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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第1篇

關鍵詞：蘇格蘭啟蒙運動；古典政治經濟學；財富；自由；美德

中圖分類號：F091.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685（2013）07-0046-05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轉型正全面、加速推進，形成了有關轉型的諸多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在不斷推進的同時，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學術話語體系的呼聲也日益高漲，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道德等成為經濟學界熱議的問題。事實上，對于這些問題的討論及其在經濟學理論體系建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在蘇格蘭啟蒙運動時期歐洲一些國家的經濟與社會轉型中便有體現，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衛·休謨、亞當·斯密、詹姆斯·斯圖亞特、亞當·弗格森等蘇格蘭啟蒙學者的思想啟蒙，尤其是他們對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重塑，被《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的編撰者們視為“最重要的貢獻”與“最不朽的遺產”。因此，重溫蘇格蘭啟蒙時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建及特質，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現代經濟學形成與發展的認識，而且能夠為在深刻領悟當前我國轉型時期經濟、政治、社會、倫理問題的復雜性的基礎上，建立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提供參考。

一、蘇格蘭啟蒙運動推動政治經濟學擺脫了“政治計算”

盧梭在對“政治經濟學”一詞進行詞源學考察時指出，“經濟學（Economy）這個名詞起源于希臘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來的意思是賢明合法地管理家政，為全家謀幸福。后來這個詞義擴大到大家庭——國家——的治理上。為了區分這一名詞的兩種意義，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經濟學或家庭經濟學，把后者一般稱為一般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睔v史地看，從家庭經濟學向政治經濟學的轉型過程，也是倫理學、政治學與經濟學不斷融合與分離的過程。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言，“經濟的誕生體現為一種分化與混合的雙重運動?！?/p>

經濟學的源頭可追溯至古希臘時代，歷史學家色諾芬就曾提出重視農業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圖進一步指出，分工、生產和交換的發展必須依托于貨幣，但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和價值尺度，而不應作為貯藏的手段。柏拉圖對商業的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圖認為商業具有一定的作用，應當允許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商業是不道德的，應當加以限制，尤其應當禁止雅典公民從事商業。亞里士多德對一些經濟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財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無限性為標準，把財富區分為兩種：一種是作為有用物（即使用價值）的總體財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種是作為貨幣積累的財富，它是無限的。與此相對應，亞里士多德認為存在兩種科學，即經濟學和貨殖術。經濟學研究如何取得對于生活必需、對于家庭或國家有用的東西；貨殖術研究如何取得貨幣形態的財富，即用貨幣來賺取更多的貨幣。然而，與柏拉圖一樣，亞里士多德也貶低貨殖術，認為追求貨幣財富是違反自然的，是可恨的?？梢姡畔ＥD時期的經濟學只是家庭經濟學或家政管理。

近代經濟學的產生是從否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與貨殖術的區分開始的。1615年，法國重商主義者孟奇里梯安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首次提出了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經濟與政治從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系。經濟學家們逐漸認識到，以獲取物品為目的的經濟學對于家庭和國家來說都是有益的，經濟的政治性、公共性開始為人們所認同。然而，正如皮埃爾·羅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與經濟的過度結合使諸如威廉·配第等后繼者們“都是從權力的觀點來思考經濟”，“實際上從未真正關心過經濟理論本身。他們未曾尋求對整個經濟過程做一個總體的解釋。……他們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統計和農業統計匯編”，只是“政治計算”，而非“財富的科學”。因此，在皮埃爾·羅桑瓦隆看來，“直到18世紀至少在亞當·斯密之前幾乎不存在經濟學。人們只知道一方面是貿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計算的主體是君主，貿易的主體是商人，那么，沒有真正的市民社會，經濟就沒有主體”。因此，“英國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比法國政治經濟學‘先進’，也僅僅在于英國的市民社會領先于法國的市民社會?！?/p>

馬克思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為寬容。他并沒有像羅桑瓦隆那樣將威廉·配第的經濟學也列入政治計算的行列，而是認為他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馬克思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在英國從威廉·配第開始，到李嘉圖結束，在法國從布阿古爾貝爾開始，到西斯蒙第結束。”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開始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而“真正的現代經濟科學，只是當理論研究從流通過程轉向生產過程的時候才開始。”研究轉向生產領域意味著經濟學的一場革命，使經濟日益掙脫了重商主義而成為新的自主活動。

但是，不論把現代意義的經濟學定格在哪個具體時段，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對于政治經濟學體系建立的意義都是無可爭議的。相對于重商主義甚至重農主義，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的最卓越貢獻在于，他們推動了經濟的“非政治化”，從而與政治非倫理化、倫理非宗教化結成一體，形塑了現代性的基本特征?！恫既R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對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貢獻描述為：“蘇格蘭人建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在于，經濟生活是自我調節的，經濟成長是一個能動的、自我持續的過程。正是休謨以其刺激性的，但卻是零碎的經濟學論文發動了這場辯論。詹姆斯-斯圖亞特在其《政治經濟原理》（1767年）一書中，試圖既回答休謨的論點，又對這個問題作出了總體的論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國富論》的出版明顯使斯圖亞特的著作黯然失色?！姑苷J為，政治經濟學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學的一個分支’；然而《國富論》可以單獨地理解。它比斯圖亞特《政治經濟原理》——或歐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經濟表》（1758—1759年）和杰諾韋西的《商業演說》（1765年）結構更嚴密，更通俗易讀，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說，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論創立了政治經濟學?！?/p>

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確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市場的地位

盡管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仍然將政治經濟學視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門科學”，甚至在學科門類上還歸屬于政治學，但是正如很多學者所分析的，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對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權力與政治行為進行劃界，使他們從其熱衷的政治計算中走出來，從而將政治經濟學帶進其所認為的科學發展的軌道。在古典經濟學家看來，政治經濟學之所以長期無法擺脫干涉主義，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其無法科學解答這樣一個理論難題：如果沒有政府這只強有力的手，社會經濟秩序如何保證？社會公益是否可以實現？對于這個問題，無論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義者還是法國的重農主義者都沒能給出科學的解答。前者認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國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農主義者雖然心儀自然秩序與自由放任主義，然而他們又依托政府來維護和實現這種自然秩序，因而不僅贊成政府干涉市場，而且試圖在制度化的設計中將君主的利益與經濟體制捆綁在一起，甚至提出將國民財產的一個固定份額給予君主。

與干涉主義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場本身的獨立性與自組織性，以及私利與公益之間的通融性。對于市場不依賴于國家的獨立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國家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相區分的思路框架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從多個層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倫理層次，休謨認為，每一個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認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認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聯盟的天性；因而人與人的關系不會陷入自相殘殺的境地。在社會觀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認為，社會的生成與有序化是自發的，不是契約論者所主張的需要人為的理性建構，經濟運行能夠實現自我調節，這是由分工、交換、自由競爭等作用的結果。其中，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論述對于市場自身的協調機制與自組織性的論述最具形象和說服力。

在18世紀的蘇格蘭啟蒙時代，私利與公益的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問題，也是當時重要的經濟社會問題，而且關系到財富分配的社會后果以及對社會秩序的認識與評價。對于私利與公益問題，曼德維爾率先通過蜜蜂的寓言，詮釋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私惡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論式邏輯使其理論說服力大打折扣。后繼者休謨、斯密、弗格森在對曼德維爾“低調的人性”改造的基礎上，從情感主義的維度對私利與公益的相通性進行了深入闡述。按照他們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動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夠通過情感的相互認同而協調各自的行動與利益，從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蘇格蘭啟蒙思想家非常重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倫理問題

由于理順了政治學領域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問題，以及倫理學中私利與公益的關系問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使經濟學日益擺脫了干涉主義和僧侶式德性的束縛，并成為“財富的科學”。然而，這并不是說作為“財富的科學”的經濟學從此遠離乃至排斥政治學與倫理學；恰恰相反，正如阿馬蒂亞·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時候，“經濟學研究最終必須與倫理學研究和政治學研究結合起來”。因為，經濟學中一些根本問題的解答依賴于倫理學：一是人類行為的動機問題，即“倫理相關的動機觀”。二是社會成就的判斷問題，即“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也是基于這一認識，阿馬蒂亞·森嚴肅批評了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限于篇幅，這里簡單闡釋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經濟學中兩個根本問題的分析。

（一）經濟行為的“倫理動機”

長期以來，人們普遍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提供了一種經濟人的解釋模式，甚至認為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先提出了這一人性假設。誠然，無論是休謨還是斯密，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承認自私是人性中最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著社群主義傾向的弗格森，也認為人最傾向于“只關心自己的”，并極力強調人的社會性也是為了消解這種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樣毋庸置疑的是，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們都反對對人性自私的過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論上秉承著一種辯證的態度。因此，在經濟生活中，盡管我們不能否認人具有經濟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據此對其進行極端化與庸俗化理解，將人的自利與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與利己主義。對此，萊昂內爾·羅賓斯曾對斯密的人性論做了非常精辟的辯護：“在《國富論》的全書中，自利并不意味著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說個人的利益是一個人最密切關心的事。它們當然可能只是他個人的幸福；但也同樣可能包含了家庭情愛、社會義務、朋友情誼，甚至還包含在他看來具有中心意義的更為廣泛的活動。將自利解釋為一定是‘物質的’，也同樣是一種曲解。隨著購買力的提高，‘僅僅出于物質性’的關心——不管物質性一詞作何解釋——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p>

（二）對于“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們既充分肯定了財富的積極效應，也客觀評價了財富可能帶來的消極影響，即對財富及其增長采取了科學和辯證的態度。對于商業文明的積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業文明對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在經濟上，財富的增長能帶來日益精致和舒適的物質生活。在政治上，工商業與技藝的進步改變了傳統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與壯大了中產階級，從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業社會的政治形態。在精神生活領域，商業文明能夠敦風化俗，有助于重諾言、守時間、愛秩序、節約、謹慎等商業精神的成長與發育。對于商業文明的消極影響，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在現代市民社會發生之初就敏銳地意識到其潛在的問題與危機：一是社會分工容易導致人的片面化與單向度發展，使得每個人“就像是一臺發動機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財富的欲望具有腐蝕道德的傾向，會使人們把關注的焦點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沒有德性支撐的財富崇拜容易將人引向感官享樂主義、物欲主義的深淵。三是在過分商業化的社會中，私人化特征極其明顯，人們容易蜷縮在狹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會增加極權主義、政治奴役的風險。

四、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特質的詮釋及啟示

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開創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既不同于古希臘的家庭經濟學和15～16世紀的重商主義，也又有別于19世紀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具有三個重要特質或維度：一是人本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與理性人假設的信奉者；相反，他們從情感主義的立場出發，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客觀公允地評判人的自利情感與社會性情感，以及兩者互動共融的心理基礎與協調機制，并在此基礎上有力地論辯了私利與公益的問題，從而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人本主義的心理學基礎。二是政府維度。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謂的自由放任主義、“最小國家”理念的篤信者。盡管在他們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架構中，一方面著力強調了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區分，極力排斥政府對市場行為的行政干預；但在另一方面，他們并沒有走向極端，而是有著濃郁的制度主義特色。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強調政府作為“競賽規則”制定者與裁判者的對于“看不見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意識到市場機制的缺陷，提出“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因為“這種事業與設施，在由大社會經營時，其利潤常能補償所費而有余，但若由個人或少數人經營，就決不能補償所費”，甚至提出政府應當承擔社會建設與社會保障的職能。如，弗格森認為，政府應當“保證家庭的維生之計和住所；保護勤勞的人從事自己的職業；調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條件、人類的社會公德心和他們各自為個人打算的追求間的矛盾?！比莻惱砭S度。與阿馬蒂亞·森所批判的現代經濟學的“無倫理”特征不同，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既重視分析“倫理相關的動機觀”，又注意探究“倫理相關的社會成就觀”，把財富與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實質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對于某些局部經濟行為或經濟領域“精細”的技巧性分析，丟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多重的分析維度。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無視經濟分析的道德倫理維度，僅僅圍繞經濟人的自利假設展開研究，反而為現實社會中的不道德經濟行為提供了依據。我國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認知經歷了一個由“馬克思”到“斯密”的轉變過程。但是毋庸諱言，我們對斯密以及其他蘇格蘭啟蒙思想家所倡導的市場原則與市場精神也存在很多誤解與偏差，也存在將蘇格蘭啟蒙思想家的政治經濟思想簡單化、庸俗化為以經濟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國家、價值中立等為特質的“斯密主義”的問題。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過度市場化、誠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擴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等深層次問題和矛盾也日益凸顯。面臨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社會經濟轉型的重要時期，中國經濟學界需要根據我國實際，以經濟學為指導，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而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不僅要總結幾十年來的成功經驗和規律，還要反思問題和教訓，突破對市場運行機制的偏狹化理解，研究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理論基礎。因此，在這一背景下，重溫和思考蘇格蘭啟蒙運動中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立過程，有助于我們突破形形的“斯密主義”，理順個人與社會、私利與公益、自由與秩序、財富與德性等相互關系，真正理解與踐行市場經濟既是一種法制經濟也是一種道德經濟的理念，從而推進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7]米勒，波格丹諾，主編.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739，739.

[2]盧梭.政治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1.

[3][4]皮埃爾·羅桑瓦隆.烏托邦資本主義——市場觀念史[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4：1，253.

[9]阿馬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8-10.

[10]羅賓斯.過去和現在的政治經濟學——對經濟政策中主要理論的考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37-38.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第2篇

【關鍵詞】結構圖 學生 建構體系

【中圖分類號】G63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089（2013）11-0061-01

高三政治復習中似乎一講就懂、一看就會，卻一做就錯，這樣的頑疾原因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理解不深，分析不透，簡單重復，不重視思考，別人指出關鍵才豁然開朗；二是知識不成系統，胡亂堆砌，用時找不著，不重視聯系，別人建起聯系才理清思路。這需要在理解的基礎上發現聯系、建構知識體系。

心理學研究表明，要想長久地保持信息，最有效的策略就是對信息進行合理組織，根據知識的內在聯系將分散的、孤立的知識建構成一個整體，這一思維的過程可以通過繪制知識結構圖的方式呈現出來，這也是再次理解、加工所學知識的過程。學生在原有知識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再次分析、歸納、概括、聯想，從而同化、吸收，形成自己的認知結構，這符合建構主義學習理論和多元智能學習理論的要求，強調學生的主體地位，要求學生主動建構知識，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還激發了學生的興趣。

一、簡單的圖，豐富的闡述

圖一是一位同學在復習完“影響價格的因素”后所畫的“價格形成原理”的結構圖，這張圖非常簡單，只有三個概念（價格、供、求）四個字，卻概述了一框題的內容，也是《經濟生活》的第一個重要原理。這個結構圖在黑板上一畫出來，就有同學質疑：決定商品價格的是價值，圖中漏了商品價格形成的一個原因，而這位學生的解釋是：價值是在生產過程中創造的，供給方即生產者生產的效率直接決定了商品的價格，效率越高自然價格越低，反之亦然，當然這也受到需求方即消費者的影響，供求雙方的博弈影響商品價格，供不應求價格上漲，反之亦然。這位同學的圖極其簡單，但其闡述卻是極其豐富的；有些同學在這張圖中只看到供求對價格的影響，而沒有看到價值對價格的決定作用，因為他們的結構圖是這樣的：

圖二似乎完善了，但卻是真正簡單機械，缺少思考體現的，只是把書上的內容簡單地羅列出來。而圖一乍看是簡單地甚至有遺漏，但實際上卻暗合政治經濟學的精髓，西方經濟學只承認供求關系變化是商品價格變化的原因，而馬克思卻看到了生產的效率或者說生產的成本在這其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也許畫出圖一的同學并沒有意識到這實際上是西方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區別，但其思考已經觸及到了這一點。更值得提的是他下面的解釋：從哲學上看，供求雙方作為矛盾的雙方，生產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其決定了價格的高低；在第四課中我們知道生產決定消費，所以價格由生產者決定，當然這不是生產者主觀決定，而是由生產的效率或者說生產的成本決定的。一個簡單的圖，把哲學的方法論運用到經濟學的分析過程中，把其他單元框題的知識聯系運用到本框中來，簡單的圖顯得格外豐滿。我又提示同學們，圖一改個箭頭方向將又是一個新的原理的結構圖（價格對供求雙方、即生產與需求的影響，也就是下一框的內容）。我又繼續提示在投資理財中，哪些價格變動我們也很關注（匯價――兩種貨幣之間的兌換比例，利息、股息是貨幣的價格）。這張圖還在第四單元復習市場配置資源時再次被運用。一張簡單的圖，可以在多個單元、框題中運用，這取于你對知識的理解與把握，從而去闡述。

二、復雜的圖，清晰的把握

一個原理、一框一課、一個單元的結構圖相對簡單，但跨單元、整本書、跨模塊的知識結構圖就會比較復雜，牽涉到的概念原理多、內在關系復雜，繪制結構圖難度也比較大，尤其是要能清晰顯示知識的整體和內在的聯系。圖三是一位同學在《政治生活》復習完后繪制的結構圖，非常清晰的呈現了政治生活中公民與國家這兩大主體，國家又細化為政黨、人大、政府，并從地位、行為、要求這三個方面對每個主體進行歸納總結，揭示了政治生活主體的行為準則是憲法和法律，三個單元的主要內容清晰完整地呈現出來，而圍繞國家利益這個關鍵詞建構了第四單元的知識，并且很好地前三個單元進行了銜接。復雜的結構圖因為對知識的清晰準確把握也就顯得不復雜了，甚至變得簡單明了。

三、唯美的圖，深刻的理解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第3篇

奧地利學派奠基人

在經濟思想史上，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與杰文斯（Jevons）1871年發表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和瓦爾拉（Walras）1874年發表的《純政治經濟學要義》，都被認為是“邊際主義革命”的主要組成部分。在多數情況下，思想史學家所強調的，是門格爾著作中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相同的一些特征。近年來，特別是W·賈菲（W．Jaffé，1976年）的后，學術界的注意力開始轉向門格爾思想中與他同代人不同之處。一系列最新的研究，如W·格拉斯爾（W．Grassl）和B·史密斯（B.Smith），（1986年），則將門格爾及早期奧地利經濟學家的獨特思想與19世紀后期奧地利更為廣闊的思潮和哲學思想聯系起來了。

門格爾著作的鋒芒所向毫不含糊。他的《原理》著力于重建經濟科學的基礎，即在保留經濟學抽象與理論特色的同時，對價值與價格提出一種與古典派學說截然相反的理解。古典派經濟學家們認為，價值受以往資源成本的支配；門格爾則認為，價值是對今后滿足消費者需要的實用性的判斷。門格爾的著作雖是奉獻給德國和奧地利說德語的學術界的，但它在方法、風格乃至本質上，都與當時德國各大學的研究大相徑庭。后者的研究雖也尖銳批評古典經濟學，但它抨擊的是其理論特征，其主張主要是歷史分析的研究方法。在門格爾著作發表時，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Schmoller）為首的新歷史學派正開始取代以羅雪爾（Rosoher）、克尼斯（Knies）和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為首的舊歷史學派。年方31歲的奧地利公務員門格爾顯得小心翼翼，盡量不與德國經濟學界沖撞。事實上，他以“恭敬之心”將《原理》一書題獻給羅雪爾，并“作為一個奧地利伙伴的友好問候以及作為對德國慷慨恩賜我們奧地利人以科學啟迪的菲薄報答……”（門格爾，1871年，前言）。門格爾顯然希望人們會認為他的理論創新證實了德國學者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結論，獻出一種新的經濟學以取代備受懷疑的英國正統古典學說。

但門格爾注定要大失所望。德國經濟學家對他的著作不屑一顧。即便一些德語學術刊物注意到它，也是或被完全曲解，或被一筆帶過。在《原理》出版后整整10年中，門格爾完全是孤立的；當時不存在什么奧地利“學派”。19世紀80年代，當龐巴維克和維塞爾熱情洋溢的著作開始問世時，這一新學說雖被冠以“奧地利學派”的稱號，但與其說是一種尊稱，倒不如說是傲慢的德國經濟學家對它的蔑視（L·密塞斯（L．Mises），1969年，第40頁）。在門格爾發表了有關方法論的著作（門格爾，1883年），向歷史分析研究法提出挑戰后，奧、德學者間的裂痕大大加深了。門格爾1871年的著作在德國受到冷遇，這使他確信只有正面抨擊歷史學派才能拯救德國經濟學，他顯然是為此而撰寫此書的。此書引起的激烈的方法論之爭，通常（但不總是，參見博斯塔夫（Bostaph，1978年）被經濟史學家們認為是學術精力的可悲浪費。然而，這次惡言相交的學術論戰肯定有助于國際經濟學界注意到奧地利學派的存在，并把他們視為一伙赤誠的經濟學家，他們提出了大量令人振奮的理論觀點，補充和加強了新生的邊際主義文獻，深刻地修正了當時仍占統治地位的古典價值理論。龐巴維克、維塞爾、J·科摩琴斯基（J．Komorzynski）和R·朱克坎德（R．Zuckerkand）等人的著作，詳盡闡述或探討了門格爾在價值、成本與價格方面的核心思想和主觀主義觀點。V·馬塔亞（V.Mataja）、格羅斯（Gross）、薩克斯（Sax）以及R·邁耶（R．Meyer）等人，則提供了有關純利潤理論及其在財政理論上應用的著作。維也納大學教授E·菲利波維奇（E.Philippovich）雖然較為贊賞德國學派的貢獻，但他廣為使用的教科書在講德語的學生中起到了傳播奧地利學派邊際效用理論的重要作用。

與杰文斯及瓦爾拉的研究方法一樣，早期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對價值和價格理論的貢獻，既強調邊際主義，又強調效用。但一些重大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的理論與其他早期邊際主義理論分道揚鑣。奧地利學派沒有試圖用數學方法表達他們的學說，因此，他們的邊際概念與杰文斯和瓦爾拉的多少有點差別。對后者和后來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家來說，一個變量的邊際價值是指“整個”變量的瞬間變化率。但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卻故意采用了離散變量（K·門格爾（K．Menger），1973年）。更重要的是，邊際效用概念及其遞減的觀念對奧地利學者來說并不是指心理滿足本身，而是這類滿足依次的邊際“評定”（麥克庫洛赫（McCulloch，1977年）?？傊?，正如E·施特賴斯勒（E．Streissler，1972年）所極力主張的，對奧地利學派來說，“邊際效用”中重要的不是前面的形容詞（邊際的），而是后面的名詞（效用）。門格爾認為，他的理論顯示了主觀的“效用”考慮，在決定經濟價值時，起到了獨特的作用。價值并非如馬歇爾經濟學所說由主觀的（效用）和客觀的（有形成本）考慮“共同”決定的，而是由消費者行為（在既定的現有商品和（或）生產可能性的框架內起作用）“單獨”決定的。對于門格爾，尤其是對于維塞爾（他的名字常與這方面的觀點緊密聯系在一起），成本只是一種為了獲得更高的偏好效用而被有意犧牲的預期效用。在其他邊際主義理論發展過程中，人們幾乎化了整整20年才認清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直接表明了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而門格爾至少能立即覺察這一本質。他的“訂貨率較高”（higher-order）商品理論強調了生產要素部門的經濟特征和價值是如何完全地從消費者對消費品的評價中得出的，而訂貨率較高的商品最終將促使消費品的出現。龐巴維克的貢獻不僅闡發和傳播了門格爾的基本主觀價值論，最杰出的還是他的資本與利息的理論。在學術生涯早期，他發表了一部學術史上的巨著（龐巴維克，1884年），對以前所有的利息（或“剩余價值”或“正常利潤”）理論作了包羅萬象的評論。數年之后，他又發表了另一著作（龐巴維克，1889年），闡述了他自己的學說。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奧地利學派的聲望至少部分來自這些著作。我們下面將會看到，一些后來的和當代的作者（如希克斯（Hicks），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豪斯曼（Hausman），1981年）都確信，龐巴維克的這些觀點構成了奧地利學派的不朽貢獻。另一些學者從門格爾反復受到的批評（熊彼特（Schumpeter），1954年，第847頁注8）中得到提示，認為龐巴維克的資本與利息理論偏離了門格爾濫觴的奧地利學派傳統內核，甚至與之有些矛盾（拉赫曼（Lachmann），1977年，第27章）。不過．龐巴維克本人認為，他的資本與利息理論是基本主觀價值論無懈可擊的延伸。在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的分析中引進了時間因素后，龐巴維克發現有可能對利息現象作出解釋。由于生產要耗費時間，由于精于計算的人總是有序地選擇較早的收益而不是（本質相同的）較晚的收益，因此耗費資本的生產過程（即便將競爭的銷蝕力量考慮在內）總是會將一部分現行產出讓與先期就對耗時與迂回的生產過程作出投入的那些人。

在一次世界大戰前，龐巴維克已是奧地利學派的杰出代表，而且主要是因為他的著作，者把奧地利學派看成典型的資產階級分子和經濟學的思想敵人（N·布哈林（N．Bukharin），1914年）。龐巴維克不僅提出自己的理論來解釋利息“剩余”，使資本家的這一收入失去了任何剝削性，而且還有力地和無情地駁斥了的剩余理論。在1884年著作中，他系統地應用了奧地利學派的主觀價值論，對剝削理論基礎的勞動學說進行了致命的批判。10年后，他耐心地但又無情地和毫不妥協地詳細闡述了這一批判，剖析了那個斷言，即馬克思逝世后出版的《資本論》第3卷與構成第1卷基礎的簡單勞動學說是一致的。和奧地利學派之間的這種緊張關系一直持續到1920—1940年的大戰間年代，當時，奧地利學派的第三、四代傳人密塞斯和哈耶克（Hayek）還與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就中央計劃經濟中的經濟計算問題進行爭論。

1903年，門格爾從維也納大學的教授職位上退了下來，由維塞爾繼承。人們公正地稱：

“（維塞爾是）奧地利學派的中間人物：時間上處于中間，他所闡發的觀點處于中間，他的才力也處于中間。換句話說，他既不是最杰出的天才，也不是要提到才能想起的人?！兄铋L的教學經歷……”（見施特賴斯勒，1986年）。

維塞爾是門格爾價值理論的早期和多產的闡述者。他有關經濟學的綜合性論著總結了他畢生的貢獻。（維塞爾：1914年）。該著作被一些人（但肯定不是所有人）贊譽為重要的成就。哈耶克（1968年）把這篇論著看成是個人成就，不是奧地利學派代表作。在第一次大戰前的10年里，龐巴維克的學術討論會（他當了幾年奧地利財政部長后重新投入學術生涯時開始主持的）才是奧地利學派著名的學術中心。參加這個討論會，此后成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有約瑟夫·A·熊彼特和路德維希·馮·密塞斯，這兩位在戰前就發表了著作（熊彼特，1908年、密塞斯，1912年）。

第一次大戰后的奧地利學派

第一次大戰后，奧地利經濟學派的處境與以前大不相同了。1914年，龐巴維克與世長辭。門格爾在退休后的長期隱居中，曾不時在校接待青年經濟學家的來訪，但他也于1921年逝世了。雖然維塞爾一直從事教學工作，至1926年去世，但學術中心已轉向年輕一輩經濟學家。其中突出的有龐巴維克的學生密塞斯和維塞爾的學生及教授職位繼承人漢斯·邁耶（HansMayer)。密塞斯只是維也納大學（不領薪俸的）“特約”教師，從未真正取得過教授職位。他的學術影響主要在大學圈外（密塞斯，1978年，第9章）。在20年代，其他（在戰前受教育）著名學者包括理查德·施特里格爾（RichardStrigl）、埃瓦爾德·沙梅斯（EwaldSchams）和萊奧·舍恩菲爾德（LeoSchonfeld）（以后還有伊利（Illy））。面對這些變化，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了發揚光大。新的著作發表了，一大批年輕學者走在了前列，其中許多人在以后的數十年中成為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F·A·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Haberler）、弗里茨·馬克盧普（FritzMachlup）、奧斯卡·莫根施特恩（OskarMorgenstern）和保羅·N·羅森斯坦-羅丹（PaulN．RosensteinRodan）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整個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奧地利學派在兩個相互交叉的團體里展開了熱烈的經濟學討論。一個在維也納大學以漢斯·邁耶為首，另一個聚集在密塞斯周圍，在他的商會辦公室舉行著名的“私人討論會”。密塞斯的討論會不僅吸引了一批才華橫溢的年輕經濟學家，也吸引了諸如費利克斯·考夫曼（FelixKaufman）、艾爾弗雷德·舒茨（AlfredSchutz）和埃里克·沃格林（ErikVoegelin）等哲學家、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就是在這一時期，維也納的學術熱情對英國經濟學家萊昂內爾·羅賓斯（LionelRobbins）產生了決定性影響。這種接觸的極為重要的結果是羅賓斯1932年發表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羅賓斯，1932年）。主要是通過這部著作，奧地利學派的好些基本觀點被匯入了20世紀英美經濟學的主流。1931年，羅賓斯邀請哈耶克去倫敦經濟學院講課，此后即受命主持該學院的圖克講座。

哈耶克來到倫敦促進了“奧地利學派”周期理論的發展，并使它受到人們的廣泛重視。早在1912年，密塞斯就對該理論作過概述（密塞斯：1912年，第396—404頁）。該理論認為，經濟周期的高漲階段是因利率過低引起暫時性資源錯置而造成的。而形成資源錯置的，是生產者預期一部分公眾愿意將消費推遲到與時間偏好的真實格局實際上相違背的程度，于是便發起新的生產過程。而繼后放棄難以維持的生產項目就構成了周期的下降階段。密塞斯強調，該理論來源于威克塞爾(Wicksell）和更早的英國貨幣學派。事實上，密塞斯很難為這一理論被貼上奧地利學派標簽提出申辯（密塞斯，1943年）。但正如他所看到的，這個理論已經牢牢地貼上了奧地利標簽了。哈耶克熱情闡述并廣泛發展了這一理論（哈耶克：1931年、1933年及1939年），他還（通過這一理論）向英國公眾介紹了龐巴維克資本學說的遠見卓識，這無疑使這一發展完善的學說中留下了哈耶克自己的印記，并使經濟學界認識到該理論是奧地利學派的重要貢獻。鑒于所有這些發展，我們顯然必須認定：從許多方面講，30年代初期是奧地利學派對整個經濟學界影響最大的時期，然而，這種輝煌的業績卻是短暫的。

事后作些思考不無裨益。這可能會幫助我們理解，同一個30年代初期，為什么和怎樣成為決定奧地利學派命運的幾乎是致命的轉折點。在短短數年中，除了作為經濟學派史上重要但已過去的一頁，獨樹一幟的奧地利學派學說竟從經濟學界銷聲匿跡了。雖然漢斯·邁耶在維也納大學擔任教授直至二次大戰后，但那些曾聚集在密塞斯身邊的杰出青年經濟學家們不久便散伙了（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其中好些去了美國大學。1934年，密塞斯移居日內瓦，以后到了紐約。由于哈耶克去了倫敦，維也納再也不是生機勃勃繼承奧地利學派傳統的中心。而且，該學派中的許多學者確信，奧地利學派的主要觀點已被經濟學主流成功地吸收。理論經濟學優勢地位的出現，以及歷史學派和反理論學派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失勢，無疑使奧地利學者相信他們已取得了最后勝利，因此沒有必要再發展獨立的奧地利學派經濟理論了。密塞斯在1932年說過的話道出了這層意思。在談到通常把經濟學理論分為三派，即：奧地利學派、英美學派和洛桑（Lausanne）學派時，密塞斯引用莫根施特恩的話強調說，這些學派的“不同在于他們表達相同觀點的方法，他們的分野更多在于使用的術語和特殊的描述，而不在于學說的本質”（密塞斯，1933年，第214頁）。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以后，奧地利學派傳統得到保存并發展，是值得和需要注意的，而這主要是通過密塞斯本人和哈耶克的工作。

弗里茨·馬克盧普曾幾次（馬克盧普，1981年）列舉二次大戰前奧地利學派的6個主要觀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同意，這些觀點確實表達了1932年時人們所理解的奧地利學派研究方法。這些觀點是：（1）方法論上的個人主義（請不要與政治上或思想意識上的個人主義混淆，而是指它主張經濟現象的解釋應該回到個人行為中去探尋）；（2）方法論上的主觀主義（承認只有參考有關個人的知識、信念、知覺和期望，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3）邊際主義（強調決策者所面臨的數量的預期“變化”的重要性）；（4）效用（和邊際效用遞減）對需求和進而對市場價格的影響；（5）機會成本（承認影響決策的成本是指，為某一目的而使用生產要素時所放棄的最為重要的選擇機會，而不是指已被放棄去選擇其他目的之機會）；（6）消費和生產的時間結構（表明時間偏好和生產率的“迂回性”）。

不過，對上述觀點作進一步評論似乎是適宜的。（1）大多數現代微觀經濟學都吸收了這6個觀點，只是側重程度各有不同，因此，（2）這6個觀點證實了前面引證的莫根施特恩—密塞斯和哈耶克論斷，即“所有”的經濟學流派有共同基礎。然而，（3）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的研究卻暗示，這6個觀點并沒有“真正”全面概括奧地利學派。雖然，在當時（20世紀30年代早期）奧地利派學者中很少能證明奧地利學派還有其他觀點，但在該學派的傳統學說中事實上已隱含著這些看法，留待后人著作加以明確闡述。由此來看，（4）一些重要的“差別”使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理論有別于微觀經濟學的主流，特別是因為后者是在30年代之前發展起來的。說明這些區別有待密塞斯和哈耶克來闡述，這就使奧地利學派在經濟學界仍保留其與眾不同的“風貌”。

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后期發展

漢斯·邁耶1932年撰文批評“功能價格理論”，并提倡使用“遺傳因果”方法。這篇文章早就表明了在怎樣理解經濟學理論方面，奧地利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差別。在此文中，邁耶批評價格均衡理論沒有解釋導致市場價格的行為“順序”。要理解這一順序，就必須理解構成這一順序的行為的最初原因。根據密塞斯和哈耶克后來撰寫的論著，有理由認為邁耶當時是一言中的，道出了奧地利學派思想中重要和與眾不同的含義。但是，在本世紀20年代，奧地利學者本身（和研究他們著作的人，如L·羅賓斯）似乎都忽略了這一點?？磥?，發生在兩次大戰間隔時期的那次著名論戰，即關于中央計劃經濟中經濟計算可能性的爭論，幫助哈耶克和密塞斯闡發了這一當時被忽略了的含義。仔細閱讀一下這次論戰的文獻就會發現，密塞斯和哈耶克是在回擊他們的論敵——“主流”均衡派的論點時，闡明了奧地利學派在理解市場時強調過程、學習和發現（拉維（Lavie），1985年）。

密塞斯曾說過，經濟計算需要有價格提供指導；由于中央計劃經濟沒有生產要素市場，所以不可能利用要素價格來指導。奧斯卡·蘭格（OskarLange）和另一些學者反駁說，價格不一定僅指市場價格；由中央政府公布的被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經營者作為“參數”的非市場價格（就和企業理論中生產者在完全競爭的要素和產品市場上把價格作為參數一樣），也可以指導經濟計算。在駁斥這種說法時，哈耶克闡發了他對競爭性市場過程的解釋，提出競爭性市場過程是利用分散信息的發現過程（見哈耶克，1949年，第2、4、5、7、8、9章）。在同一時期，密塞斯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市場過程特征（他沒有像哈耶克那樣強調知識的作用，而是強調了在開放的不穩定的世界中企業家的行為（參見密塞斯，1940年和1949年）。根據密塞斯—哈耶克對市場過程理論的發展（并且承認這些發展揭示了早期奧地利學派傳統理論中隱含的思想。見：柯茲納（Kirzner），1985年，及賈菲，1976年），我們有理由在馬克盧普提出的奧地利學派傳統觀點后面再加上下述幾條：（7）市場（和競爭）是學習和發現過程；（8）個人決策是在不穩定環境中的一種選擇行為（此處認定有關選擇機會也是決策的一部分）。上述兩個觀點在奧地利學派的傳統中得到了發展，并成為由密塞斯和哈耶克的著述而引起的對奧地利學派傳統學說再度重視的中心問題。在最近幾十年中，美國學者再度重視該學派的傳統學說。

今日奧地利學派經濟學

由于1930年以后奧地利學派歷史上這些多變的發展，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在當代經濟學討論中存在著一些不同的含義。其中一些含義至少是部分重選的，另一些則至少是部分矛盾的。為了理清楚這些不同的理解，列舉80年代賦予“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一些不同含義，不無裨益。因為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目前的地位，不論是好是壞，完全是由時下這些理解體現的。

（1）對許多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嚴格地講，只是個歷史名稱。按此理解，奧地利學派只存在至30年代早期，以后，部分被微觀經濟學主流所吸收，部分為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今日的奧地利經濟學家也持有這種觀點。當今的奧地利經濟學家（和其他學者）完全了解早期奧地利學派，并引以自豪。晚近在奧地利舉行的幾次紀念大會和一些論著（?？怂购晚f伯（Weber），1973年；萊塞（Leser），1986年）都證明了這一點。但他們都把自己看成是整個專業經濟學家群體的一份子。曾由門格爾、維塞爾和邁耶擔任過的教授職位，現由埃里克·施特賴斯勒繼承，他著作等身，學識淵博，深受奧地利學派傳統的影響，其論著涉及了奧地利學派的眾多方面及其代表人物（施特賴斯勒，1969年、1972年、1973年、1986年）。

（2）對有些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是個定語，用來表達再度出現的對龐巴維克資本與利息學說的興趣。這種復興特別強調生產的時間尺度和生產率的迂回性。曾為此著書立說的學者有?？怂梗?973年）伯恩霍爾茨（Bernholz，1971年、1973年）、費伯（Faber，1979年〕和奧洛塞爾（Orosel，1981年）。這一派觀點認為，“奧地利學派”一詞與一般的門格爾主觀主義傳統不相干（如前述，該傳統對龐巴維克的理論有所保留）。

（3）對于其他經濟學家（和非經濟學家）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與其說是一種獨特的方法論或特殊的經濟學，倒不如說是政治和社會學說中的自由思想。這類觀察者認為，20世紀80年代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家意味著崇尚自由市場。馬克盧普（1982年）注意到（并部分贊同）對“奧地利學派”作如是觀。他認為這主要是由于密塞斯論著的影響。密塞斯以鼓吹市場起因說而出名，同時他是無可爭辯的奧地利學派學者。因此，他支持不受干預的市場經濟的強硬政策主張，很自然地被認為是現代奧地利學派的核心思想。密塞斯在美國的主要追隨者默里·N·羅思巴德（MurrayN.Rothbard）的論著加強了這一看法，他也竭力主張和鼓吹自由主義。但是，另一些觀察者會對如此定性奧地利學派提出疑問。雖然如前面提到的那樣，奧地利學派的早期論著被認為是與馬克思學派思想尖銳對立的，但總的來說該學派保持一種超政治的姿態。在該學派的奠基人中，維塞爾事實上明確贊同德國歷史學派提出的干預主義的結論（維塞爾，1914年，第490頁）。雖然密塞斯和哈耶克對社會主義經濟中的效率公然提出懷疑，他們也強調他們經濟學的無價值（Wertfrei）特點。他們都認為，他們在政策方面的自由市場主張與信奉奧地利學派有聯系，但并不是該學派的核心思想。

（4）對于經濟學界的許多人來說，“奧地利學派經濟學”自1970年前后起，指的是對卡爾·門格爾以及早期奧地利學派思想，尤其是經米塞斯和哈耶克發展的那些思想再度出現的興趣。這種興趣主要出現在美國，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數量可觀的論著，主要包括默里·N·羅思巴德（1962年）、伊斯雷爾·何茲納（IsraelKirzner，1973年）、杰拉爾德·P·奧德里斯科爾（GeraldP.O''''Driscoll，1977年、1985年）、馬里奧·J·里佐（MarioJ．Rizzo，1985年）以及羅杰·W·加里森（RogerW．Garrison，1978年、1982年、1985年）的著作。這一派的目標是突出奧地利學派關于市場是一種過程的解釋與主導現代經濟學的均衡理論的不同之處。其結果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一詞常常被理解為只有部分是準確的（見懷特（White），1979年，第9頁），拒不采用現代數學和經濟計量技術。而規范經濟學則主要因均衡為方向而廣泛采用這些技術?，F代奧地利學派中的這批經濟學家（有時被稱為新奧地利學派），確自認為早期傳統的繼承者。他們和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一樣贊賞市場有秩序的結果，但在理解這種結果實際是怎樣取得時，又與新古典主義有分歧。正是由于這批學者的努力，早期奧地利學派的許多著作的原文和譯文得到再版，在經濟學界內外吸引了大批讀者。

政治經濟學的核心觀點范文第4篇

中圖分類號:17810.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0)11-0071-04

財政政策是政府進行宏觀調控進而可能引發經濟社會發生深層次變革的制度性前提。覆及大范圍或整體是為宏觀,因時因勢而動是為調控。出口退稅作為財政政策手段之一被政府頻繁用于宏觀調控。政策傳動必然對國民福祉產生影響,由于個人福利或幸福缺少一個統一度量指標,無法進行實證分析,本文僅就出口退稅的政策調控對國民福祉的影響做規范性分析。

一、問題的提出

1998年亞太金融危機到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機,這是一個十年祭。出口退稅政策對緩沖、化解危機在一定意義上會起到一定程度的作用。而中國第一次使用出口退稅政策則始于1950年。1956―1965年停止,1966―1973年恢復實行,1973年再次停止,直至1985年再次恢復。1985年3月,國務院正式頒發了《關于批轉財政部(關于對進出口產品征、退產品稅或增值稅的規定)的通知》,規定從1985年4月1日起實行對出口貨物退稅政策。1994年稅制改革,建立了以新的增值稅、消費稅制度為基礎的出口貨物退(免)稅制度。1996年,由于財政原因,中國政府將退稅率分別降為3%、5%和9%。1997年由于中國出口大幅度下降,政府從1998年開始逐漸將出口退稅率調高,出口貨物的綜合退稅率由原來的6%提高到15%。2002年,對生產企業自營出口或委托外貿企業出口的自產貨物出口退稅全面實行“免、抵、退”稅辦法,企業可以直接得到出口退稅帶來的實惠。2003年則由于經濟局部過熱,出口欠稅嚴重,政府將綜合退稅率由15.51%調整到12.51%。自2004年1月1日起,政府對出口退稅機制進行結構性調整,適當降低出口退稅率;建立中央和地方財政共同負擔出口退稅的新機制等。2006年1月1日起取消多項皮革類原材料的出口退稅政策,并下調了部分貨物的出口退稅率。為進一步控制外貿出口的過快增長,緩解我國外貿順差過大帶來的突出矛盾,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抑制“高耗能、高污染、資源性”貨物的出口,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和進出口貿易的平衡,減少貿易摩擦,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政府于2007年7月1日起調整了涉及2 831項商品的出口退稅稅率。2008年7月30日,調高部分勞動密集型和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貨物的出口退稅率,主要是紡織品、服裝、玩具以及抗艾滋病藥物等貨物。到2009年5月,其間共5次上調出口退稅率。為緩解國際金融危機對中國外貿行業造成的不利影響,根據《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關于進一步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稅率的通知》(財稅[2009]88號)的有關規定,自2009年6月1日起,調高部分傳統勞動密集型貨物和機電貨物的出口退稅率。經此次調整后,綜合退稅率由12.4%上升至13.5%。對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控軌跡的簡要回顧表明,退稅政策因時因勢而動,其對進出口貿易和經濟增長的推動舉足輕重,但對國民福祉的關注卻難覓其蹤。

盡管政策傳導效果顯示,出口退稅政策的調整僅有限度地在市場環境的修繕、價格水平和消費檔次三個層面提升了部分國民福利。但綜觀出口退稅政策意圖,迄今為止尚無以改善民生為目標、以增進國民福祉為考量的具有確切指向的政策出臺,而這恰恰應該是被政策或制度予以充分關注的焦點。問題是,出口退稅與國民福祉是否有關聯?如果有,是降低了國民福祉還是提高了國民福祉?鑒于研究者對出口退稅政策與國民福祉的關系尚未有研討和分析,我們的分析從此切入。

二、退稅規模與程度的爬升降低國民福祉

大衛?李嘉圖在其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出了比較優勢理論。該理論在絕對優勢理論框架下進一步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是生產技術的相對差別(而非絕對差別),以及由此產生的相對成本的差別。每個國家都應根據“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弊相衡取其輕”的原則,集中生產并出口其具有“比較優勢”的貨物,進口其具有“比較劣勢”的貨物?；谥厣讨髁x思想、絕對優勢和比較優勢等理論指導下,大部分國家為鼓勵出口,相應建立了出口退稅制度。出口退稅是政府為避免國際重復征稅而對本國生產且已被課征增值稅或消費稅等間接稅的離境貨物所含稅收予以退與不退或退多退少的法律規定。與籌集收入的目的相反,是稅式支出方式的一種。

國內部分學者、財政稅務專家及企業界人士關于出口退稅政策可以概括為以下四種觀點:一是出口退稅本身應該保持其自身的中性原則,做到100%退稅,不應該承擔過多的功能,其頻繁調整對企業的影響很大;二是應該提高出口退稅率,這樣做有利于國家的出口戰略導向;三是應該降低出口退稅率,這樣做有利于產業結構的調整和縮減貿易順差;四是應該取消出口退稅,同時采用其他方式扶助出口企業。第一、四種觀點過于極端,第二、三種觀點相對柔和卻易導致出口企業對政策無法預期進而破壞遠景規劃。我們傾向于第四種觀點,雖極端卻簡約。但政策目標取向需要相對修正為,應該取消出口退稅,以期增進國民福祉。

有兩組數據可以說明中國退稅規模和幅度過大,將影響到國民福祉的提高。

第一組:1985年恢復出口退稅時,退稅總額只有19.7億元。而表1卻揭示出,中國出口退稅額2001年開始超過千億元,2003年達到2 039.0億元,2005-2007年,以每年都超過上年千億元的速度推進。2009年財政預算出口退稅6 708億元。中國出口退稅增長率只有在1997、1998、2004、2007和2008年低于稅收收入增長率,其他年份均高于稅收收入增長率。

第二組:如果以出口退稅/GDP=出口退稅水平來衡量我國退稅情況的話,時間跨度選擇1994年稅制改革為起始年度,見表1所示。縱向來看可以分為兩個爬升階段:第一輪爬升階段是1994-1996年,盡管1996年調低出口退稅率,但當年的退稅水平仍然很高,主要由于政策時滯,調低出口退稅率并未在當年產生影響;1997、1998年受亞洲金融危機的波及1996年的政策發揮作用,退稅水平一度降低,但1999年開始進入第二輪爬升階段,盡管在2004年小幅收窄,原因在于2004年調低出口退稅率,但2005年重回升勢。這種不斷爬升的退稅水平,

必然會降低實質意義上的國民福祉。因為,從總量角度來看,增加出口退稅,政府收入減少,其所提供公共物品或服務的數量與質量至少在理論上會有所下降,從而導致國民福利的降低。資料說明,如果取消出口退稅,那么,這部分退稅額可以疊加到稅收收入中,則會相應增加公共物品或服務的數量與質量。

三、取消出口退稅、增進國民福祉的合意性判斷

《新大英百科全書》認為,“……稅收總是為了全體納稅人的福利而征收,每一個納稅人在不受任何利益支配的情況下承擔了納稅義務。”福利是指個人生活的幸福度或滿意度?！拔覀兛梢园褌€人福利(welfare)看做是一種個人的幸福(well-being),或更準確地說,是他的快樂?？鞓返挠袩o可以歸結為肉體上的愉快和痛苦,及精神上的愉快和痛苦?！?黃有光,1991)被人們所普遍接受的一種判斷社會福利好壞的標準是由本世紀初意大利經濟學家帕累托提出的?！芭晾弁蟹▌t認為:如果一種變化使某(些)人狀況改善,而無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狀況惡化,則此種變化是可取的。”(黃有光,1991)稅收導致納稅人的福利損失,其衡量標準有絕對均等犧牲、比例均等犧牲和邊際均等犧牲,其中邊際均等犧牲言之成理卻缺乏技術上的可操作性。但稅收導致納稅人的福利犧牲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需要考慮的只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或服務是否能足額彌補納稅損失或犧牲。取消出口退稅對出口企業而言與原來的境況相比是一種增稅措施,使出口企業損失部分福利。但對全社會而言可能是福利增加。①因此,政府征稅與退稅對福利狀況的改善或惡化應一分為二具體分析。

國民福祉是判斷一國國民幸福與否的重要維度,增加其幸福感或快樂的方式方法②可謂林林總總。站在經濟學的視角,競爭的市場、降低的價格和增加的消費不失為一個三位一體的研判標度。退稅規模與程度的不斷爬升降低了一國國民福祉,而取消出口退稅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從這三個方面使國民福祉獲得穩定性的提高。

1　競爭的市場可以提高國民福祉

一個統一的、競爭的市場才是對國民或消費者負責的市場,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出口退稅政策上的博弈不僅造成資源與智力的浪費,而且政策分割市場降低了國民福祉。

退稅是一件不給財政帶來任何收益反而會加大管理成本的工作,如果出現騙稅還將導致稅收收入的進一步損失。2004年退稅機制改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負擔的目的之一,就是避免騙稅行為的重要舉措。同時,25%的出口退稅款由地方政府承擔后,產生了新的地方保護主義和人為分割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局面。因為,出口企業所在地不可能收取出口貨物上游所有的增值稅等間接稅,但卻要承擔出口退稅。在這種情況下,地方政府會從自身利益出發,或者限制出口,或者拖欠出口退稅,其結果都將沉重打擊企業出口的積極性。2005年出臺了按92.5:7.5比例分擔的機制,這一機制的改變又是一次博弈的結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出口退稅政策上的博弈造成資源與智力的浪費。政府的政策重點應該是如何促成全國統一大市場而不是導致市場分割,同類貨物相同質量統一價格就是國民福利的增加。①這里需要進一步思考但不作為本文分析內容的是,為何出口所在地政府沒有考慮到由此而衍生的其他稅費收益以及作為口岸城市的稅費以外的受益?

取消出口退稅,使擬出口的貨物與國內的同類貨物之間形成競爭關系,對質次價高的企業構成致命打擊,更讓假冒偽劣貨物無所遁形,其被淘汰出局的同時又可以凈化國內市場。而且,被淘汰的企業可能是沒有質量保證的企業或者是受地方政府保護的企業,而這些企業的存在本身就是與市場經濟背道而馳的。所以說,一個統一的、競爭的市場才是對消費者負責的市場,對消費者負責的市場才是增進消費者福利的市場。

2　降低的價格可以提高國民福祉

取消出口退稅,不可避免會導致行業洗牌,將給企業帶來刻骨銘心的痛楚,部分外向型行業的景氣度可能因此雪上加霜。但是,在出口利潤下降的背景下,部分企業會選擇在國內市場釋放其產能,從而壓低國內同類或相關貨物的價格。對消費者而言,價格的降低意味著收入的相對增加或消費數量的增多,無疑會拉升國民幸福指數。同時,取消出口退稅所形成的外部壓力,將倒逼出口企業重新調整貨物結構、提升貨物的附加值,有助于產業結構升級和出口貨物的結構優化,并改變頻繁遭遇反傾銷的命運。

3　增加的消費可以提高國民福祉

將出口貨物轉化為國內消費,可以增加消費數量提高消費質量。如前所述,體現國民福利增加有多種形式,但消費數量的增加與質量的提高仍然不失為一種最直接的腳注,或者可以這樣說,一個盡管缺乏數理方面的證明但卻現實的價值判斷是,對于一個普通的消費者而言,消費數量的增加或質量的提高即是福利的增加,因為消費的增加改善了其福利狀況,個體就會感覺更快樂一些或幸福一些。既然出口企業的貨物能進軍國際市場,說明貨物質量精良,在國內同類貨物中居于優勢地位,就應該讓自己的國民享受物美價廉的貨物。日本企業界出口的一個約定俗成的導向是,好的貨物自己國民首先享用,用不了之后才選擇出口。目前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消費者最為需要的仍然是與生命、生存、生活息息相關的消費品。而我國的出口戰略導向②恰恰將與國民關系最密切的貨物廉價向國外貢獻。部分消費者在貧困線以下掙扎,而出口企業卻向國外大量地輸送廉價貨物。這種發展模式久而久之必然埋下通貨膨脹的禍根,因為,出口企業與非出口企業在爭奪原材料的過程中會推升原材料的價格,進而引發通貨膨脹。不排除某些年份的通貨膨脹是出口戰略導向多年累積的嚴重后果之一。所以,將出口貨物轉化為國內消費,可以提高消費質量,增進國民福祉。

四、結語

如果上述市場、價格、消費三位一體的判斷標準是正確的話,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也是本文的核心觀點:實行出口退稅,降低國民福利;取消出口退稅,增進國民福祉。

誠然,任何政策或制度在某種程度上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體兩面性,或者被我們稱之為“雙刃劍”的東西。毫無疑問,出口退稅也是一把“雙刃劍”。取消出口退稅的可預見的缺陷是,一方面,在不斷下調退稅率或取消的直接刺激下,將誘使部分企業偏離正規的出口方式而選擇委托公司以規避政府稅收,使正規出口企業陷入劣勢;另一方面,可能意味著部分中小企業倒閉,特別是傳統制造業,相伴隨的陣痛是從事這一行業的工作人員將面臨失業風險。其中孰重孰輕將是另外一個可待研究的課題。

參考文獻:

[1]李淑清,龍成鳳,從中外對比看我國的出口退稅制度[J].稅務研究,2006,(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