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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高齡化的原因范文第1篇

摘要：近年來，在日本一直流行著“少子高齡化”這一說法，即“出生嬰兒減少，老年人口的比重不斷增加”。這一現象自20世紀70年代就已出現，且愈演愈烈，不僅僅在醫療、福利、養老金等社會保障方面，而且在經濟成長、產業的良性發展等方面也帶來了非常大的影響，已成為日本政府和國民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文章從少子高齡化的現狀、成因、社會影響等三方面，對此問題進行探討。

關鍵詞：高齡化；日本；經濟

一、日本高齡化的現狀

一般認為，當一個國家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超過7%的時候，被稱為老齡化社會，如果這一比例再翻一番，超過14%的話，就被稱為老齡社會。日本從1994年就進入了老齡社會，目前是世界上老齡化現象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走在日本的街頭，老年人的痕跡隨處可見，顯然，日本是一個老齡化非常明顯的國家。超過65歲的人在日本的總人口中比例已經超過了20%，也就意味著每5個人當中就有一個老年人，于是，在街上你可以看到，開出租車的都是老年人，上下班高峰時，地鐵里頭發花白、西裝筆挺的老年人與年輕人一樣步履匆匆；在鄉村，田地里開著拖拉機往來耕作的人往往也是老者居多。種種現象會讓每一個在日本生活的人覺得：原來少子高齡化問題就在身邊，而且越來越嚴重。

我們來看一些數據，2009年5月29日內閣府公布發表了《平成21年版高齡化社會白皮書》，書中指出：截至2008年10月，日本的總人口達1億2千769萬人，其中未滿15歲的兒童人口約1740萬人，占全體人口總數比例的13.6%，65歲以上的高齡人口達2822萬人，高齡者占總人口的比例達22.1%，也就是說每5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高齡化比例比上一年提高了近一個百分點，再次刷新了歷史記錄。統計還顯示，越是高齡，女性人口越多，其中，65歲到74歲的前期高齡者約1500萬人，其中女性比例比男性多出大約88萬人，75歲以上的高齡者多出大約1270萬人，其中女性比男性多317萬人，白皮書還對日本未來社會進行了預測：大約到2020年，日本的后期高齡者將超過前期高齡者。2055年，高齡化率將上升到40.5%，屆時將有1.3個年輕人負擔一個老年人的福利費用。

二、日本的“高齡化”現象的成因

1.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各方面的變化

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思想意識、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給日本的女性帶來了深刻的影響。要求男女平等的呼聲日益高漲，經濟的發展、教育的普及使得女性有更多的機會了解社會、了解世界，進而更加激起了她們要與男子一起參與社會發展的強烈愿望。隨著男女平等意識的增強和社會地位、經濟地位的提高，新一代的日本女性已不再滿足傳統的生活方式，不再甘心做專職的家庭主婦，在封閉的家庭生活中度過一生。

2.“大男子主義”的世俗觀念加深了女性對結婚育兒的恐懼感

日本社會的大男子主義思想仍然存在，他們一心忙于工作和應酬，不愿意幫助妻子共同分擔家庭和育兒事務，導致妻子身心一直處于疲憊的狀態，從而使越來越多的女性對婚姻產生恐懼。同時，日本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里，女性要想在工作中獲得同等成績，必須付出更多的努力，加上許多用人單位對有孩子的女性職工存在偏見，因此，很多女子不甘心為結婚育兒而失去自己為之付出心血的工作，從而導致晚婚晚育甚至終生不結婚的現象屢見不鮮，這是少子高齡化產生的重要原因。

3.經濟不景氣使年輕一代對育兒倍感壓力

近年來，日本經濟持續低迷，失業率上升。尤其是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后，日本長期受不良債權、通貨緊縮、內需不足等問題困擾，經濟幾乎處于停滯狀態。收入的不穩定使人們不得不降低消費。同時，對于已婚的年輕一代，更是倍感壓力。我們可以作一個估算，且不談從幼稚園到高中所需費用，僅大學一項就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如果是私立大學，四年的學費將要花費300萬～400萬日元，醫學類專業會更高，而一個普通的職員，年收入也不過如此。高額的教育費用使年輕的夫婦在孕育下一代時會面臨很大的經濟壓力。

三、高齡化帶來的社會問題

1.看護問題嚴重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特別是70年代以來，日本以超過歐美發達國家倍數的人口老齡化速度進入了高齡化社會，老年人口的比重持續上升，據日本厚生省人口問題研究所預測，到2020年，老年人口的比重將上升至25%左右，而且在 戰后第一次生育高峰（1947～1949）出生的人也將于2020年加入老年人的行列，屆時，老年人口指數將接近40%，必然會使老年人醫療費用膨脹，退休金預算激增，伴隨而來的是社會勞動人口的負擔加重。從日本老齡化發展的趨勢看，85歲以上的第一代高齡老人的孩子近60歲，孫子近30歲，四代人中有兩代人正在同時衰老，這就帶來了高齡老人誰來照顧的問題，因為照料者本身也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

2.政府財政負擔加重

（1）養老金負擔加重。日本的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來支付社會保障費用，主要是養老保險和醫療費用。日本的養老金體系包括所有國民參加的國民養老金，另外還有一部分私人經營的養老金，統稱為公共年金。隨著高齡人口的增加，領取養老金的人數也不斷增加。養老金保險制度的改革，進一步加重了本來已陷入困境的日本財政負擔。

（2）醫療費用負擔加重。日本政府自60年代以來就采用全民醫保制度，80年代初，進一步加以完善，建立了獨立的老年保險制度，規定70歲以上或65歲以上70歲以下身體有殘疾的老人所需醫療費用的70%由中央財政負擔，其余30%由地方政府負擔。老年人的不斷增加必然會使政府的財政難以為繼。

3.勞動力不足

由于少子高齡化現象的日益嚴重，日本勞動力的供給將以中老年人為主。在農村，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農村人口日益減少，農業生產后繼乏人。而且老年人在體力上力不從心，在觀念上更顯滯后，這會大大阻礙農業的發展。在工業上，隨著少子高齡化的加劇，日本實現了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遇到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勞動力的供需問題又使得工人工資上漲，從而導致產品成本加大，企業不得不加價出售產品，最終喪失了國際競爭力。

綜上所述，少子高齡化問題是日本今后必須應對的戰略性難題，少子高齡化問題的解決，對日本今后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發展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日本政府已充分認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采取了一系列的有效對策，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緩解的作用。當然，要想徹底解決這一問題，任重而道遠，日本政府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這一問題也會給有這一傾向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啟示。 （作者單位：渤海大學文理學院外語系）

參考文獻

[1]陳鴻斌.老齡化、低出生率——日本無法破解的難題[J].日本學刊，2003（3）

[2]王偉.日本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及其對社會的影響[J].日本學刊，2003（4）

少子高齡化的原因范文第2篇

這一改革從提案伊始就爭議重重，然而執政黨幾經易換卻沒有影響法案的施行。其背后的原因正是日本社保的巨大缺口讓財政重建迫在眉睫。而醫療費用約占社會保障費用的1/3，且逐年上漲，而這正是造成這一巨大缺口的主因之一。

醫保赤字困擾日本

在“國民皆保險”的社會保障制度下，日本醫療保險大致以三種形式覆蓋全民。

首先是由協會健保、船員保險和各種共濟組合組成的職工保險，其中協會健保包括以中小企業職工為對象的健康保險，和以大企業職工為對象的健保組合。其次是以農民等非正式職工為對象的國民健康保險（國保）。此外，還有以75歲以上的全體后期老齡人口，以及65歲以上74歲以下有身心障礙的前期老齡人口為對象的老齡人口醫療保險。

厚生勞動省的報告指出，2011年國民健康保險實際收支情況為3022億日元的赤字，而健保組合在2012年的赤字為2976億日元。由于醫療費用財源由保險金、公費和個人負擔三部分構成，近年來，窗口個人負擔的金額不斷上漲，而伴隨著保險金的增加，未參保者也在增加。在嚴峻的財政狀況下，各保險機構都強烈要求擴大公費投入。

厚生勞動省的數據表明，由于現存醫保制度的不合理之處，以及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等原因，日本醫療費用總額在近五年間，以每年1兆日元的速度持續增長，2010年已達到37兆4202億日元，其中公費負擔占38.1%。醫療費與國民收入比和GDP比分別為10.7%和7.8%，與OECD其他發達國家的平均值相比，雖然處于較低水平，但醫療費用總額中的公費負擔率與英國等國家同屬于最高等級。按照現狀分析，預計其醫療費在2025年將達到60.4兆億日元，其中公費負擔將顯著增加。

在醫療費用對公費的高依存度下，另一方面，日本的稅收卻處于下降趨勢。由于醫療費用中公費主要來源于稅收，其結果就是財政赤字的不斷擴大。公共債務與GDP比已經達到兩倍，遠高于其他發達國家。

面對這種捉襟見肘的窘況，日本政府不得不將希望放在社會保障與稅制一體化改革上，以期通過消費稅率的提高增加公費投入。然而相關學者的研究表明，現行5%的增稅方針并不能實現財政重建。要實現基本收支平衡，必須要提高25%的消費稅。同樣，要解決醫保赤字，光靠提高消費稅可謂治標不治本。因此，學習院大學經濟學系教授遠藤久夫認為，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國民正確理解到，經濟不景氣、少子高齡化和過剩債務的背景下，要維持全民醫保的公共醫療保障極其困難，為此首先應就醫保制度中負擔與支付的理想狀態取得一致意見。

醫保制度積弊

日本人的平均壽命世界第一。這有賴于國民皆保險制度下的醫保制度極具公平性，和選擇醫療機構的高自由度。因此日本醫保在世界上的評價相當高，然而當其政府公債成為世界最高，開始加大力度抑制醫療費上漲時，正如遠藤教授所說，有必要將目光放回到醫保制度本身，追本溯源，以求更好地解決醫療費上漲問題。

首先，在支付制度上，日本醫療保險的結算方式被稱為診療報酬制。其對醫療服務和藥品價格進行全國統一定價。具體方式是將實施的醫療行為按照各自對應的項目打分，以每分10日元的價格來計算。其內容包括基本診費以及特殊診費。簡單來說，診療報酬制是按項目收費的結算方式。在這種方式下，檢查越多，開藥越多，醫療機構的收入也越多。醫療機構為增加檢查，不斷導入CT、PET、MRI等高價格的檢查儀器，而患者自身也習慣了大量的檢查，造成了醫療資源和費用的浪費。

另外，根據OECD2010年的數據，日本每1000人中有2.2位醫師，低于OECD3.1位的平均數目，但日本平均住院日卻達到了18.2天，在34個國家中排在首位，遠超于OECD7.1天的平均數目。日本正陷于一種怪圈：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就面臨赤字，而即使醫療質量不高只要數量夠了，也能得到利益。

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診療報酬制，自由選擇醫療機構的機制讓日本的短期病床接收了很多需要長期療養的患者。

在日本，無論是在大學醫院還是診所，只要是醫保定點機構，個人負擔的金額比例并無區別，因此患者可根據自身需要，自由選擇醫療機構。

從事醫療管理工作的星多繪子認為，這種自由選擇機制一旦過度，會造成對醫生的選擇性消費以及重復治療，從而使國民醫療費用增加。

日本的現實是，患者為了安心，首選擁有200張病床以上的大醫院，這讓雙向轉診制度成為一紙空談。

為了改善這種狀況，診療報酬曾規定，對首診時沒有診所醫生開具介紹信就到大醫院就診的患者額外收取一筆費用，一般在5000日元左右，但即使如此，也沒有遏制住患者到大醫院就診的意向。因此2012年日本的診療報酬降低了首診報酬，通過增加“選定療養”患者的經濟負擔，來減少患者到大醫院的就診人數。

雖然政府希望借診療報酬的改定引導患者合理流動，但厚生勞動省的數據表明，醫院在最近5年間減少了338家，而每家醫院的醫療費月額增加了3500萬日元。這表明醫院申請的診療報酬在增加，從中可以看出面向大醫院的醫療集中化的傾向。由此可見，診療報酬的誘導并未起到應有作用。

醫療費用可以用“醫療量（住院日數、治療人數）×診療報酬（醫療單價）”表示。梳理日本近二十年來醫療政策的流變可看出，每兩年改定一次的診療報酬是日本抑制醫療費上漲的重要工具（見鏈接）。日本通過上調醫療服務價格同時降低藥品價格的方式，實現診療報酬的負增長，從而抑制醫療費用。

然而，由于老齡人口持續增加，減少診療報酬并不是一個好辦法。連續的醫療費抑制政策也帶來了醫療崩壞。為維持應有的醫療水準，又能從根本上改變抑制醫療費上漲的政策，進一步修正籌資比例必不可少，然而前提是全體國民達成一致意見。

2010年日本醫療費的48.5%來自社會保險金，38.1%來自公費，13.4%來自個人負擔（見圖）。日本公費負擔比重遠高于OECD一般國家，其中公費的50%用于后期老齡人口醫療。從患者負擔醫療費的比率來看，70歲以下6歲以上的患者負擔三成，75歲以上患者負擔一成醫療費。公共保險的保險金根據收入而非風險決定，這就使得年輕一代面臨過重的保險金負擔，影響了社會公平，也使得公費負擔隨著老齡化加劇而加重。另一方面，因為公費負擔過高而不得不提高消費稅的做法，又無形中加重了低收入者的負擔。

但提高社會保險金也并非最穩妥的做法。在中小企業減薪的背景下，協會健保的平均保險金率在2012年比過去最高上升了10%，財政狀況十分嚴峻。而健保組合的保險金率雖然低于協會健保，卻強烈反對提高保險金。國保更是由于無業者和非正式職工的增加，構造上極端脆弱，并且在經濟不景氣的情況下，以低收入者為中心保險金的未繳納率在上升，提高個人負擔比例也遭到了醫療團體與患者的強烈反對。

在現有醫保制度的支付與負擔如何達成理想狀態的問題上，日本或許還需繼續上下求索。

少子老齡化雪上加霜

“在探討醫療費與公費負擔的問題時，最大的課題是對于75歲以上的后期老齡人口醫療應該如何籌資。”關西大學的林宏昭教授在《醫療與公費負擔――應對少子老齡化的財源政策》一文中這樣指出。

在造成日本醫療費上漲、財政嚴重赤字的因素之中，少子老齡化是一個避無可避的話題。

2012年厚生勞動省的統計顯示，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24.1%。根據預估，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在2025年將達到3657萬人，75歲以上的老年人2055年占全人口比重將超過25%。另一方面，出生率的低下帶來了兒童數量的減少。2013年65歲以上老年人與年輕人已經達到了4比1的比率，可以說日本已經進入了超老齡社會。

老齡化社會帶來了相比過去達到最高的社會保障費。據統計，社會保障費與國民收入比從1970年的5.8%上升到了2010年的29.6%，而老齡人口在社會保障費中所占比達到了68.1%。

為應對少子高齡化，日本在2008年以前施行“老年人保健制度”。但在 75歲以上老年人和現役人口加入同樣的制度下籌集老齡人口的醫療費，現役人口和老齡人口的負擔比例很難分清，要抑制醫療費的上漲也很困難。

為此，日本從2008年開始施行后期老齡人口醫療制度。將老齡人口作為獨立的年齡層，納入新的保險體系。運營主體為多個市町村加入的“廣域聯合”。由于老齡人口自身負擔能力較小，需要其他醫保層面的支援機制。其中未滿75歲和75歲以上的人有所不同。65歲到74歲的“前期老齡人口”與現役人口加入同樣的醫療保險，自由營業者和無業者等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大企業員工加入健保，中小企業員工加入協會健保。

企業員工離職后，很多人轉入國保，使國保醫療費上漲。而健保組合和協會健保按照參加人數，支援一定的“繳納金”，即所謂的“財政調整”機制。2013年，日本的繳納金在2兆9000億日元以上。

75歲以上的老年人加入“后期老齡人口醫療制度”。醫療費中除去由個人負擔的部分，由公費負擔五成，剩下的部分一成來自老齡人口的保險金，四成來自現役人口的支援金，支援金約為5兆8000億日元。

與老齡人口極低的負擔保險金額相對的是，2009年老齡人口的人均診療費是年輕人的4.7倍。

少子老齡化加重了生產年齡人口的負擔，特別是財政基盤脆弱的協會健保，由于支援金的影響已經存在大幅赤字。可以說，少子老齡化已經威脅到了互相扶助下成立的醫療保險制度的存續。

為此，認為老齡人口應當提高負擔比例的呼聲正在日漸壯大，但究竟何時才能施行，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此外，由于國保是以家庭為單位的保險，當一個家庭中，成員先后進入后期老齡人口層時，其計算方法就會相當混亂。因此，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對后期老齡人口醫療制度按照年齡區分的做法加以修正。

少子老齡化是世界性的問題，但日本作為世界第一長壽之國，并無多少他國可借鑒的經驗。

少子高齡化的原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日本；少子化；育兒支援政策；啟示

【中圖分類號】G61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604（2007）01-0048-04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為適應現代社會的急劇變化，努力營造一種較為寬松的社會育兒環境，日本政府相繼出臺了一系列育兒支援政策、法規，其中主要有《育兒休假法》（1991年）、《關于今后育兒支援的基本方向》（1994年）、《天使計劃》（1994年）、《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1995年）、《兒童福利法》（1997年）、《關于應重點推進的少子化對策的具體實施計劃》（1999年）、《少子化對策+1》（2002年）、《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2003年）、《下一代培育支援對策推進法》（2003年）、《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2004年）等。除了從國家角度制定統一的育兒支援政策法規外，近年來日本各地政府也紛紛出臺了一系列與育兒支援有關的地方性措施，如2004年靜岡縣湖西市通過了《特別育兒補貼制度條例》，太田市實施了強制男性帶薪休產假的措施等。

一、多種因素造成的少子化現狀

20世紀70年代后期，日本開始進入平穩發展時期。和其他發達國家一樣，日本這時期的人口出生率出現了大幅度下降。

1989年，日本的出生率統計結果是1.57‰，為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最低的出生率記錄，少子化問題開始引起日本國民的普遍關注。此后，盡管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種措施，出生率仍然持續降低，2003年以1.29‰的出生率突破了原定2007年才會降至的生育率谷底。〔1〕與此同時，社會老齡化人口的比率卻在不斷提高。日本進入了少子、老齡化社會，引發了社會生產力下降、消費市場萎縮、國家經濟衰退等一系列問題，少子化問題已成為日本的嚴重社會問題之一。〔2〕

日本出現少子化現象，表面上看是因為現代日本青年的晚婚、不婚傾向和日本夫婦生育率的下降，實際上則是復雜的社會因素交互影響的結果。

1．婚姻、生育觀呈現多元化發展

由于女性就業率增加帶來經濟能力提高、家務服務商品化發展，以及社會施加的結婚壓力減弱等因素的影響，人們的婚姻、生育觀出現了一系列變化。

從是否結婚方面看，認為“達到一定年齡就得結婚”的人減少了，而認為“沒有找到理想的伴侶前不結婚也沒關系”的人有增加的傾向，社會上已經不存在“適婚年齡”這一說法。在肯定結婚對個人有利的人中，大多數人認為結婚的理由在于“可以獲得精神的滿足”或者“建立自己的家族”，從“實現親人及周圍人的期望”或“獲得生活上的便利”角度選擇結婚的人逐漸減少。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即使不結婚，也能夠充實、滿足地生活”。婚姻已不再是人生的必然選擇，而只是人生的選擇之一。

從生育方面看，重視構建家庭、延續生命的個人意識正在逐漸淡化。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為“要孩子不是必然的事”。調查顯示，與10年前相比，贊成“結了婚就應該有孩子”的人減少了約14%，對此持否定意見的人卻與日俱增。〔3〕

2．育兒與工作的雙重壓力難以平衡

現代日本社會中，由于家庭規模縮小、鄰里關系疏遠等因素的影響，家庭和地域原有的育兒支援能力下降。在無法從周圍獲得足夠支援的情況下，育有年幼孩子的家長，尤其是孩子的母親，容易產生育兒孤立感和疲勞感，甚至導致神經衰弱、虐待兒童等情況的發生。

在社會育兒支援體系尚不完備、育兒的機會費用上升（隨著女性學歷水平的不斷提高，其自身因結婚、育兒等因素的影響而可能錯過更多的機會，失去更多的利益）等情況下，很多日本女性不得不選擇晚婚甚至獨身，少生或者不生孩子，以此換取自身社會價值的實現。來自日本的調查結果顯示，生育第一個子女的日本職業女性中，有67%的人在生產半年后放棄工作；原本有固定工作崗位的女性在因生產而離職1年半以后，只有60%的人在育兒的同時兼做臨時工。這些充分反映出日本女性難以兼顧工作與育兒的現狀。〔4〕生產、育兒與工作的雙重壓力不僅成為阻礙女性自立、影響其個人發展的重要因素，也不可避免地影響到育兒家庭的經濟收入，導致人們對結婚、生育采取消極態度，出現了女性就業率增加而少子化程度加劇的惡性循環。

3．與育兒有關的家庭經濟負擔沉重

有關調查顯示，在日本28～56歲家長的家庭經濟支出中，約有32%的花費用于育兒，而其中教育費用又占了38%。假如不考慮物價變化的影響，如果從幼兒園到大學一直就讀于公立機構，孩子讀書所需的費用約為1147萬日元；假如只有小學就讀于公立學校，其他均就讀于私立機構，那孩子讀書所需的費用則為1817萬日元左右。〔5〕沉重的經濟負擔使得日本大多數育兒父母感到生活艱難，影響了繼續生育的積極性。

4．男性分擔育兒工作較少

不僅“男工作、女守家”的固有觀念和傳統性別角色分工依然存在，而且長期以來整個日本都有一種“職場比家庭優先”的社會氛圍。從25～49歲家長的工作時間看，除了近50%的女性每周工作40小時以上，做家務的時間遠遠多于男性外，超過40%的男性每周工作49小時以上，20%的男性每周工作60小時以上。〔6〕過長的勞動時間阻礙了男性在育兒上的時間分配。與其他國家相比，日本育兒父親的育兒時間明顯不足。如果男性無法很好地擔負起身為父親的育兒職責，不僅會影響家庭育兒快樂體驗的獲得，而且也因無法將育兒的喜悅傳遞給子女，可能會對子女的生育態度產生影響。

二、育兒支援政策的推進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府以少子化問題為契機，對育兒和保育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加大了育兒的社會支援力度，并根據有關政策的具體實施情況不斷加以完善。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天使計劃》系列政策可以較好地呈現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層層推進。

（一）天使計劃

《天使計劃》于1994年12月頒布，該計劃是貫徹實施《關于今后育兒支援的基本方向》的綜合性國家育兒支援政策。《天使計劃》與日本90年代推行的高齡者福利政策和殘障者政策一起，被稱作三項重要的國家福利政策。

雖然制定《天使計劃》的目的是為了“構筑能夠感受到育兒快樂的社會”，但其保障兒童權利的意識比較淡薄，而作為“生育獎勵對策”的特征卻很鮮明。〔7〕 《天使計劃》包括7個項目：（1）改善雇傭環境以使工作與育兒并存；（2）提供多樣化的保育服務；（3）穩定母子保健醫療體制，使女性能夠安心生育子女；（4）改善住宅和生活環境；（5）改善學校教育環境，充實校外活動與家庭教育；（6）減輕育兒經濟負擔；（7）改善育兒支援基礎。

以《天使計劃》為依據，1995年日本政府還制定了《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要求在該計劃實施的5年時間里增加保育所接收低齡幼兒的人數，從45萬人增至60萬人；增加多功能保育所，從零起步，增至1500所；增加全日制保育服務機構，從2230所增至7000所；增加臨時性保育服務機構，從450所增至3000所；增加地域性育兒支援中心，從236所增至3000所；增加放學后兒童俱樂部，從4529所增至9000所，為放學后兒童提供保教服務；增加嬰幼兒健康支援日間服務福利機構，從30所增至500所。然而，由于《天使計劃》中由國庫撥給地方輔助資金的政策缺乏法律依據，而且沒有硬性規定地方政府有完成《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的義務，因此，該計劃的目標完成率較低。到1999年止，日本政府實際只完成了“多功能保育所”、“全日制保育服務機構”和“放學后兒童俱樂部”幾項目標。

（二）新天使計劃

在《緊急保育對策5年計劃》結束后，日本政府根據少子化社會現狀繼續制定新的國家政策，這就是所謂的《新天使計劃》，即于1999年12月擬訂的《關于應重點推進的少子化對策的具體實施計劃》。該政策仍未對輔助資金事宜作出根本性的法律修正，只是在《天使計劃》的基礎上新增了21項工作項目。《新天使計劃》引人注目之處在于，日本政府提出要轉變固有的性別角色分工以及工作優先的企業風氣等。該計劃以擴充保育所功能的有關政策為核心，在改善社會育兒支援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實質性進展。〔8〕

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天使計劃》和《新天使計劃》中關于改善住宅環境、縮短勞動時間、消除性別角色的實質性分工等方面的內容還沒有取得實效，這主要是由于政府財政預算少、地方政府的行動計劃不充分等原因造成的。

（三）新新天使計劃

1．少子化對策+1

《新天使計劃》實施兩年后，根據日本有關部門對未來人口的預測，日本政府于2002年9月發表了《少子化對策+1――關于進一步充實少子化對策的提案》。該提案對迄今為止少子化對策的不足之處作了反省，首次從政府角度尋找實質性的問題解決框架，并以此作為今后政策制定的重要出發點。與以往不同的是，該文件強調少子化對策所要解決的問題不是僅靠“少子化支援政策”就能實現的，而是與包括勞動政策、家族政策在內的整個社會經濟體制有關，與下一代的發展緊密相關。該提案首次在行政用語上使用了“下一代培育支援”這一新的提法。〔9〕《少子化對策+1》強調要“重新評價包括男性在內的工作方式”。作為推行“工作與育兒并存”的一個具體目標，為了改善2002年僅有0.33%的男性和64%的女性享有育兒休業權利的現狀，該政策提出要保證10%的男性和80%的女性享有育兒休業權利。

2．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

出于對未來的憂慮，日本政府開始以法律為依據大力推進育兒支援政策。2003年7月確立的《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以及《下一代培育支援對策推進法》促使《少子化對策+1》的內容得以法制化。

《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明確提出提高“國民生育率”的基本理念和國家戰略。該基本法指出，日本目前的少子化現狀處于“前所未有的形勢”，“固然結婚、生育取決于個人” ，但是實現“生養孩子的人能夠切實感到驕傲和快樂的社會”也應該成為日本政府的努力目標。《少子化社會對策基本法》確定了國家和自治體有制定并實施少子化對策的義務，企業有協助實施的義務；規定了國民的義務；增加了支援不孕治療等個人輔助支援領域的內容；大力推行“改善雇傭環境”、“充實保育服務”等育兒支援基本政策。

3．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

2004年6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少子化社會對策大綱》。該大綱提出了改變少子化進程的三個視點，即改變年輕人難以自立的狀況；減輕育兒的不安與負擔，改變工作優先的社會風氣；轉變思想，著重強調傳承生命與構建家庭的重要性，建設育兒支援與贍養老人兼顧的社會。自此，日本的社會育兒支援政策又邁上了一個新的臺階，其成效如何，人們正拭目以待。

三、相似家庭育兒狀況下的思考

我國的家庭育兒狀況與日本有不少相似之處，如隨著家庭結構的縮小，育兒父母可從家庭內部其他成員處獲得的育兒支持相應減少；現代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對個人價值的注重，以及婚姻家庭觀的變化等，使傳統的婚姻制度受到挑戰，導致家庭撫育子女的功能日益淡化、削弱；很多職業女性承受著來自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和家庭育兒的繁重負擔，而現有的社會支援體系尚不能滿足家長多樣化的育兒需求等。因此，盡管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一大出發點是遏制少子化現狀的加劇，消除少子化問題對國民經濟等帶來的一系列不利影響，但僅從勾畫男女平等的社會藍圖、平衡父母工作與育兒的壓力以及為兒童的健康成長創造更有利的環境角度看，日本育兒支援政策的制定、實施與推進會給我國帶來一定的啟示。

首先，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政府在兒童養育方面承擔的責任。隨著現代家庭的小型化、多元化發展以及女性就業率的提高，過去主要由家庭承擔的育兒責任開始受到挑戰，從國家角度制定全面、有效的育兒支援政策已成為社會福利和國家發達程度的重要體現。

其次，應從“關愛女性、關愛家庭、關愛兒童”的角度出發，創設積極支持育兒的社會環境。婦女問題不僅涉及婦女自身，還與經濟全球化、企業國際化、現代子女教育、社會性別教育等有相當緊密的關系。〔10〕育兒的社會價值應得到全社會的承認與尊重，社會成員應該共同采取措施，幫助家長更好地擔負起為人父母的育兒職責，為兒童的健康成長創造更有利的環境。

第三，應重視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調整和完善。只有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才能使育兒支援政策的目標落到實處。

第四，應加強各方面力量的協調配合，滿足多樣化的育兒支援需要。只有聯合并協調各方面力量，形成全社會育兒支援的合力，多層次、多角度地構建育兒支援網絡體系，才能更好地適應并滿足多樣化的社會育兒需要。

與日本相比，目前我國的家庭育兒社會支援問題尚未受到足夠重視，但我們相信，隨著社會改革的深入和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它必將越來越為人關注，成為時展的必然要求。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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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瑞典的比較〔C〕∥臺灣人口學會. 二十一世紀的臺灣人口發展:趨勢與挑戰，200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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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措施〔EB/OL〕. 〔2004-11-02〕. ijs.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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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狀與問題及育兒支援政策的動向與課題〔C〕∥比較國

際幼兒教育研究會.東亞次世代培育支援政策與幼兒教育改革，2005:1-10.

〔10〕多哈國際家庭大會情況介紹〔EB/OL〕. 〔2004-11-29〕.省略.

On the Supportive Policy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in Japan and the Inspirations

Wang Xin

(Preschool Education Branch of Jiangsu Edu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210004)

少子高齡化的原因范文第4篇

關鍵詞：啃老族 高齡化社會 日本啃老族 啃老族對策

一.日本“啃老族”現象的現狀

“啃老族”中低學歷較多，根據勞動政策研究?研修機構的調查可知，15～34歲的年輕人中，初中畢業男生的9.8%，女生的8.6%成為了“啃老族”。與高中畢業男生的3.6%，女生的2.3%，大學?研究生畢業男生的1.3%，女生的1.3%這個比例相比，初中畢業和高中中途退學的人成為“啃老族”的比例更大。由數據可知，學歷越高，面對生活和將來的自信及熱情越高。相反的初中畢業以及高中中途畢業的人負擔生活的能力和熱情較為低下，并且作為成年人的責任感也尚未完善，所以容易成為“啃老族”。

成為“啃老族”的年輕人的家庭經濟狀況各不相同。“你的家庭生活水平”中，“一般”占47.1%，“稍貧困”占28.0%，“稍富裕”占10.8%，“非常貧苦”占8.9%，“富裕”占3.3%。根據調查結果可知，成為“啃老族”與家庭富裕與否并無直接關系，。但是，家庭教育對價值觀世界觀等的養成都有很重要的影響，所以也并非與家庭環境完全沒有關系。無論富裕還是貧窮，積極的家庭教育是保證年輕人心理健康的要素。

二.日本的對策

2.1政府方面的對策

日本全社會都關注著“啃老族”現象，政府傾盡全力加以改善。實施了校內的職場體驗，工作討論，年輕人工作角，試雇用等，各種各樣的對策。例如，經濟產業省策劃了“地域自律，民間活用型職業教育項目”，讓孩子們通過在課堂上體驗企業的職場環境，感受勞動的意義和樂趣。這個項目持續了3年，并且廣泛蔓延到全國，約200所學校的中小學生，近3萬人在模范事業中切實體驗了工作的樂趣。

通過這種活動，向學生傳遞勞動的意義和樂趣，對于未來“啃老族”的減少也有一些積極的效果。

2.2民間方面的對策

除了政府方面的行動，日本的地方自治體npo法人（公益法人團體）也推出了相應的對策。例如：福井縣成立了“啃老族”研究團體，作為2005年的縣廳內風險事業的其中之一，進行提議。新縣在2005年4月成立了“啃老族實態調查研究會”，由學者，教育界，產業界等的相關人員構成。

在日本，政府和民間都對逐漸擴大的啃老族現象提出一些對策。就業體驗的政策由于政府強大的號召力，而得以成功。對于畏懼職場的年輕人起到很大作用。對策的事實大幅度地緩解了“啃老族”的增多。畢業生接受了訓練，對職場持有信心，并且激發了對職場的熱情。而民間方面的對策能夠切實地深入到人民地生活中。民間團體比政府更加了解啃老族現象的發展和對策的效果，可以從啃老族的心理及生活等多方面給予幫助。民間團體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說通過日本社會多年的努力，日本的啃老族現象的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緩解。

3.日本的經驗和啟示

3.1提高對啃老族現象的重視

啃老現象已經成為發達國家共同的難題。日本等國家也一直不懈地尋找對策。也在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隨著30年的改革開放，國力得到快速的發展，整個社會也發生了很大變化。

從1983年開始“獨生子女政策”在中國開始推行。從控制10億左右的人口的增長速度來看，獨生子女政策的實行非常有幫助。但是，人口的急剎車，人口結構的變化，年輕一代勞動人口不足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嚴重。根據2010年的數據顯示，和日本相比中國的老齡化程度并不遜色，很多二線、三線城市已經進入高齡化社會了。中國2010年的國勢調查顯示，60歲以上的人口的比例為13.26%，比2005年的數據提高了2.93個百分點。不僅如此，隨著家庭的少子化，家庭的結構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4人的祖父祖母和2人的父母和孩子一個人，即所謂4-2-1結構家庭中，所有的愛與關心集中的唯一的孩子也情有可原了。雖然啃老族在中國還沒有成為普遍的社會問題，今后中國的啃老族的現象有很大可能會和日本一樣成為社會問題。

因此，對中國啃老族現象應該防患于未然。但是，中國對啃老族現象的重視還明顯不足。首先，政府方面的統計數據幾乎沒有。日本的勞動省（相當于中國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每年的宣傳中都包含著對啃老族問題的說明和調查。為了防止啃老族現象的惡化，還設立了許多民間團體。這些在現在的中國也還完全不存在。對啃老族問題的重視越早，越可以對癥施治及早開展對啃老族現象的對應措施。

3.2家庭和社會共同采取對策防止啃老族現象的惡化。

通過對日本經驗的分析，中國可以采取以下對策從家庭和社會這兩個方面的防止啃老族現象的惡化。

首先是家庭教育。如前文所述，啃老族的成因之一是對勞動熱情的不足。如何提高孩子的勞動熱情？最重要的還是在獨生子女家庭給孩子足夠的愛的同時，還有培養孩子基本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培養年輕人的勞動意識和自立精神，最重要的還是要養成子女的社會責任感。

其次是社會教育。全社會的啃老族對策需要政府和民眾共同協力。具體來說，政府可以從以下方面開展努力。

第一，負責就業問題的部門應該開展對啃老族數量的統計，并且專門安排預算。尤其不能遺漏的是像日本一樣統計啃老族人數的地區分布和啃老族的平均年齡等基礎性的指標，通過數據的積累，可以有助于度啃老族的現狀充分掌握，這是下一部隊啃老族線箱進行研究和控制的基礎。

第二，對啃老族實施免費的心理指導。啃老族的勞動熱情非常脆弱。再加上啃老族疏遠整個社會以及人際交往，他們的勞動技能和社交技能等普通的社會人相比也相當不足，這會讓他們回到社會時感受到壓力。這就需要對這些人進行專業的心理輔導，來幫助他們回到社會，為社會做貢獻。

第三，通過學校教育減少啃老族。學校方面能做的首先是喚起學生的勞動熱情。在中小學校，通過若者自立塾這種集體生活的設施，讓孩子們體驗職場生活。學生被認為是未來國家的主人。在變成啃老族之前，通過這樣的集體勞動，向學生們傳遞勞動的樂趣和意義以及正確的就業觀，對學生的成長非常有利。

第四，設立民間團體，幫助啃老族。

作為日本社會的一個特征，政府以外，民間團體，法律允許的非營利活動法人（npo）這樣的組織對社會的穩定非常有利。這是因為民間團體可以打入人民生活內部，解決國家方面觸及不到的問題。但是，中國到現在為止尚未有民間啃老族研究團體。相關法律尚不健全，預算等問題都成為了沒有民間研究團體的理由，但是為了抑制未來的啃老族現象的發生，民間團體是不可或缺的。

結論

日本社會全體多年被啃老族這一社會問題所困擾。對于啃老族現象，日本從未間斷研究對策，實施對策。由于啃老族的大幅度擴張，加速了日本少子高齡化，社會勞動力日益低下，日本社會全體的狀態逐漸惡化。確實，隨著國家的高速發展，國民的生活逐漸富裕起來，所以人們逐漸沉迷于悠哉享樂的生活。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國民精神的充實沒有達到平衡。日本這種發達國家和中國哦這種發展中國家都逃不過啃老族現象的威脅。日本政府和民間都注視著啃老族群體。為了解決啃老族問題，全日本社會傾盡全力。雖然有效果，但是浪費在此的時間和資源對日本來說無疑也是一種損失。所有，為了不讓中國步入日本的后塵，從現在開始就要探討防范措施。

啃老族問題并非年輕人個人的問題。尤其是實施了獨生子女政策的中國社會中，家庭和社會都有一定的責任。從日本的經驗來看，設置就業體驗機制，喚起年輕人的勞動熱情無疑是一個好方法。但是，這個方法是否適合中國的情況還有待考證。家庭方面，首先要讓家長們認識到啃老族問題的嚴峻性，通過正確的家庭教育，為孩子營造一個對身心健康的成長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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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高齡化的原因范文第5篇

一句話不和就吵了起來，繼而大打出手，相互扯破對方的衣服扭打成一團。不僅在場的同事勸架不成，就連聞聲而來的上司也遭到謾罵。這一幕鬧劇發生在日本山形縣天童市政府，演員是兩名年過四旬、存在個人恩怨的女同事。8月中旬，天童市以擾亂辦公室風紀為由，向當事人下達了停職六個月的懲戒處分決定。

在許多外國人看來，日本職場女性儀表文靜典雅，舉止恭順沉穩。如今，淑靜賢惠的“大和撫子”突然變成兇惡的“虎狼女”，難免讓人百思不得其解。探究個中原因，恐怕還要從日本女子的社會地位和社會角色追根溯源。眾所周知，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普遍不高。日本傳統家族制度下的女性“三界無家”：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這一情形直到“二戰”后日本新制定的法律增加了保護女性權益的內容才有所改變。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后，勞動力資源稀缺的情況日益顯現。這時，日本女性在各行各業嶄露頭角。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崩潰，為生計所迫，日本女性更是不得不像男人一樣在職場打拼。如今日本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高，并在各行各業中證明了自身的價值，但是“男尊女卑”的狀況并未發生根本轉變。首先，與日本男人下班后可以三五成群去居酒屋喝到半夜再醉醺醺回家不同，她們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還要顧家。其次，日本的企業文化對女性的重視很不夠。相比世界500強企業中女性高管通常占13.5%，日本上市公司的這一比例僅略高于1%。盡管97%的日本企業承認“積極起用女性很重要”，但鮮有企業提拔女性到高層管理職位，人數最多的科長級女性也僅占5%左右。眾多日本職業女性為工作和家庭付出無數，卻得不到關心和回報，必然心存不滿。

日本總務省人口動態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3月底，日本總人口為1.26億人，較去年減少26萬人，減幅為0.21%，為1968年該項調查開展以來的歷史最高紀錄。在日本“高齡少子化”趨勢日益加重的未來，除了引進外國勞動力，推進本國女性就業不失為重振日本經濟的主要途徑。但另一組關于畢業生就業率有所提高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7月，2013年3月畢業的日本大學本科及研究生就業簽約率為58%。然而，男女生就業簽約率嚴重不平衡，文理科男生就業率均明顯高于女生。可見，女性在職場上仍處于劣勢。

未來，日本社會若想真正發揮女性的作用，就不能只將女性作為勞動力而不顧及她們的職業發展，也不能忽視對職場女性的心理關懷和幫助，否則，類似在天童市政府發生的那一幕，想必還會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