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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制度基本特征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范式

從經濟學范式特征看，新制度經濟學同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價值觀、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受主流經濟學的影響，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采用一般均衡方法、個體理性分析方法、經典物理學與現代數學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把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放在制度變遷的演化中，通過制度的供給需求來分析制度的演化。在研究對象(制度、產權、國家和意識形態)和歷史分析方法等具體分析方法方面，新制度經濟學受到了經濟學的影響，同經濟學有相通之處。這樣，就決定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之間是既相互區別、對立，又相互聯系、統一的關系。這就要求我們在對經濟學與新制度經濟學比較分析的基礎上，繼承與堅持經濟學的基本“硬核”，借鑒與吸收新制度經濟學的某些分析方法與研究成果，進行經濟學的科學綜合，進而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一、經濟學范式實質上是制度分析范式

經濟學范式主要具有兩方面內容：一方面是指世界觀，另一方面是指方法論。從世界觀的意義上講，經濟學范式所表明的是經濟學家們共同的基本信念和價值標準等。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經濟學范式是指被經濟學家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為交流思想的一套概念體系和分析方法。從經濟學的基本特征來看，它是迄今為止最為科學的經濟學范式。其內容包括四方面：一是基于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本信念與價值觀，二是以唯物辯證法為核心的科學方法與具體分析方法，三是以生產方式范疇為核心的概念體系，四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原理與具體結論。從其基本內容看，經濟理論本質上是制度經濟理論，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是較早地把制度納入經濟分析中的理論家。馬克思明確地將生產方式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定義為社會經濟結構或經濟基礎，并將立足于經濟基礎之上的法律的、政治的及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筑視為真正的社會制度。因此，制度范疇在經濟學說中包含著作為經濟制度的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和作為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制度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體系兩個層面。前者可以看作是一種僅限于經濟關系領域內的狹義的制度，后者則可以被視為一種廣義的制度。以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必然涉及并從本質上剖析作為生產方式與生產關系固定化和規范化表現形態的一個社會的各種經濟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法律的制度體系。

在經濟學說中，制度范疇的內涵就是社會形態的“生理學結構”，它包含三個層次的內容：一是作為社會生產方式即生產的社會形式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這是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二是作為生產關系主要內容的生產過程的管理制度與生產成果的分配制度，這是由社會基本經濟制度所決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為上層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這是由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所產生并決定的上層建筑。在經濟學中，“制度”分為狹義的制度和廣義的制度，狹義的制度是指經濟制度，即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這是僅限于經濟領域內的制度；廣義的制度是指包括上層建筑在內的整個社會制度，即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這是存在于經濟、政治領域的社會制度。的制度結構細致縝密，涵蓋并詳細界定了各種制度內容，科學地揭示了它們之間內在的本質聯系，以一種層層遞進的結構探討了各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制度經濟學理論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貢獻就是它以生產方式、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形態的內部矛盾為根據闡明制度變遷的動力。經濟學闡明了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關系：在經濟制度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以一定物質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財產制度與勞動制度，制度的“外殼”是體現一定生產關系的管理制度與分配制度；在社會制度的總體結構中，制度的“內核”是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及相應的生產關系，制度的“外殼”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會上層建筑。從二者關系來看，制度的“內核”是基礎和內容，制度的“外殼”是結果和形式，前者決定后者，后者反映與包含前者。制度的“內核”與“外殼”之間的矛盾作為制度體系的內在矛盾是制度發展變革的決定力量，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能夠容納并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能存在與發展：當一定的制度的外殼不能容納與適應其內核的發展時，它就要被炸毀并被新制度的外殼所取代。馬克思正是運用了“生產方式——生產關系——上層建筑”框架論述了人類社會制度的歷史更替，向我們展現了一幅社會制度變遷的浩大歷史畫面。馬克思還具體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發展引起社會制度變遷的機理：生產方式變化(物質生產方式變化——社會生產方式變化)——生產關系變化——上層建筑變化。諾思認為，馬克思的分析力量在于強調了結構變遷和社會生產潛力與產權結構問的矛盾。這實際上是指馬克思的物質生產方式與其社會形式之間相互作用的原理。因此，可以在某種意義上將經濟學視為一種制度經濟學，或一種關于社會制度分析的理論體系。經濟學不僅科學地確定了以社會制度為內容的研究對象，而且建立了以各種社會制度為基礎的經濟學基本范疇與概念體系；不僅具體分析了各種制度因素之間的唯物主義的辯證聯系，而且科學地闡述了社會制度的矛盾運動過程及客觀規律。今天，我們要實現經濟學的發展與創新，就必須繼承經濟學的科學傳統，在繼承經濟學經典范式的基礎上吸收當代經濟學的科學成果特別是新制度經濟學的成果，進行科學綜合，實現理論創新，努力構建現代經濟學范式——制度經濟學范式。

社會制度基本特征范文第2篇

關鍵詞：居民消費；跨期選擇；不確定性；制度轉型；預防性儲蓄；流動性約束

中圖分類號：F014．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6)05―0012―04

近幾十年來，消費函數理論一直是經濟學家長久關注的領域。自凱恩斯首次將不確定性引入其宏觀經濟分析并創立消費函數理論后，有關消費函數的實證研究一直被置于宏觀經濟學的核心地位。莫迪里安尼、弗里德曼將消費函數引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力圖為宏觀消費理論奠定相應的微觀基礎；霍爾的隨機游走假說和預防性儲蓄理論，將不確定性引入消費函數，實現了從確定性分析到不確定性分析的拓展。

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對居民消費行為研究的演進過程基于確定性和不確定性大體可劃分為兩大時期：前一時期是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中期，以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杜森貝里的相對收入假說和弗里德曼、莫迪利安尼的永久性收入假說和生命周期假說為代表；后一時期是從70年代后期開始，以霍爾的隨機游走假說、預防性儲蓄假說和流動性約束假說為代表的相關經驗理論與實證研究。

一、跨期選擇與西方宏觀消費理論

眾所周知，新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基本上是建立在市場的完全信息和個體的理性預期等假設基礎之上的。理性選擇是新古典經濟學最基本的假設之一，即每個個體都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的決策者，他們在追逐其目標時總能做到前后一致；即使面臨不確定性事件，他們仍能通過確定其客觀概率或主觀概率而計算出這些期望值。

西方新古典消費理論關于居民消費的分析是基于消費者跨時決策理論在消費領域的不同應用展開的，特別20世紀后半期的消費理論研究，都是以消費者跨時選擇為基礎，研究現時消費和未來消費之間交替關系的跨時選擇。跨時最優選擇理論的眾多基本觀點都包含在無風險、跨時偏好隨時間可加且可分離的狀況中，其效用函數表示為：

U=v1(c1)＋v2(c2…+vT

然而，生命周期模型和永久性收入模型認為，在跨期最優模型中行為人可以準確預期未來的收入水平，

題的考慮，在跨時最優的分析框架內對隨機游走假說進行修正，使得模型更符合實際。不確定性作用于消費的一個途徑是產生預防性儲蓄，在不確定性條件下未來某期的消費量將高于本期消費量，即本期消費產生低谷，未來產生高峰；另一個途徑是加強了消費者的流動性約束。預防性儲蓄是指風險厭惡的消費者為預防未來不確定性導致的消費水平下降而進行儲蓄。根據預防性儲蓄假說，與確定性情況相比，居民在未來收入不確定性的情況下一般都會增加儲蓄，居民所增加的這部分儲蓄被稱為預防性儲蓄。預防性儲蓄理論通過引入不確定性及消費者跨時優化選擇行為，認為消費者儲蓄不僅僅只是將收入均等分配于整個生命周期，其理論意義在于放棄了二次型效用假設，從而把預防性動機容納進來，使不確定性真正成為消費函數的組成部分。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既可以來自未來個人情況的不確定，也可以來自未來整個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對于消費來說，信貸市場的不完全性形成流動性約束。而流動性約束假說認為，流動性約束不論何時發生，都會使一個人的消費比他想得到的要少，即使是發生于未來也會減少當期消費。生命周期理論和永久性收入假說認為，只要個人能夠用未來收入作擔保就可以在相同利率水平上借錢消費，這種假設與現實不符。因為現實中人們并非任何時候都可以滿足融資需要，消費可能不遵循隨機游走假說的一個原因是消費者可能面臨流動性約束。如果消費者無法實施借貸且當期收入低于永久性收入，則消費者的預防性儲蓄動機將進一步加強。

三、制度轉型與我國居民消費行為的不確定性

任何系統都會受到各種不確定性因素擾動的影響，現實經濟活動中的經濟行為都是在相應制度框架中進行的，制度處處影響著人們的行為和實現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在經濟轉型過程中，由于不確定性作用的增強，制度變遷的路徑和均衡點并不是惟一的。因此，制度變遷的結果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率的穩定均衡。事實上，不確定性事件對于制度變遷的影響，很多時候是累積性的，制度變遷對居民消費行為的影響主要在于增強了消費者的不確定性，強化了消費者的風險預期。由于制度變遷是一個牽涉到利益格局調整的復雜過程，制度變遷主體多樣化的偏好和選擇，使制度變遷過程充滿了時滯和不確定性。處于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消費者，對新制度何時能建立起來以及新制度到底能帶來多少潛在收益缺乏充分的信息，因而無法形成穩定的預期，于是傾向于增加儲蓄，使消費盡可能保持平滑。

不確定性是轉型經濟中的一個基本特征，這些不確定性集中表現為：制度的不確定性、個體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備性等。我國推行的是漸進式的市場化改革，由于決策者的有限理性和改革的非帕累托性質，而不可避免地給人們帶來制度的不確定性預期。從宏觀層面來看，主要表現在目標的體制模式由于受到轉型的初始條件與路徑等因素的影響而表現出不確定性；從微觀

層面來看，由于經濟中的微觀個體難以預料未來的體制走向，從而難以對將來可能發生的收支狀況做出準確的判斷。在不確定性環境中，消費者的不確定性預期越大，消費者的風險均攤的動機就越強烈。要增加當期消費，必須盡可能降低消費者不確定性預期，以增加消費者抵御風險的能力。應該說，在轉型時期的中國，經濟制度變遷成為一種常態，因而，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預期也是不可避免的。

中國市場導向的經濟轉型的不可逆轉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模式的確立，從根本上奠定了居民消費行為的制度基礎。與此相伴隨的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福利制度的逐步解體，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得到強化。相應地，該階段消費者行為的主要特征是：消費者的選擇性增強，消費者行為的內生模式逐步確立；消費的跨時均衡機制開始初步形成；居民的制度變遷預期長期化，預防性儲蓄動機上升；金融市場的發展和財富的增加，使消費者流動性約束弱化。對于現實的社會經濟來說，要達到持續穩定發展的目標，最根本的是要減少不確定性，促進居民對未來社會經濟及其制度發展的穩定預期的形成。

四、若干思考

居民是一國經濟活動的重要微觀主體，其行為特別是消費選擇行為對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與實施效果具有重要的影響。居民的消費和儲蓄行為包括消費與儲蓄決策、金融資產組合選擇和消費結構選擇。居民的消費結構選擇影響經濟結構變化，從而影響經濟資源的優化配置。而研究宏觀經濟問題的微觀基礎，是當代宏觀經濟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從西方宏觀消費函數理論的微觀基礎來看，主要是對消費者行為選擇的研究。由于凱恩斯消費理論的一個明顯的缺陷在于該理論是建立在對消費心理的主觀判斷上，因而也就缺乏微觀經濟基礎。正是以生命周期假說和永久性收入假說為代表在微觀基礎上進一步對消費理論的改造和完善打破了凱恩斯宏觀消費理論的統治地位，推動了西方宏觀消費理論在不確定性分析范式下的拓展，并對以IS-LM模型為基本分析框架的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發起了挑戰。

社會制度基本特征范文第3篇

就一個企業而言，有什么樣的精神風貌，就有什么樣的經營效果。企業精神是企業之魂，是企業發展、壯大的強大動力。

那么何謂企業精神？企業精神是企業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逐步形成和確立起來的，并為全體職工所認同的一種健康向上，具有民族特點、時代特點和企業個性的群體意識。表現為企業共有的行為規范和精神風貌，是職工共同理想在企業中的具體化，是企業文化的主體和核心。對企業的廣大職工有強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能增強職工對企業的信任感、自豪感和榮譽感，這種精神一旦與企業的物質建設相結合，就會形成強大的生產力。

一、企業精神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因素

企業精神是企業發展的產物，是職工對企業的特征、地位和形象的理解及認識。它滲透在企業的具體行為中，并使企業形成一套獨特的思維方式、工作態度、經營作風、行為模式。形成一個企業的傳統習慣和慣例，使企業職工對本企業的生產、發展、命運和未來抱有理想和希望，是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必然要求。

（一）企業精神的基本特征

企業精神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既有民族文化、社會文化、行為文化的一般特性，由于企業形成的經歷、方式不同以及目標追求、價值觀念、精神面貌的差異而具有各自企業的個性特征。既然是企業共同目標和行為準則的精神信條，就應具備某些基本特征。概括說來，企業精神具備以下基本特征：

（1）時代性。企業是社會的主要組成部分，企業受時代精神的影響，是時代精神在企業的折射。從全社會的范圍來看。企業職工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技術素質和政治覺悟。無論從歷史上，還是從當代來看，工人階級總是站在時代的前列。企業精神毫無疑問地反映著時代精神。由于企業精神具有鮮明的時代性，才能對企業職工起到鼓舞與激勵作用。

（2）傳統性。企業精神產生于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又深深地打著民族的烙印，企業精神又具有民族的歷史源源。企業精神的提煉和總結必然是在傳統精神的基礎上孕育而升華的。我國不同的企業精神盡管各具特色，但不可能沒有歷史傳統的影響，就某一具體企業而言，企業精神的發展不僅具有民族文化和我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傳統影響，同時也繼承著本企業的光榮傳統。

（二）企業精神的基本內容

在我國，企業精神本質上反映和體現社會制度的優越性，這種企業精神朝氣蓬勃，積極進取，承擔風險，勇于開拓，能夠真正體現和反應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優越性帶來的企業生產和經營的活力，其基本內容具體表現為：

（1）主人翁精神。主人翁精神決定了職工在企業里的地位，它與職工的勞動態度的優劣，創造才能的發揮，關心企業的程度以及勞動生產率等有密切關系。與此相反，職工在雇傭思想占主導地位的情況下“拿多少錢干多少活”，缺乏對勞動權利的覺悟，他們既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更不能主宰企業的命運，而增強職工的主人翁精神，職工才能由被動變為主動，自覺地投入到企業的經營和建設中來。

（2）民主精神。民主精神也就是參與意識。當前我國多數大、中型企業都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職工沒有民主精神就很難參與管理，因為職工的民主精神主要體現在對本企業的民主管理上。而誘發職工的民主精神與參與意識，書記企業家權力效應大有作為，這又涉及到企業家的胸懷、素質和領導藝術。

二、培育企業精神的有效途徑

企業精神不是自我形成的，而是在企業長期的生產實踐中，經過不懈努力，逐步確立和培養起來的。

（一）培育企業精神要發揮領導者的示范作用。

企業領導者應該把自己的一切言行置于企業精神之中，以自己的文化修養和精神境界影響和帶動全體職工投身手企業精神的培育和建設之中，切實保障和注重民主管理，真正把職工擺在主人翁地位上，取得職工的充分信任和感情的默契。否則，企業精神就失去其最本質的內容。

（二）必須進行系統教育和定期培訓。職工是企業的主人，職工的素質如何，關系到企業精神能否形成和確立。所以，培育和建設企業精神首先應該使職工接受企業精神的教育，引導職工把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熱情，化本廠、愛本職的精神，增強職工的使命感。

社會制度基本特征范文第4篇

關鍵詞：福利國家；自由；民主；平等

自由、民主、平等這三個話題，無論是在政治生活還是學術世界中都是屢屢被思考、爭議和探討的話題。

一、自由與平等

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提出了“人，生而自由”的觀點。我們一般所談論的自由實際上是有兩種含義的，一種是消極意義上的自由，一種是積極意義上的自由。消極意義上的自由是指沒有外部的束縛與強制。積極的自由是指個人在選擇方案中選擇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力量。自由的兩種含義其實是不可分的。實際上，自由的本質就在于擺脫束縛和尋求自主。

平等多指人們在社會、政治、經濟、法律等方面具有同等地位，享有相等待遇。平等是人和人之間的一種關系、人對人的一種態度。是人類的終極理想之一。邊沁的功力主義理論認為，凡是能夠將效用最大化的事，就是正確的，公正的。效用，就是在快樂和痛苦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為最多數人贏取最大的利益即是公正的。

洛克所認為的自然狀態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人們在自然法的范圍內，以他們所認為適當的方法，決定自身的行動、財產和人身，在這個過程中不需要聽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其次，自由也是一種平等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中，一切權力和管轄權都是相互的，任何人都不享有多于別人的權力。

我們很難去給平等和自由用一句話或者任何限定的語言去下一個定義，對于自由和平等來說，本身就不存在一個“實在論的”概念。自由與平等之間并不存在價值沖突的對立。有些自由主義者頌揚自由，貶損平等。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平等很難滿足，并極易扭曲。由于自由是出于人們的主觀感受而界定的，而平等是通過與人們的對比而的得出的，所以人們常常會得出一些對于自由和平等帶有偏向性的結論。實際上，我們不應該抱有自由一元論或者平等一元論的觀點，平等與自由是存在內在一致性的，自由是平等意義上的自由：平等是自由意義上的平等。

二、自由與民主

民主意為在一定的階級范圍內，按照平等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來共同管理國家事務的國家制度。民主包括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直接民主是指公民直接參與、討論、決定和管理國家與社會事務的民主形式。一般包括在具體事務上的直接民主和國家體制上的直接民主兩個層面的涵義。間接民主是指公民通過直接或間接選舉的方式產生一定數量的代表，由他們代表人民來討論、決定和管理國家與社會事務的民主形式。

我們在前面提到過，自由的本質就在于擺脫束縛和尋求自主。當我們僅在個人生活領域談論自由時，沖突還不太明顯。一旦沖出個人生活領域，進入到社會公共生活領域時，自由就和民主就既產生了聯系又產生了沖突。我們最初對民主的定義就是：國家應該由人民來實行統治，而不是由一個人或者某一些人來實行統治。按照這種定義，民主應該是保障每一個人的自由和利益。然而，與之相反，在民主的形式下，一部分個人的自由和利益被合法地剝奪了。每一個個體都有不同的意愿，個體的差異性，導致人們對社會事務不可能達成絕對的一致。倘若我們充分尊重了個人的意愿，那么人們在公共事務上的意見就會形成一種支離破碎的狀態，民主政治所要實現的社會治理就不可能進行，社會必然陷入無序之中。

三、民主與平等

托克維爾認為平等是民主社會真正的稟賦，它使具有相同的感情和共同觀念的人們更容易走到一起，實現時代賦予的更理性、更自控的生活。平等的地位和身份是民主社會最顯著的特征。比起人與人之間事實上的相似或相同，民眾在心態上認同和追求平等，會使一個民主社會更好的得到實現。平等精神在民主社會中具有重大的價值。

平等的實現主要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出于對平等的熱愛，使得平等得到了實現，另一種是弱者想要把強者拉到水下以實現一種表面上的平等，后一種平等是由于嫉妒而產生的。所以從這種意義上說，由平等所實現的民主是先天不足的，平等的弊病決定了民主的弊病。

平等的愿望是美好的，但不平等卻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對于民主意義上的平等只能是相對的平等。

四、自由、民主、平等的矛盾

自由，理論上說每個人都享有，衣食住行各方面我們都享有自由，但是我們在享有自由的時候是不是可以侵犯別人的權利呢？比如說，往不往河里投毒是我的自由，可是如果我享受了我的這項自由，那么對他人的生命安全就將是一種侵犯。民主，稅收政策是基于大多數人的利益建立起來的，對富人征稅以滿足社會基本需求，可是富人手中的錢也是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換來的，對富人征錢以滿足窮人的需求，算不算是借著民主的名義對富人的一種搶劫呢，這樣的民主對多數人來說是民主，但是對少數人來說還能稱得上是民主嗎？平等，在著名的火車案例中，我們是選擇讓火車壓死五個人還是換軌道，讓火車壓死那一個人呢？表面上看來，應該選擇換軌道壓死一個人，這樣帶來的損失更低。可是這一個人同另外五個人一樣也平等的享有活在這世上的權利，他也有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也同樣會感受到親人離去的痛苦。這樣做出的選擇難道不是對平等的一種侵犯嗎？

無論是自由、民主還是平等都有很多矛盾蘊含于其中。

五、福利國家的內涵

（一）福利國家的概念

“福利國家”這一概念最早由威廉?坦普爾于1941年提出，他將福利國家的宗旨確定為是一種為普通平民服務的國家，用以區別以納粹德國為例的、為統治者服務的“權利國家”。從‘社會公民權’的觀點來看，“一個保障了其公民社會權利的國家就是福利國家”。顧俊禮認為福利國家就是以“福利”進行界定的一種國家形態，即以統一的、大規模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為基本特征，以追求社會團結和公正的一種國家形態。邊沁提出了功力主義的理念，他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快樂”后來成為各國政府福利政策的依據。

（二）福利國家的基本特征

1、福利國家是國家主義的

如果想要享受到某一國家的福利，我們首先要是那個國家的公民。在整個實現福利國家的過程中，充分強調了國家的重要性，若要享受一國的福利服務，具備該國的公民資格是基礎。福利國家用這種社會服務和福利制度把個人的國籍性突顯出來，進而突出了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中心位置，所以說，“福利國家是國家主義的。”

2、福利國家具備國家的基本特征

同國家的產生一樣，福利國家的出現，也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福利國家是不同階級的人民在為了爭取自身利益和權利的斗爭中，把不同階級之間的利益進行調和的產物。福利國家之所以能夠出現，階級沖突是根本原因。但是福利國家能夠發展成像現在這樣的從“搖籃到墳墓”的全方位的福利體系，它的制度依托就在于資本主義普選制的民主制度。在普選制的基礎上，福利國家也成為了一個各種利益的集合體，并且增強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合法性。

3、福利國家是一種對個人、市場和國家之間責任關系的界定

個人、市場和國家是保障個人福利的三個重要組成部分。在西方社會是這樣，在我國也是這樣。比如說在我國的養老保險，就是個人負擔一部分，企業或者國家再負擔另外一部分。而在西方福利國家，則用法律確立了這種個人，市場和國家責任關系的制度化。福利國家承認政府在為社會中有需要的人提供資金和服務方面承擔著某種責任。福利國家所要實現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就業充分化；收入均等化和福利社會化。即是讓每個真心想要工作的人都能夠就業。通過一些稅收政策和財政政策，或者舉辦各種社會福利事業，使得社會的貧富分化不至于走向極端，實現收入的相對均等。通過各種保險制度使得當國民在遇到諸如失業，疾病，傷殘喪失收入來源時，生活仍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六、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中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在中國，社會保障則是各種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軍人福利、醫療保障、福利服務以及各種政府或企業補助、社會互助等社會措施的總稱。1998年以來社會保障逐漸成為一項基本的社會制度在我國發展開來。雖然經過了很多改進，但是我國的社會保障從總體還呈現出一定的問題，如社會保障覆蓋面小，保障項目不全面，社會保障管理體制不健全等等。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完善一定要注意處理好自由、民主和平等三者之間的關系。

（一）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存在很多不到位的地方

1、雖然現今我國的社會保險，如養老和醫療保險已經實現了基本覆蓋。但是，社會保險的便攜性還是存在很大的問題。在現今流動人口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解決社會保險的便攜性問題非常重要。

2、即使是同一項社會保障項目在待遇方面也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比如說東部、中部、西部的地域差距；機關事業單位同企業之間，同一地區的不同單位之間都是存在著很大差異的。

3、社會保障的代際公平也存在嚴重的問題。在我國的城市中，中老年人由于當時的工資較低，所繳納的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費用都比較少，這就使得他們在退休后所得到的養老金也比較少。造成的現象就是為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奮斗了一輩子的人退休后所拿到的養老金都比不上現在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造成了很大的代際不公平的現象。

4、社會保障中自由裁量權的不合理運用。政府不斷頒布的社會福利法案更多的是在利用這種自由裁量的權利（微觀上或宏觀上的）以達到節約福利成本的目的。

（二）我國的社會保障應該采取一種差序平等的新理念

“差序平等”是指人們在社會生活實踐中，采取一種存在差別和秩序的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平等。只有在平等與差序之間保持一種合理的張力才能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

差序平等首先強調的是起點的平等，而不是結果的平等，起點平等是首要訴求。一味強調結果平等，只會造成平均主義的境地。起點平等是指“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夠充分發揮他的力量和才能”。而結果平等是差序平等的最終目的。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人可能由于個人的體力、能力、稟賦和社會關系等原因，加之市場競爭中“適者生存”的法則，必然會造成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狀況，為了維持社會的秩序，保障每個人的權利，防止兩極分化，解決收入不公等社會問題，社會保障制度應該按照一種差序平等的原則來發揮作用。平等的實現是一個差序的過程。

社會制度基本特征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人本經濟學　市場機制　經濟學范式　儒學

[中圖分類號]F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0)04-0109-05

一、引言

一般地，人本經濟學有兩大基本內容：在實踐上，要對現實社會制度進行人本改造；在理論上，要對經濟學理論所依賴的人性假設奠定合理的社會基礎。顯然，這兩方面都是對基于物本的現代主流經濟學范式的批判和發展。就社會制度的人本改造而言，以人為本的社會制度強調社會福利尤其是弱勢者福利的提高，要使得弱勢者的應得權利與社會財富同向、同比乃至超比發展，社會制度要體現社會正義及其發展；相反，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主要關注社會制度的效率而非正義問題，而社會制度本身是通過社會大眾之間的博弈形成的，因而這種效率實際上也就是強勢者的效率，為了效率即使犧牲一部分人乃至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也是合理的。就經濟理論的人性假設而言，人本經濟學注重提高人們生活的價值質素，強調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知行合一，努力增進人類社會的交往合理化；相反，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主要關注抽象效用的最大化，強調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相對獨立性，刻意增進科學知識的工具合理化。關于人本經濟學的探索，常修澤作了大量的先驅性工作，其主要觀點體現在近期被《新華文摘》轉載的《中國下一個三十年改革的理論探討》一文以及《人本體制論》一書中。當然，常修澤在高屋建瓴地把握體制的人本化改造之同時也存在一些論述上的不足，是以本文在此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展和深化。

二、“人”本關注的基本范疇

就“人”本關注的內涵，常修澤認為，“通過改革‘促進’人的發展――而且是‘每個人’盡可能的‘自由的全面發展’。”從橫向、縱向和內核三個層面來把握“人”的含義，這種理解總體上是全面而準確的。但在理論深度上還需做進一步的深化。

(一)橫向維度的“人民”

“從橫向分析，改革關注的不應是某一部分人的利益，甚至也不應是多數人的利益，而應是‘全體人民’的利益；即使在實踐中，有時也未必能完完全全做到為‘全體人民’，但那是操作層面的問題，在理論上一定要講‘全體人民共享’。如果理論上都講得不徹底、‘失之毫厘’，那么實踐中就更會‘差之千里’”。因而“真正有人文情懷的執政者對‘人’一定要橫向上到邊”，要有為“全體人民”服務的這種宏觀思維。顯然，這反映了改革的理念和實踐的途徑之間的溝通和平衡：理念是改革的方向，是不斷深化的動力，它不能因實踐的困難而放棄；否則，改革必然會陷入實用主義的短視和強權主義的偏見之中，最終造就一批批既得利益集團，而大多數人的福利則遭到漠視。上升到理論上，社會制度改革就不能簡單地建立在現代主流經濟學所推崇的效率原則之上，甚至不能建立在帕累托效率原則和卡爾多一希克斯效率原則之上。究其原因，社會總效率概念和帕累托效率概念都沒有界定具體收益的分配和相應責任的承擔，反而在應用實踐時往往會強化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為其掠奪行為提供辯護。

當然，“著眼于部分人”是“長期以來中國社會生活中所存在著的根深蒂固的觀念”，這句話還是值得進一步推敲的。如果這個“長期”僅是指改革開放這30年，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是對的；但如果將“長期”理解為中國千百年來的傳統乃至儒家社會的固有觀念，那么就會存在一定的誤解。事實上，“讓多數人享受改革發展成果”的提法源自現代西方理論，與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社會總效率原則相一致，它崇尚的是整個社會財富的增加而非關注每個人福利的提高，更不是關注弱勢者福利的提高。這種理論指導是近年來國內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與此不同，關注“全民的福祉”一直是儒家學說的核心，盡管在“霸者勝”時代，一些儒者為了當政者能夠聽從這種建議或者當政者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有將這種人本關懷工具化的傾向。究其原因。貫穿儒家教義的王道思想之核心就是，統治者乃是受“天命”而為全體黎民之利益著想，“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篇》)儒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就在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黨，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尚書?洪范》)那些當政者只不過是代“天”(即全體百姓的意志)行事，能夠擔任此重任的是既有德行又愿為人民服務的圣賢。

(二)縱向維度的“人類”

“從縱向分析，改革關注的不應僅是當代人的利益，而應包括后代人的利益，這是根基于整個人類延續的視野。從歷史的角度考慮社會發展，這實際上就是關注代際和諧問題，體現了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究其原因，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本質上是對發展的合理化要求：不僅是工具合理化問題，更是交往合理化問題。一者，工具合理化僅僅體現為個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交往合理化則有助于勞動者之間的協作從而提高全員生產率；二者，工具合理化僅僅是實現交往合理化的手段，而交往合理化才是人類發展的最終目的，體現為人性圓滿和社會和諧。顯然，從交往合理化的角度，可持續發展就可被理解為一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互惠合作的問題，而這包含了兩個層次：現世人之間的合作和代際之間的合作；前者反映了現世人之間的互惠關系，而后者則體現了現世人的社會責任。究其原因，現世人自身承受了先人保留的各種自然財富和創造的社會各種財富，從而也有責任為后人留下相應的乃至更好的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因此，代際之問的合作也就體現為(現世)人與自然之間的合作，正是這種合作關系提高了各類資源的配置效率，促使了資源集約式的經濟發展。”

顯然，無論是現世人之間還是代際之間的互惠合作，都體現了特定的社會關系，從而與特定社會的文化倫理有關；因此，基于可持續發展的追求，又要引起我們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反思和儒家傳統的營養吸收。一方面，西方社會自文藝復興以后工具理性就日益偏盛，它本質上源于對自然界的征服和改造，而非維護人類社會和諧和有序的天然法則；不幸的是，自然主義思維和對物質文明頂禮膜拜的俗流卻把這種狹隘的工具理性推廣到遠為復雜多樣的人類社會中，從而排斥了價值和交往理性的內容。另一方面，儒家文化與科學發展觀卻具有強烈的相通性：它把高度的人文精神和對自然的敬畏熱愛結合起來，主張開物成務人文化成，而反對役物殉物而喪失自性，強調天地、萬物與人之間的渾然一體。一者，基于人本的思想，儒家社會歷來注重和諧關系的建設，這體現在人自身發展、人與社會的互動以及人與自然的共存三個層次；在儒家看來，和諧乃是實在世界的基本狀態和構成，而沖突僅僅是一種不自然的失序和失衡。二者，儒家所理解的世界和諧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開放的，具有共時性和歷時性這兩 個重要的特性：共時性強調現世社會生活世界的和諧，強調基于親疏和尊卑關系的社會秩序，以及形成與整個自然的和諧共處，使得人類能夠更合理地使用自然資源和分享自然成果；歷時性則強調不僅要重視現世社會的和諧，更要關注整個人類的持久和諧，要對子孫后代負責，合理地使用自然資源。

(三)追求外延的“多需”

常修澤指出，從內核分析，改革的實質在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發展，因而關注的不應是“單需”之人，而應是“多需”之人；實現“多需”的人也就不再是單向度的經濟人，而是多維而豐富的社會人。上升到理論上，同樣產生了對現代主流經濟學進行反思的內在要求：現代主流經濟學把對物的智力使用上升為人的一般行為理性，并拓展運用到人類社會關系之中；結果人不再是具有各種情感需求的統一體，而被異化為追求物質需求的單面經濟人。基于狹隘物質需求的理解，現代主流經濟學還建立一整套的GDP衡量體系，作為衡量國家平均福利程度的主要標準，結果就流行了“為GDP而GDP”的政績觀。但這種衡量體系顯然是有問題的：一者，從人類社會的發展和福利的提高來看，GDP僅僅是達到快樂的工具和手段，追求GDP的最終目的是全民的不斷進步和幸福生活；二者，GDP本身無法全面衡量人的福利問題，片面追求GDP的增長往往衍生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實，關注一般百姓的切身需求要比專注于GDP數字的增長有意義得多，這些切身需求包括住房、交通、環境、健康、教育等。人們對“多需”的追求就要求我們重新制定國民幸福指數、人的全面發展指數、社會進步指數等更為人性化的統計指標來取代流行的GDP體系，從而將人類社會的發展路向從以物為本轉向以人為本。

那么，如何在物質豐裕的情況下進一步促進人類幸福之提高呢?這又要到儒家文化中吸取營養。其實，常修澤主張“從‘天人關系’的和諧方面來促進人的自身發展”，這正是儒家的基本內容。儒家特別注重人性的四端之充盈和社會性之提高。強調人之行為受社會制度和文化心理的影響，而人的社會性又可促進社會制度的完善和文化內涵的提升。一者，基于人類生理需求這一根本，儒家強調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二者，基于社會性需求及其提升，儒家社會又重視對各種欲望之間的協調，注重對低層次生理欲求的克制和高層次社會需求的培育。正因如此，儒家社會產生了互惠合作的自然主義要求，它與西方社會的自然主義不同：一者，西方人往往把自然視為是先天的，并日趨于抽象化，而儒家社會的理性則是具體而豐富的，體現了人類全面需求的考慮。正是基于人與自然統合的信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成中英把儒家社會的自然主義稱為生機性的，而將西方的自然主義稱之為機械性的。

三、制度改造的基本路向

常修澤探究了制度的人本改造之途徑，強調將市場經濟和社會公正結合起來，“社會公平和公正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只要搞市場經濟，就要遵循公平的原則，包括地位平等、機會均等和實現等價交換的原則”。實際上，分配制度是所有社會制度的中樞，也是當前國內社會經濟矛盾的癥結所在。

(一)純粹市場機制的分配問題

常修澤認為，由于我國沒有經歷過市場經濟的洗禮，因而需要以適當的方式“補一些課”；但同時，他又清晰地認識到純粹市場機制也存在著“交易規則的不公平現象”和“交易機制本身的二元結構沖突”。特別是，由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體制的不健全導致當前國內收入分配存在著(向政府、壟斷企業和非勞動者傾斜)“三個傾斜”，如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嚴重的“利潤蠶食工資”的傾向，表現為勞動者的報酬標準偏低，并缺乏工資的支付保障機制(特別是農民工)和正常增長機制。國內勞動力價格為什么會被嚴重低估和扭曲呢?常修澤認為，根源在于中國勞權的弱化，而勞權弱化的深層原因則在體制：包括勞動者在內的要素所有者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以致那些強勢者通過分配規則的制定而獲得大量“市場”收人。因此，要保證分配的公平，就應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同時推進改革，要將社會公平和經濟市場化結合起來尋找二者之間的最佳平衡點。常修澤寫道：“中國的宏觀決策層需要學會在市場化和社會公正‘兩個雞蛋上跳舞’……在操作過程中要注意防止兩種現象：第一，要經濟市場化，但要防止‘權貴’；第二，要實現社會公正，但要防止‘民粹’。”

市場交換在分配上的公正性問題可從兩個方面來審視：一是市場交換機制的程序，二是市場交換機制的起點。一方面，就市場分配的程序而言，這涉及到規則制定權的分配問題。當前國有企業的薪酬管理總體上處于無序和失控狀態：有的企業以強調“經營者個人貢獻”為由自定高薪酬，有的企業實行“股權激勵”；結果有的企業盡管賬面上年年虧損，但高管幾年間獲得幾千萬元甚至近億元的報酬，從而出現大量的“窮廟方丈富”現象。顯然，造成市場交換程序不公的核心在于，那些內部高管們是企業的真正控制者，而無論是社會大眾還是國家監管部門似乎都無能為力；即使高管們的工資是由董事會制定的，但由于董事自身的工資是與管理者們的工資掛鉤的，從而也有激勵制定有利于高管們高薪的可能。另一方面，就市場分配的起點而言，這涉及到社會資源的占有問題。常修澤認為，現階段資源環境產權制度的缺陷正是資源占有的不平等，強勢者可以低成本地使用稀缺性資源以獲得巨額盈利。事實上，一些資源壟斷型的國有企業高管們的年薪就呈幾何級數增長，遠遠超過一般員工，也超越民企的高管；同樣，源于對公共資源的掠奪性占有而攫取的高額收入也體現在民營企業中，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

(二)市場化改革的內容和“限度”

“市場化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市場化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主要源于沒有把握市場化的‘度’”。市場經濟具有兩個基本特征：一者，它是一個法制經濟，市場主體之所以采取某種行為，是因為在采取行動之前他對自己的行為后果有較為明確的預期。否則就可能出現大量的機會主義行為：二者，它又是一個互惠經濟，這種互惠盡管不能做到量上的完全平等，但量上的平等程度卻能夠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提高，這往往體現為市場力量的日益分散以及人們對社會正義認知的不斷提高。因此，市場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力量博弈，基于純粹力量博弈構成的社會秩序必然是等級制的和掠奪性的。常修澤強調，盡管在現實社會中利益博弈是不可避免的，但“關鍵在于如何讓博弈過程符合人類文明的結果，博弈的結果接近于而不是違背全社會成員的根本利益”，這就需要形成多元化的博弈關系。不幸的是，現代主流經濟學卻基于自然主義思維和倫理實證主義價值觀來為已經異化了的現實社會制度和強勢者的掠奪行為進行辯護，甚至根據供求力量所形成的均衡狀態來設立社會規則和制度安排。

“市場經濟是天生反特權的，并不必然導致不公平和不公正”。這句話在應然層次上是正確的，但在實然層次上卻可能帶來誤解，會將現實的市場收入合理化；誠如常修澤指出的，“即使按照平等的交換原則，由于每個參與分配的個體的能力和各方面情況不同，分配結果會造成不平等”。公正的根本含義是指每個社會成員都享有其應得的權利而不存在剝削關系，這至少包括這樣三個層次：一是市場交 換上的公正，即機會平等；二是財富占有或分配上的公正，即資源平等；三是個體權利享有上的公正，即能力平等。顯然，從后兩個平等概念看，由于現實市場中無論是在占有的資源方面還是能力方面個體之間都是極端不平等的，因而自由市場中的所謂公正就只能是相對的，但現代主流經濟學卻主要關注機會平等。而且，現代主流經濟學盡管把市場視為人類社會的核心制度，卻很少探討市場的制度結構；相反，主流經濟學往往將市場抽象為一種脫離制度的價格符號，從而往往將合理化基于市場機制的分配，并將市場收入與貢獻等同起來。其實，把市場經濟中獲得的收入視為是貢獻或應得的報酬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這表現為兩個方面：一者，市場交換的程序上是否公平，這涉及到哈耶克強調的機會平等和信息對稱問題；二者，市場交換在起點上是否公平，這涉及到德沃金等強調的資源平等問題。

(三)市場和政府的良性互補

“當前人民群眾對于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需求的迅速上升與政府供給不足且配置失衡是一個突出的矛盾；因此，政府、市場和社會三方聯手，運用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機制，緩解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問題。”一般地，任何經濟問題的解決都在于兩個失靈問題：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而這些問題的解決則取決于市場和政府之間的平衡，或者形成溝通兩者的協調機制。其實，日益復雜化、精微化的現代自由主義之內涵已經大大不同于早期自由放任的自由主義：一者，它關注到政府行為可能造成的干預失靈，從而對政府之惡行進行提防；二者，它又認識到純粹市場中的自發失靈，從而注重對市場機制的完善。顯然，這又要引起人們對現代主流經濟學的反思，因為它無論是在社會認知上還是在政策主張上都有簡單化的傾向。把社會問題的解決都訴諸于基于力量供求的市場機制：正因為現代主流經濟學片面強調以力量決定制度均衡，把經濟人行為合理化，從而得到社會上掌握金錢權力和政治權力的商賈和官僚的支持。結果，就出現了常修澤極力批判的現象：行政干預過多產生的“權力拜物教”和自由放任產生的“金錢拜物教”，兩者都導致了人性的“錮化”和“異化”。

一般地，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需要解決兩大失靈問題。一者，解決政府失靈，要確保政府做它該做的事。顯然，這有兩個層次的問題：一是政府究竟該做何事?它涉及到對不同時期社會合作狀態的理解以及協調機制轉化的要求；二是如何確保政府盡其職?它涉及到權力制衡和立憲問題。其實，盡管在不同時期政府應盡的職責有所不同、做事方式有所差異，但任何政府都有一些必盡的基本工作：緩和市場失靈問題，以及確保人們的應得權利與社會財富的同向乃至同比例發展，盡可能地防止社會的異化和失范。同時，為了確保政府做它該做的事，就必須建立一套較為完善的監督體系，不僅是確保合格的人員在合適的崗位上，而且對在位者的行為進行監督，這又要求社會公權力的分散。二者，解決市場失靈，要確保市場機制發揮其積極效應。市場機制本身包含了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的兩方面內容：一是一般而抽象的法律規章，二是具體而豐富的市場倫理；其中，抽象規則本身就來自市場倫理，是市場倫理的編碼化、明示化，而另一些還無法編碼的倫理則以非正式規則存在。事實上，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共享的市場倫理之核心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顯然，如果缺失了市場倫理這一維度，純粹力量決定的就只能是掠奪性市場。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講某某現象符合或者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而是要不斷地完善市場機制，要將市場經濟與社會公平結合起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