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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需求偏好相似理論;世界市場需求
一、傳統貿易理論的局限性
從國際貿易理論的發展看,最早解釋國際貿易產生原因的理論是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理論。亞當?斯密從絕對優勢角度入手,認為分工能提高效率,是國際貿易產生的根本原因。隨后,李嘉圖在亞當?斯密絕對優勢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相對優勢理論即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遵從“兩優取重,兩劣取輕”的原則,并認為一國的比較優勢取決于勞動生產率的差異。綜上,傳統的貿易理論是從供給的角度出發,假設消費者偏好不變的情況下分析國際貿易產生的原因及發展的方向。然而,他們忽視了消費者偏好不變這一假設在實際生活中說服力并不大,真實的情況是需求偏好具有相似性和多樣性。因此,隨著國際貿易總體趨勢的改變,撇開需求談國際貿易有一定的偏差。
二、以需求為導向的貿易理論――需求偏好相似理論
瑞典經濟學家林德1961年發表的《論貿易和轉變》,從傳統比較優勢貿易理論存在的局限性出發,提出了需求偏好相似理論,第一次從需求方面尋找國際貿易的原因。林德認為貿易的種類、范圍、流量是由各國的需求因素決定的。人均收入水平是決定購買力水平和購買商品結構的重要因素,國家之間人均收入水平差別越大,社會需求結構差別就越大,國家之間的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差別也就越大。人均收入水平高的國家,對產品和服務的質量需求也高。
三、世界市場上對高新技術產品的需求日益擴大
世界經濟形勢正發生著深刻而復雜的變化:舊的經濟格局難以持續,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呼聲越來越大;世界經濟治理機制艱難變革;科學技術發展孕育新的產業突破,資源環境壓力化為強大的科技創新動力;新興市場國家整體實力上升等。面對各種大變革,大趨勢,世界市場需求結構必然會隨之發生相應變化,如以生物工程、信息技術為先導的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以新材料、新能源、環保技術為依托的綠色產業蓬勃發展等。這些變化在國際貿易上則表現為高新技術產品及節能換環保產品交易量明顯增加。
四、基于需求偏好相似理論的進一步探討
(1)從經濟發展角度考慮。根據需求偏好理論的觀點,人均收入水平會隨著經濟發展而不斷提高,導致消費者需求結構越來越復雜。換句話說,就是收入水平越高,消費者對消費品就越挑剔。由于精細的產品是以高新技術為依托的,因而當國內生產水平不能滿足挑剔的消費者時,從技術水平更高的國家進口產品就成為必然趨勢。(2)從對外貿易關系角度考慮。需求偏好理論認為,隨著收入的增加,人們對產品附加值的要求會提高,而依靠初級產品出口的國家由于國際市場需求的下降,導致本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會逐漸下降。回顧20世紀80年代是“日本貨”的天下,90年代是“美國貨”占主導地位,根本原因還是在于兩國企業先后占據了世界產業的領先地位,從而先后占有了國際市場的優勢。如果能創造“中國貨”的時代,毫無疑問,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力將會大大提升。
五、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導向發展我國對外貿易
進出口貿易作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對我國國民經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從需求的角度入手分析當今國際貿易,不但能夠很充分的解釋現代國際貿易中出現的種種新現象,而且從需求入手解釋國際貿易的各種理論,是建立在更符合現實狀況的假設基礎之上的,具有更強的說服力和理論意義。因此,我國對外貿易在考慮供給因素的同時,應該兼顧需求因素的重要性,重視需求在國際貿易中所起的作用。(1)面對高新技術產業在國際貿易中比例加重這一重要變化,一方面,我國企業應努力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實現產品的升級換代,發展高附加值、高技術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以及機電產品,提高品牌知名度,以技術密集型產業為出口導向,逐步走向產業鏈的中高端位置,從而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競爭中的地位;另一方面,應發揮政府在高級生產要素和技術培育中的引導作用,在政策上給予一定的扶持,完善制度保障,實現產業競爭力的提升。(2)隨著改善生態環境的呼聲日益高漲,我國企業應該清醒的意識到世界市場對低開采、低耗能、低污染、低排放、高產出產品的需求必然上升。我國應逐步退出高消耗、高排放、低產出的夕陽產業,著力發展新能源產業、環保產業以及各類降低能耗和排放的新興產業,以保證在國際貿易中占領行業優勢。
參 考 文 獻
[1]趙春明.國際貿易學[M].北京:石油工業出版社,2003
關鍵詞:出口貿易 國際局勢 新探索
一、貿易與經濟環境的關系
人類對環境與國際貿易之間關系的認識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最初,環境問題被認為是一國國內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環境問題關注的焦點逐漸從國內問題轉變為全球問題。熱帶雨林的減少、臭氧層的消耗越來越引起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
造成環境退化的原因有許多。從社會層面看,人口的快速增長加速了自然資源的消耗,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對環境的破壞;從經濟層面看,環境退化的根本原因是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是由于市場不能正確地為環境資產定價,進而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使用,造成環境惡化;所以在存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貿易和環境會發生相互影響。
(一)貿易對經濟環境的影響
1.結構效應。結構效應產生于貿易活動所導致的全球范圍內的專業化分工。即開展貿易活動之后,原來自給自足的國家能專門生產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并出口,同時進口產品。專業化分工和生產提高了生產活動的效率和規模,提高了各國的消費水平。2.規模效應。規模效應主要反映經濟活動的規模變化,通常被認為具有加劇環境惡化的作用。在生產活動污染系數一定和產業結構布局一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在促進經濟活動規模擴大的同時,也增加了對環境的污染。因此,貿易的發展對環境影響的規模效應是負的,即對環境是有害的。
(二)環境對貿易的影響
首先,各國制定的環境法規和國際環境公約在一定程度上給國際貿易帶來影響,如產品的環境技術標準對產品的生產、工藝、材料、品質和成分的含量都提出了更高要求,這就使企業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競爭力下降,客觀上起到了限制貿易的作用。但同時,嚴格的環境措施也可能給貿易帶來新的市場機遇。其次,各國政府實施的綠色補貼影響著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二、中國出口貿易增長與經濟環境保護之間的沖突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出口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不僅出口數量大,而且增速驚人,這種高速增長拉動了相關產業特別是高污染、高耗能產業的發展。由此可見,我國出口總量的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犧牲我國環境質量為代價的。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出口結構對環境的影響。中國現行的貿易出口結構存在著諸多不合理因素,給我國的環境造成許多負面影響。
首先,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我國出口商品中工業制成品比重遠遠高于初級產品的比重,本文所說的環境成本是指生產和制造工業產品過程中產生和排放的廢水、廢氣和固體廢棄物,這些都成為出口這類產品的環境成本和環境負擔。
其次,從出口企業結構來看,2009年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918億美元,外資企業出口額在我國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是55.9%,外資企業對中國外貿的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必須承認,由于我國與發達國家環境標準不一致,使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發達國家污染企業新廠址的所在地。據統計,進入我國的外資企業將25%的資金投向了污染型產業,如近來社會反響極大的大連PX項目的投資。
(二)出口貿易方式對環境的影響。在我國出口貿易方式中,加工貿易方式在所有貿易方式中所占的比例最高,由于在加工貿易方式下,進口的中間產品在國內加工成最終產品然后再出口,生產過程中的污染排放加劇了環境污染的程度。同時一些洋垃圾也打著中間產品的旗號進入到我國,這些都加劇了對我國生態環境的危害。
三、促進中國出口貿易對策建議
(一)加強環保的國際合作,提升整體環保水平。從全球來看,發展國際貿易和保護環境之間的沖突越來越多,各國的環境貿易措施不斷升級,由此引起的貿易糾紛和摩擦也日益增多。所以,要了解和研究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貿易與環境問題上的分歧,就必須加強與聯合國環境署及其他國際環境組織的交流與合作,以積極的態度參與各種關于貿易與環境問題的雙邊和多邊談判。
(二)加強保護國內環境,鼓勵發展環保產品。在積極遵守國際上合理的環境保護措施的同時,我們也要進一步保護我國的自然環境、資源及人民、動植物的安全與健康,保護我國的生態安全和生物多樣性。為此,需要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借鑒發達國家的經驗,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進一步完善我國的環境貿易措施體系,合理規劃我國的環境發展。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國際經濟 沖突問題
一、經濟全球化之下的國際經濟問題現狀
經濟全球化的提出時間是20世紀80年代,而其發展的黃金時期是90年代。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1997年5月給出的結論可知,經濟全球化的含義是商品、服務和資本等在全球范圍內流通量增加,及想關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各國在全球范圍內的經濟依賴性得到很大增強。隨著自由經濟的產生,國際經濟紛爭也不斷出現,尤其是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更加劇了這種紛爭,而出現紛爭的國家主要為南北國家。大多數學者都提倡將國際經濟秩序由目前的“權力導向型”,轉化為“規則導向型”。塑造一個成熟秩序,不僅能縮短南北國家的經濟實力差距,更能防止國際經濟秩序成為經濟強國制定的游戲規則。秩序的出現將有效削弱強國對經濟的操控力,并激發國家反力,也就是國家采取政府控制的形式加強對經濟的操控力。有的學者也支持加強國家對其經濟的維護力度。但采取政府控制的方式僅是從單方面反擊削弱經濟的方式,它的出現將對國際自由經濟造成負面影響,還會增加與別國經濟行為出現紛爭的幾率。由于國家采取政府控制經濟而造成的國際經濟沖突一般包括管轄沖突與非管轄沖突。
二、政府控制易造成國際經濟沖突
因為政府控制而造成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管轄與非管轄沖突,將會給國際經濟貿易及其法規秩序產生重大沖擊,經濟全球化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圍內實行自由主義經濟,但國家控制卻正好會限制自由主義經濟發展。法律手段也是保護國家經濟的常見方法,但實行法律手段的過程中常會損傷別國利益,這不符合國際經濟發展的秩序要求。
政府控制的最終目的是最大限度降低別國對本國經濟產生的影響。管轄沖突與非管轄沖突都是由法律手段所引發。歧視作為其他國家關系中限制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的因素必然會被消除。但事實上,經濟關系永遠都是暫時性的。同一時期的各個國家及不同時期的一個國家,所制定的貿易政策,均在單邊主義與相互合作之間擺動,尤其是雙邊協議、一般國際貿易標準和自由貿易及“保護主義”等政策的制定時。自由與限制將成為引發國際經濟貿易沖突不可調和的主要因素。而導致管轄與非管轄沖突出現的真實原因則是經濟全球化下國家對本國經濟的維護。利益是引發沖突的根本原因。國際經濟法中關于國家經濟的條例大多數是為維護利益而制定。所有具有制度性質的產物,如為維護經濟所提出的所有理論及概念,其最終目的不外乎增強生產力或維護一種特殊利益,具有很強的工具性。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國際經濟組織并不具備高于國家經濟的權力。經濟全球化并不是利益全球化,全球化的內容僅包括市場與經營模式,因此經濟全球化也并不代表國際經濟組織、非國家化經濟組織以及多邊條約等可以起到協調各國、促進國際貿易發展以及各國經濟公平發展的作用,因此不能要求國家向其讓出經濟。
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沖突兩者間的關系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經濟沖突絕不僅僅是經濟沖突,它的出現也代表著國家之間的法律政策沖突的出現。經濟沖突是造成法律變化的根本因素,也是引發國際經濟沖突基本原因及實質,國家體系及國家價值也會因這種沖突,而對法律進行修增。為了應對日漸增多的經濟往來活動,及日漸炙熱的經濟沖突,政府部門希望由法律變化而產生全新的規則體系。
經濟全球化所引發的法律反作用能夠對國際經濟沖突產生積極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推進,經濟依賴性在各國之間被逐漸增強,以法律的角度看,各國修增后的有關經貿法條不斷走向趨同。同時多極化的出現有效增強了國際間聯系。趨同形勢下的國內法將會對減少國際經貿法律沖突產生積極影響。而沖突減少有利于加快經濟全球化的步伐。這樣一來,在全球范圍內經濟發展將會形成一個良性循環。
以經濟領域的角度看,金融危機可能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力。同樣,因國家價值所引起的法律變化也主要是由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沖突兩者間相互作用下產生的。經濟全球化顯著體現在國與國之間經濟依賴性的增強,而增強后必然后對國家經濟起到削弱作用,這也是對該國國家價值的一種侵蝕。這不僅會引發國際間經濟沖突,并且,由于這個原因的存在,國家會利用法律手段將這種沖突實現單方面合理化及合法化。發展成熟的自由市場會更利于經濟強國。而經濟實力差的國家常會將國家利益作為理由,借此繞開市場,并使用法律及政策手段實行干預。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要求必須要制定適宜的法律法規解決頻繁出現的國際經濟沖突。實際上,因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依賴性在不斷加強,國內法與國家法之間也形成了互補關系。國際經濟法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國際經濟沖突,而就沖突自身而言,其在法律中是一種現象,它的存在能促進法律不斷完善。
四、緩和國際經濟沖突的主要策略
經濟全球化是經濟發展的趨勢,世界經濟一體化也必然會出現。在這個大前提下,國際經濟沖突一定會頻繁出現,即使統一實行國際經濟法律體制,也不能很好的將其“消滅”。因此,當沖突出現時,緩和成了最佳方法。實行統一的國際經濟法體制,即就是立法一體化,這個問題學者們爭議很大。國際經濟法體制的推行能直接降低國際法律沖突的出現幾率。但是在制定時,一定要充分考慮到各個國家的經濟利益及國家價值差異。另一種能夠緩和國際經濟沖突的方法為經濟沖突法。經濟全球化的推進是經濟沖突法出現的根本原因。但由于貿易保護主義的存在,各國都采取經濟干預來影響本國主要起到自治作用的經濟法的實行,并以此對他國經濟政策起到限制作用,進而維護本國利益。就現在而言,經濟沖突法依然只是一項單邊活動,其對于國際經濟沖突也只起到初步緩和作用。
五、小結
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必然曲折的,國與國、地區與地區在經濟貿易的過程中必然會發生沖突,處在經濟與意識相碰撞的時代,國際經濟關系是常見的犧牲品。經濟全球化需要實行公平、透明及高效的國際經濟新秩序,該秩序的創建要由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及非國家國際組織一起努力。
參考文獻
[1] 慕亞平,代中現,論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家經濟問題[M],國際經濟法論叢(第6卷),2012年版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 “兩論”
一
2008年下半年以來,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愈演愈烈,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全球貿易急劇下降、全球投資步入低谷、各國失業率也不斷攀升,致使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壓力持續上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和第一大出口國的中國,更是面臨著嚴峻的對外貿易形勢,目前全球35%的反傾銷調查和71%的反補貼調查針對中國出口產品,2010年以來,美國更是頻繁對中國發起“雙反雙保”調查案件,從輪胎到轎車、無縫鋼管再到油井管和銅版紙等,貿易摩擦有愈演愈烈之勢。
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貫串于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貿易保護自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就已有之,從重金主義、重商主義、保護幼稚產業到超保護貿易政策,一直與自由貿易就是一對相伴的矛盾。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它們在各個時期又因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經濟學家熊彼特說過,大蕭條是資本主義的一次冷水浴。而這次全球范圍金融危機的冷水浴從某種程度上起源于美國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失衡發展、過度超前的消費觀念和對新自由主義的崇拜,以及金融監管的不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后,市場經濟體制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加速了經濟全球化。通過金融體系、國際分工體系、貿易和服務的渠道,經濟全球化把世界各國結合在一起,國內外市場日益融合,其結果是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發展正傳遞和經濟波動的負傳遞機制加快,因而此次貿易保護主義與以往的貿易保護主義又有不同。
這只是對此次貿易保護主義特殊性的感性認識之后,應進一步發展到理性認識。理性認識依賴于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于發展到理性認識,這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二
通過對新形勢下貿易保護這一矛盾的主客體和相互間對抗手段進行分析,將這次貿易保護主義矛盾特殊性的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
(一)貿易保護主體的全球性與區域性
這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不僅發起于發達國家,而正從少數發達國家向廣大發展中國家蔓延。自“購買美國貨”條款出爐以來,阿根廷、巴西、土耳其、印尼、印度和俄羅斯等國也相繼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另一方面,貿易保護主義不再以國家貿易壁壘為基礎,而趨向區域性貿易壁壘,即由一國貿易保護演變為區域性貿易保護。顯而易見,這一方面可以實行內部自由貿易以促進內部經貿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外構筑貿易壁壘,抵制貿易對手的入侵,保護成員國的市場。
(二)貿易保護客體的廣泛性和延伸性
金融危機前,各國貿易保護重點多為幼稚工業、弱小的新興工業或者與本國就業關聯度較密的行業。而金融危機下,各國為了增強各自的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增長與就業,將被保護的商品范圍進一步擴大,對國內的金融業、服務業、高技術產業等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保護,被保護的商品與行業更為廣泛。貿易保護不斷由貨物領域向服務領域延伸,在投資與金融領域甚至勞動力跨國流動領域刮起了“金融保護主義”、“投資保護主義”和“就業保護主義”的風潮。
(三)貿易保護手段的多樣性和針對性
金融危機下的貿易保護主義手段相比較過去可謂更加復雜多樣,在金融危機帶來的強大國內政治經濟壓力下,各國也開始不斷對各種貿易保護手段的運用加以創新,以使其看起來更加合理與隱蔽,除了繼續沿用傳統的提高關稅、進口限制、反傾銷、反補貼等進行直接保護外,還采用了許多新型的非關稅壁壘,如技術性壁壘、綠色壁壘、藍色壁壘、保障措施等來進行貿易保護。同時,金融危機背景下的貿易保護主義針對性也很明顯,不僅有產業針對性,還有地區針對性。
三
不論何種矛盾,都必須對他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針對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必須從中國對外貿易的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系。
目前,仍有一些國家對我國采取提高關稅、進口限制等傳統的貿易壁壘,如美國對我國輪胎征收為期三年的懲罰性關稅,印度對我國玩具的進口禁令等等,除此之外,我國目前遭遇的最普遍的傳統貿易保護措施就是符合WTO規定的貿易救濟措施。從措施與國家類型來看,我國產品依然是各國反傾銷調查的重點;從產品和行業類型來看,我國鋼鐵、紡織和化工等產品成為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的主要產品;從涉案金額來看,近幾年來,國外對華貿易救濟調查涉案金額呈逐年遞增的趨勢,而如今,金融危機更是加速了這種趨勢。
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手段具有多樣性和創新性,一些發達國家更傾向于運用一些新型的貿易保護措施對發展中國家施加種種限制。中國商務部2009年12月1日的《全球貿易摩擦研究報告》指出,技術性貿易壁壘將成為中國產品出口面臨的最主要的障礙。2008年,中國有1/3以上的出口企業受到國外技術性貿易措施的影響,出口貿易直接損失超過505億美元。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新型貿易保護措施對我國產業構成了一定的威脅。如美國政府提出的“歧視性政府采購”,我國鋼鐵和紡織品等產品就被包含在內。
四
WTO關于外資企業進入我國糧食流通領域的過渡期到2008年已經結束。也就是說現在,外資可以名正言順地在國內從事糧食的收購、銷售、儲存、運輸、加工、進出口等經營活動。
外資的進入,給一些國內糧食企業帶來了恐慌。一些人士也在擔憂,外資進入糧食流通領域后,憑借其強勁的實力,通過兼并、收購、合作等方式主導國內糧食流通格局,擠壓國內糧食企業的生存空間,控制中國糧價,從而危及國內糧食安全。鑒于此,一些人建議政府應以行政的方式繼續限制外資在糧食領域的活動。受此影響,據媒體報道,一些外資企業在申請《糧食收購許可證》的時候,已經遭到當地糧食主管部門的拒絕。原因是上頭通知,要求停止對外資企業發放許可證。
然而,在中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今天,各行各業基本上都有外資進入,我們為什么對糧食業外資還抱著一種“欲迎還拒”的態度呢?糧食業的外資真的如“洪水猛獸”般可怕嗎?
大豆市場“淪陷”禍起外資?
在反對外資進入中國糧食產業的理由中,中國大豆市場開放的所謂“教訓”,經常被放在首位。
一般的說法是這樣的:2001年中國對外開放大豆市場,外資企業不斷涌入國內,跨國巨頭開始染指中國大豆業。2004年,在遭遇國際投資基金的瘋狂打壓后,中國中小型大豆加工企業和本土榨油企業不堪承受負荷,紛紛宣布破產,被外資低價兼并。2008年,據美國農業部預計,中國全年將進口3550萬噸大豆,進口依存度將首次突破70%。中國90多家主要國內榨油企業中,64家已變成外資獨資或合資,控制了中國85%的實際加工總量。大豆定價權基本旁落。大豆市場的“教訓”歷歷在目,許多人認為糧食市場的全面放開,也許會重蹈覆轍。
那么真實情況如何呢?首先,大豆市場的“淪陷”喪失是不是因為放開大豆市場造成的本身就值得商榷。
隨著中國人口的增加,生活水平的提高,國內食用油、禽肉制品的攝入不斷增加,而大豆一方面可以榨油,另一方面壓榨后的豆粕又是重要的飼料原料,因此國內不斷增加的食用油、禽肉制品需求,使得中國大豆需求不斷增加,而國內大豆供給有限,因此大豆進口不斷增加。2008年大豆進口依存度估計突破70%,國內供給嚴重不足。
中國需要從國際市場進口大量的大豆,而國際上大豆貿易市場份額基本上被“ABCD”壟斷。“ABCD”這四個字母代表著四家擁有百年以上歷史的跨國糧商:ADM(ArcherDaniels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達孚(LouisDreyfus)。據說目前世界糧食交易量的80%,都控制在這四大糧商手中,這四家公司在國際貿易中具有很強的定價能力。因此,只要中國需要進口大豆,那么就需要和“ABCD”打交道,而國內糧食進出口企業沒有一家的實力可以和上述四家相提并論,強弱對話中,弱者自然難以占到便宜。
因此,即使中國不放開大豆市場,只要中國需要進口大豆,那么大豆的定價權仍然還是為跨國巨頭所控制。就像鐵礦石一樣,中國是世界最大的買家,但是由于國內鋼鐵企業單個實力弱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協調一致行動的能力,導致國際鐵礦石的定價權仍然掌握在供方。因此,大豆定價權的喪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們大豆需求的對外依存度過高,同時缺乏在國際貿易中具有話語權的世界級企業。大豆市場因放開導致大豆定價權的旁落,僅是一種托辭。
中國大豆供給嚴重依賴國際市場,這是國內大豆市場受制于人的根本原因,但是中國的糧食整體卻基本上可以做到自給自足。糧食進出口僅占消費的5%,加上中國政府的限價政策,國際貿易無力影響到國內糧價。
在中國,政府一直采取相當保守的糧食安全政策,中央及地方糧食儲備規模龐大。根據有關研究統計,目前政府儲備加上民間儲備占年度消費比例估計在50%以上(國際上目前在18%的安全警戒線徘徊,這也是為什么國際糧價近年暴漲,國內糧價尚顯安穩的根本原因),同時在這50%庫消比中,官方儲備又占了大多數。這種情況下,外資進來,怎么可能像大豆一樣輕松操控中國糧價呢?需要保護的“幼稚產業”?
一些人認為,與外資比較起來,中國糧食產業還是“幼稚產業”,在其還沒有茁壯成長起來之前,放開市場,外資攜資金、技術、管理優勢,任其在中國攻城略地,中國糧食產業必定丟盔卸甲。因此,需要對這些“幼稚產業”再保護一段時間,等他們成熟起來,再放開國門,與外資廝殺不遲。
而所謂保護“幼稚產業”,應該是指保護處于發展起步階段的產業(實際上,“幼稚產業”是否需要保護,本身就有很大爭議)。然而糧食產業應該是一個相當古老的產業,在各國均存在久遠,自然不能算作“幼稚”。如果以發展水平的差距來定義“幼稚”與否,那么與跨國巨頭相比較,中國的糧食產業也許是“幼稚”的。但是,既然關起門來搞了許久,還是“幼稚”,再多保護一些年頭,就能夠由“幼稚”走向“成熟”嗎?關起門來,自然也可以發展,但是人家就不發展嗎?恐怕這種發展差距會越拉越大吧。
遙想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各行各業和西方發達國家比較起來,又有多少行業不是所謂的“幼稚產業”呢?
然而,我們還是毅然地打開了國門,結果我們的許多“幼稚產業”在和外資面對面的競爭中不但沒有被消滅,反而真正地成熟起來了。相反許多被過度保護的產業(糧食業即為典型),多少年過去了,閉門修煉的“內功”不但沒有長進,反而與先進水平的差距越拉越大,永遠處于“幼稚”狀態。可見,以國內糧食產業競爭力弱為由,拒絕對外資開放是經不起推敲的。
“飯碗”被控制?
現在一些意見擔心外資如果進來,憑借其巨大的優勢,有可能造成壟斷。壟斷確實會危害產業發展,并損害消費者利益。但是中國不是有《反壟斷法》嗎?如果外資真的造成了壟斷,那是法律的事情。除非政府對自己頒布的法律沒有信心。
再者,如果外資真的壟斷了,也是經過競爭造成的壟斷,不是依托行政特權造成的壟斷。而競爭性壟斷是難以長久的。因為壟斷造就的超額利潤遲早要被打破。然而行政性壟斷卻不同,只要政策不變,行政性壟斷暴利卻可以長期存在。
那么糧食行業存不存在行政壟斷?這個應該不言自明――中國的糧食進出口貿易、儲備領域的行政性壟斷還少嗎?相比競爭形成的自然壟斷,在特定的政府體制下,行政壟斷更加危害產業發展,損害消費者利益,并且往往比競爭造成的壟斷為禍更烈。實際上,這也是為什么我們的糧食產業發展多年,還是歸為“幼稚”的主要原因。
因為市場對內沒有開放,糧食產業民間力量一直受到壓制,發育極為不充分。直到今天,中國農民的糧食80%以上都是被國有企業收走。這就是為什么反對對外資開放的主要是一些大型壟斷國有糧食企業的原因,因為外資進來,其壟斷利益將會面臨直接的挑戰。而這種反對,和他們反對糧食進出口和貿易流通對內開放的原因是一樣的,其實質也就是要維護行政掩護下的壟斷地位。
一般概念下,糧食是一個特殊的領域,“民以食為天”嘛,如果“飯碗”都被人家控制了,那還了得?中國社科院一位研究員就認為,外資可以通過收購中國糧食流通中的中小企業來把持銷售環節,而且還可能哄抬物價。同時,農民也更愿意把糧食以高價格賣給它們,國家儲備糧制度就會失控。
但是,看看在中國的現實,真的是這樣嗎?國家儲備糧的后盾是什么?是國家財政。外資巨頭,再有錢,不會比中國財政還有錢吧,怎么會擔心政府儲備在收購環節競爭不過外資呢?
而且,從根本上說,如果外資和政府競爭收糧,那不但不是壞事,反而是一件好事!去問問中國農民,他們最擔心的是什么,他們經常遭受的困擾是什么?“賣糧難”肯定是他們心頭揮之不去的夢魘!就在糧價表面“高漲”的今天,東北農民今春還在為“賣糧難”發愁,結果國家又是托市收購,又是給予運輸補貼,一方面為了做空、壓抑糧價,一方面為了“促進”東北糧食的收購和銷售。
“賣糧難”是什么?那就是農民想賣糧,卻找不到買家。如果說,政府為了不至于農民利益受損,由國家財政出面收購,現在如果外資進來,解決這種“有效需求”不足,既節約了財政資金,又提高了農民收益,有什么不好?
至于擔心外資進來抬高收購價格,恰恰相反,這不是擔心的理由,反而是高興的理由。抬高收購價格誰受益?農民是直接的受益者。中國政府不是一直說要提高糧食收購價嗎?現在外資有可能幫助中國農民做到,有什么不妥嗎?
當然,在某些方面看來也許是不妥的,因為糧食收購價上來了,他們就不能低價收糧了,他們的利益就會受到損害。外資進來,“農民也更愿意把糧食以高價格賣給它們,國家儲備糧制度就會失控”,不知道為了冠冕堂皇的所謂國家“儲備”利益,要把農民的利益置于何地?農民有機會提高價格賣糧,居然危害了國家儲備糧制度?
國際上,一國的糧食儲備包括政府儲備和民間儲備,在市場化程度高的國家,糧食儲備以民間儲備為主(比如企業和農戶的糧食儲備)。然而中國的糧食儲備中,政府儲備占了大部分。但大家都知道,政府儲備需要花費大量的財政資金,尤其是在某些政府體制下,成本更高。而在應對市場的變化上,遠遠不如民間儲備。
然而,或者是由于計劃經濟思維作祟,或者是國內的市場化改革發展不夠久,又或者是一些根深蒂固的觀念,某些方面總覺得市場不可靠,一些政府部門仍然希望將大部分糧食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國自身的經驗教訓和管理理論都早已告訴我們,這樣的做法成本是相當高昂的。
其實,政府只要制定好糧食進出口制度,只要在市場緊張之時,保證糧食不從各種非正規或者地下渠道走私流到國外,只要中國的糧食價格和農業政策讓糧食生產有保證,我們的糧食安全就不需要因為外資的到來而緊張莫名。
相信市場,擁抱競爭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說,中國經濟至少可以再保持30年穩定增長。他的一個關鍵理由是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而技術的升級是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關鍵要素,這意味著中國可以在長時期內學習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技術升級的速度快,成本低,從而經濟也就可以實現一定時期內的持續增長。
但是,如果我們閉關自守,拒絕外資,那么這種“技術差距”就永遠不會成為我們經濟持續增長的源泉。拒絕開放,拒絕外資,怎么能夠引進先進技術,“隔岸觀火”、“隔靴搔癢”總不行吧。所以,中國的絕大多數產業,包括糧食產業在內,為了實現產業的升級與發展,不能拒絕外資,更不需要懼怕外資,應該以一種堅持改革開放的心態,去擁抱競爭。
當下我們要做的,其實是營造適宜于企業競爭的環境,讓民營企業、國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一同有效競爭,一同服務于中國農民群體民生和中國消費者利益。
現在,國內糧食企業基本上以國有企業為主,而現階段的國有企業受到政府機構的行政干預仍然過多,國有糧食企業更甚。國有糧食企業的使命是忠實地執行政府機構的意圖,盈利上的考量較少,或者即使有要求,往往也是軟性的,難以有真正的約束。
但在市場經濟中,企業的本質就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盈利的要求,是對一個企業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企業區別于其他組織的最根本的標志。現實的情況是,大多數國有糧食企業類似于政府行政職能的延伸,政府對企業的考核往往以是否出色完成了行政使命為要務。一位中國發改委官員就曾直言不諱,“中儲糧并非企業,主要任務不是創造商業利潤”。由于不以利潤為考量,這些企業大多數類似于行政事業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