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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轉型目標　橫向的制度安排　縱向的制度安排　創新

[中圖分類號]F1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4―0066―06

關于中國經濟轉型的研究在邏輯上應該包括轉型路徑研究和轉型目標研究兩部分。但是，長期以來研究的主體集中于前者而忽視了后者。這一傾向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明顯而巨大的：一方面，學術界在某種意義上放棄了探索可以與世界主要市場經濟類型并列的中國型市場經濟的可能性，其結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沒有得到全面的論證，中國實踐的理論意義被矮化；另一方面，忽視對轉型目標的具體內容的研究，屏蔽了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難題的潛在方案。

一、轉型目標：被忽視的研究方向

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熱烈關注，而近年的金融危機讓這一熱潮繼續升溫。在這些研究之中，外國觀察家關于“北京共識”的研究由于將中國的經驗賦予與“華盛頓共識”對立的地位而備受重視。需要指出的是，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關于中國改革的新一輪研究和20世紀90年代以來關于我國經濟改革的主流論述在實際內容上并沒有本質差別。首先，兩者都將漸進主義和試驗主義視為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兩者都將轉型路徑而不是轉型目標作為研究的重點。所謂轉型路徑指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途徑和方法，而轉型目標則指過渡完成之后出現的經濟模式的形態和性質。很明顯，轉型路徑和轉型目標之間存在相互影響，兩者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一方面，路徑依賴導致轉型路徑影響轉型經濟的形態和性質；另一方面，對轉型目標的設計也必然影響對轉型路徑的選擇。但是令人驚奇的是，盡管世界范圍內的市場經濟明顯存在不同的模式，在關于中國經濟改革的文獻之中卻基本不存在對轉型目標問題的深入討論。

這一現象在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學術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把握有關。第一，傳統的表述主要從市場機制對資源配置的影響、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國有經濟的地位和宏觀調控的作用等方面來界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這樣的界定是從市場機制的地位和企業制度的形態；以及國有經濟的強弱和宏觀調控的有無等兩組因素來突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內涵。從市場機制和企業制度來看，長期以來我國學術界的主流，有意或無意地將美國型市場經濟和美國型企業制度等同于市場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唯一形式。因此，我們對市場經濟本質的認識基本是在以美國型市場經濟為唯一參照物的基礎上展開的。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基本沒有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研究價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只能體現在國有經濟和宏觀調控之中。但是，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廣泛地存在于先進工業國，其地位和強弱也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之中。進一步地，在我國經濟的現實運行中，國有經濟更多地作為政府引導經濟發展的基礎而存在，并沒有明顯地對國民經濟的其他所有制成分的制度建設發揮示范作用，這些因素能在多大程度上從“量”和“質”兩個方面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社會主義的特色也仍有疑問。因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部分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有下降的危險。第二，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解在相當程度上是從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的角度進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混合經濟體制論的痕跡。但是，制度經濟學的發展表明，與生產過程相關的微觀層面的制度安排和創新活動才是區分主要市場經濟類型的基礎。第三，這樣的界定在破除計劃和市場不能共存的認識的同時，也間接地否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在經濟計劃和國有經濟之外能夠體現“社會主義”因素的存在，以及這種因素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當中體現“市場經濟”因素的性質和形態的可能性。

以上原因導致我國的學術界無意亦無力分析轉型目標問題而將注意力集中于轉型路徑研究。客觀地說，在經濟轉型的初期，與走向何種市場經濟即本文所說的轉型目標問題相比，選擇何種轉型路徑以完成向市場經濟的轉變是更為緊迫的課題。但是在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方面的地位已經確立、調整經濟結構和利益分配格局的重要性上升、制度經濟學的進展和世界經濟的演變表明，美國型市場經濟并非唯一有效且完美無缺的制度安排的情況下，對轉型目標，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研究的必要性正在上升。長期忽視對轉型目標的研究，這不但有使中國的實踐成為對美國型市場經濟的無聲復制的危險，而且限制了我們解決改革中出現的具體問題的思路。

本文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存在顯在的和潛在的兩個側面。在現階段，宏觀調控和國有經濟無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主要載體。但是，這樣的含義更多的是顯在的，并沒有涵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的全部內容。

二、交易形態與創新活動：市場經濟的類型學分析基礎

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上世紀80年代之后取得的進展，集中地體現在比較制度分析學派關于美日經濟體系和美日企業行為的比較研究之中。相對而言，典型的美國企業(A企業)在勞動市場、制品市場和金融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短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流動的；而典型的日本企業(J企業)在上述市場中的交易行為更多的是長期的、交易對象往往是相對固定的。青木昌彥指出企業在上述三種市場中形成的交易慣例之間具有互補性，并從信息流動的角度對這些“風格化事實”進行整理。他認為A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垂直型的，而J企業的信息結構更多的是水平型的。青木昌彥證明兩種信息結構都可能達到最優。圖1所示的這一分析視角為市場經濟的類型化提供了理論基礎。

20世紀90年代之后，管理學家持續地對典型的美國和日本的企業行為進行比較。以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依據，通過將產品建構的概念一產品結構(或工序)與產品功能之間的對應關系一引入組織理論，這些學者認為，在產品建構具 有模塊型特征的產業(IT、軟件、生物制藥、金融等)之中，模塊型的組織原則更易于促進競爭力的形成，而在產品建構具有集成型特征的產業(汽車、摩托、高級家電等)之中，集成型的組織原則有助于競爭力的形成。換言之，如表1所示，產品建構和組織建構之間的匹配關系是企業競爭力和創新活動的源泉。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說的集成型和模塊型的組織原則高度接近比較制度分析學派所說的理念型意義上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的組織形態。至此，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分析獲得了具有實證基礎的支持。必須提及的是，盡管理念型意義上的美日企業的實踐更接近模塊型和集成型的組織原則，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美日企業所形成的組織形態已經達到極致而無法趕超。

歐美學者從制度互補性角度所進行的分析也值得關注。豪爾和索斯吉斯認為，市場經濟可以分為自由市場經濟和協調型市場經濟兩種，英美是前者的代表，而德日是后者的典型。習前者的特點是由市場機制對經濟進行協調，而后者的特點是由制度對經濟進行協調。類似地，阿瑪布從產品市場的競爭形態、勞資關系、金融體系、社會保障和教育等五個制度領域出發，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將市場經濟區分為市場基礎型、亞洲型、歐陸型、社會民主主義型和地中海型五類，其中的市場基礎型和亞洲型的代表分別是美國和日本。在研究方法方面，豪爾和索斯吉斯的研究盡管屬于政治學領域，但是其研究團隊將企業作為分析的焦點。他們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指出，德日的區別在于德國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產業為中心而存在，而日本經濟中的協調機制主要以企業為中心而存在。如果用更為通用的術語來表述，那么可以認為德國是法團主義，而日本則是企業層面的法團主義。類似地，阿瑪布在其著作的日文版序言中不但直接承認青木昌彥的研究對其有重要影響而且將科技與產業特征這一與企業行為密切相關的變量作為分析的主要因變量。因此，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領域的這兩項最新的重要研究不但在主要研究工具(制度互補性)和主要分析方向(企業)方面與比較制度分析學派具有明顯的共同點，而且其對市場經濟所進行的類型化也基本上是對比較制度分析學派的美日比較的擴充和細化，沒有明顯超出前者的范圍。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現階段，以比較制度分析和基于產品建構的企業競爭力理論為基礎的市場經濟的類型學仍然是我們思考我國市場經濟的特征及其發展方向時最有理論價值的參考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市場經濟的類型學最終指向是企業層面的組織創新和技術創新。也就是說，創新的形態和性質正在成為區分市場經濟類型的核心變量。因此，本文的研究問題可以表述如下：從制度經濟學的傳統出發，以創新活動為中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體系化的整理。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和現實選擇

在第二節的語境之下，分析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時，我們將遇到以下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第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是否可能在邏輯上不同于美國型和日本型市場經濟；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社會主義的部分，是否可能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代表市場經濟的部分的形成和發展產生影響。因此，我們需要發展出一種和第二節所討論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所使用的分析方法相容的分析框架，并以此為基礎對上述問題進行回答。

第二節提及的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的主流研究在方法論方面存在兩個問題。第一，沒有將所有的交易形式統一到一個分析框架之內。近年來獲得迅速發展的包括比較制度分析在內的廣義的制度經濟學均將交易視為經濟分析的基本單位。這一思路明顯來自舊制度經濟學。但這些研究涉及的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不是舊制度經濟學家所列舉的交易形態的全部。如表2所示，康芒斯認為交易可以分為交涉型交易、管理型交易和配給型交易。交涉型交易的典型是產品市場中的買賣行為，管理型交易的典型是企業內部的勞資關系，而配給型交易的典型則是判決和政策。另外，新舊制度派學都沒有把自然資源和土地市場納入分析框架。第二，與上一個問題相關，這些研究者將交易形態的形成視為自發的，忽視了政策和法律因素的影響。實際上，從康芒斯對交易的定義出發，如圖2所示，我們可以發現配給型交易必然對企業內部的管理型交易和企業之間的交涉型交易的形態和性質產生影響。

將康芒斯提示的交易類型和資源、土地市場中的交易統合進第二討論的主流分析框架之后，我們可以獲得如圖3所示的新的分析框架。

從圖3所示的分析框架出發，我們可以發現作為轉型目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能在以下方面獲得清晰的政治經濟學意義。

第一，在資本主義國家之中，交易形態主要是市場進化的結果。而在我國，交易形態的形成可能是市場進化和政府介入雙重影響的結果。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可能存在于資源和土地市場的交易之中。在我國，由于資源和土地為國家所有，所以政府可以主導這一市場之中的交易形態并影響交易所產生的收益分配。第三，政府可以通過對金融、制品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交易施加影響來獲得對宏觀經濟的控制或實現對所得分配的調整。第四，依據市場經濟多樣性理論，在具有不同技術特征的產業群之中，更有助于競爭優勢的形成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各有不同。不同的先進工業國中往往存在處于主導地位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其結果是這些國家往往只在同一類產業中發展出明顯的競爭優勢。由于我國地域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差異，所以有可能分別在集成型產業和模塊型產業中都發展出與之匹配的組織慣例和交易形態并在這兩類產業中都形成競爭力。第五，不同的產業群要求不同的組織原則和交易形態與該產業的技術特征相匹配，而我國有可能形成國有經濟致力于發展更需要長期穩定的交易環境的集成型產業，而民營經濟在模塊型產業占據優勢的格局。隨著民營經濟向集成型產業擴展，有可能出現民營企業在研發人員的雇傭形態和某些關鍵性企業間關系方面引進國有企業的比較長期而穩定的組織形態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換言之，在長期內有可能出現國有企業在特定領域向民營經濟輸出組織原則和制度安排的可能。

以上述分析為基礎，我們可以從生產和分配、橫向制度安排和縱向制度安排的角度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含義進行分類。本文對橫向的和縱向的制度安排的定義借鑒了康芒斯對交易形態的區分。所謂縱向制度安排指與配給型交易有關的制度安排，其典型是政府通過法律或政策自上而下的主導的制度安排，而橫向制度安排指與交涉型交易和管理型交易有關的制度安排。

政治經濟學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中美；貿易關系；政治經濟學分析

從中國加入WTO后，中美兩國的貿易水平達到了相當規模。對美貿易已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拉動中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里茨用經濟模型證明，兩國間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如果超過GNP的1.5%，兩國之間就會出現激烈的貿易摩擦；要是超過2%就會引發貿易類的報復措施；另外，如果對一國的貿易順差超過該國貿易額的25%～30%，那就不僅是經濟問題，而將上升為政治問題。2003年中國貿易順差達到中美貿易額的46.39%，就中美貿易不平衡規模而言，這個問題已經演變成美國國內的政治問題。

一、中美兩國貿易現狀

在國家的發展進程中，經濟是一個國家強大的物質條件，是最核心條件，它直接決定著國家的地位與影響力，因此，可以說貿易是反映國家間關系的晴雨表。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具有很強的互利性和互補性。同時，在互相競爭中，又存在著各種各樣的摩擦。中美貿易關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貿易差額，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保護。（1）不斷擴大的貿易逆差。據中國海關統計，2012年1～11月，中美貿易額達到4386億美元，同比上升8.2%。其中，中國自美進口1192億美元，同比上升8.1%；出口3194億美元，同比上升8.2%。中方順差2003億美元，同比上升8.3%。中美之間出現如此大的貿易差額，與雙方采用不同的統計方法也有關系，另一方面也與美國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有關。（2）人民幣匯率體系。自

1994年以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按照1美元兌8.277左右的匯率自由兌換。美元從2002年開始持續貶值。從2003年起，美國公開要求中國采取“靈活匯率”。在美國，有種觀點認為中國的匯率政策加重了美國國內失業問題。許多美國人把美中貿易赤字歸咎于匯率過低，而采取一系列措施迫使人民幣升值。但也并不是所有的美國企業和民眾都希望看到人民幣升值。事實上，中國已實行人民幣匯率浮動的機制，只是這過程比較緩慢，但這是完全按照中國國情來發展的，適合中國的實際發展情況。美國一再要求人民幣升值，而且要求升值的幅度大，要一步到位，這又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3）知識產權保護糾紛。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美就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出現糾紛。一直以來，美國在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具有明顯的優勢，因此，美國十分關注知識產權保護，并將視其為事關美國核心競爭力和優勢地位的重大問題。在知識產權保護這方面，中國確實做得不到位，但我國已經在知識產權保護的立法和執法方面都不斷取得重大進步。據商務部公平貿易局有關數據顯示，在2010年在不到一年間里，美對華發起18起“337調查”。可見，中美在知識產權保護方面存在著較多摩擦。

二、中國出口貿易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中美貿易關系的核心是出口貿易，赫克歇爾-俄林要素稟賦理論認為各國的要素稟賦是國際貿易中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基本原因和決定因素，各國在國際貿易中傾向于出口該國相對豐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進口該國相對稀缺和昂貴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在中美貿易中，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都應該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都應該是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這樣，兩國才能達到經濟利益的最優化。中美貿易更多的是一種產業間的貿易，是一種互補貿易，也符合比較優勢規律，但經濟事情卻并非如此。在一定時期內，中國經濟的增長主要歸功于勞動力的釋放——中國的人口紅利。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為中國經濟增長做出了貢獻。勞動力的釋放大大提高了產出，并使得中國成為世界的重要出口國之一。中國巨大的富余勞動力給就業造成了極大壓力，為緩解就業壓力，優先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保證充分就業也是宏觀經濟的目標之一。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不僅增加了就業，增加了外匯儲備，還擴大了總需求，因而有力地促進了中國經濟增長。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高市場份額，必然使得各種貿易摩擦難以避免。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美國為了保護國內產業和國內利益集團的利益，實施反傾銷和提高關稅等貿易保護政策，同時干預中國匯率，抑制中國出口貿易。

三、中美貿易現狀的原因分析

近年來，中美貿易摩擦頻繁發生，且美國針對中國采取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政策，使中國承受著越來越多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以及其他的一些壓力。中美貿易爭端從未止歇，既反映了中美貿易結構性失衡矛盾進一步激化的一面，也反映了貿易爭端下中美兩國國家利益博弈的一面。（1）中美居民需求結構存在巨大差異。由于政治、經濟和文化水平的差異，中美兩國居民的需求結構也存在巨大差異。另外，中美之間勞動力成本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就必然使得美國會從中國進口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而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居民收入相對較低，對美國的資本密集型的高端產品需求也就相對較少。因此，收入的差異也導致了中美兩國居民在出口貿易需求方面的不對稱，造成了巨大的貿易逆差，從而引發貿易摩擦。（2）美國儲蓄率偏低。根據國民經濟恒等式CA=SP-I-（G-T），可以發現，美國出現貿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國經濟結構上的總需求大于總供給。其中，私人儲蓄（SP）、投資（I）和政府赤字（G-T）都是決定經常項目（CA）的變量，這就導致總投資與總儲蓄的差額需要用貿易逆差來彌補，因此，原因在于美國的儲蓄率偏低。（3）美國利益集團加強了對其國內貿易的保護。在中美貿易過程中，美國內部逐步形成兩大利益集團。其中，一個是所謂受到中國出口產品沖擊的利益集團，他們主張限制從中國進口，這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頻頻給美國政府施壓，希望政府加強對這些產業的保護，減少從中國的進口量。另一個就是主張從中國大量進口產品的集團，他們希望能有一個良好的政治氣氛，他們主要是美國的一些中間加工商，想利用來自中國的比較便宜的配件和原材料制造生產產品。利益糾紛也是導致中美貿易糾紛的主要原因之一。（4）美國對華技術出口限制。美國作為一個科技強國，在大量進口中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同時，卻對國內出口的技術密集型產品予以限制。美國以國家經濟安全和政治安全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等為由，拒絕向中國出口超大型計算機等中國需要的產品。這種貿易的不平衡也是導致美國對中國產生巨大貿易逆差的重要原因。（5）中國。中國作為美國未來比較強勁的競爭對手，一直被美國鼓吹中國，把中國視為威脅其全球霸權地位的強大敵人。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強國，當讓不希望其世界霸主地位被中國所取代，于是提出了所謂的中國，并不斷地挑起圍繞著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和知識產權等相關的貿易摩擦和糾紛

四、結論及建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系發生惡化在所難免，中美之間也無法避免。但為了減少貿易雙方之間的沖突，避免摩擦，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改善雙方的貿易關系。（1）積極地開展雙方合作和交流。中美雙方加強政治經濟方面的合作和交流有利于避免摩擦積極應對挑戰，充分利用好中美經濟的高度互補性也有利于兩國經濟的可持續、平衡地增長。（2）推動出口市場多元化。為減輕我國出口貿易對美國的國度依賴，加快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調整，并把合理地調整出口市場，與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非洲等一些國家建立貿易合作關系。（3）擴大內需應成為我國發展經濟的長期戰略。盡管對外貿易的發展有力地拉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同時應該看到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所帶來的隱患。擴大內需并不意味著不參與對外貿易，而是降低對外貿易依存度。

參 考 文 獻

[1]中美雙邊貿易額將近500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中國新聞網.2012-

政治經濟學意義范文第3篇

出于媒體人的本能，我馬上發了一條微博，附上精心拍攝的圖片，同時@了上海新聞辦公室和消費者協會。我沒有收到相關部門的任何消息，但是光明奶業算是反應快的，第三天，它的官微留言要我留電話。第四天它的客服找到了我家里，要把東西收走，并說按照規定退一賠一。我不同意，要求給我一個明確的說法，那條蛆到底是怎么進牛奶的，并且亮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寫下收走東西的欠條。于是，客服把牛奶和蛆都帶走了。

再過了兩天，客服再次來電話，表示抱歉。而且，看起來我媒體人的身份起了作用，他們追加了賠償的額度，愿意給我5份奶票。但是對于那條蛆的歷程，他們始終“無法”確認：他們已經經過異常嚴格的消毒程序。也就是說，那條蛆是從天而降的。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也鬧不出個什么了，只好接受了他們的賠償。

反正是一個結果：我結束了我對光明將近20年的信任，改喝進口奶了。為什么，我只能接受那5張微不足道的奶票？為什么那些掌管著消費者權利的公權力，沒有一個給過我任何反應？光明，你憑什么那么霸道？如果我不是媒體人，我還能怎么辦？

在中國，有一個奇異的名詞，叫做“民族工業”。它的意思是：我們中國人辦的企業。只要擁有了這樣的一種名詞，基本上它就受到了國家的保護、地方的支持和消費者的忍氣吞聲。如果誰損害了民族工業的尊嚴，它就要受到道德和公權的共同譴責和打擊。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國家公權力部門在打擊外資企業。反壟斷調查、質量調查、原料調查、商業倫理調查。而民族工業基本上很少被調查，即便被調查了，他們仍然安然無虞，巋然不動。比如中石油有沒有價格壟斷？比如蒙牛有沒有質量問題？比如同仁堂有沒有原料問題？比如中國的藥業公司有沒有行賄醫生？

我當然不是說，國際企業在中國就清潔得像一張白紙。對于國外奶企的價格壟斷，我的定義就是發國難財，因為他們囤積居奇，在國內奶業全軍覆沒的時候，他們利用了中國人恐懼國產奶企的產品，瘋狂加價，打擊得好；比如麥當勞肯德基，他們在國外就因為飲料太燙，都被判賠了幾千萬美元，而在中國，雞翅用病雞，冰塊用污水，打擊得妙。但是關鍵的問題在于：為什么民族工業在一波波的風潮之中都能夠穩如泰山？

工業的強大其實很簡單，就是放開市場競爭。從改革開放沒多久之后，各個領域就開始討論，國家要退出競爭性市場，但是沒有，國家在競爭性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強大。牛奶企業如今唱主角的，幾乎都是國企。

牛奶產業就是一個完全的競爭性市場，哪家奶企的牛奶新鮮、味美、便宜，消費者就會選擇哪家。因為我們今天有著民族工業、國有企業的存在，他們擁有著公權力至高無上的保護，所以，消費者要么忍氣吞聲接受一張奶票的補償，要么只能高價購買黑心漲價的進口奶。

那么民族工業到底是誰受益了？消費者肯定是沒有的。所以，基本上是和公權力的相關人：公權力本身、企業擁有者、外國奶企、控制權力的權貴。

政治經濟學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經濟社會一體化;辯證統一;政治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2[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1671-5918(2010)05-0093-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0.05.048 [本刊網址]hbxb.com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的發展是第一位的,對一切生產關系的變化起著最基礎的作用。上層建筑的變化根源于經濟基礎的變化,但是它的或快或慢發展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會產生促進或者阻礙作用。洛陽市積極推進城鄉經濟社會的一體化建設,其根源在于自身的經濟發展,同時,隨著政治制度的調整,也會影響到當前洛陽市經濟的整體發展。

    一、洛陽市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現狀

    2006年,洛陽市生產總值達1331億元,人均生產總值突破2000美元(17400元),城市化水平達到38%。2010年,中心城區城市人口205萬人,其中暫住人口46萬人,市域總人口為680萬人,城鎮人口326萬人,城鎮化水平48%。《洛陽市城市總體規劃(2008-2020)》進一步確立了未來城市的總體發展目標:立足豫西,輻射中原的省域副中心城市;攜手周邊,合力發展的中部制造業基地;展現歷史,傳承文化的國際旅游城市;山水城園,和諧共生的綠色生態城市。為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洛陽市加快城市化步伐,進一步重視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一體化更加重視。

    另外,農村經濟與城市經濟具有相互依賴、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特點,正如黨的十六大報告所說“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所以,當前洛陽市的“三農”問題,不能局限于就農業論農業、就農村論農村的思路,必須站在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確立城鄉統籌發展的新思路,把“城”、“鄉”兩個問題一起解決,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和農村對城市的促進作用,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發展。

    二、當前洛陽市推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特點

    (一)城鄉規劃布局一體化。用先進的思想理念來制定科學的規劃,與經濟發展規劃、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工業布局總體規劃、縣(市、區)和重點中心鎮規劃等各項規劃銜接協調;統籌推進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向城鎮集中的原則;著眼于城鄉經濟、社會、自然和人的協調發展,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地編制城鄉一體發展的各項規劃。

    (二)城鄉產業布局一體化。按照節約發展、效益優先原則,進一步調整和優化城鄉產業布局。加快新型工業集約化、園區化進程,在產業聚集發展和城鎮有序擴張中營造生產、生活空間,促進城鄉資本對流,大量創造就業崗位,為人口轉移提供載體;在中心城市和縣(市、區)政府所在地及有條件的區域中心鎮,搞好第三產業布局;不具備城市化和工業化條件的其他農村地區,要深化農業結構調整,科學優化種、養產業布局,探索長遠有效的機制。

    (三)重視城鄉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一體化。建立城鄉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深化就業制度改革,建立城鄉平等、統一的勞動就業管理體制。取消對農民進城就業的限制性規定,突破農民工制度建設關鍵問題,逐步過渡構建起城鄉相互銜接的制度體系。建立以養老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和最低生活保障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并與城市社會保障制度逐步接軌。

    (四)重視城鄉基礎設施、公共設施建設一體化。加快城鄉路網建設,按照城鄉一體化的要求,搞好城鄉公路網規劃修編和調整。加快構建市域1小時都市圈,發揮中心城市對周邊城市群的集聚和輻射功能。積極推進城鄉信息網絡基礎設施建設,實現城鄉信息共享,全市所有行政村建起農村商務、農業科技信息服務,為農民享受網絡瀏覽、查詢、采集、,以及文化、娛樂等豐富多彩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信息平臺。

    (五)重視城鄉社會事業發展一體化。按照城鄉一體化的要求,著力調整農村教育布局和結構,加快農村中、小學標準化建設。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完善以縣(市、區)政府管理為主的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全面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加強農村衛生事業建設,積極推進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建設,建立有效的農民健康保障制度;深化農村衛生醫療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農村衛生醫療事業發展和管理的新模式、新機制,鼓勵城市衛生醫療機構拓展農村醫療市場,促進農村衛生醫療事業健康發展。

    (六)重視城鄉生態建設和保護一體化。積極創造國家級生態示范縣(市),提高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城鄉生態建設,加快通道綠化工程和防護林體系建設,提高生態承載能力,鞏固和發展退耕還林成果,搞好天然林保護和水土保持工程建設,著力發展城市林業、近郊林業、遠郊林業,進一步改善城鄉生態環境。

    三、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覺分析洛陽市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

    (一)洛陽市產業結構的調整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一體化。隨著市場競爭加劇和勞動力成本上升,洛陽制造業正加速由以勞動密集型為主向以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為主升級,第二產業進入平穩發展期,服務業進入比重逐年提高的快速發展期,“三二一”的產業結構正在加速形成。同時,隨著洛陽市支持現代農業發展的政策體系日益健全,農業領域的公共資源配置全面增加,資本、技術替代土地、勞動的速度不斷加快,現代農業進入加速發展期,三次產業和城鄉經濟將呈現融合發展的新趨勢。

    (二)洛陽市就業結構的變化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的一體化。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二、三產業轉移、城鄉平等就業體制機制的逐步建立,促進農民就業的重點轉到了提高農民就業的穩定性上。這就要求通過加快完善農業經營方式、適當提高農產品價格水平、不斷增加農業補貼等途徑,提高農業勞動者收入,縮小工農勞動者的收入差距。同時,隨著制造業轉型升級的加快,第二產業對勞動者的素質要求不斷提高;隨著城鄉服務業加快發展和農業經營規模化,第三產業和現代農業將成為擴大農民就業的主要領域。

    (三)洛陽市勞動力要素的變化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隨著農村產業集聚發展和農村勞動力穩定就業,越來越多的農民將成為城市市民,城鄉人口結構將發生重大變化。這就要求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深入推進縣城、中心鎮、中心村建設和土地使用、戶籍管理、公共福利等配套改革,為產業集聚發展、農民創業就業、農民進城落戶構建良好平臺和有效機制。

    (四)洛陽市居民消費結構變化促進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隨著農村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水平不斷提高、新型城鎮化不斷推進、農村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刺激消費政策力度不斷加大,農村消費潛力將得到更加充分的釋放,農村居民物質消費水平將有所提高,并逐步從物質消費為主向文教娛樂、休閑旅游等精神消費拓展。農村消費水平的提高和消費結構的升級,將促進城鄉人員的溝通、城鄉文明的滲透,縮小城鄉生活方式、生活質量的差距。

    四、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分析加快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的政治保障

    (一)城鄉統一的戶籍管理制度。積極推動農村人口“進城安居”、城鎮資源要素“下鄉扶農”雙向對進,形成支持農村、農業發展的良好機制。本著“降低門檻、放寬政策、簡化手續”原則,深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逐步對本市戶籍人口取消農業和非農業的戶口性質劃分,按實際居住地登記為“居民戶口”,實行一元化戶口登記制度。

    (二)新型農村宅基地和房屋產權管理制度。實行集約用地政策,對中心城市規劃區、縣(市、區)政府所在地和區域中心鎮規劃區及市、縣工業集中發展規劃區內的農村居民居住用房,在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條件下,積極推行統一規劃、集中建設。農民自愿退出原農村宅基地進入城鎮購買公寓房的,政府可給予補貼,并可享受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的優惠政策。

    (三)農村社區向城鎮社區轉變制度。城市化已覆蓋或即將覆蓋的鄉(鎮),要適時實施撤鄉(鎮)建街道辦事處工作,并相應健全有關組織機構,逐步轉變工作職能。配套推進村委會轉居委會工作,凡成建制的“農轉非”且戶數在1000戶以上的,實行村委會轉居委會,先試點總結經驗再推廣實施;凡不是成建制的“農轉非”,但“農轉非”后居住比較集中且達到1000戶以上的,可單獨建立社區。新建社區應配套完善的水、電、氣、通訊和文化、體育、衛生、計劃生育、綠化等公共基礎設施,完善社區的自我服務、自我管理功能,滿足社區居民生活需要;加強社區精神文明建設,不斷促進居民綜合素質提高。

    (四)農村土地保護制度。堅持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穩定和完善土地承包關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以多種形式推進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發展規模經營;農民可以采取轉包、轉讓、出租、互換、入股以及其他符合法律法規的方式進行土地流轉;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或流轉服務組織可以依法成片集中流轉承包地,并結合優勢特色產業發展,實行集中開發、連片種植,興建產業基地;對依法收回的承包地和農民自愿放棄的承包地,可以由集體經濟組織統一經營、流轉,也可以發包給農戶進行規模經營。

政治經濟學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字】管理學；價值性困境；爭議

對于當下的設施經濟管理策略，主要為了滿足現代的經濟發展需求。其中的管理學價值問題，需要結合實際的生產困境來進行綜合生產考慮，并以此來強化對困境爭議形式的有效控制，以此來加強對基本改革形式上的有效掌控。就當今的管理領域來說，其使用的價值與經濟發展基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下面對管理學價值性困境與發展狀況進行簡要分析。

一、管理學價值的困境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管理學就被認為是現代經濟改革的重點，大多數的學者通過大量的思維創造，極大的改善了原有生產體系的管理，并使之能夠更好的滿足于原有的經濟分類梳理條件，通過合理化的設施建設，從思想上完成了對基本定型結構上的有效創建。從現有的科學化建設角度出發，應滿足對基本管理教育理念上的綜合調控，并以此來完善對不同階層藝術性上的合理化管理。

就21世紀初的社會經濟管理區域現狀來看，其中就存在著諸多問題，依照相應的管理規劃角度實現對綜合管理設施上的有效創建，一起基本的設施建設角度進行綜合管理調控，從而促進其不同管理理念下的自我判斷建設，從而實現學科設計形式包容結構的有效創建，并以此來完善對基本設施判定機制上的科學化管理。但是在實際的使用過程中，這一理念就還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無法真的做到全面性的有效監管控制。

從學術的發展體系來看，對于基本的設施建設問題，就應當從多個角度領域來進行綜合性上的有效分析，完善對基本設施上的綜合調理，從而完成對基本的設施面臨問題，以及多重的困境發展機制，就需要結合實際的生產機制來進行綜合性的管理研究改革，從最基本的設施建設完成對綜合性的形態結構經濟管理著手，以便于對多層次的合理化改良建設，從而完善對整體結構的有效改建。

在當下的發展過程中，主體背離情況，就不得不接受在客觀主體上的有效改革管理，從而完成在復雜性以及多元化的改良建設。

二、管理學的內部爭論改善建議

對于現有的管理學內部政治問題，我們需要從多個層面上來進行綜合的信息管理，并通過有效的部署，而就最近幾年在綜合策略性的研究問題上進行綜合分析，其主要在如下幾點上爭論較多。

1.管理學的基本屬性上的爭論

對于基礎理論的爭論問題，從這一學術出現之初就開始逐漸成為人們在綜合論述中的主要應對問題，我們從基本的科學理論領域出發，分析其科學的基礎性問題，而這其中的最主要問題就在于如下幾點：

第一，管理學是對常識的凝練，在管理者對決策的制定過程中，主要依據的是經驗理論，因此其對行業的生死存亡，主要就取決于管理者對基本設施的有效創建問題。

第二，在發展的過程中，管理逐漸成為一種職業，并幫助決策人員尋找方向。對于基本的設施建設標準，以及管理的策略運行規律，可以從個人的主觀性分析來進行細節上的精細化管理，并以此改善對企業的日常運營控制。從科學的高端管理作用來看，其基本的職業職能價值問題，都促進了對科學化的管理發展。

第三，管理學屬于一門研究性的科學研究基礎，從發達國家對商務管理學的研究情況來看那，其主要的目的就在于通過高等教育建設，促進對綜合經濟教育上的有效控制，并以此來強化對職業教育形式上的合理化有效創建 。

2.管理學在跨學科發展中的爭論

從現代科學的發展情況來看，其歷史的發展狀況主要集中在西方的科學研究途徑上，其發展伴隨著諸多的社會問題而存在，這不僅是從學者的單獨角度上就能解決的問題，需要從多個角度上來改善對基本設施研究領域內的方針建設，其作用對于邊界問題等，都需要通過學科的理性命題，從而實現對綜合實踐活動意義上的有效創建。對于管理學的發展來說，其在跨學術的爭論問題，也就主要集中在對管理理學的組織結構，通過對本體跨學科的有效研究創建，從而讓實現對組織理論結果上的有效創建研究，實現對區域領域內的科學化建設推進。但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其發展的根源來自于社會心理學以及經濟學多個相關專業上，通過相互摻雜，從而完成對這一學科的創建。在對于這一學科的發展過程中，所爭執的問題，也就成為了推進器觀點完善的根本所在。其主要集中在了以下幾點：

第一，對于學科的借鑒性，實現了對管理學基礎知識上的合理化完善。

第二，在學科的研究理論與方法上，通過研討，更好的促進了其相互之間的契合度提升。

第三，從證明的結構基礎進行角度上的合理調控，從而實現對驗證理論多形式上的合理化創建。

三、結語

從管理學的發展百年情況來看，其領域涉及的爭論問題，都極大的促進了在管理領域內的學科屬性發展，并對基礎的理論研究策略等，形成了主體上的綜合調整，這對于學科的研究理論以及實踐的活動層次來說，都能更好的促進在不同環境下的科學化管理。

參考文獻：

[1]高良謀，高靜美.管理學的價值性困境：回顧、爭鳴與評論[J].管理世界，2011，（1）：145-167.

[2]劉九勇.先秦法家政治思想的邏輯與困境[J].山東行政學院學報，2015，（2）：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