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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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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

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范文第1篇

“銀色浪潮”襲來,現行計劃生育政策必須調整完善已成共識。

近日,國家衛生計生委對生育政策的表態,再度引發社會熱議。可以判斷,放開二胎政策走勢已經確定,但是,出于對生育反彈引起“生育堆積”的擔憂,生育政策的調整完善可能分步推進,具有明顯的求穩取向。

在執行嚴格的“一胎為主”的計生政策逾30年之后,當前走出關鍵性調整的第一步至關重要。與此同時,決策層應盡早讓公眾看到政策完善的整體時間表,并承諾在實施中,依實際情況對政策加以動態調整。

現行計生政策有效控制了人口的增長,然而,其對中國社會經濟的負面影響業已逐步顯現。中國的總和生育率(指每個育齡婦女生育平均數),不同政府部門的抽樣統計結果有所不同,最低的僅為1.04,但即使取較高的統計值也僅為1.5左右,遠遠低于維持一個國家和地區人口規模長期穩定所需要的“更替水平”,即2.1。根據聯合國等機構預測,十多年后,中國人口規模將達到峰值(14.5億左右),此后將較快下降。此前擔憂的“人炸”已不足為慮。

中國的人口問題,已從單純的數量龐大向結構失衡轉移。一胎化的計劃生育政策,與人口預期壽命提高相疊加,徹底改變了人口年齡結構。早在1999年年底,中國已步合國所界定的老齡化社會,基本養老保險的支付壓力明顯增大,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困難重重。未來老齡化的腳步將進一步加速,全社會沉重的養老負擔必須承受。2012年,中國勞動力人口總量首次出現下降。迫于這些遠慮與近憂,近年來,關于計生政策“松綁”的呼聲越來越高。

更值得注意的是,現行生育政策耗費巨大社會資源和政治成本。一些地方和基層政府部門以計生罰款和計劃生育為名,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和財產權,粗暴執法,知法犯法,甚至執法犯法,嚴重侵蝕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在這種情勢下,適時放開二胎,解除影響中國經濟可持續較快增長的人力資源瓶頸,緩解因生育控制造成的出生性別比失調、養老金風險、失獨家庭累積,徹底減輕全國計生系統40多萬人的行政壓力和成本,杜絕“邵氏棄兒”等悲劇,可謂善莫大焉。

長期而言,放開二胎,其利多多:一則讓生育真正成為家庭的計劃,還權于民,彰顯新一屆領導集體順應民心、尊重人權的執政理念;二則可緩解勞動力短缺導致的宏觀經濟失速,緩解日趨嚴峻的老齡化和社會支付風險;三是改善伴隨生育控制造成的男女性別嚴重失調,消除一些縣鄉政府或計生部門的計生苛政,改善執政黨與公民的關系。單就其對經濟影響而言,據德意志銀行近日估算,在未來16年,放開二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影響并不大,但到了2030年-2050年,有可能促進每年GDP增長0.2%左右,在2040年-2050年間,原發性養老金赤字可減少4%左右。

當然,放開二胎也并非沒有代價。這些新增人口會消耗社會資源,不過,其成人后也是重要的人力資源,在未來全球老齡化的背景下將成為中國最可寶貴的社會財富。那種單純把人口當作負擔、把人口當作“分母”的觀點是不足取的。畢竟,人是經濟增長和創造財富的要素,也是擴大內需的基礎。

最現實的擔憂是所謂“生育堆積”,即放開二胎后,短期內新生人口會明顯增加。倘這種堆積嚴重,可能導致公共設施的短缺和環境資源的惡化。更重要的是,嬰兒潮與老齡化的疊加,撫養人口急劇增長也有可能進一步加劇資源的緊張。

國內外人口學界對中國未來可能的“生育堆積”多有研究,爭議頗大。相當一部分人認為,目前總人口生育意愿已經很低,即使全部放開生育,此后數年每年新生人口可能增加四五百萬人,現階段的經濟發展完全可以承受;也有一部分人認定,放開二胎后的生育反彈將很強烈,每年“生育堆積”可能突破1000萬,會對經濟和環境造成嚴重的沖擊。

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范文第2篇

摘要:隨著國家經濟、人口和文化等總體因素發展,受到出生率不斷下滑、勞動力數量收縮、人口老齡化等多重挑戰,“二胎”政策全面開放,這就對居民家庭、社會環境發展等產生了一系列深遠影響。

關鍵詞:二胎政策;人類行為;社會環境;文化

在“計劃生育”的一孩時代,人們已經習慣了獨生子女的家庭結構、社區生活、社會環境等并形成了較為固化的思想模式、行為表現方式。而近年來獨生子女向“單獨二孩”漸變,最后向“二胎”政策全面開放的進階定型,猶如興奮劑般注入到普通民眾的生活、行為和社會環境中,也改變和影響著人們現有的生活狀態和社會角色。

一、影響家庭成員行為方式

家庭是社會生活基本單位,具有相當的穩定性、持久性和連續性。在實施“計劃生育”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初期,各項生產建設、經濟發展、社會構建等相對滯后,在傳統觀念和落后生產制等條件制約下,全國人口特別是農村地區出現井噴式的爆發增長,對生存發展和物質需求等提出十分迫切的要求,人口增長速度遠遠超過國家總體發展能承載的數量,普通群眾生活不斷接受來自日常飲食、勞動就業、上學教育等嚴峻挑戰,人口基數大、底子薄、經濟基礎弱,是困擾著每戶家庭形成和發展的關鍵要則。在一孩政策開啟后,我國家庭成員角色逐漸演變為倒三角的結構,羅杰斯等人的家庭生命周期認為,家庭作為一個群體擔當著組織家庭成員分工合作、生產、消費、養育子女、贍養老人等各項重要功能,就家庭而言,從一對夫妻結婚建立家庭生養子女(家庭形成期)、子女長大就業(家庭成長期)、子女獨立和事業發展到巔峰(家庭成熟期)、夫妻退休到夫妻K老而使家庭消滅(家庭衰老期)。[1]在本階段的家庭中,較為顯著的特點是兒童青少年成長需求增加,比如家庭玩伴的減少而帶來的角色孤獨感,個體成長教育出現溺愛等帶來的行為偏差,角色中心論引發的個人思想和心理的自我同一感較低和集體思維較少等。父母等家庭主要成員過多地將注意力、關注度等集中投入,造成家庭系統教育出現缺失,層次偏低,也成為“空巢家庭或老人”、“失獨老人(目前失獨家庭過百萬)”、“獨居老人”等名詞和現象出現最直接的主體原因。但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獨生子女政策的實施也進一步推動了國家人口(勞動力)宏觀管控、老齡化趨勢管控等措施的發展,家庭生活方式、人們行為方式都在一孩政策中逐漸成“常模”。伴隨著制度、經濟、科技、文化、教育、醫療、和生活條件的逐步提升優化,家庭的物質和精神生活得到有效確保,可以極大滿足日常行為活動的所有需求,這個時期最大的關注點在家庭形成期和家庭成長期,對其他時期則是較大程度的放置于社會環境。

在經歷多年“計劃生育”的偏中年夫妻和年輕夫妻組成的家庭,在有了第二個孩子后,會產生如下問題:一是減少和降低了原先對于只有一個孩子的壓力和負擔,分散父母等直系親屬的注意力,避免更多家庭問題的出現;二是有效修正“倒三角”家庭結構,總體布局和結構更加趨于合理;三是在增加家庭投入的同時,更能促進家庭教育、勞動就業和成長所需的資源實現增長。在今后較長時間內,人們的家庭觀念、行為表現方式和互動模式等都會逐步變化,家庭教育成長、居家養老、家庭關系、勞動就業都在漸變,家庭有了“后盾式”多元化選擇,今后家庭總體發展的關注點轉向家庭成熟期和家庭衰老期,并和前兩個時期處于持續均衡的狀態。在家庭服務需求方面,則更多側重在孩子的優勢化培育、親子關系疏導等,且較之前會呈現普遍性、一般性,對于家庭教育、社區教育、學校教育三方面的效能度會得到較大緩解和實質提高。具體來說,就是家庭綜合投入增加、成長和教育方式出現可比性、社區資源投入增加、社會正向影響增加、居民歸屬感增加,每對家庭夫婦承擔和付出的力量成雙倍增加,家庭總體關系不協調現象幾率減少,從而家庭外在行為表現有所改變,在原有家庭思維模式、教育模式和系統模式下不斷得到修正和改善。

二、影響人們文化行為方式

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范文第3篇

關鍵詞 :調整;人 口政策;現實性分析;路徑選擇。

人 口問題是影響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能否健康運行 的重大 問題 ,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的特點,人口的數量、結構與質量水平必須要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和發展要求相適應。人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 ,必將對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構成重大威脅。1982年 9月 ,黨的十二大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同年 11月寫入新修改的《憲法》。屈指算來,我國人 口計劃生育基本 國策已經實施 30年,該政策的實施既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貢獻 了巨大的人 口紅利 ,也帶來 了一系列消極 問題和負面影響,對我 國的長遠發展構成潛在隱患。為促進我 國社會主義各項建設事業的健康持續平穩發展 ,有必要對我 國現有人 口政策進行反思 。

一、調整我國人 口政策的迫切性分析。

(一)積極貢獻。

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強力推行,我國實現了人 口再生產類型 由“高 出生 、低死亡、高增長”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歷史性轉變,婦女總和生育率從實行計劃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國 13億人 口日和世界 60億人E1日的到來分別推遲 了 4年¨J,有效緩解了由于人口過快增長對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的巨大壓力。

生育率的快速降低為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創造 了重要 的“人 口紅利期 ”,所謂 人 口紅 利期 ,就是指一個 國家或地 區人 口再生 產類 型 由“高出生 ,低死亡 ,高增長”模式 向“低 出生 、低死亡 、低增長”模式的演變過程 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在時間上具有繼起性 ,一開始會 出現一段時間的孩子的下降速度會快于老年人的增長速度 ,從而形成一種有利于經濟發展 的年齡結構 ,即未成年人 口和老年人 口占總人 口的 比重較低 ,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較高的人口結構。這種總人口“中間大、兩頭小”的機構,使得勞動力供給充足,社會儲蓄率高 ,而社會負擔相對較輕 ,對社會經濟的發展十分有利。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和地區創造的東亞經濟奇跡 ,在非常顯著 的程度上可以歸功于人 1:3轉變中的“人 口紅利”。_2。

(二)消極影響。

與此同時,由于長期奉行計劃生育政策也引發了一系列 日趨嚴重的消極影響和潛在隱患。

1.人 口安全問題。

國家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原主任張維慶認為 ,“所謂人 口安全 ,就是指一個 國家綜合 國力和國家安全不會 因人 口問題而受到損害,能夠避免或化解人 口方面的局部性或全局性危機。其主要內容包括一個國家在一定 時期 內的人 口數量、人口素質、人口結構、人口分布以及人口遷徙等因素與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發展要求相協調,與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相適應,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以及人的全面發展”。概括的講,就是在一定時期 、一定區域和一定社會經濟發展條件下 ,人 口發展及其相關領域各種風險 因素得到相對控制 ,避免或化解可能出現危機的狀態 。_3。

根據我 國改革開放 30年來的歷次人 口普查和 1%人 口抽樣調查數據 可以看到 ,我 國的總和生育率呈不斷下降的趨勢,已經從計劃生育前的5.8降低到 目前的 1.8的水平 J,人口學界更有專家認為近幾年的總和生育率水平更低,只有 1.4左右 的水 平 (見表 1),遠低 于 國際公認 的 2.1的正常人口世代更替水平。而且由于人口更替的慣性規律 ,低生育率短期內無法逆轉 ,意味著未來中國的總和生育率下降是不可避免的。盡管從短期來看,總和生育率的下降對抑制我國人 口的過快增長、緩解巨大的人口對資源環境社會的壓力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從長期來看,必然會使我國人 口在 2030年前后 達到人 口峰值后迅速下降,從而造成我國未來長期持續發展由于缺乏足夠的人力資源支持和保障而停滯甚至倒退。

2.人 口老齡化 問題。

根據 2000年 11月第 5次人口普查數據,65歲 以上 老年 人 口已達 8811萬 人 ,占總 人 口 6.96%,60歲以上人 口達 1.3億人,占總人 口 10.2% ,而按照聯合國人 口統計標準 ,一個 國家 60歲以上人 口占到總人 口的 10%以上或者 65歲 以上人口占到總人 口的7%以上時,標志著這個國家進人老齡化階段,說明我國從世紀之交就進入了人口老齡化階段。而且與國外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未富先老、數量 大、高齡化 、區間差異大等特點。

由于我國社會養老保障體制尚未成功建立,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依然是我國絕大多數家庭采用 的主要養老方式 ,特別在廣大農村地區,家庭更是在養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中國幾千年傳統“家文化”的影響 ,即使是社會化養老模式相對成熟的地方 ,家庭在老年人情感養老方面 的作用仍然不可替代。嚴重超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老齡化問題必將對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形成 巨大壓力。經濟社會發展新創造的價值中必然會有較大比例的部分被 日趨龐大的老年群體所消耗掉,從而對國民經濟快速健康發展構成制約。

 

3.出生性別比問題。

伴隨著我國人 口出生率的不斷下降,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比不斷攀高。從表 2中可以看到,從1982年第 3次人口普查開始,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走高,目前保持在 119.45的高位。而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 ,出生人 口性別 比在 103—107之間屬于維持人口性別結構平衡的正常水平。出生人 口性別比長期偏離正常水平的直接后果就是造成未來 婚 姻 市 場擠 壓 情 況 的出 現,據估 計 ,在2020年將有 3000萬男性無法成功進入婚姻市場,并進而有可能導致性犯罪、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等問題的惡化,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造成我國出生人 口性別 比長期失衡 的原 因,既有 “養兒防老”、“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等傳統思想 的影響 ,也有現代 醫療技術手段如 B超機等為產前性別鑒定提供了技術上的便利,更有在面對生育數量嚴格限制時人們轉而尋求質量上的替代效應的深層次原因。

4.獨生子女成長風險問題。

獨生子女的成長風險,主要是指夭折、重病的風險。由于是獨生子女家庭,可以說孩子就是一個家庭的全部,如果孩子在成長發育過程中如果遇到意外或者死亡 ,特別是這種情況如果發生在父母 已經部分或全部喪失生 育能力 的 中老年 階段,這種情況對相關家庭來講將是毀滅性的打擊。

這種風險在現在或將來都會嚴重存在,甚至伴隨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風險有 日趨增加的趨勢 ,如近幾年出現的“大頭娃娃 ”事件 、三鹿奶粉事件 、問題疫苗事件 、幼兒園兇殺案等都對所涉及的數lO萬家庭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許多家庭甚至家破人亡,支離破碎。根據全 國生命表 (兩性合計 ),每 1000個嬰兒中會有大約 5.4%在 25歲 以前死亡 ,有 12.1%的人在 55歲 以前死亡 ,也就是說 ,會有 5.4%和 12.1%的家庭會經歷孩子夭折的風險,并且難以規避。

在成長風險方面 ,其一 ,是父母輩對子女的期望過高 ,望子成龍 、望女成風 、拔苗助長 ,脫離了他們發展水平所能達到的水平 ,給子女的成 長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壓力 ,不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長 ;其二是祖輩,32輩為傳遞親情 ,會竭力滿足獨生子女的各種需要,溺愛情況非常普遍和嚴重,從而易使獨生子女從小養成以自我為中心的自私、孤僻心理;其三,獨生子女由于在家庭中只與父輩們進行交往,缺乏兄弟姐妹等之間的同輩教育和合作交流,容易形成對他人的極度依賴心理 ,進而缺乏生活自理能力、實踐動手能力和對他人 的同情心 ;其四,家長出于安全和其他方面的考慮 ,會限制獨生子女與家庭以外的同齡人的交流,容易使他們形成失群的孤獨心理,出現社會行為的某些不協調現象。 附)二、調整我國人 口政策的現實性分析。

總體來看,我 國的人 口形勢正處于又一個歷史的十字路 口 ,它表現在 5個方面 :

1.生育率長期偏低 。從前面表 1可以看到 ,我國生育率水平持續低于 2.1的人 口正常更替水平至今 已達 11年 ,而且從 目前 的情況看這種低生育率水平將會繼續延續下去。低生育率帶來的消極效應將越來越明顯。而長期陷于低生育率水平的中國社會必將會出現一系列的經濟社會問題,如適齡勞動力較少,近幾年東南沿海經濟發達省份頻發的“用工荒”就能從一定 角度反 映出這種趨勢。

2.老齡化不 斷加劇。從世 紀之交我 國進 入老齡化社會以來,我國的老齡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趨勢,老齡人口的絕對規模與在總人 口中所占比重不斷提高,但是長期以來,社會總是簡單的把人 口老齡化理解為老年人數量的增多以及老年人的贍養、護理、醫療、權益保障等問題,并沒有從全社會長期協調發展的宏觀和長遠角度認識老齡化問題。這不單單是老年人群 的問題 ,更是一個整個社會都將加速變老 的問題 ,其影 響將是廣泛而深遠的。

3.城鎮化不斷加速。改革開放以來,伴隨著人 口的流動和城市的擴張我國的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人 口的 比例幾乎 以平均每年一個百分點的速度 增 長 ,2009年 已達 到 46.6%。“十 二五”期間我國城鎮化水平 預計將超過 50% ,盡管城市化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千百年來 中國積淀下來 的“鄉土 中國”文化必將會隨之發生重大轉變。

4.流動性不斷增強。伴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以及各項社會管理體制的不斷改革,我 國人 口的流動性不斷增強 ,而且人數眾多 、范圍廣闊、途徑多樣。清華大學教授毛其智在最新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中指出,2010年中國流動人 口達 2.21億人 。如果 中國人 口流動遷移政策沒有大的變化 ,到 2050年中國流動人 口規模可達3.5億人左右。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人類歷史上在和平時期前所未有 的、規模最大的人 口遷移活動 。而這與中國幾千年來所信奉 的以“鄉土意識為重”的傳統理念是截然不同的。

5.生育意愿的低位運行 。長期 的計 劃生育政策宣傳教育和貫徹落實,以及子女教育撫養成本的不斷膨脹,社會就業和生存壓力的日趨沉重,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持續提高,西方現代思潮的影響,人們的生育觀念發生了重大轉變,從盲目追求“多子多福”的落后思想中轉變過來,對現行的以“一孩半”為特征 的計劃生育政策產生了一定的適應性,國民的生育意愿 日趨降低。“丁克家庭”的出現和擴散就是證明。

面對生育率的由高到低的轉變 ,國內眾多專家學者清醒地意識到 ,生育率 的轉變其實質上是現代化進程中農業社會的多育文化向工業社會少育文化的變遷,是生育價值觀念的轉變。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現實告訴我們,一旦完成了生育率實質性轉變 ,生育率水平 的逆轉變 (即從低水平轉向高水平)是不可能的。這也就是為什么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積極推行鼓勵人 口生育的政策但卻毫無效果。中國人口專家,加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王偉教授警告說“政府可以說服、幫助甚至強迫人們減少生育,這方面成功的案例比比皆是,但古往今來,幾乎還沒有政府能成功地強制人們多生孩子的先例。”

三、調整我 國人 口政策的路徑選擇。

面對當前嚴 峻的人 口形 勢和潛 在 的人 口危機 ,國內諸多人 口專家不斷呼吁 ,應該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 口資源環境的實際情況,對現行的以“一孩半”為主要特征 的計劃生育政 策進行必要 的調整 ,即逐步放開 “二胎 ”生育限制 ,由“一獨二胎”逐步過渡到“全面放開二胎”,實現我 國人口政策的“軟著陸”。正如 3O年前那封《公開信》中也曾明確指出“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 口增長問題 就可以緩和 ,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 口政策了。”考慮到我國當前人 口狀況以及未來的發展趨勢,從確保國家各項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持續健康協調發展的長遠 目標 出發 ,建議對我國已實行 30多年的現行人口政策盡快進行調整,具體如下:

1.從明年起 ,全 國無論城鄉 ,應全面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允許夫妻雙方根據自己的生育意愿 自由決定是否生育二胎和何時生育二胎。這是緩解我 國當前人 口諸多難題 以及應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 的必然選擇 。

(1)有利于確保 國家人 口安全 。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扭轉我國人 口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確保國家未來經濟社會發展和 國防所需 的人力資源得到有效保障。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盡管短期 內可能出現一定程度上的補償性生育潮 ,但并不會引發大規模 的人 發性增長。這是因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婦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能力會不斷降低 ,放開二胎生育政策后進行補償性生育的主要是 20世紀 7O年代出生的人 ,目前我 國 2O世紀70年代出生的女孩有 1億 ,扣除其中結扎和不孕的婦女 ,7O年代 出生的婦女 中只有 45%尚有生育能力 ,目前平均生育 意愿只有 1.73,她們 中的大多數已經生育了一個孩子,那么 1970—1979年出生的婦女只有再生 3400萬孩子的意愿。 而20世紀 80年代以來出生的人生育觀念已發生根本變化 ,獨生 子女的觀念 已深入人 心 ,再加 上撫養、教育、就業等社會巨大壓力的影響,其多胎化生育意愿并不會非常強烈 。近幾年在大城市中出現并不 斷增加 的大量 “丁 克家 庭”就 很 能說 明問題。

(2)有利于緩解 人 口老齡化對 家庭和社會 的過重壓力。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盡管并不能徹底解決我國人 口加速老齡化 的問題 ,即我 國老齡人 口的絕對數量和在 總人 口中所 占 比重仍 會繼續提高,但是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有效轉變人們對未來“四、二 、一”家庭 結構所帶來 的諸多 問題如沉重贍養負擔的心理 預期 ,而且伴隨著子女的成長和人 口年齡結構 的調整 ,無論是從家庭還是從社會的角度看,都可以使巨大的老年人贍養壓力得到有效的分擔而有所緩解。

(3)有利于優化人口性別結構。一兒一女是大多數家庭的理想選擇,實行 30幾年的我國現行人口政策限制了這種理想的實現,特別是在廣大城鎮和黨政事業單位,計劃生育政策更是等同于“獨生子女”政策,而子女數量的限制和傳統觀念的影響驅使人們轉而去尋求質量上的替代效用,即采用各種手段 去人為干預 和選 擇新生子女性別,造成我國新生兒性別結構不斷高位失衡。而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以降低人們對以質量替代數量的選擇沖動,減少對新生兒性別的人為干預行為,有利于優化我 國人 口性別結構向正常水平發展 。

(4)有利于降低獨子化的成長風險。放開二胎生育限制一方面可以使二孩家庭有效降低獨生子女一旦發生夭折、重病等意外風險給家庭所帶來的破壞性打擊,即二胎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同時也可以為孩子們創造一個 寬松 、適宜 的成長環境,減少來自父母“萬千寵愛集于一身”的過高期望壓力和溺愛等不良現象的發生,增加與同齡人的交流與接觸,促進孩子們在生理和心理各方面的健康成長 。

(5)有利于降低國家計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 。國家為維持現有人 口政策投入 大量 的人力 、物力和財力 ,設立從 國家到鄉鎮一級完整 的計生機構,配備大量的專職和兼職計生工作人員,據人民網2010年 3月 2日報道 ,“截止 2005年底統計,全國人口計生系統共有工作人員 5087萬,其中,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公務員就有 1087萬人。”每年用于宣傳、避孕器具等費用開支也甚為巨大,計生部門已成為國家財政投入最多的部門之一。同時,計生部門也是干群關系最為緊張的部門之一,因計生問題引發的爭議乃至暴力沖突事件屢屢發生。放開二胎生育限制可 以減少計生工作 對基層單位 的沉重壓力 ,減少在計生工作方面 的各項開支 和因計生問題引發的各種社會 問題 ,有效降低 國家計生成本和社會管理成本 。 -2.放開二胎生育限制的同時 ,應繼續嚴格限制三孩。盡管從歐美等發達國家人口政策調整的發展歷程來看 ,人口政策會逐步向完全放開、自由生育的方向發展,即夫妻雙方完全根據自身意愿和能力自主決定生育的數量和時間安排,但從我國當前巨大的人口基數規模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來看,嚴格限制三孩生育在今后一段較長的時期內還是非常有必要的。

3。在完全放開“二胎”限制的同時,進一步把工作的重點放到提高人 口素質上來,變人力資源大國為人力資源強國。首先要優化和改善身體素質,特別是出生人口身體素質,努力降低出生缺陷發生率,進一步提高婚前、孕期期間的保健水平,做到優生優育。同時要積極推動落實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做好醫療衛生保健工作,同時要大力倡導母乳喂養 ,堅決打擊非 醫學需要性別鑒定而人為終止妊娠的不法行為 ,切實維護婦女的合法權益。另外,要進一步加強和優化人力資源教育培訓工作,不斷提高國民的科學技術知識素養和技能水平,變人口負擔為人才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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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范文第4篇

【關鍵詞】人口;政策;城市化

[Abstract] the city is the human congregate living in one place and gradually form, is a symbol of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people's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center. Also known as the city of urbanization,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ociety production mode and life style gradually transformed from village to city, the rural population to the urban population transformation.

中圖分類號:C92文獻標識碼:A

一、人口政策現狀

(一)生育政策。上世紀八十年代,為了控制人口的爆炸性增長,緩解各方壓力,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概括起來核心就是一對夫婦只允許生一個孩子。此政策一直延續至今。

(二)人口管理政策。現行的人口管理政策就是戶籍屬地化管理,就是實施以戶為單位的人口管理政策。戶籍表明了自然人在本地生活的合法性。目前的戶籍制度根據地域和家庭成員關系來劃分人口,把戶口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

二、人口政策帶來的人口狀況變化

(一)人口結構變化

1、老齡化。按照聯合國的標準,60歲以上老年人口在人口中的比例達到10%,或者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7%,一個國家或地區就成為老齡化社會。中國早在2000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201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達到1.78億,所占比例從1982年的7.62%增至13.26%。

2、出生率降低,勞動年齡人口比重下降。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00年至2010年期間,中國人口年均增長率為0.57%,遠遠低于上一個10年的1.07%,增長速度明顯放緩。人口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國家統計局報告稱,截止2011年年末,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8499萬人,占總人口的13.7%,同比去年年末增加了0.47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達到12288萬人,占總人口的9.1%,增加0.25個百分點;與此同時, 0-14歲人口所占的比重則由33.59%減至16.60%。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的比重為74.4%,這是從2002年以來首次出現勞動年齡段人口比重的下降,同比去年年末下降了0.1個百分點。

(二)人口流動受到限制。人口戶籍管理制度下,人們所能得到的利益與他們的戶籍性質(城市的或農村的)相聯系,并且農村勞動力因不具有城鎮戶口而難以流入城市,限制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

三、人口政策對城市化進程的長遠影響

(一)人口老齡化影響城市經濟發展。

1、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勞動力成本提高。勞動年齡人口增量減少加上經濟快速發展,導致普通勞動力的短缺進而引發工資上漲,所謂“人口紅利”正在逐步失去,勞動力競爭優勢將不復存在。由于老齡化,人們將更多的時間和財富用于照料老年人,而不是創新、創造,對城市經濟長遠發展有潛在的不利影響。

2、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難以維系。現行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醫療保險制度、退休制度以及相關的社會政策和公共服務制度體系,以及城市規劃、基礎設施建設等環節,都不適應老齡社會的需求,故此,人口老齡化與城市長遠發展關系的突出矛盾是“城市未發展,卻已先衰老”。

(二)人口管理制度延緩了城市化進程。戶籍管理制度,帶有不平等性,同時阻礙了勞動力的合理流動。更重要的是原有戶口管理制度擔負著控制城市人口機械增長的重任。城市人口的機械變動是通過人口遷移來實現的,但戶口管理制度對人口流動的限制,決定了我國城市人口的機械增長在很長時期內對城市化作用較弱,尤其是制約了中小城市的發展,因此延緩了人口城市化進程。

(三)人口結構影響消費,從而影響城市經濟發展。我們知道經濟發展有“三駕馬車”即投資、出口、內需。內需是指內部需求,即就是本國居民的消費需求,它是經濟的主要動力。人口老齡化,老人的需求、消費遠遠不及年輕人,更何況由于養老保障等方面制度安排不完善,老年人往往“存錢養老”,很少提前或超前消費。消費旺盛的年輕人口快速減少,消費必然減少,內需不足,必然影響城市經濟的發展。。

(四)城市創新能力減弱,城市不可持續發展。過去30年間,中國生育率從2.6下降至顯然不能維持人口穩定的1.56。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特約研究員梁建章在《我國人口政策亟待改變——從國際比較視角探討人口政策調整問題》一文中說,如此低的生育率,必將導致中國的人口結構在今后30年內發生劇烈變化。2040年最有活力的20到40歲的年輕人口,將從現在的4.5億降到3億以下,整整減少將近33%。芝加哥大學教授分析過去一百年近300項最重要發明,發現有72%的發明是在發明家三,四十歲時創造的,其中42%的發明是發明家30來歲時創造的。另外根據GEM(全球創業觀察)的研究報告,25到34歲是創業活動最旺盛的年齡段,45歲以后創業活動銳減。年輕人的減少必然導致城市缺乏創業和創新活力,嚴重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

四、應對城市化人口政策的對策

(一)調整人口政策。其一,調整人口生育政策。以獨生子女政策為核心的人口政策體系已經滯后于新的人口變動趨勢,不適應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和社會發展、實現現代化宏偉目標的需求,需要進行相應的政策調整。制定允許生“二胎”的規劃和政策,盡快提高出生率,以增加年輕人的比例,實現人口可持續發展。其二,對人口管理制度進行修改,規范流動人口管理和促進勞動力合理流動,克服“城市和農村、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的非公平,正在達到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自由遷徙”。

(二)提高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應對人口老齡化的真正有效途徑應該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通過提高教育質量、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提高現有人力資本的使用效率。其次,以醫療、教育、養老、失業、工傷等社會保障一體化為基礎,完善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步伐,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和水平,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五、結語

人口政策過分滯后于人口格局變動和社會經濟發展,將會給國家發展帶來不利的困難和壓力,也會給城市化進程帶來重要不利影響。以獨生子女政策為核心的人口政策體系已經滯后于新的人口變動趨勢,不適應統籌解決人口問題和社會發展、實現現代化宏偉目標的需求,因此須及時調整。

【參考文獻】

[1]分步放開二胎應對老齡化時間緊迫[N].經濟參考報,2012-11-2 .

二胎政策與老齡化的關系范文第5篇

以人口政策為例,近日人們關注的“二胎放開”實際上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方面,中國的人口紅利消失,還沒步入發達社會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因此放開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緩和未來的老齡化矛盾,但另一方面,中國人均資源不足,“用什么數字除以13億都是小數目”,現在放開計劃生育政策,無疑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來供養多出來的一倍人口。那么,中國的人口政策將何去何從呢?

在滕泰的《民富論》中,作者給出了一個更為宏觀的答案,擺脫認可增長陷阱。滕泰從1500年代的人口發展說起,談及了人口發展的三階段:先是在資源豐富的前提下快速增長,再下來就是所謂的“馬爾薩斯陷阱”,為了生產更多的資源,增加人口,但人口增加之后資源相對減少,當處于臨界值時,人口的再次增長只可能導致戰爭和社會的不穩定――這就是馬爾薩斯人口論的核心,但是滕泰指出了人類發展的第三階段,科技生產力提高了,相對資源就更豐富了,過去我們燒煤,現在有了石油,過去我們種一季農產品,現在我們可以實現一年三季水稻。

正是在這個宏大敘事之下,滕泰給出了他的意見:馬爾薩斯是對的,但是當我們開始注入更多的變量,比如科技生產力的提高,這時我們看到的人口將不再是負擔,而變成了人力資源,只有把人變成了生產力,我們才能擺脫所謂的陷阱。說白了,與其考慮生不生二胎,更應該考慮對人口素質的整體提高。

當然,在《民富論》中,滕泰不僅僅關注于歷史的教訓,更積極地向當代經濟學大師們求索,比如剛剛去世不久的科斯。作為諾貝爾獎經濟學家得主,科斯一直以來很關注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曾多次建言獻策。而在滕泰看來,科斯對于中國經濟最大的影響或許還是對于交易成本的研究。在關于城鎮化的論述中,滕泰就援用了科斯關于“產權交易費用為零時,產權格局最優”的論斷,提出了當前中國土地亂象的解決之道,先“明確產權關系,然后才可以考慮如何重新劃分產權”。回首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及國企改革思路,我們正是沿著“明確產權關系”的路子一路摸著石頭過河,也才有了改革開放30年來的成就。

作為滕泰關于改革出路的一本思想集,《民富論》最吸引人的莫過于滕泰所提出來的“新供給主義”。凱恩斯曾經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鏡面”論點,供給即需求。在經濟低迷時期,人們不愿意消費,所以生產也會越來越少,但是如果此時政府發揮主導作用,提高供給――比如開展基礎建設,那么人們口袋里的錢也會多了,于是也就愿意消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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