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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市場分析范文第1篇

關鍵詞：貨幣危機；債務危機；聯系效應；共生危機；實證分析

中圖分類號：F82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08)05-0007-06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際金融危機，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金融危機的一個典型特征就是出現了多重危機共生的現象，不同類型的金融危機往往在同一時期、同一國家并發。在這種情況下，傳統的將貨幣危機、銀行危機、債務危機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機理論無力解釋這些現象，共生性金融危機理論應運而生。但從目前國際上關于共生性金融危機理論的研究現狀來看，多數文獻仍將共生危機的研究局限于共生性貨幣與銀行危機(注：關于貨幣危機與銀行危機共生的研究主要有：Obstfeld（1994）、Miller（1996，1999）、Chang and Velasco（1999）、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Glick and Hutchison（1999）等。)，而對另一種類型的共生危機，即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共生卻很少涉及。

事實上，與共生性貨幣危機和銀行危機相比，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上講，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并發的現象都更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結果表明，發展中國家84%(注：Reinhart（2002）的實證分析樣本涵蓋了59個發展中國家。)的債務違約會引發貨幣危機，66%的貨幣危機也會引發債務危機，同時，就國際社會來看，墨西哥(1994)、法國(1998)、阿根廷(2001)等國也都曾發生過較大規模的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可以說，研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的共生聯系對于金融危機理論演進以及共生金融危機外延的推廣具有重要意義。[1]

理論上講，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確實存在一定的內生聯系，它們會由某些共同的宏觀經濟因素同時引發，也會在某些力量的推動下形成彼此間的傳導和擴散效應，而且傳統的金融危機預警文獻在指標選取上也經常把一國的外債水平作為貨幣危機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但問題在于：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通過何種渠道相互聯系?兩種危機間的聯系機制能否得到實證的檢驗?深入研究這些問題，無論從為實證分析提供理論依據還是為危機預警篩選更為明確的指標變量等角度都具有相當的參考價值。

鑒于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聯系的連續性問題對于構建完善的危機預警體系以及為政府尋求高效的危機處理方式更具有現實意義，本文側重于考察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長期聯系效應，通過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樣本數據的實證檢驗，分析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在長期中是否存在某種穩定的聯系，以檢驗二者聯系的連續性。通過研究筆者發現，無論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債務危機間都不存在長期穩定的聯系。

二、關于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聯系效應的文獻回顧

就現有文獻看，目前國際上關于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聯系效應這一問題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見于早期的危機預警文獻(如CKR(2000)、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文獻(如Chiodo and 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 and Mackowiak(2000)等)中。Obstfeld(1994)被認為是最早研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共生的學者。[2]他最早將通貨膨脹因素作為政府預算融資的一個變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決策行為，盡管該模型并未考慮債務違約因素，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貨膨脹和稅收兩種預算融資方式間的權衡問題，但它卻為后來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引。此后，一些學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統地研究了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聯系機理和聯系效應問題，關于這兩種危機間聯系的實證分析方面也積累了一些文獻。

在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聯系機理方面，Herz and Tong(200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分別從危機的共生因子、內部傳導和兩者的負相關關系三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系統的論述，具體的研究思路如圖1所示。Herz and Tong(2003)指出，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共生的聯系機制體現為以下方面：一方面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會由某些共同的宏觀經濟因素同時引發，另一方面這兩類危機間也存在互補性和替代效應(注：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互補性是指一種危機會引發另一種危機發生，替代效應的含義同上文中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負相關關系，指一種危機的發生會降低另一種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自我實現的預期促成了危機間的內部傳導進而使其呈現互補性，而政府的預算約束限制又使得兩種危機間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關系，Herz and Tong還通過一個自我實現的共生危機模型，在購買力平價理論的框架下具體分析了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共生原因、內部傳導效應以及投資者預期對政府行為的影響。[3]Dreher，Herz and Karb(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更詳細地分析了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三方面聯系的具體決定因素和形成機制，他們指出，總需求的負面沖擊、國際(實際)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陽黑子因素都是形成共生性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共同原因，債務危機導致的貿易、產量和就業損失以及投資者和投機者的行為會導致債務危機向貨幣危機傳導，而政府政策的權衡以及原罪現象則會形成貨幣危機向債務危機的傳染，政府預算約束下融資方式的選擇會使得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呈負相關關系。[4]此外，Bauer，Herz and Karb(2003)從政府政策選擇的角度分析了這兩類危機間的共生聯系機制，通過對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貶值和違約間的選擇問題，據此得出了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生成條件和兩者共生的臨界區間。[5]Calvo(1998)、Benigno and 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預算約束的框架下對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聯系機制進行了理論分析。[6][7][8]

圖1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理論聯系示意圖

注：實線表示增強效應，虛線表示減弱效應。

同時，一些學者還具體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生成中的作用和傳導路徑。Bauer，Herz and Karb(2003)、Herz and Tong(2003)分別通過模型分析了投資者預期因素對政府行為、政府政策的影響以及共生危機生成中預期的自我實現效應；[9][10]Reinhart(2002)和Sy(2003)考察了信用評級在共生性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中的作用；[11][12]而Jahjah and Montiel(2003)則從匯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共生的條件，結果表明，貨幣危機向債務危機的傳導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一國的匯率體制，在實行硬釘住的國家，貶值更傾向于引發債務違約。[13]

實證分析方面，關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多是圍繞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是否存在聯系以及對上述三方面聯系機理的檢驗展開，從現有資料看，由于樣本選擇、研究方法、變量定義等方面的差異性，目前關于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聯系效應問題的實證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結論。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貨幣危機與債務違約間確實存在某些聯系；[14]Reinhart(2002)通過考察信用評級在貨幣危機和債務危傳導中的作用，發現發達國家中貨幣危機與債務違約并無直接聯系，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相互引發的概率存在較大差別，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沒有得到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存在共生因子的結論。[15]相反，Herz and Tong(2003)利用74個發展中國家1975-2001年的樣本數據，通過Granger因果關系檢驗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卻發現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存在多項共生因子，儲備與進口的比率、國內GDP增長率以及FDI與外債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共同原因。[16]Dreher，Herz and Karb(2004)通過80個國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數據表明，短期中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確實存在內部傳導效應，中長期中政府預算融資形成的兩種危機的負相關關系的理論假設也成立，但該項研究除了發現公共債務會同時引發這兩種危機外，并未發現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還存在其他共生因子。[17]另外，Sy(2003)通過對13個新興市場經濟體近期(1994-2002年)小樣本數據研究，得出了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基本無關的結論，檢驗結果表明在這些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相關系數只有6%。[18]

三、模型設計、變量選擇及樣本說明

(一)模型設計

1.貨幣危機指標的確定

目前國際上關于貨幣危機的實證定義主要有以下幾種：

(1)Frankel and Rose(1996)將貨幣危機定義為貨幣名義貶值率不低于25%，并且貶值率的變動率不低于10%。[19]

(2)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采用外匯市場壓力指數(EMP)這一指標來定義貨幣危機，但兩者對EMP的定義又有所差別。[20][21]

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用匯率和外匯儲備的加權平均變動來定義外匯市場壓力指數，計算公式為：

其中，stdl和std2分別代表國家i在時間t的匯率百分比和外匯儲備百分比變化的標準差；

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則采用通貨的大幅度匯率、國際儲備和利率的加權平均構成的外匯市場壓力指數來定義貨幣危機，它們提出外匯市場壓力指數的計算公式為：

其中，e為匯率，i為利率，r為外匯儲備。

(3)在Eichengreen Rose and Wyplose(1996)和Kaminsky and Reinhart(1999)之后，Glick and Hutckison(1999)將貨幣危機定義為用來解釋成功和非成功投資沖擊的匯率和儲備的平均變動。[22]

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以及問題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貨幣危機采用的是Frankel and Rose(1996)的定義，并借鑒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關于貨幣危機的描述，選取貨幣的貶值率作為貨幣危機的變量，即當一國貨幣名義貶值率不低于25%，并且貶值率的變動率不低于10%時，視該國發生了貨幣危機。[23]

2.債務危機指標的確定

本文債務危機的定義借鑒Bauer，Herz and Karb(2005)中關于金融危機程式化事實的研究結論(注：Bauer,Herz and Karb（2005）的研究表明，債務危機中債務水平的臨界值大約為GDP的40%，但關于債務危機臨界點的確定也有不同的觀點，有些危機預警文獻中將這一臨界值定為50%。參見：安輝. 現代金融危機生成的機理與國際傳導機制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76頁.)，將債務危機界定為債務水平占GDP的比重超過40%，并選取外債總額占GDP的比重這一指標作為債務危機的變量。

3.樣本數據說明

本文中選取了58個發展中國家(其中，新興市場經濟國家27個，即阿根廷、孟加拉、博茨瓦納、巴西、智利、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埃及、加納、印度、印度尼西亞、約旦、肯尼亞、馬來西亞、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巴基斯坦、秘魯、菲律賓、斯里蘭卡、泰國、特里尼達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烏拉圭；其他發展中國家21個，即伯利茲、玻利維亞、布隆迪、喀麥隆、哥斯達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國、薩爾瓦多、赤道幾內亞、斐濟、格林納達、危地馬拉、幾內亞-比紹、圭亞那、海地、洪都拉斯、牙買加、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馬達加斯加、馬拉維、馬里、緬甸、尼泊爾、尼加拉瓜、尼日利亞、巴拿馬、巴拉圭、羅馬尼亞、塞拉利昂、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烏干達、贊比亞、委內瑞拉)。1976-2005年貨幣貶值率和外債占GDP比率的數據作為分析樣本，相關數據來自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Common Database)，具體指標變量根據作者計算整理得到。

(二)樣本國家共生危機識別和分布

根據以上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定義，筆者從1740個樣本數據中對各個國家共生性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發生情況進行了識別，共識別出了104次共生危機，各年度共生危機的分布情況如圖2所示。

圖2 樣本國家1976-2005年度共生性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分布情況

從圖2可以看出，20世紀90年代以前發展中國家共生危機總體呈上升趨勢，到1990年前后達到峰值，此后雖然略有下降，但表現出較強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這種周期性更為顯著。同時，就不同類型發展中國家危機發生情況來看，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發生的次數均明顯高于其他國家，且周期性較強，尤其是1996年以后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聯系效應呈現出較為明顯的規律性。

四、實證分析

以上通過不同年度共生性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發生情況對其聯系效應進行了直觀考察，為了進一步考察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長期中是否存在穩定的共生聯系，本部分將通過相關系數檢驗、面板數據單位根檢驗以及協整分析分別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樣本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分析思路為：首先對各個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變量進行相關系數檢驗，從截面數據考察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相關度，然后通過面板數據ADF檢驗方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當兩變量為同階單整變量時再通過協整檢驗辨別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的長期均衡關系，如果二者存在協整關系，則通過誤差修正模型檢驗兩者間的因果關系，否則認為變量間不存在協整關系。為簡化說明，以下分別用CC和DC來表示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變量。

(一)相關系數檢驗

通過計算58個樣本國家貨幣貶值率和外債占GDP比率的相關系數并繪制相關系數分布特征圖(圖3)發現，就各個國家來看，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相關性并不明顯，所有樣本國家相關系數的均值僅為-0.217803，并且從相關系數分布上看，大多數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相關系數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數國家這兩者間呈現的是一種負相關關系。

圖3 樣本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相關系數分布圖

(二)面板數據ADF檢驗

關于面板數據的單位根檢驗，主要有Levin，Lin and Chu(2002)的LLC檢驗、Breitung(1999)的Breitung檢驗、Im，Pesaran and Shin(1997)的IPS檢驗、In Choi(2001)的Fisher-ADF、Fisher-PP檢驗等方法。[24][25][26]為了避免檢驗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對結果的影響，筆者同時采用這五種方法分別對新興市場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率和外債占GDP的比率這兩個變量進行平穩性檢驗，具體檢驗結果見表1和表2。

從表1關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檢驗結果來看，貨幣危機的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了檢驗，債務危機的變量除了Breitung檢驗不能拒絕原假設外，其他檢驗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絕了DC存在單位根的假設，由此可以判斷，CC和DC序列均為平穩序列，CC～I(0)，DC～I(0)。

表2其他發展中國家ADF的檢驗結果表明，貨幣危機的變量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所有的檢驗，這說明CC序列為平穩序列，即CC～I(0)。而債務危機的變量僅通過了LLC檢驗和IPS檢驗，即使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其他檢驗也未通過，經過綜合判斷，筆者認為不能拒絕DC序列存在單位根的假設，DC序列為非平穩序列。為了確定DC序列是否是單整的，筆者再對原序列進行一階差分，并對差分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顯示，差分后DC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均通過了LLC檢驗、Breitung檢驗、IPS檢驗、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根據這一結果，可以認為序列DC經過一階差分后平穩，DC為一階單整序列，即DC～I(1)。綜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為平穩變量，而DC為一階單整變量，兩者不是同階單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并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

(三)協整檢驗

由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不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筆者將分析的重點轉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由以上單位根檢驗結果可知，新興市場經濟國家CC和DC均為單整變量，滿足協整檢驗的條件。以下將著重關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具體檢驗思路為：首先對變量進行回歸，然后檢驗殘差的平穩性，如果殘差是平穩的，則認為兩變量間存在協整關系。同時，考慮到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的長期聯系可能因國家不同而有所差異，在進行面板數據回歸分析時選取變截距個體固定效應模型，模型形式設定為：

其中 表示個體對總體均值的偏離，所有個體偏離之和等于0，即 =0。

殘差序列{e}的表達式為：

其中 的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從表3和表4可以看出，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回歸的殘差序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僅通過了IPS檢驗和Fisher-PP檢驗，在LLC檢驗、Breitung檢驗和Fisher-PP檢驗中均未能拒絕含有單位根的原假設，由此可以認為殘差序列{e}為非平穩序列，序列CC與DC不具有協整關系，這表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也不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從以上面板數據的回歸方程的斜率看，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表現出的是一種負相關關系，這表明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間具有一定的減弱效應。

五、結論

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長期聯系效應作為共生金融危機理論的一個前沿課題，深入研究這一問題、合理評估兩者聯系機制的可持續性，對于政府財政貨幣政策協調以及開放經濟條件下提高金融危機預警的效率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本文通過對58個發展中國家1976-2005年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相關系數檢驗、面板單位根檢驗和協整檢驗，對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長期聯系效應問題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結合實證分析結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無論在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長期中均不存在穩定的均衡關系，這一結果與Sy(2003)的分析結果基本相同，同時早期的危機預警文獻(EWS)中關于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債務危機的爆發并不能減弱貨幣危機也支持本文的結論。但與Sy的分析所不同的是，Sy的樣本僅包括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本文通過將樣本范圍擴展到58個發展中國家，并將樣本時間延長至30年發現，就長期而言，其他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的共生性也不顯著。

第二，本文的實證結果雖然表明發展中國家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間的聯系效應不具有連續性，但文中并未否認多數文獻中關于兩種危機間存在某種程度聯系的結論。通過對截面數據的相關系數檢驗和面板數據回歸模型的結果，筆者發現這兩種危機間確實存在一定的聯系，并且表現為一種相互減弱效應，當然，這也是本文與早期危機預警文獻的區別所在。同時，這一結論對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我國的政府決策也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由于共生性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發生多與政府貨幣、財政政策的權衡密切相關，且貨幣危機與債務危機的替代效應主要源于政府的預算約束，因此，鑒于我國經濟轉軌時期政府面臨的債務困境問題，注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恰當選擇政府預算融資方式應成為現階段我國構建金融危機防波堤的一項不可缺失的內容，另外，這一研究結果對于遠期中我國資本賬戶自由化、人民幣匯率機制完全市場化后匯率機制與財政體制的搭配也具有前瞻性的指導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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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市場分析范文第2篇

關鍵詞：冷卻豬肉；真空熱縮包裝；貨架期；肉品質

Application of Vacuum Heat Shrinkable Packaging in Chilled Pork Preservation

ZHANG Nan1，2， WANG Shuaiwu1， HUANG Wei2， CHEN Lusheng2， ZHOU Guanghong1，*

（1.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2. Jiangsu Food Group Co. Ltd.， Nanjing 210031， China）

Abstract： In this study， vacuum heat shrinkable packaging for chilled pork was evaluated in comparison to ordinary packaging with regard to quality characteristics， shelf life and transportation cost.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vacuum heat shrinkable packaging could slow down microbial growth， reduce the transportation cost， improve the color of pork meat and extend the shelf life of the product. To conclude， vacuum heat shrinkable packaging has many advantages in meat processing and transportation.

Key words： chilled pork； vacuum heat shrinkable packaging； shelf life； meat quality

中圖分類號：TS251.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1-8123（2015）05-0018-04

doi： 10.7506/rlyj1001-8123-201505005

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頻發，食品安全引起了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促使優質安全的食品成為越來越多消費者的優先選擇。冷卻肉以其肉嫩、味美、衛生、新鮮、營養的優點，正快速成長為我國肉類消費的主流[1]。鮮肉因其營養豐富，適宜微生物生長，很快就會腐敗變質[2]。包裝，作為冷卻肉生產和銷售的重要一環，能隔離外界微生物，防止交叉污染，抑制腐敗微生物生長和繁殖，延長貨架期[3]。在影響鮮肉保質期的因素中，包裝和溫度尤為重要[4]。目前，真空熱收縮包裝作為新興的加工方法，已經受到了廣泛的關注，包裝膜主要采用經多層擠壓的高阻隔性材料，具有隔水隔氧、高熱水收縮率以及抗穿刺的特點，特別是在封口處還具有較強的抗油脂能力，可以有效避免封口污染造成的漏氣[5-6]。孟鴻菊[7]在對冷卻牛肉使用真空熱收縮包裝保鮮技術研究應用時發現，真空熱收縮包裝方式能夠有效維持鮮肉品質，冷卻牛肉的保鮮期可以達到15 d以上。薛艷軍等[8]報道采用高阻隔性多層復合熱收縮包裝袋與聚乙烯（polyethylene，PE）收縮袋包裝比較，前者的感官指標、pH值、菌落總數、揮發性鹽基氮值（total volatile basic nitrogen，TVB-N）均好于后者，并能將普通保鮮期提高兩倍以上。另一方面，冷鏈物流作為冷卻肉銷售的重要環節，以其低溫能有效抑制腐敗微生物生長和繁殖[9]。因此離開了包裝和冷鏈，冷卻肉的運輸貯藏和銷售會受到很大限制。目前，國內肉類生產企業采取各種包裝措施來延長冷卻肉的貨架期，但總體來說，尚沒有達到預期效果，保質期仍較短[10]。如何進一步延長冷卻肉貨架期是肉類行業關注的焦點問題。其中，包裝材料、冷鏈是重要因素。為此，本實驗比較研究了真空熱縮包裝冷卻豬肉以及普通冷卻豬肉在品質和貨架期等方面的差異，確定真空熱縮包裝和冷鏈在冷卻肉加工中的應用優勢，為其進一步推廣和應用提供理論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1 材料與試劑

在河南志元集團，取若干頭同一批次體質量和年齡相近的閹豬，經過充分休息（20 h）后，在相同條件下屠宰。待宰期間，充分供水、斷食。動物經電擊暈、放血、去內臟、劈半、沖洗、分級計量、入庫預冷。

平板計數瓊脂培養基、pH 7.2磷酸二氫鉀緩沖液、氯化鎂溶液、硼酸、甲基紅-乙醇均為實驗室自制。

1.2 儀器與設備

CR-400全自動便攜式色差計 日本Konika Monolta公司；FOSS 2300全自動凱氏定氮儀 瑞士Foss公司；Orion 3-Star便攜式pH計 美國Thermo公司；C-LM3B數顯式肌肉嫩度儀 中國Tenovo公司；快爾衛包裝機 希悅爾包裝（上海）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前處理

胴體入冷庫前，測定胴體溫度和pH值，剔除胴體溫度和pH值變化異常的胴體，胴體冷卻18～20 h，再次測定胴體溫度和pH值，此時記為第0天。

半胴體分割獲得六分體，分別取前、中、后三段各5 份用快爾衛熱縮袋進行真空包裝，在85 ℃熱水中浸燙30 s完成收縮。5 份無包裝白條豬肉作為對照組。六分體裝入統一規格周裝箱，按順序堆疊放入冷藏車，無包裝白條豬肉按正常方式（跟腱吊掛）吊掛在冷藏車內。

全程溫度監控：為了解環境溫度波動對肉塊溫度及微生物生長的影響，記錄從包裝后直到貯藏實驗完畢的肉溫（不包裝與熱收縮真空包裝各用一支溫度記錄器）和環境溫度變化，測定間隔時間為運輸過程0.5 h，貯存實驗6 h。

1.3.2 貯藏實驗

白條豬肉：于宰后0、1、2、3 d分別取肩頸肉固定部位，測定微生物數量和肉品品質指標。

真空包裝冷卻肉：在0～4 ℃條件下貯藏3、7、14、21 d。拆開包裝，分別取肩頸肉、背肉、后腿固定部位進行微生物測定、肉品品質指標測定和感官評價。

1.3.3 菌落總數測定

采用GB 4789.2―2010《食品微生物學檢驗菌落總數測定》的方法并結合高世偉等[11]的實驗方案，分別取肩頸肉、背肉、后腿肉固定部位各20 g均質為樣品勻液，選取適宜稀釋度，37 ℃平板培養48 h，計數。

1.3.4 肉色測定

根據戴瑞彤等[12]對冷卻肉色澤的評定與探討，將待測肉樣新的切面在0～4 ℃條件下發色30 min后，測定肉色肉色亮度（L*）值、紅度（a*）值、黃度（b*）值。

1.3.5 TVB-N測定

采用GB/T 5009.44―2003《肉與肉制品衛生標準的分析方法》測定方法，分別取3 部位瘦肉各10 g，經絞碎攪勻，加入蒸餾水充分振搖，浸漬30 min后，用凱氏定氮儀測定TVB-N。

1.3.6 pH值測定[13]

分別取肩頸肉、背肉、后腿肉固定部位，采用便攜式pH計插入肌肉中心部位，測定肉的pH值。

1.3.7 感官評價

取后腿肉固定部位帶皮瘦肉200 g，進行感官評價。感官評價小組由9 名專業人士組成，針對肉樣的色澤、組織狀態、黏度、氣味、總體喜好進行打分，具體打分標準見表1。

1.3.8 剪切力測定

參考王曉宇[14]、劉興余[15]等的方法并加以修改，沿肌肉自然走向垂直方向，分別取2.5 cm厚肌肉（肉塊大小基本一致），放入蒸煮袋中，在72 ℃水浴中加熱至肉塊中心溫度70 ℃（加熱過程中，肉塊中心溫度用熱電偶記錄）。將預冷的熟肉塊轉入0～4 ℃繼續冷卻過夜。取固定部位肉樣（同上），用刀修整肉塊的邊沿，并找出肌纖維的自然走向，之后用雙面刀（間距1 cm）沿肌纖維的自然走向分切成多個1 cm厚的小塊；再用鋒利的陶瓷刀從1 cm厚的小塊中分切1 cm寬的肉柱，肉柱的寬度用直尺測量。肉塊切取過程中，應避免肉眼可見的結締組織、血管及其他缺陷。每個肉樣的肉柱個數不少于8 個。參考魏心如等[16]的方法，用肌肉嫩度儀沿肌纖維垂直方向剪切肉柱，記錄剪切力并計算平均值。

1.4 數據分析

采用單因素和多因素方差分析、Duncan’s多重比較法分析樣品在成熟過程中各指標的變化情況。用SAS 8.12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與分析

2.1 白條豬肉品質變化

白條豬肉的貨架期在5～7 d（除去冷卻、運輸和分割等環節，產品在銷售場所實際貨架期為2～3 d）[17]。如表2所示，白條肉中菌落總數增長快，TVB-N增加顯著（P

注：同行字母不同，表示差異顯著（P

2.2 真空熱收縮包裝豬肉品質變化

由表3可知，貯藏時間對測定的所有指標具有顯著影響（P

表 4 真空熱收縮包裝豬肉貯藏過程中理化指標和微生物的變化及

兩因素非交互作用方差分析

注：同列字母不同，表示差異顯著（P

由表4可知，隨著貯藏時間的延長，菌落總數、TVB-N、pH值、a*值、b*值均逐漸增加（P

（P

由表5可知，肩頸肉、背肉和后腿肉在3 d時菌落總數均略有上升，之后顯著上升（P

背肉和后腿肉的pH值無顯著變化（P>0.05）。貯藏過程中，肩頸肉、背肉和后腿肉的L*值均無顯著變化

（P>0.05）。a*值和b*值逐漸增加（P

表 5 不同部位真空熱收縮包裝冷卻豬肉貯藏過程中理化指標和

微生物的變化

由表6可知，真空包裝后對不同貯藏時間的后腿肉進行感官評價，氣味存在極顯著差異（P

2.3 運銷成本分析

以包裝分割肉方式進行配送，運銷成本顯著下降。以長72 m、寬7.4 m的冷藏車滿負荷裝載計算，可裝載120 頭豬胴體（共240 片白條，約9 t），但由于產品貨架期短，銷售終端需求量有限，一般裝載量為70%～80%的裝載量，每天一次往返程，運輸燃料成本為1 500 元，單位運輸成本為208.3元/t。如果改以真空包裝六分體，放入55 cm×34 cm×17 cm的周轉箱堆疊放置，同樣大小的冷藏車可裝載130 頭豬胴體（約9.6～9.7 t），由于產品貨架期得以保證，每次均可滿負荷裝載，單位運輸成本為156.3 元/t。

對于分割倉儲式銷售的企業而言，當采用真空包裝后，超市、專賣店的產品配送方式可做如下改變，每天配送1 次改為2～3 d配送1 次，運輸燃料成本可節省一半。若按燃油價格7.2 元/L，1.7～1.8 元/km，配送往返總里程1 000 km/d計算，一年節省成本30余萬元。

3 討 論

由上述結果可知，與非包裝的冷卻豬胴體相比，熱縮真空包裝分割肉顯著延長了產品貨架期，對調節市場供應、拓展銷售半徑具有重要價值。真空包裝可使肉的色澤保持鮮艷狀態。對于白條豬肉，放置3 d過程中，a*值明顯下降，L*值增加，總體視覺效果是鮮艷度下降。而真空包裝豬肉色澤在21 d貯藏期內，a*值呈增加趨勢，鮮艷度有所增加，尤其是前腿肉效果明顯。

真空熱收縮包裝技術在鮮肉保鮮中的應用已有較長的發展歷史，目前已得到廣泛的應用，而在國內該技術目前主要應用于出口豬肉和高端市場，而在大眾市場上較少應用。原因可能在于包裝本身的成本問題，但本研究表明，相比目前粗放的加工貯運方式，真空熱收縮包裝具有延長產品貨架期、降低冷卻損耗和運銷成本、改善肉色等作用，在六分體等分割產品中具有廣闊的應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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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市場分析范文第3篇

[關鍵詞]電力設計；市場分析；預測；營銷管理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9144

在電力設計企業管理運營當中，市場分析和營銷是將生產力有效轉化為經濟效能的一種有效方式。國內多數電力勘察設計企業在實際運營當中，由于諸多原因，企業面臨諸多嚴峻挑戰。比如電力勘察設計在市場環境及預測模型的建立上沒有完善的系統。本文針對目前電力勘察設計市場存在的問題全面分析，提出一些市場分析和預測方面的營銷管理。

1當前國內電力勘察設計市場分析存在的問題

11市場分析與預測能力不足

國內的電力勘察設計企業在日常運營管理當中，由于管理軟技術及管理形勢等多方面原因的影響，市場分析與預測上仍然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這與國內發展迅猛的經濟環境不符，使得管理模式較為落后。[1]從市場發展前景的分析和預測而言，其組織體系的建立和完整性方面有所欠缺，也沒有構建有效規范的市場分析與預測管理制度，在實際運營過程中企業無法準確掌握電力勘察設計市場的發展方向，由于市場信息不對稱，導致在市場開發過程中由于市場信息分析預測不及時、不精確，繼而影響項目開發和跟進的速度，頻頻失利。因此，要提高電力勘察設計企業的營銷管理首先要增強電力勘察設計市場分析與預測的執行能力。

12缺乏完善的市場分析、專業的預測隊伍

在電力勘察設計企業開發市場期間，多數企業并沒有配備專業的市場預測分析營銷管理團隊。導致這一矛盾點主要是由于電力勘察設計企業屬于國有企業，在管理制度和市場分析預測管理比較麻煩，與其他行業相比，不管是在制度改革還是營銷管理模式上起步較晚，且具有壟斷性。比如在西南某市電力企業受到市場環境影響需要改革，但改革過程中計劃經濟和壟斷嚴重制約企業改革范圍和深度。國內對企業市場營銷分析預測管理技術企業較晚，多數高校還未設立此專業，因此，電力企業在開發市場期間缺乏分析預測的專業團隊。

13市場分析與預測對電力勘察設計企業影響不大

除了沒有專業的市場分析預測營銷管理團隊外，還有電力勘察設計企業市場拓展當中預測與分析營銷管理對其影響力度不大。電力作為民眾生產生活必不可少的能源。在市場出現半飽和形勢下企業需要推出更多新產品，而新產品的推出需要結合市場分析、預測結果做出靈敏反應，然后采取科學合理的經營模式適應當前市場發展。為配合發展迅速的市場經濟，國內電力能源企業需要結合市場發展狀態及時調整項目施行方案。對于大型電力設計企業而言，經營管理改革模式還未完全跳出傳統的電力系統模式，對需要開發市場的分析預測能力發揮不佳，影響市場拓展進度。[2]

2電力設計市場分析與預測的有效營銷管理策略

21強化市場分析預測能力

要提高電力勘察設計市場分析與預測營銷管理執行力度，就需要進一步改革電力市場，讓企業充分認識到市場新形勢，同時還要準確定位市場分析預測在營銷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地位。近幾年國內經濟形勢愈好，經濟體系逐漸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各行業、各企業單位要穩步向前發展，需要對新形勢下的電力市場進行全面分析、預測，在電力市場逐漸收緊的大好環境下，電力勘察設計市場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同時進行：首先是企業要結合產品和市場需要開拓新的領域，比如將電力產品范圍進一步擴展到風力、微生物等新能源發電領域。其次是在開拓更大、更新的地域市場期間，要充分利用地域市場中的資源或者經濟發展契機。比如在陜西、甘肅等地的電力企業可以利用國家對絲綢之路的重視，開發東南亞未飽和的電力市場，打破電力能源市場的局限性。最后是將電力能源引入稀缺市場中，比如積極開拓非電力市場。國內外電力市場多半處于半飽和狀態，且競爭激勵。但對于此類產品市場的開發，其經營范圍比較廣，且人才需求更為專業，因此，電力企業需要經過3～5年的試探期。只要企業在成功運作了新領域、新地域的工程項目后，才能為企業增加更多生機和活力。而市場分析、預測的營銷管理能力最能體現企業穩定和抓住新市場的保障。

22結合電力市場分析預測結果調整企業經營模式

電力勘察設計企業要不斷發展，管理者首先要重視電力設計市場分析、預測營銷管理隊伍建設及分析預測數據，將項目完成目標與實施方案與之相連，及時調整企業經營模式，從而在市場競爭獲取最大的利潤率，讓電力企業的經營目標從產品營銷轉變成電力服務。[3]對二、三線城市中的小型電力企業而言，在市場開拓發展期間，必須要充分利用周圍環境和當前經濟發展拓展電力市場范圍。在電力產品創新中還要將電力產品與非電力產品設計進行分層、分主次開放，用新穎、創意、客戶需求度高的電力產品搶占設計市場，在提升電力設計能力的同時還要樹立獨立的電力品牌。電力企業還可與其他領域深入合作，比如可以與電子行業；電力企業借助跨行業的合作，可以從不同行業中獲取到更為優秀的經營管理模式，運用融合資金、獲取更多營銷管理設備提高管理執行力度，進而為電力設計能力及資質尋求更加健全、適宜的平臺。再采用互補和強強聯合的戰略發展形式，在互惠互利狀態下減少市場運營風險，提高電力設計市場競爭力，以的態度強化戰略合作手段，提高電力企業在市場分析、預測的營銷管理的整體實力。

23多培養具有市場競爭能力的綜合人才

為提高電力設計市場分析與預測營銷管理在項目規劃和市場拓展上的影響力度，電力企業需要加大對這方面人才的培養力度，組建市場分析預測專業團隊。在新形勢下，企業的日常經營管理模式與人才儲備和培養力度息息相關，而電力設計企業要獲得轉型，就需要將傳統純粹勘察設計轉向項目管理上，同時還要求相關人員不僅要具備市場分析預測技術還要懂得管理。如果企業要自行培養綜合能力強的人才，那么可以承接電力EPC項目，在不計較成本和利潤的情況下充分鍛煉市場營銷管理人員的綜合能力。[4]在這個過程中，不僅可以完成企業對新市場的開拓，還培養了一批綜合素質較高的人才，增強企業整體市場競爭力。

24健全營銷管理體系

在培養電力設計市場分析與預測營銷管理高素質人才的同時，企業還要健全營銷管理體系，將傳統管理模式和計算機技術、互聯網技術結合使用，以更加智能化、更加快速、簡便的方式對產品市場進行分析和預測。[5]同時還能及時收集國家、地方政府、電力市場動向等方面信息，不會出現信息不對等造成的損失。然后需要針對收集的信息情況與地域內相關部門進行有效溝通，保證信息傳輸的時效性和真實性，為市場營銷管理進行統一規劃。

3結論

由此可知，在電力設計市場分析與預測的營銷管理當中，電力企業要針對目前的電力市場及其未來發展勢態，采用多種方式培養更多優秀營銷管理人才，提高品牌影響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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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市場分析范文第4篇

關鍵詞：紅豆濃漿 植物蛋白飲料 生產工藝

0 引言

據《本草綱目》記載：紅豆也稱赤豆、赤小豆；性平，味甘，酸，無毒，具有下水腫，排除癰腫和膿血。消熱毒，止腹瀉，利小便，除脹滿、消渴，吐逆卒癖；散惡血，除煩悶，通氣，健脾胃[1]等特性。是人們盛夏消暑降火之佳品。植物蛋白飲料是富含蛋白質的植物種子和各類谷物為主要原材料，經過浸泡、磨漿、均質等加工工序制成的濃漿料狀制品，輔以其他輔料調配，最大限度的保留赤小豆原有的營養價值。不添任何防腐劑，產品溶解狀態良好，味道純正，具有谷物香氣，口感厚重，蛋白質含量大于0.8%、維生素B1、維生素B2、煙酸、鈣、鐵等多種營養元素。

近年紅豆產品在歐美、日本市場十分暢銷。隨著國內掀起“要健康，吃粗糧”、“五谷雜糧養生”熱潮，人們漸漸認識到粗糧的營養價值，中國古代粗糧養生的思想深入人心。隨著食品工藝的發展，粗糧不單單通過吃進人體，還可以通過食品加工工藝將粗糧谷物變成更加容易消化吸收的飲料喝進身體內。紅豆濃漿將優質的植物蛋白、植物纖維和動物蛋白結合，滿足消費者對“粗糧養生”的市場需求。

1 材料與設備

1.1 材料 紅小豆（寶清紅）、全脂乳粉（新西蘭）、白砂糖、六偏磷酸鈉、碳酸氫鈉、復配乳化劑、復配穩定劑、紅豆香精。

1.2 主要設備 蒸煮罐、膠體磨、高壓均質機、高壓蒸煮罐、剪切罐、利樂灌裝機。

2 工藝技術要點（如下圖一）

3 原料前處理工藝

黑龍江寶清紅小豆，通常有雜物、泥沙、蟲咬豆、霉豆、其它雜豆等，這些物質對產品的影響較大，通過浸泡、洗滌除去。

浸泡工藝：料水比例為1：3，水溫50-60℃，浸泡時間3-4h，浸泡液用適量NaHCO3調配成溶液，調pH值在7.5-8.5。浸泡結束后pH值為中性為佳。

說明：紅小豆根據產地不同，生產年份不同，含水分不同，煮制的時間長短不易控制，故采用浸泡工藝可以使得紅小豆吸水溶脹，并且使表皮軟化，有效縮短煮制工藝所用時間，經過研究，未經過浸泡的紅小豆直接煮制需要40-45min，經過浸泡的紅小豆煮制15-20min，很有效的節約了蒸汽，降低了生產成本。經過浸泡的紅小豆磨制的漿液口感更佳細膩，有效降低了豆子的澀味，產品的口感更好。

3.1 煮豆工藝 煮豆工藝決定了產品的狀態和口感，對于富含纖維素的谷物蛋白飲料，產品纖維的破碎程度直接影響產品的口感，經過試驗高溫高壓可以使粗纖維更加有效的軟化，紅小豆內部固形物充分吸水溶脹。根據實際生產確定具體操作工藝。

煮制工藝：正常大氣壓，溫度95℃以上，時間15-20min。

3.2 磨漿工藝 將煮好的物料過膠體磨，同時加入適量的純凈水，以免漿料過稠影響磨漿速度。經過磨制后使顆粒細微化，漿料到達20-40目，在經過20-40目的過濾網時，網下漿料進入下到工藝，網上部分物料打入膠體磨自循環，部分作為雜質廢棄。

3.3 煮漿工藝 本段工藝是使紅豆漿料形成均勻的混合物料，紅豆濃漿是復合型植物蛋白飲料，包含植物蛋白、淀粉等物質，此段工藝主要使蛋白變性，淀粉糊化。

煮漿工藝：溫度95℃，時間20min。

3.4 高壓均質工藝 一次均質漿料溫度在65-75℃，采取25-30Mpa壓力，使各種成分微粒均勻化；粉碎大分子蛋白質，撕裂纖維組織，打斷長鏈淀粉，充分與水融合。

二次均質溫度65-75℃，采取25-30Mpa壓力，使穩定劑及蛋白微粒相互滲透、乳化劑與混合物料及水相充分融合、相互交聯構成膠體網狀結構，有利于產品的穩定。

3.5 定容、調香工藝 半成品比重為1.025用純凈水定容，開啟攪拌。先用水溶解入碳酸氫鈉，再加入到定容罐中，調節pH至7.0-7.2，攪拌4-5min。加入0.03%紅豆香精，保持溫度至70℃。

3.6 UHT殺菌工藝 殺菌溫度控制在137℃，時間為30s，采用超高溫滅菌，有效的殺滅漿料的微生物，保證產品的貨架期。

3.7 灌裝工藝 本產品采用利樂機器灌裝，有效地控制灌裝過程微生物的污染，包裝采用250mL容積的利樂苗條裝，保質期可達6-8個月，成品溫度≤30℃。

4 產品質量

4.1 感官指標 色澤：呈淡粉色至粉紅色懸濁液體

氣味：具有紅豆特有香氣和清淡奶香，無異味，飲用后谷物香氣留口。

組織狀態：呈均勻液態，光滑細膩，無脂肪上浮，無結塊現象，無分層現象。靜置數月后，瓶頂部準許有少量微凝膠。

4.2 理化指標

4.3 衛生指標

4.4 營養成分表

根據實驗數據調配小樣，送至國家食品質量安全監督檢驗中心所得數據。通過以下數據，結合預包裝食品國家標準，本產品符合植物蛋白飲料標準，符合低脂肪標準。

5 結論

根據市場分析報告和AC尼森公司對谷物產品的數據分析，結合本企業做粗糧專家的理念以及產品上市的排期，最終確定紅豆植物蛋白飲料（即紅豆濃漿）項目。紅豆配以乳粉，采用適當的加工工藝，可以制成質量穩定，具有谷物特殊香氣、營養物質豐富、成本較低的紅豆谷物飲料，滿足夏季市場對清涼解暑產品的市場需求，以下是單噸產品配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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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市場分析范文第5篇

隨二十一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全球實施國際環境ISO14000管理標準體系以來，中國政府先后制定了170多項法律法規，在全國范圍內逐步形成以保護生態環境為核心為“綠色環保”工程，由此賦予環保產業極大的市場生命力。二十一世紀世界各國對環保產業加快了扶持力度，充分利用這一契機是環保產業界人士的共識。

加入WTO的中國，綜合國力不斷提高，面臨經濟的迅猛發展，在綠色環保大潮的沖擊下，政府部門加大力度保護生態環境，因此，生態降解淀粉餐飲具項目已成為本世紀投資的熱點，因為人們所使用的EPS發泡塑料餐盒已被列入治理“白色污染”的重點項目。自1997年5月份以來，中國有28個省、市相繼出臺政府令、地方法規，禁止制造銷售和使用一次性泡沫塑料餐具。國家每年為銷毀發泡塑料垃圾費用投入近百億元人民幣，同時周邊的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由此影響了公民的身心健康。而一次性生物降解淀粉餐具正是最低的替代品。

二、項目概況

富源長浩綠色包裝制品有限公司是富源長青經貿有限公司的一個子公司，建立在富源縣中安鎮勝境大道，總投資1300萬元，占地面積為3000m2，是由富源長青經貿有限公司和美國浩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共同投資興辦的合資經營企業。在富源，該項目生物降解淀粉餐飲具的原材料（芭蕉芋）充足，并且取材于當地，對生產的產品供應有障；在美國，浩正公司用五年的時間對該項目科研改關（現已形成產業化），并獲得美國FDA國際衛生檢驗標準和美國ASDM—92號標準的認可，得以實用性推廣，得到各國權威部門的充分肯定。

三、項目開發的總體目標

生物降解淀粉餐飲具的原材料芭蕉芋在我縣已有多年歷史，在當地政府的積極倡導和支持下，在我縣的富村、老廠、黃泥河、雨汪等鄉鎮已有近萬畝的種植，可提取降解淀粉2700噸，合資公司現在的生產規模為年產量1.2億只，所需原材料（芭蕉芋淀粉）1920噸，隨著生產經營的擴大，生產規模可增加到年產10億只，而富源現有的資源已為生物降解淀粉餐飲具項目的實施打下了堅定的基礎。

四、項目開發的主要內容

本項目的開發從二OO五年一月至二OO七年十二月止。該項目所生產的產品生物降解淀粉餐飲具有著很大的市場潛力，能出口創匯。五年內，由浩正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在中國境內、外市場銷售產品，外銷部分占95%以上，內銷部分占5%以內。

項目技術主要是采用淀粉為主要原材料，加入一年生長期植物纖維粉和特殊的添加劑，經過化學和物理方法處理制成生物全降解餐飲具。由于淀粉是一種可生物降解天然高分子，在微生物作用下會分解為葡萄糖，最后分解為水和二氧化碳對環境沒有任何污染。另外，與其共混的材料也是全降解材料，因而用這種材料制成的餐飲具降解性能極好。通過國家有關部門檢測發現，樣品在堆肥狀態下5天開始發霉，10天時所測樣品與堆肥融為一體，樣品失去測試前的形狀和顏色，40天即全部變成水和二氧化碳，對消防“白色污染”保護生態環境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項目的生產工藝流程如下：

原材料（降解淀粉）片劑擠出（改性溶融）自動輸送壓光成型片材輸送修改定型自動恒溫成型紫外線消毒包裝入庫。

五、項目的技術經濟指標

按一條全自動生產線，年加工原材料1920噸，需廠房（包括生產車間、原料庫、成品庫、辦公室）約3000m2，電力220KW，145萬度/年；水源可用自來水或工業用水，3000噸/年；職員40名等輔助設施。

項目加工產品銷售價格及銷售收入。項目加工產品原材料芭蕉芋淀粉3000元/噸，其每只產成品（規格450ml，重量16g），直接消耗材料費為0.1163元，如年產量為1.2億只，其銷售成本為1395.6萬元，銷售每只以0.2元人民幣進行計算，年產值可達2400萬元，企業繳納有關稅金261萬元，稅后利潤為743.4萬元，公司和國家財政稅收將長期受益，是不言而喻的。

項目的實施不但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收入，同時也可增加農村經濟收入和就業機會，帶動一批貧困人口脫貧致富。現每畝芭蕉芋能產淀粉270噸，以3元/公斤價格計算，每畝芭蕉芋就能給農戶帶來810元的收入，是當發貧困人口，特別是婦女能夠參與并能擺脫貧困的為途徑，這對富源縣實施扶貧計劃有著極共重要的現實意義。

六、市場分析

生物降解淀粉餐飲具是一項新興的環保產業，對餐飲業與食品包裝發泡塑料制品行業帶來巨大的市場沖擊。據統計，中國大、中、小城市640座，其中大城市32座，用于餐飲業的一次性餐具消耗是從97年用量200億只上升到2001年的500億只，用于超市冷餐托盤、冷飲杯每年用量達150億只。交通部門已發出通知，要求火車、輪船及沿線的車站、碼頭禁止使用發塑料飲具。據統計：2002年交通行業使用餐飲具達150億只，地方市場使用數量300億只，保鮮食品、方便面碗每年用量不少于400萬只，超市冷菜托盤日用量達80萬只，冷飲杯日用量20萬只，總計超過500萬只，全年用量可達18億只以上。再者肯德基、麥當勞走向中國大陸，并設立了1千多家店，目前使用的紙板壓極塑料包裝由于不符合國家環保要求，已在考慮使用生物降解淀粉包裝，最終必將成為替代產品。

七、項目經費預算

項目總投資1300萬元，其中生產生物降解淀粉餐飲具所需的廠房（包括生產車間、原料庫、成品庫、辦公室），機械設備需投資1100萬元，其余項目開發、流動資金等無形資產投資為200萬元。

廠房建設費 200萬元

機械設備費 900萬元

項目開發費 50萬元

流動資金 150萬元

八、項目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