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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生活方式；奧美拉唑；三聯療法；消化性潰瘍；復發率

臨床上治療消化性潰瘍的方法較多，大多可收到良好的近期治療效果，但遠期療效較差，患者的復發率較高。消化性潰瘍的復發除了與HP有關外，還與年齡、性別、精神因素、藥物、季節及不良生活習慣有關[1]。我院2010年11月至2011年3月生活方式干預聯合奧美拉唑、三聯療法治療消化性潰瘍40例，療效較好，有效的防止了復發，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80例消化性潰瘍患者，所有病例無消化系大出血和幽門梗阻、穿孔等并發癥，排除癌性潰瘍。其中男42例，女38例，年齡24～72歲，平均（45.3±6.5）歲。病程3個月至5年，潰瘍直徑在0.3～2.0 cm之間，潰瘍數目≤2個。胃潰瘍29例，十二指腸潰瘍35例，混合型潰瘍16例。初次發病72例，復發性潰瘍8例。采用隨機平行對照的方法，將該組患者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每組40例，兩組一般資料具有可比性（P>0.05）。

1.2 治療方法

①對照組：采用奧美拉唑+三聯療法治療，采用阿莫西林丁（上海信誼制藥有限公司）+克拉霉素（山東新華制藥）治療，阿莫西林克拉維酸鉀625 mg+克拉霉素0.5 g，奧美拉唑20 mg（安徽華源醫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65558），2次/d，均為清晨和睡前服用。以2周為一個療程。治療前后對患者進行血、尿常規、肝腎功能檢查，并觀察組患者臨床癥狀的變化和出現任何與用藥有關的癥狀。②觀察組：在對照組的基礎上采用生活方式干預，具體方法為在患者治療期間，囑其合理安排工作、學習和生活，注意勞逸結合，保證充足的睡眠與休息。指導其養成良好的飲食習慣，做到飲食規律、定時定量，防止暴飲暴食。告知患者少食多餐可中和胃酸、減少胃泌素的分泌、促進潰瘍面的愈合。進餐時細嚼慢咽，防止暴飲暴食。給予高熱量、高營養、易消化清淡食物，多食雞、魚等優質蛋白 從而有利于周圍肉芽組織增生。勿食過冷、過硬、過熱、不易消化的以及刺激性食物，如咖啡、濃茶、可可、辣椒等，少吃或不吃甜食，進食后30～60 min進行休息。告知患者煙草中的尼古丁可延遲胃排空，可與苯胺等衍生物起到致潰瘍的作用，乙醇可傷害胃黏膜，徹底的戒除煙酒，以保護胃黏膜。對于青壯年男性患者，動員家庭成員監督執行。

1.3 評價指標 ①療效判定標準根據纖維胃鏡檢查和臨床表現分為[2]：痊愈、好轉、無效：未到達以上標準。②復發率：兩組患者均隨訪6～18個月，記錄復發率。

1.4 統計學處理

用SPSS11.5統計學軟件。頻數表示計數資料，χ2檢驗做率的比較，以P

2 結果

觀察組痊愈30例，好轉8例，總有效率為95.0%；對照組的痊愈29例，好轉8例，總有效率為92.5%，兩組無顯著性差異，P>0.05。兩組均隨訪6～18個月，觀察組的復發率為0， 對照組復發率12.5%，觀察組顯著低于對照組12.5%，兩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消化性潰瘍是消化系統的常見疾病，是攻擊因子和保護因子這對矛盾失衡的結果，可發病于各個年齡階段，給患者帶來的痛苦較大。當潰瘍癥狀反復控制不好，還有轉變成癌變的可能。近年來，消化性潰瘍發病率逐步上升，且病死率隨年齡增長而增高。消化性潰瘍治愈后的復發率較高，其復發原因較為復雜，有生物學因素如Hp 感染、社會心理因素和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生活方式是指所有個人能加以控制的行為 包括明顯影響人們健康狀態的日常生活行為和給人們健康帶來危險的行為[3]。不良的生活方式是導致可造成植物神經功能紊亂，導致局部組織營養障礙、胃腸平滑肌和血管痙攣，胃腸黏膜抵抗力下降，這恰恰是形成潰瘍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在奧美拉唑三聯療法的基礎上對40例消化性潰瘍患者實施生活干預，結果顯示，生活方式干預有效降低了患者治療后的復發率，與對照組相比，差異具統計學意義，P

參 考 文 獻

[1] 葉曉芬，蔡建庭.消化性潰瘍復發的原因及防治策略.國際消化病雜志，2008，28（2）：130-123.

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口政策 全面放開二胎 系統思維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4810（2015）31-0020-03

一 線性思維下的生育政策嚴重影響社會發展

1.線性思維與系統思維之辨

線性思維，是指一種直線的、單向的、單維的、缺乏變化的思維方式。其特點是在紛繁復雜的大千世界中，置時間空間、環境條件的變化于不顧，只用一因一果式的思維去做決斷①。與其相對應，系統思維強調相互聯系、復雜因果、開放、動態變化和創新的思維方式。其特點是關注聯系和變化著的因素，對時間、空間和環境的復雜性進行理性的判斷，從而做出決策。而社會發展作為一個復雜的過程，本質上具有復雜系統的開放與動態發展特征②。同時，人口過程是持續動態發展的過程，以線性思維去制定人口政策，無論對個人還是社會發展都是不科學和危險的。

因此，在面對生育政策這樣復雜卻又關乎民生的現實問題上，有必要遵循科學的方法和準則，將系統思維納入到放開二胎這一重要的現實問題中，以動態、多維和開放的視角去分析和解決當前面臨的人口問題，具有獨特的方法論和現實意義。

2.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弊端頗多

第一，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體現在“頭痛醫頭”的思維定式上。這種政策受“馬爾薩斯陷阱”的影響，認為人口增長會影響社會資源的供給、加大生存壓力和就業壓力等，而限制人口增長是政策之必需。這種簡單的一因一果式的線性思維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指導著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而在計劃生育政策上實行的“一票否決”制，變相地將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效果列為政府工作最重要的指標之一，這種強制性的“少生”政策由于一味追求出生率而顯得用力過猛，由此給生育家庭帶來的不幸不再贅述。

第二，又一種線性思維：認為只有計劃生育能夠降低生育率。這一種思維定式主要存在于計生界，這種思維定式忽略了社會經濟和社會觀念的變化對生育率的深層影響，而是簡單認為只有計劃生育才能導致生育率下降;計生管理工作力度的削弱會使社會生育率上升而不可能下降。正是由于上述誤區，20多年來中國生育率的統計研究陷入了一個怪圈，即將低生育率的調查結果加以質疑和否定，而簡單歸因于出生漏報;然后大幅調高生育率估計并據此強調人口增長形勢嚴峻，繼續嚴格實

行生育控制，此后的調查便再現極低生育率，如此循環往復，延續多年③。

第三，線性思維下的計劃生育政策后果嚴重。有學者認為，中國現在不是處在低生育的邊緣，而是已經進入低生育漩渦的中心。未來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已從2012 年拉開序幕，每年減少存量達200萬～300萬之多，成為經濟持續增長的硬約束。出生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調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善，目前仍然高達 115，長此以往必然影響人口生態安全，威脅社會的穩定和諧。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中國已經形成了低生育文化，“生得起養不起”已經成為年輕家庭的共同難題。2000年以來，中國已經掉入了低生育政策和低生育文化雙重約束下的“超低生育率陷阱”，總和生育率低于1.3，這是一個不妙訊號。長此以往，中國將面臨勞動力短缺、人口失衡問題等諸多挑戰④。

從養老的角度來講，國際上的學者幾乎普遍認為，日本經濟的衰退、歐洲經濟增長的低迷，是和其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高密切相關的。歐洲、韓國和日本等國家在企圖從“低生育陷阱”中解脫出來，目前中國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未來生育政策的選擇將變得十分關鍵⑤。此外，從家庭幸福的角度看，累計已經有1.8億政策性獨生子女家庭面臨的風險很大，抵御風險的能力很弱。我國失獨、傷獨的家庭越來越多，規模目前已經數以百萬計，可預見的將來將超過千萬，而獨生子女家庭空巢老人將達到數以千萬之眾，他們將面臨孤獨終老、老無所依、老難所養、老難善終等諸多挑戰⑥。

二 系統思維下二胎生育政策的走向

人口問題的動態性反映在，因為未來人口問題產生的根源在當下，人口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也是一個漸變的過程。當人口發生突變的時候，那就是“量變引發了質變”，這就是值得重視的“人口轉折”。因此，制定人口政策，尤其是生育政策，必須要根據幾十年后可能發生的變化進行科學的預估，從而結合當下制定最適合中國的生育政策。

1.學界對當下該采取怎樣的二胎政策存在很大爭議

第一種觀點是不能全面放開二胎。其理由是，全面放開二胎將累計多出生9700萬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將達到4995萬，生育率將達到4.5⑦。2014年7月10日，國家衛計委計劃生育指導司司長楊文莊在新聞會上也采納翟振武的數據，認為如果全面放開二孩，多生9000萬人對經濟社會的發展會造成很大影響。

第二種觀點提倡分階段放開二胎。原因是自2014年單獨放開二胎開始實施到現在才一年時間，不少家庭還在準備階段，估計2015年申請二胎人數會比2014年的數額增加。此種觀點主張按照年齡段逐步放開二胎生育，用五年左右的時間過渡到全面放開二胎生育⑧。

第三種觀點呼吁應立即全面放開二胎。其理由是“單獨二胎”實施后“遇冷”，“單獨二胎”已無法緩解中國面臨的人口危機，政府應加快全面開放二胎政策的推進。⑨

第四種觀點主張取消生育限制，實行自由生育。持該意見的人士認為，不僅政策限制生育的理由不復存在，而且需要大力鼓勵生育來應對新人口危機。有學者認為，中國人口的少子化趨勢由來已久，從2003～2013年，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徘徊在1500萬到1700萬之間，比1983～1993年的年平均水平萎縮了30%⑩。更令人擔憂的是，未來十年，中國22歲～30歲的女性數量將萎縮至目前的60%以下。即使生育率顯著提升，也難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急劇萎縮?。

2.二胎政策是對線性思維下人口危機的補救，應認清形勢，迅速放開二胎

以上幾種觀點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從系統思維的角度看，爭論中第一種觀點夸大了對放開二胎政策之后生育率回升的預期，并認為人口總和生育率1.7已達到預期，置人口世代更替率2.3于不顧;第二種觀點沒有意識到形勢的嚴峻性，各省份二胎申請者大大低于相關部門預期申請數，我們所要做的是審時度勢，及時放開二胎提高生育率，而不是在“遇冷”情況下原地踏步，因此當前低生育率的形勢已無“分階段、分年齡”的必要;而第四種觀點所提倡的生育自由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人們從長期以來的計劃生育政策中突然“解放”出來，不僅對于單個家庭來說人口質量和整個社會的人口安全得不到保障，其引起的全民心理動蕩將無法預測。

社會科學的研究，最基本原則的就是不能脫離社會事實。在二胎政策上，必須基于中國低生育率水平以及老齡化問題嚴峻的社會事實，主張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這是系統地結合人口、養老、經濟發展等問題下的必要措施。

第一，從人口發展的狀況來看，放開二胎政策是政策調整之必需。有數據顯示，如果2015年全面放開二胎，即全國城鄉統一放開“單獨二胎”，則每年多出生的人口將比現在增加100萬人左右，超過200萬人的可能性很小。中國總人口高峰將在2026～2029年出現，高峰總人口估計值的均值為14.01億人。而如果維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且生育水平保持基本穩定，則中國總人口高峰將在2023～2025年出現，高峰時期總人口估計值的均值為13.92億人。也就是說放開二胎政策可能不會顯著提高生育率，而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金融政策、公共政策的調整等帶來巨大好處。

第二，從養老角度來看，全面放開二胎能夠緩解當前和未來老齡化的壓力。人口老齡化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項嚴峻挑戰，而放開二胎政策有利于增加人口基數，改變現有人口格局，并且能夠增加20年后勞動就業人口，從而緩解未來20年中國老齡化的局面。

第三，從經濟發展角度看，經濟的增長是和生育率過低、老齡化程度高密切相關的，目前中國要避免掉入“低生育率陷阱”，就需要通過及時有效的社會政策調整，使得社會生育率保持在一個穩定和適宜的水平。

三 系統思維下生育政策制定需要考慮多維因素

1.人口政策的轉變需要更大的勇氣

現在的問題是由于歷史的慣性，相當一部分人的人口意識依然表現得過于陳舊和偏頗。目前的人口規劃與其說缺乏的是智慧，不如說是勇氣。如果規劃者忽視國內學界已經比較成熟的建言，將會因人口規劃的錯誤和滯后，給未來的社會發展帶來隱患。

2.計劃生育政策應與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障制度相結合

社會政策不是孤立的，而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生育政策與養老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緊密相關，如果只是一味追求人口在數量上的合理性，而不關注與之相配套的醫療服務、養老服務、就業服務的話，那現有低生育率的格局則很難得到改變。

有學者從家庭的角度出發，提出鼓勵生育背后需要配套的保障服務做支撐。為降低家庭內部的生育成本，保護年輕家庭的生育積極性，國家和政府要在懷孕生育、帶薪休假、優生指導、孩子入托、上學、醫療等諸多方面全面采取生育友好、孩子友好、家庭友好的社會公共政策，鼓勵結婚和生育，優化生育關懷、福利等公共服務保障體系，給家庭生育減負，給生育第二個孩子的家庭政治上地位、經濟上實惠，全面營造生育二孩的社會氛圍和政策環境?。

3.改變生育理念，從“人”的角度做決策

第一，放開二胎政策并不代表取消計劃生育。在中國，長期存在“計劃生育”被等同于“少生少育”的理解誤區。假如生育確實應該并且可以被“計劃”，那么這樣的“計劃”也應該是雙向的：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生育率過高時，這時的“計劃”應該是“節制生育”;而當一個國家或社會的生育率過低時，那么這時的“計劃”就應該是“鼓勵生育”了?。

第二，在關注人口數量的同時，應當關注生育質量，即“優生”政策應到位。生育政策的內容不僅包括人口數量，還應當涵蓋人口質量的內容。中國目前的“優生”政策主要有以下內容：有明顯血緣關系禁止結婚，遺傳咨詢，提倡適齡生育和產前診斷。由于中國整體醫學水平和民眾的醫療常識與西方國家還有很大差距，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平衡，優生工作在宣傳、普及和應用方面還將面臨很多困難。

第三，人口政策是對人的政策，不能僅以經濟理性去思考，而更應該將人文關懷更多考慮在內。針對線性思維下計劃生育政策對無數個家庭造成的創傷、對不斷增長的失獨家庭和空巢家庭帶來的困難，以及人口嚴重老齡化的難題，頂層設計者應該聽一聽民眾的反響和意見，或做出應有的彌補，或提供相應的服務，或改變現有政策，未來的政策調整也應如此。統計與精算是政策決定之必需，而是否注重人文關懷卻直接影響政策的實施效果。

注 釋

①唐鈞.從計生和延遲退休看社會政策切忌線性思維[N].中國經濟時報，2014.02.27

②陳勇.從復雜系統思維透視科學發展觀[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4）：17～18

③陳劍.應迅速放開二胎[J].中國經濟報告，2014（11）：52～55

④⑥穆光宗.“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人口政策選擇[J].人口與社會，2015（2）：3～9.

⑤喬曉春.從“單獨二孩”政策執行效果看未來生育政策的選擇[J].中國人口科學，2015（2）：26～33

⑦翟振武、張現苓、靳永愛.立即全面放開二胎政策的人口學后果分析[J].人口研究，2014（2）：3～17

⑧太平洋親子網.2015全面放開二胎最新消息[EB/OL].http：//.cn/qzbd/1282092. html

⑨東方早報.中國2年內全面放開二胎？[N].東方早報，2014.10.18

⑩梁建章、黃文政、李建新.人口危機挑戰中國 放開生育刻不容緩[J].決策與信息，2015（2）：10～61

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育率；影響因素；結構方程模型

1.緒論

人口學原理上，通常以時期總和生育率（TFR）為2.1的參考標準來判斷生育率與生育率更替水平的比較，更嚴謹的統計參照值則是婦女凈再生產率等于1。我國的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快速下降至1989年的2.24，在20世紀末已經完成了生育率的轉變，進入了低生育率水平的后生育轉變時期。對于我國人口生育率這一系列的轉變，眾多學者進行了各種研究，主要認為這一系列的轉變一方面與我國實行的計劃生育國策密切相關，另一方面也受到我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在此，本文選取湖南省作為研究對象，對其生育率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2.生育率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及指標選取

生育率的轉變是社會、經濟、文化、政策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本文將生育率的直接影響因素劃分為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兩大類來進行分析，構建生育率影響因素的理論模型如下圖所示：

上述方程組中，式（3.1）是結構方程，表達模型假設的外生潛在變量和內生潛在變量之間因果關系，表示內生潛在變量，表示外生潛在變量，表示內生潛在變量對其自身的效應系數矩陣，表示外生潛在變量對內生在潛在變量的效應系數矩陣，表示由誤差項構成的向量。式（3.2）和（3.3）是測量方程，分別規定內生潛在變量和內生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以及外生潛在變量和外生觀測變量之間的關系；、表示觀測變量與對潛在變量和對應的回歸系數也稱因子載荷矩陣；則表示觀測變量和對應的測量誤差。

3.1.2 數據說明

本文選取湖南省13個地級市和1個自治州作為研究對象，并通過2000年的數據計算得到經濟社會因素指標、人口學因素指標以及總和生育率，構建湖南省生育率影響因素的結構方程模型，通過模型擬合分析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對生育率所產生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

3.2 實證分析

3.2.1 結構方程模型的設定及擬合

將湖南省生育率受到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構方程模型路徑圖設立如下：

指標變量“2000年女性就業比（24）”和“2000年已婚育齡婦女比例（）”從其指標意義上來說存在一定程度的共變性，因此將這兩個指標變量的測量誤差變量設成有共變關系，即在圖中用彎曲的雙向箭頭將和連接起來。另外，由于“生育水平”是一個單指標潛在變量，即對應的只有一個指標，不能同時估計因子與指標的關系和指標的誤差方差。在此，結合本文理論模型含義，將潛在變量“生育水平”指向觀測變量“總和生育率（）”的載荷系數設定為1，“總和生育率（）”的測量誤差值設定為0，即圖形中“”項可以刪去。

3.2.2 結構方程模型結果的說明

1）參數估計結果

參數估計值表示的是潛在變量每變動一個單位，其觀測變量會相應地上升或下降多少個單位。根據上表，以0.05為顯著性的判斷標準，人口學因素中的觀測變量參數不顯著，可能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受到獲取資料的限制，一方面無法得到更有效的代表人口學因素的指標；另一方面是代表人口學因素的指標不夠全面。

2）因子得分權重估計結果

根據Amos軟件輸出結果，本文建立的結構方程模型的驗證性因子得分權重如下表所示：

結構方程模型中的因子得分權重值越大，則表示觀測變量對潛在變量的影響越大。從表中可以看出：（1）“經濟社會因素”在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負載較大，“人口學因素“在指標節育率”上負載較大。（2）“人口學因素”在表示人口因素指標上的負載相對較大，在表示“經濟社會因素”的指標“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負載也較大，說明經濟社會因素通過人口學因素對生育率產生的間接影響主要體現在這個指標上。（3）總體上來看，2000年湖南省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的所有外生觀測變量對當年生育水平影響大小排序為：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節育率>已婚育齡婦女比例>第二、三產業所占比重>女性就業比>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3）直接、間接及總效應

結構方程模型的輸出結果顯示了經濟社會因素和人口學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程度，其結果見下表：

根據上表顯示，經濟社會因素對于總和生育率產生的直接效應為-1.141，間接效應為0.468，即經濟社會因素每提高1個單位，總和生育率會下降0.673個單位；人口學因素對總和生育率的直接效應為0.632，即人口學因素每提高1個單位，總和生育率會上升0.632個單位。

4.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1）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已經結束但是具體調查數據還沒有進行公布，本文中選用的是2000年的數據資料，在時效性上存在一定欠缺。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資料來對本文得出的結論做出檢驗以及完善將是后續的研究工作之一。

（2）由于各市及自治州關于人口生育方面的數據資料并不全面，因此在選取反映人口學因素的變量時受到一定限制，從而導致在結構方程模型的擬合過程中人口學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不顯著。因此，獲取更為全面的統計資料，選取更恰當的變量以及將遺漏變量重新納入模型中進行擬合，還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參考文獻

[1]李競能.現代西方人口理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64-72.

[2]顧寶昌.論社會經濟發展和計劃生育在我國生育率下降中的作用[J].中國人口科學,1987(2):2-10.

[3]林富德.我國生育率轉變的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1987(1):15-21.

[4]王金營等.中國各地區婦女生育水平差異的社會經濟影響因素分析[J].南方人口,2005,20(2):

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4篇

Abstract:The impact of population control by many factors,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crisis on the population control poli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did not affect the basic factors such as, but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environment of the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is still worthy of our attention. In this paper, micro-economics and cultural qualities of the population's point of view, the context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work and changes that may occur are discussed and put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關鍵詞：金融危機 計劃生育 生育成本 文化素質 對策

Key words:Financial crisis; family planning; reproductive costs; and cultural quality; countermeasures.

作者簡介：王浩，1962年生，安徽省阜陽市委黨校講師。

【中圖分類號】C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7069（2009）-05-0115-02

去年開始的一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讓中國大多數勞動密集型企業遭受到了嚴重“創傷”，接踵而來的企業倒閉、裁員或放假，導致大量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失業或提前回家。在這次經濟危機中，全國五大農民工輸出地之一的安徽省阜陽市，有32.7萬的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還沒有找到工作，占外出務工總人數的14.5%。這一數據與全國1.3億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其中有2000萬失業返鄉的統計數據頗為相似。

農民工的大量失業，除了對中國經濟增長轉型構成障礙，給城鄉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加劇農村固有的人地矛盾，嚴重影響農民收入增長外，也會給目前的計劃生育工作帶來一些新的變化，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關注。對這個問題分析之前，先來看兩個統計表。

從表1中我們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較好，農民人均純收入較高的地區，人口增長速度較低。

從表2可以看出，潁上縣從1989年至2003年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都在逐步地下降。

表1、表2的統計結果說明，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社會生產率普遍提高，工資率上升，工作可以帶來更多收入，于是時間價值或時間的機會成本上升。時間價值上升時，父母感覺到若多要孩子，家庭收入損失太大，隨之而來的是自身生活水平難以提高。一是父母（特別是母親）寧愿在市場上獲取更多的收入，而不愿花費更多的時間照顧孩子。從西方微觀經濟學的觀點來看，父母在家庭中的生育決策，主要通過對孩子生產的成本――效用（收益）的分析、計算、比較，選擇的結果。

據測算2008年安徽省勞務輸出凈收入總額約為700億元，務工收入已占農民工工資性收入的60%以上。由于金融危機的發生使相當一部分農民工失去工作，家庭的經濟收入也會受到很大地影響。在加上受傳統生育文化的影響，使得年輕的夫妻（特別是女性）認為，通過前幾年地打拼積累了一些資金，現在生孩子撫養費用不用愁，家庭收入也不會受大的影響。象全國五大農民工輸出地之一阜陽市，2008年全市外出務工人員有225萬人，全年勞務總收入超過200億元，人均收入近萬元。如果一些農民工由于經濟不景氣失去工作或還沒有找到工作，生育率出現反彈的可能是非常大的。

據統計在全國1.32億外出務工人員中，初中文化程度的約占70%以上。中外人口發展的歷史表明，父母（特別是母親）的教育程度對生育率水平的影響作用是比較明顯的。父母受教育的程度愈高，生育率愈低；反之，父母教育程度愈低，生育率愈高。如果就父母受教育程度分別來觀察，父親的教育程度影響要小于母親的教育程度。如表3、表4所列。

從上表可以看出，每同一年齡組的婦女（20-24或25-29）生育的子女數，隨教育年限的延長而明顯地下降，說明婦女的教育程度對婦女的生育率的影響既直接又顯著。

表4 1981年我國不同文化程度的婦女生育情況

內容說明：一般生育率是指每千名育齡婦女（15-49）在一年中生育的活嬰數。平均孩次是按活嬰的出生順序為變量，以不同出生順序的活嬰為權數的加權算術平均數。

上表說明一般生育率和出生嬰兒的平均孩次兩個指標，都表明教育程度高的婦女都明顯低于教育程度低的婦女。

是什么原因使得教育程度對生育率有如此大影響呢？對于農民工來說，主要原因是受過較高教育的婦女，通過常年在外打工開闊了眼界，深切感受到文化素質高，技能掌握快，就業機會多，工資收入高。他們更關心下一代能否接受良好地教育，有一個更好地發展。所以他們愿意生得少些，養得好些，教育好些。其次，婦女所受教育愈多，她們掙錢的能力愈強，她們所支配的時間價值就愈大。除去撫養孩子的直接成本之外，因婦女時間價值增大，母親撫養孩子的機會成本將會有較大的增加，從而導致家庭對孩子的需求減少。最后，受過較高教育的婦女，受傳統的生育觀念影響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科學的避孕方法而做到節育。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由于我國的農民工文化素質普遍較低，生育的傳統觀念比較強，如果再加上失去工作，生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就隨之降低，出現偷生、逃生現象的可能性大大增強，必須引起我們高度重視。

面對以上新形勢下出現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新情況，全社會都要給與關注，采取相應的對策，穩定來之不易的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的良好局面。

一、地方政府要準確地收集本地農民工就業的信息，到農民工務工比較集中的地區，了解金融危機對本地外出務工人員就業的影響。同時在一些農民工出去比較多的地方，設置觀察點，時刻在關注著本地農民工的就業問題。

二、政府要在政策、金融、稅收等方面，有針對性地出臺一些措施，鼓勵幫助農民工回鄉自己創業。

三、給他們提供更多的職業技能培訓機會。培訓前要對返鄉農民工進行摸底，準確掌握各村待就業返鄉農民工情況。這種培訓既要進行適應工業企業的技術技能地培訓，也要進行種植、養殖、農副產品加工等發展現代農業方面的培訓。還要進行法律法規、衛生安全、社會經驗等方面的培訓。

四、凡政府投資的公共設施建設，都要盡可能地多吸納農民工去就業，對于已經返鄉的農民工，政府要采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鼓勵他們參加農村的基礎設施的建設。

五、舉辦農民工就業招聘會，為返鄉農民工就業搭建平臺。對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企業，要給于一定的優惠政策和經濟扶持。

六、對返鄉農民工進行一定的心理輔導，疏導不良情緒，使他們對未來充滿信心，積極應對目前的困難和挑戰。

參考文獻：

[1] 劉錚主編，人口理論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3

[2] 曾毅、李玲、顧寶昌、林毅夫主編，21世紀中國人口與經濟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8

[3] 李竟能編著，現代西方人口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9

[4] 劉家強主編，人口經濟學新論，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1

計劃生育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5篇

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延續，人口生育就成為必然。而作為組成社會的人口，生育行為又必須遵循社會秩序與規范，維系社會秩序的良好發展，這就是科學的生育決策所負有的使命。在我國人口生育已全面進入低生育趨勢的情況下，如何把握低生育的運行與發展同人口再生產的內在關系，充分預見持續低生育的社會后果，適時實施細分化生育決策，這在理論與實踐上都是值得關注的重大問題。

一、 我國人口持續的低生育水平

我國人口在政策因素條件下的低生育現象，是對歷史前期的高生育現象的制約與調節。由于高生育水平所帶來的人口增長后果，在一個歷史時期內難以得到遏制的情況下，堅持實施低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確的和完全必要的。據資料顯示，我國在大力開展計劃生育的1975年以前，總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ite, TFR）一般都在4―5的水平，最高的1963年，TFR高達619（見表1）。在我國強有力的計劃生育國策推進下，到2000年人口普查時，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至TFR=1.22的低生育水平，進入低生育水平的省市自治區的覆蓋面已高達97%（見表2），由此表明我國人口的生育水平已全面進入低生育時期。

所謂低生育，一般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水平而言。［2］①因為，處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人口，反映在人口真正（內在）自然增長率（Intrinsic Rate of Natural increase）上，其表現為負增長的人口；反映在代際關系上為新一代人口較上一代呈縮減型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計量描述方法有二：②一是用總和生育率（TFR），一般認為，在當前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口死亡水平條件下，TFR=21,即認為可實現人口生育更替水平。其具體含義為，平均一對夫婦一生中生育21個孩子，當這些孩子成長到再成為新一代父母時，在扣除他們在成長過程中的死亡因素后，其子女一代與父母一代的人數規模恰好相等，故稱可實現生育更替水平。另一可用凈再生產率（Net Reproduction Rate, NRR）進行描述。由于NRR是已經考慮了死亡因素的指標，所以，一般認為，當NRR=1時，即可認為所研究的人口可實現生育更替水平。其內在含義為，某一婦女群所生育的女兒人數，在她們存活到能夠真正接替其母親的生育職能時，其人數規模同母親一代完全相等，由此而可實現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所以，生育更替水平就成為研究與界定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生育水平高低屬性的基本標準。

從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獲悉，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22的水平，其值已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的基本標準，由此表明我國人口已全面進入低生育時期。人口的低生育現象，是相對于人口高生育水平而言，據此我們可以按總和生育率高低的不同，把我國的計劃生育發展歷程，劃分為前后兩個性質不同的時期，即前計生時期和后計生時期。在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水平下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時期，對此時期即可稱為后計生時期。后計生時期的此前時期，則稱為前計生時期。所以我們稱低生育現象是后計生時期的標志性特征，或者人口的低生育現象，標志著我國的計劃生育事業已進入一個嶄新的時期。這一劃分，還不僅僅是在時期稱謂上的差異，而更重要的意義，是在我們計生決策的指導思想、方法與措施上，更加體現不同時期的方針與特點，從而使我們的計生事業更加科學、有序地發展。很顯然，當我們的計生工作已進入后計生時期時，如果在計生的指導思想與實踐中，仍然沿襲前計生時期的做法，顯然是不合時宜的。關于這方面的問題本文在后面還將專門進行討論。

(二)我國進入低生育時期的時間認定

上面已述，低生育是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的生育，即表現在總和生育率上為TFR＜21以下，反映在凈再生產率上為NRR＜1以下的生育水平。出于資料采集上的方便，本文在計量分析上，采用TFR數據來進行闡述與說明。這里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低于21時究竟出現在哪一個年份？因為，這個年份既是觀察我國低生育水平延續的時間，又是確切界定后計生時期起始時間的基本依據。［3］

在人口生育統計上，最權威的統計資料是人口普查資料，而又由于人口普查資料的時間間隔較長，所獲取的資料只反映了普查年份的人口狀況，所以，對TFR＜ 21 出現的具體年份，尚不能直接得到反映，為此，我們采取依據人口普查資料，通過數理分析手段來獲取說明。

從1981―2005年間人口普查資料（包括抽樣調查資料）的TFR數據的變化趨勢看，表現為一個典型的下滑指數趨勢曲線（見圖1），由此這就為我們研究這一時期間不同年份的生育水平提供了理論前提。亦即我們可以把我國這一時期總和生育率的變化趨勢描述為下述指數模型：

TFR0+i=TFR0ert (1)

式中，TFR0+i為從基年到最終觀察年份的總和生育率；TFR0為研究所依據的基礎年份的總和生育率；r為從基年到最終觀察年份期間總和生育率的變化速度；t為從基年到最終觀察年份所經歷的時間，即年份。

上面已述，我們的研究目的，在于找出我國低生育水平出現的具體時間（年份），亦即總和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出現的具體時間（年份），由此以確切觀察迄今為止我國低生育水平運行的時間長度。

具體做法是對（1）式兩端取對數：

ln TFR0+i= ln TFR0+ rt （2）

為實現這一研究目的，首先需要找出低于生育更替水平的那個TFR值，由此其所出現的相應年份，也就可以確定了。為此，我們需要將TFR0中的腳標0改寫為z，即低生育水平可能出現在0+i期間任意一個年份，于是再將（2）式改寫為：

ln TFR0+i=lnTFRz+ rt (3)

為實現上述研究目的，我們將（3）式直接表達為：

lnTFRz= ln TFR0＋i- rt (4)

為了實現TFR即低生育水平具體值的計算，必須先計算式中總和生育率變化速度r。r的計算，可據（1）式并整理為：

r=ln TFR0+i-ln TFR0t(5)

t為從0―i所經歷的時間（年份）。

又從表1資料可見，我國低生育水平出現的時間，只可能在1989―2000年這一時期內發生，所以，我們只需計算這一時期TFR的變化速度就可以滿足我們的研究目的。現將（5）式具體描述為：

r=ln TFR2000-ln TFR1989t=ln122-ln 22911=-0057245

計算結果表明，在1989―2000年期間，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每年以平均572%的速度下降。據此我們即可依據（4)式計算出這一期間每一個年份的總和生育率值。當然，我們最關心的是TFR＜21出現的年份。

由（4）式：

lnTFRz= lnTFR0+i－ rt

于是，lnTFR1990= lnTFR2000－r×10 = ln122-(-005724)×10=07713

對其取反對數得：TFR1990=216

同理，可計算, TFR1991=204

因為，204＜210，所以，據此我們可以認為，我國低生育水平出現的年份為1991年。此后則繼續走低，直到2000年時總和生育率僅為122，較之生育更替水平TFR=210來說，低了088個總和生育率值。值得人們關注的是，在2000年以后，由于一些省市區對生育政策進行了一些微調，因此反映在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時，總和生育率較2000年時有所上升。依據這一變化趨勢，我們運用（1）式，即可以計算出2011年我國人口的總和生育率，即：

TFR2011=TFR2005ert

先計算2000―2005年間TFR的變化速度r：

r=ln TFR2005-ln TFR2000t=ln 133-ln 1225=001727

所以，TFR2011=133e00173×6=148

由此可知，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即便是按照2005年的發展趨勢繼續上升的話，到2011年的人口總和生育率也只為148，亦即繼續表現為低生育水平。由此我們可以得到，我國從1991年進入低生育時計算，到2011年時，我國人口進入低生育水平的時間已經運行了20年！

二、 持續低生育的嚴重后果――去慣性后生育僵化反應

由政策因素形成的人口低生育現象，與此始終相伴隨的另一人口現象――人口慣性現象。我國自1975年大力開展計劃生育以來，一方面，人口高增長勢頭得到迅速遏制，人口生育水平逐步下降，直到當前，如2005年總和生育率已經下降到遠遠低于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133的水平。另一方面，反映在人口自然增長率上，卻又表現為一直保持繼續增長的趨勢，③這種增長趨勢反映在人口總量上，即表現為緩慢增長趨勢。這種在生育控制決策下，人口總量表現為繼續增長的趨勢，即為人口慣性所使然，亦即只要在生育決策上有控制因素存在，人口慣性因素將始終相伴隨而存在。為此，對于持續低生育，人口慣性與去慣性后的人口生育特征問題，將是下面要進行開發討論的許多新的、深層次的人口現象與問題。

(一)低生育、人口慣性與去慣性

低生育在我國是人口控制決策的結果與表現。美國人口學家安斯雷?寇爾（Ansley J Coale）在1980年代初曾形象指出，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就像是在激流滾滾的江面上筑起了一道堤壩，［4］這道計劃生育堤壩使我國一直居高不下的生育水平得到了迅速遏制，計劃生育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可喜成就。直至1991年，我國人口總和生育率實現了低于生育更替水平（TFR=21）以下的低生育水平，從此我國人口進入了低生育的發展時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與計劃生育堤壩同時共生的另一人口現象――人口慣性也就應運而生了。所謂人口慣性，是指在生育控制條件下反映在人口總量上繼續呈增長趨勢的人口現象。人口慣性有如下基本特征：（1）人口慣性的產生是與生育控制決策的實施為前提的，并與生育控制決策實施過程的始終相伴隨，直至生育控制措施的取消才會相應自動消失。（2）在人口慣性發生作用過程中，反映在人口總量上即表現為呈繼續增長的趨勢。這是因為我國現行的生育決策為一對夫婦一般生育一個孩子。同時又由于我國育齡婦女人數規模大，自1981年以來，每年的出生人數一般都保持在1500―2000萬人左右，而每年的死亡人數為600―700萬人上下，因此，這就為我國雖然在生育控制條件下，人口總量繼續保持增長具備了基本條件。（3）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為一直保持走低的趨勢（如表1資料所示），這是我國實行生育控制決策取得巨大成效的表現。由此表明，人口慣性只對人口總量產生影響，而與生育水平沒有直接聯系。因為，生育水平的高低只與育齡婦女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大小，即人數規模具有密切聯系。同時我們已經知道，人口慣性與生育控制決策乃為兩個相伴而行的人口事件，且人口慣性依附于生育控制決策的起始與終結。而生育控制決策實施的目的與任務，就在于使過高的生育水平逐漸地降下來，因此，人口慣性對生育水平的影響也就不具有直接意義。

由于具體生育決策具有可變性，對于我國來說，我國現行所實施的是生育控制的決策，當我們為適應經濟、社會與人口發展的客觀特點而改變現行生育控制決策時，前面已經提及的與生育控制決策相伴隨的人口慣性，也就會隨之而相應消失。人口慣性隨生育控制決策的取消而消失的現象，本文稱之為去人口慣性現象。因為，對于一個實施生育控制決策的國家，在改變生育控制生育決策后，依附于生育控制條件而產生的人口慣性也就會相應消失，這個時期的生育特征，也就表現為去慣性特征。由于去慣性的前提是對原來的生育控制決策的取消，因此去慣性后的生育特征，相對于原來的低生育特征而進入一個生育復蘇期的生育特征。但當去慣性后我國人口生育是否為人們所想象或者所顧慮的那樣，馬上會進入一個生育膨脹期或新一輪生育熱潮？這是接下來要討論的亦為人們所關注的問題。

(二)去慣性后人口生育的僵化反應

去人口慣性的基本前提是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因為，人口慣性的產生是與生育控制決策的實施而出現的、且為與其始終相伴隨的人口現象。而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又是以持續的且為較長時期的低生育趨勢為其背景的。因此，在這樣一個人口背景下來討論放開現行生育決策問題，這立刻給人的第一反應乃至本能的反應是，我國又將出現新一輪生育熱潮。對此，我們的回答是完全否定的。因為，我國人口現實表明將不會出現新一輪生育熱潮，而是將產生去人口慣性后的生育的僵化反應。所謂生育僵化反應，是指在持續低生育形勢下，人口生育行為在短期內不為生育政策放開因素所驅動的生育停滯現象。出現生育僵化反應的基本原因是，我國人口在生育控制決策因素條件下，經歷了較長時期的低生育，因此，人們對生育數量的觀念已經逐步淡化，并且隨著經濟發展與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們在權衡生育數量與生活質量提高的選擇上更加理性。所以，新一輪生育熱的顧慮是不成立的。

1去慣性與人口生育僵化反應的時間特征。去人口慣性后，亦即在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后，我國人口生育趨勢走向的僵化反應具有明顯的時間特征。對時間特征的討論，首先應明確所涉及時間的起界點。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從1975年算起，已經經歷了35個年頭，亦即我們是在這一時間背景條件下來討論去慣性后人口生育趨勢的特征問題。去慣性后人口生育趨勢的基本特征是：去慣性的時間愈遲，人口生育僵化反應會愈嚴重；反之，去人口慣性愈及時，人口生育僵化反應就會愈輕。從我國計劃生育工作的實踐看，在我國的一些大城市，在前些年就已出現一些育齡人口不愿接受計劃內的生育指標，這一事實已經反映出在一些人群中已經出現了生育僵化反應的苗頭。試想，如果我們現行的低生育決策再繼續推行20年，到那時再來考慮放開我們現行的生育決策，那么我們就會從現在一些地區出現的人口生育僵化信號，預知那時的人口生育僵化現象可能出現的嚴重程度。因此，我們在人口生育決策上，能及時做出科學、合理和有序調整，以最大程度地避免人口生育僵化趨勢對我國人口健康、安全發展帶來的影響。

2去慣性與人口生育僵化反應的地域特征。由于我國地域遼闊，經濟與社會發展具有較大差異，反映在人口生育水平上也就具有相應差異，例如，就我國當前已經進入低生育水平而言，有的地區已經進入了極低的低生育水平，而有的地區則剛剛邁進低生育的門檻，所以，就低生育水平而言，在全國不同地區也有高低不同的明顯差異。因此，我們在討論去人口慣性問題，亦即放開現行生育決策時，就應當充分考慮人口所處的地域特征，這樣才能使我國計生工作的開展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地發展，不至于因未顧及地域特點而帶來的被動后果，以致出現為顧及一些地區的生育僵化反應，而導致另一些地區可能出現的生育反彈，干擾了整個計生工作健康、有序發展的大局。

3去慣性與人口生育僵化反應的人口素質特征。人口素質特征可以從多重角度進行描述，如受教育程度、思想品德、身體健康狀況等，而與本文研究最為密切的是人口的受教育狀況。一般來講，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反映在生育態度上是有明顯差異的。從我國歷次的人口普查資料已經表明，人口生育水平與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關系是：受教育程度愈高，生育水平愈低；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生育水平則愈高。其兩者之間的相關關系，表現為高度負相關關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差異，反映在生育僵化反應程度上也有著明顯的差異，亦即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應的程度即愈高；反之，受教育程度愈低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應程度則相對較低。由此可見，受教育程度高低同生育僵化反應則表現為呈正相關關系。這是因為，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反映在對生育數量選擇上，一般都選擇少生育，甚至有部分高學歷婦女選擇不生育。所以，當在去人口慣性后，反映在生育僵化反應程度上，受教育程度愈高的人群，其生育僵化反應程度則會愈高。具體來說，即便是放開現行生育控制決策，對于這部分人群來說，其結果也只能是一種淡化反映，而不會因放開現行生育政策而對生育局勢有所沖擊。由此可見，人口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對生育僵化反應有著明顯差異，這也為我們在考慮人口生育決策細分化問題時，提供了可供遵循的依據。

三、 生育發展趨勢決策的細分化思考

我國是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發展存在地區差異較大的國家。從1975年開始我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已經經歷了35個年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并已形成了持續的低生育特征。我國人口生育這一特點，也就提示我們，我國人口發展將如何繼續往前走，這就需要對我國的基本國策的具體內涵，再度進行思考與決策。這也是本文提出生育決策細分化研究的初衷和動因。

(一)人口多元化特征呼喚生育決策細分化

人口多元化特征，在客觀上要求生育決策由單一性向多元性轉化，特別是在后計生時期，這種轉化的思想基礎、經驗積累和管理能力都已具備和成熟，由此為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奠定了充分可行的基礎。細分化原本是市場營銷學中的一個概念，其基本含義是指以消費人群為對象，并根據消費人群的不同消費差異，將其劃分為不同類型的消費群體，即消費市場，由此來設計商品種類及門類的配置的營銷策略與方法，最終實現經營效益的最大化。本文把細分化概念引入生育決策研究，即以對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實施有差異的細分化生育決策，由此實現全面統籌人口發展目標的最優化。

由于人口具有多元化特征，因此，根據不同研究目的和使用不同標識，可以有不同的分類。依據生育決策細分化的要求，可以作以下一些基本分類。（1）按人口居住的地域標識分類，可以分為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兩類。（2）按人口所處的地域方位分類。（3）按人口所屬民族分類。根據人口普查的人口民族分類，我國共有56個民族，由此可分為56個不同民族的人口群體。（4）按人口的居住形態分類，一般可以分為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兩類。

由于人口具有按不同標識可以有不同分類的特征，因此在以人口為對象的生育決策上，充分考慮人口的多元特征，實行生育決策細分化，對于統籌人口的全面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生育發展趨勢細分化決策的基本設想

1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可分三種基本類型。 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目的，是在于根據人口群體的不同特征，實施相應的生育決策，由此而求得最優的實施效果。所以， 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的基本內涵應該是：有放、有控和繼續保持三種基本類型。

所謂放，是指根據人口發展對總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標要求（具體發展目標本文在后面有關部分將要作具體討論），而在具體實施地區的現實人口生育水平，低于目標水平者，即應考慮實行相應放開的生育決策，以便實現全國的均衡發展。

所謂控，即繼續實施必要的生育控制決策。具體是指根據人口發展對總和生育率水平的目標要求，若具體實施地區當前仍為較高生育水平時，即應繼續實施必要的生育控制決策。

所謂繼續保持，是指在那些具體實施生育決策細分化地區的人口生育水平，與人口發展目標要求的總和生育率水平基本相當的地區，即應考慮繼續保持按當前的生育水平發展，亦即實行既不放、也不控的方針發展，這也是保持全國總生育水平均衡發展的一種重要的生育決策與方式。

經過以上這樣“對號入座”的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對于確保人口生育的總體發展水平按照預期目標發展，理順人口生育與人口綜合發展的內在關系，增強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性，都具有積極的意義。

2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可分三步走。前面已述，人口在再生產過程中的最佳生育更替水平應該是：TFR=21，或為NRR=1（本文主要使用TFR=21進行論述）。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過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使人口發展中的生育水平，始終保持在生育更替水平的最佳狀態。鑒于我國在較長時期的持續低生育之后，已進入超低生育水平的情況下，要使當前的生育水平逐步恢復到生育更替水平的要求，還需要有一個時間過程，包括人們的心理適應過程。要實現這一過程的目標要求，為此，就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可將總和生育率恢復到15；第二步，將總和生育率恢復到18；第三步，將總和生育率恢復到生育更替水平21。

第一步，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目標，TFR=15。這一步為較為艱難的起步階段，其所面臨的客觀背景是，我國經歷了較長時間的低生育時期，在一定范圍內人們尚存在著較嚴重的生育僵化反應。所以，要從目前的總和生育率水平逐步恢復到15，就是我們所面臨的比較艱難的一步，特別是在那些當前的總和生育率僅在1以下，甚至離低于1尚為較遠的那些地區更是如此。

第二步，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目標，TFR=18。在經過第一步的艱難跋涉之后，已為第二步的決策實施奠定了基礎。進入這一階段的特點是，生育關系已基本理順，生育僵化反應已逐步淡化，人們的生育觀念更加趨于理性。為此，依照上述TFR=18的決策發展目標，再依據不同地區人口生育差異進行細分化的基礎上，對于高于發展目標者，即控；對于低于發展目標者，即放；對于相當于發展目標水平的地區，即實行繼續保持的原則，由此為下一步的決策實施奠定基礎。

第三步，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目標，TFR=21。這一步是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過程中把關的一步。經過前兩輪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人們在生育愿望和生育態度上已經到了起暖回春的階段，因此，在生育決策的掌控上很容易出現不上就下、同生育失控的風險相伴隨的現象，這是在生育決策把握上難度較大的一步，而這一步又是為保證實現人口生育更替水平，推進人口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一步。

(三)生育發展趨勢細分化決策的宏觀思考

生育發展水平的宏觀定位是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的前提和依據。亦即我們所討論的生育決策細分化，是指在以某一總和生育率水平為宏觀定位條件下的生育決策細分化，而且作為宏觀定位的總和生育率，又為在生育決策細分化實施過程中進行宏觀調控提供了可能與條件。

1生育水平的宏觀定位與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生育決策細分化就其性質而言，它系屬于技術層面的方法或手段，其具體實施必須是以對生育水平的宏觀定位為前提，亦即我們所說的生育決策細分化，一定是指在某一宏觀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決策細分化，離開生育水平宏觀定位這個前提，生育決策細分化就是一個不明確的概念。生育水平的宏觀定位，通常是用總和生育率（TFR）來表述的。因為，總和生育率是一個具有反映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人口發展水平的國情指標。同時還表明，總和生育率指標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應用與否，它又是反映一個國家人口學的研究水平與政府在人口管理領域執政理念的重要標志。

2行政建制要素與生育決策細分化。行政建制要素是生育決策實施的保證與條件。由于生育決策的細分化過程，需要依據不同地區的社會經濟差異，人口生育水平的不同特點，人口居住的不同形態，以及人口的不同民族區分等要素，就需要對所實施的生育決策進行細分。很顯然，上述這些細分后的生育決策的付諸實踐，行政建制要素就成為絕對重要的保證條件。根據我國行政建制的特點，生育決策細分化的實施，可按全國和省市自治區兩級進行。亦即從全國來說，可根據不同省市自治區的差異，分別實施有差異的細分化生育決策；對于省市自治區而言，可根據本省、本市和本自治區人口生育差異與特點，實施相應的細分化生育決策，由此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地發展。

3后計生時期：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前面已述，低生育決策，其本身只是也只能是某一歷史時期背景下的特定概念，因此，它在決策理念與實踐中也就不具有一般意義。在我國人口生育水平已經下降至TFR=12或TFR=13的情況下，如果再繼續提為堅持低生育的生育決策，這在人口再生產理論要求上和在對維系人口生育更替水平需要保持TFR=21的客觀要求來說，都是不合適的。因為TFR=12或13，就已經較遠地背離了TFR=21的人口生育更替水平的基本要求。所以，將現行人口生育決策的稱謂提為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這無論在人口發展實踐和在人口再生產過程中的理論要求來說，都是符合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基本國情的。所以，我們強調，我國的人口生育決策，應當是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應當把保持人口生育持續、健康發展理念，作為我國在改革開放后30年的經濟、社會與人口發展實踐中的基本目標與指導方略。

注釋：

① 具體的界定與表述，可參見鄔滄萍、穆光宗：《低生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95年第1期。

② 參見李永勝主編：《人口統計學》，成都，西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第217頁。

③ 如1981、1989、2000和2005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分別為14.55‰、15.11‰、5.46‰和5.89‰。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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