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業融合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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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融合的意義范文第1篇
創意產業目前在國外是發展勢頭最為強勁的產業，近些年來，在我國經濟發達地區也逐漸興起，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地都將創意產業作為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給予高度重視。旅游業作為以滿足人們愉悅需求為根本目的的時尚產業，無論是產品開發，還是宣傳促銷，都與創意產業密切相關。將文化創意植入到旅游業中，用文化創意帶動旅游業的發展，將成為今后一段時間旅游業發展的趨勢。
一、產業發展背景
1.創意產業蓬勃興起，成為推動行業發展的新引擎。在全球經濟進入以知識為核心競爭力的時代背景下，文化創意和科技創新正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雙引擎，“創意”更被認為是決定經濟效益的關鍵因素。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保羅·羅默就曾經認為“真正推動20世紀90年代巨大繁榮的不是充沛的資金投入或高科技創業潮，而是各種噴薄而出的人類的創意”。“新創意會衍生出無窮的新產品、新市場和財富創造的新機會，所以新創意才是推動一國經濟成長的原動力”。理查德·弗羅里達認為：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創意也是一種資本形式——可稱之為“創意資本”。人們的新理念、新技術、新商業模型、新文化形式和新產業，這些就是“創意資本”。經濟要發展、繁榮，那么各種類型的組織(個人、公司、城市、州乃至國家)都必須培育、推動、激發和投資于創意。創意思維對于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創意在城市發展、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推動作用，創意產業在世界范圍內蓬勃興起。
創意產業的出現可謂是知識、文化在經濟發展中地位日益增強的結果。創意產業內涵的關鍵是強調創意和創新，從廣義上講，凡是由創意推動的產業均屬于創意產業。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滲透力，可以與多種產業相融合，提高他們的觀念價值。而且其產業資源、產業要素、產業運營可以圍繞不斷變化的需求進行動態組合，從而促進產業的不斷創新。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創意產業是一種發展模式的創新，是對傳統的產業發展邏輯的顛覆。在技術進步、產業融合、消費轉型的新時代背景下，它對于包括旅游業在內的其他很多產業的發展都具有指導意義，為世界各國在知識經濟全球競爭中帶來新的發展思路和途徑，創意產業與其他行業的融合發展也被我國許多部門和地區提到了極重要的戰略地位。
2.旅游產業發展步入瓶頸，亟待升級轉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進入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旅游業所處的環境和面臨的形勢發生了深刻而重大的變化。我國旅游業已經進入了重大戰略調整期，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成為戰略調整的重中之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旅游產業的轉型發展和升級換代，是我國旅游業發展面臨的一個關鍵任務。旅游產業的轉型升級，就是要轉變旅游產業的發展方式、發展模式、發展形態，實現我國旅游產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方向轉變，由注重規模擴張向擴大規模和提升效益并重轉變，由注重經濟功能向發揮綜合功能轉變。因此，旅游業態創新會是實現我國旅游產業轉型升級的必由之路。
所謂旅游業態創新即通過圍繞著旅游產品的生產、經營和流通等各環節上的具體方法和過程的創新。旅游業態創新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業態融合是旅游業態創新的最主要形式和發展趨勢，如會展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會展旅游業、工農業與旅游業的融合而成的工農觀光業、文化休閑業和旅游業融合而成的文化休閑旅游業等等。隨著創意產業的日益興起，創意產業的思維方式和發展模式對重塑旅游業的產業體系將會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創意產業所具有的創新性、滲透性、高增值力、強輻射力和高科技含量的特征，將為旅游業注入持續發展的生機和動力。可以預見，旅游產業與創意產業的融合發展將是新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必將對優化旅游產業結構、提升旅游產業能級、促進旅游產業轉型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創意產業對深化旅游發展凸顯的作用
1.拓寬旅游資源范圍。在國家標準《旅游資源分類、調查與評價》中，確定了我國旅游資源有8個主類和37個亞類，155個基本類型，看似涵蓋了自然和人文要素的各個方面。然而，旅游資源的范圍并不是固定不變的，旅游資源的功能性內涵決定了旅游資源是在動態地發展變化的，其范圍和深度是隨著人們的消費需求、認識水平、開發水平的發展而不斷變化。而在這一范圍的拓展中，創意產業發揮了重要作用。創意產業以其獨特的趣味性、知識性、時尚性、創新性不斷地將新鮮的元素注入到旅游產業發展中，并能夠將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各類有形資源、無形資源和各類動態與靜態的活動，賦予其旅游資源的功能，從而將原本不被視作旅游資源的轉化為時尚的旅游吸引物。網絡游戲、動漫樂園、loft、soho、博物館、音樂節、影視基地等等都是伴隨著創意產業的發展而出現的新的旅游吸引物，甚至很多的創意產業園區本身就成為了一個旅游景點，如北京“798”藝術區、上海“8號橋”現今已經成為城市的旅游新地標，吸引著全世界游客的目光。
2.延伸旅游產業鏈條。旅游產業鏈是以旅游業中的優勢企業為鏈核，以產品、技術、資本等為紐帶，在旅行社、飯店、餐飲、旅游景區、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業之間形成的鏈條關系。旅游產業鏈是一條價值鏈，即旅游產品價值隨著產業鏈的延伸會逐漸增加，因此，延伸旅游產業鏈成為近年來許多地方旅游業發展的目標。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可從兩方面拓展旅游產業鏈。一方面表現在橫向上，創意產業融入到旅游行業各產業部門之中，可作為旅游產業成長的“投入要素”和“增值資本”，為各類旅游產業增加附加值，突破旅游產業鏈條原有的“旅游六要素”的小循環，促使旅游產業與相關產業的互動互融，構造大旅游產業鏈的良性循環。另一方面表現在縱向上，創意產業可與旅游產業鏈上中下游各個環節的滲透與融合，使旅游產業鏈條向上游的研發和下游的品牌銷售渠道延伸，從而有效拉長旅游產業鏈條。
產業融合的意義范文第2篇
關鍵詞：景德鎮 旅游產業 文化創意產業 融合
近年來文化創意產業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這就為旅游業與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創造了條件。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義。（1）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產業的融合，為旅游產業的發展注進了新的血液，促進了旅游產業的創新。大大提（2）高了消費者的需求，從而彌補了傳統旅游產業資源單一的不足。（3）旅游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刺激了消費，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就業的問題。由此可見，旅游產業和文化創意產業的融合對推動了經濟的發展。
1、景德鎮基本旅游資源現狀及旅游產業存在的問題
景德鎮自然資源豐富，歷史文化底蘊十分深厚。除了大家所熟知的陶瓷文化，民俗文化也頗具特色，還有茶文化等等。當然這些都是景德鎮的旅游吸引人的地方。但景德古鎮旅游產業同樣也面臨著諸多的問題。第一是自然資源和文化資源的結合不夠緊密，文化旅游資源分布較散。第二是由于旅游資本的有限導致的旅游特色不夠明顯，讓許多消費者對景德鎮的印象依舊停留在陶瓷文化上，對其他的特色旅游了解甚少。文化旅游產品的單一和陳舊，使游客感受不到新意。第三，吃、喝、玩、游、購、娛、等一體化的旅游服務發展滯后。
2、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業融合系統分析
2.1、兩大產業融合的驅動因素分析
不斷推動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業融合的因素很多，首先二者的融合必須依靠創意，而創意的產生離不開科技的進步與發展，例如通訊技術的發展就使得信息傳播的速度不斷加快，使我們能更快的獲得信息。信息技術和交通技術的發展就為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其次是國家政策的不斷放寬，降低了產業之間融合的壁壘。這就為產業之間的交叉和融合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2.2、兩大產業融合的價值鏈分析
關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分析，無論是在創意設計還是生產制作、營銷推廣和消費環節，都使二者的資源相互利用，達到了既滿足消費者需求，又提高了產業的附加值的雙贏效果。
3、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業融合模式
3.1、延伸型融合模式
結合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業兩大產業的特點將產業融合的模式分為延伸型融合模式、重組型融合模式和滲透型融合模式。
延伸型的融合模式主要是通過產業間經濟活動的功能互補和延伸來實現二者的融合。其一是旅游產業向文化創意產業延伸的融合模式，這主要是賦予文化創意產業生產基地或者園區以旅游功能，通過兩種產業的利弊互補來實現融合。其二是文化創意產業向旅游產業延伸的融合模式，這主要是旅游企業將文化創意因素賦予傳統的旅游之中，從而促進兩者的相互融合。
3.2、重組型融合模式
重組型的融合模式就要求將原有的產業價值鏈解散，通過新的價值通道來重新組合一條新的價值鏈。例如北京舉辦的奧運會，上海舉行的世博會等等，都為兩大城市的旅游業帶來了很大的經濟效益。
從關系來看，這三種產業融合模式是一種層層遞進的關系，無論是從融合的要求還是融合的深度來看，都在不斷的提高和加深。從這一層關系來分析，不同的融合模式適合不同的城市地區，這就需要相關企業針對自身特點選擇適合的產業融合模式。
4、推動景德鎮文化創意產業與旅游業融合的對策建議
4.1、打造跨產業的文化創意旅游企業或聯盟
為了促進產業的發展，實現兩者的融合，我們可以采取建立戰略合作伙伴、并購和重組的方法來獲得更大的利潤。例如開發新的旅游路線，在地標建筑或者廣告宣傳上加入文化創意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等等。除了加強景德鎮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企業的合作之外，景德鎮還可以采用建立聯盟和戰略合作伙伴的關系來獲得更大的利益。
4.2、培養大眾對文化創意旅游產品的認知能力
好的文化創意旅游產品當然只有更多的人了解和購買才能實現其自身價值。如何培養大眾對產品的認知能力呢？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足夠吸引人眼球的宣傳和營銷方式，這不僅僅需要采取多種多樣的宣傳和營銷手段，例如網絡、電視、廣播、雜志、宣傳車等等方式，而且還需要新穎，有特色，健康舒適的旅游方式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費者。景德鎮要想讓更多游客知曉，就需要加大大眾對文化創意旅游產品的認知能力，加強宣傳和推廣，豐富營銷方式與策略。
4.3、政府優惠政策及資金支持
政府部門的支持對于拉動文化創意旅游產業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例如有些地方政府會減免旅游企業的相關稅收和出臺資金鼓勵等政策來支持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政府部門的支持對景德鎮旅游業的發展也是至關重要的，當地政府應該在政策資金方面加大對景德鎮旅游業的鼓勵和支持。
好的旅游產品不僅僅需要創意，還需要有獨特的吸引力，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才能真正實現產品的價值。給消費者帶來樂趣的同時，讓更多人了解當地的旅游特色，這是一個很好的宣傳，無形之中也拉動了文化創意旅游業的發展。在景德鎮我們應該不斷挖掘瓷都在旅游中的文化性，瓷器的旅游產品也應該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使游客都自愿消費，開心消費。
5、結論
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產業的融合發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它需要政府和企業，企業和企業之間的共同合作。需要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方面的大力配合。本文從文化創意產業和旅游業的背景和融合產生的意義，兩者產業之間的融合基礎、融合模式以及融合的建議、對策這幾個方面展開分析和探究，通過各方面的努力從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產業融合的意義范文第3篇
關鍵詞 外向型經濟 全球價值鏈 產業結構 微笑曲線 貧困化陷阱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無論是利用外資，還是外貿進出口以及參與國際分工方面均呈現不斷上升的態勢。據測算，自1978年到2009年，我國外貿進出口年均增長率比GDP年均增速高出近8.2％，外貿依存度不斷提升，截至目前，我國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60％；另一方面，我國利用外資也呈現總體攀升的態勢，即使在2008年和2009年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及全球FDI走下坡路的國際背景下，我國2009年非金融類FDI累計達433億美元，同比增長達到6.5％，在這一層面上構成了世界范圍內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開放宏觀經濟學認為，外向型經濟的提升與國內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全球化戰略、本土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等方面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隨著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化與提升，可以促進本土企業微觀生產率的提升，進而帶動宏觀經濟增長乃至結構的進一步調整和優化。這一論點得到了國內外眾多研究者的認可。例如，GVC理論的開創者之一格瑞斐指出，GVC向發展中國家、新興市場化國家或地區的擴散和延伸可以導致這一系列國家和地區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機制的自動形成；此外，伊娃森曾研究發現，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多國公司通過控制全球的生產、制造和交易，來維護自身的主導地位，并通過FDI的形式，在全球范圍內實現投資的最優配置，結果往往將低附加值的產業實現向發展中國家的轉移，并形成在轉入地的外資集群。在此基礎上，愛德蒙德指出，進入本土的跨國公司如若與本土企業建立緊密的上下游關系，技術溢出越明顯，進而得到本土企業能夠通過這種外資在本土形成的集群內獲得比分散情況下更多的技術外溢效應。
國內眾多學者也有類似的觀點。沈坤榮等曾對國內有關FDI的技術外溢方面的研究進行動態歸納和整理，結果發現，眾多學者傾向認為FDI企業對于我國具有正向的技術外溢效應，至少在不同行業之間或地區內部具有較為明顯的正向外溢效應。開放經濟條件下的中國宏觀經濟實踐給人的直觀感覺也似乎印證了這一點，即我國外向型經濟的貢獻已不單純體現在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上，而是囊括了經濟發展、就業、國際收支平衡等國民經濟的方方面面。
然而，不久前由這一領域的資深專家劉志彪教授等推出的專著《全球化中中國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理論分析和戰略調整》透過現象看本質，指出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外貿進出口超常規增長，但并未促進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與升級，他們認為格瑞斐所提出的“工藝升級?產品升級?功能升級?鏈條升級”，進而形成“OEM?ODM?OBM”的自動內在機制不成立。這一論點引起了學界、政界乃至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反思，顯示出充分的社會影響力。
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構成了中國長期以來集中以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實施的主陣地，該著作正是以此為切人點，從產業集群理論和GVC二者相互融合的視角，描述和回顧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的動態變化過程和現狀，推演了目前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的內在機理，深入剖析了東部外向型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并對東部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及績效進行了理論闡釋和實證研究，在此基礎上，從東部外向型經濟升級與產業轉移、自主創新、加快生產業投入、裝備制造業升級、地方產業集群升級、提振內需等方面對我國未來外向型經濟發展進行了開創性前瞻。筆者認為，這一研究的總體特征主要有：其一，突出的問題意識貫穿整個研究；其二，GVC和產業集群二維視角的融合體現出其理論和研究視角的重大創新；其三，研究方法上的科學性和嚴謹性融于整個研究體系；其四，研究既注重廣度的普及又注重深度的推進；其五，既有宏觀戰略的調整和轉向研究，也不乏本土企業實現功能升級的微觀機制構建，凸顯出重大的實踐價值和意義。
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發現外向型經濟和本土產業的內在關系不僅構成了開放宏觀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更構成了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研究課題，這一視角也彰顯出這一問題研究的緊迫性和重要性。與其他相關研究相印證和比較，劉志彪教授等的這一論著站在本土產業長遠發展和宏觀全局的戰略高度進行研究，以其特有的敏銳和獨到，實現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理論建構和突破，在外向型經濟研究領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產業集群和GVC視角下本土產業結構的特征化事實
劉志彪教授明確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對外貿易量在以20％左右的速度持續增長，出口絕對額達到50多倍的增長，但我國本土產業并未實現內生化升級。長期以來，我國生產要素向東部地區流動、形成產業集聚，并依賴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模式融入GVC，對此，筆者認為，我國本土產業結構呈現以下的特征化事實，東部地區也不例外：
1、從產業國際競爭力來看，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占主導
盡管通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干中學、出口中學，我國產業國際競爭力有較大的提高，但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仍凸顯劣勢，在國際市場上唱主角的依然主要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相關學者的研究可以印證這一觀點。
通過對2004年美國市場上中國與歐盟、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的制造業競爭力比較中，金碚等發現，中國辦公、電信設備、個人及家庭用品、服裝、紡織競爭力較強，而化學品、運輸設備、動力機械等劣勢最為明顯；同樣，在歐盟市場，與歐盟25國外的歐洲國家、美國、瑞士和俄羅斯相比我國競爭力優勢最為明顯的仍是個人及家庭用品、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業，最弱的是汽車、化學品和鋼鐵；在日本市場，與美國、歐盟、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相比，產業國際競爭力最強的是服裝、個人及家庭用品、EDP辦公設備等，處于最劣勢的為集成電路、電子元件、汽車、石油等。
甄峰、趙彥云認為我國制造業產業競爭力總體在國際范圍內呈現硬實力較強而軟實力不足的態勢，勞動要素成本和產品市場擁有絕對的優勢，而自主創新、生產效率、企業組織等則相對較差。這從另一視角印證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競爭的比較優勢，同時折射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不容掩蓋的劣勢。
2、從GVC分工來看，我國本土產業分工仍處于微笑曲線的最低端
眾多學者傾向認為，我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廉價的勞動力供給，由此，在參與GVC的國際分工中最優化的決策必然是從事國際組裝和代工。按照其觀點，目前中國若選擇高端產業和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自主研發、品牌打造和市場拓展發展戰略是不切實際的。中國長期以來的經濟實踐似乎也是這類觀點一脈相承：截至目前我國仍處于國際價值鏈分工的最低端，即微笑曲線的最低端，這決定了我國產業附加值總體呈現不斷降低的態勢，產業增加值率從1981－1987年的0.48－0.44區間中不斷下降，到了2003年降至0.3384。
這種價值鏈分工的低端化特征，決定了我國主要進行簡單的來件組裝、來料加工等，這一特征事實在傳統紡織、服裝、家庭日用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家用電器、電腦零部件等領域均十分明顯，同時也構成了近年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重要標志。一般來說，位于微笑曲線兩端的回報率高達20％－25％，而處于低端化的加工環節利潤率僅為5％。有學者對進入中國的FDI做了這樣的概括：出資30％，擁有了50％的股份，獲取了70％的利潤，尤其是對于OEM的“貼牌生產”廠商而言，最多獲取了8％的利潤，而92％的利潤流向了國外。
3、從產業控制權來看，本土企業的產業控制權喪失
正如上文所述，劉志彪教授等在有關東部外向型經濟的這一論著中問題意識十分明確。全書的核心觀點在于，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東部地區超常規發展的內在動因在于依賴初級要素進行出口導向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推進，然而根本性的問題也正是由此而產生，即東部沿海地區長期以來過度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潛在產能迅猛增長和資本積累能力強化的過程中并未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導致產業價值鏈的低端化困境的形成，而發達國家的跨國巨頭憑借對高端環節的控制成為GVC中的主導者，進而導致本土產業的控制權喪失，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則被鎖定在GVC的最低端，成為相應的被支配者。
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報告，在我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我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的達21個產業。具體體現在玻璃行業中最大的5家企業已全部合資；占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
此外，根據王蘇生、黃建宏和李曉丹的研究，一方面，外資企業對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市場已擁有一定的市場控制權，尤其在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和儀器儀表等領域占據了半壁江山，其中，除專用設備和通用設備以外均超過了國際通用的外資市場控制率警戒線；另一方面，在外資對我國制造業的股權控制率層面，2000－2005期間呈現不斷增加態勢，累計增加了近10個百分點。
4、從產業穩定性來看，外資企業浮萍式特性易造成產業的空洞化和增長的貧困化
盡管長期以來我國進出口貿易呈現不斷增長的總體趨勢，但是從內在結構，尤其是出口結構來看，外資企業出口在其中的比重連續達到50％以上，甚至在初級產品的加工和組裝貿易中，外資企業的出口份額也超過五成以上；盡管近年來高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增加，但仍基本停留在加工貿易層面，其中九成以上為外資企業所主導。最新統計顯示，2009年出口200強榜單呈現出“國退外進”的局面，入圍出口200強的國有企業數量由上年的50家急劇減少了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584.1億美元，占當年出口200強企業合計出口總值的18.1％，所占比重較上年下滑3.8％。更值得關注的是在出口200強榜單中失去的陣地全部為外資企業所侵占。由此，在中國出口最大的200家企業中，外商投資企業占據153個席位(其中外商獨資企業110家)，比上年增加12個席位，涉及出口值2507.4億美元，在200強企業出口總值中的比重較上年上升3.7％，達到77.8％，這一比重比同年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出口總值中的份額高出21.9％。
在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長三角地區的進出口貿易額中，外國企業的貢獻度至少達到60％以上。劉志彪教授等認為，由于外資企業在中國通常采用獨資形式，在技術經濟關聯度方面與我國本土企業基本不相關，進而形成了“產業飛地”特征，也就決定了這種外貿出口的快速增長并未實現本土產業的內生式升級，與此相反，“擠出效應強而溢出效應弱”結構影響的外在負向效應越來越強化。基于這一態勢，筆者認為，中國本土企業在產業中的份額越來越被“抽空”，偏向形成本土產業過度“外向化”而“內在空洞化”的不良格局。
此外，從外資企業的歸屬上看，其顯然隸屬于國外的母公司。盡管長期以來外資企業為我國的高速增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但是對我國而言仍只能是像眾多學者所形容的“無根的浮萍”，具有很強的漂移性特征，對于從事加工貿易、國際代工等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外資企業尤其如此。例如，本輪金融危機對這種“浮萍”式外資企業外在沖擊極強，容易造成本土產業中的外資企業集體“外遷”，最終導致又一層意義上的“內在空洞化”惡性循環的形成，由此宏觀經濟增長可能陷入貧困化陷阱。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低端化的內在機理和負向效應
如若將本土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與否視為中觀層面或宏觀層面的考量指標，劉志彪教授等則從微觀經濟主體即本土企業層面基于GVC的國際分工視角深入剖析了本土產業低端化形成過程的內在機理。
根據格瑞斐的研究，發展中國家勞動密集型企業和產業升級的自發內在規律和機制一般為：從工藝升級開始，走向產品升級，再實現向功能升級的轉向，最后遞推到部門升級。基于此，劉志彪教授等對這四種不同階段企業升級的表現形式及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現狀進行了研究，得出的結論與格瑞斐并不一致。
正如圖1所示，一方面，我國本土企業擁有積極參與GVC國際分工的內在動力；另一方面，國外大買家為了提升自身在國際市場的競爭能力，擁有鼓勵、督促、支持我國本土企業升級的外在積極性，本土企業(供給方)與國外發包方(需求方)這種前后雙向的“協同效應”促進我國本土企業迅速實現了由最初的工藝升級向產品升級的過渡，乃至相對復雜的生產流程改進和生產線再造的產品升級階段已進入了高度升華階段。
然而，由于在GVC中的主導者與被支配者、俘獲與被俘獲的博弈角色定位的形成，這種本質上的博弈關系決定了國外大買家與本土企業利益上的不一致性。盡管在被俘獲的過程中，國外主導者為本土企業工藝和產品升級提供了快捷的路徑和干中學的機會，但是在涉及產品設計、關鍵技術的傳遞和外溢、品牌打造和營銷網絡的構建等更高層次的升級要素時，外企不僅不存在內在主動性，相反還會進行設計封鎖、技術封鎖與市場封鎖，進而導致本土企業產品升級向功能升級的中斷，由功能升級向部門間升級的延伸也就更談不上了。
換個角度，從本土企業進行考察，更能清楚地認識到本土企業在GVC分工
中所處的初級階段以及產業結構低端化的內在機理(見圖2)。
本土企業在GVC分工中的被俘獲地位，決定了其未來發展面臨兩難抉擇：其一，進也難，本土企業具有沖出“被俘獲”的外在約束、從事技術自主研發和創新、培育核心競爭力的內在動力，但這一抉擇勢必帶來短期利益的損失(現有低端化分工條件下沉沒成本投人的損失、國際大買家的轉包等)和更高的不確定性(涵蓋技術創新成功與否、自主品牌打造的成功與否、市場拓展的順利與否等)；其二，退也難，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全球化商戰中，不進則退，本土企業如若在全球化國際分工中繼續維持低端化現狀，依靠最低端的代工、低勞動力成本、低附加值、低價格的策略，利潤空間必然進一步稀薄，市場份額也進一步降低，最終落入“煮青蛙”以及被市場所淘汰的境地，最終導致產業結構優化和升級的中斷，增長和發展方式也難以從根本上實現轉變。顯然，如若微觀主體的自主創新得不到保護，加之沒有寬松的宏觀經濟環境以及轉變發展方式的戰略沒有得到根本上的執行，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捷徑便是選擇安于現狀，繼續從事低端化分工。劉志彪教授等人的這一論著在產業結構低端化現狀的微觀機理方面分析得頗為透徹。
同時，該論著還對本土產業低端化的負向效應進行了研究。長期以來，我國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以產業集群形式加入GVC的國際分工，而產業結構并沒有得到優化和升級，仍處于低端化階段，所帶來的深層次問題和外在負效應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
其一，由于在參與國際分工初級階段的過程中，生產潛能和資本積累得到進一步提升，然而與此同時我國沒有抓住契機，實現本土產業結構的高端化和優化整合，這勢必影響我國下一輪經濟啟動并導致增長陷入貧困化陷阱，如圖3所示，經由拐點H沿著L1路徑下滑。
其二，假若在下一輪經濟博弈過程中，能夠實現向GVC分工的高端化轉向，則經濟增長將實現新的爆發式增長(如圖3中的路徑L2、L3等)，但其包括沉沒成本、機會成本等在內的成本和代價相比之初參與GVC分工即進行結構優化要高得多，在下圖3中表現出發展路徑由本來的L3變為L2，即降低了原有可能達到的增長速度和質量。
其三，長期以來，包括東部沿海地區在內的中國本土企業嵌入GVC的最低端，形成了對初級加工貿易、國外原材料工業和裝備工業進口以及后向國際大買家的高度依賴，形成典型的“依附經濟”發展特征，進而轉變為普雷維什所提出的真正意義上的角色。劉志彪教授等對我國與發達國家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中心”和“”這種依附關系作了經典概括，即“發包”與“承包”、“創造”與“制造”、“高端”與“低端”、“控制”與“被控制”、“老板”與“打工者”的關系。
其四，在GVC中所形成的國際代工角色循環往復地造成產業結構低端化特征的鎖定，并得以“固化”，反過來進一步抑制微觀主體自主創新的積極性。
其五，在GVC的低端化分工中，在大量貿易盈余流向外商投資企業的母國的同時，我國卻承受了越來越大的國際貿易摩擦壓力。
其六，在GVC的分工中，國際大買家對我國本土企業的俘獲和控制，對我國產業安全乃至國家經濟安全勢必造成較嚴重的威脅。
其七，外向型經濟程度較高的東部沿海地區對國際大買家的高度依賴毋庸置疑地映射出我國本土企業和產業在參與GVC分工中整體上均位于低端化階段，筆者認為如若得不到及時的改變，在這一過程中能夠助推我國未來可持續增長的動力源如知識創造、技術創新和人力資本積累等均無法得以培育和形成，長期以來依靠高投入、高能耗和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將難以得到根本性轉變。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多重困境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構成我國未來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而調整和優化產業結構勢必又構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戰略重點。然而從改革開放30年我國持續高增長和產業結構不合理相伴隨的經濟現實來看，有多重因素制約我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劉志彪教授等基于GVC視角從微觀機制和宏觀層面兩方面深入剖析了產業結構升級存在的多重困境：
在微觀層面，本土企業在GVC實現功能升級存在一系列的障礙和阻力，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長期以來GVC中國際分工的主導者即國際品牌的發包方與我國本土企業之間不可調和的利益矛盾和沖突，構成本土企業推進功能升級的“鴻溝”，發包方不僅沒有內在動力鼓勵、支持和推進本土企業升級，相反，在與之博弈的過程中，發出“如若我國本土企業走自主創新、構建自主品牌等內涵式道路，進而與其形成競爭態勢，必將現有貼牌生產的訂單轉向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可信反應策略，我國眾多本土企業短期利益最大化的最優選擇策略必然是退回原位。如上圖1所示，我國本土企業在向“功能升級和部門間升級”的積極攀升過程中，又向“工藝升級和產品升級”進行了回歸。其二，我國本土貼牌生產制造企業本身在公司治理、技術創新、品牌打造和培育、市場開拓等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構成升級的“又一道坎”。其三，本土企業被國際大品牌廠商短期利益所“俘獲”，這也很大程度上應驗了我國本土企業存在的“短視性”，當然外在制約也與之共同構成本土企業維持原狀的重要緣由。其四，本土企業發展觀念的制約構成升級的又一重障礙。
在宏觀層面，劉志彪教授等在對我國沿海地區進行大量的微觀調研的基礎上，從宏觀層面對整個產業進行研究，結果發現本土產業優化和升級存在諸多障礙：首先，發達國家給我國本土產業在嵌入外包和代工過程中所獲取的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設置了嚴格的“隔離帶”，如果我國本土產業向GVC的高端升級，進而威脅發達國家主導者的核心利益，這種價值鏈“阻斷”效應就更加突出，由此，構成我國本土產業調整和優化的重要困境。其次，本土產業，尤其是出口導向型產業在GVC分工中所形成的對國際產業選擇和布局的過度依賴，將時刻對我國產業升級進程構成威脅與毒害。其三，外在環境的制約，即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全球競爭日趨激烈，外在競爭者不斷進入，與我國本土企業形成更加白熱化的競爭，本土產業更凸顯出其“脆弱性”特征。其四，在我國本土產業通過“干中學”、“出口中學”走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邁向GVC高端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通常利用技術專利、產品標準等方式設置“結構封鎖”(Positonal block)，直接或間接地抑制我國本土產業結構的升級。
筆者認為，無論是從本土企業的微觀主體升級層面，還是從我國出口導向型整體產業的宏觀層面考察，我國本土產業升級都遇到眾多西方跨國壟斷集團微觀層面的重重阻礙和國家層面的多維度結構封鎖，再加之近年來國際金融危機的外在沖擊以及有意無意地針對中國反傾銷的訴訟案件數不斷上升等因素，我國在GVC國際分工中價值鏈的提升中又遭遇了新一重的“不確定性”。
GVC視角下本土產業升級的路徑和戰略前瞻
基于我國的現實國情和長期以來的發展路徑，我國出口導向型企業在GVC
的國際代工中被俘獲具有一定的必然性，進而導致我國整個出口導向型產業布局被鎖定在勞動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微利化、低技術創新含量等低端的組裝和生產制造領域。由此，我國本土企業如何跳出處于“微笑曲線”低端的“必然詛咒”，本土產業又該怎樣成功實現向GVC的高級化和高端化的邁進?劉志彪教授等的專著針對這一問題提出了具有可實施性的戰略。
在宏觀戰略層面，劉志彪教授等人(2009)不僅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的現狀、經驗和教訓、規律和戰略調整等方面做了系統性論述，更重要的是通過論證發現，歸根結底應從經濟體制改革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來切入，配合稅收的財政支持、研發補貼、相對寬松的貨幣金融扶持等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以往吸引FDI的政策重點和取向，營造有利于保護和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方能保證我國戰略轉向和結構調整能夠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實現。
產業融合的意義范文第4篇
關鍵詞：媒體融合；廣告文化；產業效益；現狀；方向中圖分類號：F713.8 文獻標識碼：A
引言：隨著大眾媒體的快速發展以及新媒體的崛起，帶動了廣告產業的大規模發展。過去廣告主要依靠平面廣告和電視廣告以及廣播廣告等傳統形式進行宣傳，但是現在在媒體融合的大環境下不僅在傳統的廣告傳播形式上進行了創新，還擴大了廣告的傳播渠道。例如：車體廣告、手機廣告、戶外廣告、植入廣告、廣告冠名、廣告贊助等多種形式，從而有效地打開了廣告的市場。并且廣告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宣傳產品，從而讓更多的人認識產品、了解產品、購買產品。但是媒體融合下的市場環境比較復雜，所以如果沒有完整的經營體系和管理策略很難實現利益最大化，因此我們需要有針對性的對媒體融合和廣告文化產業進行詳細的分析。
一、媒體融合概述
媒體融合是一個全新的詞匯，并且媒體融合是社會快速發展下的產物。正是由于科學技術的全面發展導致人們對世界觀發生了變化，從而為媒體融合創造了誕生的條件。簡單地說，媒體融合就是把報紙、廣播、電視、網絡、手機等媒體傳播平臺進行有機的融合，從而有效地實現資源共享和資源互補[1]。但是媒體融合需要建立在高端技術的基礎上，由于大眾媒體是一個傳播速度快、受眾范圍廣、傳播頻率高的媒體平臺，所以將各類媒體進行融合的同時也需要將技術進行融合。并且各類媒體之間是相通的且不同媒體的誕生對當時的科技依賴非常強，例如：印刷術催生了報紙雜志、電子技術催生了廣播電視、信息技術催生了網絡手機。因此，媒體融合是時代的產物，并且媒體融合相當于一鍋“大雜燴”可以為各類媒體提供一個充分的展示機會。
二、媒體融合下廣告文化產業發展過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一）媒體融合下單一傳播廣告現象依然嚴重
媒體融合時代，廣告的傳播形勢發生了變化，并且為了更好地抓住消費者的眼球，廣告的傳播渠道呈現出多樣化、多元化發展趨勢。但是依然有大部分人群習慣了傳統廣告的表達方式，并且不容易接受新媒體廣告的傳播效果。因此單一傳播廣告現象嚴重阻礙了廣告文化產業的穩定發展。并且但以傳播廣告使得受眾被劃分為多個單一的個體，從而縮小了廣告的覆蓋面和傳播范圍。因此必須要發揮媒體融合的協調作用，并針對不同的消費群體使用不同的傳播模式。例如：對于老年人可以采用廣播形式、對于大學生人群可以采用網絡和手機傳播形式、對于家庭主婦可以采用電視傳播形式、對于上班族可以采用報紙雜志傳播形式，從而有效地打破單一傳播廣告現象[2]。
（二）媒體融合下廣告資源未得到充分開發
媒體融合強調的就是擴大個廣告媒體的張合作用，從而最大限度的發揮各個媒體的特點。但是目前受技術等因素的限制，導致廣告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開發。例如：眼下最受歡迎的是新媒體傳播，而且新媒體主要依靠網絡和數字信息化技術為基礎，但是我們卻沒有正確的認識數字化生存條件，并且沒有針對性的了解新媒體的傳播特點，從而嚴重制約了廣告的傳播空間。而且目前我國消費者呈現明顯的分層現象，由于受年齡、文化背景、經濟條件、生活習慣等因素的影響，導致消費群體逐漸從“大眾化”向“小眾化”模式發展。因此必須要采取點對點的營銷策略，才能取得消費者的信賴。同時還要積極開發各類媒體的信息資料和客戶資料，才能更加直接、準確地實現投放效果。
（三）媒體融合下政策監管體系薄弱
政策監管體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規范廣告的傳播秩序和傳播環境。但是目前媒體融合下的政策監管體系相對比較薄弱，并且由于監管力度松懈導致廣告產業的發展不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此外文化領域的行業壟斷現象比較嚴重，從而導致廣告傳播效益整體呈現較弱的發展趨勢。所以可以借鑒媒體融合較早的西方國家，學習他們的成功經驗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善和改進，從而摸索出一套適合自身發展的監管體系，才能進一步推進我國的廣告產業規模和整體的經濟效益。
三、媒體融合中廣告文化產業效益的實現路徑和未來發展方向
（一）提高廣告投放的精確度
廣告投放需要經過詳細地市場調查和受眾定位分析，才能提高廣告投放的精確度。并且廣告投放的時間段、投放形式、投放渠道直接和廣告產品的銷量掛鉤，所以必須要根據產品的特點準確地定位，才能保證廣告的投放恰到好處。因此廣告投放可以采取小眾化的投放模式，只要能針對性的抓住某一類固定的消費群體，就可以實現投放的目的[3]。因此廣告投放要適當地學會“舍小取大”并采取其他彌補措施，保證主流消費群體處于穩定狀態，才能為打開更大的市場奠定基礎。
（二）有效整合各類媒體的特長
由于媒體融合本身就是為了集各家所長，從而最大限度的發揮各類媒體的特點。因此必須要把各類媒體進行整合管理，有效地實現優勢互補，同時還可以彌補單一廣告的缺陷，所以必須要發揮媒體集成化效應才能擺脫各類媒體的不足之處。因此我們可以通過互聯網平臺設計出易于消費者接受的廣告傳播模式，例如：增加廣告的色彩效果、加強廣告的沖擊力等措施。此外還可以通過理性訴求的方式拉近消費者與產品的距離，從而有效地突破傳統媒體的束縛。
（三）構建數字化網絡媒體平臺
數字化網絡平臺是隨著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后掀起的一股熱潮，并且近年來我國網民數量呈現直線上升趨勢，所以網絡平臺是未來媒體行業的主要發展領域。因此可以嘗試建立數字化網絡平臺，并且目前網絡購物一度盛行，所以可以借助各大購物網站進行廣告宣傳，從而實現宣傳、購買一體化服務體系。并且各類傳統媒體都可以借助網絡平臺第一時間了解廣告信息。例如：電視直播互動、電子雜志、網絡廣播客戶端等載體在媒體融合的大環境下提高廣告效益。
（四）建立共享媒體數據庫
媒體數據庫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資源共享。例如：新聞報道來說，通過媒體融合之后，各類媒體都可以對同一新聞進行報導，從而打破了單一廣告的“小眾”缺陷[4]。同樣的道理，對于廣告來說一旦實現資源共享就可以在各類媒體上進行廣告傳播，因此可以同時對不同的受眾人群進行植入式廣告宣傳。例如：二維碼就是一種比較便捷的廣告分享形式，通過手機掃描各種載體上的二維碼，就可以詳細的了解產品的具體情況。因此資源共享不僅可以有效地節省人力、物力、財力、還可以實現廣告的增值效應。
四、結語
綜上所述，由于時代是在不斷地變化的，所以人們的思想管理和接受新綜上所述，由于時代是在不斷地變化的，所以人們的思想管理和接受新
事物的速度也在不斷變化，因此為了更好地滿足社會的發展需求必須要與時俱進的開辟新的發展渠道和經營模式。廣告產業也是如此，并且廣告的主要任務是宣傳，所以為了讓更多人接收到宣傳的效果，就必須要制定適合不同人群的廣告宣傳渠道，所以需要不同的媒體相互配合，才能放大廣告的宣傳效果，從而為進一步提高廣告產業的整體經濟效益創造條件。總的來說，媒體融合為當下廣告產業的健康穩定發展以及未來的可持續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
[1]張品良.媒體融合下的廣告文化產業效益探討[J].東南傳播.2011年03期
[2]王.以媒體融合發展模式探索傳媒產業新型發展之路[J].中國報業.2014年04期
產業融合的意義范文第5篇
Q=《繽紛SPACE》雜志
A=西沐
Q：在您看來，當前藝術授權市場的發展狀況如何？
A：藝術授權，或者是以藝術授權為核心的藝術衍生，有兩個大的方向，一個是擁有藝術品原型，一個是沒有藝術品原型。前者通常意義上指的是在原作基礎上的高仿真作品、限量復制品，藝術形象與其他產品之間的組合或者藝術形象在不同媒介上的應用，比如印到杯子上或者襯衫上。后者指的是通過創意設計形成了一種具有審美意義的可以消費的衍生品形式，比如一些藝術機構推出的設計類、工藝類產品，像MOMA設計的鑰匙扣等，也可以叫藝術衍生品。
就藝術版權授權市場來說，不管在國際還是國內都是發展比較快的，特別是在互聯網時代的發展語境下以及國家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大力倡導之下。還有一個不能忽略的事實是，去年我國的人均GDP已經達到了8000美元。綜合世界范圍的經驗來看，這意味著我們國家的大眾消費結構正面臨著轉型、升級，其中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對文化藝術等領域的消費。在這樣多重的背景之下，藝術衍生品作為一種消費業態，與大眾消費有了越來越多的共性之處。
從產業的層面來說，中國藝術衍生品產業現在正在發生結構性的轉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藝術衍生品的消費市場在不斷地規模化，需求旺盛；二是世界藝術衍生品產業鏈的發展面臨重塑；三是中國概念的不斷崛起，中國民族文化資源介入藝術衍生品產業發展的機遇正在成熟。
藝術衍生品產業的發展，正在經歷從“品牌主導的產業鏈整合的藝術衍生品產業模式”向“IP主導的跨界整合驅動的藝術衍生品產業模式”發展，這標志著藝術衍生品產業開始或者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產業形態，特別是“互聯網+”概念的出現，更加推動了這一進程。具體來說，以前藝術衍生品產業發展更多的是靠品牌的整合與推動，進入新的世紀以來，藝術衍生品市場的發展，不僅僅是進入到產業的范疇，也不斷地跨界從而進入了文化范疇，比如IP的范疇。這個時候，藝術衍生品產業發展依靠的是IP的驅動。當然，在最初的時候，IP就是一種單一的知識產權，它在第一階段時是文本的，原創的，它就是一種版權。后來IP輻射到影視、動漫等領域，這是IP的第二個階段。現在發展到IP的第三階段，即整個IP成為了內容生產的靈魂，當產業有了這種內容之后便迅速地與包括影視、音樂、動漫、出版等等在內的產業迅速跨界，從而形成全新的產業鏈條。
Q：是否可以具體談一下如何才能進行“IP驅動”？
A：總的來說，“IP驅動”的實質就是創意能力對資源整合與聚合的能力。其中包含兩個大的種類，一個是將藝術品或藝術符號與其他產業，比如與商業、與房地產業等進行跨界融合，像迪斯尼樂園就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是從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從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尋找資源，如一些元素進行跨界整合。比如愛馬仕，它是非常有名的奢侈品牌，現在它的一些產品中也加入了中國的文化元素，比如愛馬仕絲巾中采用的蘇州絲綢印染技術、山東昌邑絲綢手工的制作技術等等，為其賦予了更多的品牌與文化內涵。同樣，我們也可以利用這些資源進行架構基于非遺資源的藝術衍生品產業鏈，形成基于非遺IP的藝術衍生品產業。
Q：在IP驅動的藝術衍生產業模式中，需要注意什么樣的問題？
A：首先要創立自己的IP資源，并將其轉變為IP產品以及IP資產其次是要擁有非常專業的運營隊伍和市場人員。第三，要按照IP形成的規律去運作。比如，當IP與電視、電影或者其他業態進行跨界的時候，要注意IP發展的一些規律，不斷地創造豐富多樣的IP產品，以滿足消費市場的多元化需求。以前企業滿足市場需求的方法很明確、指向比較單一，就是大規模、工業化生產、一件產品生產地越多，邊際成本越低。然而在IP的語境之下，市場的需求是多樣性、個性化的，這決定了產品的生產工藝的管理一定也是柔性的。
Q：您認為國內藝術衍生品市場面臨著哪些問題和瓶頸？
A：首先是版權保護，這是藝術衍生開發最核心的東西。版權的保護如同其他的知識產權的保護，然而就目前國內的環境而言，不管是法律的完善、監管的力度還是治理的手段而言，都有待于進一步的優化。第二是當前人們對于藝術衍生品的觀念認知上存在著一定的誤區。有些人會覺得藝術衍生品是規模化的工藝生產，所以不管是是從價值還是價格上，者使其難以獲得一種公平的評判，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認可。第三是產業鏈條的支撐。一個產業之所以能夠發展，是因為各個產業鏈條能夠得到非常有效的拓展，而這種拓展依托的是什么？首先是市場需求，其次是完善的支撐體系。藝術衍生品本身是一種產品，其設計、生產、銷售等涉及到一個完整的產業鏈條。事實上，其中的制約因素非常多。除了上面說的兩個還涉及到專業人才的不足、創意設計的缺乏、制作銷售環節的不足等等。
第四是藝術衍生品產業與金融的融合發展還有待于進一步加強。特別是藝術衍生品資源的資產化、金融化發展步伐比較之后，藝術衍生品產業企業融資能力弱等現象不會在短時間內得到有效改觀，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發展與創新過程。
Q：在您看來，藝術衍生品市場的未來發展趨勢如何？
A：就全球的藝術衍生品市場發展趨勢而言，我認為有以下幾個方面。一、全球藝術衍生品的概念及其業態形式，在產業要素市場已經發展成熟過程中，不斷打破已有的概念與程式，整合并形成新的價值鏈與產業鏈，同時形成了條越來越清晰的發展主線：整合價值-創造價值-構架價值鏈條-構建產業培育平臺（新業態的孵化）-形成產業鏈條-做大產業規模。二、全球藝術衍生品產業正在走向國際化的進程。發展藝術衍生品最為關鍵的是六個環節：第一是授權，第二是專業的創意與設計，第三是有品質的制造與有質量的生產第四是整合完善的營銷體系，第五是培育與引導消費，第六是體現文化內涵與品質的品牌。除了第二點，全球衍生藝術品產業的全球化進程已經展開，創意與設計的國際化問題，核心是多極化、區域化與本土化問題，已成為全球藝術衍生品產業競爭發展的制高點。三、隨著藝術授權業態的不斷獨立及規模的不斷拓展，全球衍生藝術品產業正在走向產品、生產品牌。消費熱點等的多元化，以及新興業態、業態融合形式及與已有業態重塑再造等多業態共生的發展之路。四、隨著全球藝術品市場及其藝術消費格局的變化，全球藝術衍生品產業的格局也正在形成之中，世界新興經濟體國家特別是亞洲新興經濟體正面臨全球藝術衍生品“本土化”的過程。中國如伺在全球藝術品市場及其藝術消費格局建構過程中，如何在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國策下，努力將文化資源優勢與積極政策的優勢發揮好，可以說是個重大課題。五，隨著產業資本與體系的廣泛介入，全球藝術衍生品市場正在經歷交易體系的再造。首先是藝術商店不斷脫離博物館、美術館走向實體店；其次是在品牌的整合下藝術商店走向連鎖或品牌化經營；三是藝術商店+電商；四是交易平臺化+電商。除此之外，藝術衍生品的二級市場也會不斷興起，如拍賣、博覽會等形態也在不斷興起。六、全球藝術衍生品產業的迅速發展在很多時候并不是產業競爭的結果，而是巨大需求牽引的結果。集中的巨大需求迅速整合與聚合了相應的產業要素及支撐體系的培育與形成，并推動全球藝術衍生品產業正在迅速完成新的塑造。首先是衍生藝術品產業的不同階段如授權、創設、生產流通、消費等環節不斷獨立成為新的業態，社會化分工更加精細；其次是在全球范圍內配置衍生藝術品產業資源的能力與基礎正在形成；三是在需求的推動下，新興業態的產生與老業態的再造共生共存，不斷滿足越來越個性化、規模化的消費訴求。七、全球藝術衍生品正在由藝術品的替代品、高端生活用品及禮品不斷向資產概念、財富概念轉化。也就是說，藝術衍生品正在成為
個投資產品，成為越來越多的人可以接受的資產配置工具之一。
Q：對于當前的藝術版權授權平臺來說，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A：首先需要秉持著“公開、公正、公平”的原則來建立平臺的公信力，其次是必須要擁有大批的用戶，才能讓藝術版權有一個流通、消費的渠道，第三是有能力提供綜合化、規范化的服務以及提供增值性的服務，一方面要協調提供綜合性金融服務，另方面要推進被授權方提升創作出更多個性化，多元化的授權產品的能力。
Q：對于藝術版權授權市場來說，其中存在著哪些風險點？
A：其一，版權的唯一性能不能成立，以及是否能夠對于版權進行很好地維護；其二，版權的內容是否符合市場的需求，是不是有相應的設計能力與生產及管理能力，即研發設計生產出來的衍生品能否獲得消費者的認可，制造生產出來的衍生品是否能夠滿足消費者的多元需求；第三是產品在市場的定價風險。
Q：現在市場上的一個狀況是，影視版權、文學版權發展得會比較快一些，相較之下，藝術版權的發展會弱一些。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A：電影、影視、文學、音樂等類型的產品本身是比較大眾化的，與之有關的衍生品在設計、制作、生產銷售和價格等方面也比較容易傳播開來。與之相校，藝術版權授權還處于一種比較高端、比較小眾的狀態。比如以原作為基礎的高仿真作品、限量復制品等等，價格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高的，有些也被人們拿來做收藏。這有賴于人們的消費觀念、市場的開發需求等更加全面的深化，特別是跨界融合發展的廣度與深度。
Q：如何看待對于藝術版權進行投資和質押融資的現象？如何吸引資本的介入？
A：對于藝術版權來說，之前我們多提及的是它作為藝術品的附屬價值，之后發現其本身也是種資源，而且這種資源還是有價值的，是可以進行資產化、金融化、證券化的。現在市場上進行的版權投資、版權質押融資等行為，都是在這之上的體現。現在來看，對于版權進行投資和質押融資的市場才剛剛起步，其中也有很多的制約性因素，比如版權的估值、保護、開發問題，以及法律、市場、產業等方面的制約。要吸引資本的介入，除了要有豐富的資源。專業的人才，完善的市場體系之外，還應該擁有很強的或者潛在的市場盈利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