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紅利的特點
前言：想要寫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嗎？我們特意為您整理了5篇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相信會為您的寫作帶來幫助，發現更多的寫作思路和靈感。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第1篇
隨著我國老齡化進程的逐步加快，近幾年來，我國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現象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焦點，由此帶來的用工成本上升和制造業轉移的問題更引發了各方的深入思考。因此，加大制度創新，使經濟增長方式由主要依靠投入向主要依靠生產率提高轉變已迫在眉睫。
1 人口紅利概念的提出
人口紅利這一概念最早是由國外的經濟學家在對日本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以及東亞地區國家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創造的經濟奇跡研究時所提出的。Bloom 和 Williamson通過對東亞1965年至1990年的人口數據和1990年至2025年數據的預測及經濟數據的分析證明了人口紅利為東亞經濟奇跡貢獻達到了1/3。經濟學家Andrew Mason 在Bloom提出的人口紅利基礎上進行了更進一步的完善。
我國學者對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帶來的人口紅利現象也做了深入研究。蔡P、于學軍等學者具體界定了人口紅利的概念，指出在人口變動過程中，會形成一個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而少兒和老年人口比重較低的局面，總人口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負擔較輕，人口生產性強，儲蓄率高，這一對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就被稱為“人口紅利”。
2 人口紅利的基本特征
（一）高勞動參與率
勞動參與率是指在一定區域內經濟活動人口（包括就業者和失業者）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人們參與經濟活動狀況的指標。在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不同階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與總人口增長之間并不一定存在同步性。其主要表現為：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慢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供給的下降將帶來社會總負擔的加重，進而引起人均產出水平和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反之，當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于總人口增長時，勞動力的豐富供給將帶來充分就業，那么就意味著經濟社會具有較高的勞動參與率，即勞動年齡人口優勢的充分發揮實現了人口紅利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二）低社會撫養比
低社會總撫養比是人口紅利時期最為顯著的特征。社會總撫養比由少兒撫養比與老年撫養比兩部分組成，因而人口紅利亦是由少兒人口紅利與老年人口紅利兩部分組成。少兒人口紅利是由于生育投資不足而轉化的一種負債消費，這種負債消費方式在未來是需要加倍償還的，并且必然會加重未來的人口負擔；老年人口紅利則是由于生育投資過度而形成的一種預期回報。雖然少兒人口與老年人口在社會總負擔人口中是一種此消彼長的關系，但是少兒撫養比和老年撫養比在時間上的變動與方向上的變動卻具有相對的獨立性。
（三）高儲蓄率
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說認為，人口的轉變過程是個人生命周期的變化代際更替關系。一個社會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變化，則邊際消費傾向也會隨之發生變化，當一個經濟社會進入人口紅利時期，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增加，則消費傾向降低、儲蓄率上升，最終帶來資本積累給經濟增長帶來積極的增長效應。因此，高儲蓄率是人口紅利的另一個重要特點。1949年以來，除了“”和“”的影響外，我國的儲蓄水平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3 人口紅利減弱背景下我國經濟增長對策
（一）改革戶籍制度，促進勞動力合理有序區域流動
促進勞動力的有序流動是充分利用人口紅利的必然條件。然而，由于受到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使得我國勞動力的合理流動受到了一定程度限制，因此，我們要實施具有區域差異的就業政策、改革以戶籍管理為核心的政策制度、完善公共服務及社會保障等措施來實現勞動力的合理流動。積極推進戶籍管理改革制度，引導勞動力跨部門、跨地區的合理有序流動，改善勞動力市場的配置效應。因此，戶籍管理制度的改革不僅能夠給勞動者提供平等的就業機會，而且能夠充分發揮人口紅利的效應。
（二）全面開發和提升勞動者素質
加大基礎教育的投資力度，完善教育體系的建設規模。東部地區為了避免人口紅利過快衰退，需要繼續學習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管理知識和理念，提高勞動力的綜合素質，從而為該地區創造人力資本，并根據勞動力供給數量的變化合理調整產業結構，保持勞動力資源對經濟發展的支撐作用。而中西部地區在利用本地不斷轉移的大量農村勞動力來承接東部地區大量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前提條件下，為了提高勞動力的有效投入，需要加大本地區的教育投入，不嗵嶸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的質量和層次，擴大人力資本的存量，從質量上發揮人口紅利的作用。
（三）適時采取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提高，一些國家已經將退休的法定年齡逐步提高。退休年齡的延長直接為我們帶來兩個特別明顯的經濟效益：一是低齡老年人口繼續工作，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二是退休年齡延長，使得一部分贍養的人群轉變成了勞動力人群。低齡老年人口具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這部分人群可以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目前，在我國勞動力充足的狀況來看，延長退休年齡可以作為計劃，在我國未來5-10年內，可以根據職業、技術水平、健康狀況，逐步推行延長退休年齡制度。
參考文獻
1.馬春文，武赫.人口紅利對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2（23）：22-25.
2.蔡P.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劉易斯轉折點[J].經濟研究，2010（4）：42-45.
3.黑田俊夫.亞洲人口年齡結構變化與社會經濟發展的關系[J].人口學刊1993（4）：36-39.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第2篇
內容摘要:“人口紅利”是人口轉變過程中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條件。但它的兌現離不開良好的政策制度匹配,當它在良好制度環境和有效的政策措施下充分兌現時,則有利于儲蓄率上升,促進經濟增長,增加財政收入和應對老齡社會養老挑戰。
關鍵詞:人口紅利 勞動年齡人口 撫養比 經濟發展
“人口紅利”概念是由國外經濟學家在研究東亞經濟奇跡時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轉變對東亞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時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即人口紅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明確提出人口轉變將產生有利于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提供了一個經濟快速發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機會窗口。后來聯合國人口基金在1998年到2005年每年的《世界人口現狀》中都提到“人口紅利”這個詞(王洪春,2006)。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在人口轉變的過程中,會逐漸形成一個有利于經濟發展的人口年齡結構,也就是人口負擔系數比較低的局面,總人口中15~64歲的勞動適齡人口規模大,0~14歲的青少年人口和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規模小,這種結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而且人口的社會負擔相對較輕,形成了對經濟社會發展十分有利的條件,被稱為“人口紅利”。人口學家稱這段時期為“人口機會窗口”,又稱為“人口紅利期”等。本文在明確人口紅利概念的基礎上主要闡述它與經濟增長、儲蓄率、財政收入(政策)和養老保險之間關系。
“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關系
關于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經歷一個逐步深入認識的過程。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新馬爾薩斯主義認為,孩子多了會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從而阻礙一國物質資本的投資,影響國民經濟增長。80年代,經濟學家提出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因素是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發展的影響甚微。在過去,經濟學家又開始認為人口增長對經濟是有影響的。聯合國的報告認為,影響經濟增長真正重要的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而不是人口增長本身,同時認為人類壽命延長,出生率下降,會導致可就業人口與其需負擔人口之比的提高,同時,隨著家庭規模的縮小,更多的婦女有可能進入勞動力市場,只要勞動力市場能夠吸收更多的工人,人均產出就將增加,這就創造了“人口紅利型”經濟增長。與此同時,生育的減少使得父母有更多的錢投資于孩子的健康和教育,創造一個更具生產力的勞動力人口。
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人口發展因素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影響因素,只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這種作用的顯著性不盡相同。認為人口轉變的特定階段能通過人口年齡結構的改變,為經濟增長帶來潛在的人口紅利。一般來說,當少年兒童或老人占總人口的比例較大的情況下,社會負擔率較高,生產性較低,對經濟增長不利。而在勞動年齡人口比例較高的情況下,人口生產性強,社會儲蓄率也高,則有利于經濟增長。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恰好處于人口年齡結構最富生產性的階段上,并且能夠對這種人口紅利加以充分利用,經濟增長就可以獲得一個額外的源泉,創造經濟增長奇跡(蔡,2004)。
事實上,人口紅利的出現并非是自動的,它需要兌現匹配性條件。如果一個地區的人口結構更具生產性,同時還有良好的機制(主要是促進就業)誘致出與勞動年齡人口比重高相對應的高儲蓄,才能促進經濟增長。只有在人口負擔比、人力資源充裕、人力資本合格都具備的時候,才可能現實地發揮出人口機會窗口的機遇作用。只看到相對數的存在就認為進入了人口機會窗口,就認為具備創造經濟奇跡的機遇,是失之偏頗的(穆光宗,2006)。正如有的學者提出要注意人口轉變過程中“紅利漏損”問題,人口紅利意味著對勞動力資源更加充分的開發與利用,只有勞動年齡人口都處于充分就業狀態才能兌現人口紅利。如果失業問題長期化,總撫養比就不能真實反應人口的經濟負擔,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就必然會打折扣,就會存在“紅利漏損”(劉家強、唐代盛,2007)。
“人口紅利”與儲蓄關系
儲蓄率是影響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經濟因素。二戰以后,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中國香港等東亞國家和地區戰后獲得了高速經濟增長,高儲蓄率是解釋它們實現經濟起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儲蓄率與國民收入之間并不一定就是正相關關系,即人均收入水平高,儲蓄率就高。如果邊際消費傾向高,國民儲蓄反而隨著收入水平提高不斷下降。不過,高儲蓄率與經濟發展階段有明顯的相關性,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經濟起飛時儲蓄率都很高。在中國高儲蓄率被認為是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因素,對于中國儲蓄率不斷上升趨勢,大多數理論從政府動員儲蓄和金融市場發育狀況等角度進行解釋。然而,在這些解釋中,人口轉變這個非常重要的結構性變化因素則被忽略了。實際上,家庭規模、人口結構和城鄉分布對家庭的儲蓄和消費行為有著非常重要的影響。
Leff(1969,1971)利用1964年74個國家截面資料研究發現,人均收入水平、經濟增長速度、少兒撫養比、老年撫養比、總撫養比對國民儲蓄率均有顯著影響。Ram(1982)利用1977年128個國家截面數據進一步研究,也得出基本相似的結論。通過人口轉變(將會出現“人口紅利”或“人口負債”)對儲蓄率的影響的研究發現人口轉變對儲蓄率有顯著性影響。隨著人口轉變,少兒撫養比大幅度下降,勞動年齡人口的經濟負擔不斷減輕,國民收入中用于消費支出的部分相對減少,用于儲蓄的部分相應增加。但是,隨著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人口轉變對儲蓄的貢獻率將不斷減弱。據測算,人口轉變使得中國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改革以來,總撫養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的貢獻率大約在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在1/4強(王德文等,2004)。
“人口紅利”與財政(政策)關系
“人口紅利”期工作人口所占比重非常高,年輕的勞動力均是凈儲蓄者,同時社會撫養少兒人口和贍養老年人口負擔減輕,社會總的負擔水平下降,意味著更多的資源可用于儲蓄和投資,增加財政收入;儲蓄和財政收入增加進一步增加投資,更多投資與更加健康、更高教育水準、充分供給的勞動力結合又帶來更高的財政收入和更高的儲蓄水平,從而進一步成為促進財政收入和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口紅利”是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機遇,而要將這較短的而又潛在的機遇轉換為現實的經濟增長,首要條件是勞動年齡人口能充分就業,因此必須輔之以及時有效的財政政策的調整: 選擇促進就業導向的財政政策。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的同時,擴大就業還取決于政府的宏觀經濟發展目標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第一,政府在財政政策的取向上,對創業者要給予傾斜,在稅收上予以優惠,要為創業者在小額信貸、社保補貼等方面提供政策保障。第二,政府除了制定以提高經濟增長拉動就業能力為取向的宏觀財政政策以外,還應加大對吸納勞動力容量大的企業的財政政策扶持力度,通過增加公共投資項目和落實減稅政策來擴大就業和控制失業率。第三,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幫助失業下崗人員再就業。政府要調整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大對下崗職工再就業的扶持力度,防止“人口紅利”的流失(漆莉莉,2004)。
選擇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和有效轉移的財政政策。中國“人口紅利”的“大頭”在農村,從某種意義上講,收獲“人口紅利”程度大小取決于農村剩余勞動力充分利用。因此,財政政策的取向首先應考慮充分利用勞動力資源,發展農村和農業,要加快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要進一步“開放城市”,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有效轉移,制定各種符合農村人口在城市工作、學習和生活的財政政策,實現“人口紅利”的充分兌現。
選擇建立和完善社會養老保障體系的財政政策。“人口紅利”不是免費的午餐,在享受“人口紅利”之后,我們將面臨較大的養老壓力。在完善城鎮養老保障體系過程中,財政應遵循“低水平,廣覆蓋”的原則,處理好國家、集體、個人三者的關系,建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根據我國人口老齡化趨勢和特點,在財政政策的取向上,應迅速轉向完全積累制,同時將非正規就業人口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一方面,實行完全積累制可以降低未來社會養老負擔,使養老負擔率的分子逐步減少;另一方面,非正規就業人口被納入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可以擴大分母,增強社會養老負擔能力。
“人口紅利”期與養老保險關系
低出生率和人們壽命的延長最終將導致人口老齡化,加重社會負擔。一旦人口變遷的過程完成,人口紅利收于囊中,各國政府又將面臨養老挑戰,因此,在“人口紅利”期就需要未雨綢繆為應對養老危機的挑戰做好準備。
人口紅利期與養老保險籌資模式。建立以完全積累制為主的三支柱養老保險籌資模式是“人口紅利”期的現實選擇。結合世界其他國家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實踐,第一支柱是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養老保險由政府提供,以現收現付為基礎,政府通過征收與工資相關聯的稅收(或繳費)來籌集資金,養老金給付則與社會平均工資相關聯。第二支柱是完全積累的個人賬戶。采取強制性的個人賬戶儲蓄形式,基金由合格的金融機構管理,確保基金的保值增值。第三支柱是企業年金和自愿儲蓄計劃。企業年金是企業為職工提供一部分養老金,以提高職工晚年生活質量的補充養老保險;自愿儲蓄計劃是指個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實際收入情況,選擇由商業保險公司提供的各種年金計劃,或者其他金融機構提供的各種養老儲蓄計劃,國家在稅收方面給予適當優惠。在三支柱的養老保險籌資模式中,完全積累制的個人賬戶應該為主體,這不僅可以提供足夠的資金積累以應對以后出現的養老金支付高峰期的挑戰,而且可以增加資本積累,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獲取“第二人口紅利”以及充分挖掘并延長轉瞬即逝的“人口紅利”(陳澤華、袁友文,2006)。
“后人口紅利”期的養老危機。“人口紅利”機會窗口關閉后,將迎來人口老齡化挑戰和養老危機。來自世界銀行一組數據顯示,按照1997年以來執行的制度,如果沒有任何財政補貼,即養老體系的赤字完全由當年繳費承擔的話,要使養老金體系達到資金平衡,中國的企業和個人需要承擔的費率將達到工資總額的37%。長期依靠高繳費率和財政補貼支付養老金帶來的壓力將使政府和參保者不堪重負。由于缺少資金積累,當前發放的養老金只能以在職職工繳費來支付,不得不維持高繳費率以應付收支壓力。測算顯示,中國養老金體系在未來幾十年中除了短暫的“人口紅利期”略有盈余外,將長期處于赤字狀態。除非中國在“人口紅利期”對養老保險體制進行及時改革并積累足夠的資本,以應對隨之而來的撫養比例上升帶來的壓力,否則防范與化解養老金危機的機會將轉瞬即逝。尤其是隨著人口老齡化加快,退休保障缺口增大,養老金負債問題將不可避免地波及貨幣政策(吳學安,2006)。
參考文獻:
1.王洪春.從“人口紅利”到“健康紅利”[J].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2006(5)
2.蔡.人口轉變、人口紅利與經濟增長可持續性―兼論充分就業如何促進經濟增長[J].人口研究,2004(2)
3.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人口負債:數量界定、經驗觀察與理論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4.陳衛.是人口紅利?還是人口問題?[J].人口研究,2007(2)
5.彭希哲.人口紅利的中國特色[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7(4)
6.穆光宗.人口機會窗口期≠經濟高速增長期[J].中國企業家,2006(7)
7.劉家強,唐代盛.關于人口紅利問題的幾點思考[J].市場與人口分析,2007(4)
8.王德文,蔡,張學輝.人口轉變的儲蓄效應和增長效應―論中國增長可持續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9.漆莉莉.“人口紅利”期的財政政策[J].財政研究,2004(12)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口紅利；“劉易斯拐點”；“梅佐喬諾陷阱”；戶籍制度改革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3115（2013）24-0064-02
在聯合國2010年發表的世界各國生育率數據中，中國以1.4的生育率被劃為低生育國家行列。根據聯合國的中位預測，中國在2000年后的15年內，勞動年齡人口增量逐年減少甚至停止， 65歲以上人口比重由之前的6.8%大幅度提高到9.6%。屆時老年人口將達到1.3億，即使期間有較大政策干預，該形勢也不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逆轉。
迄今為止，高勞動年齡人口比例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高勞動人口比例為空前豐富的生產資料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支持，伴隨著國人較高的儲蓄率，為經濟發展提供了豐厚的人口紅利。
計劃生育政策全面實行之后的十多年，由于受人口發展的慣性因素影響，老齡人口撫養系數（簡稱老年系數）較低，為期間人均GDP的增長做出了26.8%的貢獻。然而隨著老齡人口的大量增加和15～64歲人口基數的萎縮， 中國的老年系數到2015年左右將停止下降并逐年提高，這意味著人口構成的逆轉將一步步吞噬之前獲得的人口紅利。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劉易斯在人口流動模型中指出， 在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普遍存在一個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終枯竭，剩余勞動力由過剩向短缺轉變的轉折點，同時也是經濟增長方式被迫轉變為現代增長方式的轉折點，這就是著名的“劉易斯拐點”。
2000年后，由于逼近“劉易斯拐點”，中國經濟出現了所謂的用工荒，造成沿海地區大量實體經濟蒙受重大損失，與之伴隨的是勞動力成本的不斷上漲，企業利潤空間被逐漸擠占，并成為通貨膨脹的推手之一。之后2008年爆發的世界金融危機使中國的經濟形勢雪上加霜，一攬子的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更加快了進入“劉易斯拐點”的步伐。如何在“劉易斯拐點”這個重要時期接過東部地區的制造業大旗，避免走入“梅佐喬諾陷阱”，同時推進城鎮化進程，成為未來一段時間中西部地區發展的重要議題。
一、構建“第二梯隊”，抓住東部轉型機遇
中國一直以來以制造業大國的身份享受著人口紅利帶來的競爭優勢。但是受人口紅利期基本結束、“劉易斯拐點”到來使得勞動力短缺以及工籌上漲等因素的影響，生產成本快速上漲，廉價勞動力輸出的比較優勢逐漸消失。之所以目前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還保持著優勢，主要原因是生產率的提高速度超過人員成本的上漲速度，且有著規模化效益及政策紅利的勉力支撐。可是制造業向勞動力更加廉價的國家轉移的趨勢已相當明顯。
為應對生產的跨國轉移，我國必須在產業轉型的同時盡可能地采取措施保持在制造業上的優勢。相對于東部地區的轉型壓力，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仍處于勞動力成本較低的階段，比較優勢還將在中西部地區存在較長的時間。所以，通過采用合理的政策引導和有吸引力的優惠政策，發揮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和市場優勢，吸引現有制造業將其外移趨勢轉變為向中西部地區的轉移，以保持我國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總體穩定，可以為東部地區產業轉型和中西部地區加速發展爭取寶貴的戰略轉移期。所以，充分利用東西部差異構建制造業“第二梯隊”，或許是中國經濟軟著陸后再次爬升的重要發動機之一。
二、警惕“梅佐喬諾陷阱”，控制大規模轉移支付
在建設“第二梯隊”時有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梅佐喬諾陷阱”。“梅佐喬諾陷阱”是指類似意大利南北部和東西德這種發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并且長期以來沒有明顯縮小的經濟現象。歐洲的兩個“梅佐喬諾”有著一些共同點，一方面，他們都有來自中央政府的大規模轉移支付。盡管獲得轉移支付的一方能夠在短期內獲得快速發展，但是這種發展不具有可持續向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過當的干預使這些地區逐漸形成不能充分發揮其資源稟賦的經濟增長模方式和產業結構，最終導致就業不充分、收入分配不均。
我國的中西部與東部不平衡問題與意大利的情形類似，2008年中、西部地區的人均GDP為18524元和15951元，不到東部地區的一半，雖經多年西部大開發但差距依然巨大。由于歷史地理原因，地區間的資源結構差異明顯，東部地區具有相對豐富的資本要素，在資本密集型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而中西部地區具有大量農業富余勞動力，所以具有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由于東西部地區的特點將長期存在，所以必須充分發揮各自優勢，減少不必要的大規模轉移支付，切忌生搬硬套和揠苗助長，從而避免中西部地區在發展中遭遇“梅佐喬諾陷阱”。
從我國目前的形勢來看，一方面，勞動力沒有隨著工業配置格局變化而變化。從2003年后中西部地區的工業增加值增速都超過了東部地區，但是勞動力依然在向東轉移。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區制造業的資本密集程度迅速上升，現在已高于東部水平。中西部的崛起并未依靠自身優勢，而是依托中央政府對西部地區資本大規模的投入，這樣的工業化加速具有明顯的政府主導型和投資驅動型的特征。如不能夠及時調整發展戰略，中西部的發展有很大的風險走入“梅佐喬諾陷阱”的死胡同中。所以，我國應當吸取歐洲國家的教訓，讓中西部的發展不要急于跨入資本密集的軌道，而是暫時回到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上來，依靠成熟有效的實際經驗，為今后的可持續發展并追趕東部地區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
三、通過戶籍制度改革激發二次人口紅利
避免落入“梅佐喬諾陷阱”，中西部勢必要把勞動力留在本地，需要容納更多的農民工進行本地城鎮化和工業化建設，最直接的激勵政策就是對目前的戶籍制度進行改革。近年來，我國不少不少地方都嘗試過戶籍制度改革，總體上分為兩類：一類是提高準入門檻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另一類是降低準入門檻擴大服務目標。大部分一線城市屬于前一種模式，但是沒有取得引人注目的突破。值得借鑒的是屬于第二類方式的重慶市戶籍制度改革。該地區在較短的時間內將數以千萬計的農民轉為城鎮居民，獲得了大量的非農勞動力，并通過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將這些紅利人口留在了本地。接著通過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水平逐漸地改變這些新市民的消費模式，反過來推動了本地的城鎮化和工業化建設水平，獲得了不錯的二次人口紅利。
借鑒成功的戶籍改革經驗有助于在后人口紅利時代，提高獲得第二次人口紅利的能力，但是重慶的戶籍制度改革并不能完全解決存在的問題。一是重慶戶籍制度改革的受益者主要是本市戶籍的農民，無法吸引更多外地務工人員。就目前來看，我國有大量的農民工家庭選擇異地就業和居住，如果戶籍制度改革將本地和外地割裂對待勢必無法達到改革目的。二是允許進城農民在三年內保留承包地和宅基地使用權這一規定成為雞肋。首先三年的時間并不能解除進城農民工的后顧之憂；其次，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城市對勞動力的需求持續擴大，并且勞動力價格不斷上漲，農業現代化后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農村已不再是剩余勞動力的“蓄水池”，享受到城鎮化成果的農民實際上幾乎不可能回流。由于以上原因，可以說重慶的進展是在自身特點的基礎上取得的，更大意義上是對改革道路的探索，而并非取得了可復制的成果。
歸根結底，無論對于東部還是中西部的地區來說，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式方法不能一概而論，只有因地制宜，立足本區域實際，不搞一刀切，允許最大限度適應本地區情況的制度的存在，形成改革的多樣性，才是確保改革的順利推進和取得更大成功的關鍵。中西部地區應把握東部地區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的時機，用好手中的比較優勢，在合理規劃的基礎上接過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接力棒，繼續保持我國制造業大國的優勢地位，消化城鎮化帶來的二次人口紅利。通過進一步汲取東部地區發展經驗，結合國情避免走入“梅佐喬諾陷阱”，從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出發推動各地區戶籍制度改革，以適應中國后人口紅利時代的經濟發展，為取得和使用好二次人口紅利打好制度基礎。
[參考文獻]
[1]方莉.中國勞動力供求關系與人口紅利的變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
[2] D?蓋爾?約翰遜著，林毅夫、趙耀輝編譯.經濟發展中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3]蔡.超越人口紅利[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4]彭文生.漸行漸遠的紅利：尋找中國新平衡[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入口紅利；房地產
一、人口結構與房地產市場一般關系分析
1.人口年齡結構與房地產市場
人口的年齡結構變化形成了“人口紅利”現象。人口紅利是指在人口轉變過程中所出現的被撫養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不斷升高的一種人口結構，因為這種人口結構非常有利于經濟增長而被形象地比喻為人口所帶來的一種“紅利”。人口經濟學家認為人口紅利區間約等于總撫養比低于50％的區間，即當總撫養比低于50％時，出現人口紅利，隨著總撫養比的進一步降低，人口紅利逐漸增加，當總撫養比低于45％時，人口紅利進入“黃金期”。
對于房地產市場而言，撫養比較低的人口結構大大減輕了人口撫養負擔，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產性，通過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生產性人口結構帶來國民經濟的高儲蓄率、高投資率和低利率，以及相應的消費升級和投資偏好變化，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房地產投資活動和消費需求，包括因人口年齡結構變化直接產生的住房剛性需求，以及人口紅利期為購房需求實現提供的經濟基礎，并與寬松的貨幣政策結合，使住房的改善性需求和投資性需求擴大，從而推動資產價格上升。
2.人口地域結構與房地產市場
農村與城市人口的分布直接影響房地產需求，城市化趨勢和農村人口轉移是住房需求增加的重要因素。
根據美日韓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遷移方向，城市化可分為四個階段。在城市人口低于50％時，人口遷移以農村人口遷入城市為主，城市房價漲幅總體比較接近，末期大城市房價會漲得更快一些，當城市人口超過50％后，人口遷移以城市間的相互移動為主，小城市是全國城市的主要呈現形式，人口遷移以小城市人口遷入大城市為主，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為輔，大城市的房價表現將顯著優異，當城市人口超過70％后，大城市成為全國城市的主要形式，人口遷移以大城市城區人口遷入大城市郊區為主，大城市郊區人口逐漸超過城區人口，郊區城市化形成大都市圈，郊區演變為中小型城市，與原來的城市城區形成功能互補，相互促進的大都市圈，城市與農村相互融合，進而形成所謂的“大都市圈”，大城市郊區的房價表現將會顯著優異。最終，人口在農村、小城市、大城市中心城區和郊區之間的遷移將趨于穩定。
二、人口結構與房地產市場關系典型分析：以日本為例
西方發達國家人口轉變經歷時間較長，而許多新興工業化國家尤其是東亞國家往往只用幾十午時間就走完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轉變歷程，因此與西方國家相比，人口結構變化和房地產之間表現出較強的關聯性。日本是亞洲最早實現人口轉變和經濟騰飛的國家，“人口紅利”也出現得最早，大約開始于1930―1935年，結束于1990―1995年，持續了約60年時問。
1947―1949年是戰后日本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到1968―1974年，這批人的年齡達到19-27歲，陸續進入婚姻年齡，更為重要的是，當時日本已達到70％的城市化高峰期，這些進入婚姻階段的年輕人大多集中于城市，因此形成了對城市住房的剛性需求，即人口紅利與城市化共同推動了地價上漲。1975年，受兩次石油危機影響，日本經濟進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滯脹期，通脹率達到2位數，城市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人口遷出城市，城市地價下跌8％。但是由于人口紅利拐點并未到來，所以地價在短暫下跌后仍繼續上漲，并迎來1986到1991年的房地產泡沫期。隨著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城市化接近尾聲，缺乏真實需求支撐的房地產泡沫逐漸破裂，房地產市場陷入了長期停滯狀態。
1.人口紅利拐點對房地產的影響
根據日本的經濟周期，儲蓄率、投資率最高點一般出現在撫養比階段性最低點(即人口紅利的最大點)年份前后一至兩年時間，房地產價格也大致如此。日本的人口紅利拐點出現在1992年，而之前1990年，土地價格增幅已出現下降，1992年土地價格絕對值開始下降并持續了14年，直到2006年才有所回升。2007年底，六大城市土地價格僅相當于1991年高點的27.7％，絕對價格也只相當于1982年的水平。
2.城市化進程結束對房地產的影響
戰后日本從1947年到1965年僅18年時間，城市化率由33.1％提高到6 8.1％，年均提高1.94個百分點。到1985年，城市化已經達到76.7％，城市化進程基本結束。缺乏城市化的繼續推動，可以部分解釋1986-1991年間日本房地產泡沫產生到破裂的原因，以及此后多年房地產市場的長期停滯狀態。
三、我國人口結構與房地產市場關系分析
1.我國人口紅利預測
根據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資料，1982年我國少兒撫養比為54.6％，老人撫養比為7.98％，總撫養比為62.58％。1987年，我國少兒撫養比和老人撫養比均略有下降，分別為54.3％和7.92％，總撫養比為62.2％。1988年，根據1％人口抽樣調查資料，我國少兒撫養比下降到43.7％，老人撫養比上升為8.3％，總撫養比降為52％，我國開始進入人口紅利期。2001年，隨著總撫養比下降為43.58％，我國人口紅利開始進入黃金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預測，在今后若干年內，15～64歲年齡組的人口比重還將繼續增加，到2013年左右達劍最高值72.1％，隨后將處于逐年下降的趨勢中；從絕對數量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6年左右達到最高值，為9.97億人左右，隨后逐年下降。到202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例將一直維持高達70％的比例，總撫養比在37％～45％，人口紅利處于黃金時期。到2033年我國總撫養比上升到50.9％，“人口紅利”時期結束。
2.我國人口年齡結構變化對住房需求的影響
1962-1973年是中國的大嬰兒潮時代。中國人口出生率連續12年超過20‰，其中1962-1970年間連續9年超過25‰，累計增加總人口2.33億人，占1973年末總入口的26.2％，占2007年末總人口的17.7％。目前大嬰兒潮出生人口在35-46歲之間，處于其個人生命周期中的高收入、買房置業階段。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到2013年左右人口紅利拐點期間15年是此群體集中購房時期。大嬰兒潮時代2.33億總人口，按2005年全國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26.1平米，三口之家的家庭結構推算，住宅需求面積為91.2億平米(2.33×1.5×26.1)，以50％的城市化率和50％的商品房購買率計算，共需購買住房22.8億平方米，超過1998―2007年商品住宅銷售面積總和的70.8％。
1981―1991年是中國的又一個嬰兒潮時代。在此11年間
人口出生率基本保持在20‰以上，年出生人口2000萬以上，累計增加1.71億人，占1991年末總人口的14.8％。這次嬰兒潮規模明顯小于大嬰兒潮時代。目前，該部分群體已進入初次置業階段，根據25―39歲為集中購房年齡段判斷，該部分群體購房時間為2006年―2030年。故在2008年―2013年，兩次嬰兒潮階段出生的人口購房需求將集中出現，而2013年以后，只有在小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口購房相對集中，房地產市場需求將面臨萎縮。
3.我國的人口城市化
人口城市化又稱為人口城鎮化，是指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過程。這一過程包含了社會、人口、空間及經濟轉換等多方面的內容，城市化水平指標為城市化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1989年―2006年我國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1個百分點，2007年達劍44.9％，正處于城市化水平30％―70％的加速發展階段。按照“十一五”發展規劃，城市化率每年提高0.8個百分點，2010年城鎮化率預期為47％。以未來70％的城市化水平目標來考量，農村人口向城鎮的轉移還將持續20年以上的時間。
4.我國人口城市化對住房需求的影響
隨著國家城鎮人口住房制度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城鎮人口解決住房問題的途徑將變得較為單一，即主要是通過購買或租賃住房來實現，其購買或租賃的住房不論是“商品房”還是“二手房”，都將對住宅市場形成直接或間接的需求，包括新增城市人口的需求以及城市舊房拆遷所帶來的補償需求。根據2005年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積26.1平方米計算，每年1000萬農村人口轉移就將新增住房需求面積2.6億平方米。目前，中國城市化率將很快突破50％，按照國際城市化進程的基本經驗，此后我國將進入大城市化階段，人口將由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向中心城市和城市圈集中，這將深刻影響中國未來的房價走勢。截至2007年，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的房價總體漲幅并沒有顯著超越其它重點城市的平均漲幅，從城市化規律來看，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城市化率還未突破50％，城市化總人口的流動還主要是以從農村進入城市為主，人口流動從小城市進入大城市為主的階段尚未到來，因而城市間房價漲幅差異并不十分顯著，大城市漲幅尚不突出。
四、結論判斷及建議
中日兩國人口結構變化有相似之處，對房地產市場的影響也呈現出某些相近的軌跡，但中國作為經濟轉型加新興國家，還受到了包括制度轉變、經濟周期和投資投機心理等特有因素影響，促成了過去近10年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超常發展。
1.從制度轉變看，中國住房制度改革釋放了大量的購房需求
房改之前，居民用于居住的支出可以忽略不計，但房改后此項支出在收入中的占比迅速攀升。考察住宅銷售額占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比例的變化表明，房改前此項比例一直在6％以下，但房改后該比例迅速上升，到2003年上升到12.4％，2007年更是上升到28.3％，5年時間上升了近16個百分點。
2.從經濟周期看，為克服經濟周期下行而實施的住房信貸政策，使購房需求的實現具備了條件
房地產投資失控直接導致了我國上世紀90年代的一輪經濟過熱，局部城市房地產出現泡沫，1994年開始的宏觀調控將房地產列為重點，房地產企業銀行貸款受到嚴格限制。為應對1997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我國政府在1998年后陸續出臺了一系列鼓勵住房建設與消費的信貸政策，積極支持房地產業發展，推動住房消費的實現。房地產貸款從1998年底的3106.23億元，增加到2007年底的4.81萬億元，10年間增長14.5倍。其中居民個人購房貸款從426.2億元增加到3.03萬億元，增長70.1倍，占當年住宅銷售額比例從21.2％增加到119.7％，房地產開發貸款從2680.1億元增加到1.77萬億元，增長5.6倍。房地產貸款占金融機構全部人民幣貸款比例從3.6％提高到18.4％。
3.從心理預期看，房價上升預期不斷兌現，推動了投資投機需求的膨脹，助長了房價上漲
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市場化觀念更新及住房信貸政策實施，使購房需求大量釋放，1998―2001年住宅銷售面積增長率持續維持在20％以上。由于住宅供給相較于銷售增長滯后的局面使房價不斷上漲。誘發了居民對房價持續上漲的心理預期，缺乏彈性的房地產市場又不斷兌現預期，使1998年以來消費性與投資性購房需求形成合力，產生了巨大的房地產需求，推動房價持續上漲，全國商品住宅銷售價格指數一路攀升(見下圖)。
從人口角度分析，由于嬰兒潮與計劃生育政策共同影響，我國人口紅利將在2013年左右迎來拐點，在此前后幾年，儲蓄率和投資率將會下降。房地產需求增長減緩，投資增速下滑，房地產市場價格漲幅減少并可能出現下降。而中國房地產市場拐點也將會提前于人口紅利拐點到來，房地產市場投資、銷售和價格均將面臨考驗。但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特點，使城市化進程未來20年仍會保持較快速度，從而使人口紅利存在結構性差異，城市特別是大城市依然可以繼續分享人口紅利，核心城市房地產市場不會大起大落，出現如日本似的房地產泡沫。總之，我國房地產發展放緩已不容置疑，拐點到來的確切時間有賴于市場與政策調控的共同作用。為保持房地產市場穩定，維護金融安全，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建議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房地產市場是多變量函數，發展軌跡不會直線上升
過去10年我國房地產市場的超常發展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房地產市場游走在突進和失衡之間，存在著較強的階段性特征。隨著國家各項調控政策的逐步落實和住房保障政策的建立健全，房地產市場的失衡會被不斷修正，制度轉變的邊際效應也在遞減，加之較嚴的信貸環境和日趨謹慎的購買與投資心理，房地產市場在連續近10年高速增長后，市場風險已累積較大，未來的發展軌跡不會是直線上升。由于未來房地產市場真實需求增長將減緩，因此對于房地產市場回落，宏觀調控應該把握好時機、力度和節奏，以穩定市場供求。
2.房地產市場發展與經濟發展的互動和背離將長期存在，應準確把握，避免市場大幅波動
房地產作為周期長、彈性小的基礎產業，與經濟發展既有互動推高的積極效應，又有相互放大下行風險的背離可能。日本經驗表明，居民在景氣周期對收入增長估計樂觀，導致容易接受過高的房價，助推資產價格泡沫的產生，社會可忍受的通脹水平會較高，相匹配的經濟潛在增長率也會提升，從而再催生新的收入增長預期，形成互動推高的循環。相反，如果居民預測景氣周期結束，還貸壓力增大，無力承受市場價格水平，則房地產價格必將下挫，并影響到經濟增長的潛在水平。為避免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必須準確把握市場發展規律，正確引導消費者預期，讓消費者既不過度超前消費，也不對房價短期波動過度恐慌，保證市場穩健發展。
3.房地產市場發展對經濟的拉動作用將減弱，必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消費增長
2013年前后，我國人口紅利出現拐點后，儲蓄率和投資率將會下降，制度轉變的推動作用也將減小，未來房地產市場發展必將減緩，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也將減弱。但人口結構變化將促進消費增長，要順應和利用這一形勢，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推動消費模式改革，實現消費升級。
4.進一步消除障礙，繼續推進城市化，發揮其對房地產市場的積極作用
相比其他因素，城市化對未來房地產市場的影響更基本和長遠，因此要鞏固和推動城市化發展，進而發揮城市化對房地產市場的積極作用。
人口紅利的特點范文第5篇
老齡化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也是不可逆轉的世界性趨勢。按照國際社會標準，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到7%以上，即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2000年我國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65歲以上人口占比6.96%，60歲以上占比10.2%，都已達老齡化社會的國際標準。
中國老齡化有兩個特點，一是老齡化的速度遠高于其他國家，二是老齡化超前于現代化。尤其是不斷增多的空巢老人家庭，成為國家治理層面的新挑戰。2015年國家衛生計生委作過專項調查，空巢老人占到老年人總數的一半。空巢老人問題將是我國社會保障政策和社會治理的重中之重，也是衡量小康社會和現代化是否真正成功的一項檢驗標準。
年輕人外出打工自古就有，空巢老人和空巢家庭自古就有。《韓非子?外儲說右下》記載：一次齊桓公微服私訪，一名“年老而自養”的空巢老人引起了他注意。齊桓公問他為什么獨自一人？老人告訴他，自己有三兒子，因為家里窮，娶不起親，都外出打工去了。
齊桓公回來后，把情況告訴了管仲，問他該如何處理。管仲說：“蓄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意思是，公權力把控的財產多了，老百姓就會有忍饑挨餓的人；宮延中囤積的女子多了，百姓中就會有娶不上老婆的人。提醒齊桓公要注重民生。
齊桓公從善如流，接受了管仲的意見，當時推出兩項整改舉措，一是“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即調查宮中的婦女，盡可能把婦女放還民間；二是下令于民，“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即頒發政策，號召男子二十娶妻，女子十五出嫁，以增加國家人口。
管仲任齊相40年，推行“九惠之教”之首，就是養老政策。當時齊國規定，對70歲以上老人免除其一子的征役和賦稅；80歲以上免除兩子的征役和賦徭；90歲以上則免全家的征役和役稅。
中國歷史上有多個時期在養老政策方面，做得很出色。如漢時推行“以孝治天下”，推行一套比較完善的優惠政策，如空巢老人做買賣可免租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