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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1篇

據國際咨詢機構研究，全球大企業用于大數據業務投資與市場開拓的投入逐年增長。大數據運用的核心是預測。用大數據技術“預測未來”，將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美國預測分析專家埃里克?西格爾在他的《大數據預測》一書中說，數據會如野火般蔓延，“爆炸式的數據增長、功能更加強大的計算機、更加廣泛深入的理解以及科學的發展”，將會推動預測技術的不斷發展，無論是企業還是政府機構，都要做出數以百萬計的運營決策來實施服務，而預測技術則能引領這些決策。

大數據“開啟重大時代轉型”，隨著人們對大數據改變生活、生存方式的認識理解逐漸深入，大數據產業被順理成章提升到政府決策層面。從經濟成長角度，麥肯錫公司對大數據概念的解釋，是最有誘惑力、影響也是最廣泛的。麥肯錫公司的報告稱，“數據，已經滲透到當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人們對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預示著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余浪潮的到來。”

可以肯定，在新興產業家族中，基于數據搜集與分析、以開發數字生產力為核心的生產方式是大勢所趨。大數據的運用目前還處于探索階段，但人類在互聯網、物聯網運用上的智慧，已經印證了基于信息共享機制的“地球村”預言，大數據正在推動人類的“數字化生存”。

其實數字世界早已深刻改變了現實生活，人們對生存或存在方式的選擇多了起來，吃喝玩樂、油鹽醬醋、工作交流都不再拘泥于傳統實現途徑。但顯然，這只是一個開始。“我們的生活以及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發生巨大改變，我們的知識結構和知識生產方式也在不斷被創新，這是拜“大數據”所賜。這些改變與創新中，所蘊藏的經濟潛能與商業價值，正在被人們挖掘、整合。

在大數據概念流行之前，曾有“數字地球”、“數字城市”的說法，不少地方也提出過“數字城市”建設構想和規劃。比如貴州在10年前就有“數字貴州”建設總體規劃，當時媒體稱之在“西部欠發達省區中具有先行示范作用”。目前看，“數字貴州”戰略大大提升了貴州信息化水平，這對貴州大數據戰略規劃非常重要。因為大數據戰略或產業構建，需要具備相當的信息化基礎。

數字經濟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2篇

一、知識經濟的時代意義

按照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核心的，建立在知識信息的生產、存儲、使用和消費之上的經濟。從我們所看到的不少資料表明：人們在強調知識經濟這一概念時，主要是區別于物質、資本在生產中起主導作用的物質經濟和資本經濟而言的。與依靠物資和資本等這樣一些生產要素投入的經濟增長相區別，現代經濟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其中的知識含量的增長。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的創造中其功效已遠遠高于人、財、物這些傳統的生產要素，成為所有創造價值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此知識經濟的提法可以說正是針對知識在現代社會價值創造中的基礎性作用而言的。但不能由此就認為知識經濟僅僅是區別于所謂的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其一，人類經濟時代的劃分有自然經濟、工業經濟，但沒有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的提法。其二，一個經濟時代的劃分重要的不是生產什么而是用什么生產，這里包含一個重大的區別，即一定社會的主導生產工具及由此形成的產業，這顯然不是物質經濟或資本經濟所能反映的。而知識經濟不但從知識在生產中的核心作用表明自身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主導經濟增長的知識性產業已經形成。對此美國經濟學家羅默提出，要求在計算經濟增長時，必須把知識列入生產要素函數中。因此oecd定義知識經濟即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是揭示了知識對現代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并準確地反映了知識經濟的現實。所以，我們從經濟時代的角度來認識知識經濟，才能切實地反映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歷史性變化和人類社會已進入一種嶄新的生產方式這一偉大現實。我們認為知識經濟是繼自然經濟、工業經濟在人類財富創造形式上的嶄新時代。我們稱之為知識經濟的，就必須使這種稱謂有相應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需要一個切入點，這個切入點顯然不是目前報刊上所反映出的一些旨在映證知識經濟的提法，而應是論證知識經濟何以可能的理論基礎，這才是問題的核心。

二、知識經濟對經濟學基礎理論的沖擊

知識經濟對經濟理論的沖擊首先是基礎理論。知識經濟的出現使經濟學的基礎理論必然要合理解釋和反映這種社會經濟生活的新本質，從而在更新的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基石上構建指導人類新的經濟實踐的經濟學。事實證明，經濟學的一些研究領域已經初步自覺或不自覺地反映著這種新經濟的沖擊。尤其突出的是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論、發展經濟學、市場營銷學及一些管理性經濟學科，這不斷地加大著部門經濟學科和經濟學基礎理論的分離。我們已經看到了知識經濟的現實，但我們用以解決問題的理論并非建立在這種現實基礎之上。這便是舊理論無所作為的必然。縱觀人類社會全部的經濟活動無外乎這樣兩個內容，其一是社會財富的創造問題，其二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這里我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第一個問題，形成這一問題的核心內容是一定社會的財富是什么？如何實現這種財富的增長？對這兩個問題的認識集中地形成了該社會的經濟學基礎理論即價值理論以及增長理論。我們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一定社會所追求的新的社會財富是什么，如何創造出來，不能不看到，新的社會財富的創造總是受制于當時社會的生產方式。從古代社會的錢物積累表現出的社會財富，及與之相應的注重農牧和戰爭掠奪的財富增長形式，到威廉·配第實質性地揭示出農業經濟條件下的社會財富創造中“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這里的勞動成果是直接地表現為社會所認可的社會財富。隨著自由資本主義萌芽的到來，重商主義堅定地認為商業貿易創造價值、增進社會財富。事實上商業貿易只是轉移現實的社會財富，并不能在根本上創造新的社會財富。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第一次真正深入到人類經濟的核心，揭示了生產創造價值這一人類社會財富增長的實質。在資本主義進入典型機器大工業化生產條件下，馬克思完善和發展了勞動價值學說（尤其是提出了揭示資本主義財富增殖的剩余價值學說）。這些理論集中說明的是在一定經濟時代里新的社會財富的形成是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聯系的。自然經濟時代，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人的勞動力，勞動也主要是人的體力勞動；工業經濟時期創造新社會財富（價值）的主要是先進的機械力，尤其是工業經濟的成熟期，以機器為主的機械力勞動成為社會財富基本的創造形式。新增加的社會財富完全是表現為滿足人們各種各樣生活需要的商品，商品價值的大小及其得到社會認可的多少都直接地決定于生產它們所使用的技術的先進性。這使工業經濟時代的勞動價值論典型地表現為價值的技術決定論。當人類進入后工業化社會的知識經濟時代，反映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創造的勞動價值理論在新的生產方式中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

首先，在現代化的企業生產中，人們認識到外在于勞動過程的知識性的管理也成為創造商品價值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學界也提出了管理是創造價值的第四個要素。而管理正是隨著人們對企業自身性質認識不斷深化所形成的知識和信息，管理人員正是運用這些知識和信息，服務于生產過程而現實地增加產品的價值。美國德爾福集團甚至提出企業知識管理，認為這是現代企業成功的關鍵。指出“雖然知識管理的首要目標不是技術，但是公司將發現，它們在知識經濟中如果離開了知識管理，就不可能具有競爭力。”（《參考消息》1998年4月26日）

其次，在市場自由競爭中企業所投入非生產性領域的大量廣告費、贊助費及各類社會投入，都不是用于直接生產領域，按勞動價值理論是不會創造價值的。現在恐怕沒有企業界的朋友會否認這方面投入的豐厚回報，在這些非生產性領域的投入極大地提高了處于自由競爭市場中企業的知名度和美譽度，這些知識和信息是如此深刻地影響著消費者的選擇，對商品無論在價值大小以及實現多少上都起著關鍵的作用。

第三，現在主要讓我們來看使工業經濟時代躍升到知識經濟時代的先導產業———信息產業。美國人不無自豪地指出信息產業已成為美國經濟最大的新的經濟增長源，約占近年美國經濟增長的40％。如果你對這個數字還缺乏敏感的認識，那么你對這組數字肯定會感興趣：一個發展才十幾年但已擁有資產2000億美元的微軟電腦公司和已經發展一百多年才擁有400億美元資產的通用汽車公司，后者曾是美國工業經濟時代的象征之一。微軟所要做的工作，并不是給你直接可以消費的面包、汽車或實實在在的鋼鐵。它提供給社會的只有處理信息的計算機和載滿了能滿足你對知識管理需要的各種軟件，這里幾乎沒有辦法用勞動價值理論來分析，最高級的知識在這里直接轉化為最大的價值，過時的知識在這里也一文不值。同樣的編程人員、同樣的工作強度，但可能所創造的價值相差懸殊。這里價值形成的唯一基礎是以其知識含量的高低來比較的。其他如生物技術、空間技術、光電子產業等等高新產業中，知識是與他們所能創造價值的大小、所能實現價值的多少直接地聯系在一起的。也許僅僅因為一個連字符的遺漏而使數十億美元化為烏有，也許僅僅因為一個新的配方而價值倍增。在這里已完全失去了工業經濟時代社會財富的生產和實現形式，知識經濟時代的社會財富已直接地與人類最寶貴的知識掛鉤，這不但突破著舊的社會財富觀，而且直接使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綜上所述，知識正自在地存在于當今源源不斷被創造出來的新的社會財富中，深刻地改變著經濟學的基本范疇的內涵及基本理論。正如我們分析的，一定經濟時代新創造的社會財富，總是最深刻地反映著一定經濟時代的社會生產的實質，并通過這個實質使一定時代的社會生產方式向更高級轉化。因此，我們可以說一切都是財富，一切都不是財富，對新增社會財富的考察必須和一定的生產方式相結合。如果說工業經濟時代商品的價值主要指一定技術條件下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價值的大小體現出在勞動時間多少上的競爭，那么知識時代的商品價值則主要是指在無差別人類勞動中所蘊含的知識和信息，價值的大小體現在勞動中對知識和信息的競爭。我們創造的新財富是未知的，但我們通過當前的勞動卻現實地改變著已經形成的社會財富的再分配。在這個循環上升的怪圈里，由于人們在現實消費需求中所消耗的社會財富總是有限的，因此大量的社會財富是以空的數字指標表明社會生產的創造能力，由于形成新的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是唯一的，因此對一定生產方式下新形成價值的那種核心要素的競爭便是社會經濟增長的實質。而這種核心要素的分割、占有和積累，也就是對新增的社會財富的分割、占有和積累。從這個意義上看，oecd定義的最后一句，不無道理。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與工業時代相適應建立起來的經濟學勞動價值理論亟待發展。只有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才能說明知識經濟是存在的，使知識經濟有合理的理論基礎，把我們看到的現實和我們用于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有機地統一起來。

三、知識經濟對社會財富創造形式的改變必然意味著傳統經濟學的增長理論、貨幣理論、周期理論及其他一些理論都必須重構

知識經濟正以其在現實中的迅猛發展向我們展示出現代經濟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和增長形式，使傳統經濟學理論所揭示的內涵式增長、外延式增長、規模經濟增長、投入產出等增長理論都表現出嚴重不足。

首先，知識在現代經濟中的基礎性作用已徹底改變了傳統人、財、物要素配置所帶來的增長。

其次，知識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它投入和參與生產的形式完全不同于傳統要素，并形成新興的主導產業。

再次，同傳統工業經濟的規模相比較，依賴知識創造效益的增長正表現出同一產業的分散組合和不同行業間的技術融合，很難從規模化的投入和產出上進行分析。

最后，知識在當今社會新財富創造中的獨特性和基礎性，使我們對形成社會財富增長的途徑并不能直接地從生產領域或某一產業中去尋求，增長的因素或動力也許是直接地存在于生產領域之外。知識經濟條件下，也許真正導致增長的投入在一些非生產領域而并非生產領域。只有我們把上述問題研究清楚，我們才能找到知識經濟條件下促進主導產業形成、推動經濟增長的有效作法。發展經濟學家羅斯托曾明確指出主導產業對一個時代的經濟起飛具有決定意義。曾因煤、鐵為主導產業相互推動而促成戰后經濟奇跡的日本在這一方面更有心得，日本工業調查會總經理志村幸雄撰文指出：“信息通訊產業可以說是21世紀最典型的主導產業。如果說20世紀基本上是發動機和電動機占主導地位的‘動力的世紀’，那么21世紀將是通信、廣播和電子計算機技術三位一體的‘信息的世紀’”。在這一問題上有的同志以產業升級很好地概括了在知識經濟時代我們面臨的機遇。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在這樣產業巨變的經濟時代，最能代表知識經濟特征的產業是主導產業但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這一產業在根本上只是為知識經濟時代的其他產業提供生產手段。而各國在此基礎上所可能形成的主導產業仍然是要和國際分工、本國經濟現實相結合。知識經濟向我們展現出不同于工業經濟增長的高速度和高效益，無疑有更深刻的增長方式在現實地發揮作用，這就使我們更要深入研究知識經濟增長理論，理解現代經濟增長的內涵和實質，在未來的發展中制定出更合理、更完善的增長政策和計劃。并由此出發考察知識經濟發展過程中金融、市場、人力、管理等等相關經濟因素在新的經濟狀態中的運動規律，從而全面自在地把握知識經濟的理論。

數字經濟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3篇

種好本行業“責任田”

特色就是優勢。與都市類報紙做“全都有”新聞相比，本行業相關報道就是行業報的特色，在各行業報上都以不同形式體現著獨特魅力，種好這塊“責任田”是行業報義不容辭的責任。盡管行業報在這方面依舊延續著過去的好方法、好作風，但創新的空間依然很大，隨著新形勢的發展、隨著讀者綜合素質的不斷提高，相關報道和專欄也應不斷推陳出新。

行業報的獨特之處還在于有本系統信息傳遞和知識傳播的任務。作為行業報，有責任傳播上級的聲音，即便是“”通知、“”文件，也同樣能起到“新聞紙”的作用，在行業報受眾范圍內的各級單位可以通過閱讀報紙貫徹精神、落實工作。這樣的讀者群是都市類報紙可望而不可即的，同樣是行業報的一大優勢。

行業報還可以以開設園地、板塊的形式傳播本行業知識，報道各地各單位的工作經驗，讓本系統干部尤其讓新近從事本行業工作的基層干部加深認識，掌握知識。

強化經濟報道

新形勢下，傳統經濟題材報道逐漸遇冷，并在一些媒體的版面上、時段里失去了昔日的“地位”和“權重”。究其原因，既有傳統經濟題材新聞自身不受公眾“待見”之因，更有媒體的社會責任缺失和媒體從業者的“厚此薄彼”之由。

中國夢的實現，離不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繁榮與富強，離不開經濟的進步。媒體尤其是行業報理應扛起服務經濟發展的重任，理應在輿論導向上積極引導社會公眾意識，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

要注意的是，作好經濟報道，應摒棄一些陋習：一是數字的堆砌，這是傳統經濟新聞報道常用的手法，美其名曰“讓數字說話”。筆者認為，讀者關心的數字要有，比如一些反映企業進步的數字、產品性能的數字等，但是對于一些技術參數一類的數字就大可不必再詳細羅列，這些數字普通讀者因看不懂，也就不關心。二是把文章寫成企業的工作計劃和工作總結，這是傳統經濟報道中的“重癥”之一，在現實生活中，廣大讀者很討厭長篇大論的工作計劃和成績總結，這樣報道新聞的方法，會削弱媒體在讀者中的聲譽。三是把報紙辦成了宣傳企業成績的“黑板報”，這也是傳統經濟新聞報道中的通病，少有亮點，平庸雜亂，沒有新聞時效性，更不具指導意義。四是把文章做成政府部門的統計報表，讓媒體充當政府部門的“秘書”或“記錄員”，反映經濟發展的新聞成了事無巨細的流水賬單。行業報要克服和力戒這些通病，做有價值的經濟新聞。

做強深度重稿

搶抓第一時間新聞、獨家新聞，曾成為報人的職業追求。但在新媒體迅猛發展的今天，網絡媒體、手機媒體及博客、播客等新媒體形態不斷出現，報紙要抓到第一時間新聞，就相當困難了。

但是，新媒體的過分求新求快，使閱讀成為一種碎片化閱讀、快閱讀、跳躍式閱讀、視覺化閱讀。一句話，當下新媒體閱讀的特征是淺閱讀。

相比較而言，紙質媒體的優勢在于可以詳盡地解讀新聞事件，滿足讀者了解新聞背后故事的欲求。因此，對于重大新聞事件“從網上得消息，在報上得解讀”已成為讀者的閱讀習慣。所以，報紙既沒辦法也沒必要去與新興媒體拼搶時效，而應在新聞的深度上做文章。

這就是說，對于傳統媒體包括行業報而言，不僅要做新聞事件的報道者，還要做新聞事件乃至社會現象的闡釋者，以專業素養、媒體責任，把事實厘清，把解讀作深，根本就不用擔心沒眼球沒賣點，更不用擔心沒市場了。

開創行業報的“讀圖時代”

筆者對“讀圖時代”的理解是，由于科技的發展和生活節奏的加快，現代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讀者希望通過欣賞精彩圖片來更迅速、更一目了然地知曉世界和了解周圍發生的事件。“讀圖時代”在推動社會提速的同時，也為我們帶來了快捷化、影像化、貼近化的“紅利”。

“讀圖時代”是展現新聞的一種形式，也為閱讀新聞提供了一種新的形式。行業報敢不敢用這種形式、想不想用這種形式，怎樣去用這種形式、怎么用好這種形式，過去都有很多探索，今后還需深入分析和研究。

都市類報紙在探索、創新“讀圖時代”之中有失敗教訓、有成功經驗，行業報可在借鑒基礎上研擬適宜于自己的“讀圖時代”，以便能做活新聞、做精新聞、做受眾喜聞樂見的新聞。

應重新定義“標題黨”

不能武斷地把“標題黨”定性為貶義詞。大凡做過文字編輯的人，都不能與“標題黨”脫離干系，新聞界都主張編精練的短稿子、起吸引公眾的好標題。那么，在我們所起的文章標題中，能保證百分之百都很準確嗎？能沒有一點夸大或偏離主題的成分嗎？如果有之，這不就有悖于我們批判“標題黨”的初衷了嗎？

有關“標題黨”產生于信息爆炸時代的說法，筆者不敢茍同。追憶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香港媒體，都有過類似“標題黨”的事實存在。當時社會動蕩，變故不斷，所以報紙的“號外”也頻繁出現。其時每個“號外”的版面大都以特大號字體的醒目標題沖擊受眾的眼球，而為了吸引讀者，有些標題與實際內容并不貼切，那么，這不就是“標題黨”嗎？

其實除了都市類報紙喜好“標題黨”，網絡媒體的“標題黨”現象更甚，他們就是要用一個抓眼球的標題“引誘”讀者，增強對他們的吸引力。

行業報不妨也在“標題黨”的問題上有揚棄，有探索，有提高。

打造行業報新媒體系統

現在很多報刊都開設了電子版，有了自己的網頁，有的基礎好一些的建立了自己的網站，開發了官方微博、微信、客戶端，發展新媒體，為報紙向數字化過渡先行了一步。報紙與新媒體的互補是明顯的，報紙與新興媒體的對接與融合，以及報網互動能使媒體的觸角有效向社會各個層面延伸。但是，不能簡單地把紙媒與新媒體技術嫁接，就以為融合大功告成。必須強化互聯網思維，進行雙向融合，用新媒體對行業報的新聞生產進行改造，反之行業報也必須對新媒體進行改造和創新，使行業報從新媒體的傳播方式、話語體系等規律中汲取養分，鞏固和壯大其話語權和影響力。

不論傳播形式如何改變，“內容為王”不會改變，讀者受眾對優質內容的需求不會改變。要以內容為中心，以新媒體思維改造提升傳統采編業務，加快形成“市場倒逼采編”的內容生產機制，進一步激發行業報優勢采編資源中蘊含的巨大潛力，實現傳統業務與新媒體內容共享、形式互通、形成合力。

數字經濟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4篇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 發展 、人類平等的金鑰匙。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把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 歷史 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體融合”，作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的內涵與外延非常的豐富，人們對媒體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潛在的經濟邏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作為歷史現象，媒體融合的發展也還未有終結。wWW.133229.CoM處在最活躍的經濟和技術領域，媒體融合的走勢受到宏觀政治、意識形態、產業政策、市場、技術、核心價值和社會大眾的多方影響。介于“媒體融合”是一個動態的學術熱點,本文試圖粗略地歸納出幾種比較突出的研究途徑和角度。特別是站在傳播政治經濟學的角度，本文旨在審視北美學者近幾年內對“媒體融合”現象的預測、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論分析框架。總體來說，北美學者對媒體融合的探討大致分三大重點：第一個重點考量媒體融合這一歷史現象的性質，并試圖解釋趨勢背后的主要推動力和阻力; 第二個重點通過實證研究方法，對媒體融合的具體狀況加以分析。對于新媒體政策與新融合經濟的解析是這個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個重點涉及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反映在大眾政治、公共文化、社會關系上的種種深刻影響。可以說，一方面，通過對當今全球資本主義格局的分析，北美傳播學，特別是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繚亂的技術未來主義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認識到在市場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響下，媒體融合已超越言論，成為了實實在在的、承載國際政治經濟角逐、影響國內社會權力結構的重要歷史趨勢，北美學者也因此給于媒體融合足夠的重視，對這個歷史進程在當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機構和權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機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體融合？

媒體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學學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專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體融合描繪成一股未來趨勢。這個概念泛指由數字技術所帶來多種媒介載體相互融合的技術演變。根據這個概念，在數字技術的影響下，信電、電話、電報、大眾傳媒之間原有的行業隔離與技術區別正在逐步消失。未來， 某一物理媒介—無論它是無線還是有線，無論是電波還是電纜—將能承載所有的語音、圖像、數據、以及視頻的傳遞； 同理， 原本只能由傳統媒體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廣播和電話，也將不再限于它們原來特定的載體 （jenkins, 2008: 10）。 3g手機、數字電視、網上廣播、還有眾多 網絡 互動媒體的出現都是媒體融合的具體例子; 這些技術的進一步推廣也對網絡帶寬和終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術要求。

總的來說，“媒體融合”是西方未來主義思潮的又一流行詞匯， 是繼“信息社會”、 “第三次浪潮”、“后 工業 社會”之后的又一熱點。在未來主義的詞匯中， “媒體融合”以技術演化為核心標尺，對技術帶來的社會經濟變化又持有實在化的觀點。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對新技術革命的主導思潮， 未來主義反映了政治經濟權力精英對人類社會發展未來前景的主觀愿望。 技術未來主義一大特點是把 科學 技術偶像化、自在化、絕對化， 但同時又回避國際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對科學技術的深刻影響與限定。無獨有偶，北美傳播學主流思想為未來主義的流行貢獻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預測數字化的內容下載功能將進一步推動媒體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認，技術演變是媒體融合現象的重要特點，“媒體融合”的口號也確是強有力的言辭。但是，作為一種學術理論框架， “媒體融合”有明顯的盲點。脫掉“科學技術”客觀性的偽裝，“媒體融合”實質上是帶有強烈價值傾向的規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為“革命式”的技術創新而加油歡呼；另一方面，社會輿論卻領會不到融合潮流實質上是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自我再造重組的有機組成部分。通過對新技術寓言式的描述，“媒體融合”潛在地為維護并重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核心優勢做了鋪墊 ，埋下了伏筆。

值得一提的是，盡管未來主義把“新科技”對歷史進程的影響放大到絕對主導的地位， 但是伴隨著國際資本和西方發達國家實實在在的推動，媒體融合已從主觀預測轉變為有自我實現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話語范疇的現實影響力。特別是美國1996年的電信改革，不僅取消了原來的行業隔離，不再禁止電信運營商進入有限電視和網絡服務行業，更是搶先全面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電信、廣電、 計算 機網絡在內的美國傳播行業，因而迫使英國和歐盟國家緊隨其后以期提升本國媒體資本在國際化的市場競爭中的實力。在自由化的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壟斷集團通過融合強占先機，以期制定規則，主導轉型（zhang, 2002: 38)。可以說通過迎合跨國壟斷集團資本擴張的本性，這一歷史性改革標志著新自由主義機制的興起，其深遠的影響力波及了整個國際傳播體系。

就在市場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動下，自九十年代以來，融合潮流變得相當明朗。盡管技術演變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術革命為理論框架的學者眼里，新技術就成了凌駕于政治經濟結構之上、自成體系的歷史推動力。當然，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繪了由 電子 技術帶來了媒體經濟和技術組織結構的重大變化。根據mueller, 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已流傳了近25年。自從互聯網和數字技術誕生以來，關于互聯網是否會最終促成媒體融合的討論就不絕于耳（mueller: 12）。在互聯網時代， 技術進步顯然已將媒體融合變成觸手可及的現實。但是，如果這個趨勢至今還沒有充分實現，是什么樣的非技術阻力導致的？哪些機構，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動或延緩這個趨勢？哪些地區國家,哪些社會團體，哪些權力集團將從媒體融合的大潮中獲利？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不斷演化的歷史進程，在世界各國的發展程度也大相徑庭,這些結構性、實質性的問題將引導學術界的討論。

當然，不同的學術流派對于這些問題的解答也不盡相同。首先是機構研究。機構研究以引導機構改革、促進融合為目的，著重分析和評估融合的具體政策和現狀。這類研究默認并接受了主導媒體融合的商業邏輯，其研究的目的也是為了完善并促進資本主義技術改革，推進在“新自由主義”引導下的全球信息體系的重組與再造。比如說，dong-hee shin (2006) 就韓國的發展狀況，認為目前媒體所有制結構，監管部門結構，以及媒體管理政策從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體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們的專著里(1996) 也指出媒體融合的實現不僅僅包含技術問題，還涉及到產業運作、商業文化、融資方式、基礎設施、產業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個國家的特定環境，站在經營策略的立場，這些論述著重討論“如何做”這一實際的操作性問題，為幫助實現跨國抑或本土資本在這一重大媒體產業變革中的取得戰略地位獻計獻策。

機構研究的“改良主義”的前提有意無意地提示我們：媒體融合決不是簡單的、必然的技術潮流，因為政府政策、經濟行為、意識形態、乃至資本主義的國際生產關系對媒體融合有決定性的意義。在這個理論架構下，“媒體融合”成為一個縮寫，泛指在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由一系列技術演化、產業重整、市場改革和相關政策組成的現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對于未來主義科學技術絕對化和自在化的邏輯，傳播政治經濟學學者更加贊同這種社會化、機構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機構研究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默認或回避的態度，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融合的理解有意識地跳出“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思維模式，并直截了當地解析全球資本主義系統與傳播信息體系之間日益復雜交錯的關系。在他的專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張把媒體融合的本質看作是國際資本擴張和重組的又一個歷史表現，并指出“媒體融合”這個概念使公眾錯誤的認為融合是不可逆轉的技術進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 現代 資本主義經濟下，“信息”作為一種資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場經濟活動中去了，成為創造剩余價值的商品，同時也是資本積累的平臺；在信息經濟的旗號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關心的是資本通過傳播信息平臺在全球范圍的積累，只要能增加利潤，這個體系中的主導者有意摧毀任何國家或地方干擾利潤實現的現有技術體系、制度、傳統和機構。從這個意義上，媒體融合說明資本邏輯滲透全球傳播體系的規模和深度的不斷擴張。有別于機構視角，批判政治經濟學往往突出國際資本活動所起到的隱形的,但實質上相當核心的主體導向作用，并且描述這個復雜歷史過程中所上演的種種矛盾、斗爭、控制，進而說明社會變革的根本性質和方向。

此外，由商業邏輯為主導的媒體融合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進的。那么發達國家與發展 中國 家對媒體融合的看法與做法一致嗎？新媒體的普及給于發展中國家“跨越”的機會嗎？當發展中國家加速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市場體系，國家政府與本土資本是否有能力有選擇地介入媒體融合，并從中獲得實質性的實力增長？當地的人民大眾能否從中贏得更多的權益？當日本韓國成為媒體融合的先導國家，跨國資本在這些亞洲國家中起到什么樣的作用？新媒體的出現會促進本土文化的發展？抑或是遏制它？隨著媒體信息產業變得越加重要，它與國際政治和區域經濟之間又有什么樣的緊密關聯？在數字化和網絡化的新媒體環境下，這一系列關于國際關系和跨文化傳播的“永恒”問題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說，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討過信息技術融合對亞洲區域經濟的影響；msimang (2001) 則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想改變相對落后的被動狀況，面向媒體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發達國家自由經濟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進一步指出數字媒體在國際上的擴張幫助重整國際資本所操縱的媒體霸權。總的來說，從比較與跨國視角出發，如果媒體融合是信息技術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體產業在國際上的演變能幫助我們理解重大的國際權力的動態結構嗎？

二、新媒體政策與融合經濟

毋庸置疑，媒體融合給行業監管帶來了巨大的挑戰。電信、廣電和信息產業原本是在相對獨立的監管制度下發展的。具體的說，在歐美地區，電信監管政策強調對基礎設施硬件的管理，但視內容為超出監管范疇的私人問題；出于保護文化多樣性和維護弱勢群體的話語權，廣電的監管則側重內容管理；同時，信息與網絡產業則是在相對無監管的環境下發展起來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對媒體融合，原來各自分立的行業監管不得不重新調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間的爭論與沖突不可避免。對于這些爭論的記載和分析有助于說明媒體融合的多重主體性與復雜的內在矛盾。

同時，從宏觀政治經濟的角度來看，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自八十年代以來的發展更是把關于融合政策的爭論設定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期：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主導下，為了迎合國際壟斷集團搶占國際市場的戰略，歐美電信、廣電、信息行業監管政策都紛紛鼓勵自由化的機制，推動最大限度地開放市場（schiller,2007)。同時，隨著發展中各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組織”，規范化的條約更加速了國家傳播產業本身以及以傳播產業為渠道而進行的與全球市場體系的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融合政策還能在“社會公正，公平競爭，和消費者利益”之間作出比較公允的平衡嗎（simpson, 1999)？就全球媒體經濟而言，劇烈的市場改革和產業重組將改變以往經濟實體之間的動態平衡嗎？

首先，在基礎設施這一層面，就存在許多關于發展趨勢的爭論。比如說，當電信與廣播電視產業日趨重疊，“融合式”的監管架構是否會削減原來受推崇的媒體多元文化的保護制度。(simpson,1999)？當電信運營商也開始提供媒體服務，怎樣才能保證其他服務供應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礎設施的運營商的惡意排擠(blackman, 1998)？由于兩種以上的技術都可以實現寬帶傳播，采用哪種技術來建設信息基礎設施也將對經濟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總而言之，在媒體變革的過程中，種種有關技術標準、市場準入條件、以及行業準則的監管政策都將影響未來媒體格局，因而至關重要。

其次，媒體融合還促使了許多新型終端和新型服務的出現；雖然傳統媒體并不會徹底消亡，但卻經歷巨變。重要的是，這些劇烈的變革鼓勵社會各界重新審視貌似永恒不變的媒體結構和媒體權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爭論和動蕩。以數字電視為例，承擔著公共服務功能的非盈利性媒體應當怎樣應對和適應數字化的挑戰？在以數字技術為載體，網絡為紐帶的，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下的多媒體環境里，什么樣的媒體監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護“公共利益”這一核心價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經濟的大環境里，數字電視的推動是由目前的壟斷 企業 領導？還是通過政策介入把市場準入條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見，即便在歐美資本主義經濟的大環境下，傳播信息體系不僅是資本利潤最大化的載體，還承擔著重要的社會公益責任。因此，有關媒體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業邏輯、權力結構和社會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訴求下被左右著前行的。到目前為止，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下，商業邏輯凌駕于媒體社會公益的責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體在社會效益中的貢獻。當然，由于媒體融合還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進程，最終的收益者將由歷史裁定。

就媒體經濟而言，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正在經歷劇烈的擴張，同時，其內部的市場格局也是動態的。在新自由主義和媒體融合的雙重導向下，傳播體系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經歷了結構性的調整。這一結構性的調整不局限于技術層面，而是涉及到資本主義媒體經濟內部的實力較量和重整。一方面，處于優勢地位的跨國壟斷集團試圖鞏固并進一步壯大其市場實力；另一方面，傳播信息體系在全世界范圍的調整也給新興的市場經濟主體帶來了機會。

具體的說，由于媒體融合的前提是網絡基礎設施和服務產品的重建和升級，這促使目前仍處于優勢地位的電信公司、傳統媒體、和硬件制造產業通過種種方式改變生產結構，切入新興市場，以適應變化，因而引發了產業結構、市場結構、部門結構的變化。目前，國際壟斷媒體公司已利用他們在資金、技術、人才和政治影響力上的種種優勢，通過擴張，兼并、重組等途徑，搶先把媒體融合納入公司發展策略中；換句話說，跨國媒體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導媒體融合的走向，媒體融合也改變了它們的商業運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與此同時，隨著市場需求的增長，國際生產鏈也經歷了重大的重組配制。電信、廣電與信息產業的廣泛融合甚至改變了這些細分產業內部的產業鏈結構，因此影響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國際資本的帶動和跨國產業的結構調整之外，國內的政治經濟原因，特別是不同部門、不同經濟實體乃至階層利益之間的博弈，都可能影響以媒體融合為其點的產業格局的發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說，在這場以媒體融合為形態的市場角逐中，鹿死誰手、誰是贏家是有關全球信息體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前瞻性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由資本主義商業邏輯主導的全球傳播體系并不是堅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資本主義體系的內在矛盾在新舊技術交替時期被放大，因此維護和鞏固資本邏輯對傳播體系的控制至關重要。首先，從純技術角度來說，現代技術給人類的交流傳播活動帶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技術不僅使“信息”從一種稀缺資源轉變一種過剩資源，融合媒體更是具備了互動的特點，因而讓普通使用者對信息流通過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權。但是，往往正是這些極有益的技術特點使得資本通過全球傳播體系實現利潤積累的過程受到沖擊。

以知識產權為例：由于數字技術改變了媒體制作、內容存儲、信息傳遞和信息流通種種階段的操作方式，知識產權原有的生效范疇和執行方式都受到了負面影響。一方面，網絡強大的共享與復制功能不僅激發了數以萬計的免費內容下載和內容轉載，甚至鼓勵了非盈利性的創作共享運動的風起云涌(murdock，2009)。作為反擊，大公司不僅嚴格化了知識產權規則，他們還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應的技術手段以期順利實現信息“商品化”的轉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權，收費網絡信息，使用者密碼輸入系統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當多媒體和互動媒體成為主流傳播方式時，現代技術已給予消費者避開商業廣告狂轟濫炸的能力，數以萬計的頻道更使傳統的廣告失去原有的效應。 新媒體與廣告、新媒體與知識產權之間的關系將如何發展直接涉及到商業媒體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總之，如何創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殺不符合資本積累的技術應用，如何打開并開發利用新興市場，如何創造新的需求不僅對于資本邏輯下的媒體行業本身有重要的意義，對于剖析現代資本經濟組織演化也有關鍵性意義.

三、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

由媒體融合引發的全球傳播體系的重整對資本主義市場體系本身有深刻的影響。除此之外，北美學者不約而同地關注新媒體與新聞事業、新媒體與大眾 政治 、新媒體與社會民主之間的互動關系。換句話說，這類討論往往跳出了產業機構視角，關注非 經濟 問題。如果傳統媒體的特點之一是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壟斷式的信息制造和傳播，媒體融合是否可以減少了消費者對壟斷媒體的依賴，鼓勵更為民主的、更具參與性的信息傳播方式？這一議題是關注媒體政治的學者們關心的核心問題。一方面，互聯網、數字手機、 網絡 播客不僅讓大眾接觸到數以萬計的信息來源，更賦予普通人曝光突發事件、引發大眾討論、制造新聞效果的主體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壟斷媒體集團為了迎合大眾需求也相繼推出網絡討論空間以期制造互動新聞的氣氛（thurman, 2008)。

早期學者對新媒體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義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認為在媒體產權日益集中的國際環境中，媒體融合能鼓勵民眾的媒體參與，進而推進言論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會公正。不可否認，pool的觀點有 科學 技術絕對性的傾向；潛在地，他把技術進步與民主化相提并論，把個人消費自由等同于社會群體之間的民主平等。但是這一極富價值取向的期望已成為了主流媒體研究的理論框架，同時也為西方科技未來主義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傳。相對來說，近期的新媒體研究則運用了內涵更為嚴格的“民主”概念，通過實證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動媒體、草根新聞的實在效果。從純技術的角度，新媒體跨越了傳統媒體中被動消費與主體性內容制造的鴻溝，但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社會各界、各個階層、各個民族享有新媒體的程度極度不平衡，保守的媒體權力結構也并沒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說，相對于技術絕對化和個體化的研究框架，傳播政治經濟學對媒體權力在資本邏輯下實現的分配關系提出了結構性的、批判性、本質性的認識，因而為了解媒體融合的社會影響提供了現實版的背景認知。

新媒體與大眾文化的互動也是一個重要領域。隨著壟斷媒體集團對大眾娛樂市場的不斷開發利用，消費者通過互動媒體為資本主義娛樂產業提供了大量新鮮的內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經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強調了消費者在新形成的媒體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動作用 (p. 8)。通過文化視角，關注互動式的多媒體，jenkins提出媒體融合不僅是被資本宏觀推動，而且帶動了自下而上的消費者的媒體參與。簡而言之，新型的媒體文化和消費者群落是這類研究的重點。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過社會交際網站；tarantino（2003）寫過消費者對數字電影的反哺；mizuko (2005)寫過手機短訊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機作用。可以說，全世界的媒體管理者、軟件設計者、系統工程師和 計算 機網絡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體文化的傳播和影響，更想了解大眾流行對新技術的接受方式和導向趨勢。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評價，這類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體消費者主體性的地位，并且強調了“文化”獨立于政治經濟的自在性和影響力，因而是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有益補充。但同時，不可否認，優先消費者視角，突出市場經濟范疇內個體或群體的“消費自由”的邏輯回避了資本最大化的商業邏輯以及階級這最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社會關系，這些盲點削弱了對市場經濟框架下的大眾文化的認識，也代表著向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某種妥協。

當新媒體社會學和新媒體文化學的研究從大眾“消費者”的視角出發，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則又回歸到媒體與資本主義體系的另一個重要交點，那就是媒體融合對勞動者、勞動關系和勞動狀況的影響。一方面，數字技術在各種機構中的滲透加深了資本主義體系對勞動者的監視、控制和操縱，在后福特主義生產模式下，當全球數字化與經濟全球化相融合， 媒體融合更促使國際產業鏈的擴張和調整，因而對世界各國的就業結構和勞動狀況也產生了深刻影響；另一方面，新技術也帶來了鼓勵勞動者主體性和承載集體維權活動的空間。這一對相互制衡的矛盾趨勢將怎樣影響數字勞動、創造性勞動和知識型勞動？面對媒體融合所帶來的媒體產業結構和管理方式的變化，廣義的媒體工人是怎樣應對的？在信息產業全球化，媒體行業的工會做出什么樣的戰略性的組織調整？可以說，關于廣義的“知識勞動”與“創造性勞動者”的研究是一個的新興領域。這個視角再次把媒體融合的現象設置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全球擴張和自我更新的時代背景之下。

四、 總結 與未來趨勢

在近些年的社會輿論中，媒體融合這個概念往往披著一層神秘的面紗。特別是在未來主義和自由經濟輿論的鼓吹下，媒體融合不僅代表讓人眼花繚亂的新技術，仿佛還預示著天賦人權和民主自由的人類理想，因而成為了象征實現社會進步、經濟 發展 、人類平等的金鑰匙。 但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概念，媒體融合不僅存在明顯的盲點，而且是帶有強烈規范傾向的框架。可以說，對媒體融合的分析，只有結合對當今國際、國內政治經濟的深刻理解時，才能有效擺脫“媒體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傾向。從傳媒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媒體融合的潮流，從本質上說，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通過傳媒信息技術手段進行自我更新、自我擴張的有機表現。就影響而言，媒體融合對全球格局、社會經濟和政治民生帶來的并非是理所當然的、線性的、純粹的、正面的影響。實質上，媒體融合技術雖然蘊涵了促進積極的 歷史 進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強大的主導下，這一歷史進程更多的是優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場體系中的占有領導地位的政治經濟實體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現行的政治經濟、社會結構、媒體權力等層層的保守格局。

通過本文的敘述和梳理，筆者認為北美關于媒體融合的研究以媒體融合現象作為起點，著重剖析現象背后更深層次的政經、機構、政策、發展、社會關系和權力結構的本質、動因以及影響。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設引導了北美學術研究對媒體融合的審視和反思：在資本主義商業邏輯的主導下，媒體融合將削弱跨國資本對傳播體系的霸權控制？給于發展 中國 家“跨越”的時機和空間？延續甚至加強傳統“公眾利益”的監管核心取向？推動公共服務媒體的發展？摧毀社會歧視，實現全社會化的平等信息服務？推動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繁榮嗎？總的來說，在全球傳播體系市場化、自由化和數字化的大背景下，媒體融合不僅是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通過傳播信息產業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組的具體手段，同時也給發展策略、行業監管、資本積累、勞動關系、社會民主和大眾文化帶來了種種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響，歷史的延續性和革新性是媒體融合的雙重特點。

顯而易見，目前媒體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歐洲以及日本韓國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為對象的。這個研究范疇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體融合不平衡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隨著印度、巴西、中國和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不斷融入全球市場經濟體系，他們在媒體融合潮流中的發展進程將成為學術研究的一個可能的未來趨勢。中國政府就已將三網融合作為實現內需帶動，促進應用，重點突破，在未來的技術發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經濟戰略。筆者認為，對于未來的研究，媒體融合將繼續成為一個載體，幫助學者認識資本邏輯在全世界范圍的擴張和變形。具體的說，在發展中國家里，媒體融合在國際資本與本地政治和國家發展需求的多重影響下會產生怎樣的特有的可能性？作為市場國際化的重要載體，媒體融合的趨勢會為本地資本的壯大創造什么樣的環境？會給國家信息化格局帶來什么樣影響？是否有助于形成電信運營商與上下游產業互動共贏的產業鏈？政府與市場主體在媒體融合中將分別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陷入困境的境況下，作為最為活躍的經濟區域，這些國家會在媒體融合上會有什么具體的舉動和作為？媒體融合又會在當地的政治改革和社會轉型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這一系列的問題對于關心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新型 工業 化和市場化國家的走勢、轉型中的媒體以及廣義的發展問題的學者都是很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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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經濟的認識和理解范文第5篇

    一、培養統計思維,提高學習興趣

    由于統計學與數學的密切聯系,往往在沒學統計之前,學生已經用自己的思維定式認為統計學是一門與數字打交道的課程,既枯燥又抽象。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對于經濟、管理專業這樣文理兼收的學生來說,首先是“怕”字當頭,從而提不起學習的興趣,學起來自然吃力。因此,培養統計思維,提高學習興趣是學好、用好統計學的首要條件。

    1、消除怕字,拉近與統計學的距離。要打破學生所認為的統計學即是一門數學課的思維定式,在緒論中把數學與統計學的聯系與區別講清楚是非常有必要的。尤其是兩者的區別:數學研究的是抽象的數量規律,而統計學研究的是實際現象的數量規律;數學家可以坐在屋里研究數字規律。而統計工作者則必須深入實際收集數據,并與具體的問題相結合,通過大量的歸納才能得出結論。比如,經濟、管理專業都關心的市場,要想了解市場,必須進行市場調查,對市場調查取得的數據進行整理、分析,認識市場,從而做出正確的判斷與決策。教師還可以在講完緒論后,讓學生自由發言:找找生活中或你理解的統計,既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又可以拉近學生與統計學的距離,消除學生怕學統計學的心理。

    2、培養統計思維,強調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統計學是一門通過現象的數量方面認識現象本質的學科,要與數字、計算打交道,學生覺得枯燥和乏味是難免的。在教學的全過程中傳輸定性分析與定量分析相結合的統計理念,不但有利于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也為學生在以后的學習和工作中正確使用統計工具打下了很好的基礎。統計對事物的認識,不是憑主觀臆斷,不是想當然,而是建立在對事物所表現出來的數量進行觀察和分析,重視數量的研究,運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以增強認識事物的客觀性和科學性,使決策的正確性大大提高。反之,統計數據來自于實踐,因此在定量分析的同時不能脫離定性分析,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滲透這些理念,學生學到的不僅僅是如何去做對某一道題,而是學會了如何思考、如何正確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

    3、激發學習興趣,考慮統計學的應用背景。對于經濟管理類專業來說,開設統計學課程的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掌握一種正確地認識社會經濟現象的數量規律的理論、方法,解決的是經濟、管理方面的問題。因此,要求教師明確培養目標,結合學生的專業及應用背景組織教學,要時刻關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實際問題、熱點問題,善于使用統計方法分析這些問題。對于概念公式的掌握,強調理解和應用,有的放矢,學以致用,從而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提高學生專業的適應性和應用性。

    二、改進教學方法,合理采用先進教學手段

    在傳統的教與學中,基本形成了教師講,學生聽的“填鴨式”的模式,導致了學生的被動學習習慣:習慣于死記概念,硬套公式,學生掌握的知識只局限于應付考試,并沒有真正理解消化,加之所學的課程之間缺乏銜接,往往在實際問題面前茫然不知所措。因此,統計教學的改革應立足于培養創新能力和實踐能力。高校經濟、管理類專業的統計學教學應考慮其專業特點,把握社會經濟動態及實際應用組織教學內容,改進教學方法,合理采用先進的教學手段,與時俱進,緊跟時代脈搏,培養具備一定統計理論知識、技能,能在社會發展變化中活學活用、不斷創新的高素質人才。

    1、注重教與學的交流,拓展學生的知識面和思維空間。在教學過程中,要注重教與學的交流,將嚴肅的“講授式”與生動活潑的“啟發式”、“討論式”、“參與式”教學方法結合使用。教師講授基本知識時,要強調在學生充分理解的基礎上,啟發學生積極思考,多問幾個為什么,引導學生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結合自己的專業去思考,發表獨特的見解,展開討論,教師進行指導并解疑。教學相長,教師要及時了解、把握學生的學習狀態,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促進教學中的信息交流與溝通,開闊學生的思維空間。此外,統計學作為經濟管理類的專業基礎課,教學中還要考慮到整個學科知識鏈的銜接,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注意與基礎課、專業課的滲透與過渡,對于有重復內容的課程,各科教師之間要一起討論,對重復的內容整體協調,強調知識的整體優化,使整個知識鏈節奏明快,節省時間,學生了解了學科之間的交叉與過渡,才能將所學到的知識融會貫通,增強專業綜合能力。

    2、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提高學生實踐應用能力。統計學是一門應用學科,培養學生的統計技能、實踐能力是統計教育的目的,統計工作是一項群體活動,組織工作復雜,學生的組織能力將在日后工作中接受考驗。但因在高校教學計劃調整中整體課時縮減,統計學課時也一減再減,課時少,學生多,組織難成為在教學中鍛煉學生組織能力、實踐能力的障礙。教師面對客觀現實,靈活改進教學方式、方法,就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統計教學中通過采用案例教學及加強實踐教學培養學生的能力,已經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并在教學工作中逐步落實。實施案例教學,是對實踐活動的真實模擬,可以營造實踐的條件和環境。案例的搜集最好選擇統計在經濟管理中的應用實例,每個統計應用實例都應簡要地描述公司背景及該統計方法應用的情況,真實的案例可以幫助學生直觀地將所學知識與經濟現象聯系起來。針對課時少、學生多的問題,可以充分利用課余時間及認識實習環節,發動學生,積極參與:教師可以將案例及有關資料事先發給學生,學生自組團隊,利用課余時間針對案例提出的問題進行思考、討論,分析,教師上課時,安排每一個團隊派一個代表在固定時間內講述自己團隊的分析過程及結果,團隊成員可以做補充發言,教師做最后總結分析,同時針對各團隊的發言情況,結合團隊成員的參與程度,給每一位同學打出平時成績。在教學中適當地采用這種方法,不但可以使學生對案例有一個熟悉消化的過程,節省了課堂上的時間,大大豐富了學生的信息量,還鍛煉了學生的組織能力,增強了團隊精神,使其創造力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發揮,使素質教育不再成為空談。此外,教師還可以利用各專業知識實習的環節,進行一次統計實踐活動,讓學生體會用統計方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為學習專業知識做鋪墊,也為在以后的工作實踐中正確使用統計方法打下扎實的基礎。

    3、注重現代先進技術的合理使用,提高學生的數據處理能力。科技的發展為統計學的教學和應用帶來了快捷和方便,主要體現在采用多媒體教學手段和統計軟件的應用,在統計教學中引入多媒體教學,可以使抽象的概念、公式、枯燥的數字變得直觀生動,可以在課堂上使用統計軟件處理數據資料,可以展示復雜的圖表,將圖表的制作過程演示給學生,加深了學生的感官認識,也節省了板書時間;采用多媒體教學手段,通過使用文字、圖表、色彩、聲音、動畫等形式傳輸教學內容,不但可以創造輕松活潑的課堂氣氛,還提高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積極性。但是,在教學實踐中,多媒體的使用要考慮到其合理性:若課件制作得太花哨,可能會誤導學生的注意力,過于關注圖像的豐富多彩;而課件制作得文字太多,過于呆板,則又成了變相的“填鴨式”,學生只顧記筆記,缺乏思考理解。因此,教師制作多媒體課件時要注意把握尺度,根據教學內容結合學生的實際情況,充分利用每一節課的時間,合理編排講課內容,做到嚴肅活潑、有主有次,形成交流互動,才能取得好的教學效果。

    統計軟件有許多,如Excel、SAS、SPSS等,并已經在實踐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因此在統計學教學中要注重學生對數據處理能力的培養,掌握統計軟件,使數據處理變得快速簡單,提高了工作質量和效率。對于非統計專業的學生來說,掌握Excel統計軟件是最基本的要求,結合案例教學學會用Excel創建表格,制作圖表,可以學習到解決現實問題的有效方法。同時,通過學生上機環節的練習,提高學生處理數據的能力。

    三、追求教學的藝術性,提高教師的素質和修養

    統計學課程要取得好的教學效果,教師起著主導作用。統計學是經濟管理類的專業基礎課,面對經濟管理專業的專業特點,需要統計學教師不斷拓展和豐富自己的知識結構,既要精通統計學的原理和方法,又要具備經濟管理學知識,注重理論水平提高的同時,也要關注實踐,投身實踐;關注國內外統計學學術動態,將新的知識及時地融入到教學當中,與時俱進,在教學內容和方法上不斷創新。“學博者為師”,教師高深的學術造詣、敏捷的思維方式、廣博的知識面、勤于學習、敢于創新的精神直接影響著學生思考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對學生的創造能力也有著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