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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眾心理理論范文第1篇

[關鍵詞]跨文化交際　文化差異　學派與范式

[中圖分類號]G1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11)03－0137－10

跨文化交際學至今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旅程。1959年，愛德華?霍爾在其力作《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中首先運用跨文化交際概念，并對非言語交際行為做了理論分析，本書因此成為跨文化交際學的開山之作。20世紀60年代之后，更多學者加入研究行列，進行全面、深入的探討。歷經50年積淀，跨文化交際學的架構漸漸清晰，其內涵日益豐滿，逐步成為一門新興的學科。社會科學理論的產生源自普遍性的現實問題。跨文化交際理論首先針對的是最為根本的文化差異問題，然后延伸到調整、價值、身份、能力與意義等重要議題。起始階段，跨文化交際理論主要解釋某些局部現象，各種視角缺乏必要的統合，顯得有些零散。經過80－90年代的拓展、深化和整合，它在跨學科、多元化發展的格局下，現已具備較高的系統性。學科發展離不開理論建設。本文擬以跨文化交際核心議題的形成、拓展、深化和整合為線索，全面檢視該學科理論研究在過去半個世紀中的得失。

一、跨文化交際理論的起點與中心：差異與調整

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在局部現象的探索中起步，其第一個核心議題是最為根本、尖銳的文化差異問題。二戰之后，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大國，國際交流的范圍迅速擴大，頻度直線上升，由文化差異造成的交際障礙問題顯得極為突出，它促使學者們潛心思考，對此做出學理的解釋，提出相應的對策。

上世紀50年代末，霍爾率先把人類學的文化與社會學的交際概念結合到一起，啟動了跨文化交際研究的進程。他著力探究身勢語言(kinesies)、距離學(proxemics)以及時間學(chroneml‘cs)等非言語行為，論述了文化差異對交際的影響。就理論探索而言，其最突出的貢獻在于他提出高、低語境文化理論(high-and-low-eontext cultures)。霍爾依據文化與語境之間不同程度的聯系，把世界文化抽象為從高語境型到低語境型的文化連續流(cultural continuum)。高語境文化指高度依賴語境來傳遞信息的文化，它通過外部環境或內化于人們心中的價值觀與規范等來表達大部分意義，而用語言符號明確傳達的僅僅是整個信息的小部分。低語境文化正好相反，它傾向于把大部分信息編入明晰的語言代碼之中，直接表達出來，較少依賴語境。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大致對應于東西文化分野，以簡潔的分析框架解釋了兩種文化運作機制的本質差異，為后來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取向理論的發展做了有力的鋪墊。

60至70年代期間，圍繞文化差異這個核心問題，學者們推出了一系列的理論。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歐伯格等人的文化休克論(cultural shock)、格拉洪的文化適應周期論(acculturation stages)、白瑞的文化適應理論和金榮淵的跨文化調整理論(intercuhural adaptation theory)。

歐伯格1960年首次運用文化休克概念表達海外旅居者面對陌生文化產生的疏遠、驚恐、煩躁和沮喪等一系列心理失衡癥狀。他對里加德(Lvsgaard)1955年提出的經典U-曲線模型加以改良，創建了文化適應周期理論。該模式顯示，跨文化交際者大體經歷蜜月期(honeymoon stage)、危機期(crisis stage)、恢復期(recovery stage)和完全適應期(full adaptation)四個階段。格拉洪注意到旅居者返回故土后重新適應原有文化的現象，把U-曲線拓展為W-曲線模型，更全面地演示跨文化適應的過程。文化適應周期理論研究的對象是海外旅居人員，揭示了他們在適應異國文化以及重新適應本土文化過程中各個階段的典型特征。上述理論來自經驗的歸納，主要是現象的描述，缺乏系統性。它們僅以交際者對新文化的滿意度來衡量效果，沒有考慮適應的逆轉與失敗等情況，有簡單化理解問題的傾向，但為研究者更深入地分析跨文化交際原理，開拓新的領域做了必要的準備。

70年代后，白瑞在文化休克理論的基礎上探討文化適應策略。他認為，“休克”概念比較模糊，缺乏充分的心理學理論依據；相對而言，“壓力”(stress)概念更明確和有解釋力。白瑞提出，移民們面對文化差異所帶來的壓力，他們在適應主流社會時會采取四種不同的策略。如果移民們既想保持原有文化，又希望融入新的社會，他們會選擇整合(integration)；如果他們不想保留原有文化，則會選擇同化；如果他們只想保留原有文化，不愿融入新的社會，他們會選擇分離；如果他們對保持原有文化和融入新的社會都不重視，就會選擇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在四種策略中，移民們最愿意選擇的是整合，選擇整合策略的移民所承受的社會壓力也最小。白瑞的理論得到學界的高度贊賞，他本人也因此成為文化適應研究的領軍人物，但同時也引起一些批評。納瓦斯等人指出，文化適應在不同的時段以及不同的領域有差異，表現出較大的相對性。他們為此重建白瑞的理論，發展出“擴展的相對文化適應模型”。沃德指出，白瑞的理論主要關注移民群體，應該拓寬它的視野，把目光投向旅游者等群體。

金榮淵的跨文化調整理論的起點同樣是文化差異帶來的壓力。她認為，文化差異造成各種壓力促使交際者做自我調整；經歷調整與轉化后，他們不斷成長，能夠從容應對不同的文化場景，最終成為超越自我的跨文化人(intercultural pemon)。金榮淵的理論被廣泛運用于跨文化交際研究。以其簡明的概念框架、嚴謹的邏輯和堅實的實證基礎而備受學界推崇。

1960年至1980年期間，跨文化交際學者們還對其他議題進行研究。例如，奧利弗對修辭與跨文化交際的關系、康頓和約賽夫對文化價值取向、以及費琛對跨文化交際理論與方法的論述等。學者們從各自的視角來觀察，觀點龐雜，不成體系。這個時期，他們對文化差異與跨文化調整問題做了比較深入的探討，但對其他問題的分析相對薄弱，理論建設的發展緩慢，學科的繁榮期仍未到來。

我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始于上世紀80年代。經過10年“”動亂，中國實行改革開放，跨文化交際漸漸成為廣泛關注的社會議題。何道寬1983年率先把跨文化交際學介紹給外語學界。隨后10年， 中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逐步展開。就理論探索而言，國內研究者的起點也是文化差異這個核心問題。圍繞文化差異對語言交際和外語教學的影響，中國學者著力分析跨文化語用失誤以及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涵。其代表作有：王得杏《跨文化交際的語用問題》、顧日國《禮貌、語用與文化》、高一虹《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道”與“器”》、許力生《交際能力與跨文化交際》和《跨文化的交際能力問題探討》等。

王得杏認為，跨文化交際既涉及文化的規約，又涉及語言的規約；兩種規約在不同文化里的差異是導致交際障礙的根本原因。顧日國也指出，由于英漢文化差異，兩者的禮貌準則有所不同；其中，“貶己尊人”的禮貌原則最富中國文化特色。從跨文化語用研究的成果看，中國學者大體上持一種溫和的語言相對論與文化相對主義，在承認人類共性的基礎上強調各個語言、文化的獨特性和不可通約性。高一虹運用中國文化中“道”與“器”的概念剖析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內涵。她在批評以“功效”為中心的研究范式的缺陷后，論證以“人”為中心，從涵蓋“健全人格與能產生交際意向”的“道”與原理，及其“文化知識、交際技巧與功效”的“器”兩個層面來解讀跨文化交際能力的合理性。㈣許力生認為，就語言層面而言，交際能力包括語法、社會語言、語篇和策略四個方面的能力：在跨文化交際中，語法和策略能力占有非常突出的重要性，因為它們比其他兩種能力更具跨文化性。從跨文化交際能力研究的進展看，中國學者已經能夠在吸收西方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由于他們大部分來自外語教學領域，往往更側重語言能力的分析。

在1980年至2000年期間，中國的跨文化交際研究者還探討其他一些議題，例如高一虹對定型(stereotype)的正負面效應的分析、賈玉新對面子與身份在跨文化交際中作用的討論、胡超有關文化思維模式差異對跨文化交際的影響、胡文仲有關跨文化交際學性質與研究層面的論述等。這段時期，特別是第二個十年，中國跨文化交際學科發展很快，但理論研究比較薄弱，相對滯后，建設性成果屈指可數，并且集中于語言交際層面。開始階段理論視野的偏狹并不一定完全是負面的，在某種意義上有利于找到堅實的立足點，但隨著學科的發展，它的局限性就會逐步凸顯出來。

二、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拓展與深化：價值、身份、能力與意義

跨文化交際理論在核心議題的拓展與深化中逐步走向成熟與系統化。20世紀80年代至今，全球化迅猛發展，文化間的交往愈益深化，由此產生的矛盾與問題也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差異與調整仍然是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核心議題，與此同時，價值、身份、能力和意義等議題逐步成為新的重心。

(1)關于差異與調整問題的理論主要包括：劉易斯和江納曼的6階段跨文化適應理論、金榮淵的綜合的跨文化調整理論(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cultural adap~tion)、古迪康斯特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anxiety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AUM)理論、伯貢的預期違背理論(expectancy violation theory)和蓋洛斯等人的跨文化通融理論(intereultural accommodation theory)等。

劉易斯和江納曼博采眾長，推陳出新，發展出跨文化適應6階段論。該模式顯示，跨文化交際者在適應異國文化和重新適應本土文化過程中，一般經歷“預備期”(preliminary stage)、“旁觀期”(speeta-tor stage)、“參與期”(participant stage)、“休克期”(shock stage)、“調整期”(adaptation stage)和“返鄉期”(reentry stage)6個階段。它雖未揭示各個階段之間的互動關系，也沒有揭示適應的逆轉或失敗，仍停留在現象的描述上，但仍然是迄今為止跨文化適應階段論中最完整的一個模型。

白瑞基本上延續了前期的觀點，沒有提出新的文化適應理論。金榮淵則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全面考慮長期與短期、宏觀與微觀因素，建構綜合的跨文化調整理論。她認為跨文化調整涉及6個層面：個人交際、社會交際、族際、當地社會環境、交際者個人傾向及跨文化轉化(intercultural transformation)。經過一系列轉變之后，交際者逐步成長，形成健全的交際功能、健康的心理以及跨文化認同。打破文化定型，超越族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發展更為包容的跨文化認同的路徑是身份的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與普遍化(universalization)。金榮淵的理論簡潔而嚴密，得到廣泛引用，堪稱經典。

古迪康斯特在20世紀80年代重建博格(Berger)的不確定性消除理論(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于1995年推出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AUM)理論，隨后在1998年和2005年對其理論進行精簡與完善。他認為，當陌生人進人新的文化時總要面對諸多不確定性，產生相應的焦慮；人們對不確定性和焦慮的承受有一定的限度。當它們超過最高限度時，人們就難以進行有效的交際；但當它們低于最低限度時，交際往往陷于單調與乏味。較為理想的情形是，不確定性介于最高與最低極限之間，可預測性與新奇性形成動態平衡，一道促進跨文化交際的順利完成。AUM理論啟發了許多學者，開辟了一條圍繞心理調節而展開的分析途徑。

伯貢1995年提出跨文化預期違背理論。她認為，預期違背在跨文化交際中起到兩種作用。一方面，它使交際者感到驚訝或恐慌，阻礙交際的順利展開；另一方面它能夠提高交際者行為的主動性，創造相互學習的機遇。評判的要素首先取決于交際能否得到積極回報，其次取決于文化規范對預期違背的容忍度，再次取決于交際發生的語境。預期違背理論是為數不多的直接探討非言語行為的跨文化交際理論之一。由于非言語行為具有較大的曖昧性和不確定性，該理論沒有清晰地演繹各變量之間的邏輯關系。此外，預期違背理論的理性主義立場使它在解釋與情感相關的現象時顯出較大的局限性。

蓋洛斯等人于1988年借鑒言語通融理論(speech accommodation theory)(SAT)發展跨文化交際通融理論。她們指出，交際發生在特定的歷史與社會語境之中，它既是信息交換也是認同建構的過程。首先，不管是以群體交往或人際交往為定位，正面的歷史交往以及交際者感受到的善意都構成相互通融的基礎；其次，積極的群體形象和文化認同是促進雙方通融的另一個顯要因素。此外，群體認同的強度、交往的意愿以及群體地位都影響跨文化通融的過程。跨文化通融理論的獨到之處在于它對情感因素的重視，但該理論似乎過于強調歷史交往的影響，有輕視交際者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能力的傾向。

(2)關于價值取向的理論代表作主要有：霍斯泰德的文化價值取向理論以及蘇瓦茨的文化價值理論。他們探討了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權勢距離(power distance)、不確 定性規避(uncertainty avoidance)和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masculinity and femininity)以及長期定位和短期定位(Iong-term and short-term orientation)5個價值維度。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取向顯示一個文化對自我是相互依賴，還是獨立、自治的理解；權勢距離表明社會平等的程度；不確定性規避顯示文化群體對曖昧性的容忍程度；男性氣質與女性氣質反映男女之間是否平等；長期定位與短期定位主要反映文化群體對儒家思想的認同度。

霍斯泰德的文化價值取向論引發了一系列的相關研究，其中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價值取向論得到最多的肯定和運用。特里安德斯還在他的研究基礎上提出了更精致的縱向和橫向的個體主義與集體主義取向論(horizontal／verfical collectivism and individualism)。橫向個體主義珍視自我獨立和相互平等：縱向個體主義重視個人自治的價值觀，但接受現實中一定程度的社會等級。誠然，霍斯泰德的理論也遭到尖銳的批評，最嚴厲的莫過于實證基礎的片面性。他的理論建立在實證研究之上，但其樣本僅僅局限于跨國公司的雇員，其代表性自然有問題。此外，也有學者對文化范疇是否可以用線性、相互排斥的概念來表達、并且用數字進行量化提出質疑。

“霍斯泰德僅僅在國家層面上探討文化價值取向問題，蘇瓦茨主要在個人層面上展開研究”。蘇瓦茨發現，個人層面存在10個近似普遍性的價值觀(near universal values)：權力(power)、成就(achievement)、享樂主義(hedonism)、刺激(stimulation)、自我導向(self-direction)、普遍主義(uni-versalism)、仁慈(benevolence)、傳統(traditiun)、順從(conformity)和安全(security)。這些價值觀在每個特定文化中會有不同的取向。近年來，蘇瓦茨的理論在跨文化交際學界的影響漸隆，為學者們理解文化的共性與差異提供了一般性參照框架。

(3)有關身份問題的理論主要包括：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face negotiation theory)、科里爾與托馬斯的文化認同理論(cultural identity themy)、庫帕奇與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論(identity management the-ory)及其丁允珠的身份協商理論(identity negotiation theory)等。

丁允珠于1988年圍繞跨文化交際中身份沖突問題，開始建構面子協商理論。她指出，集體主義文化重視他人的面子與相互關系，強調內外之別與長遠的得失，較多采用回避、通融、妥協或第三方幫助的策略；個體主義文化側重自我的面子與目標的實現，傾向于以自我為中心，平視內外成員，較多采取直接面對差異、不惜使他人丟臉的策略。當沖突的利益重大、回報額高的情況下，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文化都表現出理性主義的逐利傾向，愿意與內部及外部成員展開平等競爭。面子協商理論推出后，受到學界好評，廣為引征，但也存在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兩點。首先，該理論忽略了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文化內部的差異。其次，它沒有深入探討尊重、信賴、尊嚴與榮譽感等情感因素對面子協商的影響。

面子協商理論關注的焦點在于交際者的外部形象，文化認同理論則更側重身份內涵的分析。科里爾與托馬斯1988年提出，文化認同主要中文化群體的核心符號系統表征，產生于社會交往和跨文化對話，在不同的語境中顯示出多樣的形態；每個文化都有自己獨特的規范和意義系統，跨文化能力表現在能否得體地運用交際規則、準確地理解話語意義以及有效地確認交際者的文化身份上。文化認同理論屬于思辨、解釋性理論。它在經驗歸納型理論占主流的情況下，為研究者探尋跨文化交際原理開辟了一條新的思蹄。與此同時，它也有待于經受實證研究的檢驗。庫帕奇與今堀分析交際個體如何在發展相互關系的過程中來建構身份，進而實現成功的交際。他們認為，身份與面子在社會交往中占據著中心的地位；跨文化交際者都面臨一系列與文化身份管理相關的處理面子的難題；相互關系的發展大致經歷3個相互聯系、循環的階段，即試探(trial)、交織(enmeshment)和再協商(renegotiatlon)；交際者的跨文化能力體現在面子的維護以及相互滿意的交際關系的建立上。

丁允珠圍繞身份管理的5對辯證關系來建構理論。她認為，跨越文化邊界應該遵循下列5對辯證關系：身份的安全和脆弱性、身份的包容與差異化、身份的可預測性與不可預測性、身份的聯系與自治以及身份的一致性與變化；交際者不但要積極維護身份的安全與一致性，而且要勇于改變視角，拓展與更新原有身份。身份管理理論與身份協商理論是跨文化交際學中有關身份商談的兩大主要理論。前者聚焦于身份的微觀層面，注重交際行為；后者關注身份的宏觀層面，側重交際原則；兩者互為補充，在跨文化交際學界影響廣泛。

(4)有關能力的理論主要有：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以及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理論等。早期的理論以“有效性”(effectiveness)與“得體性”(appropriateness)為標準來評判跨文化交際能力，有些過于抽象，并且常常與能力概念產生混淆。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1984年提出，跨文化交際能力涉及認知層面的“知識”、情感層面的“動機”與行為層面的“技巧”三個要素。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的三分法簡要地概括了跨文化交際能力的關鍵層面，為人們理解跨文化交際能力提供了一個基本的概念框架，得到眾多學者的認同，現已成為經典的理論模型。

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延續斯彼茨伯格與庫帕奇的思路，于1996年提出綜合性理論。他們認為，跨文化交際能力涵蓋情感、認知和行為3個層面。情感是指跨文化交際的敏感性(intercultural sensitivity)，即特定的情形中交際者的個人情緒或偏好。認知是指跨文化意識(intercultural awareness)，主要涵蓋自我意識和文化意識兩個方面。自我意識是指交際者對自己文化身份的領悟；文化意識是指對交際者對文化共性與差異的理解。行為――跨文化交際的靈巧性(intercultural adroitness)是指交際者實施交際行為，完成交際目標的技能。陳國明2005年又在原有理論的基礎上加入全球心態(gJobal mindset)層面――全球思維，進一步提出全球交往能力模型。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的貢獻主要在于他們全面地解析跨文化交際能力，豐富了它的內涵。

(5)有關意義理論的代表作主要是克羅南和皮爾士等人的意義協同處理理論(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CMM)。克羅南和皮爾士等人于1988年提出CMM理論，其后皮爾士對它加以拓展與改進。他們認為，交際是人們以開放的心態，探索互動模式、理解意義、建立相互關系的進程。協同的意義在于它把不同的見解和反對的意見轉變為推動交際走向深入的潛力；協同的手段主要包括：策略性 過程設計、事件的運籌、交流的技巧、邏輯的力量(logical force)、個人地位和日常語言以及語境重建等。CMM理論吸取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觀點，主張打破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界限，鼓勵理論家參與社會實踐，更有效地改造世界，其新穎的視角在跨文化交際界引起較大反響。然而。該理論的強處也正是其弱點所在。它消解了理論與實踐的分界，但卻無法否認它們之間的相對獨立。一方面，理論有它超越現實的部分；另一方面，交際行為在很多場合中是下意識、習慣的而非反思的，不一定能升華為理論。

上述理論汲取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思想對跨文化交際行為與觀念做理性的分析與解釋，拓展了研究領域，引發了大量的實證研究和學術爭鳴，促進了學科的壯大與繁榮。

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今，我國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也取得了巨大進展。經過幾十年的社會變革與發展，中國與世界建立起更廣泛、密切的聯系，以積極的姿態融入國際社會，跨文化交際已然成為顯要的社會議題。在理論研究方面，跨文化交際學者突破了早期局限于語言與文化關系的狹隘視閾，拓展到移情、身份認同以及全球化等問題。主要代表作包括：高永晨的《跨文化交際中移情適度的原則》、胡庚申的《國際交流語用學――從實踐到理論》、胡超的《跨文化交際：E-時代的范式與能力建構》以及戴曉東的《建構跨文化認同的路徑――雙向拓展模型》等。

高永晨指出，在跨文化交際能力要素中文化移情能力是最重要的成分，文化移情應該遵循適度的原則。胡庚申提出“日常交際”、“專業交流”和“談判交涉”語境三分假說。他認為，語境對話語有制約和釋義作用；在國際交流中，對語用失誤的處理應該根據語境和交流效果，分別采取“酌情”、“忽略”和“補救”的原則。胡超以馬斯洛對人的基本需求的論斷為基礎，結合中國道家無為與儒家仁愛的思想，提出她對E-時代跨文化交際能力內涵的解讀。戴曉東在汲取金榮淵、吉川和阿德勒(P.Adler)等學者觀點的基礎上發展跨文化認同模型。他認為，向獨特性與普遍性兩個向度拓展文化認同，使其實現最大限度的本體開放，不斷積累跨文化共識，是建構跨文化認同的有效途徑。這個時期，中國跨文化交際學者銳意進取，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但理論研究成果依然較少，與國外同行仍有較大差距。

三、跨文化交際理論的整合與分化：學派與范式

在跨文化交際理論不斷拓展的同時，學者們也在嘗試對它們進行系統整合。長期以來，歐洲范式一直主導跨文化交際研究。繼阿桑迪1998年提出建立以非洲為中心的范式的構想之后，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和三池孝賢等人探討了構建亞洲跨文化交際理論的可能性。學派與范式現已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

真正意義上系統性理論研究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初。古迪康斯特1983年編輯出版了跨文化交際學史上第一部理論研究文集《跨文化交際理論：當下的視角》(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y：CurrentPerspectives)。古迪康斯特與金榮淵1988年合作推出了第二部理論文集《跨文化交際學的理論》(Theo-ries in Intereuhural Communication)。其后，衛斯曼于Wisemanl995年也編輯了理論文集，對現有的理論進行整合與比較。古迪康斯特2003年在其兩篇論文《跨文化交際理論》(Cross-cultural communlcation theories)與《文化間交際理論》(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中對現有理論成果做系統性總結。2005年，古迪康斯特對現有跨文化交際理論進行新的整合，出版了《跨文化交際的理論》(Theorizingabout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這是迄今為止最為系統和全面的理論文集。上述幾部理論文集以及綜述性文章圍繞跨文化調整、交際能力、身份和意義等核心議題，對跨文化交際的基本層面做立體、多方位的研討。

理論的整合與系統化自然涉及學派與范式問題。學派與范式泛指學界公認的理論流派或體系。它們在一段時間里為研究共同體提供典型的問題和解答，使之形成連貫的研究傳統，避免因過于龐雜、凌亂而迷失方向。范式的建立既可以從廣義，也可以從狹義來理解。前者涉及信仰、價值和技術的改變，后者指具體研究成果發揮示范作用，在開啟新的治學門徑的同時，又留下許多亟待解決的新問題。在跨文化交際學界，霍爾的高、低語境文化理論、霍斯泰德的文化價值取向理論、白瑞的文化適應模型、金榮淵的跨文化調整理論、古迪康斯特的焦慮與不確定性管理理論、伯貢的預期違背理論、丁允珠的身份協商理論、庫帕奇與今堀的身份管理理論以及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的跨文化交際能力理論等已成為跨文化交際學領域里影響廣泛的經典理論。然而，這些理論相互之間的互動較少，各自基本處于相對孤立的狀態，并未在學界建立起高度的學術認同，只能在很寬泛的意義上稱作學派或范式。

斯密斯提出，指導跨文化交際研究的有3種基本范式：邏輯實證主義(logical empiricism)、社會解釋主義(social interpretivist)以及修辭法(rhetorical approach)。邏輯實證主義運用假設一推演以及解釋客觀因果關系的探索模式：社會解釋主義，或曰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eonstructivism)采用對社會語境中的符號進行主觀詮釋的研究路徑；修辭法采取對現實做預測和辯證解釋的分析模式。陳國明基本贊同斯密斯的觀點。他認為，主導當今跨文化交際研究的三大范式是：實證主義(positivism)、解釋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其中，批判范式的旨趣主要在于挖掘事件的內在結構，揭示壓迫者或被壓迫者的社會背景。羅杰斯與哈特認為，跨文化交際學經過前范式期和范式期之后，現在已經進入常規研究期(normal science)。前范式期以上世紀20年代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博厄斯的歷史特殊主義的出現為標志；范式期以霍爾《無聲的語言》為發端；十年后，跨文化交際學進入常規研究期；在此期間，學者們有意識地運用既有的范式進行分析，他們所探討的問題也具有高度相關性。迄今為止，跨文化交際理論基本建立在歐美人的問題、假設、概念與邏輯之上，形成了以歐洲為中心的研究范式。

鑒于歐洲范式對歐美以外文化經驗與價值觀念的忽視，阿桑迪率先倡導非洲范式。他認為，以非洲為中心的范式意味著理論所關注的非洲人是交際的主體、非洲文化形象以及人類利益的人；他們在自己的現實情境中進行交際，以非洲人的心理、身份、文化與語言來詮釋交際原理。例如，歐洲人把交際理解為信息的傳遞與接收；在非洲人看來，交際是關系的建立與發展過程：有效的交際需要經過gin-so(foreword)、benne-so(side-word)、bolo-so(baek-word)和so-dayi(clear-word)4個階段。gir- 1-so是話前話(word before word)，在此階段交際者依據自身文化常識準備進行交際。benne--SO是比較性分析，在此階段交際者通過省察對方的觀點了解如何與之交際。bolo-so是各種知識的綜合，在此階段交際者進行互動、建立關系。so-dayi是交際的結束，在此階段交際者對交際過程做整體評判。

受阿桑迪的啟發，陳國明、斯塔羅斯塔和三池孝賢等人提出建構亞洲交際理論的構想。陳國明2001年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資源，建構由“仁”、“義”、“禮”、“時”、“位”、“極”、“關系”、“面子”與“權力”構成的概念框架，演繹和睦交往的原理，創立“和諧理論”。陳國明與斯塔羅斯塔2003年討論亞洲的交際方法。他們認為，亞洲文化極具多樣性，很難概括出代表整個亞洲的特性或價值。但各國之間相似性是存在的。在本體論上，亞洲人持有整體宇宙觀；在認識論上，他們傾向于認為事物是聯系與互動的；在價值論上，他們傾向于把“和諧”看作核心價值；在方法論上，他們常常運用循環、直覺的感知方式；以亞洲為中心的方法，可以檢驗理論建構的限度所在，找到歐洲范式之外的可能。

三池孝賢明確倡導亞洲范式。他指出，交際是表達人性與人道的過程；文化的獨特性能夠更好地體現人性的內涵，人們在建構抽象、普遍的理論時需要從各種獨特的文化中汲取養分。以亞洲為中心的范式意味著：肯定亞洲人的主體性，圍繞亞洲人的旨趣，運用亞洲的價值、歷史經驗、信息與倫理建構理論。恰如非洲中心論體現非洲人的視角一樣，亞洲中心論反映亞洲人視閾中的現實，在反思歐洲范式的缺失與偏見、完善跨文化交際理論中有著積極的意義。

中國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在2000年之后也有了局部的整合。許力生全面總結國內跨文化語用、跨文化語篇以及跨文化能力的研究成果，闡述他對這些議題的獨到見解。張紅玲對外語教學中的跨文化因素進行了綜合性討論。此外，林大津與謝朝群的《跨文化交際學：理論與實際》、胡超的《跨文化交際：E-時代的范式與能力建構》以及嚴明的《跨文化交際理論研究》等都對現今學界影響較大的理論做了評介。李炯英和張向陽等對中國跨文化交際的研究成果做了全面回顧。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理論研究深受美國的影響，本土原創性理論與學派仍未形成。這種局面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跨文化交際學依附于語言與文化教學研究的尷尬境地。

從眾心理理論范文第2篇

1 “身心互動”理論

“身心互動”理論根植于中醫理論“形神合一”的生命觀,該理論認為人的軀體與精神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正如張介賓所說:“形者神之體,神者形之用;無神則形不可活,無形則神無以生”[1]。正是基于二者的矛盾運動,人的生命活動才得以維持、發展、變化。因此,身心互動對人有重要意義[1],也正是基于生理上的相互為用和病理上的相互影響來實現的。

1.1 “身心互動”的生理學過程[2] 《靈樞?天年》所說“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人的精神魂魄等心理活動是以臟腑氣血為基礎,同時也是情緒、意識等產生的物質基礎。對此《素問?宣明五氣篇》也論述到,“臟者,藏也”[3],“五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是謂五藏所藏”。同時人的心理活動對軀體變化也有重大的影響,喜、怒、憂、思、悲、恐、驚等情緒變化會影響到臟腑功能,“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素問?舉痛論》),指喜悅可以使氣息調順,臟腑功能順暢。

1.2 “身心互動”的病理學過程[2] 在中醫的著作中,軀體疾病導致心理失調有許多論述,如“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素問?藏氣法時論》)。“血有余則怒,不足則恐,……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故為驚狂……血并于上,氣并于下,心煩惋善怒。血并于下,氣并于上,亂而善忘”(《素問?調經論》)。指出自身血液運行異常會導致各種不良情緒的出現;人的情志變化也會影響到臟腑、氣機的變化,《靈樞?百病始生》所說的“喜怒不節則傷臟”,指出喜怒等情緒如果不加以控制就會使內臟受到傷害而得病。同時各種情志活動也會影響到臟腑氣機變化,如“百病生于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驚則氣亂,思則氣結”(《素問?舉痛論》)。

2 藥物治療中的心身醫學思想

2.1 辯證論治中的整體觀思想 辯證論治[4]是中醫學認識疾病和處理疾病的基本原則。辯證就是將四診所收集的癥狀和體征等資料,通過分析、綜合,辯清疾病的原因、性質、部位以及邪正之間的關系,概括、判斷為某種性質的證候過程。論治是根據判斷的結果,確定相應的治療原則和方法。辯證是決定治療的前提和依據,論治是治療疾病的手段和方法。

2.1.1 辯證論治中的天人合一思想 中醫治療疾病是通過調節陰陽氣血、臟腑功能,使其恢復協調狀態,以適應自然界的變化規律,從而達到天人相應、心身合一。因此,藥物治療要遵循“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整體原則。例如,在因時制宜中,春夏季節要遵循該季節的特點,用藥不宜過于溫熱,秋冬季節用藥不宜過于寒涼。在因地制宜中,同樣是患一種感冒,南方人只宜輕宣發散,而北方人則須選用發汗作用較強的藥物。某些高寒山區的人患感冒,一般的發散之藥不能取汗,常常選用發汗峻烈的麻黃,且用量要大,方能收到良好的療效。

2.1.2 辯證論治中的心身合一思想 人的生命現象是心身活動的統一體,疾病診斷要從心身互動理論出發尋求病因,如《素問?藏氣法時論》曰:“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這正是一個典型的心身疾病。對于情緒的異常波動,醫者往往只從心理因素考查病因,忽略軀體疾患也可以導致心理的異常活動。《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中提到“怒傷肝”,“喜傷心”,“憂傷肺”,“思傷脾”,“恐傷腎”,這是對情緒的異常變化導致軀體疾病的經典論述,可提示醫者對于脾失運化,不思飲食,倦怠乏力等癥狀要從生理和心理兩方面加以調治。

2.2 方藥與心理

2.2.1 方藥命名中的心理學思想 方藥本身的功效對疾病的治愈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患者對方藥的信任程度可直接影響療效發揮。許多方劑和單味藥物,古代醫家根據其功能、主治等特性,巧妙的冠以美名,甚至夸大為具有神的作用,在方劑方面,如八仙長壽丸、天王補心丹、安神定志丸等;在藥物方面,如威靈仙、千年健、益智仁。由于患者首先感知到的是方藥的名稱,通過方藥的名稱使其感到此藥巨有強大功效,對患者形成一種很強的心理暗示,使其對此種藥物充分信任,從而產生戰勝疾病的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病人對方藥的信賴感,增強了治愈疾病的信心,在藥物沒有發揮之前在心理上對患者起到了治療作用。

此外,有的藥物從外部形態上來看,形態詭異、外貌不揚,甚至顯得骯臟不潔,使人望而生畏,假如患者真正了解了此藥,首先對患者就是一種負面刺激,使患者在心理上產生不信任感,對藥物的療效產生懷疑。前人給這些藥物冠以生動形象的名稱,如將蛆稱為五谷蟲,將尿垢稱為人中白,將蚯蚓稱為地龍,將蛇皮稱為龍衣等等。這就使得不懂醫的患者覺得這些藥物神奇新穎,具有強大功效,因而樂于接受這些藥物的治療。

2.2.2 方藥應用中的心理因素辨識 臨床上很多患者是因軀體出現不適癥狀而就診,但究其病因卻是情志的異常波動而引發的。故在診治中應詳細問診,運用合理的方藥,以調理情志為主[3],應用疏肝理氣等藥物可治療軀體癥狀,以常見的胃脘痛為例,其肝氣犯胃證,可見胃脘脹悶,脘痛連脅,每因情志因素而痛作,故治以柴胡疏肝散為主方加減。通過疏肝理氣、調暢情志達到止胃脘痛之效。再如驚恐致心神不能自主引發的心悸[5],治以安神定志丸加琥珀、磁石、朱砂治之,方中龍齒、琥珀、磁石以鎮驚,茯神、菖蒲、遠志以安神,從而達到寧心定悸的效果。

2.3 個性特征與治療 《內經》按陰陽含量的不同把人分為五態人,不同的人格類型其體質和個性特點有異,正是基于這樣的差異,對疾病的易感性也是不同的。太陽人的“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的個性特點是有其生理基礎的,他們在生理上表現為多陰而少陽,容易換心血管疾病,并且肝陽上亢型居多。由此,在藥物治療上多應用天麻鉤藤飲治療,在心理治療方面應用具有中醫特色的情志相勝療法。太陰人的個性特點為“好內而惡出,心抑而不發”(《靈樞?通天》),也就是說太陰人缺乏主動,常孤獨悲觀,憂郁寡歡,易患氣機阻滯疾病,應屬于現在抑郁癥的范疇,在生理上表現為陰血澀濁,運行不暢,故在藥物治療中多采用疏肝解郁,調理氣血的藥物。心理治療上多采用認知治療和中醫的語言疏導四步法。

參考文獻:

[1]張介賓.類經?針刺類[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5:659.

[2]官銳園,樊富珉.試述中國傳統醫學中的“身心互動”理論[J].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2003,3(1):13-16.

[3]楊俏田.中醫心身疾病治療學[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24.

[4]張伯臾.中醫內科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1351.

從眾心理理論范文第3篇

關鍵字：熊彼特；技術創新；經濟發展

一、熊彼特技術創新理論

20世紀90年代，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提出以“創新”理論為核心的動態發展理論。他通過構建全新的經濟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進一步內生化，指出內生的研發和創新是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增加產量的因素不僅僅是資本、勞動、土地等生產要素數量的投入，而且還包括一種新的生產要素組合比率，反映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程度，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主要因素就是技術創新。既然技術創新決定了一國經濟發展的水平，那么技術創新應當有哪個市場主體完成呢？

熊彼特認為，創新不同于技術發明，創新是一個經濟概念，而不是單純的技術概念。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只有企業家成功地將技術發明應用于生產活動之中才能夠稱作創新，才能將科學技術轉化為真正的生產力，才能推動經濟發展。從科學技術的發明到生產過程的應用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過程不僅需要科學家、技術研發人員的辛勤努力，更加需要企業家的創新。

為了獲得超額的壟斷利潤，企業家不斷加大R&D的投入力度，不斷開發新產品、新的生產方法、新市場、新的原材料供給來源或實行新的企業組織形式并以此來超越競爭對手，擴大市場占有份額，提升競爭優勢。其他企業迫于市場競爭的壓力，為分享創新利潤紛紛進行模仿，其余采用傳統技術的企業為維持生存不得不適應新的技術形勢，從而使新產品、新技術得到更廣泛的推廣與運用。于是科學技術成果擴散到整個社會生產領域，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實現經濟的新增長。隨著技術不斷成熟，行業的利潤率逐步趨于平均化，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又開始新一輪的R&D支出，推動技術創新，引領經濟實現新一輪的增長。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豐富和發展了經濟增長理論，指出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力量，通過實證分析更好地解釋了國家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不僅源于資本的差距，更源于技術水平的差距。許多觀點和論斷為各國經濟發展之路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論影響和現實意義。

二、加快技術創新是當今我國實現經濟健康發展的戰略選擇

由熊彼特的經濟增長理論我們得出，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源泉，是決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的關鍵變量。各國之間的競爭歸根結底是技術的競爭。加快技術創新，提高技術水平，是我國提升國際競爭力、縮小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途徑。

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給世界各國的經濟造成重大的打擊。探究原因，除了過度金融創新造成的巨大風險外，技術創新不足被認為是此次經濟危機爆發的深層次原因。因此，要想徹底擺脫經濟危機的陰影，當前最迫切的任務是技術創新。為此，美國、日本、歐盟等國紛紛制定技術創新戰略，力圖在新一輪的經濟增長中占據戰略制高點。

面對全球經濟形勢的變化，面對當前我國資源短缺、能源緊張的經濟難題，我國在“十二五”規劃中，明確提出加快技術創新步伐，加大在新能源、新材料、低碳技術、物聯網、云計算等關鍵領域的技術研發力度，依靠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降低能源消耗，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三、當前我國技術研發（R&D）情況

（一）研發投入快速增長，創新能力不斷提高

據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00年以來，我國R&D經費支出以年均23%的速度增長，2011年達到8687億元，比上年增長23%，已躋身R&D經費投入大國之列。從部門來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企業開展研發的數量不斷增加，科研隊伍不斷壯大，研發經費不斷增長，研發專利數不斷增加，其中企業所占比重最大，且多集中在大中型企業。從研發的類型來看，高等院校側重應用研究，科研機構側重試驗發展研究，企業側重新產品、新方法研究。總體而言，隨著技術創新對國家經濟發展重要作用凸顯，我國技術研發的規模不斷增大，國家的支持力度不斷加大，創新能力不斷提高。

（二）產學研體制脫節，互動性不強

近年來，我國一直倡導建立國家自主創新體系，將產學研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合力，共同推動技術創新。但目前來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和企業之間的互動性不強，體制上存在諸多的障礙。通過設立科技項目（課題）開展研發活動是我國科研的基本組織方式。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申請的項目主要是國家科技項目，資金來源主要是政府資金，占到55%以上，項目多圍繞著國家基礎性學科領域和具有社會公共效益的領域，如能源、環保、農業基礎設施、城市規劃等領域；而企業研發項目資金來源于企業內部，占到80%左右，多為獨立完成，與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的合作較少，科研的技術經濟目標圍繞著產品，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企業研發的目標偏重開發新產品，以增加產品功能和提高性能為目標的研發占總數51%和30%，對降低能源消耗、提高勞動生產率、減少環境污染、技術原理的研究較少，合計比重只占到19%。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企業服務的主體和目標側重點不一致，造成科研院校研發的技術成果難以投入到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之中并順利地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

（三）企業自主創新不足，高端技術對外依賴

根據熊彼特的理論，企業家的精神對創新是至關重要的，企業才是推動技術創新的主體。只有企業家成功地將技術發明應用于企業的生產活動之中才能夠稱作創新。雖然我國企業創新主體的地位已經確立，創新能力有所提高，但在高端的技術領域，自主創新不足，缺乏創新動力。從第二次全國科學研究與試驗發展（R&D）資源清查統計公報發現，全國開展R&D活動的工業企業36387個，占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8.5%。其中，開展R&D活動的大中型企業12434個，占全部大中型工業企業的30.5%，2/3大中企業沒有開展研發活動。在產出情況上，大中型工業企業中有發明專利授權的企業為1893家，僅占4.7%。雖然企業研發投入的經費不斷增長，但在企業銷售收入的比重偏。企業科技自主創新以“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集成創新、原始創新明顯不足，在關鍵技術上我國對外技術的依賴度在50%以上，自給率較低。整體而言，我國企業創新的普遍程度不高，創新動力不足，在關鍵技術方面的創新成果較少。

四、我國企業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關鍵原因及對策

（一）企業創新融資難

技術創新是一項高風險、高投入的活動，需要充足的資金支持。目前來看，高等院校、科研機構科研經費主要來源于政府資金，依靠政府財政支持；企業自主研發經費出自企業的銷售收入，比重較小，資金投入不足。融資難一直是我國企業發展的難題之一，制約著中小企業創新的活力。

實現技術創新的主體具有不確定性。如果一個行業的重大發展依靠技術革新時，業內領導的大中型企業由于實力強大，憑借原有產品和業務便可以維持一定的利潤增長率和市場份額，創新的緊迫性不足；而中小企業面臨較為激烈的市場競爭，對市場需求的變化較為敏感，經營思維更加靈活，敢于嘗試新的事物，雖然技術創新失敗率較高，但中小企業數量龐大，因此成為技術創新的先行者。以美國IT產業為例，IBM最早開始生產個人電腦，但個人電腦的操作系統確實微軟實現廣泛應用的。由實證分析得出，盡管中小企業實力不抵行業內大企業，但它更具創新活力，是推動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在我國，技術創新的重要主體不是大企業而是中小型企業，不是國企而是民企。唯有解決廣大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才能激發廣大的中小民營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在我國現有的金融體系下，銀行難以為廣大中小企業發展提供融資支持。原因是我國銀行是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為國家宏觀經濟政策服務，擁有自身獨特的職能和作用。在信貸政策方面主要考慮資金的安全性，盡量規避市場風險，實現良好的資金運轉，故借貸的對象以信譽高、風險小的大型國有企業和機構為主。而中小企業信用不高，加上技術創新本身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與銀行的政策目標不符，故難以通過銀行來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既然原有的融資制度無法實現要求，那么我們需要開創一條新的融資制度和渠道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即風險投資。

與銀行信貸相比，風險投資對象為潛力大、不成熟、風險高的成長性企業，風險投資者分期注入資金，廣泛參與企業的經營活動，分享高額的資本收益，在期限屆滿后通過股權轉讓的方式退出企業。風險投資一方面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指導企業順利完成創新活動，符合中小企業創新的要求，是未來我國重點建設的融資制度。

（二）企業家精神的缺失

熊彼特的創新理論一直強調企業家的重要性，敢于冒創新風險的企業家才是推動技術創新的關鍵。當前，我國企業經營者往往缺乏企業家精神，他們寧愿生產陳舊的產品或者放棄投資實業轉向股票、房地產、藝術品市場，也不愿冒創新的風險，因而科技成果難以在生產活動中推廣應用。

企業家精神是一種重要的稀缺資源，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企業家是企業的帶頭人，負責制定企業整體發展戰略、把握企業發展的大方向，要能夠敏銳洞察出未來行業和市場形勢的變化趨勢，實現突破性創新，獲得超額利潤。企業家的成長是一個社會發現的過程，離不開一國文化環境的影響。企業家精神屬于意識層面，難以被外人觀察到，唯有企業家自己創辦企業，通過企業的發展才能逐步認識到企業家精神。那么，企業家更有可能是早期的創業者。創業依然離不開資金，風險投資是創業企業資金重要的籌集渠道，如我國的百度、新浪、搜狐等知名互聯網企業都是通過美國風險投資的方式一步步成長起來的。這一過程可以簡單描述為富有創新精神的創業者通過風險投資獲得資金支持，建立合伙制企業，經驗豐富的風險投資者作為合伙人積極參與經營決策，指導企業進行創新活動，最終實現企業的發展壯大。

五、結論

技術創新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源泉，是企業成長壯大的驅動力。面對民企融資難的問題，我國應當另辟蹊徑，創立為中小企業服務的融資制度和渠道，建立和完善風險投資基金，為企業創新活動提高充足的資金保障，分擔技術創新的高風險，增強企業創新的動力。同時，富有冒險精神的企業家也是實現技術創新的重要條件。唯有培育良好的市場環境，才能涌現出富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階層。通過完善的融資制度安排及相應配套措施，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活動提供良好的服務，才能激發眾多企業創新的活力，最終推動技術進步和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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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周天勇.發展的技術進步動力[M].新發展經濟學，2006（02）.

從眾心理理論范文第4篇

［關鍵詞］個體內心自由學校創造力培養

［作者簡介］榮艷紅（1972-），女，河南沁陽人，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駐站博士后，河北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學、英美教育史。（北京100875）

［中圖分類號］G40-0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3985（2012）09-0043-03

為了適應知識經濟時代對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創造型人才培養的需求，自2006年起，我國政府相繼出臺了科技、人才和教育三個“中長期發展規劃綱要”，基本奠定了我國創新型國家建設和創造型人才培養的制度基礎。創造能力是創造型人才的核心素質，是創新型國家建設的主要支撐。當前，由于義務教育的普及以及各層次各類型學校的入學人數增多，學校教育在各層次、各類型學生的創造能力培養方面理應承擔更多和更大的責任。但是，由于多種復雜的原因，原本應該對學生創造能力的培養貢獻最大的學校，卻一直很少有所作為，或幾乎無所作為，甚至很多學者還認為：“今天的學校不僅忽視培養創造力，而且與之敵對。”①那么，這種現象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究竟是部分學校的管理者、教師、學生不夠努力，還是部分學校的課程、教學出了問題？為什么這種現象不是出現在個別學校中，而是很普遍地存在于大多數學校中？為了探究此種現象背后的復雜原因，本文擬從個體創造能力生成所必需的不受拘束、自由自在的內心環境與近現代學校教育教學制度本身所擁有的諸多規則和約束兩者之間的矛盾入手，嘗試對這一現象進行解釋。

一、創造能力立足的基礎是個體內心的自由

何謂自由？何謂個體內心的自由？在人類的歷史上，幾乎所有有正義感的人都頌揚自由，但是正如“幸福”“善良”等概念一樣，“自由”的含義也非常模糊，幾乎能夠容納絕大部分的解釋。為了避免陷入文字游戲，筆者認為可以借鑒英國哲學家I.伯林（Isaiah Berlin）的經典劃分，即從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角度來理解“自由”。伯林所謂的“消極的自由”和針對以下問題所提出的解答有關，亦即：在什么樣的限度以內，某一個主體（一個人或一群人），可以或應當被容許，做他所能做的事，或成為他所能成為的角色，而不受到別人的干涉？而“積極的自由”則和以下問題的解答有關：“什么東西或什么人，有權控制或干涉，從而決定某人應該去做這件事、成為這種人，而不應該去做另一件事、成為另一種人？”②如果將以上兩種“自由”的概念運用到主觀個體身上，就可以看到：“消極自由”更多地表現為外在力量（當然這些外在力量可能是有形的規章、制度，也可能是無形的風俗或氛圍）對于個體基本自由權利的確認與維護，或使個體基本自由權利免受外在力量的干涉和侵害；“積極自由”可以更多地解釋為個體想要成為自己主人的期望，是“我控制我自己”思想的表達。對于任何受教育者個體來說，如果能夠突破來自外在的或自身的、有形的或無形的、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規則、規章、制度等的限制與障礙，在自我內心里達到一種感覺、思維、表達和塑造自我等方面的自由自在的狀態（當然這種自由一方面意味著承認和尊重他人的心理自由，另一方面又與讓自己的感覺和情緒憑一時的興趣、脾氣和沖動擺布的自由有所不同），③則創造能力或創造行為就有了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基礎。“沒有最低限度的內心自由絕不可能產生創造力”，④這一點已經被諸多領域的研究成果所證實。

（一）發展心理學領域的研究成果

狹義的發展心理學是研究個體從出生到成熟再到衰老的生命歷程中各個年齡階段的心理發展特點和規律的科學。許多發展心理學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任何兒童，不管他們的出身和天賦有多么不同，都會在不同程度上擁有創造的能力，而這種創造能力更多地表現為創造的態度和創造的行為。比如，兒童在出生后的最初幾個月和幾年，就像在一個陌生國度里做一次緊張的探險旅行一樣，會在游戲、語言、思維和想象等各種活動中表現出較成人多得多的驚訝、提問和懷疑等創造性態度。另外，在整個兒童期，兒童在社會、游戲、語言、手工勞動等活動中還會表現出更多的創造行為。比如，兒童會在牙牙學語的過程中完全不顧語言規則和語法的限制，隨心所欲地自造新詞；兒童會在繪畫過程中，將狐貍的尾巴安在小貓的身上；而在游戲或做手工的過程中，兒童會充分發揮想象力，將毫無生命的物體想象成布娃娃或馬匹，兒童的以上舉動幾乎與詩人和藝術家的創造活動并無二致……兒童身上所表現出來的創造能力與兒童內心自發的興趣以及不受現有經驗、思維習慣等的束縛息息相關。在這一時期，如果家人或鄰里能夠細心呵護兒童身上可貴的自由精神，兒童的這種創造精神將有可能被保持下來并不斷得到發揚。

（二）對于自我實現者和杰出人物的研究結論

創造能力更多地來源于個體內心的自由也得到了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和杰出人物傳記的證實。比如，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在研究自我實現者的人格特征時發現，“自我實現者不僅比普通人更能接受自我，而且他們還具有天真的、無抑制的自發和自由的表現能力。”⑤在對杰出人物的研究中，人們也發現了類似的現象。比如，唐納德?麥金農等人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曾經對多個領域公認的專家所具備的最顯著特征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這些被試如果在獨立的環境中去開展某項任務，他們將有更強大的動力去獲取成功，而在需要順從的環境中，情況便大不一樣；同時，這些被試比常人更能夠悅納自身的個性，對于不管是來自自身內部的還是來自外部世界的經驗，也總能保持開放的心態……除了以上心理學家的諸多研究成果之外，從諸多名人的傳記中我們也可以發現類似的特點。比如，愛因斯坦曾經在自己的傳記中承認：他在瑞士阿勞州立中學的一年學習，比之前在一個處處使人感到受權威指導的德國中學的六年學習，更深切地體會到了“自由行動和自我負責的教育要遠遠優越于那種依賴訓練、外界權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⑥同時，他個人的成功更多地得益于在蘇黎世聯邦工業大學可貴的研究自由。而曾經在學校中被稱為“糊涂蟲”的愛迪生，據1926年的有關材料戲稱：“如果他（愛迪生）生在二十世紀初葉的美國，他會成為某工學院的教授，或是一個托拉斯里的技術人員。”⑦因為在那里，他要受到規章條例和財金依附的限制，很難獲得偉大的成就。

（三）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

社會科學領域的一些學者在其關于宗教、國家、政體等的研究中也從另一個角度論證了個體的內心自由對于民族或國家發展的重要意義。比如，英國功利主義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約翰?密爾在論述個性自由的重要作用的時候，曾經談到過中華民族與歐洲國家的差異。他說作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民族，“中國幾千年來原封未動的原因就是這種文化制度中的同一格言同一規律管制住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從而使大家都一樣，因此中國人缺乏歐洲國家個人之間、階級之間、國族之間在性格和教養上的顯著歧異，而正是這種顯著的差異才是人類社會向前發展的必要條件”。⑧與密爾相似，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韋伯不僅研究了新教倫理對于西方個體精神解放的作用，同時還研究了中國儒教對于個體自由精神的抑制。他說：“西方社會的宗教改革用一種新型的控制取代了古老的且已經流于形式的控制。”⑨由于這種新型的控制不僅賦予了個體的現世努力以積極的含義，還同時倡導艱苦勞動、勤儉節約、積極進取、禁欲等價值觀念，這就在客觀上打破了原有宗教倫理對于人們心靈的束縛，同時也約束了其可能有的縱情聲色的念頭。因此，新教倫理成為推動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繁榮的重要力量之一；與新教倫理的促進作用相反，韋伯明確地指出了中國儒教對于讀書人精神的束縛。他說，擔任官職一直是中國讀書人的夢想。“正是與國家官職之間的這種關系決定了中國士人階層的心態的取向和形成。隨著官吏俸祿制的實施，中國士人原先在精神上的自主性逐漸消失。與此相適應的則是統一的正統學說的逐漸形成，這就是儒教。”⑩韋伯認為，中國教育無論是較低層次的家庭教育還是較高層次的私塾學校教育，其內容都是探討如何抑制自我，唯一的差別在于家庭教育中強調對自身的抑制和對父母和所有長輩的恭順與尊敬，在私塾學校教育中，則強調對于科舉制的服從。

二、學校教育教學制度的本質與個體內心自由之間的矛盾

隨著義務教育制度的普及，更多的學齡兒童進入了學校，昔日由家庭和社會在兒童社會化方面所承擔的主要責任逐步轉移到了學校身上。“教育的目的，就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形成這種社會存在。”學校教育的中心環節是各門學科知識的教學，而教學所傳遞的各門學科知識理所當然地隸屬于社會存在的范疇，為了突出學校教育的特征，以下將從學校學科知識傳遞以及其他社會存在的傳遞兩個角度分析學校教育對于個體內心自由的遏制。

（一）來自學科知識傳遞方面的規則與約束

與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幾乎相伴相生，在西方世界的人們首先掙脫了精神的枷鎖后，人類社會就逐步邁入了一個科學知識大發現的時代。關于這一經歷，恩格斯曾滿懷激情地總結說：“19世紀中葉科學的進步已經超過了17世紀之前人類所有知識的總和。”與此同時，義務教育制度的創建也為學校教育帶來了日益增多的學齡人口。為了更好地緩解以上兩種增長帶來的壓力，確保向更多的受教育者更高效地傳遞最大量的知識，世界各國的學校都無一例外地在教育教學活動開展之前制定了教學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同時還編寫或選定了若干教材。教學目標、教學計劃、教學大綱和教材等體系化教學制度的建立，一方面能夠使人類社會千百年來積累起來的科學文化知識在較短的時間內轉化為受教育者個體內在的精神財富，使他們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達到人類發展的一般水平；另一方面，由于一定的教學組織制度――班級授課制、一定的教學管理制度――紀律和約束、一定的教學評估制度――考試評價制度的配合，又可以使這些知識技能在較短時間內傳授給更多的受教育者，使他們的身心發展均達到一定的水平。因此，作為人類的知識技能和不同年齡階段學生群體現有的知識技能之間的橋梁和紐帶的教學制度往往會更加注重學生群體，而非其中少數個體的發展。另外，由于近現代教學制度創建的主要目標就是為了使大多數的入學者能夠在有限的教學時間內掌握人類社會最核心的知識和技能，而并非是為了促進新知識和技能的出現，因此，這種教學制度往往會鼓勵知識的繼承而不是知識的批判和創新。近現代教學制度與生俱來的這些特征，往往會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范圍內對受教育者個體的知識創新形成一定的阻礙，而個體的內心自由作為個體知識創新的必要條件往往同時會處于受壓抑的狀態。

（二）來自其他社會存在傳遞方面的規則與約束

除了學科知識授受的責任之外，學校教育還承擔著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使受教育者群體掌握在未來社會生存所必需的態度、價值觀念、技能等社會存在的重任。當然，由于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國家社會形態的不同，以上社會存在又有著不同的內容和表現方式，比如，拿破侖執政后不久即頒布了《帝國大學令》，明確要求法國教育“要培養忠于帝國、忠于皇帝的公民”。工業革命之后，為了滿足工廠勞動的需要，各國的課程除了基本的讀寫算等內容之外，也包括潛在地向學生灌輸守時、服從、死記硬背、重復作業等態度和價值觀，以便將學生“培養成馴服的且又有組織的勞動大軍的一員”。另外，雖然學校環境與社會大環境有著內在的一致性，但是學校環境畢竟不同于社會環境，因此，社會存在還必須轉化為與學生息息相關的要求或規則才能起到應有的教化作用。從學校教育所傳遞的經轉化的社會存在來看，主要涵蓋著人們對于學生學業態度、學業成就、學生與他人如何相處等諸多方面的態度、價值觀念等，這些以學校規則或約束形式存在的諸多社會規則和約束共同構成了學校教育的大環境，并進而對受教育者個體心理施加一定的影響。比如，長期以來，學校教育傾向于對思維和行為等方面順從的學生給予很高的評價；學校過分追求成功的氛圍會使大多數學生為了取得優異成績并受到老師和學生的承認，僅僅學習教師和教科書認可的東西，很少接觸真正要學習的內容；學校過分重視學生的考試成績；學校提倡嚴肅認真的學習態度，不能容忍學生學習中的游戲態度；強大的世俗壓力使個體如果不想被孤立，就必須順從教師、同輩團體等的要求；學校強調按作息時間學習……以上這些規則和約束對于個性不太突出、適應性較強的學生來說，或許并不構成真正的問題，但是對于那些個性較為突出、適應性不強的學生來說卻成了真正的阻礙。

三、從個體內心自由的角度看學校教育培養學生創造能力的路徑

從本質上來說，學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會對學生的內心自由造成阻礙，并進而妨礙創造能力的生成，但是這種情況并不意味著學校教育在學生創造能力的培養方面一定會無所作為。一方面，維護學生內心自由并鼓勵學生創造力生成的學校在現實中確實有很多，比如，愛因斯坦曾經所在的瑞士阿勞州立中學以及牛津、哈佛、耶魯等世界知名大學都在學生創造能力生成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另一方面，由于學校教育和創造能力的生成均是非常復雜的現象，學校教育的許多規則和約束雖然會在許多方面阻抑學生的內心自由，但是如果處理得當，卻可以為創造能力的生成奠定必要的基礎。

（一）創建民主化的教學制度

目前來看，學校教學制度對于個體內心自由造成負面影響的原因主要表現在學校教學一般會采取終結性的態度來看待人類已有的知識和技能，另外學校教學在傳遞這些知識和技能的過程中，教學模式的陳舊單調也是不可忽視的另一個原因。所謂采取終結性的態度來看待人類知識技能，一方面表現為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以及教師對所傳遞知識技能絕對真理性的強調，而忽視其可能有的發展性；另一方面又表現為在浩瀚的知識海洋中只傳授一種對于現有知識和技能的理解或解釋。比如，對于大陸板塊學說、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論、勾股定理、化學分子式、道德理論等人類社會已有的知識，教學計劃、教學大綱、教材以及傳遞這些知識的教師是奉為圭臬，還是提倡學生對現有知識的批判性理解？是僅僅介紹一種大陸形成的板塊學說，還是從多個視角介紹多種大陸形成的假說呢？民主化教學制度的創建意味著在學科知識內容的傳遞方面突破終結性或單一性的觀點，逐步向批判性、多學科、多視角的角度靠近，只有這樣，才可能幫助學生突破原有規則或制度的約束，在更高的層次上獲得新的自由。學校教學對于個體內心自由的另一種阻礙來自于陳舊單調的教學模式。“教學模式就是學習模式”，不同的教學模式就是教師塑造課堂教學環境的不同方式。長期以來，學校教學在傳遞知識和技能的過程中，存在著壓倒性的教師一言堂現象。當然，如果從最高效、最便捷地傳遞知識和技能的角度來看，課堂講授式具有無與倫比的優勢，但是如果絕大多數知識傳遞均采用這些教學模式，則可能阻抑學生的思考，剝奪學生的實踐機會，并進而減小學生創造能力形成和發展的可能性。因此，教學民主環境的創設，需要教師根據多樣化的學習要求、多樣化的學生實際情況、多樣化的教學環境采取多樣化的教學模式，以最終服務于學生批判性、多學科、多視角靈活開放的知識體系的形成。

（二）創建民主化的教育制度

民主化教育制度的精髓就是能夠給予“社會全體成員以平等和寬厚的條件求得知識的機會”，所謂平等，就是指一視同仁；所謂寬厚，就是指能夠容忍各種各樣的差異。由于學校教育是社會大系統中的小系統，民主化教育制度的實現需要整個社會民主化制度的配合。當然，拘囿于當前社會民主化實現程度的不足，僅僅著手創建學校民主化教育制度本身就是一種奢望。但是，盡管困難很多，盡可能地促進學校教育制度民主化程度的提升是非常有意義、有價值且有可能的事情。民主化教育制度體現在教育教學的方方面面，它可能是一種有形的制度，也可能是一種無形的規則，還可能是一種態度或價值觀。雖然表現形式不同，民主化教育制度的共同特征是為不同個性、不同能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膚色的受教育群體提供個性充足發展的機會。只有當一種教育制度逐步具備多種評價學生學業成功的標準，具備對待學生多種獨特行為的寬容態度，具備為學生的差異性提供更多成長空間時，這樣的教育制度才能釋放學生內心的活力，還學生以創造能力生長最為可貴的內心自由，并進而促進學生創造能力的發揮。

［注釋］

①③④（德）海納特.創造力［M］.陳鋼林，譯.北京：工人出版社，1986：68，109，55.

②（英）I.伯林.兩種自由概念［M］.陳曉林，譯.北京：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5：1.

⑤（美）弗蘭克?戈布爾.第三思潮――馬斯洛心理學［M］.呂明，陳紅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26-27.

⑥（美）愛因斯坦.走近愛因斯坦［M］.徐良英，王瑞智，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5：15-16.

⑦（英）羅納德?沃?克拉克.開拓未來的巨擘――愛迪生［M］.陳健，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84：8.

⑧（英）約翰?密爾.論自由［M］.程崇華，譯.延吉：延邊教育出版社，2005：35-36.

⑨（德）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于曉，陳維綱，譯.北京：藝術文化出版社，2005：9.

⑩王威海.韋伯：擺脫現代社會的兩難困境［M］.沈陽：遼海出版社，1999：117-118.

11（法）涂爾干.教育與社會學［M］.陳光金，沈杰，朱諧漢，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308.

12石中英.知識轉型與教育改革［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1：63.

13王天一.外國教育史（上冊）［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176.

14（美）阿爾文?托夫勒.第三次浪潮［M］.朱志焱，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6：26.

從眾心理理論范文第5篇

關鍵詞： 新課改 合作學習 高中大班英語口語教學 互動

1.合作學習的基本含義及發展

合作學習（Cooperative Learning）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美國，并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取得實質性進展的一種富有創意和實效的教學理論和策略。合作學習是指學生在小組團隊中為了完成共同的任務，有明確責任分工的互學習。互動是課堂中培養交際能力的關鍵。合作學習強調積極的相互支持與配合，強調發揮每個學生的積極性。它為不同層次的學生提供了參與學習、體驗成功的機會，促進學生之間有效地溝通與交往。由于它在改善課堂氣氛，提高學生學業成績，促進學生形成良好認知品質等方面成效顯著，因而引起教育界的廣泛關注，被譽為“近十幾年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學改革”。

2.合作學習在我國的應用和發展

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專注于學生交際能力的培養，小組活動這種教學組織形式也相應地被引入到課堂中。《英語課程標準》提出：“把英語教學與情感教育有機地結合起來，促進學生相互學習，相互幫助，體驗集體榮譽感和成就感，發展合作精神。”合作學習體現了新課改的要求，對新課程改革有推動作用。

2.1合作學習體現團隊精神

個人責任感和相互依賴確保了合作學習的成功。合作學習小組一般由4―6個人組成，盡管大家的英語水平和學習能力不盡相同，但是目標和責任是共同的。

2.2合作學習突出互動特色

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形式上，合作學習都有別于傳統教學觀念。它不僅是師生之間的互動，而且是學生之間的互動。英語教學是一種人際交流、信息互動的過程，每個小組成員都能夠不同程度地參與其中，學生個體能相互學習，在探討解決問題時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更能使學生在探討中受到不同程度的啟發。

2.3合作學習提供參與平臺

合作學習將合作、競爭和個人行為融為一體，注重學生的個體差異，使各個層次的學生都有機會充分發揮自己的潛能，能按照各自能力和特長分工合作。通過組內交流和討論等探究活動，學生各抒己見，使其語言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提高，自信心也能相應增強。

3.合作學習在大班英語口語教學中的應用

新課改英語課程的構成主要是通過每個單元的講解，讓學生從中習得詞匯、語法，從而提高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因此我認為在高中大班英語口語教學中引入合作教學理論有利于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

3.1課堂合作學習

課堂是學生習得英語的主要場所。特別在高中階段，學生所學科目比較多，又面臨升學壓力，學生主要的學習時間是在課堂內度過的。教師利用好課堂，把合作學習與英語課堂有機地結合起來，對增強學生的學習效果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3.1.1小組組建。由于高中班級的人數比較多，個體差異也比較大，因此在分組的時候應該盡量考慮到學生的性別、能力、英語基礎、個性等因素，盡量做到以優帶差，以外向帶內向。

3.1.2教學設計。合作型學習活動根據不同的標準可以進行多種分組的選擇，教學內容和所教學生的實際水平直接影響到合作型學習活動的類型。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可以根據教學內容和學生的實際水平設計不同類型的合作型學習活動。根據學生的實際水平和教學內容的難易程度，由低到高，可以將合作性學習活動進行如下的分組。

3.1.3小組活動。教師教授完每個單元后，為了讓學生掌握和鞏固所學知識，教師需要精心設計出復習思考題和語言技能訓練題、組織學生展開合作學習。首先，教師給學習小組分配學習任務，由小組成員共同完成。小組活動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如自主探索、角色扮演、小組討論、集體學習、經驗交流等。

3.1.4小組匯報。小組學習結束后，各個小組的匯報員代表小組向全班闡述各自的觀點或答案。匯報時必須用英語，可以拿稿子，但是不能照著稿子念。這樣可培養訓練發言者的口語能力，以及用英文思維表達想法的習慣。匯報員必須由組員間輪流擔任。從而讓每位成員都能充分地參與其中。

3.2課外合作學習

除了課堂有限的學習時間外，課外開展合作學習也可以積極地促進學生英語水平的提高。學生的知識并不都在課堂中獲取，學生的能力并不都在課堂內培養，學生對英語的興趣也并不都在課堂上激發，所以，課外合作學習必定是課內合作學習所不可缺少的部分，是課堂內合作學習的延伸和補充。

3.2.1寢室的合作學習。據了解，部分學生非常希望有練習口語的機會和伙伴，但是并非所有人都愿意加入，這些學生只能作罷。我認為，其實室友就是最佳的練習伙伴，在宿舍構建英語角，模擬真實語境。英語教師可以規定每周固定的一個時間（比如每周四晚9:00―10:00），學生在晚自習后，以寢室為單位開展“寢室英語角”活動。每個學生都使用英語交流。由于室友之間關系密切，親密度高，個體害羞心理自然減少。經過長期的培訓，學生的口語表達會有很大的進步。

3.2.2課外活動組織。適當開展英語課外活動，如觀看英語電影、欣賞英文歌曲、舉辦英語晚會、開展英語主題班會及各類英語競賽等，可以提高學生講英語的興趣及英語表達能力。鼓勵學生自發組織英語學習活動，如“瘋狂英語”、“英語角”等。每學期定期舉辦一次班級或年級的英語話劇、辯論賽、演講比賽等活動。

4.結語

英語教學的目的并非僅限于語法知識的灌輸，而在于培養學生的交際能力及與他人合作的能力。在現代英語教學中，“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理念已逐步為廣大教師所接受和采納，學生也從被動的聽課者、知識的接受者轉變為課堂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合作學習能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活躍課堂氣氛，提高口語訓練的成效。

參考文獻：

［1］李潔莉，顧群超，馬力飛.大學英語教學中小組活動有效性的實驗研究［J］.沈陽工程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