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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網絡企業風險投資商業模式
一、網絡企業的界定及特點
本文所討論的網絡企業是指在互聯網上注冊域名,建立網站,利用互聯網進行各種商務活動的企業。這些網絡企業所從事的商務活動主要包括通過互聯網進行商品采購和銷售,通過互聯網對實體企業進行宣傳和對其他產品進行網上營銷,通過互聯網向特定顧客提供信息服務,通過互聯網向上網的人們提供虛擬的社區服務等。
網絡企業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成本遞減性;邊際報酬遞增;贏者通吃、強者更強;注意力經濟下的“免費”原則。
二、初創期網絡企業如何吸引風險投資
根據我國學者關于風險投資評估的研究和著名風險投資機構IDGVC、軟銀中國創投等的成功案例,可以知道風險投資企業選擇投資項目時一般考慮以下幾個方面:行業環境、創業管理團隊、技術因素、市場因素、商業模式、變現能力等。本文從創業管理團隊、商業模式兩個方面闡述初創期網絡企業如何吸引風險投資。
1.創業管理團隊。美國風險投資之父GeneralDoriot曾說:“可以考慮對有二流想法的一流企業家投資,但不能考慮對有一流想法的二流企業家投資”。技術和市場的不確定性使得網絡企業的發展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風險投資機構更看重管理團隊的以下特征:
(1)激情。創業者必須具備激情,這種激情會感染周邊所有的人。在一種激情的環境中,每個人的心態都會變得積極主動。這種激情同時也是一種帶動作用、感化作用,會激勵整個團隊,甚至團隊的新成員行動起來。
(2)互聯網行業背景。從互聯網行業的投資案例來看,那些有著良好互聯網行業背景的人很容易獲得風險投資。如季琦在創辦如家酒店連鎖公司時,由于他在攜程的成功經歷以及和IDG多年的良好合作,使得IDG為季琦投資了l50萬美元,不久又追加投資至200萬美元。
(3)良好的教育背景及豐富的管理經驗。處于高新技術企業頂端的網絡企業,要求它的管理團隊必須是高素質的管理人才,要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豐富的管理經驗。如雅虎的楊致遠是美國斯坦福大學電機工程碩士;搜狐的張朝陽曾在1986年考取李政道獎學金,赴美留學,并于1993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
(4)創新精神。創新或創意是互聯網世界的生存前提,無論是雅虎的網絡門戶模式,亞馬遜的網上超市模式,還是eBay的網上拍賣模式,創新使網絡企業具有無窮無盡的增長動力。
(5)團隊結構。一個管理團隊是由管理、財務、技術、生產、營銷等各方面人才組成的,是企業發展的基本保證。投資者更希望網絡企業的技術人員有強大的創新能力,更希望管理層利用掌握的信息按照顧客的需要調整發展計劃,更希望企業的管理者有全球性擴張經營的長遠目光。
2.商業模式。風險投資家在被問到“評估被投風險企業時最重要的考慮因素”問題時,大部分風險投資家會首先回答是商業模式。由于互聯網的本質就是分享、溝通和娛樂,因此,構建互聯網商業模式可以考慮以下幾個方面:
(1)充分利用互聯網技術的優勢和效率,來替代傳統行業所能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以批批吉服飾(上海)有限公司為例,在2007年9月舉行的商界論壇最佳商業模式中國峰會上,PPG獲得年度最佳商業模式第三名。PPG的商業模式是將男裝交給七家合作企業貼牌生產,PPG負責產品質量的管理,然后通過無店鋪的在線直銷和呼叫中心方式,將產品直接交到消費者手里。這種直銷模式,去除了中間商所賺的利潤,同時將存貨率大大的減低,極大地降低了成本,取得了巨大的競爭優勢。PPG的概念吸引了風險投資的關注。其首席運營官黎勇勁就來自于PPG的第一家投資商,當時他的身份是集富亞洲董事。他選中PPG的原因有三:商業模式好、市場夠大、管理團隊能力很強。
(2)開發“長尾市場”。在網絡時代,由于關注的成本大大降低,人們有可能以很低的成本關注正態分布曲線的“尾部”,關注“尾部”產生的總體效益甚至會超過“頭部”。通過對市場的細分,企業集中力量于某個特定的目標市場,或嚴格針對一個細分市場,或重點經營一種產品和服務,創造出產品和服務優勢。GoogleAdwords、Amazon都是長尾理論的優秀案例。(3)尋找新的收入模式。GoogleAdSense是針對網站主的一個互聯網廣告服務,它面向的客戶是數以百萬計的中小型網站和個人,對于普通的媒體和廣告商而言,這個群體的價值微小得簡直不值一提,邊際收益很少,且需求各異又使得邊際成本大,但是Google利用自己開發的“搜索”技術,大大地降低了邊際成本,從而能為其提供個性化定制的廣告服務,將這些數量眾多的群體匯集起來,形成了非常可觀的經濟利潤。
(4)吸引“注意力”。網絡企業吸引用戶注意力的目的在于獲得更多的“點擊數”,成為用戶心目中能夠經常想到的領域經營者,那么企業面臨的商機是無限的。網絡企業贏得注意力應注意以下幾點:①關聯性。網站必須有瀏覽者需要的東西,而且應該重點考慮用戶訪問網站是為了得到什么。②權威性。身處信息爆炸時代,在Google、百度隨便鍵入一個關鍵詞得到的都是成百上千的網站地址。要想獲得高度黏著力,網站必須具備權威性。③參與性。參與性通常體現在互動、競爭、娛樂等方面。④共有性和個性化。如當當網有“我的當當”,使購物者比較輕松方便的管理自己的定單。
參考文獻:
論文關鍵詞:層次分析法,擴建,風險評價
1 引言
隨著社會和經濟的不斷發展,企業也在不斷的發展之中,要發展就得使企業不斷的在規模和技術上不斷的擴建,然而企業的擴建并不是有簡單的因素決定的,尤其是現在面臨國際金融危機全球經濟蕭條,對于增資擴建問題就更需要加倍的小心、認真分析,所以本文試圖通過對層次分析法模型的建立,將其運用到此領域,并通過實證分析以便使企業在金融危機爆發的當下能夠合理正確的對企業擴建問題作出判斷。
2 研究現狀
現代風險管理最早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戰敗的德國發生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管理論文,提出包括風險管理在內的企業經營管理問題,較早的建立了風險管理的理論體系。后來美國于1929-1933年卷入20世紀最嚴重的世界經濟危機,更使風險管理問題成為許多經濟學家研究的重點。1931年,美國管理協會首先倡導風險管理,風險管理問題得到了理論探討和在一些大企業的初步實踐,20世紀50年代初,美國的一些大公司發生重大損失促使高層決策者認識到風險管理的重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風險管理理論研究逐步趨向系統化、專業化,使風險管理成為管理領域中一門獨立學科專業,專門處理那些因未發生的事而帶來可能性的負面影響。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美國主要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都開設了風險管理課程,風險管理日漸受到學術界的廣泛重視。
目前對風險分析評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場分析、工程運行、網絡安全、企業財務狀況分析、投資分析、災害規避、信息安全與動植物貿易安全等方面。風險分析評價過程實際是探索系統未來運行軌跡的系統運行過程,要提高風險分析的科學性和可靠性,必須用系統工程理論和方法做指導并貫穿于風險分析評價的始終論文的格式。
有關投資風險評價的研究早在上個世紀60年代己經開始,其起點是Marquis和Myers做的大規模實證研究。Moriarty和Kosnik認為高新技術項目投資風險可以分為兩大類:市場風險和技術風險,Souder和Bethay認為應分為技術、資金、設計、支撐體系、成本與進度和外部因素等六類。
錢水土(2002)研究投資風險因素分析,在對技術風險、市場風險、管理風險、環境風險分析的基礎上,從公司發展的角度,引入了成長風險和道德風險分析。
高斯林和巴格(1986)研究表明,在風險投資公司的投資風險評價中,管理質量和水平是一個重要的因素,他們認為是企業家組建了經營管理小組管理論文,既然是企業家與風險投資公司建立了風險企業合同,因此企業家必須具有挑戰性素質。
關于企業擴建的研究方法,許多專家運用權重和概率相結合的方法,對風險投資項目投資風險評價模型的指標進行量化,將數學中的定量分析方法用于風險投資項目的投資風險評價中,目前主要有:模糊綜合評價法、層次分析法、灰色模型法、數據包絡分析法、蒙特卡羅經濟風險分析法、期權定價模型以及人工神經性網絡的應用等方法。本文將以層次分析法為主建立模型。
3 建立模型
3.1 層次分析法的原理
AHP把復雜的問題分解成各個組成因素.又將這些因素按支配關系分組形成遞階層次結構通過兩兩比較的方式確定層次中諸因素的相對重要性然后綜合決策者的判斷.確定決策方案相對重要性的排序[2]。整個過程體現了人的決策思維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斷、綜合。
3.2 層次分析法的基本步驟
運用AHP進行決策時,可以分為4個步驟:
3.2.1 建立遞階層次結構
遞階層次結構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支配關系所形成的層次結構。其構造原則是:將復雜的問題分解為元素。然后按照其屬性將元素分成若干組。形成不同的層次同一層次的元素作為準則對下一層次的某些元素起支配作用。同時它又受上一層次元素的支配這些層次大體可以分為[3]:目標層、準則層和方案層。
3.2.2 構造兩兩判斷矩陣
①確定比例標度:就每一個上層元素對與其有邏輯關系的下層元素進行一對一的成對比較。 即通過分析、判斷確定下層次元素就上層某一元素而言的相對重要性。判斷結果顯示在判斷矩陣中采用1-9之間的整數及其倒數作為比例標[4]論文的格式。如表1所示
表1 標度的含義
標度
含義
1
3
5
7
9
2、4、6、8
倒數
表示兩因素相比.具有同樣重要性
表示兩因素相比.一個因素比另一個岡素稍微重要
表示兩因素相比.一個因素比另一個因素明顯重要
表示兩因素相比.一個因素比另一因素強烈重要
表示兩因素相比.一個因素比另一因素極端重要
上述兩相鄰判斷中值.如2為屬于同樣重要和稍微重要之間
倒數因素i與j比較為,則因素j與i比較=I/
關鍵詞委托理論風險投資啟示
一、委托理論的發展和主要觀點
國外的研究狀況
美國等由于發展風險投資歷史較長,效果顯著,即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又對風險投資中的委托進行了多角度的研究,形成理論與實踐的良性互動。凱伯和謝恩曾提出了一個風險企業與風險投資企業關系的合作博弈模型,但在模型中未考慮到風險企業與風險投資企業之間的分工屬性問題。L.吉本斯在《博弈論基礎》中對以知識和創新能力為基礎的風險企業與風險投資企業之間的合作博弈模型從信號博弈方面進行了模型構建和分析。Gompers在其博士論文《理論、結構和風險投資模式》中認為:一方面,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能力和努力對風險企業的成功至關重要,設計合理的機制可以使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回主要取決于風險企業上市或被兼并收購時的股票價值,從而將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利益與風險投資企業的利益緊緊地“綁”在一起;另一方面,風險企業經營團隊在運營企業過程中可能會為了獲得更多的個人好處而采取機會主義行為,這將嚴重損害風險投資企業的利益,因此有必要在合同中將一部分控制權配置給風險投資企業以提高投資效率,即通過設計合適的金融工具作為篩選和激勵的有效手段。另外,薩爾曼、勒納、J.lerner和RodneyClark等也對風險投資中的委托關系進行了實證性研究。
國內研究狀況
國內學者已開始吸收委托理論的成果并已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姚佐文在《風險資本家與風險企業家之間的控制權分配和轉移》中指出,風險投資中的控制權分配直接影響企業的價值以及風險投資企業與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個人利益,并通過模型分析了風險投資合同中控制權的分配和轉移,認為控制權尤其是剩余控制權是一種“狀態依存權”,并且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是可分離的,且不必完全對應。黃美龍在《美國風險投資治理機制及借鑒-基于委托理論的分析》中,具體地分析了風險投資中的有限合伙制和風險企業的治理機制,并比較分析了股份公司、有限合伙制和風險企業治理機制的異同。認為政府作為我國風險投資主體,極輕易導致逆向選擇問題和道德風險問題,要促進我國風險投資健康發展,必須改變我國風險投資主體為民間機構或個人,并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公司治理機制。張幃和姜彥福在《風險企業中的所有權和控制權配置研究》中指出,“所有權必須與控制權相匹配”的原則并不能很好地解釋風險企業中的實際現象。基于風險投資的特點和風險企業經營團隊人力資本特性,利用Tirole模型分析了風險企業經常難以獲得風險投資的原因,并引入連續控制權變量,對此模型進行拓展,導出風險企業為了獲得風險投資所必須放棄的控制權的均衡解,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風險企業融資時經營團隊所擁有的非人力資產數量、運營企業時的個人非貨幣收益大小、經營團隊聲譽好壞等重要因素對風險企業中控制權配置的影響,認為:從靜態來看,風險企業經營團隊控制權隨所擁有的非人力資產的增加而遞增、隨運營企業的個人非貨幣收益增加而遞減;從動態角度分析,隨著風險企業經營團隊人力資本逐步轉化為企業的實際資產,其必須放棄的控制權將相應減少。同時,進一步分析了風險企業中所有權與控制權配置特征及其原因,提出風險投資中采取的治理機制應當是非凡的相機治理機制,即根據風險企業的實際發展績效和運營狀況以及風險企業經營團隊的能力是否適應企業的發展要求而配置控制權。田增瑞在《創業資本在不對稱信息下博弈的委托分析》中提出,在投資者和風險投資企業之間,風險投資企業應承擔無限責任,并應建立信譽機制,風險投資企業和企業之間應簽訂可轉換優先股的契約,以轉移風險。南立新和倪正東在《中國風險投資企業與創業者之間的委托問題及解決方案》中,通過對大量的實際考察,認為委托的主要問題表現為:簽約前隱藏信息和約后隱藏行動,提出的具體解決辦法是:進行盡職調查;投資協議制約;分階段投資等。另外,俞以平和張東生等人對風險的控制和激勵也進行了研究。
二、一些啟示
根據委托理論的發展,結合國內外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研究現狀,本文認為對風險投資的研究如從以下幾方面著手,則更好地分析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特點:
從風險和分擔的角度來研究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
國內外研究主要是借鑒委托理論關于在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離下的委托關系,從人的風險控制及激勵機制等方面進行研究,內容集中于風險投資企業與風險企業之間的委托關系,局限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的配置、人的激勵約束機制和如何通過投資前的盡職調查來消除和減少信息不對稱問題等方面,卻忽視了風險投資高風險特性下的委托關系形成和維系機理,缺乏對風險投資整體運作模式的系統分析,非凡是對風險投資的整個委托關系中的風險問題這根主線的作用,這樣,對風險投資中委托關系的研究不能區別于一般產業投資過程中的委托關系,對實踐缺乏相應的指導作用,因此,從風險投資的風險和分擔角度出發,有助于將風險投資委托關系形成的前提即對高風險的逐級和分擔,與利益主體在關系過程中風險控制與激勵相結合,較為完整和系統的解釋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特點對風險投資運行效率的作用,抓住了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實質,明確了各利益主體的角色定位問題。
研究的范圍和對象
從風險和分擔角度研究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問題,應看到風險的逐級轉移和釋放是一個完整的鏈式結構,因而,研究的范圍應將投資者到風險企業的風險過程納入研究,側重于A級和B級各自的關系特點,以及與整個關系鏈條的關系的研究,以闡述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特點。從研究對象上而言,為適應風險、分擔及提高投資效率的需要,各利益主體所采取的不同組織結構形式及相互作用關系來適應風險的轉移和分擔的過程,說明了對風險效率的改善和提高具有不同的作用機理。所以,研究的范圍和對象應是投資者、風險投資企業到風險企業的完整關系鏈,個體對象是投資者、風險投資企業和風險企業,這樣,為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提供了明晰的研究載體。
研究方法
國內外學者們對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由于國外的發展環境與我國有較大的差異,國內發展風險投資事業也遠晚于國外發達國家,涉及風險投資的相關資料數據較難以獲得,因而,國外純理論的研究不一定完全適應我國的具體制度環境,實踐的經驗通過運作比較的方式給予我們啟發,所以,在系統對風險投資的委托關系研究中,可考慮在借鑒前人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定性與定量想結合的方式,采用一定的調查、統計等方法,并結合自身的風險投資實踐,在研究風險投資委托關系的共性下,運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來說明我國風險投資中的委托關系特征及關系的行為過程。
研究內容的擴展
1、在考慮風險條件下,將投資者、風險投資企業和風險企業這三個“黑箱”打開,對風險的效率傳遞機制問題及各種委托關系路徑下的激勵約束機制等問題進行深入而系統的研究。
風險投資的規模是反映風險投資績效的重要指標之一。在學術界,常用的代表風險投資規模的變量主要有風險投資金額和投資的項目數量。鑒于數據的可獲得性,我們采用風險投資項目數作為度量風險投資規模的指標,為了深入研究這個問題,將對于風險投資的影響因素,我們從兩個方面來考慮:一方面是促進風險投資發展的政策,包括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引導基金政策和區域內是否存在產權交易市場。另一方面是影響風險投資發展的環境,包括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人均GDP。除此之外,我們還考慮了滯后一期的影響因素。數據方面,我們基于1997年~2009年中國27個省(個別省份數據缺失)風險投資企業數量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為了克服解釋變量的內生性以及殘差的異方差問題,我們采用System-GMM動態面板估計方法。我們認為,通過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規模及其影響因素的研究,不僅有利于深入了解中國風險投資市場的運作機制、風險投資規模的基本特征,而且對中國風險投資機構的發展具有實踐指導意義。
本文第二部分是相關文獻綜述;第三部分介紹計量模型的構建與分析方法;第四部分闡釋了數據來源與實證研究;第五部分進行討論,得出結論。
二、 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風險投資業發展的研究,始于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學家R. H. Gordon(1974),Jorgenson & Proterba(1987),Katharine(1988),Friedman(1989),Gompers & Le- rner(1997),Gentry & Hubbard(2001)的研究表明稅收計劃對風險投資具有正向調節作用,對新興企業和風險投資行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Karsai(2004),Clarysse(2009),Cumming & Johan(2009),Josh Lerner(2010)認為,政府引導基金對風險投資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Murry(1994), Bemard Black,Ronald Joilson(1995)的研究表明:風險資本的供給量與證券市場的發達程度息息相關。Kenneth W.Rind,Gene I.Miller(1980)認為人力資本對風險投資的發展至關重要。Leicht & Jenkins(1998),Dubocage & Rivaud-Danset(2002),Trajtenberg(2002),Josh Lerner(2010)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促進風險投資方面都可以發揮重要作用。Douglas J.Cumming,Jeffrey G.Maclntosh(2006)在分析的過程中,證明了宏觀經濟因素(證券市場的狀況、實際利率水平、GDP)對風險投資供給和需求有顯著的影響,市場上的風險投資企業寧愿在發達地區被合并,也不愿意投資到偏狹的地區。
風險投資作為一種資本組織形式,屬于生產關系的范疇,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其影響因素很多很多。但是,由于環境所限,基于現有的研究基礎,我們認為:風險投資的主要影響因素有:稅收優惠政策、產權交易市場狀況、引導基金政策、人力資本、一國的對外開放度、產業結構、GDP,下文中的實證研究將圍繞這些因素展開。
三、 計量模型的構建與分析方法
1. 計量模型的構建。我們用來解釋中國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計量模型使用的是各省級行政區的面板數據。在動態面板System-GMM估計方法中,對應文獻中相關影響因素,我們所關注的解釋中國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主要變量包括稅收優惠政策、引導基金政策、產權交易市場,主要目的是從這三個方面研究政府促進風險投資的政策對于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影響。在計量模型中,我們還考慮了一些中國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相關的重要解釋變量,主要有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人均GDP。
按照空間經濟學的觀點(Krugman,1991;Baldwin Ric-hard etc.,2003),經濟活動存在“自我強化集聚機制”。當投資者計劃進入其不熟悉的地區進行投資時,為了減少不確定性因素,將要花費較高的信息成本,此時的信息溢出至關重要。當前的投資活動帶來的大量信息溢出,現有投資活動產生的大量信息溢出,能從很大程度上減少不確定性,并且降低信息成本(賀燦飛、魏后凱,2001),有利于吸引更多的潛在投資者。因此,本期的風險投資存量會受到上一期風險投資存量的正向的動態影響。另外,風險投資作為一種新興的資本組織形式,是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會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有些觀測不到的社會特征(如文化、資源、習慣等)與我們選取的解釋變量相關,我們的模型全面考慮到這些特征的各個方面、界定、與誤差項的相關性。因此,我們建立動態回歸模型:
模型中,VC是第t年省份i的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數量,VCit-1為其滯后一期項。Xit是一個向量,包含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產權交易市場、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和人均GDP一組變量。?琢i是省份的固定效應,作用是控制觀察不到的、不隨時間變化的差異性。?滋t是年份效應,作用是控制各地區相同的國家政策以及宏觀經濟形勢的變化。?著it指的是誤差項,假設其期望值為零,不存在序列相關,不過或許會有異方差。我們的基本假定是滯后一期項VCit-1和解釋變量Xit必須與誤差項?著it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值均不相關,這些控制變量在此條件下是嚴格外生變量。但是解釋變量Xit的嚴格外生性并沒有排除其與固定效應?琢i的相關性。為了消除這種相關性,我們用每一個地區i第t期的方程減去第t-1期的方程,得到:
?駐VCit=?茁?駐VCit-1+?酌?駐Xit+?駐?琢i+?駐?滋t+?駐?著it (2)
我們消除了固定效應?琢i,得到方程(2),但是存在內生性問題 ,因為?駐VCit-1與隨機擾動項相關。如果使用傳統估計方法,一定會產生參數估計的有偏性以及非一致性。Bond(2002)研究證明,當隨機誤差項與被解釋變量滯后項相關時,固定效應OLS估計量將嚴重下偏,動態項的OLS估計量將嚴重上偏,隨機效應GLS估計量也將有偏,而且其他解釋變量也有潛在的內生性。為了解決這些問題,Arellano,Bond(1991),Blundell,Bond(1998)提出了GMM估計方法。
2. 計量模型的分析方法。考慮到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需要使用一定的工具變量對回歸過程進行修正。差分廣義矩(Difference-GMM)估計量(Arellano & Bond,1991)通過對模型進行差分,并且設定解釋變量差分值的工具變量得出,該方法能夠有效解決殘差的異方差和解釋變量內生性問題,但是會損失一部分樣本信息,另外,當解釋變量在時間上面的連續性比較長時,工具變量的有效性會減弱,會影響估計結果的有效性,小樣本時特別明顯(Blundell & Bond,1998)。系統廣義矩(System-GMM)估計(Arellano & Bover,1995;Blundell & Bond,1998)有效地解決了這一問題,同時利用了差分變化量和水平變化量,增加了工具變量的有效性。而包含工具變量的動態面板GMM方法比包含工具變量的固定效應或隨機效應面板數據估計方法更具有彈性,因此,本文采用System-GMM動態面板估計方法。
四、 數據來源與實證研究
1. 數據來源。綜合考慮各變量數據情況,我們最終將研究的時間跨度定為1997年~2009年,包括27省際面板數據。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的數據、政府政策(稅收優惠政策、政府引導基金、產權交易市場)方面的數據由清科公司提供。產業結構中第二、三產業產值,人均GDP,以及人力資本中本、專科在校生人數和總人口均來自中經網。進出口總額和FDI數據來自《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
2. System-GMM的估計結果及解釋。在我們的模型中,被解釋變量是種子期、初創期投資項目數,采用計量軟件STATA10.0,我們使用動態面板System-GMM估計方法估計結果下:
(1)滯后一期變量系數為0.057 019 9,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表明上一期風險投資的數量對當期會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其原因很可能在于,投資于不熟悉的地區,將會產生更多的信息成本,相比熟悉的地區,可能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并且由于初次投資積累起來的社會關系網絡,也可以很好地減少再次的投資成本,這可能使得風險投資愿意在初次投資的區域繼續追加投資。
(2)稅收優惠政策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為0.931 180 4,表明目前中國的稅收政策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的發展有促進作用,但是影響不顯著。風險投資業稅收優惠政策的運作機理在于,一是增加預期收益,二是降低成本,利用市場行為主體的逐利動機激勵社會成員參與風險投資,促進風險投資的發展。從實證結果來看,中國目前的稅收優惠政策已經驗證了動作機理,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有促進作用。但是,稅收優惠政策對于種子期、初創期的風險投資沒有太大影響,說明中國風險投資業的稅收優惠政策應加大對種子期、初創期的激勵力度。
(3)政府引導基金的系數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明政府引導基金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具有明顯的影響。不過,政府引導基金的系數是-1.733 065,為負值,與我們事先的推斷相悖,表明中國目前的政府引導基金政策阻礙了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的發展。產生這種結果,我們認為主要原因很可能是:①中國風險投資引導基金設立時間比較短,對風險投資的促進作用并沒有有效的發揮;②政府的本意是通過引導基金的引導,撬動社會資金流向風險投資企業,但是由于引導基金設立時間短,缺乏管理經驗,某些企業利用其中的漏洞鉆空子,造成資金被私人套用后并沒有投入到風險投資的發展中去。另外,由于這些無意于投資風險投資的企業或個人加入了獲取引導基金支持的競爭,無形中提高了風險投資企業的成本,因此整體上對風險投資業造成了負面影響。
(4)我們選取的變量產權交易市場、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KFD1、KFD2)、人均GDP均不顯著,表明從中國目前的經濟環境和風險投資的發展現狀來看,產權交易市場、產業結構、人力資本、開放度、人均GDP對風險投資業的發展影響不是很明顯。主要原因可能存在于兩方面:一方面,中國風險投資業處于起步階段,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并不大。另一方面,中國社會環境存在著抑制風險投資發展的因素:①文化。中國根深蒂固的中庸之道,求穩定的思想注定中國國民大多數是風險規避型的,這對風險投資的發展非常不利。②國情。中國從1978年至今一直在進行基礎建設,近年來,中國經濟對基礎建設的需求逐漸達到飽合,創新需求才悄然探頭,風險投資的需求,也剛剛產生。③體制。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制度對中國國民的意識形態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特別是集權,中國人所崇尚的是當家作主的理念,喜歡的是“我說了算”的感覺,對于現代企業中的股份制、合伙制從潛意中很排斥。從國際上風險投資的發展史來看,有限合伙制更有利于風險投資的生長、發展。在中國,有限合伙制引進的時間不長,目前還處于逐步被國民認識、接受的階段,要想大力發展,可能還要假以時日。
五、 討論與結論
中國的風險投資業稅收優惠政策開始于2002年,到目前為止,國家級的政策共有8項,沒有專門適用于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分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直接優惠指的是減稅、免稅、退稅,側重于事后的利益讓渡,間接優惠指的是稅收扣除,加速折舊等,側重于事前優惠。兩者相比,間接優惠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的發展更有利,但是中國現行的風險投資業稅收優惠政策偏重于直接優惠,對種子期、初創期風險投資業發展的激勵作用不理想。
政府引導基金政策的設立阻礙了風險投資的發展,違背了建立政府引導基金的初衷。以色列的YOZMA項目是目前國際上政府引導基金較為成功的案例,不過中國和以色列的情況有所不同,以色列是一個小國家,國內資源有限,引進國外資金和人才非常重要,中國則要從自身的特點考慮,借鑒以色列成功之處,建立有效的政府引導基金政策。政府參股或引導風險投資公司時,應根據該公司的投資定位問題制定相關的引導政策。比如對處于種子期、初創期的企業,面臨極大的不確定性,投資者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商業性資本一般不愿意進入,這就需要政府介入,并且充分引導社會資本進入該領域,發揮政府引導基金的杠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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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項目號:呀70903046、71073101),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號:11PJC 066),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項目(項目號:2009FJB004、2011 BJB008),上海財經大學研究生創新基金項目(項目號:CX JJ-2011-311)階段性成果。
關鍵詞:風險投資;創業引導基金;政府信用;科技擔保;科技保險
中圖分類號:F83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4)06-0-03
我國自1987年武漢東湖第一家孵化器設立以后,孵化器無論在質量或是數量上都取得了長足進步。2000年以前,孵化器的絕對數量、相對數量增長趨勢相對平穩。在這個積累摸索的過程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大幅度提高,達到70%;科技企業成活率大大提高,出現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企業。2000年以后,孵化器數量持續大幅增長。與數量增長不相稱的是,孵化器提供的融資服務遠不能滿足孵化企業的資金需求,融資難成為制約孵化企業發展的首要問題。
一、孵化企業融資特點的經濟學解釋
1.孵化企業的融資特點
企業的成長一般須經過四個階段:種子期,起步期,擴張期和成熟期。當企業步入擴張期和成熟期時,往往會為早期的投資帶來幾十甚至上百倍的高回報,并且此時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或者尋求通過公開發行股票上市來募集資金相比較前兩個階段來說都較為容易。
但對于孵化企業而言,大多處于前兩個發展階段,更多的情形是:在孵化企業發育得相對成熟甚至還沒有發育成熟之時,就會因為技術問題,或者產品不適應市場需求,市場變化過快或管理、財務等問題而陷入困境。因此,對孵化企業的投資可能會帶來極高的收益,也可能會血本無歸,所以高風險高收益是孵化企業融資的最主要特點,這種高風險高收益特征決定了孵化企業的融資渠道和相應的融資結構。
2.孵化企業融資特點的經濟學解釋
從風險的角度,按照現代金融理論的解釋,中小企業融資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點,由此會帶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一般而言,大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較為充分,公開化程度較高,投資者能以較低成本獲得這些信息。但對中小企業而言,其信息一般是內部化的,投資者獲得這些信息的成本較高,由此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中小企業顯得尤為明顯。在直接融資市場上,投資者為了補償自己的投資風險,就會要求較高的風險溢價,從而增加中小企業的融資成本。而在間接融資市場上,由于中小科技企業信息不透明,社會信譽度低和抵押條件差,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愿意向中小企業提供融資服務。這也與我國中小企業的信用支持體系不完善有關。
從收益的角度看,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揭示的實質性含義是:在一個市場價格總是向均衡價格趨動的公開證券市場,對于作為風險規避的投資者而言,他們之所以投資于具有某種風險水平的證券,是因為按照當時的價格,能夠預期獲得一個超過市場均衡收益的風險收益。風險水平越高,則其預期收益與均衡收益的差值也就應當越大。孵化企業的市場融資方式主要是創業投資,但創業投資市場與證券投資市場不同,創業投資市場本質上是非有效和非均衡的。創業投資之所以能夠獲得高的超額收益,不僅在于 “價值發現”機制,還在于它特有的“價值實現”機制:即創業投資家為了通過股權轉讓實現高的資本增值收益,總是尋求在企業的整體價值得到社會認可之后與企業不再具有成長潛力之前的某個最佳時機轉讓股權,以便能夠最大程度地獲得高資本增值收益。這種特殊的價值實現機制,也就是創業投資的退出機制。
3.美日融資體系概述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都是社會發展和穩定的重要支柱。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和日本的融資體系和融資市場建立得都相對較早,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方面都處于領先地位,已形成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主導融資體系和以日本為代表的銀行主導融資體系。
美國的融資體系以政府機構向中小企業從商業銀行借款提供擔保、資本市場發達、直接融資渠道廣泛、產業投資基金與創業投資基金相互補充為特色;日本則重視間接融資,一是有專門的政策性金融機構向中小企業貸款,二是有專門的機構為中小企業提供借款保險,但風險投資的發展程度明顯不如美國。通過比較可以發現,作為不同類型的市場經濟國家,美國與日本的中小企業融資體系與其基本市場制度緊密聯系。
借鑒美日的成功經驗,我國孵化器融資平臺的建設和發展也離不開相應的市場和政策支持。為優化科技孵化器融資環境,本文在分析孵化企業融資特點的基礎上,將對目前孵化器獲得的政策支持和提供融資服務的情況作進一步的剖析,從而為孵化融資平臺的構建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孵化器融資服務的現狀
2005年7月,分眾傳媒成功登陸納斯達克,它的成功, 不僅僅是優秀商業創意與風險資本的傳奇,也是商業創意、風險資本與孵化器成功結合的典范。但是,在我國孵化器中,類似分眾傳媒的成功案例卻為數甚少。相對于數量和規模的迅猛擴張,我國很多的孵化器還固守在物業提供等傳統的服務領域,相對于一些“外部化”的服務,入孵企業更需要的是如何持續獲取信用資金、如何將這些資源不斷轉化為企業創造力的能力,融資環境的改善便成了首當其沖的問題。
表1:孵化器提供投融資服務情況 (累計:萬元)
注:根據2005年《中國百家孵化器調研報告》,廈門大學科技企業孵化器研究中心,科技部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中心,整理獲得。
從表1的數據中可以看出,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我國孵化器在幫助孵化企業獲取資源方面已經具備了一定的能力,孵化器的投融資總額有所突破。但是,統計結果還表明,各地區孵化器的投融資能力很不平衡。在百家孵化器中,未協助孵化企業獲得貸款的孵化器占32%,孵化器與科技擔保、風險投資的合作也處于起步階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近10%的孵化器未提供任何融資服務。可見,孵化器實現了創新企業的群聚,卻未能實現資本的聚集,雖然外部融資渠道多樣,但對于孵化企業來說,仍與眾多中小企業一樣,面臨融資瓶頸。
孵化企業在創新創業的過程中,往往由于資金不足等原因而面臨創業的“死亡谷”。那么,如何幫助這些企業走出低谷,搶占創新高地,把握市場先機,進而形成企業核心競爭力,重點不在于融資渠道的數量,而是孵化器如何利用自身的優勢協助孵化企業利用、整合不同的金融資本,以適應企業不同發展階段的資金需求,形成良好的創新創業環境。這也是本文提出構建孵化融資平臺,利用平臺的信息優勢推進各類資本有機融合的根本立足點。
本文提出的孵化融資平臺在整合了風險投資、銀行信貸、政府引導基金、科技擔保公司等多項信用資源的基礎上,為孵化企業在創業初期獲得資金支持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務,進一步完善孵化器的投融資功能。在這一平臺內,伴隨著服務整合而來的,不僅僅是資源的共享,更是孵化企業不同成長階段的信息和風險控制上的整體整合。
三、孵化融資平臺的營運分析
1.孵化投資公司/政府引導基金/商業性創投的組合
1.1孵化器與風險投資的合作障礙分析
孵化器與風險投資作為推動科技企業成長的兩種工具, 從它們誕生起, 人們就認識到兩者有機結合的必要性。目前,孵化器與風險投資的合作模式按照聯系的緊密程度劃分主要有:外部合作、孵化器內部設立投資部門和孵化器出資設立投資公司三種。
外部合作是我國目前普遍采用的模式,孵化器在風險投資和在孵企業之間起到了橋梁的作用,但雙方獨立運作,合作具有偶然性,實質上沒有改變風險的分攤方式。參照國內外的經驗數據, 可以發現入孵企業并不容易獲得風險資本的青睞。其一,我國的孵化器的效能不高,對入駐項目嚴格的篩選制度尚未完全建立, 在項目進駐后的服務停留在物業管理等較低層面上, 導致風險資本并不能通過與孵化器的合作, 降低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其二,風險資本存在短視行為,國內的風險資本仍然存在總量不足、投資結構不合理等缺陷。在贏利的壓力下, 很多風險資本爭相投向了缺乏科技含量的擬上市項目。此外,在風險投資機構的眼中, 大多數孵化企業屬于風險較高的初創企業,從而風險投資對于合作缺乏動力。
另一方面,孵化器對于內部設立投資部門缺乏動力。在我國孵化器發展的進程中,政府是其主要的推動者,這些體制因素和組織目標致使孵化器在不能完全擁有對利潤索取權的同時還要承擔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責任。這就決定了孵化器大多采取規避風險的穩健財務策略,大部分孵化器選擇固守房租收入來維持自身運轉, 而不傾向于進行風險投資,尤其是對處于初創階段的孵化企業的投資。
1.2孵化器與風險投資的合作模式
實踐結果與研究方向的偏離也正是探討孵化器與風險資本有效合作的突破口,通過前述的合作障礙分析也不難看出,第三種模式具有相對的優越性:第一,由于存在自身利益的激勵,孵化器將對入孵企業的質量嚴格篩選,在初創企業資金需求量不大的時候,由孵化器進行投資,隨著投資對象對資金需求的不斷增加,由孵化器出資設立的投資公司或外部實力雄厚的風險投資對其提供資金。第二,孵化器的前期投資相當于為風險投資和其他外部合作者提供了“信號”指示,表明掌握全面信息的孵化器對投資對象的前景看好。在這種模式下,由于嚴格的篩選制度和信息的充分共享,孵化器和風險投資的總風險降低,但相對來說,孵化器承擔了比其他模式下更大比例的風險,也正是由于這種風險的約束機制使孵化器對于在孵企業的融資發揮了更加積極的作用。
當前,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孵化器朝著企業化的方向發展將成為必然的趨勢。在這樣的背景下,這種以追求資本的高效增值為目的,有效地配置資源要素,提高資本效率的合作模式將逐漸成為主流。但是,這種模式對于孵化器自身有較高的要求:雄厚的資本實力,高效的管理團隊,完善的篩選機制和信息收集能力等。因而在短期內,這種模式難于普遍推廣。
結合我國孵化器發展的實際,在孵化器與風險投資的合作中,如何建立合作雙方的互信互利機制至關重要;同時,還應著眼于滿足入孵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資金需求。在孵化企業的初創階段,資金需求量相對較少,首先可以考慮用政府投入的有限資金作為引導基金,孵化器自身也可以嘗試直接投資。在這一階段,孵化器在信息篩選方面起到更積極的作用,提高了政府引導基金的使用效率。此外,政府和孵化器的初始投資本身就意味著距離孵化企業最近的機構對其發展的肯定,為外部的風險資本的進入提供了風險降低的信息。隨著孵化企業的成長和對資金需求量的增加,孵化器應積極引進外部商業性的風險資本。這樣的合作模式不僅降低了風險投資承擔的風險,也進一步促使孵化器建立健全在孵企業檔案,以及其他能使投資經驗得到積累的學習機制。在一些民間資本充裕的省份,孵化器還可以把重點放在吸引民間風險投資上,通過稅收減免、購房補貼等優惠政策,吸引風險投資機構。
2.政府擔保/商業擔保/科技保險/商業銀行的組合
度過了初創期的孵化企業在成長的過程中對資金需求將日益增加,如何構建多元化的融資體系,為孵化企業持續“輸血”,也成為孵化器提供融資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由于孵化企業融資額度小、風險大,多數商業銀行對這類企業敬而遠之。但在孵化融資平臺中,由于孵化器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企業信息,利用信息優勢可以對企業進行較充分的風險評估和資質審查。因此,以孵化器為平臺,利用政府擔保和保險來撬動商業信貸資金的融資設想浮出水面,這為孵化企業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融資效率提供了可行的路徑。
2.1科技擔保撬動信貸資源
政府以財政補貼的形式扶持科技企業的成長,出資提供擔保,有利于符合政策導向的產業發展。財政資金參與擔保,不僅保費低,而且擔保信用度高。那么,如何充分利用優勢,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效應,成為孵化融資平臺整合各種信用資源,提高融資服務質量的著力點之一。
政府出資建立擔保基金,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對申請擔保的企業進行評估和調查,并且還有可能發生“尋租”現象,反而會增加政府擔保基金所承擔的風險。當孵化器引入“政府信用”后,在項目選擇上,孵化器可以利用積累的信息優勢進行篩選,降低擔保基金的運行費用和風險。反過來,這種激勵機制也促使孵化器加強對入孵企業質量的篩選,完善孵化企業信息的搜集和管理。
孵化器與政府擔保基金合作,一方面,可以打消銀行對孵化企業貸款的顧慮;另一方面,優化了政府資金的投入方式,放大、提高了政府資金的使用績效,進一步推動外部商業性的擔保公司支持孵化企業的發展。在這一合作關系中,孵化器利用信息優勢成為主要推薦單位,并且在擔保貸款后負責幫助擔保公司對孵化企業行使部分監督功能。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科技擔保實現了5-10倍的擔保放大效應,撬動和聚集信貸資源支持科技創新,幫助孵化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加快發展步伐。
在與外部商業性擔保公司的合作中,由于孵化企業創立時間短,缺乏固定資產,風險性較高,可以考慮讓孵化企業的管理者以自己的房產或孵化企業的知識產權、股權或有價證券作為反擔保,或者考慮讓孵化企業的聯盟或合作伙伴提供反擔保。目前,成都市已開展知識產權質押融資試點工作,通過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擔保服務,為31家企業提供了6780萬元的流動資金支持。
2.2科技保險分擔創新風險
科技創新企業具有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在其成長過程中也就蘊含著巨大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因素,這為保險業發揮經濟補償、資金融通功能,參與科技創新產業發展提供了市場需求基礎。通過開展科技保險試點工作和科技融資擔保服務,可以將創新風險由孵化企業獨立承擔分解為孵化企業與保險機構、擔保機構和銀行共同承擔。
同樣遵循孵化器、政府信用和商業保險相結合的方式,政府投入資金作為風險補償基金,處于第一償還順序上,同時與孵化企業、商業保險公司,銀行確定風險分擔比例。這種財政資金先行代償的機制,可以有效緩解商業銀行的壞賬壓力,降低流動性風險,又可以吸引更多的保險資金參與到對孵化企業的扶持中來。
目前,上海市已推出“科技型中小企業履約保證保險貸款”試點。根據試點方案,上海市科委與中國銀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銀行、浦發銀行上海分行合作,每家銀行拿出5000萬元面向科技型中小企業的貸款額度,市科委則為這3家銀行分別匹配100萬元的風險補償準備金。同時,太平洋保險公司為銀行提供部分貸款風險保障,這一舉措開創了國內“銀行+保險公司+政府”聯合參與貸款產品的新模式。
四、孵化融資平臺搭建后的融資效率
1.股權融資效率的提升
通過孵化器出資設立投資公司的方式,不僅調動了孵化器提高服務質量的積極性, 也能降低風險資本進入的風險。孵化器先對初創企業進行投資, 這意味距離投資對象最近的機構對其發展前景的肯定, 本身就為風險資本提供了一種風險降低的信息。由于關系到自身的利益, 孵化器在對象企業以后的融資過程中, 也將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對于風險投資來說,孵化器通過對孵化企業經營水平、管理者品德、財務狀況、公司發展前景的整體把握,可以為風險投資提供建議,降低投資前對孵化企業的搜尋成本。通過這種方式的合作,將壯大孵化器和風險投資的資金實力,過濾投資風險,從而提高投資的成功率。
2.債權融資效率的提升
在債權融資方面,孵化融資平臺引入了“政府信用”,并且通過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優化財政資金的投入方式,形成了巨大的杠桿效應,提高了政府資金的使用績效。更為重要的是政府引資,無論通過“事前資助”:設立擔保基金,作為初試資金投入;還是“事后補償”:設立風險補償基金,承擔第一償還責任,都進一步調動了商業性擔保資金、保險資金、商業銀行支持孵化企業的積極性,從而撬動和聚集了信貸資源支持科技創新,從而幫助孵化企業降低融資成本、加快發展步伐。
3.風險分攤形式的優化
孵化器利用自身的信息優勢,針對入孵企業高投入、高風險的特點,通過政府信用,科技保險和科技融資擔保服務三者的結合,將科技企業創新風險由孵化企業獨立承擔分解為孵化企業與保險機構、擔保機構、銀行和政府共同承擔,在使資金供給和需求信息有效流轉的同時,優化了風險分擔的形式,降低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沖擊。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從信息經濟學的視角探討了孵化企業融資的問題,認為孵化企業融資問題解決關鍵在于構建一個以孵化器為主體的融資創新網絡。孵化融資平臺的運營方案主要有:孵化器引入政府創業引導基金,并與外部風險資本合作;孵化器與政府擔保基金、擔保公司、科技保險的合作。其實質是利用孵化器的信息優勢,優化政府資金的投入方式,形成巨大的杠桿效應,進一步吸引更多的社會資金參與到對孵化企業的扶持中來。在這一融資平臺內,伴隨著服務整合而來的是孵化器內信息和風險控制的整體整合。基于以上對于孵化融資平臺的初步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1.完善風險投資的法律環境:首先著眼于風險投資主體的轉換,要對風險投資的法律形式進行明確的界定,并對創業者提供明確的產權保護,激勵民間對知識產業和知識創新的投資。
2.孵化器應利用與政府的密切關系, 推動當地產權市場、技術交易市場等配套設施的利用, 促成當地政府制定針對風險資本進入初創科技型企業的優惠政策。
3.改進財政科技投入方式,優化投入結構:以考慮將財政科技投入作為杠桿資金吸引社會資本,組建科技引導投資基金、科技風險補償基金、科技企業融資擔保基金、科技保險基金、青年科技創新基金。
4.加強科技投融資中介機構建設:完善孵化融資平臺,必須要吸引各類投融資中介機構進入科技園、孵化園,給予入園中介機構以等同于高科技企業的優惠政策,為高新技術企業的投資決策、經營管理和融資提供全面、科學、可靠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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