。

結束語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行,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對中國的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性的促進作用,經濟結構的調整,促進了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升級,逐步改變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問題,為我國建立更為健全的產業體系提供了條件。[11]

本文對我國經濟結構演變的動因及趨勢作了較為詳細的闡述。制度變遷、技術進步、國內及國際分工是促進我國經濟結構演變的三大動力。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產業結構根據經濟發展現狀作了相關調整,但是,由于歷史原因及我國經濟中的新情況,我國的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這些問題能否得到及時、合理的解決,將從根本上決定著我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最后,本文對我國的經濟結構發展趨勢作出探討,在某種程度上,對我國經濟結構未來發展趨勢的討論也是對我國如何實現經濟結構優化的政策建議的討論。

參考文獻:

[1]盧現祥.西方新制度經濟學[M].北京:中國發展出版社,2003.

[2]安東建.中國經濟改革的結構與未來方向思考[J].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年檢,2004.

[3]進.產業集群論[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4]周小亮.論經濟結構調整與制度創新中的對稱與互補[J].經濟評論,2001.

[5]劉世錦.我國經濟結構面臨的主要問題與戰略調整[J].宏觀經濟研究,2000.

[6]石奇.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的現狀與推進思路[J].經濟評論,2001,(3).

[7]西蒙?庫茲涅茨.現代經濟增長[M].戴睿、易誠譯.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8]雷欽禮.制度變遷、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3.

[9]趙彥云.宏觀經濟統計分析[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10]夏明.轉軌以來中國經濟結構轉變的實證分析[J].統計研究,2002,(2).

傳統的經濟結構范文第3篇

內容摘要:我國是一個國情獨特的發展中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內學術界基于我國國情的不同認識,不斷反思與超越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環二元”和“網絡結構”等不同論斷。這些研究從不同視角概括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另外,本文還就當代“三元”論與近代“三元”論作了簡要的比較和評價。

關鍵詞:二元經濟 超二元經濟結構 當代“三元”論 近代“三元”論

研究背景

“二元經濟”是經濟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乃至發達國家早期經濟發展的共同特征。著名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認為,在發展中國家一般存在著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經濟部門,一種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極低的傳統維生部門;一種是以現代方法進行生產的、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較高的現代部門。二元經濟理論問世后,一直經歷著正反兩個方面的深入探討,有人根據實證資料對其假定前提和結論提出疑問,如舒爾茨、D•威尼斯、迪恩等。劉易斯本人和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則對模型進行補充和擴展,使它成為分析發展中國家經濟變遷、城鄉關系、技術選擇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理論框架。本世紀以來,二元經濟理論的基本框架已經基本成熟,目前主要依據已經成熟的大框架進行了擴展研究,不僅運用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的新問題進行應用研究和擴展研究,還用來分析發達國家前工業化時期的經濟史。

超二元經濟相關理論綜述

我國是一個國情獨特的發展中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至今,國內學術界基于我國國情的不同認識,不斷反思與超越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框架,先后提出“三元”、“二元半”、“四元”、“環二元”和“網絡結構”等不同論斷:

(一)“三元”論

托達羅模式認為,在城市中,除了正規部門(城市工業部門)之外,還存在一個非正規部門,共同構成了所謂的“三元經濟”。

從國內來看,“三元”論有當代“三元”論和近代“三元”論之分。

當代“三元”論者,如,吳偉東等(1988)、(1991)、陳吉元(1994)、張朝尊(1995)、趙榮祥(2000)等人認為,隨著農村工業的發展,我國自近代開始形成的二元經濟結構已不復存在,以農村工業為主體的鄉鎮企業經濟已經成為了與農業經濟及城市工業經濟相并列的國民經濟中的一種獨立經濟形式,強調我國出現的并不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所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而是一種特殊的“三元經濟格局”,即由農業部門、農村工業和城市部門所構成的經濟體系。

近代“三元”論者僅為少數,主要以吳承明、林剛等為代表。

近代三元結構是指傳統農業部門、以機器大工業為代表的現代部門、以及具有兩部門共同點的新型農村商品性工副業共同構成的三部門結構。其中,新型農村商品性工副業部門被稱之為三元結構中的“中元結構”。

綜上所述,不管是當代“三元”論者,還是近代“三元”論者,他們關注的都是現代部門無法吸收龐大的傳統部門勞動力前提下的經濟發展問題,認為在我國現代化過程中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互補互動。通過三元結構,我國經濟現代化途徑不是單向的現代部門取代傳統部門,而是多方向的、特別是通過傳統部門自身的現代化來消化勞動力,通過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的協調發展提高全社會的現代化水平。在理論觀點上,當代三元結構論與近代三元結構論有相當大的不同。兩者在對我國傳統經濟的認識、實現現代化的途徑和關于我國現代化的目標和價值取向等方面存在較大的分歧(林剛,2000)。

(二)“新三元”論

事實上,關于三元結構定位的文獻從各自的研究角度出發各有所側重,差別主要體現在何謂“第三元”的界定上。郭勇、喬根平、陸海滄、孫芳偉(2002)等人認為,隨著信息化的發展逐步出現了信息產業,信息化推動了城市工業部門的擴張和農業效率的提高,為二元結構的轉型準備了物質基礎。但信息產業的存在引發了結構的變遷,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二元結構逐步演變成三元結構。其他關于三元結構的提法還有:城市工業、小城鎮產業和農村農業(毛鋒、張安地,2007;趙秀玲,1995,1996);城市經濟、農村經濟和出口經濟(有的叫外向型經濟)(黃真,2006);農村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卞鳳玲,2005);前現代經濟、現代經濟和后現代經濟(即由信息化帶動的經濟)(姜奇平,2006)。此外,李寶民(1994)還把小城市、鎮及國有農場作為第三元經濟;徐明華則等把第三元定義為城市農民工等等,不一而足。張培麗立足于知識經濟部門的出現,試圖對二元經濟理論在新的背景下進行擴展,提出超越二元經濟理論的新分析框架。通過分析劉易斯把工業經濟作為經濟結構中獨立一元的原因,判斷知識經濟部門是否符合二元經濟結構劃分的邏輯。通過研究發現,知識經濟部門完全可以成為經濟結構中獨立的一元,從而將二元經濟理論擴展到“三元經濟”,在比較二元經濟理論假設前提、內在機制的基礎上,構建了三元經濟理論的新分析框架。三元經濟新的分析框架是二元經濟理論的繼承和發展,它順應了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符合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現實,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三)“二元半”論

一些學者認為上述我國“三元經濟”結構模型中的“第三元經濟”―或者是農村產業經濟即通常所說的鄉鎮企業,或者是信息產業經濟等,都還不太適合成為能夠與前二元經濟―農業部門、工業部門經濟相同地位的一種經濟部門,即還不太適合使用“元”字(鄭文兵、陳艷,2006)。因此,三元經濟結構論的提法值得商榷,如,鄉鎮企業雖然在我國經濟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以鄉鎮企業為代表的農村工業是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交叉,既有傳統部門的性質,也有現代部門的特征,不能作為獨立的一個經濟元,只能算半個經濟元。

(四)“四元”論

“四元經濟”的提法,徐慶、譚崇臺、朱農等學者都曾使用過。陳宗勝、徐慶等人從經濟發展的同質化目標出發,批評了以產業類別相區分的二元和三元經濟結構論,認為它們忽略了第三產業的發展,模糊了經濟發展同質化的方向,必然會導致片面工業化、扼制第三產業的發展和農業現代化。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同質化方向發展的過程中,其經濟結構也是多元化的,我國由于其轉型經濟特征,呈現出明顯的四元結構:城市現代部門、城市傳統部門、鄉鎮企業部門和農村傳統部門。與此酷似,有的學者認為四元經濟應是:城市的正式部門、城市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農村正式部門、農村非正式部門或農業、農村非農產業、城市正規行業和城市非正規行業這四個部門經濟(譚崇臺,1999;趙勇,1996;汪段泳、劉振光,2005)。還有學者認為,“四元經濟形態”應該是農業經濟、工業經濟、知識經濟,再加上生態經濟。我們認為:我國經濟在由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轉化的進程中,出現了十分獨特的四元經濟結構,包括傳統農業、鄉鎮企業、城市不發達部門和城市現代部門,四個單元之間的矛盾使得國民經濟流程難以合理,經濟結構轉換受制于二元社會結構,流程合理的關鍵是城鄉的適度通開。

(五)“環二元”論

吳天然、胡懷邦、俞海等人認為,我國經濟不僅僅是一般的二元經濟結構,而且是一種比較特殊的環二元經濟結構:在總體上存在著城市及工業和農村及農業這樣兩個相互區別的“經濟元”,而各個“經濟元”內部又存在著兩個相互區別的“微經濟元”,并且還可以將“微經濟元”再細分,整個國民經濟形成了大小不等的二元的環的重疊。

(六)“網絡結構”論

周天勇(2006)認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從封閉的鄉村和城市結構向開放的、互聯的城市網絡結構的轉型,這同劉易斯在分析的時候只存在傳統的農業部門和現代的工業部門兩個部門相比,已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做出新的理論概括。同時,他力圖把發展經濟理論簡單的二元結構轉型改造成為分散和隔離結構向集中的節點和網絡結構轉型的狀態,進而形成發展經濟學以“轉移―聚集―網絡”為架構的歷史和邏輯相統一的全新結構轉型框架。形成一個發展經濟學“傳統社會的分散、隔離狀態――轉移帶來的經濟性――集中和聚集的經濟和不經濟――人口集中后企業規模結構與就業及公平的關系――現代城鎮集中節點和網絡相聯系的網絡結構”的分析框架。他認為經濟發展,是一個人口等各種生產要素、企業等各種組織、基礎設施、信息、市場等各種交易媒介在地理上集中的過程,而不僅僅是一個產業結構變動的過程。經濟發展就是從隔離狀態向網絡結構轉變的過程,二元結構轉型本質上是從分散和隔離結構向集中的節點和網絡結構的轉型,轉移是經濟發展動力。在此基礎上,他運用網絡經濟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網絡結構變動對聚集經濟和轉移經濟的影響,得出在網絡條件下,城市規模和經濟組織規模不是一個常數,而是不斷變動的。

國內相關研究述評

上述研究從不同視角概括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基本特征,各有其合理性,但也各有其缺陷。我們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僅僅揭示了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一般特征,而沒有揭示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特殊性;三元論、新三元論、二元半論、四元經濟論雖然看到了我國二元經濟的特殊性,但與經典的二元經濟結構理論銜接得不夠,缺乏邏輯論證;環二元經濟結構論和網絡結構理論更好地揭示了我國經濟結構的復雜性,但環二元經濟結構論沒有探究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的形成原因,也沒有說明環二元經濟結構轉化的動力機制。網絡結構理論說明了經濟結構轉化的動力機制,卻沒有說明現代大城市在空間上出現集中的趨勢后又為何呈現相對擴散的新的回歸傾向(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出現的“郊區化”趨勢)。三元論、新三元論、二元半論、四元經濟論和環二元經濟結構論的共同缺陷還表現在,城鄉空間結構轉變是其經濟增長最重要的空間變動過程,但是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經濟發展的空間變動絕不是單一維度的,它是一個多維的變動過程。要素在空間上的轉移,不僅包括從農村轉移到城市,而且還有各種要素在城市之間、區域之間、農村之間的空間轉移模式。同時,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后,城市與城市之間、區域與區域之間(比如,我國東部地區對西部地區的勞動力轉移,甚至跨國之間的勞務輸出)對生產要素的競爭,要超過同一區域農村與城市對生產要素的競爭(周天勇,2006)。另外,我們認為,各種超二元經濟結構理論的不足還表現在過于倚重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不足,在構建多元經濟發展模型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與當代“三元”論相比,近代“三元”論者從經濟史的角度來考察我國的現實,其觀點與政策趨向令人耳目一新,為我們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思想資源與深刻的啟示。如:重新審視傳統部門在實現現代化中的重要價值,傳統經濟并非一文不值;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完全對立的觀點是錯誤的,兩者是相互適應、相互補充、“誰也離不開誰”的有機互動關系;我國經濟的現代化不是必須通過現代部門“消亡”傳統部門,通過農民工人化、城市化,農業工業化的途徑來實現,而是有可能通過三元經濟結構的途徑,在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相互支持、相互補充、共同繁榮的基礎上前進;傳統經濟中包含現代性的基因,傳統農業并非一成不變的,其發展前途應是現代農業,這是其他包括二元經濟理論在內的所有多元經濟理論所無法回答的問題(其實,近代“三元論”者的思想與恰亞諾夫(1925)有異曲同工之處。如:后者提出的農業生產是“縱向一體化,而不是橫向一體化”等命題與前者的一些觀點極易產生勾連)。不過,令人深思的是,在經濟現代化過程中,盡管我國傳統部門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被現代部門的吸收與消化需要較長的時間,可是,這難道就應當成為我們否認工業化、城市化一般規律的充分理由嗎?難道我們現代化的最終途向卻是經濟結構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嗎?就此而言,近代“三元”論者從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來反思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現代性無疑是正確的。進一步講,把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有機聯系和共同繁榮、共同發展視作我國最終現代化道路上的一個必經的過渡階段,也是差強人意的。可是,如果過分夸大近代“三元”論的價值,可能會誤入歧途,難免讓人不認為它有反工業化、反城市化等反現代化一般經濟規律的嫌疑,從而使之頗有幾分烏托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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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經濟結構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經濟結構;產業轉型;金融轉型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3544(2012)06-0022-02

一、 產業轉型是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內容

從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現狀看,結構性問題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主要矛盾。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解決結構性問題,是在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能源、勞動力成本等諸多約束逐步強化的情況下,實現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客觀要求;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中國經濟發展活力和競爭力的客觀要求;是遏制產能過剩,提高中國資源配置效率的客觀要求。只有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才能夯實,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才能提高,中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才能得到保證。

我國早在1995年就提出要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這些年來,由于政府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高度依賴,加之政府在推進經濟結構轉型方面的措施和力度不夠,因而經濟結構轉型的步伐不快,以致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經濟增長內生動力的增強。無論從“穩增長”的現實需要看,還是從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看,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都刻不容緩。

產業結構是經濟結構的主體,自然,產業轉型也就成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核心內容。推進經濟結構優化,首要的是要推動產業轉型。產業轉型的地位之所以如此重要, 是因為它與經濟增長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

第一, 產業轉型會驅使社會資源依據國家產業政策要求, 在不同增長率的產業之間實現差異化分配,促進經濟增長。從產業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增長的過程,就是新興產業不斷發展壯大、市場份額逐步提升, 而傳統產業不斷轉化升級但市場份額有所下降的過程。 新興產業代表著一國產業結構的發展方向,是產業轉型過程中勞動力、技術、資本等要素大量投入的“朝陽產業”。而傳統產業中的“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 則需嚴格控制要素投入限制其發展,并通過兼并重組、破產倒閉等方式,使這些行業中的落后企業實現市場整合和市場退出。 產業轉型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產業轉型的初始階段,由于對新興產業的投資不可能一下子迅猛增加,而對“兩高”行業和產能過剩行業的投資抑制又會導致產出下降, 故新興產業還無法彌補前者投資和產出下降給經濟帶來的漏損, 這勢必對經濟增速產生影響。而隨著產業轉型的推進,產業轉型進入加速期,新興產業的投資和產出迅速增加, 大大超過傳統產業中發展受限產業投資和產出的下降規模, 使得新興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顯著提高。

第二,產業轉型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升級,形成結構優化效應,促進經濟增長。產業轉型會推動國家主導產業的轉換更替和產業體系的深刻變革,而這種結構優化效應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主要表現在:產業轉型催生出新的主導產業并使其在產業群中的地位逐步強化,成為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產業轉型使生產要素從生產率低的產業部門向生產率高的新興產業部門流動和轉移,提高了資源配置效率;產業轉型促進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不僅能夠提高新興產業的發展水平,推動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而且能夠增強產業之間的關聯度,促進各類產業協調健康發展,從而為經濟增長提供有利的產業基礎和產業發展環境。

第三,產業轉型有利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經濟實現集約型增長。我國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是建立在資源高消耗、環境高污染基礎上的。這種以大量增加要素投入和犧牲環境為特征的粗放型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以發展節能環保、新興信息產業、生物產業、新能源、新能源汽車、高端裝備制造業和新材料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要內容的產業轉型,是對傳統增長方式的“揚棄”。不搞產業轉型,仍然恪守原有產業結構和產業發展方向,經濟增長方式不可能發生質的改變。反過來,產業轉型也是改善經濟增長質量、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有力推手。只有依靠產業轉型,我國經濟才能從傳統增長模式中解脫出來,通過要素效率提高和新增長動力的推動,實現集約型增長,進而使經濟增長方式發生切實的改變。

第四,產業轉型帶動的產業轉型周期與經濟周期高度相關。 產業轉型進程影響產業轉型周期,而產業轉型周期又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周期。由于在經濟周期發展的不同階段上經濟增速差異很大,因而產業轉型周期通過影響經濟周期進而影響經濟增長。

產業轉型是我國整個“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長時期經濟工作的重心,其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就具有持續性、長久性的特征。順利有序并且快速推進產業轉型,是實現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可持續發展的保證。

二、推動產業轉型金融必須轉型

產業轉型受制于政策安排、技術創新、金融支持、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努力等諸多因素。其中,金融是推動產業轉型的重要動力和關鍵因素。產業升級、產業擴張、產業集聚、產業整合、產業并購等一系列關系到產業轉型的活動,都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因而要推動產業轉型,金融必須主動轉型。

由于間接融資在我國社會融資結構中占有優勢地位, 因而商業銀行在支持產業轉型過程中肩負重要使命。 商業銀行應適應產業轉型中經濟主體的融資需求,自覺調整信貸結構,不斷創新信貸產品、信貸業務流程和信貸風險控制技術,使信貸結構實現“三個優化”。

一是優化信貸投放的行業結構,使信貸支持重點從傳統制造業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傳統產業改造升級轉變。 商業銀行應該按照產業轉型要求調整貸款重點,嚴格控制產能過剩行業和“兩高”企業的貸款,優先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在支持新興產業時,也應考慮地區和企業差異,著眼于企業的產品競爭優勢和行業地位,避免一哄而上。同時,必須大力開發綠色信貸產品和業務,增加業務創新投入,擴大綠色信貸規模,促進我國以“高碳”為特征的傳統經濟向以“低碳”為特征的綠色經濟轉化。

二是優化信貸投放的地域結構, 使信貸資金配置從側重于經濟發達地區向區域均衡轉變。 產業轉型既是產業升級的過程, 也是產業區域間梯度轉移的過程,亦即產業升級和區域升級的有機統一。改革開放后,東部地區憑借政策帶來的“制度紅利”和地利之便,成為經濟發展最快的地區,吸引了包括信貸資金在內的大部分金融資源。在經歷了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之后,東部地區原有的一些優勢正在消失,中西部地區在勞動力成本、 土地成本、 經濟發展后勁、 政策資源等方面的優勢凸現出來。 順應這種變化,商業銀行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貸款支持力度,支持部分朝陽產業從東部向中西部有序轉移, 支持東部與西部在科學的產業分工基礎上建立緊密的產業合作,延長產業鏈條。應根據中西部的產業發展條件,大力支持其主導產業和優勢產業的發展。

三是優化信貸投放的企業規模結構, 使信貸服務由只重視國有大企業向同時重視中小企業轉變。 中小企業對穩定經濟增長、擴大就業人口、增加財政收入、維護社會穩定至關重要。然而,在經濟減速、勞動力成本上升、 外部需求放緩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擠壓下,當前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環境變得很艱難, 其主要以制造和加工為主的舊有盈利模式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轉型發展的迫切需求和沉重壓力。但受資金、技術、人才等條件的制約,又使得其轉型之路十分坎坷。商業銀行應轉變信貸支持中的“規模歧視”和“所有制歧視”現象,努力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多適合其經營特點和產業轉型需求的差異化信貸產品,為其轉型升級創造較好的資金條件。

直接融資對推動產業轉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優越之處在于:(1)直接融資的適用性較強。銀行貸款要求融資主體必須具有相對穩定的現金流,并且能夠提供價值足夠的抵押物或擔保,這種融資方式主要適用于進入成長期末端或成熟期的企業。很多處于創業階段的企業由于不具備貸款條件,難以獲得貸款,但它們可以通過天使基金、創業基金等直接融資形式獲得資金支持。(2)在貨幣政策緊縮背景下,貸款可得性大大下降,而直接融資工具的融資能力則不受貨幣緊縮政策的制約。(3) 產業投資基金、股權投資基金等支持的重點是高科技企業,因而對產業轉型具有金融推動和技術推動的雙重功能。 目前, 直接融資在社會融資總量中的比重只有15%左右,未來發展空間廣闊,因而直接融資推動產業轉型的潛力也十分巨大。

面對產業轉型過程中經濟主體對直接融資手段的需求,相關監管部門也應積極推進直接融資的轉型。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優化上市公司結構,改變傳統制造業企業在上市公司中占有絕對優勢地位的狀況,優先安排戰略性新興產業和處于改造升級過程的傳統產業的企業上市,擴大這兩類企業的上市數量, 充分發揮這些上市企業具有的產業吸附和產業擴張功能, 彰顯其帶動相關產業形成的產業集聚效應,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要規范發展政府引導基金、產業投資基金和各種類型的股權投資基金,發揮這些基金在增加創業資本、支持新興產業擴張、促進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的優勢。應創新直接融資方式,拓寬直接融資渠道, 使更多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能夠利用直接融資方式籌措產業轉型所需資金。

傳統的經濟結構范文第5篇

一、提高農業產業化程度,增加農產品附加值

我國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以市場為主要導向,因此農業經營體制改革的目標之一是農業產業化。在20世紀我國農業的探索發展時期,形成了,這種由民眾智慧結晶產生的雙層經營體制,大大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與農產品產量,促進了經濟生產力的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雙層經營體制的潛力漸漸被挖掘殆盡,要想跟隨時展要求優化經濟結構,就需要進行新的改革創新,總結先前經驗,通過實踐檢驗,進行農業經濟結構調整,促進生產力發展,盡快融入國際市場,提高我國農業產業競爭力。先前,我國比較成熟的農業產業化經營模式主要是以為基礎,面向市場,采用“公司+農戶”的產業組織模式,依靠經濟龍頭企業,農產品生產、加工和經營一體化,使得利潤在每個經營結構主體之間合理分配。農業產業化彌補了過去傳統的經營模式的缺點,更大程度上優化了農業資源的配置。這種經營方式豐富了服務的質量與水平,充實發展了經營體制的內容。目前,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采取多種方式與農戶建立生產營銷關系,包括“訂單農業”、“公司+農戶”等方式,這種產銷模式帶領農戶依照市場需求進行生產,達到專業化、科學化、集約化的生產目的,形成政府、市場、企業、農戶相互促進的新經濟結構調整機制。

二、加強農業科技創新與應用

一方面,我們要大力研發和推廣農業新技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我國的農業科技成果頗豐,向農民推廣應用方面也十分全面,但也存在著許多機制上的問題,例如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缺乏后勁,私營性農業科技推廣組織服務不到位,農業研發資金缺乏等各種問題。我國農業科技發展面臨著成果轉化慢、產業化程度低等困難,無法適應當前國家農業經濟形勢快速發展的需要。改革農業經濟結構必須創新農業科技推廣制度,將農業技術與經營性農技相結合,創新農業技術服務組織體系多元化,通過多種形式進行農業科技推廣,例如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市場龍頭企業相聯合等形式。

另一方面,我們要大力發展農業技術示范、培訓與服務體系。通過各種方式使農民掌握農業先進技術,例如建立農業科技園、培養先進種植人才等方式,推廣農業科學技術,培養示范人才,最終帶領群眾走向農業科學化的道路。健全農業技術服務體系,支持鼓勵技術人員加入生產過程,向農民推廣先進技術成果,通過多種形式實現生產學習、農業與科技的融合,提高農民接受農業科技的主動性,加強民眾的農業科技技術培訓,大力宣傳先進農業科技成果,提高農戶的科學種植意識,促進先進技術成果轉化。

三、培育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提高農業市場服務能力

市場為生產產業線的最終點,也是農民收入的根本出路,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是提高農民收入的重要方向。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民個體始終處于弱勢地位,一些有競爭力的農產品,由于市場信息的閉塞或個體力量的不足,很難進行品牌宣傳和獲取較高利潤。所以要在目前的農產品經營市場上,積極培養農業專業化合作組織,開辟新的產業鏈,創新產業經營模式,進行連鎖品牌經營,通過網絡物流等新的運輸方式進行交易,創新農產品經營方式,建立開放、合作、科學、有序的市場經營體系。提高農民專業化服務的意識,組織同類農產品生產者進行合作,實現產品生產、運輸、經營、市場一體化的管理服務模式,降低農產品交易成本,發揮農民的主體地位,鼓勵農民以創新方式加入現代化市場生產經營,提高農民學習網絡經營的積極性,使農產品通過多種渠道進入市場,提高市場競爭力。

四、拓展農業生產市場范圍,促進農業對外開放

中國加入WTO以來,農業市場的競爭壓力不斷加大,中國農業產業要想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需要盡快融入全球化市場并獲取相應的競爭優勢,這無疑對農業經濟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農業經濟對外開放也是必然的。我國農業現狀為人多地少,人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廉價,小規模經營,綜合分析來看,我國農業經濟發展中的土地密集型產業,例如糧食作物等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小,而大部分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則擁有較大競爭優勢,比如花卉蔬菜、畜牧產品以及海洋產品等。綜合目前形勢,我國農產品出口量較少,相關農產品出口份額占世界總出口量比例十分小,因此在調整經濟產業結構方面,促進農業對外開放,拓展農產品市場十分重要,對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我國拓寬農業對外開放的重要方針為“引進來”和“走出去”,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通過這兩種途徑擴大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引進來”包括積極引進外來先進農業技術、管理經驗、高科技人才與大量的流動資金,推動國內企業對外發展,提高農業國際競爭力。通過“引進來”利用好國外資源,促進我國農產品朝向科學化、技術化、網絡化的生產方向發展,擴大國際市場,調整農產品產業結構,提高農民收入。另一方面,通過“走出去”利用沿海發達的交通條件,促進農業龍頭產業帶動國內產品加工出口,在沿海地區建立出口基地,提高農業產業、產品的國際影響力,提高農業產品效益。

五、加大農業投入力度,加快農村城鎮化建設

發展農村經濟是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努力方向之一,需要加大農業投入力度。首先,城鎮建設應合理規劃發展規模,要與當地的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有機結合,通過研究農業資源承載量來確定城鎮建設規模,既要做到容納相應的人口又能保證物力財力得到合理使用,為農業現代化提供更有利的資源保障。其次,要積極進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農村水利設施,改善農業生產條件,除了政府投資外,積極尋找多方面的融資主體,促進農業投資多元化。再次,要重視農村土地資源的有效保護和合理運用,減少土地浪費,做到農村土地的科學規劃和高效種植,在現有的資源條件下積極爭取效益最大化,實現我國農業的集約化生產。

我國經濟結構調整除了協調資源與勞動力之外,要考慮到交通、科技、文化、娛樂、教育等基礎生產要素集中的環境空間載體,城鎮發展關系到居民日常生活設施的改善,消費促進經濟發展,因此農村城鎮化建設是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中的重要方向。城鎮的發展與進步也能提高民眾的教育文化水平,改變人們落后的農業生產思想,提高農業經營效率,帶領農民群眾走向小康社會,推動中國農業現代化建設,符合新時代經濟發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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