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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實體經濟狀況范文第1篇

經濟增長幅度放緩

隨著近幾個月國內外經濟狀況急轉直下，不少人已預期內地政府將會放寬財政及貨幣政策。然而此次放寬的幅度卻超乎常規，這既反映了中央政府憂慮經濟可能會硬著陸，也表明了政府意欲阻止這種惡劣情況發生的決心。

內地工業生產實質增長在2008年10月份大幅下跌至8.2%，創自2001年11月以來的新低，這是內地經濟增長急速下降最明顯的標志。而實際上，內地工業生產實質增長早于2007年中已呈現下滑趨勢，而近數月內由于出口增長放緩及投資需求急降，更令下滑速度加快。由于物業市道進一步降溫，地產業的固定資產投資2008年9、10兩個月份的實質增長僅3%左右，遠低于8月份約7%及6月份約24%的實質增長。只有零售行業仍然維持強勢，為正在萎縮的內需帶來支持。方面，上兩季多個先進工業國家的經濟接連收縮；而2008年11月中旬，美國銀行業翹楚花旗集團，在政府極力營救金融業的情況下仍瀕臨倒閉，意味全球金融危機及其所觸發的全球經濟衰退仍未見底。

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公布

在如此黯淡的前景下，內地政府可能認為，沒有龐大的政府財政政策支持，單憑私人需求將不足以阻止經濟增長大幅放緩。2008年11月9日所宣布的經濟刺激方案的一個重點，是2009及2010年為數達4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方案。據報導，約30%的資金來自中央政府，其余則來自地方政府、銀行及企業 。

4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方案，將會投放于七大范疇，包括主要基礎建設項目、住屋補貼、改善農村民生及醫療系統、環保及工業創新。假設每1元人民幣的開支將會令國內生產總值增加1元人民幣，上述資金投入將相當于名義國內生產總值每年增加約7%。因此，盡管刺激經濟方案的詳情尚未發表，但根據方案中政府新增開支的實際數目及因此而增加的進口，可以做出如下預期：4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投入，將會令2 0 0 9及2 0 1 0年的實質國內生產總值，增加約2至4個百分點。此增幅大致可以抵銷因未來出口增長下滑所引致的經濟增長損失。

預計2009年經濟增長不會低于8%

盡管內地政府最近已大幅調低利率及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但由于全球金融危機正逐步擴散至實體經濟，預期未來數季內地利率及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將會進一步下調。例如，一年期貸款利率可能從目前的5.6%調低至2009年第1季約5%，而大型銀行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亦可能會從目前的16.0%調低至2009年底約12%。

國內實體經濟狀況范文第2篇

關鍵詞:系統性風險;商業銀行;風險管理

中圖分類號:F832.3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0)31-0077-02

一、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的主要特征

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產生和蔓延,關于商業銀行系統性風險的討論開始頻繁出現于各種場合,其中既夾雜著對資產組合管理無法規避系統性風險的擔憂和思考,也蘊涵著對國內商業銀行防范系統性風險能力的疑慮和期待。從概念上看,系統性風險是指一個事件在一連串機構和市場構成的系統中引起一系列連續損失的可能性。從原理上看,系統性風險首先表現為外部性即單個機構強加于整個系統的高于其實際價值的成本,而不是由系統內各個機構自發形成;其次表現為普遍性,即風險的影響并不局限于引發風險的單一機構或領域,而是作用于整個系統內的成員;再者表現為不對稱性,即風險導致的損失與可能的收益間不存在線性關系,有的甚至毫無關聯。風險的溢出和蔓延是系統性風險最典型的特征,世界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趨勢使各國經濟極易受到國際環境變化的沖擊,股票市場、外匯市場的價格聯動使系統性風險的連鎖反應速度加快,現代通訊技術及金融交易的高科技手段為系統性風險的溢出和蔓延創造了條件。

風險的放大效應也是系統性風險的重要特征之一,由于虛擬經濟的發展速度和規模遠遠大于實體經濟,在為實體經濟的擴展和延伸帶來新的空間的同時,一旦出現系統性風險而迅速蔓延,將對實體經濟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性危害,并體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系統性風險的發生有些是由個別風險傳遞生成,有些則是多頭傳染、系統聯發、加倍擴張、連鎖反應,最終形成“蝴蝶效應”和“厄爾尼諾”現象。正如本次金融危機的誘因―次級債,善意的動因、華麗的包裝和幾乎無懈可擊的市場運作,最終還是毀于杠桿的過度、監管的缺失和利潤追逐的盲目。

二、銀行當前風險的主要成因

1.從外部環境來看,宏觀經濟狀況和調控措施是企業與商業銀行經營活動的宏觀環境,它直接影響所有微觀經濟個體的經營行為和經濟效益,其影響可能是負面的,也可能是正面的,對于某一市場參與者而言,這種影響是不可規避和消除的,比如,這宏觀調控措施的影響就很大。

2.從銀行內部來看,銀行現有的經營模式、資產結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過于依賴存貸利差的盈利模式,使銀行片面追求規模擴大,面對信用風險、利率風險時缺乏回旋余地;重視項目貸款等所謂的優質項目,看重政府背景和擔保,使銀行承擔著相當大的政策風險;而近幾年存款短期化、貸款長期化的趨勢,更使得銀行利率敏感性缺口不斷增大。

3.從面臨的風險種類來看,銀行業所普遍重視的信貸風險受調控影響將可能出現一次集中的釋放,而國內銀行較少關注的利率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影響開始顯現。盡管國內利率尚未市場化,利率風險在穩定的經濟狀況下表現得并不明顯。但是在宏觀經濟調控這一特殊的時期,利率作為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央行對其進行調整是必然的,因而政策性的利率風險成為商業銀行不可忽視的問題。

基于上述幾點,我們認為,當前形勢下股份制商業銀行所面臨的風險具有特殊性,是銀行現有一般性的風險管理機制和技術所難以有效掌控的,加強對當前形勢下銀行風險管理的研究有其必要性和緊迫性。而從國民經濟發展的周期波動來看,經濟發展和經濟蕭條呈規律性的交替出現,對經濟過熱進行調控也必然是周期性的。所以,加強系統性風險管理,將有利于股份制商業銀行長期、持續、穩健發展。

三、銀行目前面臨的主要風險

1.信用風險反彈。近年來,股份制商業銀行貸款規模增長普遍較快,信用風險同時也逐漸積累。當宏觀經濟運行出現波動時,就會出現信貸風險集中釋放、不良貸款出現反彈的趨勢。目前銀行信用風險主要表現為:受國家宏觀調控影響,部分限制性行業及相關企業發生資金鏈斷裂,無力償還銀行貸款;部分在建工程或開發區項目由于政策原因被勒令停工或撤銷,導致投入貸款發生逾期;由于原材料價格持續上漲,盈利能力下降,企業還貸能力下降等等。

2.流動性風險凸顯。從總量上來看,股份制商業銀行普遍面臨資金短缺的問題。股份制商業銀行由于相對缺乏低成本的穩定的資金來源,所受影響尤為明顯。目前他們普遍感到頭寸緊張,存貸比較高,流動性風險較為突出。從結構來看,銀行面臨存貸款期限不匹配的問題。由于短期流動資金貸款剛性較弱,中長期貸款剛性較強,壓縮結果是短期流動資金貸款增量占比下降,中長期貸款增量占比上升,對于短期資金占比較高、缺乏長期資金來源的銀行,尤其是股份制商業銀行而言,期限不匹配的風險更加明顯。

3.利率風險顯現。股份制商業銀行應關注利率風險。主要表現為中長期貸款上升、資產負債期限結構失衡所形成的利率敏感性缺口,在升息預期下可能造成巨額損失,此外交易賬戶的利率風險也有所上升,例如,國債價格下降,資金交易利率風險上升等等。

四、國內商業銀行應對系統性風險的經營策略

應對系統性風險,不能僅僅單純從一般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問題,必須要拓寬視野。也就是說,商業銀行一方面要加強基礎性風險管理,另一方面且更為重要的是,商業銀行必須要加強戰略管理,實施戰略應對,才能抵御系統性風險的沖擊。

在加強基礎性風險管理方面:一是著重加強對經濟周期波動敏感行業的信貸結構調整。通過大力調整信貸結構,使有限的信貸資源向國家政策鼓勵發展的行業、經濟資本回報率高的地區、戰略業務領域和重點目標客戶傾斜。二是進行宏觀經濟環境對業務發展的壓力測試。密切關注重點行業、地區、企業的貸款質量變化情況。三是特別加強風險預警。密切關注抵質押資產價格變動,以及行業政策、環保政策等相關政策的變動風險;關注客戶和關聯交易的風險,如原材料漲價等企業經營風險,在風險預警的同時提出風險防控的措施。在實施戰略應對方面:一是要抓住機遇做好銀行主營業務,不斷做大做強,增強銀行整體抗風險能力。二是要加強戰略管理,推進業務經營與銀行管理兩個維度的戰略轉型,實現銀行發展結構的優化提升整體管理能力,使銀行成為一艘在大風大浪中仍能穩健前行的生命之舟。三是要在做好銀行主業的同時,穩步擴展經營地域和領域,向中小企業業務、農村金融服務等藍海領域以及各類非銀行金融服務領域推進,通過有限的多元化增強市場競爭力,不斷提升應對經濟周期波動和抵御系統性風險的能力,努力實現中國銀行業的長期穩健可持續發展。

在經營策略層次,國內商業銀行必須圍繞系統性風險防范,以科學的理念和方法,做好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加快金融創新、加強組合管理方面的工作。

1.要緊緊圍繞實體經濟提供各類金融服務。商業銀行作為服務業,依托于貿易、投資、消費等實體經濟的發展。因此,銀行無論是做傳統業務,還是做綜合性業務,都必須以實體經濟的需求為前提,并根據實體經濟的變化,合理、有度地擴展經營領域。如果脫離了實體經濟的需求,不但不能促進實體經濟發展,還會對其產生嚴重傷害。與國際同業相比,國內銀行的綜合服務能力還較低,需要穩步加以提升。但是,這種提升必須適應中國經濟金融的市場化和國際化水平,不能脫離實體經濟,更不能在金融體系內部進行自循環。

2.要在做好傳統業務基礎上開展金融創新活動。金融創新始終是中國銀行業持續發展的強大動力。同時,也應看到,開展金融創新,首先要做好存、貸、匯、結算等傳統業務。只有做好這些基礎業務,并有效管控相關的源頭性風險,開展創新活動才具有牢固基礎。因此,作為銀行的戰略決策者,一定要在市場狂熱的時候保持清醒的頭腦,一定要在深刻理解創新機理以及完善風險管控機制之后,積極穩妥推進創新活動。

3.要在傳統風險管理基礎上加強戰略層次的組合管理。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告訴我們,面對銀行經營領域的不斷擴大,要不斷提高風險識別、計量和處置水平。更重要的是,要從戰略層面加強各個經營領域之間的組合管理,避免在業務多元化過程中出現戰略性失誤以及由此引發的重大風險。過去一段時間,國際上部分金融機構由于盲目追求短期高收益,導致資本市場業務與商業銀行業務比例嚴重失調,危機來臨時無法應對系統性風險的挑戰,最終只能進行大規模業務重組。國內商業銀行既要善于通過有限多元化,實現風險的適度分散,更要善于通過加強戰略組合管理,強化風險防火墻建設,促進銀行主業與跨市場業務優勢互補,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綜合收益,避免盲目分散和無效擴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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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羅忠賢.論宏觀調控中的系統性金融風險與防范[J].金融與經濟,2007,(12).

國內實體經濟狀況范文第3篇

金融危機蔓延與新一輪銀行業裁員

次貸危機與美國企業裁員

始于2007年夏季的美國次貸危機，在刺破了美國房地產業泡沫的同時，也使疏于管制的金融業經歷了痛苦的“去杠桿化”過程。隨著危機逐步向實體層面傳導，以及近兩年歐洲銀行業與一些國家債務問題的爆發，本次金融危機已從一場疾風暴雨般的災難演變成了全球經濟的慢性頑疾。2008年，花旗集團曾拋出53000人的全球裁員計劃，以應對該集團在危機中遭受的大幅損失。

金融業的興衰與經濟狀況休戚相關，次級住房抵押貸款危機導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機，使整個全球經濟均在危機的漩渦中蹣跚前行。作為經濟中的微觀主體，企業面對糟糕的宏觀經濟狀況，為了挺過困難時期并對后危機時代進行戰略布局，不得不裁減員工、調整雇員結構，以增強自身的抗風險能力、提升未來的競爭力。

2008～2009年，美國經歷了近年來最嚴重的裁員。2009年，美國大型企業宣布裁員128.8萬人，該數值比危機最為嚴重的2008年還高出5%，為2002年以來裁員人數最多的一年。2009年裁員發生時段在分布上呈現前高后低的特征，70%的裁員發生在上半年。2009年末至2010年初，裁員人數開始大幅縮減。

2009年四季度，在經歷了歷時兩年的大規模裁員后，由公司破產、重組引致的美國裁員潮終于落下帷幕。2010年1月的美國企業計劃裁員數據顯示，2009年四季度美國計劃裁員151121人，為2000年以來單季裁員計劃的最低水平。這一數據較2008年四季度下降了67%。同時，2009年12月的計劃裁員為45094人，較2009年11月數據下降了10%，較2008年12月更是大幅下降了73%。以花旗集團為代表的歐美金融機構也放緩了裁員的進程。

歐債危機與新一輪銀行業裁員潮

2010年底，世界經濟運行出現了危機以來久違的“小陽春”，很多金融機構開始招募新員工。然而時隔僅半年，隨著希臘、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與意大利（以下簡稱“PIIGS五國”）債務問題的不斷升級，以及美國經濟復蘇步伐遠低于預期，金融業再度迎來大規模裁員。

受實體經濟下滑與銀行內控不利等因素的影響，一些大型金融機構不斷曝出壞賬。由于金融機構的杠桿經營特征，投資者往往認為業績增長較靜態業績本身更為重要，因此業績超出投資者預期范圍的變動往往導致銀行市場表現的更大幅度變動。正是受到業績下滑超預期的影響，銀行業管理層開始醞釀大規模裁員。2011年8月底前，以英國銀行業巨頭為代表的銀行業裁員潮已經拉開序幕。

如表1所示，歐美眾多銀行在2011年8月底前紛紛了大規模的裁員計劃，僅8月份公布的裁員計劃合計已高達4萬人。2011年初至8月底，歐洲銀行業已經歷了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以來的最大規模裁員，計劃裁員達67000人，其中英國銀行業裁員人數占絕大部分，達到了5萬人。同期，美國各大金融機構公布的裁員數量合計為10500人，遠好于歐洲的狀況。然而9月初，美國銀行的決定再度使市場震驚。8月底前，美國銀行僅宣布了3500人的裁員計劃，一些市場人士雖也認為這僅僅是大規模裁員的前兆，但也僅預期裁員將可能達到1萬人，但9月初美國銀行即拋出了高達4萬人的裁員計劃。與此同時，在次貸危機中表現穩健的美國富國銀行也正在通過旨在控制成本的“羅盤計劃”，削減雇員數量。

本輪裁員特征分析

成本壓力與悲觀預期迫使銀行調整業務結構

近年來的歐美金融危機使全球金融監管層大幅收縮金融體系內的杠桿比率，在加強對一些問題業務監管的同時，還從主動風險管理角度出發，一方面提高了各項資本與準備金的計提比例，另一方面使風險資產的計算更為嚴格化，以增強銀行業抵抗風險的能力。2010年，巴塞爾委員會在總結危機教訓的基礎上，頒布了“巴塞爾協議Ⅲ”。新協議要求銀行保有更多的資本與準備金，而這些資本與準備金并不能直接產生收益。目前，各國都在將“巴塞爾協議Ⅲ”與本國實際狀況相結合，制訂本國的金融監管法規。在新的監管規則下，銀行業的經營成本被大幅抬高。雖然對于整個金融體系，穩健的杠桿率水平有助于金融業的長期健康發展，但剛剛渡過一輪嚴重危機的各大金融機構在巨大的成本壓力下，仍然不堪重負。

隨著PIIGS五國債務危機的不斷升級，法國、德國等已處于復蘇進程中的大型經濟體再度受到了拖累。一方面，作為聯系緊密的歐元單一貨幣區成員，對危機國家的救助符合法德兩國的自身利益；另一方面，兩國又想在救助過程中盡量付出最低成本，同時有利于自身在歐元區中地位的提升。這種復雜的心態導致救助方案推進緩慢。2011年初至8月底，蘇格蘭皇家銀行、巴克萊銀行、法興銀行等大型金融機構的股票價格累計下跌幅度超過40%；由46家歐洲大型金融機構組成的“彭博歐洲銀行與金融服務指數”下跌幅度達到31%，投資者對金融機構運行前景的預期十分悲觀。與此同時，多數銀行的經營業績也持續低位徘徊，甚至出現進一步惡化。2011年二季度，瑞士信貸與瑞銀集團的投行部門業績下滑均超過70%，總部位于愛丁堡的蘇格蘭皇家銀行投行部門和位于倫敦的巴克萊資本業績下滑也分別達到了35%和27%。持有大量危機國家債務的歐美銀行業不得不對現有業務進行壓縮或調整，以在悲觀的經濟形勢中生存下來。

為應對不堪重負的成本以及暗淡的經營前景，大型金融機構“開源”之路絕非坦途，而“節流”便成為大型金融機構的不二選擇。美國銀行的“節流”計劃被稱為“新美國銀行工程”（Project New BAC），根據該計劃，美國銀行將在2014年前在消費金融等領域每年削減50億美元的成本。大型金融機構的投資銀行部門盈利能力下滑嚴重，而經營成本頗高，因此成為本次裁員的重災區。瑞銀集團本次裁員計劃的3500人中，45%來自投資銀行部門。因此，本次裁員是一次以壓縮成本、調整經營戰略為目標的結構性裁員。

裁員規模大，波及范圍廣

2011年上半年，金融業尚未發生大規模的裁員，但2011年7～9月間，無論從總規模還是單個計劃規模來看，歐美金融業的裁員規模均迅速擴大。美國銀行2011年9月公布的裁員計劃在規模上已在向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裁員計劃“看齊”。1993年，美國國際商用機器公司（IBM）宣布了6萬人的裁員計劃，其中35000人被迫離職，25000人提前退休。根據職業咨詢機構CGC公司的統計數據，此次裁員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單項裁員計劃。而2008年花旗集團拋出的53000人裁員計劃則位居第二。匯豐集團于2011年8月公布的裁員計劃也達到了相同量級。根據歷史上大規模裁員集中出現的規律，不排除將來有機構拋出更大規模裁員計劃的可能。

本次裁員行動不是僅涉及金融業的個別行動，而是整個經濟中眾多行業的普遍現象。根據CGC公司的統計，2011年7月，美國各大公司計劃裁員人數達66414人，環比增長59%，同比增長60%，裁員人數創下16個月以來的新高。值得注意的是，以制藥業為代表的一些非周期性行業也加入到裁員行列中來，其中最大的單項裁員計劃為美國大型制藥企業默克公司的13000人裁員計劃。2011年8月，美國計劃裁員人數為51114人，環比有所下降，但同比增長達到了47%。此外，美國政府的裁員人數也有所增長，2011年8月，美國政府宣布將裁掉18426名政府雇員。2011年1～8月，各行業累計宣布裁員人數已達105406人。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美國國內的失業率一度高達25%。在考慮統計口徑上的差異后，目前美國10%左右的失業率水平已與大蕭條時期16%左右的失業率水平相當，雖尚未及當時水平，但已與20世紀80年代初期高失業的里根時代持平。

此次裁員的主動性更強

一些金融機構“夢想”宏觀經濟與金融業可以不經歷長期蕭條而在短期內恢復景氣，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經濟狀況一直在“亞健康”狀態上徘徊。銀行家們開始著眼于如何控制經營成本和提升企業效率。

在次貸危機以及隨后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中，各大金融機構的投資銀行部門和住房抵押貸款部門始終是拖累業績的短板，過去的盈利模式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下的經濟形勢。以匯豐控股為例，該公司2003年收購了美國家庭國際銀行，此次收購使匯豐控股在美國成為最大的次級貸款持有人。在危機集中爆發的2008年，匯豐控股因次貸違約造成的損失數額達數十億美元之巨。

在發達市場失敗的教訓使匯豐決心進行兩大戰略轉移：一是將業務重點從零售銀行向商業與公司銀行轉移，二是將業務重心向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轉移。具體計劃包括賣掉在美國、俄羅斯、波蘭等地的一些分支機構，而在土耳其、墨西哥等近年經濟增長強勁的國家擴張業務，匯豐計劃通過戰略轉型在三年內縮減35億美元的經營成本。這兩個方向上的業務調整勢必伴隨大量雇員的結構性變動。

本輪裁員的影響與展望

負面影響：加劇經濟波動與抬高補償成本

作為2007年次貸危機以來始終困擾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歐美地區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在2010年得到了短暫緩解，但2011年有了進一步加劇的趨勢。金融業作為歐美等發達經濟體的重要產業，在經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但從業人數眾多，而且其一舉一動都關乎各個經濟實體的資金來源與運用。一旦金融業開始大規模的裁員并伴隨業務調整，勢必帶來更大規模的連鎖反應。

2000年后，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均經歷了一輪由泡沫膨脹引致的快速增長。2007年，虛擬經濟的泡沫破滅導致各國內需下降嚴重，不僅周期性行業出現了大幅下滑，就連醫藥、食品等較為典型的抗周期行業也受到波及。金融領域的去杠桿化過程也大大收縮了實體經濟的融資來源。過去數年中，衍生品市場的膨脹導致金融市場中的杠桿倍數被不斷放大。危機爆發后，一些金融機構的破產導致持有的衍生產品遭到清算，而另一些遇到困難被重組的金融機構則在股東或注資人的要求下，不得不大量剝離或減持手中持有的高杠桿金融產品，以次級住房抵押貸款為代表的金融工具無法再向實體經濟輸送資金。因此，在2007～2009年危機集中爆發的時期，實體經濟深受金融領域去杠桿化過程的影響。2011年初以來，金融機構的大批裁員與主動性的業務調整，勢必重新啟動相關經濟領域的去杠桿化過程，此過程不會如前一輪那樣突然，可能表現為循序漸進、逐級推進，但無論如何必然伴隨著“陣痛”。

歐美各國在裁員方面勢必會遭遇來自工會的強大阻力，因此每一次裁員均將伴隨高昂的成本。雖然金融機構通過裁員能夠在長期內削減員工的福利支出，但每一次裁員行動都必然伴隨高昂的裁員補償費用，這些補償費用通常數倍于當地政府的法定補償額。此外，裁員往往還將引發相關的法律訴訟，為應付這些訴訟，金融機構不得不付出高額的法律事務費用。因此，在做出裁員決策時，金融機構必須充分權衡裁員帶來的成本節省，是否能夠補償由裁員引致的補償金及各種間接費用。從近年來的經驗數據來看，裁員本身帶來的成本節省效應并不十分明顯。

正面影響：有利于恢復有效供給

金融監管的放松與監管水平的滯后給予了投資銀行業過大和過于寬松的發展空間，利益的驅使導致投資銀行業整體涉足過多的高風險領域。經過層層打包的“次級債務資產包”不斷在金融市場上發行、流通，以美國國際集團為首的保險機構又對這些“有毒”的資產包進行信用違約保險。最終，房地產專業金融機構、商業銀行業、投資銀行業、保險業均因為次貸危機而損失慘重。如果說危機中的人員調整是非常時期的非常舉措，那么現階段歐美銀行業的裁員行動表明它們已經開始從長遠利益出發，通過調整業務的地域分布、產業分布，糾正危機階段由于過度膨脹而畸形發展的業務分布。這些調整有助于重新恢復金融業本身對實體經濟的資源配置職能。一旦“聰明的資金”找到了在經濟中的合適位置，則整個全球經濟中的創新機能將有望得到恢復，在不當產能受到抑制的同時，新獲資金支持的生產部門將能夠推動有效供給的增長。

同時，銀行業的新一輪裁員與人員調整能夠在一定時期內帶來財富縮減效應，將有效需求發揮作用的階段向后推遲，這將有利于抑制過度需求，并有助于經濟中需求結構的調整。

裁員尚需其他措施配合

裁員本身并不是保證銀行長遠發展的根本之策，只是一劑“良藥”中苦澀的一味，須與其他措施協同作用，方能有助于企業從長遠出發控制各項成本，優化業務結構。發達經濟體中金融業員工過高的工資水平一直廣遭詬病，高級管理人員的天價薪酬更是占據了金融機構管理費用中的很大一部分。2011年6月底，匯豐控股宣布計劃在英國零售銀行部門裁員700人，宣稱這將為公司節省900萬英鎊的成本支出。巧合的是，這個數額恰好與匯豐控股首席執行官歐智華（Stuart Gulliver）于6月底獲得的獎金相等。高管人員人力成本支出侵蝕著大量的銀行利潤，而過于激進的激勵措施與優厚的獎金又反過來使銀行高管樂于涉足高風險領域。因此，高管的人力成本應該得到控制，在企業經營與宏觀經濟的困難時期，工資粘性也應該被打破。

應辯證看待本次裁員

國內實體經濟狀況范文第4篇

一場巨大的金融危機，已經讓我們看清：許多“原本不言而喻的真理”實際是錯誤的。現在，我們有必要重新梳理我們的認知和行為。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正是最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經濟政策。

金融危機告訴我們，現在這樣的匯改方向對中國而言是有很大問題的。最大的問題是，中國為了獨立的貨幣政策而被“三元悖論”誤導。

“三元悖論”說的是：一個國家在市場充分開放、獨立貨幣政策、匯率基本穩定――這三項政府目標中，只能選擇兩項，不可以三項同時獲得。現在，中國選擇了不斷開放和獨立的貨幣政策，于是我們必須放棄匯率的穩定，必須實現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

但是，這個貌似正確的真理，實際存在重大硬傷。

中國為什么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其核心是：中國試圖通過自身的貨幣調節，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穩定的物價環境。但很遺憾，按照現實理論，這件事根本無法完成。

原因很簡單。從近10年的情況看，中國CPI上漲的動力主要是生產成本，而且這個成本動力源自國際市場，這樣的動力未來將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問題來了：一、中國是不是可以用自身的貨幣緊縮去對付別人制造物價上漲？二、就算緊縮可以導致人民幣升值，但人民幣升值是不是可以平抑資源進口價格的上漲？事實證明，這兩件事都無法完成。

也就是說，即使中國實現了人民幣匯率的自由浮動，在完全開放的條件下，中國也不能獲得“獨立的貨幣政策”。我們必須承認，中國貨幣政策“天然不獨立”，這是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中的弱勢地位決定的。

所以，中國依據“三元悖論”進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認為只要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中國金融市場徹底開放后，我們就可以用“獨立的貨幣”維系中國經濟穩定――這只是“書生的夢話”罷了。

中國匯率改革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盡一切努力保障資源進口價格穩定，確保國內實體經濟的生存安全。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經濟要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要提高，資源需求量必然比其他許多國家要大。這一點，無論我們如何搞節能環保，最終的結果都會是這樣。

或許正因如此，貨幣學家、弗里格曼的“入室弟子”張五常先生建議：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應當想辦法和一攬子商品掛鉤。我的理解是：構架一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讓人民幣匯率盯住這個指數，隨之而變。

國內實體經濟狀況范文第5篇

1．房地產過熱導致經濟泡沫從國民經濟層面分析，房地產業是我國的經濟支柱產業，對GDP增長的貢獻在幾大重要行業中占居首位。從地方政府層面分析，房地產業承擔著地方財政增收、GDP增長的重任。目前，國內某些大中城市房地產業發展出現非理性繁榮的情況，房價年均同比漲幅均超過10%，而這些城市收入住房比例達到了驚人的地步。我國大部分地區的房價漲幅遠遠超過了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漲幅，局部出現泡沫是不爭的事實，加上國內近年來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不斷加大，對我國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和膨脹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2．房地產過熱會透支內需房地產業非理性繁榮的背后是限制了工薪階層改善住房的需求，阻礙了我國的城市化進程，為了實現“居者有其屋”這個基本的生存需求，工薪家庭要不僅要拿出全部積蓄，甚至透支了未來十幾年乃至幾十年的消費能力。普通居民為了償還房貸需要節衣縮食，把其他正常的消費降至最低。房地產業在帶動相關產業發展的同時，也阻礙了非相關產業特別是消費品產業的正常發展，使大量社會資源過度集中于房地產領域，透支了國內需求，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的均衡發展。

3．房地產過熱會引發深層次社會矛盾房地產業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帶動地方GDP的增長和財政收入，但這種失衡的經濟增長存在民生隱患。普通居民為了購房節衣縮食，透支了未來的消費能力，對其他非房地產相關產業的擠壓，導致非房地產相關產業的勞動者收入減少甚至因為產業不景氣可能引發失業，物價上漲，居民消費能力透支，居民幸福指數下降。近年來反腐敗查處的腐敗案件中，大多數涉足房地產業。如果這種狀況得不到及時的改變可能導致社會仇官仇富情緒蔓延，引起社會不安定因素產生。

4．房地產過熱投資擠壓實體經濟發展空間房地產過熱，房地產市場投入產出率過高，就會使投資者原本投向實體經濟和服務產業的資金轉而投向房地產，這樣的后果是房地產投資規模不斷增大，占用了大量的社會資源，擠壓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甚至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制造企業得不到有效的資金支持，難以進行技術改造和產業創新，這樣的后果會更加惡化了非房地產業的生存環境。

5．房地產非理性發展會誤導社會價值導向近年來，畢業買房族不斷增加，啃老現象嚴重，傳統價值理念和就業理念正在不斷改變。房價過快上漲引發全社會持續、過渡關注房地產業的發展，將會導致以買房為成功標準的非理性價值評價觀念蔓延。加上物價快速上漲，傳統制造業發展緩慢，非房地產業從業人員勞動回報率較低，可能會引發就業觀念的改變和價值觀的扭曲，很多原本追求實體經濟相關產業的年輕人，轉而投向收入更高回報更快的房地產業。急功近利思想的蔓延將對國家長遠發展產生影響。

二、房地產業縮減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一)實體經濟的內涵

所謂“實體經濟”，從一般意義上講，是指涉及物質產品、精神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流通的經濟活動。實體經濟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商貿物流業、建筑業等提供實實在在物質產品生產和服務的部門，制造業當然包含在其中。

(二)房地產業縮減對實體經濟的影響

從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對日本經濟的影響和2008年美國房地產泡沫破裂引發的次貸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可以看出，房地產泡沫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控制，會影響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房地產業產出縮減對于部分產業的發展影響較大。目前我國房地產業仍處于數量擴張階段，其對能源需求較多，與煤炭采選業、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礦采選業等能源生產型產業關聯密切。房地產業產出的縮減會限制這些能源生產型產業的發展。房地產業對實體經濟總影響力較低。將房地產業全部提取后，實體經濟總產出減少比例不足0．105，遠低于農林牧漁業、建筑業等七大產業形成的影響，其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在所有產業中排位靠后。并且從發展趨勢看，其影響力并沒有隨著經濟的發展而提高，始終處于相對低的水平。王岳平、葛岳靜等利用2002年投入產出表對我國經濟結構進行分析，房地產業影響力和感應度系數均低于1，低于所有產業的平均值，其對經濟的帶動作用不足。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余勁、任洪浩等利用HEM模型對我國房地產業縮減對實體經濟的影響進行了研究，我國房地產業對實體經濟的拉動力和制約性不高，其產出值在一定比例范圍內的縮減不會造成實體經濟的嚴重衰退。在金融業可以容忍房價下跌的范圍內，只要房地產業產出值變化幅度在40%的范圍內，就不會對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較大的沖擊。

三、實體經濟發展對宏觀經濟的影響

實體經濟發展，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經濟和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

(一)有利于增加地方稅收

目前，我國稅收制度采用國稅和地稅相結合的稅收制度。由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和城市公共支出的不斷增加，地方政府越來越倚重拍賣地皮實現地方財政的收支平衡、實現GDP穩定增長。次貸危機后，美國認識到實體經濟的重要性，正逐步改變單純依靠投資和軟件業發展的局面。發展實體經濟和非房地產相關產業，可以使地方政府更加從容的對房地產業進行改革，逐步擺脫過渡依賴房地產業的局面，實現稅收多渠道發力。

(二)有利于提高居民經濟收入，增加內需

房地產業過快上漲形成高房價是引起內需不足的重要因素。房價回歸合理、實體經濟發展，居民實現住房需求的成本降低的同時，非房地產業就業機會和收入增加，購買力提高，有利于增加內需，實現國內經濟均衡發展。

(三)有利于降低房產過熱引起房產泡沫破裂的危險

實體經濟發展不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業就會，實現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和實現GDP穩定增長，避免了過多的社會資金涌入房地產業引發的經濟風險。同時，實體經濟發展有利于平衡國內的經濟狀況，減少政府過度依賴房地產業的財政風險。

(四)實體經濟發展，有利于房地產業由過熱

轉向理性發展房地產業回歸合理，政府對房地產業的依賴程度下降，才會有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到實體經濟中，實現科技創新和產業革新，從而推動整個經濟不斷向前發展。隨著經濟發展，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力不斷提高，激發剛需群體的購房需求，反過來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

四、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