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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危機范文第1篇

今年3月份以來，隨著全球范圍內金融危機的緩和，投資信心的復蘇，美元作為“避險貨幣”地位下降，美元在此輪金融危機中走出的一波逆勢反彈行情趨于終結，尤其是在10月6日，澳大利亞央行出人意料的加息之舉，更讓美元指數一度觸及14個月以來的歷史最低點。與此同時，諸如中國、韓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迅速復蘇，資產市場頻創。以美元計，自去年年底以來，印度股市上漲90％，中國內地股市則漲了60％左右，中國臺北和中國香港的股市分別漲了70％和50％左右。

美元貶值的預期與新興市場的經濟表現，正在讓國際資本重新流入這些國家。追蹤全球總資產逾10萬億美元的美國基金研究機構EPFRl0月16日披露的數據顯示，截至10月14日的當周，新興市場股票激進單周流入資金達到40億美元(而同期美國股市激進的資金流出量達到34.9億美元)，創年內新高，而年內迄今為止這類激進累計吸收的資金流入則達到創紀錄的457億美元。此外，外匯儲備的飆升也提供國際資本大量涌入的佐證。野村證券最新的報告顯示，亞洲(除日本外)的外匯儲備總額從3月份的3.3萬億美元上升至9月份的3.8萬億美元，增幅達到14.9％。當然，其中有部分是匯率估值效應所致，因為貿易加權美元匯率自3月份以來下跌了10％。但即使保守估計，亞洲的外匯儲備中一半為非美元貨幣，多數亞洲國家的外匯儲備自3月份以來的增幅也遠超過了5％。

由于亞洲新興市場經濟體大多奉行出口導向型的經濟模式，其本身的經常賬戶盈余業已十分龐大。目前，國際資本的大量流入正在給新興市場經濟體的貨幣造成真實而強烈的升值壓力。摩根大通亞洲貨幣指數自3月31日以來上漲5.8％，今年第二、三季度創下11年以來最佳雙季表現。根據彭博社調查34種貨幣的預估中值，韓元、臺幣、印尼盾、泰銖和印度盾名列明年12種表現最強的貨幣。

本幣升值的壓力和趨勢已讓亞洲各國央行焦灼不已，紛紛采取措施維穩匯率。10月11日，日本財務大臣藤井裕久表示，日本政府希望維持日元匯率穩定，并將采取措施實現這一目標。10月初，日元對美元匯率升至88比1，達到9個月來的最高水平。先于日本采取維穩措施，包括泰國、馬來西亞等地的央行已經開始大舉買入美元，平抑本幣升值。10月12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發表聲明表示，新加坡將維持目前的匯率政策不變，讓新元保持“零升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稱，繼上次檢討貨幣政策后，新元名義有效匯率在可波動范圍的上方起落，主要原因是自今年第一季度后期以來美元疲軟，以及區域內出現強勁的資產流入。實行管理下的匯率機制的中國香港也買入了美元。香港金管局于10月9日在外匯市場拋售了46.5億港元，以捍衛港元聯系匯率制度：截至10月3日香港金管局拋售的港元總額升至209.25億港元。

而對中國而言，由于去年7月以來，中國實際上選擇將人民幣重新與美元掛鉤，近幾個月美元的“跌跌不休”之勢，使得人民幣相對于其他貨幣已大幅貶值。近段時間來，國際上對人民幣匯率升值施壓紛至沓來。早在G20集團9月在匹茲堡舉行第三次金融峰會前，英國《金融時報》便率先“發難”，稱全球經濟的再平衡需由人民幣做起。此后，包括IMF，以及G7財長會議等，都紛紛對人民幣升值進行施壓。目前發達國家正在發起的針對中國的多起貿易摩擦，也被認為是對人民幣施壓的工具。

對于中國決策層而言，人民幣是否應短期快速升值，需仔細權衡其利弊。2007年和2008年上半年，人民幣一年半時間升值幅度達到了15％左右，結果既沒有緩解貿易順差這個外部失衡，反而又助推了國內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這也說明，匯率并不是我國貿易順差的“罪魁”，貿易順差的根源仍在于當前全球經濟的發展模式和國際產業分工的格局。

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亞洲央行大舉干預外匯市場，以阻止本幣兌美元升值，是因為他們擔心本國在出口上輸給中國。這種說法不無道理，尤其是對像馬來西亞、菲律賓這樣出口產品與“中國制造”存在較大重合的國家，但至少從目前來看，弱勢人民幣在亞洲并沒有引起太多關注。之所以如此，一是因為亞洲國家當前的關注點仍是美元，許多國家認為，美元――而非人民幣――是本國對美貿易前景面臨的直接威脅。二是由于中國龐大的經濟刺激計劃和經濟迅速復蘇，對亞洲國家有著強烈的“溢出效應”。無論是對于出口大宗商品的印尼，還是出口科技產品和資本品的臺灣與韓國，中國因素無疑是其出口部門改善的～個重大推動力。

亞洲經濟危機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交易結算貨幣；國際金融主導國壓力；社會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多邊金融機構間的聯動機制

DOI：10.13939/ki.zgsc.2015.31.030

2013年，首次在國際場合提出了創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AIIB）的倡議，隨后獲得眾多亞洲區域內發展中國家乃至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積極響應。目前，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遍布五大洲，涵蓋了聯合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中的4個、西方七國集團（G7）中的4個、20國集團（G20）中的14個、歐盟28個國家中的14個、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34個成員國中的21個、金磚5國及東盟10國全部。作為真正由發展中國家發起、主導的政府間多邊銀行，AIIB的成功籌建、發展壯大對亞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一帶一路”建設及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創新具有重要意義。

一、AIIB的籌建背景

近年來，亞洲經濟總體發展較快，區域財經合作不斷深入，但在發展中也面臨著不少挑戰，特別是區域內“一帶一路”沿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亟待完善，基建融資缺口巨大，目前以世界銀行（下稱WB）―亞洲開發銀行（下稱ADB）為主的多邊融資供給體系遠遠滿足不了這一需求，需要新的多邊金融機構給予補充。

（一）基礎設施建設構成“一帶一路”亞洲區域內互聯互通和經濟一體化的重大短板，建設資金需求大

從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現狀及融資需求看，區域內各經濟體，特別是“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基礎設施條件不均衡、交通通信電力等重點領域總體落后，從而構成區域內互聯互通、經濟一體化的重要瓶頸，相關基建投資資金需求巨大。據ADB測算，2010―2020年，其32個成員所需基礎設施投資達8.22萬億美元，年均投資需求逾8000億美元。其中，68%是新增基礎設施的投資，32%是維護或維修現有基礎設施所需資金。

（二）現有的亞洲多邊融資機構及制度安排難以將區域內存量資金轉化為基建投資

從亞洲基礎設施建設資金供給看，區域內各國的國民儲蓄率較高，目前已沉淀了約62萬億美元的私人資本，但基建投資額度大、期限長、風險高、收益水平低、不確定性強的特點決定了一般私人投資者的投資意愿不強，從而遏制了充裕的民間存量資本批量進入這一領域。同時，WB―ADB主導的亞洲多邊融資支持體系更加關注扶貧領域，且每年百億美元級的融資供給規模遠遠無法滿足區域內千億美元級的融資需求，急須其他官方支持的多邊合作機制加以補充，以機構資金的投入撬動私人資本的投入，引導區域內過剩資本轉化為基建投資。

（三）中國有資本、有實力且自身需要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及投融資領域發揮領頭羊作用

一方面，中國現已擁有位列世界第一的外貿及外儲規模、世界第二的經濟規模、世界第三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同時在鐵路、公路、機場、橋梁、隧道等工程施工能力、相關基建裝備制造能力、投融資模式設計能力和經驗突出，使中國在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和投融資市場具備了“‘實體+金融’走出去”的底氣和自信。

另一方面，在中國經濟由超高速換擋至中高速的“新常態”下，經濟轉型升級加速，中低端制造業以及基礎設施建設出現相當程度的產能過剩，客觀上有向區域內其他國家轉移過剩產能的需要。

（四）當前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體系不利于中國為亞洲基建及互聯互通貢獻更大力量

中國在美國主導的WB、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以及日本、美國雙輪驅動的ADB中，話語權、決策權、投票權與自身在全球經濟中所占份額不匹配。以創建于1966年的ADB為例，擁有67個成員國，其中48個國家來自亞太地區，日本和美國作為該行前兩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行長位置由日本長期把持，日美兩國共同主導著ADB的發展和運營。中國目前持股5.5%，在ADB的話語權、影響力、貢獻度始終與自身經濟實力嚴重不匹配。

二、AIIB的機構性質與宗旨定位

2015年5月20日―22日，AIIB第五次談判代表會議在新加坡舉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會后發表公報，宣布各方就《AIIB章程》文本達成一致，并于6月底在北京舉行了簽署儀式，正式公布了出資比例、投票權安排、治理結構、決策機制、高管設置等方案細則，AIIB擬于2015年年底正式運行。

（一）機構性質

AIIB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按照多邊開發銀行的模式和原則運作，重點支持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偛繉⒃O在中國首都北京。

AIIB作為一家新設立的多邊開發銀行，將與一般金融機構具有顯著不同。

一是從股東構成看，股權持有者以國家為主，但也可能包括部分不具的經濟區（例如中國臺灣、中國香港）。

二是從資金來源看，以國家出資或者贈款及低成本發行國際債券融資為主，不吸收存款。

三是從經營目標看，不以利潤最大化為主要目的，需要兼顧政策目標、社會發展目標。

四是從業務品種看，以貸款為主，同時包括少量的非貸款。

五是從收益分配看，不分配股息，其運營收益完全計入資本。

六是從監管安排看，資本充足率、流動性及業務運作不受巴塞爾協議監管。

七是從償債安排看，在貸款中屬于優先債權人，其償還地位高于其他債權人，例如一般國家。

（二）資本金規模與股權、投票權分配

根據《籌建AIIB備忘錄》，AIIB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亞洲國家整體出資約占AIIB總股本約75%～80%，其他域外國家占比約為20%～25%。另據《籌建AIIB備忘錄》，各意向創始成員將以GDP衡量的經濟權重作為各國股份分配的基礎。在現有57個成員國中，中國、印度、俄羅斯、德國、韓國、澳大利亞、法國、印度尼西亞、巴西、英國為前十大股東。其中，中國作為第一大股東，認繳297.804億美元（占比30.34%）。歐洲國家、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韓國等“發達國家集團”的合計出資額與中國的出資額相當。伴隨新成員國的加入，現有成員國占股比例還將同比例稀釋降低。資本金總額的近2%（20億美元）未在創始成員國間分配，從而為經濟規模較小的國家今后加入AIIB預留空間。

此外，各成員國投票權將與各自持股比例掛鉤。中國雖然擁有最大的26.06%的投票權，但不會尋求類似美國在WB的“一票否決權”，以彰顯平等、開放、包容、透明的多邊金融合作理念。但從AIIB投票權結構來看，鑒于其重大決策需獲得75%的“絕對多數”票才能通過，也就是說，作為該行最大股東的中國將可能有機會否決重大決策，足以阻止需要至少75%超級多數票才能通過的結構、成員、增資等重大事項。

（三）服務宗旨

AIIB的基本宗旨是通過支持亞洲國家基礎設施和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和區域經濟合作。也就是說，AIIB的服務主區域是亞洲國家及地區，服務主領域是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如果將來條件具備，AIIB也將探索適當服務域外業務、產業類項目。

（四）業務定位及模式

AIIB的業務定位為準商業性，初期將主要向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貸款，伴隨業務拓展也將考慮設立信托基金。未來將針對不能提供信用擔保的項目，積極引入PPP模式（直譯為“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在我國官方文件譯為“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

（五）組織治理架構

AIIB的治理結構包括理事會、董事會、管理層三層。理事會為銀行的最高權力機構，根據AIIB章程授權董事會和管理層一定的權力。借鑒現有國際多邊金融機構的經驗教訓，在運行初期，AIIB很可能設立非常駐董事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就重大政策進行決策。AIIB還將設立行之有效的監督機制以落實管理層的責任，并根據公開、包容、透明和擇優的程序選聘行長和高層管理人員。

（六）創始成員國與普通會員國的差別

首先，在規則制定權方面有差別。創始成員國作為AIIB一般意義上的共同發起人和核心成員，出資多、占股多，有權制定章程，例如有權參與討論及決定其他國家能否成為AIIB的普通會員國，普通成員國則只能遵守已有規則。

其次，在決策權上有差別。創始成員國持股比例往往較高，只要有能力基本無限制，而普通成員國在持股比例上有限制。

再次，在董事席位安排上有差別。董事席位只在創始成員國中產生，創始成員國還可能擁有一個永久的執行董事席位，而普通成員國不能享有董事席位。

最后，在“保留條款”規定上有差別。創始成員國有設立“保留條款”的權力，普通成員國則無法享有。

（七）與現有多邊銀行的關系

AIIB與WB、ADB為代表的、服務亞洲區域的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總體上構成互補和合作的關系。

一方面，AIIB與WB、ADB在業務開展目標上具有一致性，都是著眼于促進區域發展、經濟合作、民生改善。在AIIB建立初期，雖會對WB、ADB在亞洲的業務開展產生一定影響，但彼此間的目標一致性、業務互補性決定了未來合作將遠大于競爭，且良性競爭將促進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整體改革，彌補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缺陷。

另一方面，雙方也存在著顯著差別。

一是在控制權方面，WB、ADB大部分話語權掌握在美歐日少數發達國家手中，發展中國家的要求難以體現，AIIB則是由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發起并主導。

二是在業務直接側重點方面，WB、ADB直接側重于扶貧、減貧，AIIB則是直接專注于基礎設施建設及互聯互通。

三是在業務開展條件方面，WB、ADB往往針對貸款國要求較為苛刻的附加條款，而AIIB將按照準商業性原則開展業務，不會刻意附加令貸款國難堪的特別條款。未來，AIIB將與WB、ADB等密切合作，促進區域合作與伙伴關系，共同解決發展領域面臨的挑戰。

三、AIIB籌建的積極意義

AIIB籌建的積極意義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促進“一帶一路”的構建

一方面，AIIB將通過促進“一帶一路”沿途基礎設施投資，激發沿途國家經濟活力。另一方面，將助力中國與沿途國家互聯互通建設，促使基礎設施由海、陸、空領域向金融、網絡信息等領域全面發展，從而豐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內涵。

（二）優化成員國間資源配置

一方面，AIIB業務覆蓋的亞洲新興市場國家工業基礎普遍薄弱，基礎設施落后，需要借助外部資金實現快速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階段，中低端制造業以及基礎設施領域已出現相當程度的產能過剩，近年來中資企業“走出去”步伐不斷加快。AIIB的多邊機制創新，有助于優化中國與域內國家間資源的配置，實現域內不同國家的優勢互補和互利互惠。

（三）拉動相關國家經濟增長

一方面，亞洲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完善將進一步加強彼此經貿合作，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交通設施的完善，將有助于區域內經濟的發展，也為中資企業“走出去”、赴相關國家投資創造了機會。另一方面，隨著亞洲各國雙邊及多邊貿易與投資的不斷發展，將帶動金融、醫療衛生、教育等領域的合作發展，擴大能源、原材料、技術、設備等生產性消費的雙邊及多邊需求。

（四）加速推動人民幣走出去

AIIB的設立將加快人民幣在區域內的自由流通，促進人民幣由“周邊化”向“區域化”的轉變，在東亞地區率先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一方面，開設AIIB將加快人民幣成為國際貿易結算貨幣的進程。目前，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已在緬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等東盟國家邁出重要的一步，AIIB將進一步促進這一過程。另一方面，我國已與周邊諸多國家和地區建立自由貿易區，或簽署邊貿本幣支付結算協定、貨幣互換協議等，越來越多的國家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馬來西亞、韓國、日本、印尼、泰國、柬埔寨、澳大利亞等國家均有人民幣的外匯儲備。

（五）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

一方面，AIIB主要由中國和其他亞洲發展中國家共同發起籌建并主導，伴隨其規模擴大、作用凸顯，將提升中國和其他亞洲發展中成員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加之AIIB將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國際主要結算貨幣籃子中終將首次出現來自發展中國家的貨幣。另一方面，以WB、ADB等為代表的國際多邊開發銀行體系雖然對援助發展中國家做出過巨大貢獻，但其運營發展中也逐漸暴露出話語權被少數發達國家掌握、發展中國家訴求難以全面體現，以及運作效率低下、缺乏發展動力等問題，新設立的AIIB將在國際金融領域發揮“鯰魚效應”，促進現有多邊金融機構彌補不足、加速改革。

四、AIIB籌建及未來發展中的挑戰

AIIB籌建及未來發展中的挑戰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一）如何確定交易結算貨幣

以何種貨幣進行交易、結算將是AIIB在現階段章程談判過程中面臨的核心問題之一。從目前看，存在四種可能，即美元結算、人民幣結算、AIIB幣（貨幣籃子）結算、多幣種混合方式結算。其中，以美元結算可能遭遇的阻力最小、最為方便、結算成本最低，目前大多數國際多邊銀行均選擇以美元結算；以人民幣結算較為敏感，在實際結算過程中不夠方便、交易成本較高；設計一種AIIB的組合貨幣（貨幣籃子）則最具革命性、最能防范市場沖擊，但協調和平衡成員國間利益的難度也最大；多幣種混合方式結算隨意性較強，實際操作難度也比較大。

人民幣一旦成為AIIB主要交易結算貨幣，其走出去、區域化、國際化的步伐將顯著加快，但這需要57個創始成員國多數份額票數批準，能否得到英德法意澳等西方國家及部分發展中大國的認同，尚存在極大不確定性。

（二）能否獲得較高信用評級

由于AIIB無法吸收存款，主要以發債融資，能夠取得較高信用評級（例如獲得與中國信用評級AA-，甚至獲得略高于中國信用評級的AA+），是其債券得到國際投資者認可、有效降低融資成本、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所在。

包括WB、ADB、北歐投資銀行等在內的主要多邊開發銀行都得到了AAA最高信用評級。目前，包括標普、惠譽、穆迪在內的三家評級機構均開展了針對多邊開發銀行的超評級，三家機構在具體指標選擇和比例確定上雖各不相同，但均主要包括內部財務狀況（初步評級，類似于一般銀行）和外部股東支持力度。

綜合看來，AIIB獲得較高信用評級具有實繳資本多、業務潛力大、大股東支持力度大等優勢，但同時也存在一定劣勢和不足。一是機構運營能否跟上現有機構水平尚待考驗。AIIB尚未正式建立，同時沒有運營經驗，在內部評級中的運營能力、盈利能力以及風險管理水平將是弱勢項目，評級機構可能擔心AIIB沒有持續運營多邊開發機構的經驗、項目、知識儲備以及相應的體制機制。二是現有股東同時也是未來潛在的貸款國。目前有意參與AIIB籌建的國家以新興國家為主，經濟發展水平相對發達國家較低，基礎設施建設狀況落后，未來需要AIIB資金的大力支持?，F有評級方法認為，成員國同時是貸款國會降低多邊開發銀行的穩健性，當貸款人無力按時償還貸款時，其對多邊金融機構的支持力度也必然下降，因此將對AIIB的信用評級造成負面影響。

（三）國際金融主導國的壓力

中國主導建立AIIB的舉措，將會削弱美日兩國在亞洲地區經濟、金融領域的影響力，必然遭到兩國的阻撓和壓力。一方面，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直處于世界金融中心地位，IMF和WB都由其主導。AIIB正式成立后，將成為不受美國操控的重要國際多邊金融機構，使美國的國際金融霸主地位受到威脅。據彭博社2015年4月15日報道，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曾表示，AIIB的成立是個分水嶺，標志著美國將失去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的霸權地位。因此，自AIIB籌建伊始，便遭遇美國的強烈質疑與反對，甚至對其鐵桿盟友英國作為首個西方大國加入AIIB意向創始成員國行列反應強烈。另一方面，主要由日本控制的ADB長期在亞洲金融領域占據重要地位，AIIB的設立勢必降低其影響力，進而影響到日本在亞洲地區的話語權，這也是日本始終對AIIB秉承復雜態度的原因所在。

（四）經濟不平衡及政治角力

亞洲區域內經濟不平衡性及地緣政治摩擦、歷史認知分歧、領土領海爭議加大了AIIB業務開展的不確定性。一方面，亞洲幅員遼闊、國家眾多，不同區域板塊間、不同國家間的經濟社會發展極具層次性、多樣性。各國基礎設施完善與否直接影響其經濟的發展速度，基礎設施發展的不平衡也體現了經濟發展的不平衡，AIIB的資金投入會受各國的投票權影響，并影響到區域內資源的分配。另一方面，區域內存在局部政治動蕩，部分國家間存在地緣政治沖突、歷史認知分歧、領土領海爭議，是影響經濟合作的一個重要因素。同時，由于中國迅速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使得一些國家對中國主導下的AIIB心存疑慮與擔憂，從而對AIIB運營及業務開展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五、AIIB籌建及發展的對策建議

綜上所述，對于AIIB籌建及發展提出以下七個對策。

（一）堅持高效率、高水平、開放性地推動籌建工作

AIIB作為由中國等發展中經濟體、新興市場國家發起、主導創立的政府間、區域性多邊開發銀行，籌建及運營應力求高規格、高標準、高水平，特別是在管理架構、人員招聘、組織運營、開發評審等方面的制度設計或安排應符合多邊金融機構國際運行慣例及標準，以彰顯大國風范、國際視野、全球抱負，為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思路基金、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的組建樹立標桿、贏得人氣、開個好頭。

（二）堅持主要服務于亞洲發展中國家基建改善，戰略性扶持“一帶一路”落后國家及地區

AIIB的建立初衷和宗旨是服務亞洲國家基礎設施改善、推動各國間互聯互通，進而平衡地區經濟實力，帶動較落后國家和地區發展，促進區域內共同繁榮。加快“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是AIIB啟動的一個重要抓手。一方面，應建立不同的資金庫，采取分級評估方式。根據資金來源劃分用途，為基礎設施落后國家的重要或緊急項目建立特殊資金庫，以滿足其發展需求。另一方面，應優先支持亞洲域內“一帶一路”沿途落后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通過優選重點項目、傾斜信貸資源、加快評審發放，戰略性地推動“一帶一路”沿途國家基建改善。

（三）調動社會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資金來源多元化

一方面，亞洲國家及地區基礎設施建設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引導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建設，形成政府、社會資本共同投入、互為支撐的良性格局。AIIB的建設既需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從機制上提供有力保障，也需要發揮市場的積極作用，激發社會資本活力，為區域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提供更多資金支持。應積極探索推廣PPP等模式創新，通過AIIB和所在國政府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動員財富基金、養老金以及私營部門等更多社會資本投入亞洲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此外，未來還可以考慮與目前APEC財長會機制下相關成員經濟體建立的PPP中心加強合作。

另一方面，AIIB的資金來源除了各國政府的股本投入外，需要建立常態的融資機制，包括探索其他資金來源，促進資金來源多元化，在國際市場上可采用借款、貸款、發行債券、建立基金等方式融資，從而提高其應對風險能力，并能在經濟運行較差的情況下支持地區經濟發展。

（四）借鑒吸收其他多邊開發銀行運營及發展經驗，促進合作互補

AIIB作為新設機構，必須處理好與現有多邊開發銀行的關系，積極借鑒吸收WB、ADB、泛美開發銀行等現有多邊開發銀行在治理結構、決策機制、融資籌資、項目運作、風險管理、信息披露及績效評估等方面的成熟經驗和完善機制，同時以市場化手段吸納經驗團隊和專業人才，打造體制完善、運行順暢、財務穩健、風控有力的整體運行機制。例如，聘請WB、ADB高級管理人員、局長、國別代表以及專業人才加盟到AIIB；再如，借鑒ADB模式，定位為區域性的國際金融組織，注重區域性和國際性相結合，提高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此外，AIIB與WB、ADB關系的背后是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與美、日等現有金融強權大國的關系，應致力于形成相互補充、合作共贏的良性競爭格局，避免陷入亞洲地區金融主導權的“爭奪戰”。

（五）探索構建中國主導下多邊金融機構間的聯動機制

中國主導或參與的多邊開發機構包括絲綢基金、AIIB及上合組織開發銀行等，以及其他的投資便利性安排，比如鐵路基金、海洋合作基金等，AIIB及其相關的投融資機制需要明確與其他機構或機制的目標定位、區域定位和業務定位的差異，同時應統籌規劃，建立硬件和軟件“互聯互通”的機制，提升AIIB在基礎設施建設支持的水平和效益，提高財務可持續性和機構可持續性，從而獲得更實在的內部和外部“信用增級”。

（六）健全區域金融市場

亞洲國家金融市場發展水平、開放程度不一，在一定程度上將阻礙亞洲金融健康發展。對此，AIIB應通過債券發行、建設股份制銀行以及一系列融入國際金融市場的手段和建立定期經驗交流、信息溝通制度等方式，幫助亞洲地區金融市場發展較慢的國家進一步完善金融市場，激發國內資金活力，開發私營部門潛力。

（七）加強體制機制創新

AIIB在充分發揮資本金、融資籌資以及繳納資本等的優勢之外，還應在資本結構、流動性安排、融資機制以及外部支持等進行全面的創新，建立一個比WB、ADB等更為完善、更具彈性的機制。比如，可以設立基礎設施投資基金、綠色產業基金、新興產業引導母基金、海洋發展基金等，促使AIIB融資更具市場化、多元化和國際化，資金使用更具專業化。同時，面對復雜的地區形勢，AIIB應當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領域的合作共贏，通過制定公平合理的股份制度和決策機制，促使成員國間形成制約力，并保證每個成員國的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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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盛思鑫，曹文煉.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地緣政治經濟分析[J].全球化，2015（1）.

亞洲經濟危機范文第3篇

【關鍵詞】牙周病/分期 圍絕經期 性激素 血清離子 骨代謝指標

中圖分類號：R78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515（2011）7-048-03

Analysis of sexual hormone, correlated serum ion, and bone metabolism indicators in three-level periodontal disease women during perimenopausal period

Zhang Li Zhu Hao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General Hospital of Shenyang Military Area Command of Chinese PLA, Shenyang 110015, Liaoning Province,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sexual hormone, correlated serum ion, and bone metabolism indicators in three-level periodontal disease women during perimenopausal period. Methods A total of 84 women with periodontal disease at different perimenopausal periods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according to periodontal disease index (PDI), into periodontitis group (n=25, PDI 1-3), periodontal disease group (n=31, PDI 4-5), and advanced periodontal disease group (n=28, PDI 6-7). Meanwhile, another 27 healthy women were selected as the control group. All cases in the four groups were accepted the tests of serum calcium (Ca2+), serum phosphorus (P), serum estrogen (E2), follicle stimulating hormone (FSH), bone gla protein (BGP), and alkaline phosphatase (AKP). Results The Ca2+ and E2 values in the three PDI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BGP and AKP values in the three groups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P

【Key words】periodontal disease/level perimenopausal period sexual hormone; serum ion bone metabolism indicators

牙周病是由多種因素所致牙周支持組織發生進行性損害性疾病，臨床上表現為牙槽骨破壞，普遍性骨丟失、骨吸收十分明顯。該病已成為我國中老年人口的常見病和多發病，尤其在圍絕經期女性中患病率很高。新近認為[1-3]，圍絕經后婦女雌激素水平低下與牙齒脫落及牙槽骨萎縮發生有密切關系，國內涉及這方面的研究不多。我們觀察了84例不同分期圍絕經期牙周病婦女性激素、相關血清離子及骨代謝指標變化，并與同期在我院進行體檢結論健康同齡女性比較，現報道如下：

1 對象和方法

1.1 對象 連續選擇2010/01～2010/12前來我院口腔科門診就診的的圍絕經期牙周病患者。納入標準：①符合《牙周病學》(衛生部統編教材第4版)中關于牙周病診斷標準。②女性，且月經紊亂或自然停經24個月以上。③年齡在40歲～60歲之間。排除標準：① 近3個月內有急、慢性感染史。②正在使用性激素治療者。③6個月內服用過影響骨代謝藥物。本文實際入選圍絕經期牙周病患者84例，年齡41～60歲。對照組來源于同期在我院進行體檢結論健康女性，后者符合圍絕經期牙周病組納入標準的②、③及全部排除標準，對照組入選27例，年齡43～58歲。

1.2 方法

1.2.1 牙周病指數測定及分組標準 入選對象均進行了牙周病指數 (PDI)測定, 為了簡化程序，僅選擇6個代表性牙齒，即右上第一磨牙、左上中切牙和第一雙尖牙、右下中切牙和第一雙尖牙、左下第一磨牙。PDI包括齦炎、齦溝測量兩部分。⑴牙齦狀況：①無炎癥用0表示。②輕至中等度齦炎，未波及牙齒各面用1表示。③輕至中等度齦炎，波及牙齒各面用2表示。④重度齦炎，合并明顯紅腫、出血及潰瘍用3表示。⑵齦溝測量：用帶刻度牙周探針測量牙齒頰面中央、近中頰角處齦溝深度，可先測齦緣到釉牙骨質界距離，然后測齦緣到溝底距離，后者減去前者即齦溝測量值。PDI值為齦溝測量值加上與牙齦狀況值。按PDI進行分組：牙周炎組（25例，PDI 1～3）、牙周病組PDI值為4～5（31例）和晚期牙周病PDI值為6～7值（28例）。

1.2.2 血清雌激素、骨鈣素和堿性磷酸酶濃度測定 入選患者于禁食12 h后各抽取靜脈血4 mL，注入干燥管內，1 h內離心(4℃)，分離血清后-70℃保存待測。血清雌二醇(E2)、卵泡刺激素（FSH）和骨鈣素(BGP)采用放免法測定，由相關公司提供專用放免藥盒，嚴格按照試劑盒說明書進行操作。血清鈣（Ca2+）、磷離子（P）和堿性磷酸酶(AKP) 濃度測定使用日本產OlympusAU-5400全自動生化分析儀檢測。血液標本采集均在開始治療前進行，對照組則在體檢期間進行。

1.2.3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10.0分析軟件對收集到的數據進行處理，入選對象性激素、相關血清離子及骨代謝指標檢測值用均數±標準差（x±s）表示，組間數據統計采用t檢驗，p＜0.05以上代表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4組對象一般臨床情況比較 4組對象一般臨床情況比較見表1，結果表明各組之間年齡、體質量指數、絕經時間和體脂含量百分比分布接近，具有可比性（P均>0.05）。

表1 4組對象一般臨床情況比較（x±s）

2.2 4組對象外周血各類骨代謝指標比較 表2為4組對象外周血性激素及相關血清離子指標比較，結果表明各種分期牙周病組血清Ca2+和E2測定值均明顯低于對照組（P均0.05）；同時重度牙周病組的Ca2+和E2測定值也明顯低于牙周炎組和牙周病組（P均

表2 4組對象外周血性激素及相關血清離子指標比較（x±s）

注：與對照組比較：aP

2.3 4組對象外周血各類骨代謝指標比較 表3為4組對象外周血各類骨代謝指標比較，結果表明各種分期的牙周病組的血清BGP和AKP濃度值均明顯高于對照組（P均

表3 4組對象外周血各類骨代謝指標比較（x±s）

注：與對照組比較：aP

3 討論

牙周病是一種侵犯牙周組織的慢性破壞性病變，是導致我國成年人牙齒喪失及老年人全口缺牙的主要疾病之一，同時該病患者常常存在眾多危險因素，局部刺激因素是其中之一，但全身狀況因素也對牙周病的發生、進展起著至關重要作用。國內外學者[4-5]認為，中老年患者骨量減少和骨質疏松是引起牙周病的重要機制，也是其基礎的病理改變之一。在圍絕經期前后、自然絕經、人工絕經和過早絕經女性，由于雌激素濃度急劇下降，體內各器官系統功能均發生顯著變化，絕經后雌激素分泌不足常導致她們出現面色潮紅、盜汗、陰道干燥等癥狀和表現，同時增加了心血管疾病、骨質疏松癥、老年癡呆及牙周病等患病危險。一般認為，人體骨骼系統（包括口腔牙齒和牙槽骨）在整個生命過程中都存在新陳代謝活性，分為骨形成、骨吸收和靜止3個階段，這些階段構成了骨再建全過程。骨形成與骨吸收速率也是骨再建速率，常常被稱為骨代謝標識，臨床中通過骨鈣素(BGP)和堿性磷酸酶(AKP)等指標來反映，包括有破骨細胞清除舊礦物質、成骨細胞形成類骨質、并進行礦化，因此骨代謝過程往往能反映破骨細胞與成骨細胞活動。一些動物實驗[6-7]已間接證實了雌激素、相關血清離子及骨代謝指標與牙周組織間相關聯系，雌激素缺乏后，牙齦上皮發生萎縮，牙槽骨量丟失明顯，各類骨代謝指標活躍。本研究分別選擇牙周病、晚期牙周病組和同期參加體檢結論健康同齡女性（對照組）為觀察對象，并以性激素（E2和FSH）、相關血清離子（Ca2+和P）及骨代謝指標（BGP和AKP)為觀察手段，結果發現不同分期的血清Ca2+和E2測定值明顯低于對照組，而血清BGP和AKP測定值均明顯高于對照組，而重度牙周病組的Ca2+和E2測定值均明顯低于牙周炎組和牙周病組，而血清BGP和AKP測定值均明顯高于后兩組。這些現象與國內外一些同類報道[8-10]結論接近。

總之，圍絕經期牙周病婦女均有明確的外周血Ca2+和E2表達水平低下和各項骨代謝指標增加，并隨著分期的差異而變化不一致，其中晚期牙周病患者上述改變更為顯著，其詳盡機制還有待進行更進一步研究。同時，這些指標也可做為反映圍絕經期牙周病患者病情、療效判斷和復發監測的有效標識，可在臨床中推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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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經濟危機范文第4篇

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于2001年，是由25個亞洲國家和澳大利亞共同發起組成的。博鰲亞洲論壇自成立起便被賦予：“增進亞洲跨文化間的相互理解，增強本地區私營團體的社會責任感；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強化商業團體在尋求增長和進步過程中的和諧共生關系，以實現本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使命。在2011博鰲亞洲論壇年會上，與會者指出：博鰲亞洲論壇在凝聚亞洲共識、傳播亞洲聲音、促進亞洲合作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理應成為全球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經濟論壇之一。的確，經歷了十年的融合與發展博鰲亞洲論壇帶給亞洲的不僅是和諧共生中的區域共贏，更重要的是迅速提升了整個亞洲在世界經濟貿易中的堅實地位。

區域合作　盡顯本色

在博鰲亞洲論壇成立之前，與歐洲、北美區域內部有組織的經濟結構相比，整個亞洲經濟就像是“一盤散沙”。博鰲亞洲論壇的成立為亞洲經濟的機制整合、區域合作提供了一個廣闊的平臺，為亞洲的團結合作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博鰲亞洲論壇使亞洲內部的區域合作、雙收共贏由一種“創意”轉變成為了一種現實。它成為了亞洲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一環，成為了世界經濟社會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同時也成為了世界經濟社會中一股不可逆轉的浪潮。

博鰲亞洲論壇在成立初期并不算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區域組織，但在這十年中整個亞洲經濟卻是朝著高度區域合作、和諧共生與雙收共贏的方向發展的。如今博鰲亞洲論壇已成為與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美國《財富》全球論壇并駕齊驅的世界三大非官方論壇機構，成為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的最有力組織。

博鰲亞洲論壇的宗旨是達成區域合作實現共贏。博鰲亞洲論壇發展的十年，就是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形成與發展的十年。十年間亞洲區域經濟聯系的更加緊密，彼此間的交流與溝通大大增加，共同抵御風險的能力明顯增強，在世界經濟社會中的影響力已不容忽視。區域間的合作是一種雙收共贏的關系，亞洲內部、亞洲與世界的經濟合作為亞洲整體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條件，同時亞洲各國之間聯系也日益緊密。在經歷了印尼海嘯、國際金融危機、汶川大地震等重大事件后，博鰲在亞洲所顯現的作用日益突出。現如今博鰲亞洲論壇在匯聚亞洲各國力量、協調亞洲各國聲音，帶動整個亞洲攜手并進、共度難關、共同發展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危急時刻　共渡難關

早在1998年亞洲各國就已有了成立博鰲亞洲論壇的構想。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暴露了亞洲國家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裙帶依附關系和自身內部不合理的經濟結構等問題。這場經濟危機使亞洲認識到：亞洲必須自救。只有通過相互合作、相互幫助、共同扶持才能找到發展的機遇，才能抵御外來的風險，將單一的聲音匯聚傳播到世界的舞臺。

十余年后，全球又一次遭遇更大規模更具殺傷力的經濟危機。此次經濟危機首先在美國爆發，其后波及全球，作為“世界工廠”的亞洲也深受其害，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遭受了巨大的損失。十年前因為經濟危機亞洲自省成立了博鰲亞洲論壇，如今面臨經濟危機博鰲亞洲論壇應主動擔負起其應盡的職責。

作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導力之一，亞洲能否迅速擺脫經濟危機所帶來的影響，關系到全球經濟發展。經濟危機所帶來的諸如進出口數字持續下降、中小企業倒閉增多、失業率不斷上升、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等眾多問題都已成為亞洲經濟社會所必須面對的重大挑戰。因此，博鰲亞洲論壇自然擔負起加強亞洲各國合作共贏、謀求共同發展的重要使命。2009博鰲亞洲論壇年會的會議目標為：集全球智慧對亞洲應對金融危機尋找對策，同時也是匯聚亞洲的力量為全球提供幫助。在平等、互惠、合作和共贏的基礎上達成共識，共同抵御金融危機。

世界舞臺　大放異彩

博鰲亞洲論壇對亞洲經濟的影響是“天然”的，而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對于亞洲在世界經濟社會中重要地位的建立與鞏固卻是有意而為之的。

亞洲經濟危機范文第5篇

【關鍵詞】金融危機；會計規范

20世紀以前，會計的發展基本上是處于一種無序的、自由放任的狀態之中，會計準則還屬于一種非正式規則。20世紀初，隨著經濟業務的復雜化，會計職業界首先感到了會計管制的必要性，人們開始要求使用統一的會計規范。1906年，針對當時鐵路行業對重置會計的濫用，美國制定了赫本法案（Hepburn Act），授權州際商業委員會為鐵道業制定一套統一的會計制度，鐵路業成為最早受到會計管制的行業。1917年，美國公眾會計師協會（AAPA，現已改為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AICPA）發表了現代會計的第一份權威性指南《統一會計》（The Uniform Accounting），標志著人類開始通過會計規范對會計行為實行管制時代的到來。

一、美國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

1929爆發了波及世界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4日，美國股票市場大跌價。幾周之內，紐約證券交易所所有股票下跌了50%，大約260億美元失去了，大體相當美國在一次世界大戰中支出的費用。通商，貿易流通中的交換手段被凍結，制造業的殘骸到處都是，農民找不到產品的銷售市場。成千上萬的多年儲蓄化為烏有。

1929年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空前的經濟危機，松散的會計實務和對創造性會計的濫用被指責為市場崩潰和經濟蕭條的罪魁禍首。為了響應紐約證交所的要求在大蕭條中逐漸恢復公眾和投資者對證券市場公允性的信心，國會成立了SEC，它有權規定財務報告編制中會計處理方法，并確保上市公司遵循“一般公認會計準則”（GAAP）。這一機構先于確定GAAP的主體成員之前就開始運作，可以看到政府對規范會計準則的急切心情。隨后，SEC著手組織會計職業界制定GAAP，投票決定了依靠民間機構會計原則委員會（APB）制定的制度，SEC希望能夠通過對其施加壓力來影響會計準則。

二、亞洲金融危機

1997年7月2日，泰國宣布放棄固定匯率制，實行浮動匯率制，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風暴。8月，馬來西亞放棄保衛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堅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沖擊。印尼雖是受“傳染”最晚的國家，但受到的沖擊最為嚴重。10月下旬，國際炒家移師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矛頭直指香港聯系匯率制。接著，11月中旬，東亞的韓國也爆發金融風暴，17日，韓元對美元的匯率跌至創紀錄的1008∶1。21日，韓國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暫時控制了危機。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銀行和證券公司相繼破產。于是，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1998年12月，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成員M.Zubaidur Rahman向該組織提交了一份名為《會計披露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應吸取的教訓》的研究報告，分析了東亞金融危機的一般特征、金融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區域內國家會計和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會計審計準則質量較差、會計信息使用者忽視了引發金融危機的諸種要素，嚴重降低了公司和銀行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會計在金融危機預警中應發揮的作用，提出各種有助于提高會計披露質量和透明度的建議：如風險集中與會計披露、衍生金融工具與會計披露、或有負債問題與會計披露等。2001年，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宣告成立，倡導在全球推出統一的會計標準，其制定的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已在130多個國家得到應用。

三、美國次貸危機

次貸危機（subprime crisis）又稱次級房貸危機，也譯為次債危機。它是指一場發生在美國，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起的金融風暴。它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場出現流動性不足危機。美國“次貸危機”是從2006年春季開始逐步顯現的。2007年8月開始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次貸危機目前已經成為國際上的一個熱點問題。

在危機蔓延之初，會計準則一度成為千夫所指。首當其沖的就是公允價值條款。經濟危機期間，歐美政治家、銀行家們紛紛將矛頭對準了按市價計算的公允價值會計準則，認為正是這種會計方法導致了危機的惡化。2008年12月30日，SEC向國會提交報告表示，公允價值條款不可廢止，但應修改完善。隨即，IASB計劃推出與銀行資產減記有關的減損支出披露準則，要求公司公布在不同減損模型下計算得出的公司資產價值有何不同。同時，IASB還擬于2009年開展對減損準則的全面修訂，并有望在2009年內推出。

四、經濟危機下對會計規范制定的反思

（一）需要客觀看待會計規范在經濟危機中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會計準則會對政府、投資人和債權人的決策產生影響，這些決策行為反過來又會影響各方面的利益關系，完全無偏的準則是不實際的，會計準則的改變確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經濟危機。”適時地調整準則可以在危機中提振市場信心，有助于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實施。當然，會計準則并不是導致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所以不可能靠它解決經濟危機。正如80年代銀行危機出現時，許多人認為這是70年代的會計準則15號公告的后遺癥，它并未消除危機，只是延遲了危機。

（二）需要在危機中發現會計規范的缺陷

準則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危機使人們重新認識會計準則的局限性。如前所述，80年代的金融危機之后，公允價值被認為比歷史成本更真實和迅速地反映金融機構財務狀況。在這一輪次貸危機中，公允價值的缺陷暴露無疑。金融業的利潤在經濟形勢好時，由公允價值計量的利潤被高估，夸大了對經濟的樂觀預期;經濟形勢不好時，資產的市場定價往往被低估，以公允價值計量的盈余數據被低估，以公允價值計量反映的會計信息的相關性不高，這誤導了投資者，使他們對低迷的金融環境更加悲觀。因而，公允價值會計只是通過財務報表提供公司各項資產要素的公允價值信息，而不是提供整個公司的公允價值信息，這意味著公允價值會計反映的公司價值也是相對的。

（三）需要構建更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

會計準則實質是為了保護投資人利益的，而在危機中準則制定機構的立場很可能屈從于政治需要。為了防止在危機中出現“救火式”的準則，需要構建一個嚴密的會計概念框架（Conceptual Framework，簡稱CF）并作為準則制定的理論基礎，使具體的準則之間具有內在的邏輯一致性，有助于FASB更能體現公眾利益。從理論上講通過CF的研究，逐步確立了會計準則制定的科學化思想，并使現有的會計理論研究更加系統化，財務會計理論研究的內容也更加集中，這樣也避免了在每次經濟危機中，會計準則都成為危機“替罪羊”的尷尬局面，幫助會計準則贏得廣泛的信任和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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