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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應該帶有本國的文化特色,應該與國家大的環境息息相關,對于我國來說,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學術范式一直以來都是很多理論研究者所追求的目標,經濟領域的研究也同樣如此,而我國所進行的宏觀調控正是極具我國特色的經濟現象,對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價值,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我們可以從我國宏觀調控與西方經濟管理的差異性出發,進一步的認識宏觀調控的重要意義,從而更好的理解我國的經濟體系。
一、我國宏觀調控與西方之間的差異
自改革開放至今我國的經濟突飛猛進,宏觀調控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其重要意義已經逐漸被人所認識,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宏觀調控已經在進行第七輪的發展,在這個漫長的發展和實踐的過程中,我們已經發現我國宏觀調控與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有著十分巨大的差異,這體現在管理過程中的多個方面上,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
(1)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宏觀調控作為一種管理制度并非是市場的本質特性,而是在市場外部所形成的,而我國把宏觀調控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
(2)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認為宏觀經濟作用在經濟體系的各個層面上,但是不應該包括經濟體系原有的結構,但是對于中國的宏觀調控而言,卻是著重強調宏觀調節對我國經濟結構的優化作用。
(3)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和我國在實行宏觀調控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和政策也不盡相同,前者主要通過財政和貨幣來達到調控的目的,而在我國還會采取行政手段等來保證宏觀調控的順利進行。
盡管目前對于宏觀調控的認知還存在著很多分歧,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機大的時代背景下,我國的經濟卻保持了持續高速的增長,這無疑提醒我們我國宏觀調控極具理論研究價值,對我國構建起完善的經濟體系大有好處。
二、宏觀調控這一概念的形成
在改革開發之前,我國對市場經濟的控制主要通過任務計劃或者命令等對市場生產者實行直接的控制,而在改革開發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開始發生轉型,與此同時我國對市場經濟的控制手段也在發生了變化,宏觀調控的作用也漸漸的展現出來。在我國進行經濟體系轉型的過程中,我們能夠發現從最初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宏觀調節,到中期的控制,再到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報告指出: “這次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必須同加強和改善新舊體制轉換時期的宏觀調控結合起來……必須綜合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紀律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手段,五管齊下,進行宏觀調控。”,宏觀調控最終完成了概念的形成,并且在不斷的進行完善和進步,可以說宏觀調控是我國經濟轉型的產物,因此極具中國特色,并且不僅能夠實現經濟總量的控制,還對我國經濟結構有著很好的把控作用。
三、中國宏觀調控的理論意義
從上文筆者的論述中不難發現,我國的宏觀調控是具有我國特色的,與西方經濟管理有著極大差異的經濟行為,并且有著巨大的實際作用,使得世界對于我國如何通過宏觀調控度過經融危機十分的關注,因此筆者認為我國宏觀調控最大的理論意義就是形成了宏觀經濟管理的中國范式。
第一,中國宏觀調控概念的形成和發展呈現出獨特的認知路徑。首先我們要明確宏觀調控是我國特有的概念,并不存在于西方的經濟理論當中,而是在我國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宏觀調控作為一個經濟學概念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實踐的理論產物,是基于中國經濟現實的理論總結。
第二,中國的宏觀調控行為植根于東方社會獨特的社會文化環境中,一條中國式的經濟、政治、文化線索決定了宏觀調控通過目標和手段體系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征。盡管我國在改革開發開始之后,經濟形成一片大好,但是仍然無法否認,我國的經濟發展還存在很多不平衡的現象,這些都需要依靠宏觀調控對市場結構的控制。其次,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經濟方面有其特殊邏輯。由于市場經濟除了往往帶來更加激烈的競爭以外,還會帶來權力的分割和轉移,因此,我國不僅要保證經濟的發展以外,還需要考慮各項因素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
第三,中國的宏觀調控受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導,這套理論隸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范疇,我國從改革開發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在這一段時間里,我們完成了經濟的轉型,已經基本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市場經濟體系,并且合乎我國發展的要求,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未來我們不僅能夠保證經濟不收外界經濟危機的重大影響,也會展現出更好的發展前景和更為旺盛的生命力。
第四,中國宏觀調控的研究方法同樣具有差異性。方宏觀經濟學不同流派有關宏觀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大都基于幾個隱含的假設,例如:宏觀經濟管理制度的特性、宏觀經濟管理的目的、宏觀積極管理對市場結構的作用等等,不過對我國的宏觀調控而言,這些假設的問題并不存在于我國的經濟體系當中,因此,我們在借鑒西方經濟管理經驗時,應該充分的考慮到其理論意義在我國的適用性,做到合理的篩選和利用,使得我國經濟能夠獲得更大的進步。
四、結語
我國的宏觀調控所有顯著的差異性都是無法從現有的理論框架中直接得到解釋的,中國宏觀調控具有明顯的新范式特征,是改革開放后在中國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的經濟現象,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政府宏觀經濟管理行為,有著自身的特殊邏輯。因此,我們說宏觀調控形成了經濟管理中的中國范式,我們對其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實際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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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馬克思,宏觀調控
一、馬克思的簡單再生產理論
1. 社會生產的兩大部類和兩種資本。社會的總生產可以分為兩大部類:第一,生產資料, 第二,消費資料。在簡單再生產中,每一部類的資本都分為兩個組成部分:第一,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這些生產資料本身又分為固定資本,流動不變資本。”
2. 簡單再生產過程中必要的三種轉換分析。對簡單再生產運動三種必要的交換分析,馬克思得出了三個基本的規律:即Ⅰ(V+M)=ⅡC,Ⅱ(C+V+M)=Ⅰ(V+M)+Ⅱ(V+M),Ⅰ(C+V+M)=ⅠC+ⅡC。這里C表示不變資本,V表示可變資本,M表示剩余價值。在這三個基本規律中,第一個是簡單再生產最基本的實現條件,它反映了簡單再生產條件下兩大部類最基本的比例關系,用最概況的形式表面了兩大部類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制約互為條件、互為市場的比例關系。后兩個規律是從第一個規律中派生出來的,他們分別反映消費資料的生產與個人消費、生產資料的生產與生產消費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只有在遵守這些基本規律的條件下,簡單再生產才能順利進行。
二、馬克思的擴大再生產理論
1. 第Ⅰ部類的積累。主要分為三個方面,即貨幣貯藏、追加的不變資本、追加的可變資本。
貨幣貯藏。一部分資本家把貨幣資本從流通中取出,并積累成無數單個的貯藏貨幣或可能的貨幣資本,這部分被取出的貨幣在一個或長或短的時間內不再流通。在部分貨幣從流通中被取出的同時,相當于這部分貨幣的商品卻在流通中。
追加的不變資本。在擴大再生產中,第Ⅰ部類的全部剩余價值就要減少與第Ⅱ部類作為不變資本的生產資料的交換,因為資本家不能夠再與第Ⅱ部類的交換中花掉全部剩余價值。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擴大再生產的物質基礎是從簡單再生產內部生產出來的”,“這種物質基礎就是,直接用在第Ⅰ部類生產資料的生產上的、用在第Ⅰ部類潛在的追加資本的創造上的第Ⅰ部類工人的剩余勞動。”
追加的可變資本。資本擴大再生產所需要的勞動力,不斷的從農業和工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而沒落的部門那里得到補充。始終存在的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即所謂的“過剩人口”和“產業后備軍”。
2. 第Ⅱ部類的積累。第二部類的積累,可以從剩余價值的轉化理解。在簡單再生產中,第Ⅰ部類和第Ⅱ部類全部剩余價值是作為收入花掉的。但在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剩余價值不會全部被花掉,而存在一部分轉化為資本,在下一個周期參與資本循環,這也是庸俗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西尼爾所謂“節欲論”的出發點。轉化為資本的這部分剩余價值,不僅不能補償第Ⅱ部類C的任何部分,而且會進一步擴大生產資本的數量。這樣,第Ⅱ部類的部分不變資本就不能從商品形式轉化為第Ⅱ部類的生產資本,第Ⅱ部類的生產過剩由此產生。
三、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作為宏觀調控依據的理論剖析
(一)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要求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的核心問題是社會總產品的實現,在擴大再生產的前提下,需要宏觀經濟的合理配比。而一方面資本主義對增殖的內在邏輯,將導致社會生產的商品總量超過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存在三大內在缺陷,即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必然造成社會生產兩大部類間的合理比例關系經常遭到破壞,造成商品滯銷、失業、通貨膨脹、通貨緊縮等一系列問題,經濟危機的普遍爆發正是由于社會資本再生產比例失調問題的強制解決方式。因此,為彌補市場經濟的內在缺陷,有效實現社會總產品,就必須依賴宏觀調控手段,達到社會資源的合理配置。
(二)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異化要求實行宏觀調控。在市場經濟下,社會生產是資本家的私事,生產什么,生產多少,均由資本家自己決定,整個社會生產處于競爭和無組織狀態,結果是社會生產的商品總量超過人民群眾有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出現生產過剩。從概念本身來看,追求價值而忽視使用價值,是一種社會生產的異化現象,也是市場經濟難以克服的內在矛盾。因此,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讓我們更為科學的認識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也賦予了政府宏觀調控第二方面的根據。
(三)追求內涵型擴大再生產需要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為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首先把社會再生產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又進一步將擴大再生產分為外延的擴大再生產和內涵的擴大再生產,簡單來說就是數量增長與質量提高。內涵的擴大再生產往往是個漸變的過程,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開展前期研發工作,而這部分的資本將會以類似貯藏貨幣的形式退出資本周轉。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這種機會成本是不符合資本增殖的內在邏輯的,偶爾出現也只能歸根與少數富有前瞻眼光資本家的隨機性,而非市場經濟的普遍行為。而發展中國家在實踐中屢屢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也驗證了這一理論的合理性。
(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需要實行宏觀調控。馬克思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隱喻著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要求,體現在兩個以下方面:第一,在擴大再生產的基本實現條件I(V+M)=ⅡC+IC+ⅡC中,即社會在生產資料部類必須要和消費資料部類相適應,包括資本家與工人的個人消費,這是實現社會總產品的必要步驟。而消費特別是廣大工人階級的消費,必須依賴足夠的工資性收入,這就間接引出了改善收入分配公平的要求;第二,對于使用價值與價值的兼顧,特別是對于使用價值的重視,也要求實現社會公平正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 資本論[M] (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年
[關鍵詞]宏觀調控;電力緊缺;分時電價;煤電聯動;電網建設
一、前言
電力行業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重要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它為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能源,并且與社會發展、人民生活密切相關,安全、穩定和充足的電力供應,是國民經濟健康穩定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
在我國,電力行業多年以來一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自2002年底起,開始全面推行電力體制改革,國家電監會、兩大電網公司、五大發電集團公司和四個輔業公司相繼成立,實現了“廠網分開”和“政企分開”,電力行業有序競爭的局面已經形成。在將近4年的時間里,我國的電力行業的發展和電力體制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然而,目前在電力行業中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產業結構不合理、電力緊缺、煤電價格矛盾以及電網與電源建設不同步等,對此需要給予高度的重視。本文結合我國電力行業的現狀以及目前存在的這些問題,介紹相應的宏觀調控措施及其實施情況。
二、電力行業中的宏觀調控措施
(一)調整產業結構
1.問題產生的背景
目前,我國缺電與產業結構水平低、粗放式經營密切相關。根據有關統計數據,2003年我國全社會用電量達到18910億千瓦時,增長15.4%,其中以第二產業所占比重最高,達到73.69%,而且其增長率也是各產業中最高的,為16.54%。在第二產業用電中,以工業用電占絕大多數,它占全社會用電的72.69%。在工業用電中,重工業占77.40%,其中,黑色、有色金屬冶煉壓延加工業這兩個高耗能行業用電2663億千瓦時,占全社會用電量的14.08%,對全社會用電增長貢獻率為19.19%,并且,這兩個行業對全社會用電增長貢獻率從2000年開始逐年增加。由此可見,近年來電力需求快速增長的主要原因是重工業用電量快速增長,其中尤以高耗能行業的用電增長為最快。粗放型經濟快速增長特別是高耗能行業持續快速擴張,導致用電持續高速增長,對我國電力供應帶來了壓力。
2.相關措施及效果
針對上述情況,國家出臺了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2004年4月,國務院《對電石和鐵合金行業進行清理整頓的若干意見》,全面清理并取消電石、鐵合金等高耗能企業享受的優惠電價、優惠稅收、優惠供地等政策;各級環境保護部門加大環境監督和執法力度,對電石和鐵合金生產企業進行重點監控;電力監管部門加強對供電企業的監管,對必須依法關閉的生產企業、淘汰及限期整改的生產裝置要立即停止供電;國家發改委5月發文限定高能耗企業生產的《當前部分行業制止低水平重復建設目錄》,它主要包括:鋼鐵、有色金屬、建材、石化、機械、輕工、紡織、汽車等行業的部分低水平、重污染產品。
隨著國家宏觀調控措施逐步到位,工業生產用電總體呈下降趨勢。2004年我國工業用電量增長在4月末達到18.2%的最高點后,連續4個月呈下降趨勢,至8月末下降為16.4%,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初步成效,工業增速有所趨緩,三產增速加大。重工業的用電情況也在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2004年1-4月份,其用電增長率為全社會用電增長率的1.188倍,遠大于同期二產的增長率。在國家的各項宏觀調控政策出臺執行后,在1-7月份,重工業的用電增長率降到全社會用電增長率的1.097倍,宏觀調控效果明顯,其發展勢頭得到了一定的遏制。有色金屬行業受宏觀調控政策的影響最大,在2004年初其用電增長率為全社會用電增長率的1.781倍,在宏觀調控政策的作用下,這一比值下降到l-7月份的1.2倍,效果十分明顯。
總的看來,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不同程度地抑制了鋼鐵、建材、有色金屬等行業發展過熱的情況,同時,對三產還起到了促進發展的作用。由此可見,通過采取價格政策、行政手段等宏觀調控措施調整產業結構,抑制重工業中某些行業的過熱發展,降低工業用電增速,尤其是抑制高耗能產業的過速發展,推動節能型及環保型產業的發展,逐漸將目前粗放型經濟模式轉換成高效型經濟模式,對于緩解我國電力供應緊張局面有十分積極有效的作用。
(二)實行峰谷分時電價
1.措施的相關介紹
在電力體制改革中,要加速推進電力市場的建設,就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根據市場上的電力供需情況,通過價格杠桿,實時有效地優化資源配置,調節電力供需平衡。
實行峰谷分時電價就是一種利用價格杠桿,有效地調節電力供需平衡的宏觀調控措施。供電公司根據電網的負荷特性確定峰谷時段,根據不同時段確定不同的銷售電價,在負荷高峰時段實施高電價、在負荷低谷時段實施低電價,緩解高峰期的用電緊張狀況,挖掘低谷期的用電需求,以達到削峰填谷的目的。此外,它還能提高負荷率,并基本不改變社會總電量需求,不會制約企業的生產發展或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是主要通過經濟激勵而非行政手段達到其效果的。所以,實行峰谷分時電價是一種有效的需求側管理措施,符合現今電力行業市場化的發展要求。
在實行峰谷分時電價的措施中,合理地劃分峰谷時段、制定相應的分時電價,對于有效地發揮其調節電力需求的作用是相當重要的。劃分峰谷時段有不同的方法:一是先對主要負荷進行分類,針對不同類型負荷的持續曲線定性地給出高峰時段所在的位置,然后確定負荷曲線上各點分別處于峰時段和谷時段的可能性,以進一步確定峰谷平各個時段在1天24小時內的位置和長度;二是以不同時段的電能成本為劃分峰谷時段的主要依據,根據電能成本在負荷曲線上的突變特征劃分峰谷時段,并得到相應的峰谷電能成本比,在此基礎上得到相應地反映峰谷時段供電成本的峰谷電價。總之,無論使用何種劃分依據和定價方法,供電公司都要根據不同時期、不同類型負荷的持續曲線制定相應的峰谷分時電價措施,并結合電能成本、季節變化等因素及時地調整分時電價,激勵電力用戶自覺錯峰避峰,引導用戶科學合理用電。
2.措施的實施效果
在我國,江蘇、浙江、上海等地都較早地實行了峰谷分時電價措施,隨后其他一些省市也逐步推行了這項措施。在實行初期,價差偏小,激勵作用有限,此后,各省市都根據各自情況,逐步拉大了峰谷價差。以上海市為例,該市于1993年開始試行峰谷分時電價。目前,對需量在0.1MW以上用戶實行的是兩部制三段式峰谷分時電價,對需量在0.1MW以下的工業、非工經營性用戶實行的是單一制兩段式峰谷分時電價,而需量在0.1MW以下的非工非經營性用戶仍實行單一制不分時電價。其中,對需量在0.1MW以上的工商業大用戶,自1999年11月起,峰谷價比為3:1,至2002年7月,在平時段電價水平不變的情況下,峰谷價比拉大為3.5:1,這一調整對提升系統負荷率起到了積極的影響。2002年7-12月以及2003年1、4、5、6月,典型日系統負荷率比峰谷價比較小的前1年同期有1-2%的提高,明顯改善了上海電網的系統負荷率。由此可見,適度拉大峰谷價差能更好地調節系統負荷,使電力供需平衡。
(三)實施煤電價格聯動
1.問題產生的背景
在我國,目前燃煤機組占國內電力裝機容量近75%,所提供的電量約占社會總需求的80%。因此,煤炭市場的電煤(發電用煤)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電價,而電價又與社會上各行各業的發展以及居民的生活密切相關。所以,電煤價格受到全社會的關注,一直是我國政府宏觀調控工作中的重點。煤電價格矛盾源于我國煤炭、電力市場化改革進程不同和定價機制上的差異。l992-l994年,國家用3年時間逐步放開了煤價,而電煤市場一直存在“計劃煤價”與“市場煤價”的雙重價格。從2000年起,我國基本上實現了電煤的市場化,放開了電煤的價格。而電力改革的步伐相對滯后,電力企業2002年才實現初步的“廠網分離,競價上網”。
2.相關措施及效果
為了理順煤電價格關系,促進煤炭、電力行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經國務院批準,國家發改委于2004年12月15日印發了《關于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的意見的通知》,決定建立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根據煤炭價格與電力價格的傳導機制建立上網電價與煤炭價格的聯動公式,以電煤綜合出礦價格(車板價)為基礎,實行煤電價格聯動。電力企業要消化30%的煤價上漲因素。銷售電價調整后,按照電網經營企業輸配電價保持相對穩定的原則,相應調整電網企業對用戶的銷售電價。
我國在2005年5月1日實施了第一次煤電價格聯動,銷售電價平均提高2.52分/千瓦時,旨在解決2004年6月以后煤炭價格上漲、部分電廠經營虧損以及取消超發電價等對電價的影響。通過該次聯動措施后,部分發電企業電煤供應緊張狀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發電企業利潤自2005年7月份開始實現連續同比正增長,但從全國范圍看,電煤供應緊張的局面仍沒有根本好轉,仍有每噸13元的燃料成本無法在電價中消化,再加上這1年來煤價上漲、煤質下降以及鐵路運價上調、資源費上漲等因素,綜合電煤價格已經遠遠超過煤電聯動條件。
為了進一步緩和煤電矛盾,第二次煤電價格聯動已于2006年6月30日啟動,國家發改委將全國上網電價平均上調1.174分/千瓦時,全國銷售電價平均上調2.494分/千瓦時。這次調整電價,主要解決煤價上漲、可再生能源發展、電廠脫硫改造以及電網建設資金不足等矛盾。
上述這些行政性的煤電聯動措施只能暫時地解決煤電價格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的辦法,要從根本上解決煤電問題取決于電力市場化進程,將煤炭、電力價格都放開由市場形成,因此國家對電煤價格實行的“穩定、監管、放開”的原則已調整為“放開、監管、穩定”,但電力市場化改革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能急于求成。所以,建立政府調控下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是緩解當前煤電價格矛盾的有效手段。
(四)加速電網建設
1.問題產生的背景
長期以來,在我國的電力建設中,電網建設一直滯后于電源建設。2003年全國電網建設投資占全部電力投資的比重為40%,2004年這一比重下降至23%左右,而電源建設卻趨于無序狀態,近些年,為緩解用電緊張局面,國家加大了電源建設規模,可有些地區卻未經國家批準自行開工了相當規模的電源項目。這樣,電源建設快于電網建設,限制了電網對電力資源的調配能力,造成有的地區窩電,而有的地區缺電的尷尬局面,使潛在的供應能力不能轉化為現實的供應能力。而且,我國地域遼闊,用電高峰東西有時間差,南北有季節差。因此,跨區域送電是解決各地缺電的有效辦法,但是目前我國骨干電網的送電能力已經沒有余量,這就對跨區域送電造成了很大的制約。
2.相關措施及效果
自2004年初起,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堅決制止違規電源建設,各地、各有關單位對此開始加以重視,經過多方努力,一部分違規項目已經停止建設,電力行業無序建設、盲目布點的勢頭得到了一定遏制,違規電源清理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與此同時,在此次電力體制改革中,電網企業和電源企業分開,電網建設速度比原來有所加快。但是,要徹底解決我國電力行業中電網建設滯后于電源建設的“瓶頸”現象,還需要一定的過程。在這個問題上,國家的宏觀調控發揮著很重要的作用。在國家對電網與電源的統一規劃下,逐步加大對電網的投資建設,建立投資電網的激勵機制,并對我國現有的骨干電網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其輸送能力。對于電源建設,則要進行適當的調控和引導,通過市場公開招投標,選擇電源項目投資主體,減少無序競爭。這樣,電網與電源就能統一協調地建設發展,這對于緩解我國各地的用電緊張局面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三、結語
多年來,我國的電力行業一直是由政府直接管理的。自從2002年底起,我國開始實行電力體制改革,引入電力市場機制。在電力行業政企分開以后,建設電力市場和國家統一管理并不矛盾,有很多方面依然離不開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本文結合我國目前電力行業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合理、電力緊缺、煤電價格矛盾以及電網與電源建設不同步等問題,介紹了調整產業結構、實行峰谷分時電價、實施煤電價格聯動和加速電網建設等宏觀調控措施的作用和實施情況。通過我國運用這些宏觀調控措施的實際情況和效果,說明在進行電力體制改革、建設電力市場的同時,也要運用國家的宏觀調控措施進行統一規劃,將電力市場和宏觀調控相結合,這樣才能推動我國電力行業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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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對比分析
1、理論基礎 兩者都以國家干預理論作為其理論基礎。所不同的是市場管理法所依據的是直接干預理論,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間接干預理論。市場經濟是以市場作為對資源配置基礎性作用的商品經濟,市場有著及時性、靈活性等特點,能有效地促進市場競爭,促進社會財富的增長。但又有著自身無法克服的缺陷,如自發性、盲目性等,市場主體為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會采取不正當的競爭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壟斷、貧富懸殊等社會不正義問題,這些是市場自身無法克服的,也正是國家干預的根源所在,國家依法干預市場活動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壟斷、抑制貧富差距擴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場經濟必須確立政府的干預。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正是基于這樣一種理論而產生,而區別就在于:市場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預為理論依據,而宏觀調控法以政府間接干預為理論依據。
2、側重點 市場失靈是國家干預的根源,但現代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國家干預也并非沒有缺陷,政府干預的失靈(如過度干預、濫用干預權等)同樣會妨礙交易的正常進行,政府規制的失敗,就要求必須確立對政府干預的規范,其中包括約束政府干預經濟的權力,規范政府干預的行為,從這一方面來看的話,筆者認為對市場管理法來說,它著重強調的是對市場主體一方行為的約束,通過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的約束,維護市場的競爭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觀調控法則更加注重對政府干預行為的約束,以確保政府的宏觀調控權的正當行使。所以,筆者認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市場管理法側重于確立政府干預,宏觀調控法側重于規范政府干預,但只是側重,兩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敗的雙調整基礎上才能有效發揮其作用。
3、調整方式 由于兩者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存在差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調整方式的差異,市場管理法通過國家對市場的直接干預來實現其職能,它通過運用行政命令,規章制度之類的公權力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經營活動,對市場主體的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進行規制,如通過制定和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反壟斷法,依法嚴禁市場主體在交易活動中的不正當競爭和壟斷行為,為市場主體交易行為確立一個直接的、強制性的選擇標準。宏觀調控法通過國家對經濟活動的間接干預實現其職能,從而間接影響市場主體經濟行為的選擇,由此可看出,它為市場主體所確立的是一個間接的標準,具有可選性,如通過體現法律規范特點的一些經濟政策,如貨幣政策、財政稅收政策等,明確向市場主體傳達一種信息,哪些市場交易活動因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而受到鼓勵,哪些不符合國家經濟政策而受限制等。
4、調整對象 市場管理法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在管理市場過程中所形成的經濟關系,即市場管理關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對市場主體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依法查處中所形成的市場交易管理關系,主要存在于微觀經濟領域,具有直接性、強制性等特點。宏觀調控法的調整對象,指的是國家對國民經濟總體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即宏觀調控關系如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觀經濟領域,具有間接性,選擇性等特點。
5、調整范圍 市場管理法以市場管理關系為其調整對象,其主要發生在國家規范市場主體競爭行為和交易行為的過程中。從其體系結構來看,市場管理法的內容主要包括市場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價格法等。宏觀調控法以宏觀調控關系為調整對象,而宏觀調控關系涉及國民經濟運行的全部過程,包括財政關系、金融關系、產業關系、計劃關系等。體系結構方面,宏觀調控法主要包括財政法律制度、稅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產業法律制度、計劃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無論從兩者的調整對象還是體系結構來看,宏觀調控法的調整范圍都要比市場管理法的調整范圍寬泛。
6、調整方法 在關于兩者的調整方法上,筆者認為:市場管理法由于國家直接干預市場主體的競爭和交易行為,直接涉及市場主體的個體利益,市場管理權的不正當行使會對其利益造成損害,同時也為了防止有關行政機關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場主體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損害相關主體利益,所以市場管理法的調整方法只能使用單一的法律調整手段,以維護和保證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而宏觀調控法則是通過對市場的間接干預來影響市場主體的經濟選擇行為,具有一定的誘導性,選擇性,而且其涉及面廣,貫穿國民經濟運行全過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為主,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為輔的調整方法,但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的運用必須在法律確定的宏觀調控框架內進行。
二、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
在討論兩者關系之前,筆者認為應先談一談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因為市場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進和維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場競爭,所以,在一定層面上,市場競爭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可以反映出市場管理法與宏觀調控法的關系。市場競爭作為市場經濟的作用機制是與宏觀調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場競爭是宏觀調控的基礎。競爭首先是市場的競爭,沒有市場,宏觀經濟調控就沒有了對象和基礎,就失去了運作的機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觀調控不立足于市場,則是一種盲目的,形而上學的調控,就會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根本所在,要發展市場經濟關鍵是鼓勵和維系市場競爭。另外,宏觀調控還受到市場競爭的制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對社會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它是第一性的、基礎的。只有在市場調節無法起作用的領域,才有必要實施宏觀調控,凡是市場可以競爭的,就沒必要進行宏觀調控。此外,宏觀調控的目標要通過市場競爭來實現,因為市場競爭是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促進國民財富增長的基本途徑。
其次,宏觀調控是市場競爭的條件。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已充分證明,市場經濟不是放任自由主義經濟,它內在地要求國家進行宏觀調控。國家通過對市場運行進行調控,可以克服市場波動和大起大落,保證經濟運行穩定,而市場主體也只有在穩定的市場環境中才能進行公平、自由的市場競爭。宏觀調控還對市場競爭范圍及競爭目標進行調控,規定在哪些范圍可以競爭,哪些范圍不允許市場競爭,那些競爭是無所謂的、無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勵的。此外,由于市場主體是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體,市場競爭必然會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部分市場主體競爭的不自由,而這些問題是市場競爭自身無法解決的,宏觀調控的實施可以有效的緩解這些問題,實現社會實質正義。
2012年下半年以來,中國經濟的下滑態勢有所加劇。多項經濟指標表現不盡如人意,各大國際機構紛紛下調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全年GDP增長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對日益嚴峻的經濟形勢,許多市場人士認為宏觀調控急需加碼,以求在穩增長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筆者以為,宏觀調控再出重拳并非當務之急。
一方面,宏觀調控進一步加碼的政策空間并不大。就財政政策而言,當前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圍內迅速傳染的背景下,財政鞏固已成為全球主流趨勢,若此時大幅增加財政支出將面臨較大的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和聲譽風險。此外,雖然中國中央財政實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債務可持續性仍受到普遍質疑,以政府支出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的可行性較為有限。就貨幣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較上個月增長了0.2個百分點,短期通脹抬頭的壓力已初步顯現。而長期看,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將導致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食品價格上漲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動性過剩格局不會輕易改變,中國長期通脹壓力也在不斷上升。在短期和長期通脹壓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國貨幣政策在寬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強調的是,宏觀調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給力,而是急需加強效果傳導。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爆發后,中國宏觀調控發力不小,但實體經濟尚未扭轉頹勢。這既與復雜嚴峻的經濟環境息息相關,也與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頗有關聯。作為宏觀調控的理論源泉,傳統凱恩斯主義在學術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觀論宏觀,近幾十年來經濟學領域的諸多努力集中于為傳統宏觀經濟理論構建微觀基礎。但在筆者看來,宏觀調控理論上的微觀基礎雖在不斷夯實,但在現實中卻并不牢固。宏觀調控未能快速改變當前中國經濟的失速態勢,易被忽略的一個原因是,五種宏微觀之間的博弈讓宏觀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觀基礎。
其一,宏微觀之間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論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這種情況也體現在宏觀調控的微觀傳導過程中。一些宏觀政策出臺的目標是符合集體理性的,但微觀個體卻會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來調整個體行為,致使調整后的行為未必符合宏觀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來,監管部門大力整頓銀行業不規范經營,其目的是規范行業行為,還利于民,減小融資成本,助推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發展。雖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從微觀層面看,整頓不規范經營、不對稱降息和利率市場化的推進在加大銀行業競爭的同時,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業的議價能力和話語權。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資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動下,部分金融機構被迫將更多資源投入到對大型企業的業務維護上,中小企業得到的金融服務反而受到了相對擠占。
其二,宏微觀之間存在“吃飯博弈”。換句話說,無論宏觀調控政策如何陽春白雪,微觀個體包括企業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飯的。從宏觀上看,中國經濟長期吃飯靠轉型,唯有轉型才能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但從微觀上看,地方經濟短期吃飯難轉型,為了轉型而轉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風險隱患。微觀中國,很多城市、縣域存在產業集聚、經濟結構單一的特征。如果恰巧這個單一的行業屬于粗放增長的行業,屬于轉型壓降的對象,那么地方政府將很難真正做實轉型。特別是在當前地方政府的業績評價體系下,以短期“自發降速”換取長期產業結構調整空間的現實激勵并不大。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微觀企業,一旦為轉型而轉型,往往會盲目追求多元化,將眼光投入到房地產、民間金融等面子足、見效快的時髦領域,而這種超出其自身風險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會成為隱患醞釀的溫床,甚至會對企業主業或地方支柱產業帶來意想不到的負面影響。
其三,宏微觀之間存在“彈簧博弈”,這種博弈就像壓彈簧,此消彼長,不進則退。只有宏觀調控不斷施力,政策效果才會持續顯現,若宏觀調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會繼續疊加,而一旦宏觀調控有所減力,往往會出現有違政策初衷的負向反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產市場,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終具有做大GDP、增加財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誘惑,只要宏觀層面對房市調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許“不強調”的跡象,微觀層面就有捂熱房市的本能沖動。2012年5月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彈簧博弈發揮效力的體現。
其四,宏微觀之間存在“邊緣博弈”。宏觀調控畫了一個圈,而部分微觀實體,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觀企業往往行走在宏觀政策的邊緣,或是在不斷試探宏觀調控的邊緣區域,這種行為往往會帶來諸多風險。例如,2011年中國民間融資市場經歷了一波非理性繁榮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是流動性緊張狀態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與民間融資市場政策監管的邊界不清晰有關。宏觀層面鼓勵民間金融力量的穩健培育,但由于規范性的民間金融尚處于起步階段,對民間金融機構的審慎監管政策還在不斷完善的過程之中,這種初始階段的監控薄弱為民間融資市場創造了行走于邊緣的條件,表現為機構超速擴張和業務高杠桿運作,這種邊緣博弈帶來的非理性繁榮的風險在當前逐步顯現,并還將不斷釋放。
其五,宏微觀之間存在“專業博弈”。宏觀層面凝聚著專業思維,充斥著專業人士;微觀層面則缺乏足夠的專業資源。這種“專業屏障”往往成為信息不對稱下博弈均衡走向集體利益受損的重要壁壘。表現得過于專業的某些宏觀政策,會帶來三種非理性的微觀反應:一是不加理解、教條主義地執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碼地執行;三是不加重視、輕描淡寫地執行。這三種做法最終都會導致宏觀調控與預期目標相去甚遠。這種專業博弈發展到極致,甚至會引發金融危機。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本質上也是專業博弈的結果,前者是金融機構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開發房產業務、金融衍生品誘發的危機,后者則是政府部門利用專業優勢過度透支社會財力誘發的危機。
宏微觀之間的五種博弈令宏觀調控的效果顯現有所不足。筆者建議,針對囚徒博弈,宏觀層需要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微觀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選擇,并輔之以相應的配套政策引導微觀個體做出理性選擇;針對吃飯博弈,宏觀層需要將轉型深層次細化,讓每一個微觀實體都有落實轉型的具體指引;針對彈簧博弈,宏觀層需要在重點調控方向上加強政策意圖宣示和傳導,防止不必要的負向反彈;針對邊緣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球行為的專向管控,并明確新興領域的政策邊界;針對專業博弈,宏觀層需要加強對宏觀政策的通俗解釋,并引導專業人士更多地向社會傳導基本經濟常識,減小專業性的信息不對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