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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農問題的重要意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三農問題；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

中圖分類號：F3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432(2011)－05－0040－2

“三農問題”

是我國當前建設中面臨的最大問題和挑戰，它與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西部大開發問題緊密相連。這一問題不解決，我國的現代化就難以真正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也就不能真正的實現。故此，歷屆政府高度重視，并在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中作了特別強調。學界對這一中國當前最大的現實問題也極為關注，研究成果不勝枚舉，研究內容更為廣泛，成為當前經濟學理論界討論的熱點問題之一。在眾家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筆者有幸逢閱了美國耶魯大學政治學和人類學家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受益匪淺，感觸頗深，誠然此作之說可為我國農民問題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1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簡介

詹姆斯?C?斯科特于2001年和2004年先后兩次在中國發行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以其獨特的研究視角和學術魅力，在我國學界引起了強烈的反響。該力作集中反映了科斯理論闡釋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實證主義研究特色，從現實出發來考察東南亞農民生存倫理和反叛邏輯。通讀此作，我們很容易發現作者深厚的人文關懷主義情操，他是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深入農民的心理，為社會的弱勢群體說話的學者。書中大膽采用了經濟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成果，從理論上構建了“生存倫理”對農民經濟活動的重要意義，肯定了其規范性和道義，并實證了“安全第一”原則的決策性和普適性。正如譯者所言，本書是一部真正從農民的角度出發，更為現實的考察農民生存和反叛問題的力作。它對研究亞洲乃至世界其他國家的農民問題，都有著極為現實的借鑒意義。

2　啟示――“三農問題”

透過此書看當今中國社會的“三農問題”，啟示重重。筆者認為“三農問題”要根本的解決，也要深入農民的心理，站在農民的立場解決問題，而不是紙上談兵。雖目前國家已投入人力、物力來改善農村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增加農業產值，然大量問題尚未解決，大部分農民的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將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國各項事業的發展進程，必須高度重視。筆者在接受詹姆斯?C?斯科特思想與理論的基礎上，綜合國內對“三農問題”的研究成果以及部分個人調查結果，依據現象學的部分理論，對當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以下三點建議：

2.1切實發揮政府的援助機制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一書指出：“在家庭之外有一整套網絡和機構，在農民生活陷入經濟危機時常常起到減震器的作用。一個男性親屬、朋友、村莊、有力的保護人，甚至包括政府(雖然較為罕見)，都會幫助度過疾病或莊稼歉收的難關。”這就是斯科特所說的援助機制。但顯而易見的是，作者對政府援助行為的可靠性難以置信，認為“傳統的國家和現代國家都能幫助農民生存下去。然而國家的援助，如果說總會有的話，也是很難靠得住的”。當然這只是作者的主觀理解，不管怎樣，政府的援助還是存在的。尤其就我國當前的社會而言，政府對“三農問題”極為重視和關心，但重視關心的效果如何，就需要考究了。因此，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切實發揮其最基本的援助職能。然當下中國農民的基本生存已不是問題，政府的資助己漸趨落實并明朗化，如農村教育、鄉村交通建設及農稅取消等等。話雖如此，但我們政府一直所倡導的建設新型農村并沒有實現(只有小部分)，農民只是暫時滿足了基本生活，而在廣大農村，子女上學及醫療問題依然很嚴重，貧困依舊是農民的心病。總之，農民脫貧的目標遠遠沒有實現，致富就更不用談了。因此就需要政府伸出援助之手，解民于危難之中，切實發揮其援助機制，盡可能地縮減貧富差距，實現共同脫貧，共同富裕。

那么，政府如何更好的發揮其援助機制呢?《農民》

在對“剝削”進行了現象學分析時指出，“為了達到剝削農民收入的一定平均值的目的，精英階層可以有極為不同的方法。雖然農民對任何此類索要都會感到不滿，但使他感到自己被剝削的最為嚴重的是那種最經常的威脅其生存要素的、最經常的使其面臨生存危機的索要。在農民詢問被拿走多少之前，他先要問的是還剩下多少，他要問涉及農民利益的制度是否尊重其作為消費者的基本需要。”從這段闡釋我們可了解到，農民真正需要的是維持基本生存的安全感。回歸到政府的援助問題上來，我們發現農民需要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安全第一”的生存。簡言之，政府保證了農民的安全感，自然就保住了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我們經常宣揚，現代社會農民要致富，就要發展副業，創辦自己的企業。然而，斯科特給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的農民行為――規避風險行為。并引用了生存農業經濟著作的話作為解釋，即“對于勉強生存的農民來說，可惡的風險會相當厲害，因為高于期望值的利潤也許抵消不了低于期望值的回報所造成的嚴重損失”，如此就需要政府來解決農民的風險問題。筆者認為，政府應發動群眾挖掘地方特色資源，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并首先由政府在本地創辦企業，作為示范點。這一方面可以給農民提供就業崗位，保障其“安全第一”的生存；另一方面可以吸納技術人才，尤其是大學生，也就相應解決了部分大學生的就業問題。在政府的引導之下，一些有思想有能力的農民看到創辦企業的益處，也就必然加入到創業的行列中來。長此以往，毋庸置疑，整個農村的經濟就會慢慢發展起來，農民的基本保障和致富問題也就相應的解決。

2.2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

《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指出：“安全第一原則并不意味著農民屈從于習慣：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風險也不敢承擔。當旱季作物、新種子、新種植技術以及市場生產等新事物提供了明確的、實質上的收益并且對生存安全沒有風險或風險不大時，人們會看到農民們是沖到前面的。”如此說來，農民需要進行一定的革新，只要不是高風險的革新，但是“大量農民的革新行為具有孤注一擲的特征，這使得農民不得不為未知事物而拼搏一番的經濟背景同其常見的懷疑主義謹慎態度”，因此，農民要通過革新改善自己的境遇，就要承擔一定的經濟風險，而這種經濟風險只要不是很大，農民就可以堅持下去，不幸的是風險超過預期目標就必然中途放棄甚至破產。在安全第一原則的限制下，農民不會去冒險，只會選擇投資少而風險也小的革新，慢慢改善。

鑒于上述一系列農民自身的主觀和客觀原因，要設法改變農民的生活境遇，降低經濟風險，在保證安全第一原則的基礎上轉變農民的思維，達到投資少風險小的經濟目的，同樣需要政府

這一強大支柱。從長遠利益考慮，解決本質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加強農民的專業知識教育，把新的技術、新的經營理念、新的作物品種、新的行業選擇等定期傳授給他們(當然初期是針對農民中的精英階層，因為他們有對新事物的優先和樂于接受能力)，使農民掌握更多的專業技術(如防蟲、播種、育苗等技術)。這樣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損失，并減少風險，以增加利潤。當農民真正看到教育帶來的現實利益時，必然會全身心地投身于農業生產。如此不僅提高了農業生產率，最主要的是農民的生活得到了安全保障，政府的作用也就真正的發揮出來了，其形象也相應的提高了。并且，通過接受教育，農民的個人素質也相應提高，并更能深刻體會到知識的作用，這就對教育在農村的普及起到催化作用。如此良性循環，相信我國的農村、農民、農業問題就會穩步、良好的解決。

當然筆者的觀點有一定的空想成分，這一政策要真正實行是不容易的。由于廣大農民同胞知識水平非常有限，認為教育只是年輕一代的任務，他們多年的經驗積累是不需要進行教育的，而且可能對農業知識教育有排斥心理(不懂其中的內容)，因此真正的落實下去是很艱難的。但是上文提到新事物一般被精英階層首要接受，我們需要農民中的精英階層的支持，然后再將其經驗傳授給其他的農民。等農民看到了新技術的成果時，自然就投身于學習及實踐中去。

2.3整合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

斯科特在《農民的道義經濟學》中引用了S?愛潑斯坦的一句話：“賤民階層之所以樂于接受這種給予這種固定報酬的制度，是因為即使遇到災年它也給予安全保障”。對農民而言，穩定的安全保障比市場經濟利潤等重要，而土地就是農民最穩定的保障。因此，對土地的優化分配和合理利用是關鍵。當然，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實行的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然而現代科技日新月異，以家庭為主的小塊土地已不能適應現代科技社會發展的要求。在調查中我們可以明顯的發現小塊土地的效率低下問題。由于整塊的地被分成若干個小塊頭，尤其是在平原地區，本來大型的機器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作業，但是由于地形問題或是面積問題，導致大型先進的機器作業很難實施，只能進行小機器作業，效率相對底下，而且耗時耗力。再者其農產品(如小麥)在市場上進行銷售時，必然會因為量少且質不高而廉價出售，如此，農民的經濟收入就明顯降低，若遇上災年后果不堪設想。因此，很多農民覺得發展本業不能維持正常的生活，不得不背井離鄉，外出打工，農民作為一種特殊的群體進入城市，搖身變為農民工，并成為現代城市一道新的風景線。他們的生活狀況、心理健康成為近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可見土地對現代的中國農民而言已經不是最穩定的收入了(當然是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要提高和改善農民的收入及生活水平，就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從農民的本業――土地出發，對其進行優化管理及合理利用。

那么怎樣施行此項任務呢?筆者認為應重新整合土地，即全部沒收農民的土地，并將土地轉讓給承包商，再由政府發給農民固定的生活補助(當然是要滿足農民的生存)，這樣農民的生活得到保障，有穩定的收入，可以像產業工人或公務人員一樣，每月有固定的工資。如此農民為了生活的更好，外出務工，就可得雙份的工資，社會上存在的看不起農民的思想也就慢慢的消失，農民的待遇提高了，整個社會也就和諧了。再回到土地上來，承包商可以利用大片土地進行大機器作業，不僅效率高，省時、省力，而且經過專業技術的指導(承包商有條件雇傭農業專家進行技術指導)，農產品的產量和質量也就隨之提高。這種上下兼顧的政策才是解決三農問題之道。

綜上所述，要真正解決好“三農問題”，需要政府的財政支持和政策轉變，在保證農民“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則之下，通過一定的援助機制及智力支持幫助農民脫貧致富，協助農村發展事業、推進農業進入現代化軌跡。

3　結語

詹姆斯?C?斯科特的《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這部力作對農民問題進行的深刻剖析對于我們解決“三農問題”有很大的啟示，無論是理論闡述還是個案分析，都本著客觀的原則，聚焦于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這種替弱者說話的個人主義情操實為可貴。中國作為農業大國，處理好農民問題是重中之重，而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就是要理解農民，滿足農民的心理需求，從農民的切實感受和切身利益出發，真正站在農民的立場上，而《農民道義的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就是很好的理論與實踐教材，從中汲取營養，才是治“三農問題”之本。然該力作是以東南亞農民為例進行的考察研究，是否符合中國農民的實際尚存爭論，但筆者認為其理論(如生存倫理，安全第一原則)是完全可以解釋中國乃至亞洲所有農民的實際狀況的。基于此，筆者在粗淺理解該作的基礎上，對我國的“三農問題”提出一點看法，意在對此問題的解決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三農問題的重要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農村公共品 供給不足 供給機制

一、引言

目前我國農村公共品的整體供給水平十分落后,不僅準公共品供給短缺,完全應該由政府承擔的純公共品亦不能有效提供;不僅地方性公共品供給短缺,眾多最基本的、外溢性很強的全國性公共品亦不能有效提供;不僅無法為村民提供基本的支持,滿足村民基本需要的公共品亦不能有效提供。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農業技術推廣進程緩慢、農村環境惡化、農民受教育水平低下、基本醫療衛生保障缺失、農村合作醫療體制趨于瓦解、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等。2008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4761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81元,其差距不可謂不大,而若把公共品供給因素考慮在內,城鄉實際收入差距將會更大。有人說,中國的城市發展已達到發達國家水平,而中國的廣袤農村還處在較低的發展中國家水平。

農村公共品供給效率低下還主要體現在公共品投入產出率不高以及農民的滿意程度不高。公共品投入產出率可用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公共品的農民增收效果衡量,我國財政資金使用效率歷來不高,各級機構臃腫,行政成本高進而導致公共品的供給成本和負擔較高;支農支出對縮減城鄉差距效果不顯著,農村公共品促進農民增收的效果不明顯,公共支出對提高農民消費傾向的促進作用不大,近十年來農村居民平均消費傾向要比城鎮居民平均消費傾向低4個百分點左右。農民的滿意程度不高主要在于公共品質量不高、公共設施利用率不高以及相當部分公共資源的浪費。比如同是義務教育,農村與城鎮中小學在師資、設備、各類教學資源方面差距很大,義務教育僅在量上實現了供給,而在質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近年來不少農村地區新建了一些用于村民日常休閑娛樂體育活動的設施,而年幼或年長的村民對此興致不高,正當壯年的勞動力又大多在外務工,因此設施閑置的現象很嚴重;部分地方政府將用于提供農村公共品的資金另作他用,修建豪華辦公樓、增加公職人員編制等,農民并未享受到公共資源的好處。

長期以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存在以及社會資源配置向城市和工業傾斜,導致我國城鄉發展極不均衡,城鄉差距逐步擴大,三農問題日益嚴峻,成為制約社會經濟發展的瓶頸,如何促進農村發展、農業進步、農民增收是當前政府和的焦點。對于發展滯后的農村、弱質行業的農業以及弱勢群體的農民,政府無疑是主導其發展的主體。國內學者的研究已經表明,農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給,對于縮小城鄉差距,減輕農民負擔,加速農業現代化進程,解決三農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二、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原因

1、農村公共品的自然屬性

公共品由于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決定了其需求與私人物品不同,在一定供給數量上市場愿意支付的最高價格等于享用該公共品的所有消費者邊際支付意愿之和。另一方面,公共品雖然沒有排他性,但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會去享用某一特定的公共品,當享用某一公共品所需的成本超過使用該公共品的收益時,消費者就會放棄使用該公共品,這些成本包括享用公共品的交通成本、時間成本等。交通成本的存在使得公共品具有地域性,農村的常住居民不會或者很少去使用城市的公共品,城市常住居民也不會或者很少去使用農村的公共品。城市居民居住集中,人口密度大,農村居民則居住分散,人口密度小。在一定的地域范圍內,城市居民對某一特定數量公共品的支付意愿之和遠遠高于農村居民的支付意愿之和,很多情況下可能表現為城市對公共品的需求大,而農村對公共品的需求過小,甚至不足以滿足市場最低需求。農村的廣泛性和分散性帶來農村公共品需求的分散性,并且由于我國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我國農村公共品的供給邊際成本高于城鎮,邊際收益低于城鎮,加之需求難以達到最低市場規模的情況下,政府自然沒有提供的動力,而更愿意將有限的公共資源投放于城鎮地區。

2、財政資金投入不足,資金使用效率不高

長期以來,財政資金在政策上往往向工業和城市傾斜,農業方面投入不足,國家財政用于農業的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例遠低于農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農業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地位未能充分體現。1998年到2006年,我國財政用于農業方面的支出絕對量由1154.76億元增加到了3172.97億元,但這一指標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卻由10.69%下降到了7.85%,說明財政對農業的投入趕不上經濟總體增長的速度。政府對農業的支持與保護大大低于其需求,“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投入資金的缺乏自然帶來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不足。財政資金的投入不僅在量上不足,在使用效率上也不高。據測算,在2.2%直接用于農村公共產品投入中,關乎農民基本生存與基本生產的投入僅占13.8%。從地域性財政投入情況來看,一般財政預算支出中涉農支出比重東部、中部、西部分別為6.44%、7.96%、10.7%,其中政府人員經費及個人福利性支出、公用行政經分支出和其他支出分別占各自涉農支出的79.9%、67.6%、55.7%,扣除上述三項,用于直接投入生產農村公共產品的支出占一般預算支出比重分別為1.29%、2.57%、4.74%;直接用于生產農村公共產品中屬于農民基本生產與基本生存需要的第一層次投入僅占23.2%、18.2%、7%,也就是用于與農民直接相關的基本需求只占一般預算支出的0.3%、0.46%、0.3%(陳鳳舟,2009)。

3、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供給主體責任不清

根據公共品理論,外部性較強的全國性公共品應由中央政府提供,外部性局限于地區范圍的地方性公共品應由地方政府和基層政府提供;純公共品應由政府獨家提供,混合性公共品可由政府與其他主體共同提供。因此從職能來看,地方與基層政府是農村公共品提供的主體。然后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財權向中央政府集中,而事權向地方政府擴張,財權與事權不匹配,地方政府拿錢少辦事多,自然財政緊張,而基層政府在農業稅取消后,財政收支更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在財政壓力下,基層政府要么減少農村公共品的供給,要么通過征收制度外收入或舉債來彌補財政收支缺口,這將加重農民的負擔并導致政府負債運行。而且,農村公共品供給主體還存在供給責任不清的問題,一些本應該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全國性公共品,比如基礎教育、計劃生育等,事實上卻由鄉級政府以及村級組織在負責。比如農村中小學教育經費中,中央財政、省地兩級財政以及縣級財政加總僅占22%,而鄉村組織與農民自籌資金占到經費總額的78%;比如“村村通公路工程”,本應以國家和省出資為主,地方財政(市與縣)配套部分資金,而很多地方由于供給主體缺位,工程資金不到位,不得不按戶數或人數向村民攤派。

4、村民需求表達和公共資源決策機制不完善

根據公共選擇理論,實現公共品最優供給的條件是消費者不隱瞞自己的偏好,并能將其轉化為公共決策的依據。目前我國農村地區村民民主意識不強、村民自治體制不完善、農民的社會組織缺乏,需求表達渠道不暢、偏好顯示困難。在尚不完備的政治經濟體制下,村民也很難通過“以手投票”的公共選擇機制和“以腳投票”的Tiebout理論來顯示自己的真實偏好。基層政府對于農民公共品需求的漠視態度,加上層層向上傳遞匯總需求信息環節多、鏈條長、失真可能性大,村民的真實需求很難由公共品提供者獲知。農村公共品的供給采取自上而下的決策機制,供給的種類和數量不是市場決策的結果,而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不是基于農村社區的內部需求,而是來自社區外部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農村公共品的實際受益人農民無法參與供給的決策過程,作為委托人的農民與作為人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相比,不僅信息不對稱,而且缺乏對其的監督與制約,處于弱勢地位。政府官員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在各種利己動機驅使下,行為目標與農民的目標可能相沖突,導致公共資源決策機制的偏差。

三、治理農村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對策建議

1、加大財政資金投入力度,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率

農村公共品的性質決定了政府必然是其供給的主體,農民對政府非常依賴。近年來我國財政收入穩步增加,中央也將解決三農問題提到了重要議程,財力有限和財政的非農偏好已不能成為三農投入不足的理由,各級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應該加大支農支出,提高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縮小農業與工商業的差距、逐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強對公共品供給資金運作的監督和管理,縮減行政費用、人員經費等非生產性支出,改革現行臃腫的機構體制,避免各個鏈條中的貪污、截留現象,將有限的財力用于滿足村民最迫切的需求,按照“先保障純公共產品,后提供準公共產品,先保障生存,后提供享受,先保障穩定,后促進發展的原則,分清主次先后、輕重緩急、分階段逐步進行”(林鷺航,2007)。

2、建立多元化的農村公共品供給機制

根據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原則以及公共品理論,我國目前應該實行中央、省、地方、基層四位一體的多元化供給主體,明確各具體項目供給主體及供給邊界,合理劃分各級政府責任,加大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力度;實現多元化供給方式,以政府行政方式供給為主的同時,引入公開招標、委托等市場方式以及村民自愿供給方式,打破政府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實現多元化籌資渠道,除了稅收、預算外資金外,積極引入民間資本,充分動員全社會的力量,以彌補財政資金特別是基層財政資金的不足,增加整個農村公共品供給系統的活力。

3、全農村公共品需求表達與決策機制

農村公共品供給過程中,應該以農民的真實需求為導向,建立“自下而上”的需求表達機制,暢通表達渠道、拓展表達途徑,建立科學合理的偏好匯總機制,按需求的輕重緩急確定供給的優先次序。推進基層民主建設,讓社區村民享有充分的話語權,通過投票方式表達自己的需求和偏好,讓大眾參與農村公共品的決策,形成政府與農民共同決策的模式,實行“自下而上”的公共品決策機制,防止決策的指令化和政治化,充分考慮不同地區需求的差異性,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地為農民提供真正所需的公共品。賦予最了解實地情況的基層政府充分的決策權,并用法律對其進行規范和監督。

4、精簡基層機構,撤并鄉鎮政府

根據各地自然環境、經濟發展水平的程度,適度減少鄉鎮數量,擴大鄉鎮區劃規模,精簡機構,分流冗員,取消一些意義不大的附屬機構,不僅有利于減輕鄉鎮政府財政壓力、提高運轉速率,也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與規模經濟。鄉鎮撤并后帶來基層人、財、物等要素資源的節約和優化,改善農村政權“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的局面,將資源投入到有效的農村公共品供給方面。農村社區規模的擴大可以減小農民獲取公共品的成本,實現公共投資的規模效應,降低農村公共品供給的邊際成本,提高邊際收益,增加政府提供農村公共品的動力。

【參考文獻】

三農問題的重要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農村金融 市場現狀 組織體系 完善

引言

中國農村金融改革主要包括廣義范疇改革與狹義范疇改革兩部分內容，前者主要是從國家層面對農村資金的流動進行引導，后者主要是對農村信用社進行改革[1]。本文通過對農村金融發展現狀及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進行分析，以了解農村金融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有針對性的推動農村金融市場的發展。

一、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現狀研究

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現狀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金融機構呈現出單一不完善性。正規的農村金融體系應該包括農村信用社、農業銀行、農業發展銀行、農村郵政儲蓄銀行、農村商業銀行、農業保險體系以及農村合作銀行等，但中國農村金融市場主要局限于農村信用社及郵政儲蓄銀行，金融機構呈現出極為明顯的單一屬性。

第二，村鎮銀行籌資困難性顯著。村鎮銀行大多設立于縣城地區，雖然是農民的銀行，但基本上也屬于窮人的銀行，受地區開放程度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村鎮銀行在籌資方面存在顯著的困境。加之村鎮銀行成立的時間相對較短，因此與國有商業銀行等相比，居民對其認可度較低。另外其銀行網點較少，不能有效吸引農民存儲，導致其發展困境的出現。

第三，農村金融環境相對較差。農村現有的金融機構其功能趨于弱化，政策性金融支農作用與商業銀行金融支農力度均呈現出減弱的發展趨勢，另外農村金融歷史包袱較為沉重，經濟效益不佳[2]，難以有效推動農村 市場的深入發展。

二、中國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

完善中國農村金融體系，應重視雙重四元金融機構的有效構建，一方面強調商業金融、合作金融、政策金融與民間金融機構的組成，同時還需要重視證券、銀行、保險與信托租賃四種金融業務組織的作用。

第一，按照股份制原則，改革現階段中國農村信用社，使信用社真正成為農村金融發展的重要引導力量。農村信用社是現階段中國農村金融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農村金融發展的主力。因此完善農村金融體系需要首先改革農村信用社，使農村信用社真正成為農村金融發展的主力軍。根據目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現狀分析，股份制改革是農村信用社的未來發展方向，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是農村信用社發展的主要模式。但在改革與發展的過程中，還需要根據不同區域的不同發展狀況進行區別對待與分析，在堅持股份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充分符合地區發展特點。比如，在經濟相對發達的農村地區，要建設農村商業銀行，并進行市場化的運作，農村商業銀行可以在原來縣聯社的基礎上，對資產進行核算，并進行重新登記，設置股權、法人治理結構與基本管理形式[3]。再比如在經濟欠發達的地區，可以按照合作制的基本原則對原有信用社進行規范，國家需要采取有力的支持對策，以有效推動其深入發展。

第二，加強縣級以下農業銀行的建設，提高農業銀行對農村金融市場發展的推動力。國家要推動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需要突出強調國家銀行的重要作用，農業銀行作為國家扶持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載體，需要充分發揮其國有商業銀行的優勢，在農村金融市場中發揮自身的引導性作用，通過其資金、網點與技術等優勢，最大限度的發揮國有銀行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影響。分析中國農業銀行的優勢特點可以發現，其核心競爭力主要體現在農村，農業銀行通過占領大部分的農村市場而有效的推動了自身的發展，因此應強調農業銀行的這一農業屬性，加強農業銀行縣級以下機構建設，結合農村鄉鎮實際進行必要的改組與合并，加強機構內部建設，擴大服務范圍，提高服務質量，為三農提供更多的現代化金融服務內容。

第三，將農村郵政儲蓄并入農業銀行，以不斷規范金融市場。中國的郵政儲蓄事業發展對金融市場的繁榮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中國金融機構的深入改革，郵政儲蓄的弊端也開始逐漸顯現出來，比如較高的資金價格、不合理的計價方式、只存不貸的服務內容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農村金融市場的持續發展。因此從規范農村金融市場與金融秩序的角度分析，應當逐步撤銷郵政儲蓄銀行，將其并入農業銀行，同時縣級以上的郵政儲蓄機構也可以并入其他的國有商業銀行，以充分實現農村金融市場的持續與健康發展。

第四，建立健全農村基本保險制度，積極發展農村保險事業。近些年以來，隨著中國農村地區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農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三農問題開始日益展現出來，并得到了一定的重視。三農的發展需要農業保險、財產保險，同時也需要人壽與醫療保險，因此應充分開拓農村保險市場，建立健全農村保險機構，擴大農村保險內容與服務種類。這要求相關部門建立專門的政策性農業保險單位，辦理農業與養殖業保險，在保險辦理過程中還需要強調強制保險與資源保險的有效結合。

第五，有效引導村鎮銀行的發展，推動村鎮銀行合作組織的形成。中國村鎮銀行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較重要的作用，對于滿足“三農“金融服務需求，完善對農金融服務的競爭機制，有重要意義，因此要積極引導村鎮銀行等新型農村金融服務機構的發展，在政策上要給與一定程度的傾斜，幫助其不斷完善內部治理機制，增強風險防控能力，更好地發揮其優勢，進而滿足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對融資的基本要求，這里需要充分強調政策性支持對農村金融市場的影響性作用。

三、結論

綜上所述，通過對現階段中國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的發展以及金融組織體系的完善方式與途徑進行分析可以發現，中國農村地區金融市場的發展主要呈現出如下幾個特點，即貨幣化程度的加深、財務狀況不佳、農村信用社的壟斷地位以及儲蓄中介功能的減退等。農村作為三農問題的重要載體，從根本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因此有效解決三農問題，推動農村金融制度的完善與金融體系的科學發展，構建農村金融市場的秩序化經營模式顯得尤為重要。

參考文獻：

[1]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狀況分析[J].財經研究，2006；32（4）：103-114.

三農問題的重要意義范文第4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大農村興起了建設和發展小城鎮的地域性活動。農村小城鎮建設是一項系統工程，事關經濟發展與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不能僅依靠政府，而是需要全社會的廣泛參與。因此，必須抓住新形勢下的發展機遇，搞好規劃，抓好協調，精心實施，確保小城鎮建設井然有序地推進，以繁榮農村經濟、平衡城鄉發展、縮小工農差距。

2.加強小城鎮建設的意義

2.1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途徑

農民占了我國人口中的大多數，所以“三農”問題也成為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要解決三農問題，除了減輕農民負擔之外，重要的是要全面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打破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舊體制以積極推進農村人口城鎮化來實現。

2.2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啟動城鄉市場的重大措施

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急需擴大內需，尤其需要提高作為人口中主要成分的農民的購買力，但現實是農村大多地處偏遠，散居的農工，傳統的農業，其購買力是很有限的。如果沒有小城鎮作依托，交通、電力、通信等基礎設施的消費都會因成本太高而無法運營，并且會使得城市的產品和服務難以下鄉。

2.3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發展第三產業的重要載體和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的有效途徑。

3.小城鎮建設和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

3.1部分群眾對小城鎮建設的意識薄弱

部分群眾對建設和發展小城鎮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普遍存在重經濟發展、輕城鎮建設的問題。此外，城鎮居民不了解小城鎮的建設規劃，對建設小城鎮缺乏認同感，參與熱情不高，法制觀念淡薄，這也在不同程度上阻礙了小城鎮建設的發展步伐。

3.2居民素質還有待提高

雖然我國城鎮化建設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城鎮的數量在逐年提高，但由村轉居的居民的環境意識、衛生意識、公德意識和管理意識還存在一定的滯后性，這就要求我們在關注居住條件城鎮化的同時，也要加強宣傳教育，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素質也真正實現“城鎮化”。

3.3基礎設施不完善，功能不齊全

雖然我國的小城鎮建設經過多年的發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小城鎮基礎設施落后的狀況仍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交通、電力、通信、醫院、學校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而缺乏資金使得我國一些小城鎮的基礎設施長期得不到改善，這使得這些城鎮承載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的能力較低，進而影響了它們整體功能的發揮和持續健康發展。

3.4職權交叉，管理混亂，相關部門協調不夠

用土地審批代替規劃審批的現象普遍存在，即使有規劃審批，在具體的執行過程中，也依然存在對違法行為的監察不嚴、打擊力度低，甚至以罰代批的現象，這使得原本的規劃失去了意義。

4.對策和建議

4.1提高思想認識，明確目的意義

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帶動農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必須站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度上來認識。首先，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農業和農村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其次，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解決當前農村發展中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進一步深化農村改革的現實選擇；然后，建設和發展小城鎮可以提高農民的收入和購買力，這對開發農村市場、擴大內需、推動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最后，建設和發展小城鎮是大規模轉移農村人口、增加富余勞動力的就業機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發展農村科教文化事業和農村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加快社會全面進步的重大舉措。

4.2科學制定小城鎮發展規劃

小城鎮的建設和發展問題，實質上是區域經濟和生產力的布局問題。因此，要遵循城鎮化發展規律，堅持為經濟發展服務與社會發展相協調，體現經濟張力大、區域文化特色強的原則，按照統一規劃、合理布局的要求，編制科學合理的小城鎮建設發展規劃。

4.3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基礎設施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小城鎮發展的容量和空間。未來的小城鎮建設重點不在于增加數量，而是應完善功能，尤其是要完善那些與城鎮居民生活工作相關的重要基礎設施（例如交通、垃圾處理、醫療、燃氣等）的配套水平，以增強小城鎮的吸納能力和承載功能。此外，小城鎮基礎設施的建設還可以實行“誰投資，誰經營，誰受益”的原則，走出一條在政府引導下，主要依靠社會資金來建設小城鎮的路子。

4.4認真落實責任，嚴格考核獎懲

首先，應成立由黨政主要領導牽頭小城鎮建設協調領導小組，負責小城鎮建設的規劃、協調、指導和服務。其次，要明確各部門的權責，建立嚴格的目標管理責任制，強化目標激勵和責任獎懲。對小城鎮建設成績卓著的單位和個人應予以獎勵和表彰；對阻礙小城鎮建設和發展的單位和個人必須進行嚴肅的批評教育和懲誡；對嚴重違法亂紀的，要堅決查處。

5.結束語

總之，建設和發展小城鎮不但是解決“三農”等問題的必然措施，還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工業化進程道路，需要我們鍥而不舍地去推動。

參考文獻：

[1]賈玉潔.關于小城鎮建設的思考[J].改革與開放，2011，（4）： 100

三農問題的重要意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　農民素質　對農電視傳媒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三農”問題是黨和國家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核心是素質問題。所以農民的整體素質能否得到提高，直接決定“二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民素質是農民在生產經營和社會生活中所具有的潛在能力體系。素質一般由三部分組成：素質一般由三部分構成：健康素質、智能素質、操守素質。在其中，健康素質只是農民脫貧致富的自然的物質基礎：操守素質是人的一定行為準則，它受社會制度、心理因素、環境等眾多因素影響：智能素質主要由文化、科技素質組成，它直接反映了農民接受文化科技知識教育的程度、掌握文化科技知識量的多少和質的高低以及運用于農業生產實踐的熟練程度，對健康、操守素質的形成和發展有直接影響。在=三個素質中，智能素質是農民素質的核心。而根據權威部門統計調查分析，我國農民智能素質狀況不容樂觀。

其一是農民文化素質普遍偏低。農民文化程度和受教育年限是衡量農民文化素質的重要標準。根據農業部2004年統計，我國農村現有勞動力4.8億，但是平均接受教育年限只有7.3年，同期城鎮人均接受教育年限為9.43年。全國92％的文盲和半文盲都集中在農村。農民文化素質低下，直接影響了農民接受新知識和各種信息的能力，制約著他們的思維水平以及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其二是農民科技素質不高。受農民文化素質較低的影響，我國絕大多數農民對農業科技的接受能力不強，不能有效掌握農業科學知識和技能并將其熟練應用到農業生產實踐中，導致農業生產率低下。

一

關于如何盡快提高農民素質，筆者以為，充分發揮傳媒優勢，特別是利用當代第一強勢媒體――電視，開辦專業對農電視頻道或者專欄節目是可行之舉。

大眾傳媒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這一點已有公論。在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更需要大眾傳媒充分發揮信息橋梁、輿論調控等作用。大眾傳媒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主要表現為：更新農民思想觀念，引導農民破舊立新，突破傳統觀念束縛，接受現代觀念意識；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傳媒可以通過報道農村經濟新聞，提供各類科技致富信息，推廣農業科學技術，引導農民合理消費，監督農村經濟秩序等手段，為農村經濟建設服務；調控農村社會輿論，傳媒可以利用多種形式正確引導農村輿論，化解各種矛盾沖突，順利完成由傳統農村向新型農村的轉型，營造健康和諧的農村輿論環境；推動農村民主政治發展，喚醒農民政治意識，引導農民積極參政、議政，保障農民合法民利；建構新型農村文化，當前農村文化建設嚴重滯后，封建迷信等陋習屢禁不止，大眾文化、消費文化又侵襲農村，如何營造積極、健康、向上的新型農村文化，已成為大眾傳媒的歷史責任。

而從電視媒體自身特性來看，它是大眾傳媒中，最適合農村實際，最貼近農民生活，也是最有可能影響、改變、提高農民素質的媒體。

電視媒體自誕生以來，對人類生活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可以說電視已經成為絕大多數人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看電視為人們的一種重要生活方式。

從有關部門對我國農村受眾媒介接觸行為調查分析數據來看，電視接觸頻率最高，最受農民青睞。據中央電視臺2002年全國電視觀眾抽樣調查結果顯示：2002年，在五大媒體當中(報紙、廣播、電視、網絡、雜志)，農村受眾媒體接觸強度均低于城鎮觀眾，但是其中只有廣播和電視兩種媒體的接觸程度與城鎮差距非常小，僅在2個百分點內。“看電視”是農村受眾最主要的休閑時間分配方式，比城鎮觀眾更加集中。可見“在多種大眾媒介對受眾競爭激烈的今天，電視近乎壟斷地掌控了農村受眾市場，穩居‘霸主’地位”。。

學者王玲寧、張國良在“國家發展與大眾傳播”課題組調查數據基礎上展開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電視在接觸率、接觸頻率和接觸時間上，均與報紙、廣播拉開很大的距離。在接觸率上，電視的穩定接觸率(指幾乎每天都接觸的受眾百分比)為70.7％，分別比報紙和廣播高出60.3％和63.5％；在接觸頻率上，電視為4.5，報紙為2.2，廣播為1.8；在接觸時間上，平均每天看電視時間為80分鐘，讀報為9,5分鐘。(參見表一和表二)。根據王玲寧、張國良的研究，我國農村受眾媒介觀念現代化程度有較大提高，主要表現為：消遣娛樂不再是農村受眾接觸媒介動機的首選，代替的是了解國內外大事，農民注意興趣由娛樂轉向新聞資訊、天氣預報等信息，這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反映出農民渴望突破封閉保守的傳統農村，開始關注外界開放、多樣的世界。

經過幾十年的建設與發展，對農電視傳播也有了很大發展。目前已經已經形成無線與有線并存，衛星電視與地面傳輸相結合，衛星直播電視與加密頻道業已開發的多元傳播局面。在我國現代對農電視傳播體系中，各級電視媒體開辦的對農電視頻道或者欄目發揮了最為重要的作用。截至2006年末，全國有對農專業頻道8.5個。其中省級電視臺開辦的農村專業頻道有：吉林電視臺的鄉村頻道、山東電視臺的農科頻道、河北電視臺的農民頻道、浙江電視臺的公共，新農村頻道和河南電視臺的新農村頻道，地市臺開辦的農村專業頻道有山東臨沂電視臺的農村科普頻道、安徽毫州電視臺的農村頻道、湖北隨州市電視臺的農村頻道。中央電視臺把農村、軍事合設一個頻道。這些專業電視頻道的設立對加強新時期農村廣播電視內容服務和農村文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各省級電視臺開辦對農電視節目的也有20多家，一些地市級電視臺和縣級電視臺也根據本地情況創辦了一些農業節目，都取得了較好的反響。

現在全國較有影響的對農電視節目有央視七套的《致富經》、《每日農經》、《聚焦三農》、《科技苑》等，省級電視臺有山東電視臺的《鄉村季風》，湖南電視臺的《鄉村發現》，吉林電視臺的《農村俱樂部》、《鄉村四季》，北京電視臺的《京郊大地》，廣東電視臺的《搖錢樹》等欄目。也涌現出一批為廣大農村受眾所喜愛的節目主持人，如金話筒獎得主李兵、肖東坡、尹興軍等。對農電視節目在我國已經形成了衛視播出、本地電視臺，有線覆蓋以及無線覆蓋等多臺，多形式播出渠道的格局。這大大增強了對農電視節目的影響。大力宣傳黨的農業政策、普及農業知識、提升農民素質、轉變農民觀念，為三農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現階段，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戰略部署，相繼出臺減免農業稅、加快推進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建設等惠農政策，全社會形成支農重農的氛圍。在國家優惠政策的感召鼓舞下，廣大農民自身的創業致富熱情也被點燃。他們渴望致富，渴望了解接觸社會，渴望獲得更多的信息。據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媒體傳播系2005年“農村電視信息服務現狀”調

查顯示，農民最需求的信息按照重要程度依次為實用技術(99.8％)、農業政策(99.7％)、新品種(99.6％)、人才招聘(97.2％)、教育培訓(96.4％)、市場信息(40.7％)、氣象信息(30.5％)法律(17.6％)文藝娛樂(8.6％)其他(2.2％)。在調查中發現，農民獲取宏觀類(農業政策)、文化知識類、市場信息類的信息主要依靠電視媒介來獲取，農民最需要實用技術類信息主要靠人際渠道(親戚朋友)和組織渠道(政府推廣)來獲得。另據吳志斌等人與山東師大傳播學院廣播影視系2004年合作在山東地區對農民進行收視調查公布的相關數據，我們能夠發現，電視媒介對農民生產生活情況的影響情況：農民對電視媒介信息的需求與現實情況電視媒介所提供的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現象。例如，新技術類信息是農民最需求的信息之一，但是電視媒介傳播農業新技術的效果不佳，如在山東調查，超過半數的農民(51.4％)認為自己只是有過“按照電視里說的學著做做看”的念頭，明確表示“從來沒有想過”的農民占了23.6％，真正作過的僅為17.2％。農民承認，電視媒介對農民的觀念、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有著其他媒介無與倫比的影響優勢，比如開始關注健康、注意衛生等。

對農電視傳媒盡管取得一定成績，但是現有發展狀況仍然不盡如人意，不能達到國家政府和廣大農村受眾的期望。主要表現為：政府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和輿論環境對對農電視傳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現有的對農電視節目從信息容量、節目樣態、播出時段、制作規模、覆蓋范圍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差距，與政府要求和受眾期望還有較大距離。此外，由于收視率杠桿的指引和所在電視媒體的定位關系，即便是一些制作精美、富于個性的對農電視節目也同樣面臨生存的危機。如曾經連續四年榮獲湖南省政府“名專欄獎”、主持人李兵獲“金話筒獎”的湖南衛視《鄉村發現》欄目，也曾經一度被管理部門因不符合湖南衛視“娛樂中國”的定位而退出熒屏達一年之久。

二

在國家各級政府高度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大力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時代背景下，對農電視傳媒肩負著普及文化知識、提高農民素質的重要歷史任務，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如何發揮現代傳媒優勢，在時代大潮中推進這一歷史進程成為傳媒人需要研究解決的課題。筆者認為：對農電視傳媒有能力也有責任應該在轉變農民觀念提高農民素質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具體說來，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做涉農政策、農業法律法規的宣講者；

近年來，國家相繼修訂和重新制定了很多與三農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如《農產品質量安全法》等，政府也出臺了很多涉農政策，例如退耕還林、減免農業稅、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這些信息與農民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為便于農民接受、理解這些重要信息，對農電視傳媒應針對特定受眾，開辟專欄，采用生動活潑的形式對法律法規以及涉農政策進行詳細的解讀，培養農民的法治觀念，提高農民遵紀守法的意識，促進農民形成依法行事的習慣。

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做先進、實用農業科學技術的推廣者：

由于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低，所以接收新鮮事物和應用掌握農業科技的能力就很弱。導致了科技成果的轉化困難。發達國家的農業科技成果轉化率為80％左右，而我國僅為30％左右，且地區間發展不平衡。農民現已基本都認識到掌握科學技術促進生產發展的重要意義，但是在具體應用方面仍然顧慮重重甚至畏縮不前，對農電視傳媒可以發揮電視媒體聲形兼備、直觀性強的優勢，將實用技術細節在熒屏上予以充分展現，幫助農民理解吸收農業科學技術。這是其他媒體無法比擬的。

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做國內外涉農市場信息的權威者；

當前人類已經進入了信息時代，信息對生產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由于歷史原因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農民在獲取各類信息特別是準確的市場信息方面困難重重，而當農民步入市場之后，撲面而來的各種信息讓農民應接不暇，農民自身較低的文化素質缺乏對信息的認知、判斷和整合能力，個別機構和個人利用農民急于致富的心理虛假信息坑農害農的事件時有發生。為此，對農電視傳媒應該聯合有關部門，整合、梳理、權威的國內外涉農市場信息，以滿足農村受眾的需要。同時加強農民的媒介素養教育，提高農民的判斷能力。

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做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理念的引領者；

農民作為農業生產的主體和農業經營管理者，如果沒有適應農業現代化要求的經營管理素質。農業生產很難有質的飛躍。傳統的農業和農民高度依賴土地，完全憑借經驗進行農業生產和管理，受自然經濟思維影響很深，農業生產僅為了解決溫飽問題，不能以市場為導向，簡單生產初級產品，缺乏競爭力，也難以承擔競爭的風險。由于農民長期受計劃經濟和封建傳統諸多因素的影響，市場意識淡薄，信息接受和反饋能力差，缺乏科學經營、勇于承擔風險的創業精神。對農電視傳媒應該采取適當的方式，比如形成推介少數成功農民的致富經驗等行事，引領農民跳出傳統小農生產的藩籬，樹立現代經營管理理念。

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做現代科學、文明生活方式的倡導者；

近年來，很多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很快，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與提高，但是與物質財富迅速發展相反的是，一些不良封建思想遺風在農村地區又有所抬頭。一些陳舊的、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迷信落后的現象仍然極為普遍，例如修建豪華墳墓、跳大神治病、聚眾賭博等現象屢見不鮮，這些不但影響農村的經濟發展和治安，也阻礙了農民自身素質的提高。據統計，84.7％農民的擇偶范圍不出縣,57.0％的農民不出鄉，30.0％的農民不出村。77.8％的農民不懂得食品衛生和合理膳食知識。“大吃大喝”、“暴飲暴食”的現象依然存在。農民生病后，大多“得病自醫”或“有病自扛著”。此外，農村可供農民鍛煉身體的設施和活動幾乎沒有，生活方式極不科學。對農電視傳媒應該采取農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來宣傳倡導現代科學的、文明的生活方式，轉變農民思想觀念，使農民具有與生活富裕相適應的精神風貌和文明素養，以促進農村社會的全面發展。這也正是“二十字方針”中“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的應有之義。

對農電視傳媒應該做農民健全人格、公民意識的營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