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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會制度的認識范文第1篇

一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概述

1三元交互作用

長期以來心理學家都側重于單向決定論，社會認知理論認為：人類的行為即不僅僅受內部因素的驅使，也不光由外部刺激自動塑造和控制。三元交互作用理論模式中行為、認知和其他的個人因素以及環境事件都互為決定因素。首先，行為與環境相互依賴，相互決定,即有什么樣的環境條件,就要求行為采取相應的方式;方式也能改變環境,使之滿足人們的需要。比如說人的期望、目標、信念等支配和指導他的行為方式,即人怎么想就怎么做;人的內部因素即認知因素,與行為也是相互依賴相互決定的。個人對行為結果的期待影響著他的行為表現方式及程度，行為的反饋結果也會引起個人的情緒反應,調整個體的意念和想法。個人和環境代表主體因素與環境之間的雙向交互作用。在社會情境中,這種相互的作用表現得尤為明顯。個人與環境因素是相互作用的。例如：通常許多有學習障礙的學生自我效能感都比較低，那么在學生周圍的社會環境中的個體通常按照學習障礙學生的典型特點（如低的效能感）對學生做出反應，而忽略了學生的實際能力（個人環境），也就是說,老師通常認為學習有障礙的學生比正常的學生自我效能感低，即使他們在某方面做得很好，對這類學生老師懷有的學業期望也比較低。反過來教師對學生的反饋又會影響學生的自我效能感（環境個人）。如果老師給學生相應的暗示，對學生說：“我相信你能把這件事做好”，那么這個學生就很有可能對成功充滿自信。

2觀察學習

社會學習的主要形式是觀察學習,觀察學習是班杜拉社會學習理論的一個基本概念。班杜拉發現人們不僅通過直接經驗產生學習而且還可以通過觀察所獲得的間接經驗引發學習，這后一種學習在社會行為的習得中更為常見，班杜拉稱之為觀察學習。觀察學習亦稱替代學習,就是人們通過觀察他人(或榜樣)的行為(這種行為對于觀察學習者來說是新的行為) ,獲得示范行為的象征性表象,并引導學習者做出與之相對應的行為過程。觀察學習不同于模仿,模仿是指學習者對榜樣行為的簡單復制,而觀察學習則是一種更為復雜的學習過程。班杜拉(1977)指出,觀察學習有四個基本過程:注意過程(attention)、保持過程(retention)、產出過程( reproduction)和動機過程(motivation)。注意過程是觀察學習的起始環節，在注意過程中，示范者行動本身的特征、觀察者本人的認知特征以及觀察者和示范者之間的關系等諸多因素影響著學習的效果。第二個過程是對示范活動的保持。要對示范活動進行保持就必須以符號的形式把它表象化，從而保留在記憶中。觀察學習主要依存于兩個表象系統“表象和言語”。其中言語編碼較之視覺表象在觀察學習時更具有確實性。觀察學習的第三個階段是把記憶中的符號和表象轉換成適當的行為，即再現以前所觀察到的示范行為，也就是把符號表象轉換成適當行為的最后一個過程就是動機過程。班杜拉把新反應的習得和對新反應的操作區分開來。但人們可能對這種模式進行操作,也可能不去操作這種反應,這要取決于自我強化引起的動機作用。行為結果包括外部強化、自我強化和替代性強化。班杜拉把這三種強化作用看成是學習者再現示范行為的動機力量。

3自我效能感

班杜拉(1989)把自我效能定義為“人們關于是否有能力控制影響其生活的環境事件的信心”[2]自我效能感與結果期待的含義是不同的。自我效能感指的是相信自身能夠做出某種行為，而結果期待則是相信那些行為預料會出現的結果。學生可能相信某些行為會產生積極的結果，但同時，也可能認為他們缺乏完成這種行為的能力。自我效能也可稱作“自我效能感”、“自我信念”、“自我效能期待”等。自我效能有四個主要的來源,它們是成功經驗(Mastery experiences)、替代性經驗(Vicarious experiences)、言語的勸導(Social persuasions)和生理的喚醒水平(Somatic and E2motional)。成功經驗是個人在以往自己的經驗中得到的認知。成功的經驗會強化自我效能,失敗的經驗會削弱自我效能。替代性經驗是指人們通過和自己差不多的榜樣的成功認為自己也能成功。比如一個學生想做某件事，但是由于以前沒有做過而缺乏做此事的信心，但是他看見學習成績以及其他因素都跟他差不多的臨班同學成功了，他就會認為自己也能做到。言語勸導是指接受別人鼓勵性的言語來加強自我效能。這里說的言語勸導必須符合實際,調動個體的積極性。例如：教師常常說服自己的學生要對自己的能力有自信（“你能行”）。最后,生理的喚醒水平是指個體在面對某項任務的身體反應:平靜的反應使人自信,焦躁的反應使人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

二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對學前家庭教育的啟示

1三元交互作用對學前家庭教育的啟示

幼兒期是人生的起始階段，幼兒的發展是由多方面對其影響的綜合產物，傳統觀念認為,影響個體發展的因素有：遺傳、環境、教育。那么人們往往忽視了個體的主觀能動性，幼兒的發展,外界對他的影響固然重要，那么我們往往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就是班杜拉所提出的個人、環境和行為三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外界環境不是單方面的對幼兒產生影響，幼兒的行為同時也會影響環境。可以這樣理解：幼兒的家庭教育中，父母對幼兒提供的外在家庭資本（家庭經濟資本、家庭精神資本等）、父母的教養方式（民主性、放任型等）、父母本來的氣質類型等因素會對幼兒產生影響。我國的研究一般都停留在這個水平，影響一般是單方面的。實際上，按照班杜拉的三元交互作用理論，家庭中學前兒童的教育問題應該是雙向的、交互的。即父母的教育方式、家庭資本等（環境）影響幼兒本身機體（個體）的發展；而個體的發展情況又反作用于家長的教育方式。如，民主型的教養方式使幼兒形成了良好的心理品質，幼兒表現出聰慧、乖巧、懂事等特點，而這樣的特點也會反作用于其父母對其進行教育的同時更加民主。

2觀察學習對學前家庭教育的啟示

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認為：觀察者對于有能力、聲望高的榜樣給予更多關注。榜樣行為的結果告知觀察者榜樣行為的功能性價值，觀察者試圖去學習那些他們認為有必要學習的行為。學前期父母是幼兒的第一任老師，對大多數兒童而言，父母是地位較高的榜樣。父母對兒童的影響可以涉及到很多方面，如社會行為、教育成就、穿著打扮、行為舉止等，這些理論與我們所說的“身教勝于言教”的原則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學前期兒童高度模仿成人，父母是其重要的模仿榜樣。那就要求我們的學前兒童父母注意自己的榜樣行為。另外，同伴的榜樣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家庭社區教育中注意選擇良好的同伴交往，在幼兒榜樣的選擇上是會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父母在家中為幼兒提供良好的電子產品（電視、電腦、錄像機）、圖書讀物等為幼兒樹立榜樣，這就是班杜拉所說的替代性學習，如果人們必須做出每個行為，學習才可能發生的話，這樣可以使學習的速度比原來預想的快得多，而且還可以避免幼兒去經歷所有的負面影響的行為結果，比如，可以通過看電影或看書了解到被毒蛇咬了的危險性，而不必去親身體驗被毒蛇咬了是什么感受。在提供學習產品時注意避免行為、攻擊的榜樣作用。比如說，以前的動畫片“奧特曼”，主人公的攻擊就會給幼兒提供行為的榜樣。

3自我效能感對學前家庭教育的啟示

根據班杜拉的社會認知理論中自我效能感的觀點，自我效能的四個主要來源,成功經驗、替代性經驗、言語的勸導和生理的喚醒水平。在幼兒的家庭教育中得到的重要啟示是：首先，多給幼兒成功后的體驗，讓幼兒多獲得成功后的經驗，這樣可以提高幼兒的自我效能感。往往有很多父母在教育子女的過程中經常不尊重幼兒的人格，很多包辦代替幼兒自己應該做的事，總認為孩子還小，這樣對孩子的溺愛對幼兒來說其實是不利的，我們互換父母多給幼兒活動的機會，體現自己做事自己成功的感受，讓幼兒感到他自己的價值。第二，父母給幼兒成功的榜樣，父母身體力行。第三，多給幼兒成功性心理暗示的言語。有很多家長與孩子交流時不注意自己的言語，經常挖苦孩子，傷害孩子的自尊心“你什么也不會”、“笨死了”“你什么也做不好”“你還有什么用”諸如這樣的言語在父母口中比比皆是。孩子不是父母的附屬品，想怎么說就怎么說，幼兒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自尊心，家長應該鼓勵孩子“你真行”、“你最棒”、“你是媽媽的驕傲”等這樣的成功性暗示語言，這樣的語言能給孩子傳遞一種信息：媽媽（爸爸）相信我，我能夠做好！第四，家庭中注意為幼兒創設寬松、和諧、民主的精神環境，這樣的映射環境有利于幼兒形成平靜的心理反應，平靜的心理反應使人自信,焦躁的反應使人對自己的能力產生懷疑。總之，家長在幼兒家庭教育中注意提高保護幼兒的自我效能感，這樣幼兒才能更加茁壯健康的成長。

參考文獻

對社會制度的認識范文第2篇

關于“基因”的探討：社會制度

社會制度的具體延伸是進入整個社會系統的，確切的說，它是全體社會成員公平利益的表達，不是“精英”公眾的社會制度，更不是有錢人的社會制度，它關乎的是最普通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社會制度有必要堅持在現行框架下推進改革的基本取向。這一觀點的主要理由有三：首先，社會制度的直接功能是解除國民的后顧之憂，這種制度自產生發展至今就是建立在政府信用、連續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次，社會制度改革以來所確立的基本原則與方針，既考慮了國家、集體與個人的責任分擔，又較好地兼顧了公平與效率，故此需要肯定。其三，新制度在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并非新制度自身造成，而是歷史因素及其他現實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因此，更加需要有效的輿論在具體層面實施滲透。

社會制度是實現社會平衡必不可少的手段，這在以往人類社會的經歷中可以得出答案。社會制度的社會平衡機制是具體的，公眾可以看得見、摸得著，與公眾最切身的利益直接關聯。正因為如此，社會制度體系的建立和其具體實施的每一個步驟、環節均會使得公眾密切關注。現代社會中，公眾不再會經常受到蒙蔽。信息系統給社會每一個成員提供了接觸社會、參與社會進程、結合自身利益訴求發展的可能，“他們將抓住這一機會不斷地給社會施加監控的壓力。”對社會制度中的很多問題，這一監督顯然是具體的、顯見的。

關于“端粒酶”的作用：輿論對社會制度的影響

就社會制度的出現和運行來說，筆者認為有兩種情況值得注意。如右圖所示：

當將某種新的社會制度置于社會的現實時，其一開始并不完全表現為社會人的欣然接受，反而可能會引發焦躁、盲目、不安甚至逆反的社會心理，正如心理學家勒溫提出的，與“生活空間函數”所展示出來的情景一樣，是一種“脆弱的平靜心態”。上述的心理反應可能在一個平臺中被集中展示出來，而這個平臺是社會中自然形成的輿論。

另外一種情況是：通過社會硬性力量設置的社會制度在運行過程中可能出現亨廷頓所說的社會挫折感。走向現代化的社會制度為了保障其確立，最初往往使用社會動員來展示未來的美好，造就“需求的形成”，而實際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不可能像展示的那樣迅速到來和十全十美，造成“需求的不滿足”，兩者的差距便產生社會挫折感。應該說這是一種無法完全避免的現象，但其中的社會動員是一種重要的輿論形式，適度性把握得好，可以減弱輿論的情緒化，形成適度的而非激進的激勵力量。

通過上述論證可以看到：輿論已經顯示出了其對社會制度的有效影響，這種具有考察基點的現象恰如“端粒酶”對基因的影響。

對于這一問題的論證當然不能只停留在找到考察的基點，關鍵問題是如何充分發揮輿論的力量來保障社會制度的進步與發展，形成良性循環模式。

讓“端粒酶”發揮作用：輿論對社會制度的驅動與調節思路

通過媒介對輿論的形成與發展的控制抑或是引導，對于社會制度的確立與推行提供可靠的觀念一致性上的支撐，同時確保在方向上的正確性，《周易》告知人們一個簡單的道理：方向永遠比速度更重要。因此讓端粒酶發揮作用即形成了一個體系：大眾傳播媒介――輿論――社會制度，而這一體系的成立也隨即生成了相關的思路：

思路一：制度確立，觀念先行。對于具體的個人和無組織的群體來說，得出深刻的見解是較為困難的，他們的觀念實際上是社會提供的。“由于真正的環境總起來說太大、太復雜，變化得太快，難于直接去了解它。……我們必須先把它設想為一個較簡單的模式，我們才能掌握它。”如果在公眾需要對輿論客體做出判斷而又難以確切表達的時候，大眾傳播媒介及時提供簡單明確而又為公眾接受的價值判斷或道德選擇，往往會使那些含有哲理的簡單話語很快深入人心，自然而然地為輿論框定了發展方向。

思路二：制度形成，思想保障。社會制度的理念以態度的形式確立在公眾的思維體系中時，具體的社會制度推行便不再顯得那么困難了。公眾會給予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因為在他們的觀念體系中認為這就是應該的，是符合他們的思維慣性的。而如前所述，最好的確立公眾態度的方式不是宣傳，不是說教，應該是自然的輿論生成。這更符合公眾的認知習慣，會更有效地進行社會參與。

社會制度與社會和諧存在著一種正相關關系。就像市場機制天然地追求效率一樣，社會制度天然地追求社會公平。社會制度關乎民生、民態，由社會公眾的實際利益延伸為一種普遍的共識性態度，產生較為一致和方向性明確的意見――輿論，構建精神世界的平衡與物質世界的平衡總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

思路三：制度完善，民意評價。現代社會的發展使人們更加緊密地將自己和社會聯系在一起，正是利益的高度關注，迫使公眾冷靜地思考和面對與其生活息息相關的社會制度，也因此而出現理性的輿論討論。此時，如果大眾傳播媒介能夠給予充分的關注和引導，一些良性的基因便會注入社會制度本體的發展中，對于構建平衡與和諧大有裨益。尤其是對民意表達的剛性機制輿論監督來說，更應該具體而冷靜地面對。

對社會制度的認識范文第3篇

關鍵詞：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 生產力 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

在當代中國先進生產力的內涵問題上，人們的認識存在明顯的分歧。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的先進生產力就是當今中國的先進科學技術；也有學者認為，當代中國的先進生產力是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之上市場化、社會化的大生產。筆者則認為，當代中國的先進生產力應該是以先進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方式為核心、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基礎、能夠反映和實現工人階級根本利益要求的社會化大生產。建立和完善與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相適應的、先進的企業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是在生產活動中代表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關鍵。

先進生產力反映并實現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

在人類社會由奴隸社會經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歷程中，由于每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都是適應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結果，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依次是哪個階級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哪個階級是新的社會制度的主要代表問題。毫無疑問，新的社會革命的領導階級和新的社會的統治階級才是其賴以產生和存在的社會制度的主要代表。因為，每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都是以維護和實現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為根本出發點，當已有的社會制度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為了本階級的利益而極力維護舊的社會制度的階級就是統治階級。這說明，當現實的社會制度能夠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時，社會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一致；當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超出了社會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時，意味著現實的社會制度已經不能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此時，能夠領導新的社會革命并成為新社會的統治力量的階級，只能是其根本的階級利益要求與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相一致的社會階級。工人階級成為社會的統治階級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根本特征之一，在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社會統治階級的歷史條件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代表其發展要求的生產力，必須能夠反映并維護和實現其根本階級利益要求的生產力。

而先進的科學技術或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不是只有工人階級能夠代表其發展要求的生產力。首先，資本主義制度產生和發展的歷史表明，當封建制度不能適應新的生產力發展要求時，工人階級既沒有能夠提出改造封建制度革命理論的能力，也沒有能夠領導和組織封建制度并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革命能力。不能組織和領導封建制度的革命，就不能滿足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更談不上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18世紀60年代開始興起的第一產業革命，使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成為社會化大生產，這時的資本主義社會尚處于“自由競爭”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能夠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資產階級沒有失去其歷史先進性，依然能夠適應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這時的工人階級雖然開始認識到自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但不能取得革命的根本勝利，根本原因是社會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要求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程度；當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時，資本主義制度才開始成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障礙，以社會主義公有制代替資本主義私有制成為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實際要求，要求徹底消滅私有制的工人階級由此開始成為了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唯一代表。因此，資產階級也曾經是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發展要求的代表。將中國工人階級能夠代表其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力歸結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或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便混淆了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代表其發展要求的生產力之間的根本區別。其次，中國工人階級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代表其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力之間也存在著根本的區別。當代中國的先進生產力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發展要求得以實現的生產力，在生產活動中反映并實現中國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雖然同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相一致，但其以生產資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發展要求沒有得以實現，在社會的生產活動中，主要實現著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將當代中國的先進生產力概括為先進的科學技術或先進科學技術基礎上的社會化大生產，既混淆了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發展要求是否得以實現的先進生產力之間的區別，又存在著脫離生產關系、脫離階級利益要求，抽象地談論生產力先進性的嫌疑。

先進生產力以先進的企業生產組織和管理方式為核心

首先，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社會生產力的重要組成因素。勞動生產率是生產力水平高低的直接體現。從社會生產力不再是個人勞動的簡單相加之時起，尤其是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社會生產越來越成為社會化的生產以來，直接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除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素質外，各種生產要素的合理配置即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在現代企業的生產過程中發揮著日益突出的重要作用。

其次，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的變革是社會制度更替能夠極大地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根本原因。社會制度的每一次更替，都能夠極大地促進社會生產的發展，這不僅是因為新的社會制度使勞動者階級的社會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勞動者階級的生產積極性，最重要的是由社會制度的更替所導致的社會生產組織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改變，使社會生產的各種要素實現了更加有效、合理的配置。通過企業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的創新，創造出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既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根本體現，也是目前仍然相對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能夠憑借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超越資本主義的關鍵所在。

再次，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的不同，是當代中國先進生產力與當今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生產力之間的根本區別。社會的統治階級要最終實現自己的根本利益，必須首先保證在生產過程中貫徹執行統治階級的意志。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就是社會統治階級在生產過程中實現其統治、維護和實現其經濟利益的唯一途徑。在工人階級已經成為社會領導階級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建立根本不同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以實現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保證在生產過程中執行工人階級的意志、最終實現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正是從能否實現工人階級的根本利益要求、能否體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社會地位這種意義上來說，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是只有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能夠代表其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力核心。

最后，創新企業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是不斷提升我國科學技術水平的根本保證。當前我國的生產力水平相對落后，主要根源于科學技術水平的落后。堅持“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思想，大力發展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先進科學技術是推進我國現代化進程的根本途徑。由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所決定的先進的企業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是最終能夠改變我國科學技術水平落后狀況的唯一根本保證。這要求我國在建設現代企業制度的過程中，不能簡單照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先進企業的成功經驗，必須不斷創新企業生產的組織和管理方式。

因此，只有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能夠代表其發展要求的先進生產力，必須是以先進的生產組織和管理方式為核心、以先進的科學技術為基礎、能夠反映和實現工人階級根本利益要求的社會化大生產。

參考文獻：

對社會制度的認識范文第4篇

【關鍵詞】離群青少年；網絡；社會排斥

一、離群青少年的出現和現狀

所謂離群青少年，是指沉溺于家中的自由安逸而不愿與外界接觸的青少年，他們夜以繼夜地躲在家中，并形成了依賴電腦和網絡、與現實隔離的生活方式——“能不出門就不出門，送飯上門管飽就成”。據中國青年報社調查中心與新浪網新聞中心合作的一項調查顯示，被調查的4 610人中，有56.9%的人認為自己身邊存在宅男宅女。不可否認，這個群體已經成為我國青少年群體中一支“頗有實力”的亞文化力量，深深地影響著中國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首先，離群青少年涵蓋的意義較為廣泛，包括瘋狂迷戀動畫、漫畫和游戲的“御宅族”，害怕與社會接觸的“繭居族”等單純以某一原因閉門不出的青少年族群，大多數在社會上飽受挫折并渴求家中安寧的青年人都可以用一個網絡新詞來形象概括——“宅青”。其次，中國目前正處于轉型期，許多社會問題相繼顯現，如激烈的社會競爭導致人際關系淡漠，不完善的社會制度導致社會不公正以及巨大的社會壓力導致個人幸福感下降等，都使得社會地位相對邊緣化的離群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感到沉重、壓抑，而筑起自我孤島的方式無疑是這個稚嫩的社會群體的一種避難策略。第三，離群青少年雖然是一個剛剛崛起的族群，但其影響力和帶動力卻十分驚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離群”的問題不僅是個人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的問題，需要引起社會足夠的重視。

二、社會排斥：青少年離群現象的根源

筆者試圖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這一現象的成因。

1974年，法國學者勒內·拉諾Rene Lenoir）首次提出“社會排斥”的概念。這種偏見和歧視建立在一個社會有意達成的政策基礎上：“主導群體已經握有社會權力，不愿意別人分享之”。意指主導群體在社會意識和政策法規等不同層面上對邊緣化的貧弱群體的社會排斥，社會排斥有很多不同面向，但若以青少年為出發點，可以歸納為三大類別，即制度性排斥、文化排斥及人際交往排斥。

1.制度性排斥迫使青少年自我隔離。一方面，中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舊的社會制度也處于不斷地變革和重建過程中，一套科學完善的社會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于是，在主導群體握有社會權力的前提下，處于邊緣地位的青年人被排斥在各個社會制度（如教育、訓練、就業及社會福利等）的“門檻”之外，造成了社會對青少年的顯性制度排斥。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正處于獨立意識不斷增強、渴望擺脫束縛的人生階段，具有特立獨行和反叛性的特征，因而往往被視為各種和不合社會規則的始作俑者和問題制造者。

2.文化排斥導致青少年自我排斥

美國社會學家莫頓認為，個人若是缺乏文化所包含的目標以及社會所認可的手段，那么就會產生退縮的心理，導致個^躲避任何與現實生活世界接觸的機會，拒絕任何與社會做互動的平臺。這便是一種文化自我排斥的狀態。目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舊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道德規范體系逐漸消解，新的社會秩序和道德規范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社會沒有一套科學明確的價值體系可以為人們所接納和內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信仰缺失的危機。

3.人際排斥將青少年推向自我封閉

面對現代社會陜節奏、高壓力的工作和學習環境，每個人都忙于競爭、疏于溝通，人際間的關系越發淡漠和隔離，越來越趨向表面化和事本主義。一些青少年由于自身的性格特點，不善于處理人際關系，往往會在交往中遭受人際排斥和孤立，從而感到沉重、壓抑，內心深處產生了矛盾。

三、對青少年離群"現象的理性思考

“離群”處于一種脫離社會的非正常狀態，給青少年自身以及整個社會都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因此，有必要理性地分析“宅青”造成的負面影響，并在此基礎上探索幫助他們回歸正常生活的途徑。

1.“離群”給個人及社會帶來的影響其一，“離群”造成青少年的社會焦慮，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長發展。當青少年習慣于這種離群索居并且自我封閉的調節方式后，加上缺乏有效的社會援助，他們的社會真實感就會減弱，社會適應力也隨之下降，與他人建立社交關系的能力就會減弱。其二，“離群”現象不利于社會整合，最終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EmileDurkheim，1858—1917）基于當時歐洲發生社會革命和動蕩的背景提出了“社會整合”的概念。通俗地講，社會整合是指按照某種規則或規范調整或協調社會上各自獨立又有一定內在聯系的要素，使之成為統一體的過程或結果。

2.“離群”問題需要青少年個體與社會共同解決

“離群”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社會排斥。“解鈴還須系鈴人”，因此，只有社會加強對青少年的支持和關懷，以寬容的態度接納這些“宅男”、“宅女”重返社會，他們才能走上健康、積極的生活道路。首先，要打破社會對青少年的標簽化認識，如“垮掉的一代”、“草莓族”、“問題青少年”等，應當認識到社會環境對青少年所產生的影響，增強學校、家庭、社區等對青少年的關懷，使他們對外界產生信任感和歸屬感。其次，教育者和社會工作者進行引導時要以這類青少年的興趣、愛好為切人點，進一步挖掘他們的優點，通過不斷的鼓勵來降低其自卑心理，幫助他們找回重新走向社會的信心和勇氣。第三，要盡量暢通離群青少年與外界接觸的渠道，提供相應的環境，讓有著相同經歷和感受的同輩群體走到一起進行交流和互動，以引起相互之間的精神共鳴，認識彼此的個人素質和價值等，在提高他們的社會交往能力的基礎上，再逐步擴大其交際圈。

參考文獻：

[1]網癮本質是強迫癥，社會應創造更多“宣泄”渠道.廣州日報，2007—03—13.

[2]戴維·波普諾.社會學（第10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l999：245.

[3]安東尼·奧勒姆.政治社會學導論[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14.

對社會制度的認識范文第5篇

關鍵詞： 家庭社會工作；家庭現代化；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C 913.1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623X（2013）03005305

家庭對人們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決定意義，任何在家庭以外建立起來的社會保護制度都不能取代家庭的功能和責任，以增強家庭功能為目標的家庭政策與社會服務所體現的是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投資。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賦予了家庭重要的社會保護責任，但對家庭的支持卻非常有限，已無法回應迅速變化的家庭的需要，直接影響了個人和社會的發展。家庭功能的弱化、家庭問題的凸現已經成為社會建設中一個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因此，家庭建設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運用社會工作的理念與方法，為家庭提供及時而有效的幫助，恢復并增進家庭的功能又是家庭建設的重要手段。

一、家庭社會工作的產生：現代化的選擇

吉登斯指出：家庭是傳統和現代性之間斗爭的場所。[1]工業化的生產方式及其生產力對傳統的家庭制度、模式、結構及功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傳統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決定了中國的大家庭制度。這樣的大家庭可以完成經濟生產、情愛、生養、娛樂、教育、宗教等幾乎所有的功能。一個人只要有家，那么他在社會生活中的基本需要就能得到滿足，只有那些貧困家庭、無家可依的人才會成為社會救濟的對象，“家”“婚姻關系”“家庭關系”一直沒有進入社會援助的視野。中華文化也因此積淀出了“家丑不可外揚”“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清官難斷家務事”的文化傳統。那時，家庭與外界的邊界是非常僵化的，家庭是唯一的福利組織，如果和家庭制度不發生聯系的話，家庭以外的其他社會制度很難單獨發揮其功能。[2]家的過分發達，使得中國既沒有產生西方那樣的“個人主義”，也沒有產生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組織形態。在一個簡單的、自給自足的、交通不發達、尚停留在散落的小社會的傳統中國，家是一種結構化了的組織形式，個人幾乎所有活動都是在家庭之內完成的。正如楊慶教授指出的那樣：“在中國社會里，尤其是鄉村社區，僅僅有極少數的社會組織或結合在家庭之外的組織能滿足個人的需要。”[3]

家庭的發展和變遷與生產方式的發展和變化緊密相聯。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生產方式開始發生變動，傳統的農耕文明開始向近代社會文明轉型，自然經濟日益崩潰，出現了大量流動到城市的“邊緣人”，社會也不斷分化，醫療、學校、法律等各項社會制度開始建立，大量的公共教育和政府多種服務開始出現，家庭的許多功能開始外移出來，由其他社會制度承擔。這樣，以家族為內核的血緣關系受到了沖擊，社會行政力量的加強削弱了家庭自治的功能，大家庭制度衰落。現代化使得家庭不再是一個自我封閉的經濟體，開始與社會發生千絲萬縷的聯系，社會心理的聯系取代了傳統家庭中其成員之間自然的物質聯系，家庭成為了環境與社區的一部分，任何一個家庭角色的實現都受到具體的社會制度的影響。同時，工業化使得越來越多的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無法有效回應兒童和老人的照顧需求。隨著居住方式的改變，家庭規模逐漸變小，流動性加大，抵御風險的能力隨之降低，許多家庭常常因缺乏資源而飽受壓力。此時，家庭單純依靠自身的資源已經不能完全滿足家庭成員的基本需要，需要從家庭之外尋找更多的資源，以彌補自身資源的不足。

社會福利服務需要適時地回應家庭的需要，家庭社會工作應運產生。在西歐和北美各國的社會福利服務發展中，首先發展的就是家庭社會工作。家庭社會工作的興起與發展是家庭現代化選擇的結果。

二、家庭社會工作的實質：整體性介入

及家庭獨特功能的完善當家庭需要其他社會制度的協助以便更好地發揮其功能時，立即碰到一個問題，即如何將這些資源有效地輸入家庭。現代化導致了制度的分化，每個制度的產生都有自己的原則立場，并按照自己的原則立場選擇服務對象和服務方式。制度分化帶來了服務的分化，每種社會服務只滿足了一部分人或人們的一部分需要。但家庭和個人都是整體的，無法分割的。過去針對個人行為、成長和發展的服務方法，如改善孩子的行為方式、輔助殘障的家庭成員、為失業者介紹工作等，它滿足的是某一個家庭成員，或家庭成員某一方面的需要，常常是一個問題解決了又有新的問題產生，家庭的功能并沒有獲得有效的提升。事實上，一方面，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是相互影響的，一個成員的某些行為和感受是對其他家庭成員行為和感受的反應，然后其他行為又是針對這個反應的再反應，如此循環往復。個體或某一方面的介入根本無法確定人們行為的開端在哪里，也無法找到家庭問題的本質；[4]另一方面，個人、家庭與社會又是交融的。[5]很多家庭問題的出現是超越家庭的，其他社會制度會對家庭產生深刻的影響，那些封閉、缺乏資源且有著貧窮、疾病和暴力等多種問題的家庭，僅僅從家庭內部進行干預，效果往往是微不足道的，對于這樣的家庭，資源不僅在結構上受到限制，也被社會力量所限，[6]個體或某一方面的介入同樣無法找到家庭問題的本質，也就無法真正推動家庭的發展。

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家庭是一個系統，家庭的系統性意味著家庭需要的援助和支持是多元的。現代家庭制度的發展希望能掌握個人生活的全貌，從宏觀社會背景與家庭成員互動相結合的視角介入，將家庭看成一個整體，整合資源進行整體性的介入。

但整體性介入的實質是否預示著對家庭全面的介入？顯然不是。家庭現代化促使某些家庭功能的外移，家庭功能的外移是家庭現代化的一個標志，但家庭功能的減少，既不代表家庭功能的消失，也不代表家庭功能的弱化。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家庭目前發揮的三大主要功能――情感、性和養育功能，不但沒有消失，而且顯得更加重要。埃什爾曼曾指出，家庭“包含巨大的利益和熱烈的情感”，它“為每個人提供的福利、友誼、自我價值、保險和愛，多于任何一個其他方面的來源。”[7]情感、性和養育功能滿足的是人類的基本需要。值得注意的是，現代家庭所發揮的情感、性和養育功能是家庭所獨有的，是其他任何社會制度都無法取代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人類社會將其他社會制度可以滿足的功能從家庭制度中分離出去，就是為了更好地幫助家庭發揮其獨有的功能。在現代社會，家庭功能能否發揮已不再是一個人的“家庭幸福”，而是整個社會本身的問題。[8]

家庭現代化顯示，家庭獨特社會功能的發揮是以家庭其他功能順利轉移為前提的。從社會福利的唯一提供者到社會福利的主要提供者之一，家庭在社會福利中的角色發生了巨大變化。在一個現代多元組合福利社會里，家庭只是眾多社會福利提供者之一。現代家庭主要功能的發揮依賴于社會其他福利組織對外移的家庭功能的有效承擔。因此，家庭社會工作介入的實質：一是與其他社會制度的有效配合，尋找和整合資源，從外援助家庭，支持家庭功能發揮；二是從內援助家庭，調整家庭關系，改善家庭結構，增強家庭獨特功能。兩者的最終目的都是提供以家庭為中心的社會福利服務，最大限度地支持家庭，協助家庭成員成長與發展。

三、家庭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

背景及意義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家庭的變遷是社會變遷的縮影。在傳統中國，“家”“國”是同構的，家庭具有政治的、神圣的意義。孟子曾強調家庭是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他認為：“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明確地將家庭關系作為國家關系的基石，將家庭倫理作為社會倫理的基礎，家庭成為傳統中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組織。美國學者吉爾伯特曾說過：“家庭和血緣關系有一切理由能構成研究前現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第一主題。”[9]梁啟超在《新大陸游記》中也說過：“吾國社會之組織，以家庭為單位，不以個人為單位，所謂家齊而后國治也。”[10]馮友蘭也有“家族制度就是中國的社會制度”[11]的說法。

但孟憲范教授的研究指出，近百年來，中國家庭的發展受到三次主要的沖擊：第一次是20世紀初指向家庭制度的批判，封建家長制成為當時啟蒙思想家激烈的批判對象，這次沖擊開啟了家庭制度世俗化、邊緣化的歷程。傳統家庭制度開始了現代性轉型，只不過這種轉型是以家庭功能的弱化為特征的，在批判封建家長制糟粕的同時，家庭制度中一些優秀的傳統也流失了；第二次沖擊發生在1949年解放后至結束這段時期，主要是指向家庭情感的政治運動對家庭帶來的影響，直接后果是單位制提供的替代降低了家庭的重要性，社會生活的過度政治化侵蝕了家庭的根本價值；第三次沖擊則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理性的入侵對家庭核心價值的挑戰和自我中心式個人主義在家庭中的泛濫。這三次重要的沖擊導致的直接后果是家庭逐漸偏離了國家視野的中心，家庭的功能在不斷弱化。[12]

過去，我們常常把西方的“家庭危機”，如離婚、婚前同居、婚前、婚外戀、青少年越軌等內容等同于資本主義制度，我們認為“家庭問題”是資本主義制度獨有的，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物，現在看來，這是有失偏頗的。因為，這些現象在我們今天的社會中不但有而且已經越來越普遍。顯然，它們不是特定的階級和社會制度的產物，而是作為一種社會現象伴隨著家庭的產生就一直存在著。只不過在過去社會規范的強制約束下，它們只能以不同的形式隱蔽存在，以至于我們視而不見。[13]隨著家庭功能的不斷弱化，家庭的問題越來越多地呈現出來，人們也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一個放棄家庭責任的社會成員所帶來的危害不只局限于其家庭本身，社區以及整個社會都會為此承擔經濟和社會成本。

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表現為各種社會結構的轉型及社會關系的重構，這些變化迅速傳遞到家庭，家庭呈現出新的變化：（1）隨著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單位功能逐漸弱化，政府控制力在個人私生活領域逐步退出，一些社會保障的責任重新轉回由家庭承擔，家庭作為一個重要的社會福利單位的重要性重新顯現出來；（2）隨著劇烈的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社會各方面的深層矛盾日益顯露出來，各種社會問題復雜扭結，社會發展帶來的壓力迅速傳遞給家庭，家庭壓力不斷增大，社會建設要求家庭適應社會的快速發展，也就對家庭應對環境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政治運動在日常生活中的淡化，個人主體性意識的加強，強化了人們對個體幸福的追求，家庭在滿足人們情感方面的功能突顯出來；（4）家庭是人口再生產的基地，是子女社會化及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場所，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和全球人力資本積累重要性不斷突顯的事實，家庭的養育教化功能顯示出更加重要的意義。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和諧社會建設的議題將家庭建設重新提上了日程，發展家庭社會工作，中止家庭功能弱化的過程，提升家庭應變的能力，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題中之義。

四、家庭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

路徑與方向在家庭社會工作已成為和諧社會建設的題中之義之后，如何在中國發展本土的家庭社會工作以順應社會建設的需要就成為急需破解之題了。

現代社會是在家庭之外發展起來的，經過近百年對家庭制度的沖擊，家庭在國家發展的視野中已經被逐漸邊緣化。從國家角度看，近年來，經濟社會結構的轉型，使中國社會各方面的深層矛盾日益顯露出來，國家需要應對的問題很多，城市化及勞動力轉移、社會貧困、三農問題、人口老齡化、社會保障改革、官員腐敗等等都是影響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家庭問題在國家視野的位序也就在不斷地后移。[12]可以說，當前研究和諧社會的課題和書籍大都未將和諧家庭建設作為和諧社會建設框架中的一部分，而社會政策制定中的家庭視角也大都缺位。[14]

這樣的狀況已與家庭問題日益突出的客觀現實，和整個社會廣泛存在的對家庭功能發揮的需求不相適應。所以，應對社會發展的需要，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家庭，將家庭重新納入社會重點關注的視野，只有這樣，家庭社會工作的發展才有可能。

要做到這點，首先要重新重視家庭研究，使家庭研究在主流學界受到更多的關注。包括強化家庭學學科的建設，推進多學科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促進家庭科學的普及和應用。具體來說，應加強家庭研究課題的支持力度，設立特色的家庭學科，成立各層次的家庭研究中心，出版引領學術的家庭研究雜志等。中國家庭內部的問題要比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西方理論所描述的復雜得多，需要對中國家庭關系、家庭結構、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支持系統，以及伴隨著社會變化家庭中出現的新現象、新問題，如流動家庭、留守家庭、空巢家庭、獨居家庭、失獨家庭、獨生子女問題等內容展開深入的研究，既借鑒國外的先進理論，又強調深刻的本土化，幫助人們重新認識中國家庭，重新定位家庭在中國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為家庭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提供切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其次是積極應對家庭的需要，建立預防、支持與保護相結合的發展型家庭政策系統。家庭既是社會不同系統政策最終發生作用的地方，也是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結合點，以增強家庭功能為目標的家庭政策所體現的是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投資。[15]以西方福利國家的家庭政策發展為例，早期主要是彌補家庭功能的不足，緩解家庭所面臨的經濟壓力；20世紀70年代后，開始轉向通過家庭和社區等非正規社會保護系統尋求解決家庭問題，由此引發了在社會政策領域和理論界對家庭功能的重新重視；80年代后，改革的趨向是強化家庭功能和家庭責任；90年代以來，改革的方向轉為從戰略發展的角度給予家庭積極的支持，家庭政策由單純強調家庭責任轉為重視幫助家庭行使責任。從西方福利國家的家庭政策發展過程可以看到，對家庭功能和責任的理解一直是影響社會政策發展和變化的一個最重要因素，而政策演變的過程事實上經歷了一個政府對政府―家庭責任界限不斷重新界定的過程。[16]借鑒西方的發展經驗，我們需要在家庭研究的基礎上，弄清中國家庭發展的現狀，探討家庭中既有的傳統資源與未來的發展方向，重新界定政府―社會―家庭的責任，出臺一系列社會政策，從各個方面支持家庭，切實回應家庭的需要。

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任務就是推進具體的家庭社會工作實務的開展，將家庭政策落到實處。

第一，政府角色要到位，要強調其在社會福利服務過程中的主體作用，特別是投資主體的角色。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福利服務的出發點和最終目標是形成政府和社會共同辦福利的機制和環境。為此，政府必須實施積極的財稅政策調動民間資金進入家庭社會福利服務的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借鑒西方民辦公助的國際經驗，采取適用我國具體情況的社會福利管理工具。[17]

第二，要將家庭社會工作劃分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厘清其內涵、范圍和內容，明確家庭社會工作的具體范疇。關于家庭社會工作的內容和范圍，不同國家有不同的界定，需要針對中國家庭發展的實際情況確定其內容和范圍。可以根據不同的分類標準進行分類，既可以按照家庭社會工作需要解決的問題分類，也可以按照家庭社會工作服務對象的不同類型分類。但無論怎樣分類，家庭社會工作都應包含兩個模式：一是問題解決模式，針對家庭中已經出現的問題進行介入和干預，以幫助家庭恢復正常功能為目標，包括社會救助、家庭治療、個案管理、小組工作、法律援助等；另一個是預防發展模式，在家庭問題還沒有出現之前提前介入，以提升家庭應對環境的能力、強化家庭正常功能為目標，包括社會政策倡導、婚前輔導、親子教育、生活技能培訓、家庭照顧訓練、職業輔導等。工作的方式也可以分成兩類：一是間接服務，對家庭提供間接的援助和支持，包括家庭政策、計劃的研究與倡導及各類資源的整合等；二是直接服務，直接對家庭提供援助和服務，包括各類救助、咨詢、輔導、治療和培訓等。

第三，設立相應的家庭社會工作組織與機構。解放后，我國面向家庭的服務主要是由民政部門、工青婦、單位和居委會等開展的家庭救濟、家庭調解和生育服務。這些部門的工作確實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是，一方面由于體制性的局限性，這些組織與部門提供的服務大都屬于物質性的或簡單的福利服務，專業性的社會福利服務比較缺乏；另一方面由于這些機構之間缺乏聯系與溝通，形成各自為政的局面，難以實現資源與信息的共享，也無法從整體上對家庭進行介入。所以，需要設立相應的家庭福利組織與機構，上至政府，下至基層社區，形成一個系統的家庭福利服務的組織構架，為家庭社會工作的開展形成制度上的保障。這個過程既可以是對現有的組織架構進行梳理，明確區分，各司其職，也可以是新的組織機構的培育和發展，其中尤其需要加強專業的社會民間機構的培育和發展，實施積極的稅收政策，鼓勵民間資金進入社會福利服務，以補充政府組織功能發揮的不足。

第四，注重家庭社會工作人才的培養。目前國內開展家庭服務的人員，大都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只是憑借經驗工作，面對越來越復雜的家庭問題，一支有專業素養的家庭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的培養就顯得非常重要，只有這樣才會使家庭服務逐漸由一般性的服務轉為專業性的服務。設置家庭社會工作的專業課程，進行家庭社會工作的專業培訓，鼓勵專業性研究，實踐專業性家庭社會工作項目，都是家庭社會工作開展所必須的。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極其敏感地反映了社會變遷中的進步與成就，同時也反映了社會生活中的困難與矛盾。經過西方百年來的發展，家庭社會工作已經成為一個獨特而重要的領域，事實也證明，家庭社會工作是對家庭的一種最具支持力的專業介入。面對社會轉型時期越來越復雜的家庭問題，以及人們日益增長的家庭社會工作的需要，家庭社會工作的開展與完善無疑是新時期民生工程急需關注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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