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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調控的含義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行為；不可訴性；經濟體制；性質

1宏觀調控行為的涵義

1．1宏觀調控的定義

宏觀調控簡稱宏調，是由國外一位經濟學家以全球經濟情況為依據提出。它是指國家采取一些道德、法律、科技等方法，對我國經濟運營方式及現狀進行微型調整，使得我國微觀經濟活動與國民經濟發展保持同態，從而趨于正常軌道。通過宏觀調控行為對經濟運行中出現偏離的現象予以糾正，使得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它不僅是指國家通過不同的行為手段對國家經濟進行的一種調節，也是對國家實現經濟平穩發展的一種保證。因此，宏觀調控是以整個社會的經濟運作為主體，保持國民經濟的增長率及對我國企業的產業結構進行合理調整，使得勞動力都能充分就業，擁有收入。

1．2宏觀調控的目標

(1)基于我國經濟運營情況，國家能夠合理地調整原有相關的經濟政策且對企業的生產、發展給予指導性建議，使得各項產業布局更加完善;依據居民消費和積攢比例來制定、調整相關貨幣政策，滿足社會的需求量，達到貨幣的消費與需求的相對平衡;貨幣合理發行，防止出現通貨膨脹現象;改善以往的稅收方式，建立符合當今社會需求的經濟發展制度，使得國民收入達到一定高度等。(2)國家能夠合理運用價格、稅收等經濟平衡點，對國民收入進行合理分配，對企業運營提供保障，以經濟方式進行協調、誘導，使得社會生產的各個方面平穩進行。(3)對各項經濟調節計劃進行科學地分析、編制，明確其可行性，使之對經濟運行中的各項資源配置進行合理利用，彌補長期配置中出現的缺陷，發揮在市場資源中的作用。總之，宏觀調控行為使整個社會的供給及需求量保持平穩發展，對市場經濟中存在的不足進行彌補，提升就業率，從而促進經濟快速發展。而促進經濟增長又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和實現國家長遠發展戰略的基礎。

2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不可訴性的理論依據

2．1我國經濟法的社會性質

經濟法屬于“市場法”的一種，它對市場運行中的各個主體間的法律關系進行調節、分析。但宏觀調控主體在宏觀調控行為中扮演著一個調整者的身份，并非主要目的。這種協調關系正如法院在民法中的地位相同，協調著法律主體中的利益問題。此外，經濟法僅僅是一個“空殼”的法律內容，沒有匹配的程序法律相維護。當前我國遇到經濟糾紛事件時不能單獨處理，需要依靠民事訴訟的程序及各項行政手段進行解決。同時，經濟法主要側重于對行為模式進行規范、管理和權力的分配與授予，而很少有法律效果的相關規定。因而，經濟法的如此特性就規范著宏觀調控行為在經濟法上的不可訴性。

2．2宏觀調控行為的特性

(1)宏觀性。宏觀調控是從宏觀角度對經濟進行調控，因而調控經濟采取的措施也是宏觀的，從大方面出發對中國經濟全面了解。主要調控措施有:財政調控方式、稅收調控方式、宏觀貨幣調控方式、收入分配等宏觀調控方式等。(2)預見性。在進行宏觀調控經濟行為時需要提前進行考察，對經濟波動進行及時、準確的判斷和預見。而經濟情況往往不穩定，處于波動狀態，使得其涉及范圍廣，因而需要進行極為細致地判斷。此外，宏觀經濟的決策性主體對于經濟波動信息掌握有限，使得判斷失誤率較高。(3)調控對象不特定。宏觀調控行為旨在影響國家的宏觀經濟運營狀況，目標范圍廣闊，并不特定于某一對象。此外，宏觀經濟調控行為在一系列相關宏觀經濟政策的大背景下，通過參照歷年的經濟變化規律對被控制的行為個體進行決斷實現已確立的行為目標。這一特性使得在打官司時，倘若一方對宏觀調控行為進行控告，原告方將難以確定被控范圍。

3對經濟法不可訴的完善

3．1明確宏觀經濟調控行為的責任

3．1．1責任歸屬的含義明確責任歸屬，簡單而言就是明確在行政中的責任歸咎問題。行政責任和其它責任相似，都有第一性義務與第二性義務兩大義務責任。而第一性義務是指法律義務，相應的，第二性義務是指法律責任。這兩性義務在執行過程中相輔相成，結合這兩性義務來講，責任歸屬就是由于行政主體對于第一性義務的對立，使得第二性義務產生的過程，也就是行政主體在執行宏觀調控行為時倘若違背了法律責任，需要承擔的另一種持相反態度的法律法規。3．1．2宏觀調控行為的責任歸咎方式探討宏觀調控行為包括決策行為和執行行為兩大行為。由于處于決策的最初階段，行為領域涉及范圍極小，負責人員數量也較少，因而能夠很好地做到責任到人，避免產生人多而無人負責的現象發生。此外這種管理方式與我國行政單位的地位高低關系相同，這有助于責任人之間進行可行性地探討，對宏觀決策行為進行全面了解及合理評估，努力做到切實實施調控行為。而執行行為又異于決策行為。執行行為的目標極為廣泛，其行為主體并不如決策行為密集度高，尤其表現在在執行過程中執行主體的決策性低，需要決策行為對其進行細解。在宏觀調控行為中，我國一貫實行權力與責任相互維持的政策，在執行調控行為時，要做到首長責任制。倘若有人在執行過程中進行違規操作或者不合法的行為操作，要及時予以責任處罰，明確責任人，讓相關責任單位做好賠償工作。3．1．3對抽象宏觀調控行為進行審查在執行宏觀調控行為時首先要明確其在行政法的隸屬行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為，并不具備政法上的可訴性。因此對宏觀調控行為開展違憲審查必不可少。(1)違憲審查的含義。違憲審查是國家依據法律法規以及憲法所進行的法律意義的審查，執行單位是特定的國家機關，有很高的法律效力。簡而言之，對宏觀調控行為進行檢查主要是對決策行為以及宏觀抽象行為進行合憲審查。(2)對決策行為違憲審查的行為構建。在我國《立法法》中明確規定，我們普通公民可以對一般的違憲行為提起違憲審查申請，但這一行為并沒有專門的法律進行保障，導致其可行性并不高。此外，我國法律對有關違憲行為的提出主體沒有明文條例規范，更甚之，在司法實踐中排斥公民的提出違憲行為的資格，使得公民權力難以維護，從而影響違憲審查工作的開展。第一，我國目前沒有出臺專有的法律法規。我國的法律法規以及憲法都是對我國建國以來的行為歷史的明確和權力的確立，主要針對于大方面進行規定，對個人行為及權力并不完善。第二，我國的憲法涉及范圍小，很有局限性，單純地包括行政法規、自治區管理、地方性法規以及經濟特區法規等，較為片面。而宏觀調控行為是有行政法規、規章以及，特定行政機關而制定，的各種消息及做出的有關決定都擁有法律效力，盡管有些行為可在司法機關中進行審查，但此類司法機關的審查對象更為細致、狹隘。因而，我國相關范圍在制定違憲審查制度時需要明確違憲審查的對象，對各類文件及資料都要納入審查范圍，不允許錯過任何違憲行為。只有通過這樣擴大規模及排查范圍才能有效降低宏觀調控行為的違憲可能性。

參考文獻:

宏觀調控的含義范文第2篇

一、宏觀調控的經驗總結

“一管就死，一放就亂”，曾經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觀調控在活力與秩序面前常常面臨的兩難選擇。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突出了調控和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大大提高，調控能力明顯增強，微觀主體放活了，宏觀經濟有序了，有效地解決了調控中的兩難選擇，這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13年宏觀調控實踐基礎上取得的成功經驗。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我國的宏觀調控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一是治理整頓時期的反通貨膨脹。執行宏觀調控緊縮政策后，物價上漲得到遏制，通貨膨脹得以緩解，社會總需求膨脹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時期的“軟著陸”。啟動間接宏觀調控，在“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指導下，經濟實現了“軟著陸”，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又保持了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三是“九五”時期及“十五”初期的擴大內需。這一時期，國家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和自然災害的不利沖擊，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經濟衰退帶來的困難，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快速增長。13年來的實踐使我國積累了豐富的宏觀調控經驗。

1、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提高宏觀調控的綜合性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的宏觀調控，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等各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實現了“四個堅持”。一是堅持“擴大內需”與發展對外經濟緊密結合；二是堅持擴大需求與調整結構、改善供給并舉；三是堅持投資和消費的雙向啟動；四是堅持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協調運用。通過壓縮基建規模、控制支出的財政政策，通過控制信貸規模、減少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順利完成了治理整頓的各項任務，實現了反通貨膨脹的預定目標。通過在調控總量的同時，加大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在堅持擴大內需為主的同時，積極促進出口的增長，有效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防止了通貨緊縮趨的加劇，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降低銀行貸款利率，擴大融資渠道，放寬投資領域，促進了國有和民間投資的較快增長。通過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提高出口退稅率，擴大出口退稅范圍，擴大企業出口經營權，改善通關環境，促進了出口的較快增長。通過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收入，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努力擴大消費信貸，確保了消費的穩定增長。

2、減少直接宏觀調控的同時，重點加強運用財政貨幣政策調控為主的間接調控，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財政資金逐步減少直接投入競爭性領域，金融調控手段也從貸款規模限額管理轉變為利用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應量，中央銀行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限額的控制，在推行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新型管理體制，主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外匯操作、再貼現等金融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

3、宏觀調控政策適時適勢靈活調整

“九五”前期，我國針對當時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情況，采取了“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隨著通貨膨脹水平不斷下降，1997年在繼續實行“適度從緊”政策的同時，實施了“穩中求進”的政策，兩次下調利率，使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據亞洲金融危機影響逐步擴大，商品供給短缺狀況基本結束和需求不足問題成為主要矛盾的形勢變化，又由“適度從緊”、“穩中求進”轉向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消費政策從限制消費轉變為鼓勵消費，政策目標從控制通貨膨脹轉變為抑制通貨緊縮，并運用靈活的經濟杠桿努力“擴大內需”，這一系列調控政策措施的實施收到了預期效果。

4、宏觀調控政策的適應性明顯提高

改革開放以來，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外需是我國宏觀調控的戰略重點，但為了抵御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環境的變化，1998年及時靈活地提出宏觀經濟政策要立足于國內市場，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從注重追求增長速度轉變為既注重增長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結構優化升級，調控的戰略重點從出口導向、發展外向型經濟，轉變為立足國內市場，積極“擴大內需”。立足于國內需求不僅作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觀調控取向，而且確立為以后的中長期戰略方針，從而使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標志著我國宏觀調控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更高層次。

5、牢牢抓住經濟發展這個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放松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宏觀調控緊緊圍繞經濟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來進行，把促進發展作為調控的作用點。無論是遇到亞洲金融危機，還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澇災害，都牢牢抓住經濟發展不放松，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實施有力的宏觀調控政策。同時，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及時變革和調整宏觀調控的內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發展中提高宏觀調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過實施宏觀調控來促進經濟改革與發展。經過改革開放以來宏觀調控的實踐，我國的宏觀調控逐漸走向成熟，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到2000年，城鄉居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國的宏觀調控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也將會出現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和新挑戰。如，經濟增長問題、提高消費率問題、增加農民收入問題、加快戰略性產業發展問題等，宏觀調控本身也存在一個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過自身的法治建設和制度創新，促使宏觀調控突破體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決各種問題的政策體系、運行機制和咨詢服務機構，使國民經濟能夠在復雜多變的環境中保持快速健康發展，是今后面臨的一項新課題。

二、宏觀調控的新階段特征

1、宏觀調控的目標發生了變化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宏觀經濟調控目標也必須具有市場經濟發展的特征，適應新世紀新階段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要求。十六大報告進一步確定宏觀調的主要目標為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把這四大目標作為我國宏觀調控的目標選擇，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實踐。目標的調整意味著我國的宏觀調控更具戰略性、宏觀性，調控行為更為市場化、法治化，適應和滿足了與時俱進的發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紀新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觀調控環境發生了變化

從外部環境來看，整個世界經濟將進入重大調整階段，動蕩不安將構成其基本特點，國際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更強，國際金融市場隨時存在著金融危機復發的危險，但我國目前抵御金融風暴沖擊的實力明顯不足。從內部環境來看，經濟運行機制將發生一系列重大變化。我國將進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后期”，市場化改革將深入到資本、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市場，經濟也將在確保增長速度和追求增長質量的博弈中謀求發展。在市場化程度逐步提高，對外開放度日益增大，各種風險不斷加大且相互轉化的情形下，宏觀調控的任務更加艱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進行調控的做法將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開的政策法規，更多地依靠財稅政策等手段，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調控的難度越來越大。

3、宏觀調控特征發生了變化

一是結構性調控。從發展的角度看，我們的主要矛盾正由總量轉向結構，要想在增長速度和提高質量上獲得雙贏，就必須著眼于經濟的長遠發展，將主要精力放在推進結構調整上，實施有效的結構性調控政策，在調控的手段運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決好對結構的調整問題。因為結構本身是一個動態性問題，始終會隨著需求和技術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地發生變化。因此，我們追求的不是一勞永逸式的調控，更不能著眼于一次性調控，否則調控出來的結構總會落后于客觀發展的變化，而應必須實施一種動態的連續性結構調控。二是開放性調控。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國參與世界競爭和國內市場開放的步伐在加快、領域在擴大，外需和內需一起共同構成了經濟增長的重要驅動力，經濟發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經濟走向的限制，受到諸多不確定因素的負面影響。我國要在走向全面開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國際經貿規則進行調控，必須既保持宏觀經濟的內部平衡，也重視對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調控。這里有兩層含義，一是宏觀與微觀的融合，二是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融合。調控是有層次性的，它既是一個宏觀上的調控問題，也是一個微觀調整問題。宏觀調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實到微觀層次上，才能收到應有的效果，也就是說只有建立在微觀層次自主調整基礎上的宏觀層次的調控才有可能實現預期效果。同時如何在融人國際市場中做好國內資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圍來考慮國家資源優化配置，這也是宏觀調控面對的新問題。四是動態性調控。商品從生產到價值最終實現，是商品價值由潛在的價值到實現價值的動態轉化過程。同樣，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來分析，整個社會經濟也是一個動態的開放性系統，是由若干動態環節組合而成的鏈條。同時，現代經濟又是一個有秩序的動態體系，一旦這個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出了問題，整個體系都要受影響，因此，現代市場經濟需要的是動態監控。五是宏觀性調控。在社會產品能夠滿足市場需求并出現過剩的時候，生產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將更加注重資源的配置效率，產品結構調整、資本結構調整、投資成本和風險控制作為供給形成的硬性約束條件已經形成，市場供給主體的微觀行為更加自主化、市場化，也更具有效率性，無需直接的宏觀調控就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在這樣的情形下，需要實施的是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基礎作用的宏觀性調控，宏觀調控的直接對象已不再是微觀主體，而是促進有效率的競爭環境的完善和市場機制的形成，實現市場機制的統一性、穩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觀調控理論有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實現了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與政府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是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宏觀調控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這是多年來經濟建設總結的經驗。十六大報告在總結以往經驗的基礎上，對宏觀經濟調控理論作了新的闡述。一是對政府職能作了進一步準確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的職能，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這一論述為政府職能轉變進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對宏觀調控

目標作了明確調整，把促進經濟增長，增加就業，穩定物價，保持國際收支平衡作為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三是對宏觀調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國家計劃放在宏觀調控政策中較為重要的位置，同時注重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間的相互配合，重點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從而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宏觀調控理論體系。

三、宏觀調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觀調控要有利于體制轉型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過程中，我國體制轉軌和經濟轉型的大趨勢不會改變，實施宏觀調控必須有利于體制轉型。一是要處理好政策效應與體制效應的關系。在拉動經濟增長，實施反周期對策中，政策作用和體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二者比較，政策的效應來得快，但它是外生變量，不能持久；體制的效應來得慢，但它是內生變量，作用持久。在轉型時期，拉動經濟增長的體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備，體制作用還會受到很大限制，但我們也不能因此把經濟增長的希望全寄托在財政貨幣政策上而忽視從體制改革和創新中尋找出路。宏觀調控政策的實施必須有利于體制轉型，把體制效應擺在首位，不能給體制轉型設置障礙。二是要處理好拉動經濟和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關系，積極培育化解財政金融風險的制度基礎和機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潛伏的財政金融危機為代價來保持暫時的經濟增長速度。擴張性財政貨幣政策是一把雙刃劍，實行時必須把握好“度”，在不犧牲財政金融業的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前提下，謀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長。

2、宏觀調控應在法治原則下運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觀調控而實施的政策措施卻背離了宏觀調控的初衷，變成了地方保護主義與部門保護主義。之所以發生這種偏差，關鍵問題就在于忽視了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則和法律規范要求，調控行為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從經濟意義上看，宏觀調控意味著政府退出市場競爭，成為真正的市場規則制定者與管理者；從政治學意義上講，宏觀調控意味著政府職能從管理性為主轉換為服務性為主；從法律意義上講，宏觀調控則意味著政府在管理經濟時，不再依賴領導者的臆斷，而是遵循體現公民意愿的法律規則來進行。因此，無論從何種意義上去認識和實行宏觀調控，都脫離不了法治原則和法制建設的要求。我們認為，宏觀調控立法應當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內容：一是立法應對宏觀調控的權限范圍作出明確規范；二是宏觀調控主體應當對宏觀調控行為的后果承擔責任；三是宏觀調控的實施應當遵循規范程序和公正原則。 3、宏觀調控要把握好目標平衡

成功的宏觀調控既是各種調控手段和方法單獨發揮作用的結果，更是各種手段和方法綜合實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調控的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運用得當，才能在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就業率和國際收支四者之間尋求到宏觀調控的最佳平衡點。經濟增長率、通脹率、就業率和國際收支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四個變量，彼此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而且往往難以同時達到人們期望的理想狀態，因而被西方經濟學稱之為“神秘的四角”。但這四大目標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宏觀經濟總量平衡的內在要求，也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和新階段的發展需要，必須通過實施宏觀調控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系，在四者之間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尋求四大變量的最佳平衡點時，要根據國內外形勢的發展，按照既定的戰略部署，適時靈活地調整調控方式。

4、宏觀調控要加快制度創新

要確保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頃利實現，宏觀調控的實施也要與時俱進，進行制度創新，盡快突破行政性資源配置體系。目前，盡管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日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觀資源配置體系中，傳統的行政性配置資源方式尚未發生根本變革。主要表現在，發展中的最稀缺的資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競爭性行業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礎設施、金融保險等壟斷行業以及土地、資本、人力資源等的市場化明顯偏低，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觀調控的制度創新，不符合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必須要打破傳統的行政性資源配置方式，按市場經濟規律，借鑒國際經驗，實行間接的、價值化的和引導性的調控，突出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調控作用，取消財政資金直接介入競爭性領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監管、自律、規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監管和運行體系，提高金融防范風險的能力。

宏觀調控的含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宏觀調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礎政策效應政策邊界

和20年來的市場化改革進程相伴隨，中國的宏觀調控也先后經歷了總需求大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總需求小于總供給背景下的擴大需求型兩個階段。假如說1997年以前，面對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的情形還能通過強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壓制總需求來實現宏觀經濟總量均衡的話，那么，1997年以后，面對在市場機制功能不斷擴大基礎上形成的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宏觀總量非均衡情形，盡管政府實施了更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系列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但三年來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和預期結果仍相距甚遠。對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實證分析和政策的規范探究業已引發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學術界大多數有關宏觀調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觀調控政策能完全解決經濟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繹的邏輯推論而陷入了宏觀調控熟悉的誤區。本文基于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制度布置的觀點，依據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在對市場經濟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礎和邊界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的基礎上，試圖構建一個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理論框架。

一、作為一種制度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內生和外生的績效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摒棄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設從而將經濟運行分析由“無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轉向“新制度”的框架下進行時，市場被描繪成一種為降低交易成本而選擇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將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產和交換理論并更深入地分析現實世界的制度新問題中，新制度經濟學家同樣給出了各種非市場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這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的客觀存在使對市場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為把有限理性的約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時保護交易免于機會主義風險的影響，經濟主體必然會尋求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創新無非是特定條件下人們選擇的結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無疑是經濟增長(績效)的必要條件。正是通過對產權、交易成本、路徑依靠等新問題的強調，使新制度經濟學得以將經濟增長新問題納入制度變遷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釋。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圍相當寬泛，這里，筆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規和非正規的制度新問題，而只是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和某些術語(這些術語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內涵)，在闡述宏觀調控政策也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礎上，就它相對市場基礎而言是內生還是外生的角度來解釋中國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新問題。

市場經濟中，對資源配置起基礎的是市場機制，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理論已由標準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給定。盡管市場實現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條件過于苛刻而被認為在現

實市場中不可能具備，但市場經濟的發展史表明，對市場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出于完善市場配置功能的需要，現代市場經濟國家在市場基礎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場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針對市場失靈而由政府進行的微觀規制(管制)；(2)針對市場經濟總量非均衡而由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的宏觀調控。作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觀調控是政府在宏觀經濟領域的經濟職能，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國家干預經濟的特定方式，它的內在必然性實際上可由市場經濟運行的本質是均衡約束下的非均衡過程推論出來(吳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機理已在標準的凱恩斯主義模型中得到了經典的揭示，并被戰后西方國家長期的實踐所驗證。

眾所周知，宏觀總量是由微觀個量組成，宏觀經濟不可能離開微觀基礎而存在，宏觀調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現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我們可以簡單地從宏觀調控是否具有堅實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出發，將宏觀調控區分為內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兩類。市場經濟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意指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和市場制度邏輯一致的傳導條件和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市場化主體。相對而言，假如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經濟政策是在沒有或不完善的市場基礎和傳導條件下進行的，那么宏觀調控顯然就是一種外生于市場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生布置的效應顯著，而外生布置的效應則會受到極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們可以給出一個分析中國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為何不理想的理論框架。

中國1993—1996年的主導政策被普遍認為是經濟轉型時期的一次比較接近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宏觀調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來總需求嚴重大于總供給的宏觀非均衡經濟實現了“軟著陸”。但宏觀經濟只經歷了短暫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沖擊和內部制約的條件下，陷入了持續至今且嚴重的另一種類型的宏觀總量非均衡即總需求小于總供給的狀態。面對嚴重的宏觀經濟形勢，出于“速度經濟”的要求及基于宏觀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中國首先選擇的是以貨幣政策為主的宏觀調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經濟增長率持續下降的勢頭。然而，到1998年7月為止，盡管包括下調利率、取消貸款限額、調整法定預備金率、恢復中心銀行債券回購業務等市場經濟通用的主要貨幣政策工具幾乎悉數釋出，經濟減速和物價下跌的勢頭卻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鑒于直觀的宏觀經濟現實，當時人們普遍的共識是貨幣政策失效。有關失效的原因，大多數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進行的，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投資陷阱”論、“流動性陷阱”論、“消費陷阱”論等。應該說，這些觀點基本上是在給定貨幣政策的制度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前提下，主要從貨幣政策本身的功能機理方面實證分析了制約貨幣政策效應發揮的各種因素，這些政策層面的分析無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針對性的?？墒?，假如給定的前提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備，那么，這種僅在政策層面的分析就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實上，中國仍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進程中，市場制度基礎的建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還不完善。中國以增量促存量的漸進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觀基礎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國有企業——基本上是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要求建立起來的，它們具有產權明晰的特征，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其行為由市場機制調節，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國有企業——雖然歷經不斷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現代企業制度轉變，但其積重已久的深層新問題并非短期內能得到徹底解決，無論在產權結構還是在治理結構中，國有企業都存在著明顯的政企難分的特征，因而其行為具有對市場和政府的雙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場經濟意義上的微觀主體。目前國內經濟學界對這種二元格局的另一種

流行劃分法是所謂的體制內的國有企業和體制外的非國有企業。其實，這是相對計劃經濟體制而言的，假如相對市場經濟體制而言，則體制內的就應該主要是非國有企業，而體制外的是傳統的國有企業。

有效的貨幣政策除了要有能對政策信號作出理性反應的微觀基礎外，還必須有政策賴于傳導的條件。在市場經濟中，利率是解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最重要變量，它通過多種途徑傳導并影響到實體經濟。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開放經濟條件下利率變化經由總需求和匯率波動效應傳導的過程；robin(1969)通過對q值(資本資產的市值對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義并將它作為把中心銀行和金融市場連接到實體經濟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資產結構調整效應的傳導過程；Modidjani(1977)從居民消費需求角度分析了財富變動效應的傳導過程。所有這些傳導過程都是以利率市場化為前提、并以相對完善的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為基礎的。嚴格地說，中國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確定。利率機制傳導的市場化前提不存在，所謂的“流動性陷阱”、“投資陷阱”、“消費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確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場供求，被認為是一種準市場化的利率，那么，在資本市場受到嚴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場被制度的性質強制分割的情況下，金融市場制度基礎的局限也極大地制約著利率機制的有效傳導。謝平和廖強(2000)明確地指出了利率傳導機制的資產結構調整效應和財富變動效應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國的非貨幣金融資產和貨幣金融資產、金融資產和實際資產之間的聯系不緊密、反饋不靈敏，金融體系和實際經濟體系各行為主體和運行環節之間遠未銜接成一個聯動體。張曉晶(2000)則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結論的基礎上論證了開放條件下由固定匯率和資本有限流動引致的套利行為以及外匯占款必然制約中國試圖通過降息刺激經濟政策效果。結合對微觀基礎的更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非市場化的利率使中國的貨幣政策在總體上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經濟的政府布置，實體經濟難以對其作出靈敏反應；第二，假定這種利率等同于市場化利率，那么，貨幣政策雖然相對于市場經濟體制內的微觀基礎是一種內生布置，但金融市場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體制內的主體無法對利率作出反應，而體制外的主體使貨幣政策相應地又變為外生布置，加上體制外的改革滯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觀主體基于金融風險的考慮必然又會限制體制外主體的反應(這就是所謂的“惜貸”)。

金融市場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實際上更主要是通過信用機制來進行的。理論上，貨幣政策的信用傳導機制主要有銀行借貸和資產負債表兩種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從銀行貸款供給方面揭示了前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從貨幣政策態勢對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方面闡明了后一種渠道的功能機理。信用機制能否有效地發揮傳導功能，其關鍵的新問題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對稱環境下存在于借貸行為過程中的逆向選擇或道德風險等新問題，從而使信用具有可獲得性。就中國的現實而言，體制內外不同的微觀主體的信用可獲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非國有企業)因金融市場的制度歧視被隔絕在以銀行為主的金融體系之外，貨幣政策相對于它們是一種外生的布置，效應當然無從談起。市場體制外的微觀主體(國有企業)的反應則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是，對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良好的主體，它們并非惟一地依靠銀行借貸渠道融資，這就意味著信用傳導機制所必需的銀行貸款和債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難以成立，即使這類主體不受市場的制度歧視，而且金融機構也愿意和它們發生借貸行為，但貨幣政策對它們的效力相當微弱；另一方面，對

于那些效益和資信狀況均不良的主體，由于它們存在嚴重的道德風險和過大的監督成本，金融機構出于自身穩健經營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發生借貸行為，所以形成銀行普遍的“惜貸”或“慎貸”現象，貨幣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也不明顯(只是較大地減輕了它們的利息負擔)。由此可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不顯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貨幣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觀基礎和制度條件新問題。

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果同樣可以在制度內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說明。1998年中期，當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和“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使得貨幣政策一籌莫展，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致使通過出口擴大外需受阻的情況下，為了解決總體物價水平持續下跌、經濟增長率遞減、失業(下崗)面不斷擴大等宏觀經濟新問題，政府秉持通過宏觀調控擴大內需以啟動經濟的思路，確立了以財政政策為主并和貨幣政策相互配合的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向。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積極財政政策主要是通過移動IS曲線的方式實現擴大總需求的目的，實際上是凱恩斯主義政策主張在中國的一種實踐。對積極財政政策選擇實施的時機和它的重要意義(穩定人們的預期)幾乎沒有人表示懷疑。盡管以增發國債為主要內容的積極財政政策被認為在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進而拉動經濟增長方面發揮了重大功能(權威部門統計測算的結果是增發國債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別達1．5％和2．1％)，但作為市場經濟意義上的一種宏觀調控政策，財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僅僅體現在擴大支出的直接效應方面，而是在于通過政府支出的擴大去拉動民間投資的間接效應方面，否則，財政政策就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投資沒有兩樣。就后一方面而言實際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擔心積極財政政策長期繼續下去有可能導致計劃體制復歸和債務危機。

有關積極財政政策為何難以有效地拉動民間投資需求增長的原因，學術界已展開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大多數的分析都將新問題的癥結歸咎于基礎設施的產業鏈太短以及整個產業結構不合理方面，強調正是基礎設施的產業關聯性差，當把財政資金集中投向本來就已存在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基礎原材料部門，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攬而不是貼息、參股和項目融資等方式投入的情況下，民間投資自然不可能參和進來，最終的結果是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不大，經濟啟而不動。無疑，中國積極財政政策效應在現象層面表現出來的因果關系確實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卻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擴張和體制收縮的矛盾。假如從財政政策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觀點出發。我們可以就它和微觀基礎的關系對政策效應作出進一步的解釋。這就是，由于財政政策和政府關系緊密的行為主體(非凡是國有主體部門)具有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這種較強的內在一致邏輯恰恰又是人們所擔心的計劃體制復歸的重要表現)，積極的財政政策對這類主體的投資yy效果相對明顯；由于財政政策相對市場體制內的微觀主體是一種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積極財政政策的各種乘數效應受到體制的摩擦，因而對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需求的拉動效應不明顯，亦即IS曲線移而不動。

上述給出的僅僅是制度基礎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觀調控分析的全部內容。假如到此為止，則很輕易使人誤解為：只要宏觀調控政策是內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實現經濟持續穩定的增長。其實，即使是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著它能夠解決所有的新問題(凱恩斯主義政策70年代在“滯脹”面前的失靈就是明證)。因為，假如宏觀調控功能的僅僅是宏觀經濟總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決結構新問題；假如宏觀調控政策的本義只是一項短期的穩定政策，又豈能冀望它來實現長期的經濟增長?這實際上也就涉及宏觀調控政策是否存在一個有效的邊界新問題，內生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也只有在有效的邊界范圍內

才能得以釋放出來。

二、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短期還是長期?

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長期和短期之爭，實質上也就是有關政府經濟職能邊界的理念之爭。在西方，現代宏觀經濟學各流派之間對此也展開過激烈的論爭，從凱恩斯主義到貨幣主義再到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其政策理論的核心實際上也可歸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期限邊界新問題。比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論主張，應該會有助于我們對這一新問題的理解。

(一)短期邊界論：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及新凱恩斯主義的政策主張

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背景下，凱恩斯從不變的價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總產出水平及相應的就業水平的現實出發，以現實存在的貨幣工資剛性、價格剛性、流動性陷阱和利率在長期缺乏彈性等作為分析前提，把經濟分析的重點放在宏觀總體的真實變量上，指出宏觀經濟總量的非均衡主要是總需求波動(有效需求不足)的結果，市場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復充分就業均衡。根據總需求決定原理，凱恩斯進一步推論出，只有通過政府制定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引導消費傾向和統攬投資yy，并使兩者互相配合適應，才能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新問題，從而使經濟在充分就業的水平上保持穩定。

在凱恩斯看來，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機抉擇的短期政策，因為“在長期我們都死了”。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短期邊界論，我們可用標準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加以說明。在圖1中，假設總需求曲線AD0和總供給曲線AS相交的A點表示經濟最初處于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Yn)，當經濟受到現實總需求的沖擊，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現實中存在著貨幣工資剛性和價格剛性，必然導致廠商削減產量和就業量(從Yn減到Y1)，這時，經濟將在小于充分就業水平的B點實現均衡，而不可能任由價格的自由下降調整到C點的充分就業均衡水平。正是投資者不確定預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點以下演變為一條具有正斜率的總供給曲線，它意味著完全依靠市場力量很難迅速有效地將Y1恢復到Yn。因此，要使經濟在較短的時間內從B點回復到A點，最有效的辦法是通過政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使AD1，移動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問題解決后，AS曲線恢復到古典的垂直狀態，市場價格機制繼續發揮功能，此時假如繼續實施積極的政策會加劇價格水平的上漲(通貨膨脹)。從凱恩斯主義的AS一AD模型中不難看出，總需求管理政策的邊界只限于AS曲線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狀態。

在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當凱恩斯主義需求管理政策在“滯脹”面前日益失靈的情況下，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自然率假說來解釋“滯脹”現象，并對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發難。貨幣主義者認為，長期菲力普斯曲線是一條起自自然失業率的垂直線，不存在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之間的交替關系。雖然短期內通過政府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影響產量和就業量，但就長期而言，財政政策的“擠出效應”使得財政擴張的量不過是對私人部門支出的量的替代，稅收的變化也因不能影響持久收入而僅有非常微弱的乘數效應。貨幣政策也同樣只會在短期內當人們按錯誤的價格預期決策時對產量和就業量產生影響，而在長期一旦錯誤的價格預期得到糾正，即“貨幣幻覺”消失之后，實際工資、產量和就業量都將復歸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過政府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試圖保持較高的和穩定的產量和就業量水平的努力，最終只會導致通貨膨脹的加速上升和經濟的更不穩定。和重視財政政策功能的凱恩斯主義者不同，貨幣主義

者從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出發，堅持經濟在遭遇需求沖擊后仍會相當迅速地恢復到自然率的產量和就業水平四周，強調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會使事情變得更好，因為政策制定者為了某種政治利益而操縱經濟導致的政府失靈可能比市場失靈更糟。因此，為了穩定經濟，應該用旨在穩定價格預期的貨幣規則取代相機抉擇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凱恩斯主義從最大化行為和理性預期的基礎上去探尋有關工資和價格粘性的原因，進而建立了包含確定價格和接受需求的廠商、新古典生產函數、市場不完全性、信息不對稱等方面具有堅實微觀基礎的宏觀經濟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導出的政策含義強調，由于經濟自動均衡將以長期的蕭條為代價，因此，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經濟在短期內穩定在產量和就業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凱恩斯主義有關短期政策的觀點分別以工資粘性模型(圖2)和價格粘性模型(圖3)來說明。在圖2中，LAS是一條和古典一致的垂直總供給曲線，SAS則是由一定的預期價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給出的短期總供給曲線。假定經濟初始在產量和就業自然率水平(Yn)的A點上運行，當發生意外的總需求沖擊后(總需求曲線從AD0移到AD1)，即使價格可自由伸縮，但由于工資已由談判合同固定，經濟必然從A點移動向小于充分就業均衡(Y1)的B點。正是因為工資合同需要交錯調整不可能使勞動市場在C點出清，新凱恩斯主義者強調政府對意外沖擊的反應遠比私人部門協商調整工資迅速。因此，在短期內，通過政府的總需求管理政策能夠將經濟穩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圖3表明的是，總需求的沖擊之所以使經濟從A點移向B點，主要是因為存在價格粘性(比如菜單成本)。假如商品市場不可能在C點迅速出清，那么總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應該有所作為。

(二)零邊界論：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建立在理性預期、自然率假設和市場連續出清基礎上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包括以盧卡斯為代表的貨幣經濟周期學派和以巴羅、基德蘭德、普雷斯科特等為代表的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前者從需求沖擊、信息不完全及閑暇(勞動)的跨期替代效應方面建立起解釋經濟周期波動的原因和傳導機制的貨幣經濟周期模型，認為在短期內，雖然不完全信息下發生的意料之外的貨幣沖擊會導致經濟總量的波動，但在長期中，由于人們能夠根據不斷獲得的信息去修復錯誤的預期，經濟將自行恢復到自然率的增長路徑。基于預期到的貨幣沖擊對經濟沒有實際的影響，因而旨在穩定經濟的貨幣政策在任何時候都無效。這種貨幣政策零邊界的推論可由圖4說明。

在圖4中，垂直的LAS曲線表明具有理性預期的經濟主體行為完全由市場價格機制調節，每一條傾斜的SAS曲線則由相應的預期價格水平給出。假設現期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總需求增加(貨幣沖擊使AD0移到AD1)，則貨幣工資和價格水平必然會因商品和勞動市場存在超額需求而上升。此時，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廠商(工人)誤將一般物價水平(貨幣工資)的上升當做相對價格(實際工資)的上升并相應地增加產品(勞動)供給，那么經濟將暫時“意外”地沿SAS0曲線從A點移動至B點。然而，一旦經濟主體理性地熟悉到實際工資和相對價格并未發生變化并完全調整預期，則SAS0會迅速移到SAS1，產量和就業復歸到自然率水平(C點)。因此，除非貨幣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則，無論長期還是短期的貨幣政策都歸無效，而意料之外(欺騙公眾)的貨幣政策本身只能進一步加劇經濟波動。假如用“適應性預期”替代“理性預期”概念，則圖4也是一個貨幣主義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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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堅持貨幣中性論，認為貨幣對實際經濟變量沒有影響，因為是產出水平決定貨幣變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貨幣政策的功能為零。他們主要從生產函數和總供給的關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強調實際因素(尤其是技術)沖擊是經濟周期波動的根源。在他們看來，當一個部門出現技術進步后，它必然會通過部門性的波動源傳導到經濟的其他部門，技術沖擊的隨機性使產出的長期增長路徑出現隨機性的跳躍，產量和就業的波動實際上并不是對自然率水平的偏離，而是對生產可能性變化的最優反應，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產的沒有意義的。有關實際經濟周期模型的政策含義，巴羅通過復活李嘉圖等價命題，認為公債是中性的，經濟主體的預期理性會抵消政府無論是以公債還是稅收等方式籌資的效應，因而試圖刺激經濟擴張的積極財政政策無效?；绿m德和普雷斯科特則通過比較有無約定條件下的均衡解，從政策的時間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譽方面論證了凱恩斯主義的相機抉擇政策是無效的。

由上可見，凱恩斯主義為政府提供了市場經濟中反蕭條的最初的政策理論，并將其邊界嚴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應也被戰后西方國家20多年的實踐所證實。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將宏觀經濟政策的期限邊界定格為零，雖然這種政策主張遠離現實，但作為政策理論卻為反思傳統的宏觀調控政策效應提供了一種路徑?，F代宏觀經濟學中，幾乎沒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觀調控政策當做長期的政策。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和目標邊界：總量穩定還是結構增長?

作為一種制度布置，宏觀調控政策必然會存在一定的功能對象和目標。有關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對象究竟是總量還是包括結構?它的目標究竟是穩定還是增長?對此的不同熟悉顯然直接影響到對宏觀調控政策有效性的評價，而在更寬泛的意義上則影響到能否正確地熟悉市場經濟中市場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是宏觀經濟總量

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經濟職能從總體的內容層次上可以區分為一般的市場條件的創立和維護、微觀經濟規制、宏觀經濟調控三大類。和基于市場失靈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預經濟的微觀規制布置不同，宏觀調控是市場經濟內在機制充分發揮功能并導致經濟總量嚴重非均衡基礎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動態經濟中經濟出現周期的波動是不可避免的，雖然市場機制假如假以時日能夠自動調節經濟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經濟達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蕭條意味著必須付出總體社會福利損失的嚴重代價，因此，現代市場經濟一般內在地要求通過政府運用一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去調控經濟總量，以減少市場機制調節時滯產生的高昂成本。從宏觀調控的內涵來看，它功能的對象顯然是總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結果又必然會間接地影響到具體微觀主體的行為。而正是這種直接對象和間接結果的傳導表明了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這也是為什么說有效的宏觀調控必須有堅實微觀基礎和傳導條件的原因。有必要說明的是，假如依據功能結果來界定政策邊界，那么也許可以把結構列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不過，隨之而來的新問題可能就會陷入體制認知的誤區(這點將在后面說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邊界嚴格界定為總量的觀點也明確地反映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

(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前已述及，宏觀調控政策功能的結果不僅會而且應該影響到微觀主體的行為決策和產業結構的相應調整。但宏觀調控政策的對象卻并不針對具體的行業和部門，否則宏觀調控就等同于微觀規制。理論和實踐的發展表明，對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的

普遍認同，推動了市場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發展。在市場經濟中，通過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對供求關系進行調節，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使資源在各產業和部門間得到有效配置，產業結構的形成和優化正是市場在產業間配置資源的必然結果。歷史地看，產業結構的形成和調整也曾在不同的體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來布置(通過產業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計劃經濟體制及所謂的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體制(如日本和韓國等)。不過由政府取代市場、通過產業政策干預市場機制在產業間的資源配置而形成的產業結構從長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韓國經濟(金融)危機不斷，中國重復建設新問題嚴重，政府布置的產業政策不能不說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產業政策在實質上是政府依據自己確定的經濟變化趨向和目標設想來干預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產業政策在資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計劃經濟是相同的，計劃經濟所固有的缺陷必然會重現于產業政策的制定上(湯在新、吳超林，2001)。政府對具體產業的干預應以市場失靈為依據確定。假如將產業政策當做一種宏觀調控政策，顯然它相對市場基礎是一種外生的布置，其績效將存在體制的制約。不僅如此，假如將產業結構作為宏觀調控的對象，也和產業結構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存在邏輯上的矛盾。應該承認，中國當前的經濟新問題主要是結構新問題，但結構新問題不是宏觀調控直接的對象，結構新問題的解決有賴于市場基礎的發展和完善，這也是理解為什么要大力發展市場經濟的關鍵之所在。

(三)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是為市場對資源的基礎性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

對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減少經濟周期波動、促進經濟總量均衡從而為市場機制有效進行資源配置創設穩定的外部條件的目標業已獲得廣泛的認同，并為當今世界各國政府所采納(除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外)，不過，有關經濟增長是否應該作為宏觀調控政策的目標則在理論上和實踐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嚴格地說，經濟增長屬于總供給的范疇，它取決于生產要素的投入和組合，在市場經濟發達國家，一般堅信構成總量內容的總供給方面是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即使出現總供給沖擊的經濟周期波動，認為也應該由市場機制來調節。在現代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宏觀調控政策歸屬于總需求的范疇，政策的目標被界定在因總需求沖擊引起經濟周期波動后的穩定方面，而且強調的是短期。假如說凱恩斯主義所強調的積極財政政策的乘數效應中包含了一定的經濟增長目標，那么這種增長主要也是隨積極財政政策穩定投資者預期而來的私人部門的增長，公共財政支出的增長本身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然屬于穩定的手段，目標是為民間投資的啟動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在主要發達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中，貨幣政策事實上也一直是以穩定通貨而不是經濟增長為目標。

最近10年來，隨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發展，非凡是內生經濟增長理論的發展，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家對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能夠產生合意的長期經濟增長表示懷疑，認為過分關注短期穩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視了長期經濟增長的新問題。他們指出短期的產量波動雖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長期經濟增長的福利含義遠遠超出任何短期波動的影響(Romer，1996)，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的重點應該從總需求轉向總供給方面(因為總量非均衡都是微觀扭曲的結果)。這種從對短期穩定的關注轉向長期經濟增長路徑探索的理論發展方向所給出的政策含義是，政府既能夠積極地也能夠消極地影響長期經濟增長，而積極政策的功能主要體現在為經濟的最優增長路徑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尤其是像中國這樣處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由于市場基礎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觀調控政策一直附存著經濟增長的目標。在中國擴大內需的宏觀調控實踐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確地將貨幣政策作為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目標的手段，當熟悉到依靠貨幣政策難以實現預期目標的情況下，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啟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保證經濟增長。應該承認，一系列積極的宏觀調控政策對于阻止經濟增長率的嚴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現實結果和預期目標的巨大差距表明，將宏觀調控政策目標嚴格界定為短期穩定更為確切。實際上，多重目標之間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宏觀調控政策效應的釋放，積極財政政策的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在中國經濟的存量部分還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經濟的增量部分則明顯難容。目前，國內已有不少學者開始在關注短期穩定的基礎上探索中國長期經濟增長的路徑新問題，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探究中心宏觀組(1999)就曾明確提出：“宏觀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始終堅持以市場化為取向，通過制度創新、加快結構調整來求得長遠的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擴大內需假如不是作為一項短期政策而是作為一項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給管理的政策結合起來”。非凡是從2000年5月中國經濟出現重大轉機后，有關長期經濟增長要依靠市場基礎和制度條件的完善已逐步成為共識。

四、簡短的結語

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一向重視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這無疑是中國客觀現實的要求。和此同時，我們又必須對政府制度布置在經濟的不同領域和層次內容上的差異有一個清楚的熟悉。事實上，就宏觀調控政策作為一種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國家的理論和實踐中具有比較清楚的界定，而國內對其內涵和目標等新問題上的熟悉則是相當含混或者說是相互矛盾的?；谝陨系姆治?，我們對宏觀調控新問題的基本熟悉是：

——市場經濟有效配置資源是以產權明晰的市場主體行為和形成理性預期從而能對市場價格信號作出靈敏反應為基礎的。針對經濟總量非均衡的宏觀調控假如沒有堅實的微觀基礎，那么，作為一種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應釋放必然受到極大的制約。宏觀調控政策的傳導還需要相應有效的市場傳導條件或機制。在中國，由于市場結構并不完全，非凡是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仍屬管制市場，缺乏有效的市場傳導機制使宏觀調控成為一種外生于市場條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觀調控政策能否發揮功能已不僅僅是政策本身的新問題。

宏觀調控的含義范文第4篇

《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思想政治課課程標準》指出：中學思想政治課教學要求“通過啟發學生勇于提問和指導學生開展研究、討論、辯論等方式，給予學生充分表達自己學習見解的機會，調動學習積極性”新課程還要求轉變學習方式——改變以教師為中心，強調以學生為中心，幫助學生學會學習，強調自主探究，合作探究；教材變“教”本為“學”本，注重學習的過程和方法，強調學生的體驗、感悟和內化而案例教學法正符合這個要求，所以我在教學實踐中就積極的嘗試了這種教學方法。

下面以高中政治必修一的第九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加強宏觀調控”和必修二第三課的“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為例談談案例教學法在教學中的嘗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課標要求是：用典型事例說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具體教學要點有：理解市場調節的弊端；理解我國宏觀調控的含義、主要目標和手段；運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

在教學“加強宏觀調控”內容時，正趕上我國繼“豆你玩、蒜你兇”等食物漲價風潮之后，蔬菜等食品新一輪漲價風潮，學生親身感受到通貨膨脹帶來的影響。在這大背景下，學生自然會關心市場發展趨勢，以此為情景我選用了黨和政府采用的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作案例，學生通過合作探究完成教學任務。

第一步：適時呈現案例，激發學生探究欲望，我以目前物價上漲的時事為背景與學生開始對話，用多媒體展現國家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內容，順勢引導學生探討：（1）物價瘋漲的原因是什么?為什么一些商家要炒作物價?（2）黨和政府為什么要出臺系列調控政策?說明了什么?學生對此案例非常感興趣，探究的積極性也很高，通過學生合作探究發現了“市場經濟的弊端”：市場經濟在對資源的調節具有“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等缺陷。當我們把真實的典型問題展現在學生面前，讓他們設身處地地去思考、分析、討論，對于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和概念的理解，培養創造能力及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極有益處。

第二步：引導學生主動學習，培養學生的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對案例和現實的綜合分析，進一步引導學生探究：怎樣才能克服“市場經濟的缺陷?”學生通過對國家調控政策和調控效果結合起來分析得出結論：“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學生順理成章的理解了國家宏觀調控的必要性，也解決了提出的現實問題。學生在對這一系列宏觀調控政策的分析中還主動學習了“國家宏觀調控的目標及調控手段”。案例教學法通過對案例的分析，將書本的理論與現實生活結合起來，并利用理論分析說明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獲得的收獲會很大，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會相對深刻。

第三步：擴展思維，深化學生情感教學這部分內容時，為了達到情感、態度、價值觀的教學目標，我與學生一起密切關注國家的宏觀調控手段，引導學生預測，國家還會采取哪些措施來調節經濟。通過這樣的案例教學引導學生主動去關心時事，探究知識，并運用知識解決問題，不但讓學生親身體驗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更堅定了學生對社會主義祖國的信心從而完成從知識、能力到情感價值觀的三維目標教學任務。案例教學法要求學生直接參與對案例的分析、討論和評價，這就為鍛煉提高他們的語言表達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創造能力創造了條件。

在教學實踐中和還體會到案例教學的又一作用，就是有利于學生把情感價值觀內化并運用到生活實踐中去。如在教學必修二第四課第二目“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時選用了同學們熟悉的重慶市“文強”濫用權力案例。

“權力的行使需要監督”的情感、態度、價值觀的要求是：了解權力的兩面性，形成正確的價值觀；了解加強和改進政府工作的信息，體會我國政府推進依法治國、進行科學民主決策和接受人民監督的意義；明確我國政府監督體系的作用，相信我們的政府是法治政府。

宏觀調控的含義范文第5篇

【關鍵詞】通脹預期 保增長 宏觀調控

管理好通脹預期的含義

2009年10月下旬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近期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增長,調結構與管理好通脹預期,這是2009年中央第一次提出“管理好通脹預期”,引發了社會的注意和討論。12月初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將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與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納入2010年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中央提出管好通脹預期,不是說預期要來的通脹一定會嚴重。而是知會公眾正確對待預期通脹的來臨,部署管理層做好防控通脹的預案。

按照我國經驗,通脹通常發生在實際經濟增長率超過潛在增長率的時候。我國目前的潛在增長率在8%～9%左右。2009年第一至第三季度實際增長率7.7%,尚在潛在增長率以內,第三季度經濟增長率為8.9%,也沒有超出潛在增長率的上限。因此不能說已經發生通貨膨脹。但隨著此次經濟周期在2009年第一季度觸底,第二季度開始回升,物價指數(CPI)環比上升,同比11月份觸底轉正,CPI上升趨勢十分明顯,所以有通脹預期也是很自然的。

預期要來的通脹,在2010年看來并不強烈。目前物價形勢,有推動物價繼續上升的因素,也有抑制上升的因素?？偟目赐苿右蛩剌^強,故物價在漲;但抑制因素也不能忽視,故上升較緩。前景如何,還要觀察。一般預測2010年下半年CPI可能達到3%～4%的輕度通脹,還有調控余地,所以不必驚慌,不可為預期通脹誤導,做出非理性反應。但也不能忽視導致通脹走向明顯化的不確定因素,預為之計,防患于未然。

推動物價繼續上漲有以下幾方面因素:經濟較快復蘇帶動的需求和物價上升;美元持續貶值,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揚可能帶來輸入型通脹的壓力;貨幣信貸供應超速增長的滯后影響(半年期),且貨幣信貸有持續擴張的預期,即使央行有控制信貸投放的意愿,但許多投資項目需要后續資金,貨幣信貸2010年可能繼續擴張,推動房市股市及物市波動;金融經濟形勢誘發外資“熱錢”流入,會進一步增加流動性,推動市場行情上揚;過去偏低的勞動工資和能源資源公共產品價格的調整將帶來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自然災害和國際市場導致食品供應存在不確定性,而食品對CPI指數的影響不可小視。

還要指出,為了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需要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這種擴張性宏觀政策的推遲退出,客觀上也是繼續推動物價上升的因素。

另一方面,存在著抑制物價水平快速上升的因素。

從國際上看,發達國家即使結束經濟衰退,也不可能回到2008年以前依靠過度消費支持繁榮的狀況,而是會降低消費率,提高儲蓄率。這樣外需回升將很緩慢,外貿恢復期漫長,會抑制物價上漲幅度。

國內產能過剩的形勢還在發展。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的格局短時間難望改變,將加劇產能過剩。另一方面,收入分配改革啟動障礙重重,難度很大,居民最終消費增長乏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不易改變。2009年農業收成較好,2010年食品供應總價上會基本保持穩定。

最重要的是政策變動因素。據《中國經濟時報》2009年10月26日報道,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模擬預測,如果國內擴張性政策力度不收縮,2009年全年GDP增速達8.2%,2010年達9.1%。2010年物價漲幅可控在3%以下,不會出現通脹,但四季度物價漲幅會在3%～5%,屬輕度通脹。也就是說,如果現在實施的寬松的宏觀政策力度不變,2010年現實增長率仍在潛在增長率高限范圍左右,到第四季度才可能發生輕度通脹。如果宏觀調控的力度收縮,由寬松逐步收縮轉型,那么情況就不一樣了。所以只要政策掌握靈活擴張的宏觀政策,收縮適時恰當,就不必對通脹過分擔心。通脹預期只是一種可能性的推測。隨著國內外經濟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政策的調整變化,都可能使通脹預期有所改變。當然,如果不預察政策效應的滯后,而不適時恰當地調整政策的力度和方向,通脹預期就有可能變為明顯的通脹現實。

管理好通脹預期的政策建議

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我國2010年的宏觀調控政策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第一,世界金融危機使許多國家采取過度寬松的宏觀政策,我國也不例外,如4萬億投資的積極財政,9萬億～10萬億的信貸投放等,已經帶來經濟止跌回升的效果,并且收效在各國之前。隨著形勢轉緩,過度寬松政策的退出遲早要提上議事日程,各國已開始考慮。我國率先復蘇,恐怕也要在這方面先走一步,將宏觀調控由過度寬松轉向適度寬松再轉向中性穩健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