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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 經濟轉軌 經濟體制改革 宏觀調控

一、引言

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經濟治理整頓為起點，經濟從短缺經濟向需求經濟轉軌開始，經濟運行中一直存在著一個基本矛盾，即經濟體制改革與宏觀調控的矛盾。這個矛盾從改革開放開始，到建立與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以及未來可預期的中國經濟發展和完善過程中，都將不可避免。對于這個問題的研究與探討，對于了解經濟運行、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三者關系有深入的意義，從而增加掌控經濟運行的能力與水平。

二、近年來宏觀調控政策的效果

經濟轉軌以來，中國已完成了六次大規模的宏觀調控。前四次調控在經濟過熱、通貨膨脹的過程中，緊縮性政策總體呈現出較為顯著的調控效果；后兩次調控在應對有效需求不足、通貨緊縮與局部經濟過熱、投資膨脹的過程中，擴張性和“有保有壓”的政策調控總體體現出密度大、組合性強、力度大等特點，但調控的效果卻大大低于預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政策失靈的現象（龐明川，2008）。在2003年以來以抑制固定資產過快增長和產能過剩等為目標的宏觀調控過程中，又出現了三個現象：一是無論是針對經濟過熱、投資增長過快還是對房地產行業的治理，所出臺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連續出臺了被稱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觀調控中已經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場化進程已經取得明顯進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這輪調控中出現了罕見的“多次調控”現象（高輝清等，2006）。在2007年底以來以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為過熱和防止價格由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的宏觀調控過程中，還出現了短期內的多次連續調控現象。

這些現象引發了理論界的激烈爭論，其焦點在于：中國宏觀調控的效果究竟如何？為什么宏觀調控的效果背離決策者的初衷和預期？為什么會出現一輪調控周期中的“多次調控”和短期內的多次連續調控現象？

三、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矛盾

本文嘗試從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矛盾角度來回答上述問題。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矛盾很容易被歸入是經濟總量問題還是經濟結構問題的矛盾。但本文并不認同這個觀點。

從1989年的經濟轉軌開始到1994年、1998年的宏觀經濟調控，為了穩定經濟總量發展，宏觀調控中不可避免的采取了許多人為的、非市場化措施。這些措施每一次也不可避免的對于整個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或發展起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打壓、破壞的作用。這在1989年的經濟治理整頓中表現的最為明顯。雖然理論上宏觀經濟調控與經濟體制改革可以人為的統一起來，但在實際中卻很難做到兩方面都能有所收獲，因此，把宏觀經濟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人為的統一起來，是一種不尊重現實的、不切實際的說法。最有力的例證，就是為了應對1994年通貨膨脹和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的宏觀調控措施，幾乎使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資本金融市場無法進行任何前進的改革措施，甚至是一種向計劃指令下的經濟體制的倒退。

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矛盾產生于我國破除舊體制、建立新體制的經濟改革大背景下是一種必然的經濟現象。經濟結構的不合理帶來了經濟總量發展的不平衡，對于經濟總量發展不平衡采取的經濟措施又限制了解決經濟結構不合理、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的前進。這就是這種矛盾關系的基本問題鏈條，表面上看是一種相互制約、相互對立的惡性循環關系，實際上還存在著一種新的相互協調和統一的關系。

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是一個綜合、復雜、緩慢的過程。從市場因素的形成、市場關系的建立到市場規則的完善，市場力量是一個逐步從弱到強、從不穩定到趨于穩定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就是時間。長期性的改革時間使得改革者要具備相當掌握經濟發展的能力。只有經濟運行在改革者可掌控的范圍內發展，那么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才不會斷鏈，經濟體制改革的積累效益才能得以保證，經濟才能得以發展。這里，經濟運行的可掌控性不等同經濟運行的確定性。

我國經濟體制真正建設的時間并不是很長，從計劃下的短缺經濟結束開始算起，也就是二十年時間，中間經歷過六次宏觀經濟調控過程。無論從經驗還是理論上來說，我國的經濟體制建設都處在一個初步建設的發展階段，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發揮正是受到了經濟體制改革階段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宏觀課題組（1999）認為，在市場化過程中，政策效應的發揮往往離不開體制上的相應變革，因為體制的不完善不僅會使任何一個政策操作產生正負兩個方面的效應，而且有可能進一步放大負效應而抑制正效應。

綜上所述，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矛盾關系表明，中國的宏觀調控不應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場經濟國家的做法，而應該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情況相適應、相符合。

四、經濟體制改革初步建設階段的宏觀調控政策思路

理論上，宏觀調控的目標包括充分就業、物價穩定、促進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從單純的經濟意義上說，這是沒有任何錯誤的。但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經濟體制改革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處在與政治體制相互糾纏和對立統一的關系中，這是不能回避的。以前在政治意識形態下的計劃與市場激烈之爭，對于整個宏觀調控措施的選擇和經濟運行都產生了直接重大的影響。政治意識控制經濟運行是以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一大主要特色和矛盾。在未來的一段時間內，這個影響還不可能消除。但是，減少政治意識對于整個經濟運行的影響，逐步建立經濟運行的獨立性，是處理經濟體制改革和宏觀調控關系中最基礎的一步。同時，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還需要行政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共同發展。現在再來看中國宏觀調控的目標，在經濟、行政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制約之下，它只能是一個為維護經濟短期效益而存在的一個經濟手段短期行為。這樣，維護經濟穩定看來就成了宏觀調控的惟一目的。

從1989年的經濟轉軌開始，無論從政治意義上還是經濟意義上，維護經濟穩定都一直是宏觀調控和經濟體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標之一。但是，這個目標本身和中國經濟體制破除和建立的過程本身卻是相互對立的。既要破除舊體制、建立新體制，又要保持經濟穩定性，這對于本身沒有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經驗的中國經濟改革者來說，可以說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目標。

但是，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在一個失控的經濟運行環境中前進。所以，適當降低保持經濟穩定性的目標，改為加強對經濟運行的可掌控性，允許經濟在合理的范圍內有序振幅，經濟的動態平衡發展就是可能且可行的。這對宏觀調控的理念和方法將會產生重大影響，宏觀調控將從以前的直接堵、強力改，變為以疏導為主、以體制建立為先，改變以前宏觀經濟越想人為穩定卻越不穩定的局面。同時，經濟體制改革也會在更寬松的環境中前進。

參考文獻：

[1]高輝清 胡少維 包 靜:《目標方向逐步清晰 二次調控該如何出手》[N].《中國經營報》，2006年6月19日

[2]顧海波：《本次宏觀調控成為“空調”》，省略 2006-05-11

[3]李義平：《宏觀調控為何如此頻繁》[J].《人民論壇》，2007年5月22日

[4]龐明川：《中國宏觀調控的體制基礎與政策績效》[J].《世界經濟》，2008年第7期

[5]張永生：《中國的高投資、消費率與宏觀經濟穩定》[R].國研報告，2007年1月24日

[6]朱方明：《社會主義經濟理論》[M].四川大學出版社，2004

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范文第2篇

在黨的十報告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必須更加尊重市場規律，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戰略制高點。國內外的理論和實踐充分表明，市場經濟體制是人類配置資源的一種有效方式。根據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政府有“三只手”，即無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奪之手，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中，要發揮政府無為之手、扶持之手的作用，要限制政府的掠奪之手，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關鍵是尋求政府行為和市場功能的最佳結合點，使政府在調解經濟、彌補市場功能失靈的同時，避免和克服自身的缺陷，促使國民經濟充滿活力、富有效率、健康運行。

在8•19講話中強調“經濟建設是黨的中心工作……黨的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在新時期新形勢下，深化改革仍然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保證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全會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過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過程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其作用還要受政府等其他方面的影響。現在改為“決定性的作用”，則排除了其他方面的作用，更多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這一新提法，更加準確地反映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支配作用，反映了價值規律的內在要求。

二、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政府和市場關系理論不斷發展，我國在從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也經歷了一個政府逐漸放權，市場機制逐漸培育的過程。在這樣一個轉型階段，定位政府角色，規范政府行為，正確認識并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對于建設服務型政府，充分發揮市場活力至關重要。

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恰當運用“兩只手”，關鍵就是“看不見的手”——市場，發揮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使經濟活動應該更多地由市場來進行，充分發揮市場活力，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來推動資源配置，爭取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實現資源最佳配置。而政府“有形之手”應該在公共服務領域發揮更大的作用，立足社會及市場需要，以“放權”為重點深化行政審批改革，以平等競爭為原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堅定地推進壟斷行業改革，著手解決政府對資源配置干預過多的問題，完善市場體系，真正形成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使非公有制經濟在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等方面進一步發揮重要作用，實現到2020年建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使市場經濟的穩步發展與政府效能的提高相互促進、協調發展。

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詞：金融體系改革;回顧;思考

在國民經濟發展中金融業屬于基礎，在我國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金融體系改革的特殊性也是由于金融業的重要地位所決定的。必須要立足于我國漸進式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實際的國情才能夠順利的進行中國金融體制改革的理論研究。為此，本文對我國金融體系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和介紹，并且回顧了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歷程。

1 我國金融體系改革與經濟體制改革之間的關系

在我國國民經濟發展中金融部門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所以在經濟體系改革中金融體系的改革也存在著一定的特殊性。我國金融體系的改革由于受到經濟體制改革的影響，因此需要完成兩個基本任務，首先是要將宏觀層面的與財政體系相互獨立的金融體系建立起來，其次要立足于微觀層面，采用企業化的方式對金融機構進行改造。但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本身存在著較大的特殊性，在我國以銀行為代表的金融機構不僅屬于對貨幣經營的企業，同時也屬于執行國家貨幣政策的相關機構。國家在經濟過熱時期會選擇緊縮的貨幣政策，然而商業銀行的經營目的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因此其很難對貸款的沖動進行遏制，會最大限度的采用各種方式進行放貸。這時候企業化的金融機構目標就會與國家政策制定的目標之間產生利益沖突，而宏觀經濟會由于這種沖突變得不穩定，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銀行在計劃經濟時代的主要功能就是核算和結算，由于企業融資的需要，因此出現了大量的非銀行金融機構[1]。

我國在1978年以來采用的是雙重轉軌下的漸進式的金融改革，一方面是從農業經濟轉向工業經濟，而另一方面則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由于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有機地聯系了兩個轉向，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將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建立起來，隨后采用企業化的方式對金融機構進行改造，這是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最為主要的兩個步驟。所謂的激進式改革就是將兩個步驟并為一步，所謂的漸進式改革就是分別采用兩個步驟進行改革。必須要對我國的經濟發展歷史和特殊的國情進行充分的考慮，才能確定到底選擇漸進式的金融體系改革路徑，還是激進式的金融體制改革。由于我國本身經濟的落后性，因此不可能選擇和蘇聯相同的激進式改革，而如果采用漸進式的改革方式則必須要具備一種搭配方式，也就是先將獨立于財政的金融體系建立起來，然后再采用企業化的方式對金融機構進行改造。在我國國家干預的工業化過程中充分的體現了這種先后順序。國家在漸進式經濟體制改革中將金融看作是實現我國工業化目標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手段，政府面對這種情況有控制金融的需要。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之后，我國的工業化進程變得越來越快，這時候在金融體系的約束條件方面就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因此開始逐步的推進金融體系改革。在這種情況下，相對于經濟體制改革，我國的金融體系改革明顯的滯后。也正是因為如此，先進行公司制等非主流的東西就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順序，這樣資本市場作為融資渠道之一就具備了發展的必要，在完成非主流領域的改革之后，再進行金融體系的改革[2]。

2 我國金融體系改革的歷程

我國的金融體系改革主要包括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重心就是要將與財政相互獨立的市場取向的金融體系建立起來，金融體系改革的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將適應企業改革的外部環境創造出來。上世紀90年代是這個階段的一個分界線，中國銀行在之前的金融體系中屬于監管系統，我國的銀行系統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也就是國家專業銀行、區域性銀行、股份制銀行和信用合作社;非銀行金融中介主要包括擔保公司、信托投資、保險公司以及各大企業集團的財務公司。有機構無市場是我國90年代金融體系的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在完成第一個金融體系改革的基本任務之后，我國的金融體系在90年代以后出現了較大的變化。在將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原則明確下來之后，我國的金融監管系統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除了原先的中國人民銀行之外，同時又出現了保監會、銀監會和證監會;除了傳統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之外，在銀行系統中又出現了政策性銀行和股份制銀行，并且紛紛的建立了一系列的區域性城市銀行，在21世紀之后我國還出現了很多外資銀行[3]。

以金融結構市場化為取向的企業化改造是第二階段金融體系改革的主要內容，這一階段改革的最為主要的目的就是除了使金融機構自身經營需要得以滿足之外，同時還要強化資源配置的效率。金融體系改革在這一階段的主要內容就是完成金融機構的企業化改造，從而將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企業機制形成。金融機構企業化改造的總體目標一共包括3個方面的小目標：首先，使財政與銀行的關系實現有限責任機制;其次，對銀行的內在運行機制進行完善;最后，對外部監督進行強化，將與政府相互獨立的第三方專業監管建立起來。采用這種漸進式的金融體系改革除了使我國經濟轉軌時期實現了平穩的經濟發展之外，同時也保證了自身改革目標的實現，在具體的改革過程中并未出現諸如其他國家一樣的大起大落，這也是我國采用金融體系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合的非常成功的地方。

3 結語

目前，在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和創新之后，我國的金融體系開始變得越來越完善。一個國家的金融體系要想能夠充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并且更好地服務于經濟的發展，就必須要以經濟發展的需要為根據，進行不斷的變革和創新。然而我國的金融體系目前仍然存在著一系列的問題，為此，必須要以當前我國社會經濟運行的實際情況為根據對金融體系進行進一步的調整，從而最終能夠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有效的推動作用。

參考文獻：

[1]何風雋，仇娟東.金融發展理論研究――基于中國視角的實證分析[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11（04）.

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范文第4篇

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都證明: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難點所在。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國有企業改革更艱巨，也更復雜。這是不難理解的。其他方面的改革，例如所有制結構的調整，只要給予適當的政策，非公有制經濟就發展起來了，中國過去有經驗，外國的經驗也不少；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也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許多經驗可供借鑒；農村實行聯產承包制在很大程度上是膽略和決心的問題，因為在農業集體化之后遇到困難時曾幾度在一定范圍內實行過，成效顯著而深入人心。國有企業改革不同，是要尋找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和市場經濟相融合的具體形式，這是一項前無古人的創造性的事業。誠然，人類社會自從有國家以來就有國有經濟，在某些西方國家的某些時期，國有經濟也曾達到相當大的規模，但這同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在性質上是不同的。

在80年代中期農村改革取得決定性進展之后，即明確提出國有企業改革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從那個時候以來，在國有企業改革中進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在一些方面也有明顯的進步，但從總體上說，國有企業改革至今仍是經濟體制改革鏈條上的薄弱環節，也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由于農村改革的突破，由于宏觀調控方面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和計劃體制改革取得明顯進展，由于長期市場供不應求的狀況已經轉變或者正在轉變為供求平衡甚至過剩，由于對外開放的擴大和中國經濟逐步融入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國有企業的狀況同改革與發展進程不相適應的問題愈益突出地擺在我們面前。積極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已經成為當前深化改革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

為了深入研究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問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今年年初成立了由陳清泰同志和吳敬璉同志負責的重點課題組。《國有企業改革攻堅15題》就是課題組幾個月來精心研究的成果。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總體目標和基本原則，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和黨的十五大報告都明確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1997年也作過關于國有經濟戰略性改組問題的研究。因此，這次研究，不是一般地闡述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和原則，而是側重于在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和十五大精神指導下，研究推進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的具體方針政策，力求具有比較強的可操作性。國有企業改革所涉及的重要方面，諸如國有經濟布局的戰略性調整問題，國有經濟的實現形式問題，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企業的治理結構問題，以及企業改革的外部環境問題等，這些研究報告都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作了頗具新意的深入探討。

本書所提出的各項改革措施，估計可能會有不同的情況：有些是能夠立即付諸實施的；有些或許一時還實行不了，但日后將會實行；有些還需要繼續接受實踐的檢驗，或者根據實踐經驗加以補充和完善。國有企業改革正在進行，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研究也需要繼續深入。見仁見智，對某些問題有不同見解是正常的，不同意見的爭鳴將有助于認識的深化。但無論如何，我認為這些研究成果對于理解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都是有幫助的。

這些研究成果，最初曾以內部報告的形式送中央和有關部門的領導同志參閱，并提供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文件起草組參考。其后陸續在《中國經濟時報》發表，得到讀者積極的評價。現在由中國經濟出版社結集出版，我相信會受到讀者的歡迎。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國有企業改革攻堅15題》

陳清泰、吳敬璉、謝伏瞻主編

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

《經濟學》(第16版)

第16版是這本名著的歷次版本中改動最大、最富新意的一版。全書削減了四分之一，增加了有關信息經濟學、環境經濟學、醫療保健經濟學、國際經濟學、開放宏觀經濟學和“真實商業周期理論”等方面的內容。

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 著

蕭琛 等 譯

華夏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

《重思未來》

此書匯集了全球頂尖級的管理學家對于未來如何競爭的思考，僅僅列舉以下這些名字就足夠了：哈佛商學院的邁克爾?波特和約翰?科特、麻省斯隆管理學院院長萊斯特?瑟羅、《第五項修煉》作者彼得?圣吉，還有邁克爾?哈默、約翰?奈斯比特和托夫勒。

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范文第5篇

一、市場經濟改革及其理論創新

市場經濟，是一種按照價值規律合理有效地配置社會資源的經濟形式。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成果，從理論層面看，形成了中國特色市場經濟理論；從實踐層面看，構建了中國特色市場經濟體制。從高度集中的指令性傳統計劃經濟逐步過渡到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是改革開放實踐發展和理論認識深化的必然抉擇。

市場導向的改革，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目標模式的建立，是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及基本經驗的科學總結與高度概括，也是對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標志著人們不僅在認識上實現了從傳統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飛躍，而且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達到了一個全新的升華。

正是市場導向的改革與理論創新，使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中國經濟成就主要表現在：中國的GDP從1978年的2683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8.3萬億美元；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從改革開放之初1978年的206億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38667.6億美元，在世界貿易排名中，從1978年的第32位上升到2012年的世界第二；中國外匯儲備從1978年的1.67億美元增加到2012年末的3.31萬億美元。

雖然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成功的改革不代表沒有失誤，更不能因為成功而忽視失誤，恰恰相反，我們應該系統地總結和反思這些失誤的理論與政策，為以后更好地推進國民經濟的改革和發展提供經驗和教訓。

二、市場導向改革的理論與問題

市場導向的改革當中，針對價格改革、住房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理論發生過很多的爭論，由于受到各種錯誤理論的影響或指導，使得政府采取的政策并不能夠真正很好地解決問題，甚至有些政策還帶來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現簡要總結和回顧有關的幾種錯誤理論導致的問題。

1、“價格雙軌”與“雙軌合一”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方向，是改革過去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形成的指令性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體制，即實行主要以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經濟形式，實行黨政分開、政企分開，同時依靠經濟參數、經濟杠桿、經濟法規的粗線條、大彈性計劃管控經濟。市場導向的價格改革有多種選擇，例如：有控制的價格改革、漸進式的價格改革、完全自由的價格改革等，“價格雙軌”只是其中一種選擇。價格改革，是實現從行政管制為主到市場調節為主的宏觀調控本質性轉換的基礎環節。可見，價格改革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居于重要地位，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敗，回顧30多年的歷史，“價格雙軌制”就是在市場導向改革過程中因錯誤理論指導而走過的一段彎路。

“價格雙軌制”，是將生產資料的價格分為“計劃內”和“計劃外”兩種，“計劃內”由國家控制，“計劃外”由買賣雙方協商議定，因而出現同一地區、同種商品同時存在“計劃內”、“計劃外”兩種價格狀態，國家計劃內的實行國家牌價，“超計劃”部分或按國家規定的比例允許企業自銷部分可以實行市場價格，包括：主要農產品收購價格、主要工業產品出廠價格、某些緊缺商品價格等。由于當時許多生產資料短缺，出現賣方市場，協議價格一般高于計劃價格；因而，同一種產品，在同一時間、同一市場存在兩種價格的所謂價格管理體制改革，稱之為“價格雙軌”。

實踐證明，實行“價格雙軌制”反映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理論與實踐的“雙失誤”，它是在舊體制還沒有完全被新體制取代之前，為了搞活企業、調動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增加短缺產品的供應而在錯誤理論指導下進入了改革誤區，提供了腐敗的溫床，反映了雙重經濟運行機制和雙重經濟管理體制的交錯并行。改革為“價格雙軌制”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一方面，市場價格的利潤空間刺激企業的“虛假需求”，制造“虛假繁榮”；另一方面，巨大的價格差吸引著各路“能人”，尋租現象與行為普遍發生。

為了解決“雙軌制”帶來的一系列問題，中央采取了變“雙軌”為“單軌”即“雙軌合一”，確立了市場導向的新的價格改革思路。“雙軌合一”使得價格改革重新走向正軌。一方面，國家指令性計劃分配的物資種類和比重逐年減小，最終實現“雙軌”變“單軌”，由市場決定價格；另一方面，國家指令性計劃分配物資的價格分期、分批、分步向市場價格靠攏，逐步縮小計劃內與計劃外兩種價格之間的差距與比重，最終實現市場價格的單軌性。“雙軌合一”基本消除“價格雙軌”帶來的各種弊端，還原市場的本來面貌，充分發揮市場的基礎性資源配置機制，形成統一的出清價格。

2、“價改中心論”與“企改中心論”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戰略選擇上，究竟是價格改革優先，還是企業改革優先？從1985年起，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改革中就存在著“價改中心論”與“企改中心論”。

“價改中心論”者認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走向市場經濟，市場的導向作用是通過價格的導向作用來實現的。價格改革是最基本的，價格機制是市場機制的核心，價格體系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如果價格不合理，價高利大的產品就會盲目發展，低價利小特別是虧損的產品就更有可能產生萎縮，導致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只有調整價格體系，才能保證國民經濟的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做到活而不亂。只有以價格改革為重點和中心，生產要素才能合理流動，資源配置才能優化，從而企業才能活起來。他們還認為企業的經濟效益只能通過利潤來衡量。但如果價格不合理，許多企業盈利多是由于產品價格過高，或者所用原材料價格過低；許多企業盈利少是由于產品價格過低，或者用高價的原材料。用不合理的價格是無法衡量企業經濟效益的。因此，調整價格是衡量企業經濟效益，從而督促企業提高經濟效益的重要基礎。通過價格改革，實現通過市場形成價格，企業自主定價、自負盈虧，使企業按市場價格不斷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方向和規模，促進企業生產經營機制的轉換，推進企業改革，逐步成為真正的商品生產經營者。

“企改中心論”者認為，沒有完善的市場主體，放開價格只能引起價格的輪番上漲，而不可能建立良好的市場環境。價格的全部放開應當是經濟改革的最終成果，而決不是經濟改革的出發點和突破口。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也就是企業改革的成功。企業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企業活則全局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在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活了，中國經濟從基礎層面和總體狀態就活了。

經濟體制改革在實踐中的結果是“價改中心論”占了上風，價格改革過程中又是“價格雙軌制”占了上風。于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嚴重失誤就在這里發生了：1988年夏天的價格改革闖關以及由此引發的群眾性擠提存款和搶購商品即“搶購風”和1989年的“”，也就是“88、89雙風波”先后證明了“價改中心論”的失敗和“價格雙軌制”的破產。

事實上，國有企業改革才是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和中心，企業既是市場經濟活動的主體，又是社會生產的基礎，離開了企業改革及其活力的激發，價格改革就成了無源之水和無本之木。當然，企業改革又不能沒有價格改革的配套，價格改革與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改革中主要的兩個方面，兩者相互作用、相互影響。

3、“住房私有”與“保障民生”

一個時期以來，由于一些錯誤理論的影響，一些脫離中國國情與國力的認識滿天飛，包括鼓吹“住房完全私有化、商品化”。

2000年初，中國的福利分房制度終止，貨幣化分房方案全面啟動，住房制度改革不斷深化，這也直接刺激了商品房市場的發展，之后，中國房價進入井噴時代。

中國的國情決定了住房改革不能完全市場化和私有化，中國雖然地域遼闊，但仍然是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特別是人均土地占有量是世界人均土地資源量的1/3，因此，要做到完全住房私有簡直是“天方夜譚”，正是因為這一特殊國情，決定了必須采取多渠道、多層次、多方式解決住房問題。

在中國特色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使全體人民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推進和諧社會建設。民以食為天，以住為地。住有所居是民生大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進入商品交易，一些住房實現私有，乃是改革過程的實際，不值得大呼小叫，但要完全“商品化、私有化”，恐怕就有問題。現在看來，確實也出現了問題，百姓對房價暴漲的反感以及政府對房價的“屢調不降”就是明證，所以政府啟動了大規模的保障房建設，健全廉租住房制度，同時完善經濟適用房建設，就是對住房改革的一次調整。

4、“兩極分化”與“共同富裕”

過去一段時間，由于受到“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西方經濟學庫茲涅茨倒U曲線的影響，一部分經濟學家認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是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必經階段，他們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是基于從傳統的農業產業向現代工業產業轉變過程進行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過程就是經濟增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分配差距會發生趨勢性的變化。在經濟未充分發展的階段，收入分配將隨同經濟發展而趨于不平等。其后，經歷收入分配暫時無大變化的時期，到達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收入分配將趨于平等。但是，并沒有一個能夠準確衡量多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合理的核算體系，導致了實踐與理論出現了偏差，直到現在，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仍然沒有根本扭轉。

合理、科學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也是社會和諧的實現形式。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民經濟的持續發展帶來了社會財富的迅速積累，綜合國力極大增強，但收入分配的失范和不公現象卻明顯地凸顯了出來。近幾年來，基尼系數屢創“新高”，甚至跨越了國際警戒線。在一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下，不只是對窮人不公平，實際上富人也是不可能享有公平的。況且，一些人個人財富的急劇增長，甚至比起人們當年所說的“暴發戶”還要來得“痛苦”，他們奢侈的消費令世界矚目。進而，整個社會的誠信與公德急轉直下，人們越來越關注的是金錢和財富，而不是誠實與守法。

不僅要強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更重要的是實現“共同富裕”；在確保社會公平與分配正義的條件下，越來越多的人能夠依靠誠實合法的手段和科學、合理的分配制度安排走向共同富裕，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如此，和諧社會斷無成功之可能。需要說明的是，新階段的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絕不是新形勢下改換了面孔的平均主義，也不是套用新模式的大鍋飯。“差距”還要有，“共享”要強調。這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民生的要求。要真正、切實、迅速、有效地采取果斷措施，整頓分配秩序，逐步扭轉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趨勢；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在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創造條件增加民眾的財產性收入。通過改革成果共享走向社會和諧，構建和諧社會。

三、嚴重失誤的理論分析與啟示

回顧這些理論，總結其中的經驗與教訓，對于我國在新時期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加快和諧社會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以上理論導致的種種問題，給我們以啟示，在改革實踐中應該認真總結經驗，及時糾正改革中的錯誤，實現科學發展。

1、理論到實踐的傳導不能失誤

時代在前進，實踐在發展，我們需要研究解決的新問題層出不窮。比如，如何進一步加強農業，推進新農村建設，改變農業基礎薄弱的狀況，確保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如何抓住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時機，使國有企業改革取得新的突破，加快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步伐；如何順利推進新型工業化道路，把中國工業化果斷地從“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按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轉移到“信息化帶動工業化、工業化實現信息化”的軌道上來等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運用經濟學理論作為指導去解決，因此，正確的理論至關重要。但是，正確的理論并不能保證就能夠指導好實踐，就一定有理想的實踐效果，這其中，理論到實踐的傳導至關重要，不能發生偏差，否則就會出問題。例如，前面講到的住房改革，政府出臺的政策并沒有明確提出將中國房地產完全市場化，但在實際操作中，嚴重存在著把房地產市場向完全市場化推進的趨向。

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在創新實踐中發展理論，是我們的優良傳統，是戰勝各種困難和風險、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傳家寶。理論與實踐能否結合，結合的質量高不高，直接關系到科學理論能否產生實踐效果，這就要求我們在用科學的理論指導實踐的過程中，要避免發生偏差，堅持做到理論對則思路清，思路清則行動明，行動明則效果佳的良性循環，真正做到用理論指導實踐，用實踐發展理論。

2、理論是實踐的函數

從新時期市場導向的改革過程中的曲折來看，有兩個嚴重的教訓：一是教條主義；一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表現為若干重要理論問題上的從“本本”出發，而不是根據從中國的實際和國情出發的具有慣性的傾向，頑固地排他性的傾向。主觀主義則表現為經濟浪漫主義與經濟空想主義，當然包括不從實際出發只憑感情或想當然而臆定出來的某種經濟目標、經濟方針和經濟政策等。正是主觀與教條在經濟理論界的存在，才導致“價格雙軌制”、“價改中心論”等理論，實踐已經充分證明，至少是脫離了中國的實際。

理論是實踐的函數，用理論指導實踐，必須結合中國的國情和中國的實際。因此，理論必然隨著國情的變化而改變，不能完全照搬書本的理論，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的指導下更大膽地沖破舊框框、舊習慣勢力、舊體制及舊理念的束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使中國的各項經濟改革更加符合變化了的客觀實際，順利推進中國現代化建設事業，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