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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范文第1篇

日前，“伍連德博士紀念大會暨第三屆寒地心臟病學會議”在北國冰城哈爾濱市隆重召開。在這次由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學分會、中國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分會、中國醫療保健國際交流促進會、馬來西亞伍連德博士校友會等單位共同主辦，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承辦的學術會議上，來自國內外1000多位專家學者和與會代表除了以“紀念伍連德博士”為人文主旨舉辦了一系列活動之外，還以提高寒冷地區心血管病防治水平為學術目標，在國內外第一次將寒冷地區氣候因素，人們的飲食、生活習慣與心臟病的發病率有機結合，對嚴寒天氣乃至極端的氣象條件如何推升高血壓、動脈硬化、心房纖顫、心力衰竭及血栓性疾病等心血管病的發病率、死亡率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廣泛交流；并從此角度出發，呼吁國內外醫學同仁加大關注氣候變化對人類健康的其他影響規律。

本次會議由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內科主任、心血管病醫院院長、基礎醫學院病理生理學教研室主任、教育部生物醫藥工程重點實驗室副主任田野教授出任執行主席。會后，本刊記者對他做了深入采訪。

聆聽歲月，沿著先驅的步履重溫歷史

采訪前記者了解到，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馬來亞（今馬來西亞）的伍連德博士，不僅是中國檢疫、防疫事業的先驅，還是中華醫學會和《中華醫學雜志》的創辦者與奠基者。在伍連德博士的竭力提倡和推動下，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收回了海港檢疫。他不僅先后主持興辦檢疫所、醫院、研究所20所，還創辦了哈爾濱醫科大學的前身——哈爾濱醫學專門學校。因此，采訪一開始，作為本次“伍連德博士紀念大會暨第三屆寒地心臟病學會議”大會執行主席之一的田野教授，首先回顧了一段塵封在歲月煙云中的伍連德博士拯救東北人民萬千生命的歷史往事——

田野教授介紹說，遠在1910年11月，一場突如其來的重大瘟疫從俄國傳入中國滿洲里，以哈爾濱為中心迅速蔓延，4個月內便波及5省6市，死亡達4萬多人。當時的清政府尚無專設的防疫機構，而沙俄、日本均以保護僑民為由，要求獨攬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挾。迫于形勢，清政府委派伍連德為全權總醫官，到東北領導防疫工作。 在內外交困的局勢下，伍連德博士臨危受命，急赴哈爾濱領導抗擊鼠疫。4個月后，那場吞噬了6萬生靈、被認為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傳染病終于在伍連德博士的領導下被撲滅。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例以科學防疫專家實踐與政府行為相結合、有效控制大型瘟疫的記錄。伍連德博士不但拯救了無數生命，還將“防疫”、“公共衛生”等先進的醫學科學概念首次引入中國，為中國的公共衛生事業奠定了基礎。

“我們舉辦這次會議的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弘揚伍連德博士赤誠的愛國精神、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執著的科學探索精神、忘我的獻身精神，回顧和研討伍連德博士史詩般輝煌的人生，重溫中國現代醫學的發展歷史，介紹國際先進的公共衛生策略、經驗和發展趨勢，推動我國公共衛生和心血管病事業廣泛、深入地開展，提高人類社會整體健康水平……”田野教授介紹說。

田野教授感慨地說：“在國富民強的今天，我們聚集在昔日災難的‘漩渦中心’哈爾濱，共同聆聽歷史，重溫歷史，分享大師的學術理念和人文精神，一起為中國公共衛生和心血管病事業的發展做出新的貢獻，是我們對先輩最好的紀念。”

據田野教授介紹，在這次會議召開之前，為紀念伍連德博士的壯舉，由我國老一輩心血管學專家、原哈醫大一院心血管內科學創始人傅世英教授號召，由29位老教授共同倡議建立伍連德紀念館的建議書，獲哈爾濱市首屆“特等優秀人民建議獎”。2008年，這一夙愿成為現實：由哈醫大主辦、哈醫大一院承辦，成立了中國首個伍連德紀念館。“而在剛剛落幕的這次大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和有關領導分別以《科學防疫，萬國景仰：伍連德博士在中國的工作和生活》、《踏海揚波，上下求索：伍連德博士在馬來西亞和英國的工作和生活》、《傳承精神，繼往開來：哈爾濱醫科大學發展歷程與伍連德紀念館情況介紹》、《全球公共衛生管理：伍連德博士傳奇》等為題，對伍連德博士的業績進行了追思和緬懷……

繼往開來，

聚焦寒冷地區心血管病防治研究

緬懷先輩、正視歷史，是為了激勵今人更好地擔負起呵護人類健康、捍衛生命安全的重責。對此，田野教授介紹說：“在伍連德前輩大醫精神的感召下，‘伍連德博士紀念大會暨第三屆寒地心臟病學會議’得到了國內外廣大同仁的熱烈響應，胡大一教授、霍勇教授、楊寶峰教授欣然出任擔任大會主席，大會執行主席分別由我和于波教授、李學奇教授擔任。同時，大會還聘請到了美國的Marie Wu教授等16名國際顧問擔任海外主席團。此外，海內外的1000余名專家學者和會議代表出席了會議……”

田野教授進一步介紹說：“在這次會議上，除開展了一系列紀念和緬懷伍連德博士的活動之外，會議還首次以提高寒冷地區心血管病防治水平為學術目標，第一次將寒冷地區氣候因素，人們的飲食、生活習慣與心臟病的發病率有機結合，對嚴寒天氣乃至極端的氣象條件如何推升高血壓、動脈硬化、心房纖顫、心力衰竭及血栓性疾病等心血管病的發病率、死亡率進行了深入探討和廣泛交流。”

田野教授接著說，“世界衛生組織曾的一則報告估計，近30年內，每500萬人將會有超過15萬人死于因氣候改變引起的疾病。全世界每年約有1710萬人死于心血管疾病，占全部死亡人數的29%；特別是在冬季及寒冷地帶，心血管疾病發病率及死亡率明顯增加。研究證實，氣溫與心血管病死亡率呈U型關系，寒冷地區氣溫每降低1℃，心血管疾病死亡率增加1%。國外學者認為，大氣溫度每下降10℃，總冠脈事件的發生率增加13%，冠心病事件和死亡率增加11%，經常性事件增加26%。當平均每日氣溫低于零下26.2°C時，急性心肌梗死入院率將增加30% 到70%……”

田野教授進一步解釋說：“眾所周知，我國東北地區冬季漫長而寒冷，夏季短促而涼爽，南北溫差極大，甚至長冬無夏。作為我國最北部的寒地特大中心城市及世界三大冰城之一，哈爾濱一年之中有5個月是冰封期，冬季最低溫度經常在零下三十七八度。每年深冬氣溫在零下19度以下時，哈爾濱地區死亡人數隨溫度降低而顯著上升，約2.7%的人口的死亡可歸因于低溫寒冷，尤其是冠心病患者受寒冷刺激的沖擊最大。臨床中，由嚴寒所致的高血壓、心衰、冠心病、心律失常、血栓性疾病在黑龍江已相當普遍。其中，高血壓患病率省內為25.69%，而全國平均水平僅在18.81%。”

那么，為什么在冷空氣過境或在酷寒的氣候環境下，心血管疾病人群容易出現“井噴”問題呢？對此，田野教授介紹說：“人對氣象條件的適應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當遭遇過冷或過熱的刺激時，人體的熱平衡調節機制就將被打亂，進而產生不適、疾病甚至死亡。這其中，冠心病、心衰、血栓性疾病患者對溫度調節能力和溫度敏感性都很差，維持自身正常體溫的能力降低，人的血管收縮，血黏度變稠，冠脈血管阻力增加，很容易使血壓升高、心肌缺血缺氧，由此增大心血管疾病惡化的幾率。以寒冷應激與心力衰竭為例：心衰是心臟疾病的最后階段，盡管新的治療措施不斷涌現，但其確診后4年病死率仍高達50%。受寒冷刺激，心力衰竭在北方地區患病率為1.4%，而在南方僅為0.5%。研究表明，50%的心衰患者死于猝死，這是因為在氣候劇變時，血流動力學惡化和神經內分泌激活，誘導心肌缺血或突發的心律失常。專家推測，在寒冷應激導致心衰猝死的病理生理過程中，心肌細胞發生能量代謝障礙及心肌細胞凋亡壞死，可能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在此之前，原哈醫大一院心血管內科學創始人傅世英教授結合高緯度寒冷地區的氣候特點、心血管疾病的發病現狀，于2011年在國內外首先提出了‘寒地心臟病學’這一新的醫學概念，使人們對寒冷地區的心臟病預防治療有了全新的認識。”

田野教授認為：“本次會議即圍繞寒地環境因素對高血壓、動脈硬化、心房纖顫、心力衰竭和血栓性疾病等心血管病的影響規律，以及日趨嚴重的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問題，以報告會的形式進行了全面的交流和討論，受到廣大參會代表的一致好評。”

精彩紛呈，

各路專家縱論心血管病防治策略

據田野教授介紹，在“伍連德博士紀念大會暨第三屆寒地心臟病學會議”上，我國心血管領域著名專家胡大一、中華醫學會心血管病分會主任委員霍勇、總醫院院長韓雅玲、南京醫科大學教授黃峻等，在研討“寒地心臟病學”之余，還就心血管疾病防治領域的其他問題，分別做了精彩講座。

霍勇教授在“‘中國急性心肌梗死規范化救治項目’2012年度總結”中介紹說：“早期再灌注治療能有效降低STEMI患者的死亡率，是STEMI治療的首要原則。與溶栓比較，直接PCI可以更為有效地使梗死的相關動脈早期、持續、充分地開放。然而，由于我國很多地區還不能開展急診PCI治療，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接受直接PCI手術的比例與歐美國家有很大差距。目前溶栓在我國STEMI救治中仍具有重要地位，在具備條件的地區實施溶栓治療聯合轉運PCI的策略，將能進一步提高STEMI患者早期再灌注治療的成功比例。把握發病12小時內救治的黃金時間，將會大幅降低STEMI患者的死亡率。”

韓雅玲教授則對“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早期再灌注策略的再認識”這一問題總結說：“目前對于溶栓后早期PCI治療仍有許多問題需要探討，包括溶栓后PCI的最佳時間窗，最優的溶栓及輔助藥物治療策略，溶栓后早期PCI與直接PCI的優劣都需要進一步的臨床研究來回答。再灌注的獲益程度首先取決于時間，無論采取的方式如何，快速、持續、盡早地恢復梗死區域的動脈血供對于減少心肌損傷、改善臨床預后是最重要、最有效的，溶栓可以補償PCI相關的時間延誤，為患者贏得早期持續再灌注的時間，而PCI可以提高再灌注成功率和持續再通率，彌補溶栓治療成功率不高及再閉塞率較高的不足。從目前的研究結果看，溶栓+早期PCI可以優勢互補、揚長避短，達到優化的較為理想的早期再灌注，為STEMI患者帶來益處，值得廣泛推廣和進一步深入研究。”

中國醫促會心血管病委員會副主委李為民教授就“頑固性高血壓的介入治療”問題做了精辟的總結：“目前對于頑固性高血壓的非藥物治療，主要包括兩種介入治療方法。一種是腎臟交感神經射頻消融術，其能有效控制頑固性高血壓，但其適應癥、安全性及遠期預后等問題仍需大規模臨床試驗進一步證實。另一種辦法是刺激頸動脈竇壓力感受器，這種方法對頑固性高血壓總體來說是一種療效好、副作用低的降壓方案，能有效降低心血管事件的發生。”李為民教授同時也指出：“目前的研究證實，壓力反射激活療法前景非常可觀。隨著裝置和植入技術的進步，盡管近期仍需外科手術將其植入，但是此操作是微創的，同安裝永久起搏器一樣安全。系統的自主調節效應和可逆轉性使BAT system在理論上是優于腎動脈交感神經消融術的。”

中國心律學會主任委員，中國心電學會主任委員郭繼鴻教授在“充分重視遺傳性心律失常診治”的報告中呼吁：“近年來，遺傳性心律失常逐漸成為引發心臟性猝死的主要病因之一，對患者、家庭及社會危害極大，必須給予充分重視。”

學科建設，

率先建立區域協同胸痛急救網

采訪前記者了解到，2013年1月20日，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對外宣布：在黑龍江省衛生廳的指導下，聯合黑龍江省急救中心，該院率先在黑龍江省建立了胸痛中心和區域協同胸痛急救網。當天，哈醫大一院胸痛中心由霍勇教授揭牌。

記者問及此話題時，田野教授介紹說，胸痛中心是指采用先進的醫療物聯網技術和云技術，利用“扁鵲飛救”系統將120搶救現場患者的十二導聯心電圖、血壓、血糖、血氧、肌鈣蛋白、血氣等生命體征數據，現場的視頻、救護車運行軌跡信息通過3G或衛星信道實時傳到中心醫院監控云中心，實現患者未到、信息先到，讓中心專家與120搶救現場醫護人員，或基層醫院的醫生的協同救治，早期診斷，為院內救治準備贏得時間。當明確診斷時，立刻啟動心內科導管室，120救護車繞行急診科直接將患者送進心內科導管室。

田野教授進一步詮釋說：“胸痛中心和區域協同胸痛急救網的建立，實現了120院前急救與院內搶救的無縫銜接，大大縮短了患者的院前時間，為患者贏得了黃金搶救時間，開創了黑龍江省胸痛急救的新局面。通過建立胸痛中心，利用信息化手段，整合院內資源，優化流程，胸痛中心和區域協同胸痛急救網將縮短搶救時間30分鐘以上，提高區域整體救治成功率，使患者得到更大獲益，降低總體醫療費用，并將大大改善院前急救與院內搶救的銜接，實現中心醫院和基層醫院信息共享，協同救治，共同提高，這必將提升區域整體救治水平，更好地服務于黑龍江人民。”

另據田野教授介紹，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血管內科是于1952年由著名心血管病專家傅世英教授創建，上世紀50年代參與建立國人心電圖正常值數據庫，開展心導管檢查技術；1959年至今進行了5次黑龍江省高血壓普查；上世紀70年代成功研制省內第一臺體外心臟起搏器及直流電除顫器，建立CCU病房； 1981年成為首批國家博士學位授權點。1987年黃永麟教授在國內率先開展PTCA；1992年在國內率先開展射頻消融術；1993年開展心率變異性分析等無創電生理工作。1995年孟繁超教授開展了先心病、周圍血管病及瓣膜病的介入治療。1997年李為民教授建立了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治療綠色通道；2004年普遍開展了經橈動脈介入治療。該科歷經60年的不斷發展壯大，目前科室已有9個病區，387張床位，包括4個冠心病病房、2個心臟起搏與電生理病房、1個先心病與外周血管病病房、CCU及心內科綜合病房，年完成PCI例數3000余例。現為衛生部臨床重點專科、黑龍江省級重點學科，國家級博士點、博士后流動站，黑龍江省心腦血管病防治中心，衛生部臨床藥理研究基地，衛生部冠心病介入培訓基地，心律失常介入培訓基地，先心病介入培訓基地，衛生部黑龍江省冠心病介入質控中心，同時也是黑龍江省心電診斷科醫療質量控制中心以及黑龍江省電生理醫療質量控制中心。

田野教授進一步介紹說：“近幾年來，我科的冠心病介入治療例數逐步增加，2011年完成2623例，總例數位居全省第一，占全省總手術例數的四分之一，在全國排名第五。我們較早引進了非接觸型電生理標測系統，用于房速、房顫及特殊部位室速等復雜心律失常射頻消融治療，年射頻消融術近500例，起搏器年植入近200例。在先心病介入治療方面也積累了豐富經驗，年治療例數200余例。急性心肌梗死年急診PCI例數400余例，且90%為經橈動脈入路完成。2012年衛生部開展急性心肌梗死規范化救治項目，我們心內科作為全國首家開展單位，數量一直位居全國第一位，得到了國內外專家的一致好評……”

采訪到最后，田野教授的話題又回到了“伍連德博士紀念大會暨第三屆寒地心臟病學會議”上。他透露說：“作為伍連德博士的誕生地，馬來西亞檳州代表團專程赴哈爾濱參加會議。在此期間，馬來西亞檳城醫學院還與哈爾濱醫科大學簽訂了友好合作意向書，具體內容有：兩校公共衛生學院在科研項目、研究生公共衛生課程等開展全面合作；兩校互相接收學生到對方學校學習本科生課程、研究生課程、選修課程及實習；兩校間計劃聯合建立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并共同促進東西方醫學教育發展……”

田野教授最后闡述說：“傳承和延續伍連德博士赤誠的愛國精神、崇高的人道主義精神、執著的科學探索精神、勇于開拓的創新精神，重溫中國現代醫學發展的歷史，介紹國際先進的公共衛生策略、經驗和發展趨勢，推動我國公共衛生和心血管病事業取得更大的進步，是本屆大會的主旋律；會議也因伍連德博士巨大的感召力而獲得了圓滿成功！”

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范文第2篇

一、中國100強碳信息披露的總體情況

根據CDP的2014年《中國100強氣候變化報告》，中國企業在低碳排放領域逐步與國際接軌，但是，由于應對氣候變化的工作才剛剛開始，中國企業在氣候變化認知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還有待加強，特別是在潛在風險認知和整體績效水平方面。具體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的變化。

1、企業環境信息披露意識提高

企業逐漸意識到披露環境信息的重要性，披露的企業數量和回復質量也隨之上升。2014年CDP問卷回復情況進一步改善，2008年回復企業只有5家，2013年是32家，到2014年是45家，回復企業數再創歷史新高。42家企業還通過其他途徑如企業年報、其他合規性文件等披露其應對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表現。CDP問卷涉及超過80個問題的回復質量比往年有了較大的提高，體現在披露信息數量更多、更準確、更全面、更系統和結構化，與公眾和投資者的溝通越來越積極。

2、企業應對氣候變化主動性提升

企業從應對氣候變化管理與戰略、風險與機遇和排放數據等3個層面披露相關信息，從回復企業數量（45家）和回復質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直接反映了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主動性進一步提升。對內，71%（32家）企業有董事會指定的個人或委員會總體負責氣候變化事宜，80%（36家）企業把氣候變化風險整合到公司綜合風險管理流程中，近90%（40家）企業把氣候變化整合到公司商業戰略，從組織結構和戰略制定層面，把氣候變化放在了突出位置。對外，企業加強與政策制定者、行業協會和研究機構的溝通，提高自身政策影響力和競爭優勢。

3、企業碳管理體系有待優化

隨著國家淘汰落后產能、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工作不斷深入，企業將面臨越來越多的政策變化風險，直接影響企業競爭優勢。從戰略層面整合資源建立一個有效的碳管理體系，系統化制定碳目標，管理節能減碳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是企業轉風險為機遇的前提。回復結果顯示，雖然節能減排項目和應對氣候變化舉措在減碳結果上一致，但絕大多數企業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在目標、組織結構和戰略層面上并未統一。少數企業正嘗試把這兩個目標及其應對措施統一起來，但現階段結果并不理想，企業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二、中國100強企業碳信息披露的問題分析

經過對CDP報告的分析發現，中國100強在公開信息、與利益相關方溝通方面表現出了積極與透明的意愿，但在企業具體的碳數據披露方面則相對含蓄。

1、從披露比例看

在2014年，全球共4540家企業向CDP披露了氣候變化數據。中國企業100強中，有45家對CDP進行了回復。雖然聯交所樣品總量不到上交所樣品總量的一半，但是回復數量卻僅比上交所少7家，占聯交所樣品總量63%，而上交所回復數量僅占其樣品總量的37%。同樣，42%的H股回復企業愿意公開其向CDP披露的信息，而A股企業低于8%。這說明了，聯交所上市企業對應對氣候變化信息披露的重視程度比上交所高，也從側面反映了聯交所監管力度和投資者影響力較上交所大。

總體上2014年我國對CDP的回應率為45%，回復率再創歷史新高，提供信息的企業呈上升趨勢。但仍然不足總體比例的一半，可見披露的比例總體偏低。

2、從披露行業來看

作為高排放企業，公共事業、基礎材料、工業和消費者非必需品等4個行業的回復率持續走低，不利于政策制定者、投資者和消費者了解其應對氣候變化情況。而雖然2014年金融行業企業樣本量略微下降（6.45%），但回復量卻是2013年的1.7倍（17家）。這些金融企業主要包括銀行（10家）、保險業（3家）、房地產（3家）和綜合金融企業（1家）。他們直接參與了中國企業環境投資及服務的過程中，如綠色信貸和環境相關保險產品開發和提供，對應對節能減碳政策變化和企業需求更加敏感，也更強烈地意識到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在中國的重要性，因此積極參與CDP應對氣候變化信息披露項目。

3、從披露的內容來看

文字性信息披露較多，定性描述多，數據性的、涉及實質性具體行動的內容較少，傳遞的信息量不夠充分。如回答問卷中在管理與戰略、風險與機遇兩個部分，企業回復率較高，但在排放情況披露模塊，企業持保守態度，回復率小于20%，愿意公開數據的企業數量則更少（僅3家），披露和公開數據的公司也主要為低排放企業。這主要因為，上市企業普遍認為具體排放數據很有可能會影響投資者決策，尤其是工業、能源、基礎材料等行業的高排放企業，由于其單位產業增加值能耗和排放量數據較高，在能源成本、應對氣候變化和節能減排方面存在較高風險，在披露相關數據是會更加謹慎。而對于信息技術、金融等低排放行業的企業來說，數據披露的風險相對較低。從另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哪些企業對自身應對氣候變化成效（主要體現在減排量和排放強度上）、風險控制能力和投資者溝通等能力更有信心。

三、改進我國企業碳信息披露的建議

由CDP對我國上市公司的調查以及對我國部分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來，社會公眾和上市公司的社會責任意識逐步提高，在環境保護、證券監督管理等部門的積極推動下，中國環境信息披露機制，取得了較大進展。但是，環境信息披露的機制、尤其是碳信息披露的機制還不完善，存在諸如信息披露的內容、形式不規范；政府信息缺乏強制性和法律保障等等。參照國際碳信息披露（CDP）制度，結合我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現狀，本文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1、完善法律法規

（1）建議環境保護部、中國證監會等相關部門盡快共同制定出臺《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管理辦法》，在該《辦法》中進一步明確碳信息披露的具體要求。（2）修訂《環境保護法》、《公司法》、《證券法》、《會計法》等法律的相關內容的規定，通過法律確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特別是對企業碳信息披露的地位和作用給予重視，使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有法可依。

該辦法除了統一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方式、范圍、內容，以及強制性公開和自愿公開、定期報告和臨時報告的具體內容外，還可對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管理事務，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環保機構、證券監督機構以及媒體等相關方的權利和責任，公司內部和第三方核查程序，監督管理與責任追究機制，獎勵處罰措施等作出具體要求。

本人通過研究港股上市公司香港利豐集團（股票代碼494）2014年年報發現，其辟有專門章節披露溫室氣體的排放量、用電、用水、用紙的總量，從2009年起落實全面可持續發展的策略，每年確定減排各項目標。因為，2008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了《香港建筑物的GHG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強制要求企業披露碳信息。

我們高興地看到，上交所金融創新實驗室2014年了《滬市上市公司碳效率分析與產品開發研究》，報告建議監管機構盡快出臺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規則，從自愿性、鼓勵性披露逐漸轉為強制性披露。

總之，辦法應同時具有自愿性和強制性的特點，只有這樣，才能真正避免節能減排不力的上市公司給廣大投資者帶來的資本風險，推動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向更透明、更公開、更健康的方向發展。

2、建立碳管理的合作機制

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監管具有跨部門性，無論是相關法律法規的制定，還是監管工作的具體執行都需要環保、發改與證券等相關部門的相互配合。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監管工作主要由證監會負責，但碳管理具有較強的專業性，環保部門、發改部門作為碳管理的政府監管部門，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監管工作中也應當扮演重要的角色。

為保證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環保部門、發改部門與證券監督部門應加強合作，進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監管工作，協調部門間的相關信息通報，協同進行核查，協同做出決策，并執行相應的獎勵與懲罰措施。

3、建立有效的碳排放數據收集及核算體系

碳信息的披露要以準確可靠的數據為基礎，沒有數據，量化就無從談起，碳信息的披露更是難以實現。從部分上市社會責任報告的分析中不難看出，即使同一行業或相近行業，碳信息的披露口徑也尚未統一，這就造成了不同企業之間披露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信息價值大打折扣。因此，我國必須盡快建立起適合中國企業的數據收集及核算體系。目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碳排放數據收集和計量的方法，主要來自ISO 14064溫室氣體核證標準和溫室氣體盤查議定書。我國企業可以參考國際上通用的方法，結合國內現狀，摸索建立適合中國企業的碳排放數據收集及核算體系。

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范文第3篇

[關鍵詞]氣候變化經濟學；減緩；適應性

一、導論 氣候變化經濟學及經濟政策是一個剛剛起步的研究領域，伴隨著科學家們對氣候變化認識加深和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的大力推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內容。目前氣候變化經濟學一般包括全球變暖、節能減排、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等內容。 氣候變化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個框架中進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氣候變化政策成本即減少溫室氣體或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的機會成本。氣候變化政策的收益指削減排放以降低氣候變化風險以及在增強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 (1992)和Stem (2007)認為富裕國家需支出其GDP的2%來采取行動。二是國際公共品框架。氣候變暖源于跨國外部性效應的影響，但氣候變化問題并不是傳統外部性問題的一個簡單拓展，一個國家的行為使其他國家獲利或受損，無法通過市場來進行彌補( Sandler&Hart-ley，2001)。因此，氣候變化需要國際間有效合作。“京都議定書”就是國際合作的一項成果。三是博弈論框架。該框架主要用于國與國之間氣候變化責任與義務的確定，強調每一個參與主體都是自利的，只有一個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對所有參與者有利的策略( 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o

氣候變化政策分為適應性氣候政策和減緩性氣候政策。前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適應氣候的變化，后者強調用低成本政策來減緩氣候變化( Stern，2007)。減緩性政策研究較多的是碳稅和限額，限額有助于達到預定的政策目標，碳稅則有利于減少碳排放價格的波動(Metcalf，2009；Ka-plow，2010)；適應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氣候變化信息，調整產業結構和調整經濟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開( Stern．2007)。

近年來國內直接針對氣候變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氣候變化對敏感性行業的影響上（呂亞榮，2010；國家農業綜合開發辦公室，2010；劉恩財等，2010），經濟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財政和貨幣政策應對氣候變化的必要性以及相應思路。

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越來越大，正在形成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國際經濟和貿易規則。廣西經濟發展相對落后，農業占GDP比重較大，是氣候變化的敏感地區。近50年來，年平均氣溫升高了0. 69℃，冬季氣溫上升趨勢明顯。1986年到2009年間，廣西經歷16個暖冬。極端天氣氣候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不斷增加。研究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政策，主要是希望通過制定合理有效的財政、金融、產業政策，減少排放，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廣西抓住機遇、實現經濟和外貿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氣候變化對廣西的主要影響

（一）氣候變化影響廣西農林業

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正在顯現，農業生產不穩定性增加。廣西局部干旱和洪澇的頻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斷加大。氣候變暖引起農作物發育期提前，暖冬現象加大了病蟲害現象。氣候變化對廣西農業未來的影響雖有正面效應，但可能仍以負面為主。氣候變暖以及降雨量分布變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澇將減少甘蔗的產量、蠶桑生產的產量和使其質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減產為主。廣西農業生產布局和結構將出現變化。土壤有機質分解加快，農作物病蟲害出現的范圍可能擴大，畜禽生產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響，畜禽疫情發生風險加大。

隨著全球變暖，亞熱帶、溫帶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來廣西大部分地區可能進入熱帶地區，部分地區林帶下限上升，廣西北部的林業種類將發生變化，廣西動植物病蟲害發生頻率上升，分布變化顯著。

未來氣候變化將使廣西生態系統脆弱性進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樹種和一些珍稀樹種分布區縮小，森林病蟲害的爆發范圍擴大，森林火災發生頻率和受災面積增加。廣西境內湖泊將進一步萎縮，濕地資源減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樣性減少。

（二）氣候變化影響廣西漁業和水產養殖業

廣西是海洋大省，氣候變暖導致海平面上升加劇，引發海水入侵、土壤鹽漬化、海岸侵蝕，損害了濱海濕地、紅樹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態系統，降低了海岸帶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和海岸帶生物多樣性；氣候變化引起的海溫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貧氧區，海洋漁業資源和珍稀瀕危生物資源衰退。 人類食用的水生動物絕大多數屬于變溫動物，水溫升高能夠明顯地影響到動物的新陳代謝、生長速度、繁殖情況以及對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氣候變化使廣西依托海洋的水產養殖業將受到較大影響，可用于水產養殖的海域萎縮，養殖品種減少。由于氣溫升高，海水蒸發速度加快，表層海水中的鹽分不斷增加，引起魚類的生理發生改變，進而影響到水產養殖業的種群和數量。

（三）氣候變化影響廣西的水資源分布

氣候變化已經引起了廣西水資源分布的變化。就全國來看，近20年來，北方黃河、淮河、海河、遼河水資源總量明顯減少，南方河流水資源總量略有增加。廣西洪澇災害更加頻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災害更加嚴重，極端氣候現象明顯增多。氣候變化加大了水資源年內和年際變化，氣候變暖使得中國西部地區的冰川融化加速，未來廣西干旱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水資源的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

（四]影響廣西人的健康

氣候變化對廣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脅包括由熱應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傳染病（瘧疾和登革熱）、與水有關的疾病如腹瀉和營養不良。氣候變化會間接造成傷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發和熱帶氣旋（強風）造成的結果。因日益惡化的空氣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統疾病也可能是氣候變化引起的。

三、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思路

（一）加大對氣候變化問題科學研究的支持

科學研究是應對氣候變化決策的基礎和依據。現有關于氣候變化經濟學理論分析主要以適應和減少排放絕對量為目的，且宏觀層面討論為主，這為進一步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和方法。然而，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慮本地區的實際情況，結合廣西的實際情況討論氣候變化的影響及相應的對策，才更具適用性。因此，廣西要積極開展有關氣候變化及其影響的相關科學研究，盡快取得相應的研究成果和基礎數據，為政策決策服務，并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廣西自身特點的政策措施。

（二）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

隨著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不斷累積，全球氣溫呈緩慢上升態勢，極端天氣發生的概率不斷加大，世界各國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合作將不斷加強，節能減排的政策措施將不斷強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將成為廣西能否穩定發展的重要條件。目前，國際合作框架內，主要集中在減緩性行動，如發展低碳經濟、減少碳排放。此外，廣西應對氣候變化既是國際、國內壓力的體現，更是廣西經濟發展的一種內生要求。隨著氣候的不斷變化，廣西的發展環境正在不斷變化，為了可持續發展，廣西必須制定合適的政策措施，并不斷地進行調整。在市場經濟環境下，氣候變化作為一種外部性，在時間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經典經濟學范圍，需要用一種更大的視角進行研究。市場仍是配置應對氣候變化資源的基礎性方式，廣西應抓緊制定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措施，影響和優化資源配置。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僅僅依靠廣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氣候變化，通過適應性政策影響資源配置，在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尤為重要。

轉貼于 （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推動減緩性行動

當前，全球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減緩性行動上，廣西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應積極響應國家號召，調整產業結構、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隨著北部灣經濟區和“兩區一帶”建設的不斷推進，我區正處于資本密集型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投資規模在我國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別是資源富集區經濟發展的加快，大的鋁、錳等有色金屬的冶煉廠的建設和擴能，能源消耗總量不斷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傳統常規技術的建設模式，一經投入，便有一個投資回報期技術和資金的鎖定效應，將來大規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國未來發展技術路徑的選擇，對國家乃至全球節能減排、減緩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在節能減排的歷史潮流面前，不論從對全球負責的角度，還是從實現我區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都必須積極探索節約發展、低碳發展之路，從法規制度、經濟結構、能源利用、技術創新等多個層面，加快推進低碳經濟發展。只有這樣，才能以實實在在的事實，展現廣西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決心和魄力。

（四）把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氣候變化問題提出來以后，在聯合國的推動下，國際氣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減緩，即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險的氣候變化。廣西也在外在壓力下把發展低碳經濟、完成減排任務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重中之重。實際上，由于氣候變化的外部性特點，減緩性氣候政策的效果取決于國際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氣候大會進展緩慢，“巴厘路線圖”的談判至今沒有完成，“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的實質性內容并未落實，國際氣候談判越來越艱難。此外，根據斯特恩報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氣候變化的慣性，十年內全球氣溫仍將上升0.5 -1度，減緩性行動不能根除氣候變化問題。而且，減緩性行動的不斷推進需要適應性的行動支持。在這樣的背景下，廣西應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要考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以促進廣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四、政策建議

（一）加快結構調整步伐，切實轉變發展方式

廣西應加快結構調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大力發展服務業，推進循環工業，改善農業效益，提高林業的固碳效果。具體來說，廣西應綜合利用財稅、產業、金融政策，積極推進產業結構，不斷提高服務業的比例，降低工業比重。工業內部，應著力發展低碳經濟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具體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設備和產能，建立健全和完善節能、清潔生產、綜合利用的各項機制，落實各級政府成立節能執法機構、加強執法隊伍建設、節能工作常態化、市場化等。同時，積極承接東部沿海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產業必將向廣西轉移，如技術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新興產業等。大力發展林業，提高固碳效果。

（二）加大財政資金在氣候變化研究領域的投入

廣西應對氣候變化，關鍵依靠技術進步，通過新的技術降低排放，通過新的技術發展清潔能源，通過技術進步提高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科研工作在廣西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科研資金嚴重不足，研究成果較少，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基礎數據和資料嚴重缺乏，與氣候變化相關的新技術創新能力不足。廣西應設立專門的研究資金，通過政府委托形式進行專題研究，加快共性技術進步。通過激勵和約束機制，鼓勵企業發展實用技術。同時，在各類科研經費的分配中，向氣候變化問題的研究傾斜，提高廣西區內關于氣候變化的科研能力，為制定適合廣西特點的氣候變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礎。

（三）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

廣西應利用經濟政策，優化氣候變化的資源配置，提高廣西對氣候變化的適應性。一是要加快氣候變化趨勢和影響相關知識的研究。目前，對氣候變化最大的共識就是氣候變化的不確定性，即氣候變化對經濟所產生的影響及對未來氣候變化的預測都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使得氣候變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難以確定，政策評價和選擇變得非常困難。加強對氣候變化趨勢的研究，給公眾提供更多的氣候變化信息，有利于公眾做好準備，提高自我適應能力。二是財政資金大力支持適應性技術的研發。如開發耐干旱的品種、推廣（下轉第28頁）（上接第11頁）適合較高溫度的物種，通過新技術應用，提高應對極端天氣條件的能力、提高對自然災害的監測能力等。三是加大適應氣候變化的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對敏感地區和敏感行業，如加強農田灌溉設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墻，激勵和補貼農村建設儲水設施等。四是推行有關氣候變化的保險，以加強經濟系統應對氣候變化的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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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范文第4篇

關鍵詞 氣候變化；適應；政策；評估

中圖分類號 X32；F20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15）09-0008-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9.002

氣候變化已對我國的糧食安全、水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城鎮運行安全以及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適應氣候變化任務繁重[1]。適應政策是政府為實現我國適應氣候變化目標制定的強制任務、行為準則、行動方式、步驟和措施的統稱，具體包括規劃、政策和法規等，是適應行動措施得以落實的重要保證[2-3]。自2007年國務院《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方案》以來，政府各部門相繼和實施一批適應氣候變化相關的政策與法規指導適應行動[4]。根據國際經驗，適應政策執行中需要開展監控和評估，以了解政策實施的進展和效果，加深對政策及其實施機制和障礙的認識，有利于及時加以調整或為今后政策制定和實施提供經驗借鑒[5]。

適應氣候變化政策評估可分為政策制定過程評估、政策組成要素完整性和合理性評估和實施效果評估。Preston等[7]對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57項適應氣候變化的政策組成要素完整性進行評估，發現沒有一項政策涵蓋了評估框架的全部評價要素，對非氣候因素、適應能力等的作用考慮不夠，政策平均評分為總分的37%。Lempert和Groves對美國Inland Empire公用事業局《城市水管理規劃》適應未來氣候變化的實施效果進行評估，并提出了規劃方案調整建議[8]。Hardee和Mutunga[9]評價了41個最不發達國家的《國家適應行動計劃》，發現其適應戰略不能很好地滿足發展需求。Bouwer[10]發現英國、意大利、西班牙、瑞典和波蘭在執行歐盟水框架中考慮氣候變化適應時政策設計和實施存在顯著差異。Biesbroek發現“國家適應戰略”在歐洲國家實施過程中面臨多層次治理和政策整合等困難 [11-12]。Urwin & Jordan通過以英國的農業、生態保護和水資源政策為例，指出現有跨部門適應政策需要考慮整合及協同問題[13]。以上開展的一系列的適應政策評估，對各國適應政策的制定、要素完整性和實施效果進行評估，深入的揭示了各國適應政策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

本文首次嘗試系統地對我國現有的適應政策與行動進行梳理，通過統一的適應政策評估框架和方法，對國家和部門層面的適應政策進行半定量評估，旨在了解適應政策實施的進展和效果，加深對政策及其實施機制和障礙的認識，為今后政策制定和實施提出可供決策參考的建議。作為發展中大國以及易受氣候變化不利影響的脆弱國家之一，我國的適應經驗可為國際社會特別是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

1 適應政策評估對象和方法

1.1 評估對象

根據2008年至2012年我國的《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與行動》白皮書[4]、中國第二次國家信息通報[6]以及公布的政府文件[14]等，自2007年國務院《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方案》以來中國政府部門共適應氣候變化相關政策與法規117項，構成了我國適應氣候變化政策的基本框架，為我國適應氣候變化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礎，為開展適應行動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但117項適應氣候變化相關政策與法規中絕大多數為將適應氣候變化納入到部門、行業主流業務的“主流化”適應政策，而針對性指導部門和行業開展適應行動的“專門化”政策較少。從2007年以來，我國政府制定的適應氣候變化“專門化”政策共有8項（見表1），此類政策從應對氣候變化的角度出發，深入的指導、協調與部署國務院及其組成部門如何開展適應氣候變化業務，具有顯著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是適應氣候變化政策評估的研究對象。

1.2 適應氣候變化政策評估進展與方法

鑒于我國適應政策制定的過程、執行效果相關信息的原始記錄保存、可獲得性等方面的因素，本文采用適應政策組成要素的完整性和合理性評估思路，采用Preston開發的適應政策組成要素評估框架[7]。將適應政策的制定劃分為4個階段，分別是目標設定、適應能力與資源評估、決策、實施與評估，并進一步細化為19個流程。基于適應政策制定的階段和流程，設計我國適應政策評估指標體系（見表2），并根據每個流程實現的情況評分（見表3）。

2 評估結果

根據適應政策要素組成評估框架，最高綜合評分為38分，最低綜合評分為0分。評估結果如下：

（1）適應氣候變化政策平均分為15.8分，約為總分的41.6%。最高為《國家適應氣候變化戰略》24分，最低為《海洋領域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方案》和《應對氣候變化對外合作管理辦法》7分（見圖1）。適應政策平均分不足總分的50%，說明政策組成元素缺項較多，仍有較大的改進空間；《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適應氣候變化國家戰略》和《應對氣候變化科技發展專項規劃》得分較高，是由于政策組成元素較全面。而《海洋領域應對氣候變化工作方案》和《應對氣候變化對外合作管理辦法》側重具體工作部署，對適應能力和資源配置、決策的科學和社會基礎表述不足。

（2）從適應政策制定的四個階段來看，適應政策的目標設定平均為11.5分，適應能力與資源評估平均為2.6分，決策平均為6.6分，實施與評估平均為9.2分。適應政策目標設定清晰，實施的主體和機制明確。適應政策的主要短板是實現適應目標的資源配置不清楚，決策的科學基礎表述模糊（見圖2）。

（3）從適應政策制定的19個流程來看，適應目標或優先領域（O1）、與現有政策的一致性（D7）、主流化（D8）、適應政策傳達與推廣（I1）為12分以上。社會資本評估（A2）、非氣候因素（D3）評估為0分，自然資源評估（A3）、實物資本評估（A4）、清楚科學假設與不確定性（D5）為2分（見圖2）。突現出適應政策制定在自然資源評估、社會資本評估、實物資本評估、非氣候因素、科學假設與不確定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

3 結 論

采用適應政策組成要素評估框架，對我國最有代表性的“專門化”適應氣候變化政策進行評價，認為我國適應政策平均評分為總分的41.6%，與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的57項適應政策平均評分為總分的37%相當，整體處于相近水平。同時，揭示了我國適應氣候變化政策存在的問題：

（1）我國適應政策的目標清晰，但支撐落實的適應資源匹配不明確。適應目標設定較高，但與之對應的適應能力與適應資源匹配不明確；如現有適應政策僅提到適應氣候變化行動中人力資源的重要性、加強資金投入等，對適應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自然資源和實物資本基本涉基本沒有涉及，使我國適應政策的實施面臨巨大的能力與資源的來源問題。

（2）我國適應政策決策重視利益相關方和影響評估基礎，但仍不完整。比較重視利益相關方參與，采用氣候因素評估的結果作為決策基礎，但忽視了對非氣候因素的評估，對當前氣候變化領域的科學假設和不確定性考慮不足；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相對重視，但對適應決策很關鍵的未來風險評估不足，使針對未來適應行動的科學基礎仍然較弱。

（3）適應政策推廣實施較好，但監督不足，適應成效評估較弱。適應政策向下傳達渠道明確，由省級政府和相關機構負責實施，實施機制相對較完善，但對適應政策實施過程的監督不足，只有《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和《適應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有相對完整的實施與監督機制，多數沒有明確的監督機制表述。同時，現有政策對成效評估多數沒有明確的成效評估工作安排，需要進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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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范文第5篇

作者簡介：許光清，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可持續發展理論與實踐、氣候變化管理。

基金項目：中國人民大學科學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編號：11XNI017）。

（1.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北京 100872；2.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

摘要 本文首先總結了氣候變化意識的定義和內涵，認為氣候變化意識包括對氣候變化的原因、影響和應對措施等問題的認知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意愿兩部分。其次基于問卷調查的數據，統計了企業管理人員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意愿的各項問題的得分率。在氣候變化的認知方面，受訪者對于氣候變化的原因的認知水平比較低，對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協議和中國政策的認知水平非常低，對于氣候變化的原因和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的認知水平比較高，對于適應氣候變化的各項措施的認知程度則有明顯的差異；在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意愿方面，大多數受訪者愿意在日常生活中采取行動減緩氣候變化，也有大部分受訪者認為企業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利益相關方之一，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最主要的推動力是強制性的標準和法令的執行以及經濟激勵政策的引導，中國企業已經采取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主要是節能減排取得了明顯成效、淘汰了落后產能、開展了清潔生產及循環經濟等。

關鍵詞 企業；氣候變化意識；認知；行為意愿

中圖分類號 P467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1）07-0062-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11

全球氣候變化正在深刻影響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當今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重大挑戰。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工商業的重要議題，作為社會責任的履約者以及氣候變化的利益相關者之一，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中擔任著重要的角色。

國內外學者開始意識到氣候變化背景下企業受到的影響及面臨的機遇和挑戰，鄧梁春認為氣候變化本身以及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國內行動都將對企業產生影響，氣候變化還將使得企業的原材料投入、中間產品以及最終產品的價格產生變化，從而影響到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也是企業實現生產運營方式和產品服務市場戰略轉型的重大機遇［1］。潘家華等認為企業界之所以越來越重視氣候變化問題，有其內在原因。第一，企業已經或者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更為嚴格的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措施的限制，提前行動可以規避因氣候變化以及監管措施變動所可能帶來的風險；第二，越來越多的公眾也開始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因此，采取積極態度有利于企業迎合社會輿論，體現社會責任，樹立良好商業形象，增加無形資產；第三，關注氣候問題有利于企業實現技術創新，保持和提高核心競爭力；第四，關注氣候變化問題帶來了新的商業機會［2］。

國內也有研究已經意識到氣候變化背景下中國企業界在企業戰略層面上的欠缺，如姜克雋等認為，中國企業對氣候變化和低碳經濟的認識起步較晚，大多數中國企業還沒有從戰略角度來思考低碳發展問題，也沒有以全球視野來研究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3］。碳信息披露項目中國報告發現，從總體上看，中國企業多數還是將氣候變化視為風險，尤其是將其視為政府的政策要求，被動應對，但也有部分行業的龍頭企業采取了更積極主動的策略［4］。

近十幾年來，國內外有關公眾氣候變化意識的調查非常多［5-12］，但這類調查研究主要集中于對公眾的研究，而對于作為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主力軍的企業，專門的調查研究非常少。

氣候變化意識屬于廣義的環境意識的一部分，是伴隨著人們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和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而產生的。氣候變化意識也主要包括兩方面的涵義，其一是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水平，其二是應對氣候變化的自覺程度。企業管理人員的氣候變化意識主要指企業管理人員做為企業決策、企業行為的主體時的氣候變化意識，不完全等同于其做為普通公眾的氣候變化意識［13］。

本文基于作者所做的一項針對企業管理人員氣候變化意識的調查，認為氣候變化意識包括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意愿兩部分，其中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包括對氣候變化原因的認知、對氣候變化全球協議和中國政策的認知、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的認知、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的認知和對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的認知幾個方面；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意愿主要包括愿意采取的減緩氣候變化的個人行為、各利益相關方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責任分擔、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推動力、企業已經采取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等。

1 被調查者的原始信息

本次調查采用訪問調查的方式，時間從2010年1月至2010年8月，共發放問卷380份，收回366份，其中有效問卷358份；回收率為96%，有效回收率為94%。

1.1 性別比例、年齡及受教育程度

在所有的被調查者當中，有男性240人占67%，女性118人占33%。年齡在36歲到45歲之間的占到39%，26歲到35歲之間的占31%，46-55歲之間的占18%。本科及以下學歷的占到了近八成，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占近兩成，而博士及以上學歷的占3%。

1.2 所在企業的基本情況

從被調查者所在企業來看，第三產業和第二產業居多，分別占到總體的50%和49%；第一產業僅占1%。國有企業占到被調查者的一半，其次是私營企業，占到27%。同時，來自大型企業的占34%，來自中型企業的占44%，來自小型企業的占22%。

1.3 所在工作部門

本次調查所涉及的企業管理人員所屬的工作部門的分布如下：董事和監事占17%、技術占22%、銷售占21%、人事和財務占29%、其他占11%。

2 企業管理人員有關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

2.1 氣候變化的原因

表1列出了有關氣候變化的原因和受訪者的正確答題率。總體來說，企業管理人員對于氣候變化的原因的認知水平處于中等偏下的狀況，平均正確率為44%。58%的受訪者認識到全球平均溫度上升有90%以上的可能性是人類活動造成的，36%的受訪者認識到氣候變化是由于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升高造成的，32%的受訪者認識到溫室氣體主要是由化石燃料燃燒排放的，59%的受訪者認識到大氣中的溫室氣體絕大部分是工業革命以來發達國家排放的，37%的受訪者認識到人類土地利用方式的改變也造成了大氣中溫室氣體濃度升高。

2.2 氣候變化的全球協議和中國政策

表2列出了有關氣候變化的全球協議和中國政策的基本問題以及受訪者的正確答題率。總體來說，企業管理

表1 對氣候變化原因相關知識的了解

Tab.1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and driving forces

of climate change

人員對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協議和中國政策的認知水平相當低，平均正確率只有27%。應對氣候變化的相關國際組織和國際公約，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京都議定書》和《京都議定書》的三個靈活合作機制――排放貿易、聯合履約和清潔發展機制，有35%的企業管理人員選出了正確答案。在被問及《京都議定書》定義的人類活動排放的六種溫室氣體時，正確率只有25%，大多數受訪者將氮氣排除在溫室氣體之外，但很少有人能將二氧化硫排除在溫室氣體之外。

受訪企業管理人員對于歐盟提出的全球升溫的安全幅度的答題正確率只有21%。2℃上限屬于共同愿景的部分內容，是當前國際談判的一項重要議題，共同愿景是《巴厘行動計劃》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長期合作行動中列出的要素之一，是一個非常綜合而復雜的問題，交織著科學、經濟、政治、倫理等諸多因素，與減緩、適應、技術和資金等議題都有聯系。無論是歐盟推崇的2℃上限，還是450 ppmv或550 ppmv危險濃度水平，以及3 W/m2或4.5 W/m2輻射強迫的穩定情景，都是同一個問題的不同表現形式［2］。由于該問題的難度和復雜性，受訪企業管理人員的答題正確率偏低是可以理解的。

只有約1/4的受訪者正確選出了中國2020年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強度的目標。該40%到45%的目標充分體現了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的形象，并且廣泛宣傳。受訪者對該問題的答題正確率依然很低。由此可見，企業管理人員對于氣候變化的全球協議和中國政策的知識有所欠缺，由于傳統媒體、網絡和看到或聽到的環保宣傳活動是企業管理人員了解氣候變化問題的最主要的途徑，企業

表2 對氣候變化全球協議相關知識及中國政策的了解

Tab.2 Understanding of the climate-change related

global agreements and protocols and China’s policies

管理人員了解氣候變化問題主要是被動的，自覺程度較低，其氣候變化知識缺乏系統性和應有的深度。

2.3 氣候變化的影響

在對氣候變化的影響的認知上，受訪者的平均正確率達到了60%，遠遠超出了對氣候變化原因的認識和對氣候變化全球協議及中國政策的了解。75%的受訪者認識到極端氣候事件出現的頻率增加是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65%的受訪者認識到局部地區的洪澇、干旱加劇也是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64%的受訪者認識到海平面上升也是由于氣候變化的影響，63%的受訪者認識到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受影響也是由于氣候變化，55%的受訪者認識到氣候變化還會影響人類健康。由于這些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較直觀，也由于近年來中國國內氣象、自然災害頻發，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媒體報道的力度也比較大，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使得受訪者對這部分氣候變化影響的認知水平比較高。但是僅僅有35%的受訪者認識到氣候變化會使糧食產量受影響，這主要是因為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主要分布在第二、第三產業，缺乏對農業領域的直觀認識。

2.4 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

在對減緩氣候變化的措施的認知上，受訪者的平均正確率也達到了60%，75%的受訪者認識到改變消費模式和生活方式可以減緩氣候變化，73%的受訪者認識到植樹造林保護森林可以減緩氣候變化，66%的受訪者認識到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減緩氣候變化，52%的受訪者認識到提高能效可以減緩氣候變化。這些減緩措施的認知程度比較高，主要因為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主要分布于第二和第三產業，對上述減緩措施有比較直觀的認識，同時也得力于媒體的廣泛宣傳。但是，對減緩氣候變化的具體技術，僅有約1/3（35%）的企業管理人員認識到推廣使用碳捕獲與封存（CCS）技術可以減緩氣候變化，主要由于該技術的成本過高，很難在現階段大規模推廣，導致其在企業管理人員中的認知偏低。但是該技術做為一項重要的在未來有巨大潛力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在國際社會上已經得到眾多政府官員、研究人員、企業界人士的認可，由此可見，國內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對具體的減緩氣候變化的技術措施還缺乏系統全面的了解和認識。

2.5 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

在對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的認知上，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的平均正確率達到了46%，但是對各項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的認知程度有明顯的差別，說明企業管理人員缺乏適應氣候變化領域的系統知識，其知識呈現零散化的特點。強化對生態系統的保護是受訪企業管理人員認識到的最主要的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有88%的受訪者選擇了這一項；強化水資源管理和提高氣象災害防御能力也是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認識到的比較主要的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分別有58%和42%的受訪者選擇了這兩項；僅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受訪企業管理人員認識到控制沿海地區地下水超采和保護紅樹林也是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分別有35%和27%的受訪者選擇了這兩項，可見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普遍對海岸帶環境與生態系統在氣候變化中的脆弱性和我國海岸帶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認識不足；在農業領域，僅僅有23%的受訪者認識到選育推廣農業抗逆優良品種也是適應氣候變化的措施，這與前述僅有35%的受訪者認識到氣候變化會使糧食產量受影響相

呼應，再一次印證了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缺乏農業領域受氣候變化影響及如何適應氣候變化的相關知識。

3 企業管理人員應對氣候變化的行為意愿

3.1 愿意采取的減緩氣候變化的個人行為

企業管理人員也是社會公民的一分子，首先應當承擔作為一個公民的環境責任和應盡的義務。表3顯示了受訪者作為公民為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而愿意采取的個人行動。總體上看，分別有86%、84%、77%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非常愿意采取節約用水、節約用電、購買節能產品等行動來減緩氣候變化，分別有61%和60%受訪的企業管理人員愿意采取低碳辦公和減少奢侈品的購買和使用等行動來減緩氣候變化。然而，在購買當地當季水果和蔬菜、盡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盡量減少坐飛機的次數等減緩氣候變化的個人行為上，選擇肯定會這么做的企業管理人員比例明顯下降，分別為40%、39%和28%，這可能與企業管理人員普遍生活節奏緊張、公務繁忙有關，可見當

表3 愿意采取的減緩氣候變化的個人行為

Tab.3 Intended individual behavioral changes

in mitigating climate change%

減緩氣候變化的行動與工作效率發生矛盾時，大多數人的選擇還是以工作效率為主。

3.2 各利益相關方在應對氣候變化中的責任分擔

表4是受訪者選出的應對氣候變化各利益相關方應當承擔的責任，可見大部分企業管理人員認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業和社會公眾是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利益相關方。

表4 應對氣候變化各利益相關方應當承擔的責任

Tab.4 Divided responsibilities of stakeholders

whe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3.3 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推動力

圖4是調查中關于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推動力的結果。從圖中可知，69%的受訪者選擇了強制性的標準和法令的執行、61%的企業管理人員選擇了經濟激勵政策的引導，這兩項是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最主要的原因。

同時，46%的企業管理人員選擇了新商機和新的利潤增長點的驅動，有43%的企業管理人員選擇了樹立良好的企業和品牌形象、提升企業競爭力的需要，有36%的企業管理人員選擇了企業管理觀念和意識的轉變，由此可見，已有少部分的企業管理人員主動將企業的長期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和應對氣候變化有機結合，并能意識到氣候變化帶來的新機遇。

另外，僅有24%的企業管理人員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國際競爭和開辟國際市場的需要，這可能與此次調查的大多數的企業管理人員來自內向型企業有關，同時也說明大多數的企業管理人員無論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還是在企業發展問題上還沒有全球視野；僅有23%的企業管理人員認為應對氣候變化是由于受到了來自社會輿論的壓力，這說明了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氛圍還比較弱，同時也說明在我國，對企業行為來說，社會公眾的影響力很小。

3.4 企業已經采取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措施

圖5是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已經采取的具體措施。從圖中可知，57%的企業節能減排成效顯著；53%的企業已經提高了能效；有49%的企業已經采取了淘汰落

后產能，39%的企業開展了清潔生產和循環經濟，另有38%的企業利用了可再生能源。由此可見，中國企業已經采取的應對氣候變化的具體措施主要是節能減排取得了明顯成效、提高了能效、淘汰了落后產能、開展了清潔生產及循環經濟、利用了可再生能源。

僅有11%的企業申請了清潔發展機制項目，雖然CDM項目在我國發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我國企業通過參與CDM項目，已獲簽發的減排量達2.2億tCO2當量，但是，對大多數的企業來說，由于信息、能力等障礙，或者產業類型、主營業務的不同，并沒有從CDM項目中受益，也沒有通過CDM項目獲得相關的氣候變化知識，從而提升氣候變化意識。

4 結論與建議

基于上述分析和總結，并綜合多位專家、學者、政府官員的觀點［14-17］，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議，以提高企業管理人員的氣候變化意識，從而使我國企業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中，發揮其應有的重要作用：

（1）與媒體宣傳相結合，對企業管理人員加強氣候變化方面的培訓，使企業管理人員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知更加具體化、系統化。

（2）積極實行促進企業應對氣候變化的經濟激勵政策，建立有效的監督機制，鼓勵企業進行低碳產品認證、自愿碳減排協議、碳交易、碳中和等嘗試，使企業管理人員特別是高層管理人員的氣候變化意識進一步提高，使中國企業從被動迎接氣候變化的挑戰轉變為從企業戰略的高度上主動出擊。

（3）與節能減排政策相結合，重視強制性的標準和法規的作用，進一步實行可再生能源強制入網、提高能效標準、循環經濟立法和試點、淘汰落后產能、關停并轉、上大壓小等一系列命令控制型手段，促進企業采取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和行動。

（4）積極發揮學術團體和環保民間社團的作用，提高公眾的氣候變化意識，創造全社會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氛圍，充分發揮公眾的作用，對企業行為加強監督，從而進一步提升企業的氣候變化意識。

（5）通過增加投入，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等各種形式，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新技術行業，創設公平的競爭環境，加強企業創新能力，使企業有足夠的能力和潛力主動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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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Climate Change Awareness

of Enterprises’ Management Personnel

XU Guang-qing1 DONG Zhi-yong2 GUO Ying2

（1.School of Environment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