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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統計學行業現狀范文第1篇

關鍵詞：民辦教育；差異化需求；超額需求；收入差距

中圖分類號：G648.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12)01—0034—14

一、引言

2003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施行。2004年4月，配套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出臺。這兩個相關法規的頒布，標志著中國民辦教育獲得了更好的發展空間。2007年，全國有民辦幼兒園在園兒童868.75萬人，占全部在園兒童的36.99％；民辦普通小學在校生448.79萬人，占全部小學在校生人數的4.25％；民辦普通初中在校生412.55萬人，占全部初中在校生人數的7.19％；民辦普通高中在校生245.96萬人，占全部高中在校生人數的5.43％；民辦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257.54萬人，占全部中等職業學校在校生人數的12.96％；民辦高校在校生349.69萬人，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的18.55％。數據表明，民辦教育已成為我國各層次教育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有賴于政府政策的大力扶持，但根本原因是廣大家庭對民辦教育存在需求。中國地域遼闊，不同省份民辦教育發展的規模并不一致，具有相似經濟發展程度的省份，其民辦教育的比例也存在較大差異，且不同層次民辦教育的影響因素并不相同。具體分析，影響因素可能包括政府政策、經濟發展程度、教育質量和收入分布等。本文旨在量化分析影響民辦教育規模的各種因素，不僅要從面上分析中國民辦教育的發展是否符合差異化需求和超額需求理論，同時也要探究不同層次民辦教育規模的影響因素不同。

從我們的檢索來看，國內外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中國民辦教育規模影響因素的文獻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原因可能在于中國民辦教育規模的增加是最近幾年的事，還沒有引起學者相應的關注。教育是民生之本，從經濟學的視角研究此問題，揭示影響民辦教育規模的不同因素的大小，尤其關注收入分布等對民辦教育需求的影響，對于推進教育事業的良性發展具有重要價值。

本文其余部分結構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選擇；第三部分是對影響民辦教育規模因素的面板數據分析，試圖分離不同層次民辦教育規模影響的因素是否存在差異?著重分析人均GDP、收入差距、公共教育經費投入、教育質量等因素的影響；最后一部分總結全文，給出政策建議，并指出本研究的局限。

二、文獻回顧和研究方法

要分析影響民辦教育規模的因素，起點是分析家庭對民辦教育的選擇。教育具有消費和投資兩種屬性，在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并存的前提下，家庭選擇私立教育，從消費的角度，即認為私人教育服務至少和公立教育服務一樣好；從投資的角度，期望通過投資私立教育來獲取至少和公立教育一樣的收益。

(一)相關文獻

在分析家庭對公立教育或公立教育的選擇時，存在能力和收入兩種區分標準。stiglitz(1974)認為如果每個家庭財富一樣，在能力存在差異的前提下，存在一個能力閾值，高于這個值的家庭會選擇私立學校，反之選擇公立學校。Hamilton&Macauley(1991)的結論與stiglitz有明顯不同。他們的研究較好地回避了對教育投入和產出度量的困難，認為在一個學區里，決定家庭選擇公立學校或者是私立學校的關鍵變量是家庭收入及其標準差。收入分布是一個反映學生異質性的恰當指標，家庭通過消費者剩余的大小來選擇私立學校或公立學校，存在一個收入閾值用以分割家庭對私立和公立學校的選擇。

stiglitz(1974)研究的重點并不是家庭對私立教育的選擇，一直到James(1986a)才明確將家庭對私立教育的需求歸結為X兩個解讀：超額需求和差異化需求。超額需求理論是Weisbrod(1975)在研究非營利組織的自愿供給時界定的概念。James將這一概念用于分析家庭對私立教育的需求。在公共財政投入不足的前提下，公立教育不能滿足全部家庭子女的入學需求，對教育的超額需求就會產生。一般而言，高等教育領域可能更適用超額需求理論，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私立高等教育機構廣泛存在，就讀學生人數也占據較高比例。James(1993)在另一項研究中，對超額需求理論作了進一步解讀。家庭首選公立教育，當公立教育由于入學標準太高或者說招生數量太小導致其不能有效滿足家庭對教育的需求，且家庭認為從私立教育中獲取的收益大于成本時，就會導致對私立教育的需求。James認為私立教育需求是一種次優選擇。這種解讀不適用于普及了基礎教育的國家，因為公立基礎教育可能全部免費，或即使不免費但上學的成本在家庭的預算約束之內，這時，公立基礎教育完全能滿足家庭的需求，僅用超額需求理論不能完全解釋家庭對私立教育的需求，差異化需求理論應運而生。差異化需求理論指由于文化、宗教、語言、質量、收入、國籍等所導致的對私立教育的需求。家庭對教育有不同的偏好，宗教學校是比較典型的情況。同群效應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家庭總希望子女與相同背景、相同學習程度的孩子在一起學習。質量的考慮也不容忽視。由于政府推進免費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擴招，若相應的財政投入沒有得到增長，公立學校的質量有可能下降。因為對質量的需求有很高的收入彈性，收入越高，對相對具有較高質量的私立教育的需求就會增加。

從實證的角度解釋私立教育需求時，很難分離超額需求或差異需求。Alderman，Orazem&Patemo(2001)的實證研究認為，在巴基斯坦，即使是最貧窮的家庭，也在廣泛選擇私立教育，并且隨著收入的提高，選擇私立教育的程度進一步提升；降低私立學校的學費，減少上學的距離或者提升私立學校的質量有助于提高私立學校的入學率。Emmanuel，Lockheed&Marlaine(1995)完成的一項針對哥倫比亞、多米尼加、菲律賓、坦桑尼亞和泰國的研究也指出，就讀私立學校孩子的家庭收入、母親的教育程度、父親的職業等指標明顯優于選擇公立教育的家庭。兩項研究表明，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由于政府對教育的投入不足，家庭選擇了私立教育，導致超額需求；另一方面由于私立教育辦學質量的提升、家庭收入水平的上升、家庭對同群效應的追求等都進一步增加了對私立教育的需求，這是差異化需求。

超額需求和差異化需求理論在消費者理論中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教育服務是一種受管制的商品，政府投入不足造成了教育服務的短缺，排隊或考試等是配給有限教育服務的一種手段，在我國盛行的擇校現象正是配給的一種方式。若允許私立教育機構提供服務，且在私立教育服務同質化假定的前提下，會在私立教育服務的邊際收益和邊際成本相等的點上實現對私立教育服務的均衡需求量。差異化需求事關家庭的偏好，公立教育、宗教學校提供的教育、高質量的教育、基于同群效應的教育構成了家庭可供選擇的消費集，若公立教育提供的服務同質，則其他類型的教育服務往往需要依托私立教育來供給。所以差異化需求的外在表現形式是家庭對公立教育和私立教育進行選擇，內在原因在于家庭的偏好不同，在財富、時間、上學距離等約束條件下，對消費集中的不同類型的教育服務進行選擇。

(二)分析方法

本文的分析方法結合了James(1986c)和Hamilton&Macauley(1991)的思路。

模型的基本思想是對私立教育的需求(Dr)等于對教育的需求(D)減去公辦教育的需求(Du)，對教育的需求取決于人均收入(PCI)和城市化水平(URB)，公立教育的供給(PUB)取決于生均教育支出(PSS)和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預算(HSEDBUDG)。私立教育所占的比例(％PVT)取決于超額需求(DPRIV)和差異化需求(sPRIV)，進一步又取決于人均收入、城市化水平、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預算、生均教育支出和宗教因素(REL)。其中公立教育的供給取決于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預算需要著重分析一下，由于文中以日本作為樣本進行分析，而當時日本的初中和小學教育均為義務教育，而高中教育為非義務教育，因此人均高中公共預算更能準確反映政府對于公共教育的供給。研究以中等教育中私立教育的百分比作為被解釋變量，通過OLS方法得出了擬合優度較好的結果，即一個地區的人均收入和宗教人士的比例對私立教育的百分比具有正的效應，而生均教育支出和人均高中教育公共預算對私立教育的百分比具有負的效應。

Hamilton&Macauley強調收入分布是決定民辦教育規模的重要因素。在價格為p時，高收入家庭對教育的需求量為q*(代表質量)。如果選擇q，家庭會損失B的福利。如果允許民辦教育供給，在價格為p時，家庭會選擇q8，這時就不會造成B的福利損失。這里家庭必須支付稅收用于發展公立教育，平均每個家庭承擔的公立學校的成本為pq，這里界定為C+C’。如果B>C+C''，則家庭依然會選擇民辦教育，這會帶來福利的增進。如果價格從p下降到p，這時需求會從q增加到q**，選擇民辦教育的家庭其消費者剩余為B+B’，但相應地需要支付的公立學校的成本這時就變成了pq。如果家庭選擇民辦學校，其凈收益為：

上式中σ代表對應地區家庭收入的標準差，x代表影響學校選擇的其他變量。

James是從超額需求和差異化需求理論出發，歸納和總結出影響民辦教育規模的變量。Hamilton＆Macauley則從家庭消費者剩余最大化的角度，推導出影響民辦教育規模的最大因素是收入分布，這分別代表從現實經驗歸納以及依據合理假定進行數理推演兩種分析范式。以兩種方法為基礎，我們認為，影響民辦教育總需求(N)的力量包括地區經濟發展程度(y)，影響民辦教育超額需求的力量主要包括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b)，影響民辦教育差異化需求的力量主要包括收入分布(σ)、城市化水平(u)、教育質量(q)等。函數表示為：

N=f(y，b，σ，u，q)

(7)

(三)我國不同層次民辦教育需求的類型

超額需求主要源于政府投入不足，差異化需求源于家庭對相關教育變量的不同偏好。分析目前中國各層次政府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的水平，有助于確定引致民辦教育需求的力量是來自于超額需求還是差異化需求，關鍵是量和質的問題：一是各層次預算內教育經費數量應為多少才能滿足量的需求；二是生均預算內經費是多少才能滿足質的需求。量的需求可以以提供的就讀機會的多少來測度，而質的需求情況較為復雜。從中國教育體系的現狀來看，幼兒教育、義務教育(小學和初中)已基本滿足了每個家庭子女上學的需求；高中、中職和高等教育等各階段的教育從量上還沒有滿足需求。

具體分析，在幼兒園階段，家庭一般都會送子女到園學習。就目前的教育政策來看，學前教育是對民辦教育進入管制最松的階段，這也是在各層次教育中民辦學前教育比例最高的原因之一。從現實來看，不管是公辦還是民辦教育，都在收取名目不同的一定費用，如贊助費或擇校費等。以2006年分地區的情況來看，上海生均預算內經費達到5088.11元，而最低湖南為65.90元，除上海、、北京以外，其余生均預算內經費均未達到1000元。據此，可以認為在幼兒園階段，在絕大多數地區，盡管生均預算內經費非常低，但入學機會基本上都達到滿足，且幼兒教育階段也沒有實行“就近入學”政策。在此階段，民辦教育的出現可以認為是超額需求和差異化需求的力量并存的結果。由于幼兒年齡的特殊性，家庭送子女到附近的民辦幼兒園就讀的力量可能主要是超額需求；如果在相同距離內存在公辦和民辦幼兒園，這時的選擇可能就是差異化需求力量引導的結果，但民辦幼兒園大多規模較小，辦學時間短，因此，歸納起來，對民辦幼兒園的差異化需求力量可能較小。

小學階段是義務教育時期，新的《義務教育法》第七條規定：“義務教育實行國務院領導，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統籌規劃實施，縣級人民政府為主管理的體制。”從目前的制度來看，從2008年9月1日起，全國范圍內全面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此前已經免除，這意味著我國已全面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全部免除學雜費。從理論上講，從2008年9月1日起，中國的義務教育已實現了政府能夠全部購買的階段。從受教育機會的角度來看，不應存在超額需求，而導致民辦普通小學出現的原因，從需求推動的力量來看，差異化需求的力量更大。從2006年的生均預算內經費來看，最低的是河南，為954.91元，最高的是上海，達到9483.01元。且從分布來看，除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等以外，其他省份均未超過3000元，絕大多數地區在2000元以下，2000元能否達到培養一個合格小學生的每年生均培養成本，不屬于我們關注的重點。但就現實情況而言，應有不少城市家庭愿意支付超過2000元的學費送子女去接受更高質量的教育。因此，這時對民辦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異化需求。

雖同為義務教育階段，但民辦初中在校生規模明顯較小學階段有了顯著提升。同小學教育階段一樣，在目前的制度設計下，導致民辦學校出現的力量應主要為差異化需求。除上海、北京、天津、和浙江外，其余地區均為未超過3000元，最高的上海達到10459.78元，最低的河南為1210.74元。由于初中面臨升入更高一級中學的壓力，家庭一般更為重視初中教育，同時，年均3000元的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投入，應遠低于城鎮家庭的期望，這可能是導致初中階段民辦學校的比例更高的原因之一。

高中教育不屬于義務教育階段，數據表明，在民辦學校就讀的學生比例甚至低于初中階段。從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來看，除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和青海六省市外，其余地區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均未超過3000元，最高上海為9979.31元，最低河南只有1335.72元。盡管生均預算內經費相比初中階段無顯著增加，但由于屬于非義務教育階段，因此，家庭可能會繳納一定的學雜費等其他費用。從最近各年度《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分析來看。我國高中教育普通高中經費快速增長，但預算外教育經費增長高于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長，特別是學費增長最快。與此同時，在我國普通高中教育經費來源構成中，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占比例連續下降，學費所占比例持續提高。因此，對民辦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異化需求，且這種力量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中等職業教育的情況比較特殊。從2006年的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來看，最高的省份是廣東，達到7197.80元，最低的省份是河南，只有1193.75元。高于3000元的省份有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新疆、青海、黑龍江、浙江、遼寧等。近年來，國家加大了對職業教育特別是中等職業教育的投入。發展職業教育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分流廣大初中畢業生，培養大量社會需要的普通勞動者。從實際來看，目前對中等職業教育需求的主體主要是農村家庭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因此，導致民辦中等職業教育比例較高的原因可能主要是超額需求，即政府給定了普通高中教育招生比例限制，這時，不能進入普通高中的學生就只能進入中等職業教育，若政府投入不足，就可能導致民辦中等職業學校的產生，但由于中國家庭對子女的教育期望、職業教育的需求主體及就業市場的原因，超額需求的力量可能也不會很強。

民辦高等學校(含獨立學院)占全國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人數相比小學和中學教育階段有大幅度提升。2006年，、北京、上海、廣東、浙江的生均預算內經費超過了10000.00元，最低的是江西，只有2852.19元，生均預算內經費差距較大。近年來，我國民辦高等學校發展迅速(含獨立學院)，原因有二：一是政府1999年開始推行的高校擴招政策；二是廣大家庭對高等教育存在旺盛的需求。因我國民辦高校在短期內其質量和聲譽上難以和公辦大學競爭，民辦高等教育出現的主要推動力量應是超額需求。

從各層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地區生均預算內經費差異較大，有兩點基本結論：一是直轄市(重慶除外)和青海、及新疆等為代表的民族自治區生均經費普遍高于其他地區。直轄市是因為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地區，而民族自治區則可能是因為國家大量財政扶持。第二點結論是河南、安徽、江西等省份生均預算內經費偏低，可歸結為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和人口總量較大等兩方面因素的影響。總體看，各層次生均預算經費總體偏低，在獨生子女的背景下，尤其低于城市家庭對教育的支付意愿，如幼兒園、中小學等。在義務教育階段，對民辦學校的管制強于非義務教育階段，而義務教育階段能提供100％的就讀機會，這就決定了義務教育階段導致民辦學校存在的力量可能主要是差異化需求。幼兒園、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情況各有所不同，在現行教育體制下，高中教育還是主要以升學率為主要追求目標，而高中學校的辦學質量一般需要較長時間積淀，這就導致了民辦學校在與公辦學校競爭中處于劣勢，這可能是民辦學校在校生在高中教育階段比例偏低的原因之一。民辦高等學校的大量出現，主要力量應源自超額需求。歸納上述討論，有如下初步判斷(見表1)。

由此，對于這6個層次的民辦教育，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一是弱強型，指民辦普通小學、普通初中和普通高中；二是雙弱型，指民辦中等職業教育；三是強弱型，指民辦學前教育和民辦高校(含獨立學院)。

三、實證分析與結果

(一)變量選取的依據

本文的目的是依據民辦需求理論，解釋影響各層次民辦教育規模的各種因素，因此，被解釋變量選取的是各地區各層次教育中民辦教育在校生人數占全部在校生人數的百分比、各地區各層次教育中民辦學校占全部學校數的百分比以及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占全部教育經費的百分比。

解釋變量應能反映影響教育總需求的變量，這里主要選取的是人均GDP(全部按GDP指數折算成2003年價格)，人均GDP水平高，表明經濟發展程度越高。反映影響超額需求的關鍵變量為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支出，包括幼兒園到高等教育各層次的變量，生均預算內教育事業費高，表明教育投入大(均按居民娛樂教育文化消費價格指數折算為2003年價格)。差異化需求源于家庭的異質性，本文選取的反映差異化需求的指標包括：(1)收入分布，收入分布是反映一個社會人群異質性的一個恰當變量。由于絕大多數民辦教育主要依托城鎮，特別是中小學教育，我們認為城鎮居民的收入分布是影響民辦教育需求的一個重要變量。這里我們借鑒了王小魯和樊綱(2005)的思路，他們使用各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比值替代各地區的整體基尼系數，作為替代收入分布的一個恰當變量。我們用一個地區城鎮居民高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總和與低收入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總和的比值來代替各地區城鎮居民的收入分布。(2)非農人口的比例。非農人口比例用以代表城市化水平，相比農村居民而言，城鎮居民對教育質量的偏好強于農村居民。(3)民辦教育生師比。一般認為，生師比可能是一個反映辦學質量的恰當指標。

(二)變量來源及描述

由于民辦教育的相關數據納入《中國教育年鑒》的時間是2004年，因此本文選取的區間為2003～2006年，數據分別來源于2004～2007年的《中國統計年鑒》《中國教育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和各省(市、自治區)相應年份的統計年鑒。

表2描述了2003～2006年各層次民辦教育學生規模的變動情況，同時也給出其他關鍵解釋變量在2003～2006年的基本情況。從民辦教育學生規模來看，各層次1民辦教育學生的規模在這四年間基本呈上升趨勢，僅民辦中職的比例在2005年略有下降。其中民辦學前教育規模增加了8.7％，民辦普通本專科規模增加了6.8％。民辦學校數總體上也呈上升趨勢，除民辦小學(2005年)和民辦高中(2004年)曾出現短暫下降外，其中增長比較顯著的是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增加了7.83％；民辦中職學校增加了7.84％；民辦高校增加了4.27％。

2003～2006年，各級教育的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變動趨勢并不一致。學前教育、小學、初中和中職教育的生均預算內經費均呈增長態勢。學前教育生均預算內經費支出增長了34.59％，小學生均預算內經費支出增長了68.26％；初中生均預算內經費支出增長了71.45％；中職生均預算內經費支出增長了35.19％；高中生均預算內經費支出經歷了從減少到微量增長的過程，總體來看減少了33.33％；高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支出連續減少了兩年，到了2006年有所增加，增加了10.28％。可見在近年的預算內教育經費競爭中，高中教育處于明顯劣勢。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政府這幾年加大了對中等職業教育的重視，分割了部分原本投入普通高中的經費；二是處于非義務教育階段的高中教育無法得到同義務教育一樣的經費投入上的制度保障。

從生師比來看，2003～2006年，民辦中職的生師比一直較高且波動較大，其中2004達到了38.522，到2006年也達到了30.058。民辦學前教育的生師比總體看有下降的趨勢，民辦小學和民辦中學(含高中和初中)生師比變動的趨勢比較相似，即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趨勢。民辦本專科生師比一直在呈上升態勢，增長了10.43％。

從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占全部辦學經費的比例在2003～2006年也呈微弱增長態勢，但在整個教育經費投入中所占的比例到2006年也只接近于5％，這表明，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投入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水平還不相匹配。

(三)面板數據分析

在具體分析中，所有數據取自然對數以減少異方差。在具體進行檢驗時，我們運用Hausman檢驗來判斷是采用固定效應模型(Fixed—effectedModel，簡稱FE)還是隨機效應模型(Random—effected Model，簡稱RE)。我們分別以民辦學校在校生人數的比例、民辦學校數的比例和民間教育經費(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投入比例作為被解釋變量進行了回歸，相關回歸結果分別見表3、表4和表5：

1.以民辦教育在校生人數占相應層次民辦學校在校生人數的比例作為被解釋變量。

表3結果的討論：

(1)收入差距對民辦教育學生規模具有抑制作用，但民眾對民辦小學和民辦初中的差異化需求力量較強。具體分析，我國收入差距較大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民族自治區和中西部經濟發展較為落后的省份，經濟發展水平不高，會從總體上抑制民眾對教育的需求，這表明出現超額需求的可能性較小。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收入呈現分層，高收入家庭增多也會帶來較強的差異化需求，這種對教育的差異化需求主要體現在中小學階段。民辦小學和民辦初中對應的收入差距系數為正(但不具統計學顯著性)，表明在義務教育階段，民眾對民辦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異化需求，且主要對于質量的偏好而產生的強烈需求。民辦本專科教育對應的收入差距系數在0.01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根據表1歸納的結論，由于落后地區對民辦本專科教育需求的力量較弱，而差異化需求同時也弱，因此收入差距從總體上降低了民眾對民辦本專科教育的需求。

(2)非農人口比例降低了民辦教育學生的規模。一種總體判斷是：城鎮人口并不偏好于民辦教育。我國非農人口比例較高的地區除了老的三個直轄市(北京、上海和天津)外，其余主要是民族自治區和一些老工業省，如遼寧和黑龍江，總體來看，經濟發展水平并不高，這直接引致教育需求總體水平的下降。民辦高中、民辦初中和民辦小學對應的非農人口比例系數分別在0.01、0.1和0.05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表明非農人口比例的增加能顯著降低民辦高中、初中和小學的規模，問題可能在于這三個層次的民辦教育大多學費昂貴，城鎮人口的增加并不必然帶來較強的差異化需求。

(3)總體來看，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對各層次民辦教育學生規模的影響不一。民辦本專科、民辦高中和民辦初中所對應的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系數均為負(但不具統計學顯著性)。政府的預算內教育經費基本上投放到公辦學校，生均教育經費高，表明公辦學校的教育質量能夠得到保證，這會顯著降低對民辦教育的需求，包括超額需求和差異化需求。民辦中職、民辦小學和民辦學前教育的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系數為正(但不具統計學顯著性)，可能的原因在于競爭效應。如，對于民辦學前教育，2003年、2004年、2005年和2006年，民辦學前教育規模占全部學前教育規模的比例分別為22.9％、25.9％、24.9％和31.6％，遠遠高于其他層次的民辦教育規模所占的比例。如果從學校數來講，比例更高，如2006年全國民辦幼兒園為75426所，占到了全部學前教育機構的57.80％，已經超過了公辦幼兒園的比例。從市場結構來看，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已經開始影響到公辦學前教育機構的生存。預算內生均學前教育經費的提高是公辦學前教育機構提高生存能力采取的應對舉措。

(4)人均GDP值對民辦教育學生規模具有促進作用。各層次民辦教育所對應的人均GDP系數均為正，且除民辦小學外，其余層次民辦教育所應的系數均在0.01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證實，經濟發展水平是始終決定民辦教育規模的一個重要因素，經濟越發達的省份，其民辦教育規模越大。

(5)民辦教育生師比越高，各層次民辦教育學生規模越大。各層次民辦教育生師比系數均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表明，生師比越高，對民辦本專科、民辦高中、民辦中職、民辦初中、民辦小學和民辦學前教育的規模具有顯著正的促進作用。生師比一般被認為是可代替教育質量的恰當指標，生師比低則表明教育質量較高，根據差異化需求理論，高的質量是引致民眾差異化需求的重要力量。對此結果的可能解釋為，一是生師比可能不是反映教育質量的合適指標；二是生師比的內涵是民辦學校每個教師負擔的學生數，一個可能的解讀是“從眾效應”，即就讀于民辦教育的人數達到一定規模后，反而有更多的學生就讀于民辦學校。據此，本研究提出，在一個地區民辦教育發展過程中，可能存在“關鍵多數”點，在此點之前，民辦教育的發展可能比較緩慢，但一旦達到了此點，則民辦教育規模的增長速度會比較快。

2.以民辦學校數占相應層次全部學校數的比例作為被解釋變量。

表4結果的討論：

(1)收入差距均未顯著進入回歸方程。但相對于民辦學校學生規模來講，民辦本專科和民辦學前教育所對應的收入差距回歸系數由負變為正(但不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表明，對于民眾而言，對于民辦學校的差異化需求的力量開始增強。

(2)非農人口比例對于民辦學前教育、民辦中職和民辦初中學校數量的影響為正，其中民辦學前教育所對應的回歸系數在0.1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表明，差異化需求的力量開始上升，非農人口比例的上升帶來了對相應層次民辦學校的較強的差異化需求，特別是對民辦學前教育機構。

(3)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的提高對民辦學校的發展并不利，特別是對民辦本專科教育和民辦高中教育(分別在0.05和0.1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預算內生均經費的提高強化了公辦學校的競爭力，相應就會抑制民辦學校的發展，這同對民辦學生規模的影響是一致的。同時，在民辦小學和民辦學前教育的影響為正，原因還是競爭效應。

(4)人均GDP對民辦學校的發展具顯著促進作用，各層次民辦學校對應的系數均具有統計學顯著性，經濟發展推動民辦學校數量的增多。

(5)生師比對民辦學校規模的影響并不一致。對于民辦小學、民辦本專科、民辦初中和民辦學前教育學校數的影響為正，其中民辦小學對應的回歸系數在0.05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原因和對民辦教育學生規模的影響可能一致。但生師比對民辦高中和民辦中職的影響為負(不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時，可能對于學校來講，特別是對高中學校，其作為辦學質量的標尺效應就開始顯現出來，即高的生師比意味著低的教育質量，低質量必然限制民辦學校的發展。

3.以社會團體和個人辦學經費占全部教育經費的比例作為被解釋變量。

這里，我們主要關注的是收入差距、非農人口比例和人均GDP水平對于民辦教育投資規模的影響。表5結果的討論：

(1)收入差距對民辦教育投資規模具有明顯的抑制作用，在納入各層次生均預算內教育經費和生師比后均呈現負效應，且除民辦高中外，其余收入差距所對應的回歸系數均通過統計學顯著性檢驗。這表明，貧富差距懸殊的地區，民辦教育投資的意愿較弱。

(2)非農人口比例似對民辦教育投資規模具有正的促進作用(均不具統計學顯著性)，這表明城鎮人口較多的地區，人們更愿意投資民辦教育。

(3)人均GDP越高的地區，人們越愿意投資到民辦教育。除民辦初中和民辦小學外，其余層次民辦教育均在0.01置信水平上具有統計學顯著性。

同時，我們發現，民辦本專科、高中、中職和學前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對民辦教育投資規模的影響為負(其中民辦中職對應的回歸系數在0.01置信水平具有統計學顯著性)，這表明政府增加對這四個層次教育經費的投入對民辦教育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而民辦初中和小學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加則與民辦教育投資具有互補效應(不具有統計學顯著性)。四、結論、政策建議和研究局限

基于我國2003～2006年各省市的各層次民辦教育面板數據的實證結果顯示，各層次民辦教育需求影響的力量有相同之處，也存在一些差異，且對民辦教育在校生規模、民辦學校規模和民辦教育投資規模的影響因素又略有差異，這表明發展中國民辦教育事業需要分層指導，同時根據不同層次民辦教育的影響因素，分別運用不同的政策手段。據此，我們有以下分析。

(一)幾點結論

1.我國民辦教育同國外很多國家私立教育的發展的制度環境不完全相同。民辦教育的發展并非完全受市場因素左右，政府對于發展民辦教育的政策始終是民辦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變量。建國以來，整個民辦教育的衰減和興盛都直接受政府政策的左右，因此，分析中國民辦教育需求的影響因素，政策變量需要考慮。2003年9月，我國《民辦教育促進法》正式施行，我們選取的樣本周期(2003～2006)正好處于全國民辦教育政策基本無大的波動的時期，有效回避了政策波動的影響。但各省、市、自治區對于發展民辦教育的政策還存在一些差異，而這種差異很難用一個恰當的變量去捕獲。如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基本上完全受到政策的左右，根據我們的歸納，對于民辦中等職業教育基本上處于“雙弱”需求的態勢，而其規模的不斷提升，主要原因就在于政府的大力扶持。

2.民辦高等教育、民辦中等職業教育、民辦小學和民辦學前教育，其成長機制和市場需求存在明顯差異，各個階段民辦教育發展的目標也不一樣，導致了對其需求的影響因素存在差異。在中學和小學階段的民辦教育很多時候以貴族教育的形式出現，以升入更高更好的學校為目標。舉辦者面向的主要對象是富裕家庭，同時十分注重學生全面的綜合素質培養。綜合分析研究結果證實，對于民辦初中和民辦小學存在很強的差異化需求。民辦中等職業教育是以就業為目標舉辦的，如果孩子能夠進入普通高中且家庭財力允許，家庭一般還是愿意將孩子送到普通中學，而不是中等職業教育，舉辦中等職業教育的民辦教育機構也大多不以貴族教育的形式出現，其面向的可能更多是中低收入家庭。民辦和公辦學前教育機構的差異度并不顯著，其舉辦者滿足更多的是超額需求而不是差異化需求，大多數民辦學前教育機構面向的主要對象是普通家庭。

3.總體上看，收入差距過大并不有利于民辦教育的發展。盡管收入差距是反映家庭異質性的一個重要指標，會導致對于教育質量的較強的差異化需求，但從具有統計學顯著性的回歸系數來看，其對民辦教育在校生規模和民辦教育投資均具有抑制作用。這表明，貧富差距的加大所引致的對教育總需求力量的減弱抵消了其所導致的差異化需求力量的上升。

4.非農人口比例反映的是一個地區的城市化水平。從回歸系數顯著的實證結果來看，非農人口比例的上升并不支持民辦教育在校生規模和民辦學校的發展，但支持民辦學前幼兒機構的發展，這可能和其市場結構和家庭對民辦教育的差異化需求密切相關。這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并不必然帶來民辦教育相應的良性發展。一般認為城鎮家庭對于教育質量更為重視，由此會導致對優質學校的追逐，但可能受制于學費、入學機會或就近入學政策等原因，導致潛在的需求并沒轉化為現實可行的需求。同時，非農人口比例的增加可能會促進民辦教育的投資。

5.政府增加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對于民辦教育的發展具有擠出效應。從回歸系數顯著的實證結果，預算內教育經費的增加對于民辦高校和高中學校數量的增長以及對于民辦中職的投資都具有負的影響。這似乎是增加教育投入過程中的一個兩難選擇，因為預算內教育經費基本投入到公辦學校，經費增加會增強公辦學校的辦學競爭力，勢必降低對于民辦教育的需求。

6.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始終推動著民辦教育的發展，無論是民辦教育學生規模、民辦學校數規模或者民辦教育投資規模，都顯著地受到人均GDP水平正的影響。即，在經濟發達地區，民辦教育規模的比例較高，在經濟欠發達地區，民辦教育規模的比例較低。

(二)發展民辦教育的一些政策建議

1.進一步貫徹和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促進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協調發展。《民辦教育促進法》明確提出民辦教育事業屬于公益性事業，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國家保障民辦學校的辦學自。要給予民辦學校同公辦學校相同的地位，一是要真正保障民辦學校辦學者所追求的目標。民辦學校在追求與公辦學校辦學地位平等的過程中，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么?面臨的最大制度障礙是什么?這表明，在相關政策的制訂過程中，必須充分吸取利益相關者的意見。二是民辦學校的法律地位需要得到保障，這需要通過保障各民辦學校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來得到具體體現。如民辦學校的管理者、教職工和學生是否完全享有同公辦學校相應者的權利，目前雖然在制度上得到了體現和保障，但在具體操作上是存在比較大的困難的。三是民辦學校還有一個重要的主體是學生。在招生和就業兩方面，要確保民辦學校學生享有同公辦學校學生一樣的權利，包括在檔案管理、就業信息提供、參加相關招聘會等方面不得設置歧視性的障礙。

2.建立可行的合理回報制度，鼓勵民間資本投資教育。在現實生活中，很少有民辦學校提出要取得合理回報，或者公開宣稱是“取得合理回報”的營利性學校。由于取得合理回報的先決條件是向社會公示相關財務信息和辦學質量的情況，在中國社會的傳統觀念下，如果聲稱取得合理回報，可能很難獲得公眾的信任和支持，降低公眾的需求。如果希望正大光明地取得合理回報，則從制度上必須接受政府和社會全方位甚至是透明的監管，這不符合民辦學校投資者舉辦的初衷。在現實中，也幾乎沒有民辦學校申請去獲得“合理回報”，可以認為，這與制訂該項政策的初衷產生了背離。

由于目前民辦學校的投資者事實上是民辦學校的實際控制人，因此，政策和制度設計的出發點是要讓民辦學校的出資人正大光明、誠實守信地獲得應有的正常利潤。在完全競爭的條件下，正常利潤是企業家可能的機會成本。對應于民辦學校，就是學校管理層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如果民辦學校的管理層不從事民辦教育事業而從事其他行業所能獲得次優選擇的收入。以此為出發點，來設計民辦學校投資者的正常利潤可能較為合理。這是一種思路。第二種思路，目前民辦學校在相應地域范圍內具有一定的壟斷勢力，從這個角度出發，民辦學校之間的競爭類似于寡頭競爭，如果分布較為密集可能接近于壟斷競爭，在此情況下，就能獲得相應的超額利潤。這種超額利潤是投資人所追求的重要目標。從政策設計者來講，可以規定投資人所能獲得的超額利潤額應小于或等于同等資本額投資社會其他行業的平均超額利潤率。同時考慮以上兩種思路從激勵性的角度來看是不存在問題的，但如果從公益性的角度來看可能存在不足。教育事業不同于其他行業，它的成本某種意義上能決定其人才培養質量，即成本越高可能質量越高，這就意味著如果以利潤最大化為追求或者說以成本最小化為追求可能會導致人才培養質量的下降。一個基本前提是，無論是正常利潤還是超額利潤，確保基本的人才培養質量是一個根本。這就需要政府主管部門深度介入教學質量的監控。

3.建立合理的預算內教育經費撥款制度，引導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良性競爭，滿足廣大家庭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預算內教育經費主要投入到公辦學校，這是合理并應該長期堅持的制度。但從提升教育體系效率的角度來看，發展一定規模的民辦教育能有效推動公辦學校提升教育質量。特別是在中小學教育階段，由于實施了全免費的義務教育制度，超額需求從理論上講不復存在，這時，公眾對教育選擇很大程度來自于差異化需求。但總體而言，目前我們的教育體系競爭性還不強，民辦教育的引入還沒有完全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同時，普通家庭實際上缺乏足夠的空間和能力在學校之間進行選擇。目前普遍施行的是“就近入學”和“電腦派位”的原則。這兩種政策事實是一個整體，即先確定地區，再由電腦隨機分配學校。在沒有民辦學校進入的前提下，“就近入學”政策作為一項重要制度對于保障義務教育的入學率具有重要作用，即公辦學校不得拒絕就近入學的中小學生。但在優質民辦學校進入后，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由于收費的高昂，事實上就拒絕了貧困家庭子女的就讀優質民辦學校的可能性。而即使沒有民辦學校的介入，由于擇校現象的廣泛存在，目前同一城市一些公辦重點學校已經集聚了一些社會精英階層的子女。為此，可以改革預算內教育經費撥款制度，如試行“教育券”制度，給予更多家庭選擇優質教育資源的機會，包括優質民辦學校和優質公辦重點學校，促進教育競爭，提高教育體系的整體效率。

4.促進收入公平，推動民辦教育良性發展。目前收入差距水平已擴大到抑制民辦教育良性發展，過多財富集聚在高收入群體，且高收入家庭總量較小，形不成較強的差異化需求，這可能也是民辦小學、民辦初中和民辦高中在校生規模一直較小的原因。因此，推進收入公平，增加中產階層的家庭比重，形成強大的差異化需求力量，是推動民辦教育可持續良性發展的基礎。

5.分類指導，促進民辦教育質量提高。對于民辦學前教育，由于民辦學前教育機構數量已超過公辦幼兒園，但民辦幼兒園的在校生規模只有36.99％，園均辦學規模偏小，辦學形式十分靈活。因此，要加強對民辦學前教育機構質量的監管，規范其辦學行為。對于民辦小學、初中和高中教育，總體規模偏小，可適當鼓勵民間資本進入。由于民眾對這三個層次的民辦教育的需求主要是差異化需求，因此對于此三個階段的民間資本進入要嚴格實行準入制度。對于民辦中等職業教育，應進一步加大投入和規范發展，特別是增加師資數量。同時，要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改變對中等職業教育的認識。對于民辦本專科教育，要著力提升其辦學質量，促其形成對公辦學校的有效競爭。

經濟統計學行業現狀范文第2篇

關鍵詞: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策略

一、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內涵及特征

(一)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內涵

“核心競爭力這一概念最早由20世紀90年代美國學者普拉哈拉德和哈默爾提出，用于分析企業競爭力，專指能為企業為帶來客戶利益的技術和能力”［1］。作者把企業比喻成一棵大樹，其中，大樹的主干和主枝是企業的核心產品，樹葉、花或果為企業的最終產品，維持整棵樹生存和發展的根系就是核心競爭力。目前，我國職業教育領域把提高核心競爭力放在首位。如果把職業教育院校比作一家企業，專業設置是產品生產工序，教師是操作生產工序的工人，學生為最終產品，學生的素質、能力和職業道德能否被市場認可，成為職業教育是否具有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因此，可以看出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是各種能力相結合的機制產生的結果，不僅僅是具體的教學行為集合。因而，職業教育所培養出來的高素質人才并不代表其具有核心競爭力，只有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高素質人才培養機制，才是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職業院校單個優勢專業以及開放管理制度也并不代表學校的核心競爭力，由優勢專業帶動專業群的建設發展和靈活地應對學生管理的不確定性機制，才是職業院校的核心競爭力。

(二)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特征

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主要有以下特征:第一，教育成果社會認可度高。職業院校通過準確定位，明確自己所服務的企業用人標準，采取不同的培養方式，為社會培養所需人才。第二，難以復制的獨特性。這種獨特的競爭力是職業院校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具有一定底蘊的價值。職業院校辦學主要服務于地方經濟建設，地域性比較明顯，這是職業院校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另外，職業院校的文化是在辦學過程中不斷完善形成的，吸收集體智慧結晶，這是其他學校難以復制的核心競爭力。一所職業院校容易開辦與其他學校相同專業，但缺少相應的文化底蘊，該專業也難以形成競爭力。第三，核心競爭力的資源整合性。傳統職業院校在某些專業上很難做到資源的有機整合，但受到核心競爭力的延展性影響，某些專業的資源能在縱向和橫向得到延展和整合，提高職業教育的生命力。第四，具有獨特的創造力，并不斷動態調整。職業院校的核心競爭力能給消費者帶來價值，保持創造力，通過合理制訂人才培養方案，完善管理模式，根據市場變化特點，不斷更新教育理念、完善師資結構，在獲得階段的競爭優勢的基礎上不斷升級、動態調整。

二、提升現代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意義

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提高有利于職業教育辦學質量的提高，凸顯職業教育辦學特色，促進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因而，提高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有著重要意義。首先，提高核心競爭力有利于提高職業教育的生命力。高等教育大眾化時代的到來，高校連年擴招，每年都是史上最難就業季度，在重點大學、普通本科的擠壓下，職業教育如果沒有質量保障就難以在夾縫中生存，導致學生就業競爭力低下。其次，提高核心競爭力，凸顯職業教育的辦學特色，是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職業教育要想得到健康發展，關鍵是辦出特色，并長期保持，職業院校的辦學特色形成核心競爭力，使之在教育改革浪潮中立于不敗之地。根據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和市場需求設置專業課程，依托行業發展，使學生學有所長。最后，提高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有利于促進職業教育健康可持續發展。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不僅表現在較大的教育規模和完善等方面，更為重要的是教育觀念和教學管理水平。當前，職業教育要想提高核心競爭力必須以市場為主導進行專業設置，建設教師隊伍，轉變教學方式，促進職業教育內涵式發展。

三、有效提升現代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的對策

(一)核心層面:制定戰略規劃提升職業教育內部運作能力

內部運作能力是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中的核心層，具有統領全局的作用，是職業教育領導力的重要體現，主要包括職業院校或機構的戰略意圖、資源整合力等。提升職業教育核心層競爭力，確定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戰略意圖是關鍵，制定戰略意圖主要有三個階段:首先，深入分析未來教育發展趨勢，明確職業教育的戰略目標;其次，制定戰略規劃，建立戰略結構，根據戰略目標要求優化資源配置，協調各種關系;最后，根據職業院校或機構的戰略規劃和戰略結構制定具體的行動策略，達到戰略目標要求，提高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

1．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的辦學理念

辦學理念是基于對教育觀念和思想的深度思考。辦學理念應具有特色性，體現出職業教育個性特征。好的辦學理念能吸引學生前來就讀職業教育，并且職業院校或機構的畢業生能夠得到用人單位的認可，對于職業教育生存和發展有著重要作用，有助于提高職業教育的核心競爭力，根據市場變化不斷更新辦學理念。辦學理念主要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辦學目標;二是辦學定位;三是辦學思路。這三個問題能體現職業教育獨特文化，是職業教育的核心和靈魂。

2．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的定位

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的定位是在確定自身條件和優勢、客觀分析市場需求的基礎上做出的角色選擇，體現出職業教育的理想追求。職業教育定位內容主要包括目標、特色及層次定位。職業教育定位主要表現為三種形態:一是校園規劃建設，教室、走廊、宿舍等物質形態;二是校風校紀、學風、教風等規章制度建設;三是從領導到普通教職工以及學生身上的精神面貌。職業教育定位還需處理好以下三個關系:首先，既要考慮當前情況，又要考慮未來發展需要。當前，主要考慮學生的來源、素質以及學校或機構自身的教育水平，未來主要考慮生源渠道變化及社會發展趨勢。其次，既要注重對學生技能培養，又要提高學生的職業素質。如何沒有基本的職業素質，再高的技能水平也無法得到企業認可。再次，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定位還需考慮學校或機構與教師之間的關系，學校或機構得到發展，教師也實現自身價值，進而實現職業教育學校或機構、教師、學生的共同進步。

3．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的辦學特色及文化建設

“職業教育院校或機構的文化分為物質、精神和制度三個層面，主要體現在教育管理、教學觀念、文化傳統、校風、校訓等上”［2］。其中，被職業院校全體員工所認同的價值觀念、文化觀念等精神文化建設是文化建設的核心。辦學特色是職業教育院校在長期辦學過程中形成的辦學風格，反映職業教育院校的辦學理念和管理水平。其中，管理創新能力既是職業教育院校的辦學特色，也是核心競爭力的源泉。

(二)內部層面:提升職業教育執行能力

1．專業結構設置

首先，以市場為導向，按照地方經濟的發展和產業布局設置專業。掌握學校現有專業與產業發展的關系，判斷未來產業發展趨勢對人才需求特征，優化專業布局，實現專業與產業發展對接，提高專業服務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地方社會經濟發展需求是職業教育專業設置前提，但接受專業的學習者才是專業設置的服務對象，因此，專業設置還需考慮個人對就讀專業所帶來工資、社會地位等方面的需求，將社會需求轉化為個人需求。其次，“專業設置應當考慮專業類型和優勢，形成自身專業特色，根據社會經濟、行業發展趨勢，開設超前性專業，用超前性的專業設置彌補人才培養的滯后性”［3］。再次，專業設置需考慮投入產出效益問題，以最小投入培育出更多優秀人才，拓寬專業服務范圍，注重課程結構的綜合性，讓專業覆蓋更多崗位，培養一專多能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擴大專業規模，形成規模效應，這樣可以提高師資和設備利用率。

2．打造精英師資團隊

職業教育需要根據專業特色和課程結構的要求優化師資隊伍，專職教師既要能講授理論知識，又能傳授實踐技能，打造“雙師型”教師隊伍。從企業聘請實踐經驗和管理經驗豐富的一線工作人員作為兼職教師，由他們指導學生實踐訓練。隨著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要求教師不但要具有扎實的理論知識和實踐經驗，而且應具有敬業精神，懂得職業教育規律，能對職業教育課程有效開發。打造精英教學團隊，一些職業院校提供可貴的經驗，比如，將學校所有教師的專業背景、教學經歷、教學成果在校園顯著的位置或學校網站上展現出來，讓二年級的學生可以自主選擇教師，并根據學生選擇情況把教師分為主講教師和輔助教師，學生選擇較多的教師將成為主講教師，學生選擇較少的教師只能成為輔助教師，不以教師的職稱、學歷、資歷來確定主講教師。有了這一層競爭機制，所有教師都努力提升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教學水平，不斷提高自身綜合素質，促使教學能力的提高。

3．優化課程設置，創新教學內容

適當拓寬學生知識面，讓學生不但懂技術，而且懂管理。因此，課程體系設置要適當開設管理學、統計學等基礎課程，同時，以專業基本技能為教學重點，加大實踐課程比例，把實踐課程教學放在教學中心環節，全面培養學生操作技能。在遵循職業教育內容的基礎上，根據經濟發展趨勢和用人單位需求，創新教學內容，根據學生的將來就業崗位要求來設置課程和教學內容。職業教育每個專業都有相應的人才培養方案和專業標準，專業越多，課程之間的重復內容也多。為此，需要打破現有的課程體系，整合課程資源，對基礎課程相近專業的專業理論課進行整合，建設專業基礎課程平臺，使其同時為幾個專業所涉及的崗位群服務，減少不同專業課程之間的重復和交叉，也避免增加教師來開設相近課程，促進不同專業之間相互聯系，有利于學生就業能力的提高。

4．提高教學管理水平，完善教學模式

職業教育雖然在我國發展迅速，但在管理上存在諸多問題，無論是原來的中職，還是由中職升格為高職的院校，在管理水平方面都比較欠缺，需要不斷完善。目前，“我國大部分職業院校大多采用院、系兩級管理體制，管理的計劃性和方法性上有待改進，同時，管理者自身的能力素質方面亟須提高”［4］。一般而言，院級管理者負責制定學院辦學思想、發展目標和相應的規章制度，各系部作為中層或基層管理部門，如果中層、基層的管理水平不高導致學校和各系部之間協調不順暢，學校再好的政策、制度到了下面都大打折扣。在教學模式上，以市場為導向采取差異化的教學模式，按照幫扶和結對子原則，讓成績差的學生跟著成績一般的學生學習，成績一般的學生跟著成績較好的學生學習;多采用項目化和工作過程導向化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做中學、學中做。采用情景化的教學模式，讓學生在情景交流中學會獨立思考能力;搭建展示平臺，讓學生不斷展現自我能力。

(三)外部層面:建立職業教育的立體評價體系

1.從職業教育自身角度建立教育評價體系

通過職業教育自我評價，不斷反省，不斷提高自身內部運作能力，從而提高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從培養目標入手，按照知識的必需、夠用為原則培養高端技能型人才，學生不僅能完成初始工作崗位，還需養成不斷學習能力，促進學生全面發展。從培養內容看，職業教育培養是否能與區域經濟發展特點相結合，符合企業行業需要。從培養方法看，職業教育是否加強實踐教育，廠中校、校中廠、校內校外實訓基地作用是否得到充分發揮。從教師隊伍來看，教師是否能完全按照行業標準要求來組織教學，關注行業最新發展。

2.建立行業企業評價體系，提高職業教育在行業企業中的影響力，從而提高職業教育競爭力

首先，建立校企合作機制。發揮職業教育與企業各自優勢，培養用人單位歡迎的畢業生。“通過校企合作把枯燥無味的知識與現實生產生活結合在一起，既讓學生學到實際工作經驗，提高職業技能，實現學生零距離就業，又能幫助企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人才”［5］。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校企合作卻出現一邊熱現象，學校比較熱衷，而企業比較冷淡。因此，需建立校企合作共贏機制，由學校深入企業一線調研，了解企業用人需求，培養企業所需人才，并建立質量跟蹤與監控體系，保證實現企業預期利益。同時，可以利用學校資源為企業員工提供培訓服務，政府在校企合作中扮演引導者的角色，通過稅收、財政補貼等手段引導企業積極參與校企合作。其次，實現校與校之間合作，建立職教集團，實現職業教育連鎖化、集團化發展，使職業教育各種資源得到整合。校與校之間合作，主要有兩個層面:一是中等職業教育學校與高等職業教育院校的合作，有利于中高職有效銜接，在合作中實現培養不同層次學生的目標，促使各自充分發揮自身特色及優勢，促進競爭力的提高;二是高等職業教育院校與普通高等教育院校的合作，相互之間交流先進的教學管理經驗，促使學生技能提高。

3.建立職業教育社會評價體系

服務社會是職業教育的價值體現，利用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評價提升職業教育的影響力和競爭力。一方面，要重視社會對職業教育人才培養質量的關注;另一方面，要充分發揮職業教育社會服務功能，為企事業單位開展技術指導和崗位培訓，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高端技能型人才，構建終身教育服務體系。充分利用職業教育院校的設施、設備，實現職業教育資源與社會共享，向社會提供咨詢、管理咨詢服務，促進當地經濟社會發展。職業教育還可以組織文化創新活動，提升地方居民的文化素質，不斷塑造自身形象，提高社會對職業教育的評價，從而提高職業教育影響力和競爭力。

作者:龍屏風 單位:東莞職業技術學院

參考文獻:

［1］廉璟霞．關于我國職業教育核心競爭力文獻評述［J］．職業教育研究，2012(3):13－14．

［2］李紅．淺談中國職業教育現狀及競爭力［J］．科教導刊，2012(10):12－13．

［3］金樂．加強職業技術教育競爭力研究［J］．教育與職業，2011(6):4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