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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面二胎的政策下,人口構成的改變和家庭結構的變化將導致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發生偏向。本文有針對性對東莞市某片區不同住宅小區的已有二胎或計劃二胎的家庭居民進行訪談和發放問卷實施實地調查。調查統計結果顯示,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為 35.9%,邁入了富裕門檻;其后在教育、娛樂和保險等方面消費比例較高,開始追求更高質量的精神生活。但在二胎問題上,有46%對未來子女教育和自身養老等問題的后顧之憂。為了更好地落實好國家的全面二胎政策,促進東莞市人口結構的更加合理性,政府除了實施一些優待獎勵政策外,應該從民生最關注的醫療、教育、養老和住宅等方面提供一些制度保障,優化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
【關鍵詞】全面二胎 家庭結構 消費結構
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居民收入也同步增加,我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較以往有大幅的提升。再加上互聯網信息技術特別電子商務的廣泛應用,現代居民的消費觀念和消費偏好正在改變。同時,在國家“全面二胎”政策下,家庭結構的變化將導致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發生偏向。根據東莞市衛計局的最新數據:目前,東莞市共有68.5萬個家庭符合二孩政策。這些家庭的消費結構會帶來哪些變化和特點呢?
一、居民消費結構概述
居民消費結構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居民在消費過程中所消費的各種不同類型的消費資料(包括勞務)的比例關系。即各種不同內容、不同形式的消費在消費總體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它們的相互關系。
居民消費結構的變動受多種因素影響,主要是: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社會經濟制度、產業結構、消費者的收入水平、消費品價格與消費決策、人口的社會結構和自然結構等所決定的需求結構、消費者心理和消費行為。
二、東莞某片區二胎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調查情況及分析
本次調研在東莞市某片區選取了高校教師村和較大型的住宅小區開展調研,先采用面談法篩選已經有兩個小孩和計劃二胎的家庭作為調研對象,共發出調查問卷100份,回收95份,其中有效問卷92份。
經調查結果統計顯示,東莞市某片區二胎家庭居民消費支出比例分別是: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為35.9%,教育占 22.1%,住房消費占15%,娛樂占11.2%,保險占7.1%,其他8.7%.消費比重占第一位的是家庭食物支出,該比重可以用恩格爾系數來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重要指標。即一個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者家庭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將會下降。食品消費支出占總消費支出的比重為35.9%的恩格爾系數,說明調研對象家庭的生活質量開始邁入富裕門檻。所以有閑錢重點投資到家庭成員的教育、娛樂和保險等方面消費,開始追求更高質量的精神生活。
但是,調查顯示:在二胎政策下的居民家庭中46%選擇有對未來子女教育和自身養老等問題的后顧之憂。主要是目前從幼兒園到大學的教育高消費支出和醫療費用居高不下,看不起病兩個最關注民生的問題導致。
三、基于二胎政策下家庭消費結構變化和擔憂問題的對策與建議
在現代社會中,與居民生活極其相關的醫療、教育、住宅等高消費領域,其價格與收費門檻仍然過高,有的收費標準超出了居民的承受能力但又不得已而從之。為了更好迎合國家的全面二胎政策,促進東莞市人口結構的合理性,東莞市在生育、假期等方面頒布了一些優待獎勵政策,但還需從民生最關注的醫療、教育、養老和住宅等方面提供一些制度保障,優化居民家庭的消費結構。
(一)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
社會需要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養老、醫療兩個重點方面的保障體系,使更多的市民從傳統的儲蓄養老、家庭養老的方式中解脫出來;使更多的市民通過參入醫療保險,看得起病,吃得起藥,降低因病致貧的風險。如:東莞調整社保政策,提高年度最高支付限額,高血壓等11類特定門診病社區就診費用不設限額、家屬可刷參保人醫保卡、新生兒出生7個月內參保之前醫藥費用可補報等。
(二)福利性、義務性的教育體制
我國現階段的教育現狀來看,是以公辦義務教育為主體, 但教育亂收費的形式、名目經過多年來的演繹,花樣翻新,但其實質沒有化,教育收費行為需進一步規范和治理,逐步走向制度化、法制化軌道。其次,民辦學校已成重要的社會教育力量。對于二胎家庭而言,面臨教育高消M從大學一直蔓延到了幼兒園,國炔簧俅籩行統鞘釁脹ㄓ錐教育和學前教育M用每月高達5000元,有的甚至過萬元。需要政府積極介入,擔當政策教育福利資金的提供者、教育服務收費的監控者和教育福利社會組織的扶持者,給二胎家庭的小孩教育提供福利性和義務性的教育配套資源。
(三)住房保障制度,解決家庭后顧之憂
首先,嚴密的保障房制度安排保證了有限住宅資源能優先滿足基本民生需求。其次采取多種措施控制房價, 在宏觀上抑制房價的上漲,使中低收入家庭買得到、買得起符合家庭購買力的合適的住房。最后采取積極的扶持政策,實行住房公積金制度,實現居民的購買住房的夢想,解決家庭后顧之憂才能提升二胎帶來的生活質量,優化消費結構。
四、結語
人口構成和家庭結構的改變必將帶來居民消費結構的同步變化,消費結構的良性變動反映在:生存資料在消費支出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發展資料和享受資料的比重逐步上升。探索居民消費結構,便于掌握和探索消費的變動趨勢,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銜接好產需關系。合理消費結構要同社會的人口構成和需求構成相適應;要運用消費對生產的信息反饋,使供給結構同需求結構更加吻合。
關鍵詞:計劃生育;一孩化;人口紅利;失獨家庭
自從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我國開始大力實行計劃生育政策,1978年后計劃生育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中國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長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國計劃生育政策對人口的控制已經超出了預期的效果,40多年來,中國由于計劃生育累計少生了四億多人,大大減輕了人口增長過快對資源環境帶來的壓力。
然而,我們在看到實行計劃生育政策4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對世界帶來的重大貢獻的同時,“未富先老”、勞動力短缺、獨生子女家庭養老問題也日益嚴峻。
一、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一)生育水平明顯降低
對于大多數的居民實行只生一胎的限制政策,中國是全球唯一一個,同時,在這些年中實行一胎限制在控制我國的人口上起到了不可小覷的作用,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經濟飛速發展的重要時期。在過去三十幾年的“人口紅利”時期,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出現了適合工作的人口比重大,老年人的撫養比率低,而這些現象都對經濟的刺激作用也是不小的,這也就是我國在這個時期出現高儲蓄、高投資的經濟現象的原因。在實行計劃生育的這段時間,我國的生育率已經從2.2-2.8的較高的生育水平,已經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從第六次人口普查數據就可以看出來,僅有1.18,其實這種低生育水平并不是剛剛出現的,早在我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了。隨著我國醫療衛生事業的不斷發展,再加上人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使得我國的人均壽命相比比以前要變得更長,再加上我國的人口基數大,會產生人口的增長慣性,由于這兩條原因,我國的人口數量還會保持一段時間的增長。但是,如果繼續實行對大多數人的一胎限制政策,在未來的30年的時間中,我國的人口結構必將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近些年已經出現一些征兆的了,2012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相比2011年的數據減少了345萬人,這也是我國在這么長的時間內首次勞動人口急速的下降,這也就顯示出我國的人口紅利時期已經要走到了盡頭,同時也將會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路上一個巨大障礙。我國進行長時間的一孩化政策對于我國的生育理念產生了影響,現在大多數人不愿意多生孩子,生育意向不是很高,我國若是想讓生育水平回升,這將要花費巨大的成本,許多發達國家已經很好的證明了這點。他們的經驗說明,如果人口的生育水平已經經歷了從高到低的轉變,再想使其上升時很難的。
(二)出生孩子性別比異常
無論是從一定時空條件上的出生嬰兒總數看,還是從其分孩次出生看,男嬰與女嬰的出生概率雖有差異,但各自的出生概率上基本相對穩定或略有微小波動的,其出生性別比通常波動在102~107之間,并不是絕對的1:1的比例。如果出生性別比不在這個范圍內,則說明社會、環境、醫療水平對這些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國從1949-1980年間,出生孩子的性別比一直保持在正常水平之間,但是自從實行一孩化政策后的30年間,我國的出生性別比已經到120左右了,從表1-1就可以看出。
數據來源:(1)1976-2000年《中國人口信息網》;(2)2001-2009《中國人口統計年鑒》;(3)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
通過上表可以看出,性別比失調的主要原因是計劃生育政策,同時,各地農村普遍實行的“農村一孩半”政策:夫妻雙方或一方是農村居民,其夫妻僅生育過一個女孩,可以生二胎,又對出生男女性別比過大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同時,這項政策也就潛移默化的向人們說明了生男孩好的這一觀念,使得重男輕女的觀念更見深入人心,這也就產生了另一個鮮明的現象,城鄉性別比差距逐漸擴大。
(三)獨生子女家庭風險變大
現階段我國現在大部分家庭都是符合四二一的家庭模式,即獨生子女家庭,這主要是由于我國實一孩化政策的原因。在實行計劃生育的那一代父母,他們那一輩的大部分都有最少一個兄弟或姐妹,因此,他們在贍養老人方面壓力普遍比較低,同時由于只撫養一個孩子,在照顧孩子方面負擔也相對較小,正是由于這些原因,使得我國正式走入的“人口紅利”時期,正是由于這人口紅利期,我國的經濟才得到了發展的最好機會。但是,隨著這一代孩子當上了父母,我國也就快要走到了“人口紅利”的末期,如果計劃生育的政策不對此種現象作出相應的調整,那么必然會對我國為來的勞動力市場產生巨大的影響,進而進一步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建設發展。同時,四二一模式的家庭面臨的風險也將比他們父輩那時的家庭所要承擔的風險要多很多,第一,孩子的成長風險,為了撫養唯一孩子,父母必定都將傾盡自己所有的精力去照顧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得了嚴重的疾病,或者意外導致其死亡,如果實在孩子的生命周期早期出現的生存風險可以通過補償性生育得到消解,如果是大齡獨生子女夭折或者發生嚴重傷病殘事件,對家庭的打擊幾乎是毀滅性的。汶川地震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地震中很多父母都失去了他們唯一的孩子,同時他們年紀也大了,過了適合生育的年齡,他們到老的時候膝前無子無女,沒有辦法養老,到老了過得將是何等的凄涼;第二,空巢家庭的增多,隨著獨生子女到娶妻生子的時候,他們有很大一部分都會選擇搬出去住,這樣便會產生了大量空巢家庭,這也是長時間實行一孩化政策的弊端。
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成功實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在實行計劃生育的過程當中,對這項政策的激勵措施做的卻不是很好,就拿補助政策來說,現在很多地方依舊使用的時每月給獨生子女家庭10元的補助,這些錢在三十多年前還可以,但是在物價和消費水平飛漲的現在卻顯得微乎其微,起不到激勵的作用。同時,在對失獨家庭補助上也存在補償過低的問題。我國現行的對失獨家庭的補助標準是女方年滿49周歲的獨生子女傷殘、死亡家庭夫妻,城鎮每人每月270元(傷殘)、340元(死亡),農村每人每月150元(傷殘)、170元(死亡)。目前我國的失獨家庭應超過了100萬,而且我國每年新增“失獨家庭”7.6萬個,從這些數據上就可以看出失獨家庭已經是成為了社會上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對于失獨家庭的補助卻是不多,對于這些家庭來說作用不是很大,而且領取的年紀也較大,對于他們的幫助也很少。
(四)導致人口素質的忽視
在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實行的過程當中,我國很好的完成了控制人口數量的增長,控制生育率這一任務,但是卻沒有很好的執行好這一政策。在計劃生育提出的初衷不僅僅只是控制好人口,同時也要提高出生人口的素質。人口素質的提高的任務不好用量化的指標來度量,所以在執行計劃生育政策的時候,各地政府主要的就是控制人口數量上,因為比較好觀測成果,而對于人口素質的提高則需要多方面的綜合治理,所顯示出來的結果并不會快速的反應出來,所以,也就容易被忽視。同時,我國實行的人口政策中漢族和少數民族存在不同的地方,多數的少數民族都可以生兩個孩子,有的偏遠地區的牧民或少數民族可以生三個孩子。而在這些少數民資當和一定區域的民族相對比較封閉,有的甚至禁止與外族通婚,由于這個原因和其他一些原因,他們族內的通婚現象比較嚴重,從而導致他們的孩子有較大的幾率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再加上他們居住的地方相對封閉落后,使得這些民族的孩子沒有像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一樣,在適當的年齡接受教育,從而使得他們的文盲率較高。2010年少數民族的平均成年人文盲率為8.12%,而漢族為4.88%,其中還有不少民族的文盲率高于10%,比如藏族、苗族、彝族、布依族、哈尼族和傣族,其中藏族的文盲率高達29.59%。這對于少數政策的寬松的生育政策,少數民族的人口數量增加了,但是人口的素質卻沒有跟上去,出現了斷層,不利于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
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同時也應當注意提高人口的素質,有一句話說的好,“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藥”,以經濟發展作用生育控制,成本更低,效果更好。而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可見兩者是相輔相成的。所以,現在應當加強對教育水平和醫療衛生方面的關注和投資,只有這樣才可以提高我國的人口的素質,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人才儲備,同時也提高我國勞動力的素質和競爭力,從而使經濟的快速發展。經濟的發展會間接的影響到我國的人口的生育觀念,從而達到控制人口的目的,這是一個良性的連鎖反應,我們應當好好的運用這一點。
二、放寬二胎政策的益處
(一)刺激經濟
今年年初放開二胎政策以后,對股票市場的影響重大,投資者紛紛向嬰兒用品進行投資,奶粉生產商雅士利在香港的股價升了接近12%,嬰兒床制造商好孩子國際集團則升了6%,在醫療保健部門,山東威高的股價從去年13日開始股價躍升了超過40%,同時《經濟日報》報道,國金證券的研究報告指出,“單獨二胎”開放有望在五年內新增800萬新生兒,摩根大通報告則指,計劃生育政策放寬后,預期每年將有180萬名額外嬰兒出生,較現有出生嬰兒數目增長11%,預期可提升整體嬰兒產品市場盈利4%。除了嬰兒奶粉最受惠以外,尿布、嬰兒及兒童高性能產品、衣服及兒童耐用品等行業也有2%到3%的盈利增長空間。
出了對股市的影響外,同時也將影響到房地產行業,因為實行了30年的一孩化的生育政策,很多34歲或34歲以下的中國夫婦是雙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繼承人,四位老人去世后,他們至少會多出兩套房子,鑒于現在很多家庭對方地產的投資很多,多出的數目可能會更多。雖然現如今的房價尤其是誠實的房價很高,但是由于會產生過多的房屋供給,供給會大于需求,按照經濟學的知識可以知道,這些過多的供給會導致房價的暴跌。但是由于計劃生育政策的改變,最終可以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同時,我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享有世界工廠的美名,但是,這個名稱是與我過的生產方式有關的,我國的生產方式的勞動力密集型,有著廉價的勞動力,所以很多國家的產品拿到中國來生產,但是由于一孩化政策的影響,我國正在走向老齡化社會,這種優勢正在逐步市區,但是,現在放寬二胎政策,這有利于放緩這種趨勢。
(二)對家庭有利
放寬二胎政策對家庭以及子女都是有好處的。現在很多家庭大多都是一孩化的政策下只剩一個小孩,全家人寵愛一個小孩,嬌生慣養的小孩從小就非常自我,總是以自我為中心,他也習慣了在長輩的溺愛下成長,脫離家庭就失去了庇護,不適應社會,與社會脫節,會遇到種種不順。如果有兩個小孩一起成長,他們成長的過程中大多都會養成懂得分享、關愛他人、孝敬長輩等良好的習慣,這些都是他們走向社會最基本的。同時使得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有了兄弟姐妹,有了知心的小伙伴。
同時放寬二胎政策對于孩子和大人也有益處。我國正在走向老齡化的社會,由于30年的計劃生育,使得在次期間出生的孩子到成人后,就要撫養四個老人,壓力繁重。但是放寬二胎以后,使得下一代撫養父母的單子就會輕多了,他們可以一起照顧父母,在生活中遇到困難可以一起商量,和自己最近親密的人一起度過,不再感到孤單。
(三)對人口的影響
放寬二胎政策同時對于我國的老齡化起到一定的作用,近期來看,單獨二胎政策不會影響到老齡人口絕對的數量,但是從長遠來看,二胎政策可以緩解我過老齡人口的比例,據測算,單獨兩孩政策與現行生育政策相比,2030年老齡化水平將從24.1%降到23.8%;2050年從34.1%降到32.8%。
同時放寬二胎政策會導致嬰兒潮的出現嗎?我認為不會,例如,1985年山西翼城成為我國第一個特批的二胎試點地區,對于翼城這個農業生產縣,在過去的28年來出生率低于全國水平,男女性別比也更趨合理,同時1987年批準的甘肅酒泉、遼寧長海、廣東南海等11個縣市和地區的試點在近20多年來也出現了這種現象,因此,這次放寬二胎政策,不會出現所謂的嬰兒潮,同時我國的男女性別比也會得到改善。
三、總結
我國最近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從長遠的來看,對我國人口性別比失衡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會緩解下一代年輕人撫養老人的壓力,對經濟有刺激作用,同時也可以使我國的出生率上升,有利于達到人口更替水平。(作者單位:河北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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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將農村只收養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的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范圍
目前納入獎勵扶助對象范圍的是農村實行計劃生育的獨生子女戶和雙女戶,所以在調查核實階段特別注重調查申報納入獎扶對象的子女是否親生子女。只要不是親生子女,無論是合法收養還是非法收養的一律不納入獎扶范圍,引起了收養子女家庭的不滿。普遍認為反正他們只有一個孩子,為什么親生的給獎勵,收養的就不獎勵,并有人多次到縣人口計生局和負責審核的工作人員理論;有的老人怕收養的子女找借口不孝順或不負擔養老義務,從收養的孩子懂事之日起就避而不談其是收養的,一直說是自己親生的。通過審核人員耐心細致負責任的調查,將收養的秘密揭開后,反而引起了部分家庭的不和,雖然是極少數,但也給農村的社會和諧造成了一定影響,特別是對收養子女的農村老人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
收養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自收養關系成立之日起,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養子女與養父母的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子女與父母的近親屬關系的規定。養父母與生父母及其他近親屬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因收養關系的成立而消除。
收養法第三條規定,收養不得違背計劃生育的法律、法規。
一些地方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也規定,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有子女而收養的,按照子女數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標準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
《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四條規定,社會撫養費的征收,由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作出書面征收決定;縣級人民政府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可以委托鄉(鎮)人民政府或者街道辦事處作出書面征收決定。
按照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筆者認為,既然收養法規定了養父母與養子女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法律關于父母子女關系的規定,一些地方的計劃生育條例又規定了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規定,有子女而收養的,按照子女數比照政策外生育子女的標準征收征收社會撫養費,且社會撫養費由計劃生育行政部門征收。當養父母年老時,就應象其他自己生育子女的計劃生育戶一樣,享受到國家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政策。更何況,獎勵扶助金是由政府出資、財政保障,不是計劃生育一家的事,將收養子女的農村老人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范圍,合乎民心、順應民意,有利于農村的和諧穩定和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然,何時納入、怎樣納入、需要辦什么手續,是需要進一步考慮和細化的。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和自己生育子女的一視同仁。只要戶口本上顯示只有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就直接和其他人一樣按程序納入獎勵扶助對象范圍。
二是符合條件但提前生育或未辦理二胎生育證而生育兩個女孩的家庭應在一定條件下納入獎扶范圍
按照目前實行的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制度,納入獎扶對象的必須是實行計劃生育戶。我國的一些地方性計劃生育條例在不同階段對農村規定了具體的照顧生育二胎條件,如山區只有一個子女,平原丘陵第一個子女系女孩,農村中男到女家落戶,雙方或一方是少數民族等。為完成人口控制目標,又規定了具體的生育間隔。但在實踐運行過程中,由于多種原因,有一部分符合照顧生育條件的農民卻違反生育間隔規定提前生育了第二個子女,或未辦理二胎生育證生育了第二胎。其實他們本來有可能是實行計劃生育戶的。這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的責任,但也不排除有我們工作不到位,宣傳、辦證不及時,極少數人為亂收費達不到目的故意不給符合條件的人辦證,讓內生變外生的因素。現在有的省市在修改人口和計劃生育條例時取消了生育間隔,甚至還有人提出要對符合條件的生育二胎夫婦實行免費登記制度,這就給在一定條件下將符合條件但因種種原因本可以內生卻外生的人群納入計劃生育獎勵扶助對象創造了機遇。應在適當時機將這部分人納入獎扶對象范圍。條件是必須按當時規定足額繳納了社會撫養費,領取了結論證。提前生育的還應按提前生育的年數相應推遲享受獎勵扶助的時間,第二個子女必須是女孩。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7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城鎮化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然而,城鎮化是一把雙刃劍,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在推動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同時也給城市人口再生產帶來諸多不確定性風險。因此,研究概括轉型期城市人口風險的主要表現,對探討、梳理、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風險的對策與建議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人口風險與主要特征
(一)城市人口風險的基本涵義
城市人口風險是與農村人口風險相對應的一個概念,其涵義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產過程中面臨或遭遇的損失、損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確定性。具體而言就是城市人口數量、人口結構、人口素質、人口分布、人口遷移或人口健康等面臨或遭遇的損失、損害或不利事件的可能性、不確定性。這里的城市是指大城市、中小城市,不包括縣城和小城鎮。城市人口風險是由風險因素、風險事故和風險損失等要素組成。
(二)城市人口風險的主要特征
一是損害性。不管是無子化風險、失獨化風險、先衰化風險,還是貧困化風險、社會穩定風險、城市病風險,都可能使其遭遇一定的損失、損害或不利事件,具有損害性。
二是不確定性。按照當前條件分析,10年或者20年后城市人口發展的好或壞、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獲利或損失等情況,由于經濟社會發展變數太大,難以確定或者保證,具有不確定性。
三是可變性。城市人口發展的好或壞、利或弊、多或少、快或慢、獲利或損失等不是一成不變的,在一定條件下,這些情況都可能會發生變化,具有可變性。
四是社會性。人是社會大家庭的一員,人不能脫離社會而孤立生存,人與政治、經濟、文化等有千絲萬縷關系,反之,社會發展也需要人,離不開人。個人的、家庭的風險必然累及社會其他人員,因而具有社會性。
(三)城市人口風險的劃分與分類
根據城鄉二元結構理論,人口風險包括城市人口風險與農村人口風險兩大類。進一步而言,城市人口風險又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一是直接風險與間接風險。直接風險就是基于城市人口再生產過程中自身原因造成的風險。例如少子化風險、無子化風險、出生型殘疾化風險、貧困化風險、老齡化風險等,就屬于直接風險。間接風險就是內部風險對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或者外部風險對城市人口再生產的影響。例如,外力型殘疾化風險、污染致病化風險、人口被城鎮化風險等,就屬于間接風險。
二是經濟風險與社會風險。經濟風險就是適齡勞動力減少或嚴重不足對城市經濟發展產生的影響和損失。例如貧困化風險、經濟衰退風險、創新活力不足風險等,就屬于經濟風險。社會風險就是城市人口比例失衡而對城市教育、醫療、衛生產生的社會影響和損失。例如單極化風險、老齡化風險、社會失穩風險等,就屬于社會風險。
三是結構風險與規模風險。結構風險就是城市老中輕比例失調或男女比例不合理而產生的風險。例如老中輕比例失調、男女比例失調、區域人口不協調等,就可能出現結構風險。規模風險就是城市某一地區或某一階段人口數量過多過密或過少過稀而產生的風險。例如某一個大城市承載人口極限為3000萬人,超過3000萬人,就可能出現規模風險。
二、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人口風險與主要表現
當前乃至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城市人口再生產主要面臨或遭遇7大風險。
(一)少子化風險
少子化風險就是城市家庭人口越來越少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政策規定一對夫妻只允許生育一個孩子。根據我國計劃生育政策規定,凡是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的正式職工,原則上一對夫婦只能生一個孩子。經過30多年的發展,城市人口增長減緩趨勢明顯,三口之家成為城市家庭主流。另一種情況是經濟社會發展階段性規律使得一個家庭一般只要一個孩子。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城鎮化加速和生活節奏過快,一部分家庭無力或不愿意,導致具備生育條件的家庭也不愿意多生育孩子。再一種情況是單身獨身者增多。大城市單身獨身比中小城市嚴重,北上廣單身獨身最為嚴重。
據有關部門統計,2010年中國0~14歲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6.60%,比2000年下降了6.29個百分點,總和生育率約為1.18%,由此步入超低生育率和嚴重少子化國家行列。[1]
(二)無子化風險
無子化風險就是一個家庭只有夫妻二人沒有子女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丁克家庭。近年來,隨著城市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和生活成本的進一步提高,為數不少的夫婦都選擇了不要孩子的無子模式家庭,被稱為丁克家庭。另一種情況是不孕不育家庭。或者是錯過生育年齡而不能生育,或者是一方患有不孕不育癥,使得家庭無子女。部分大都市晚婚成明顯趨勢,生育率下降,形成無子化不良態勢。再一種情況是失子化家庭。由于疾病、車禍、自然災害等導致子女死亡,導致部分失去子女的家庭成為無子化家庭。
(三)勞動力短缺化風險
勞動力短缺化風險就是年輕的、新生的勞動力減少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口紅利消失風險。政策性少子化的強制性規定,導致年輕人越來越少而老年人越來越多,年輕人與老年人占比倒掛,持續30年的人口紅利逐漸褪色乃至消失。另一種情況是企業創新活力減弱。年輕勞動力逐漸減少而中老年勞動力逐漸增多成為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由此必然降低企業創新發展的生機或活力。再一種情況是企業用工荒嚴重。近年來新生勞動力逐漸減少導致沿海發達地區,包括部分中部地區企業招工難、用工難,引起用工荒的短缺狀態。
根據專家統計,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達到峰值,人口紅利接近臨界點,2012年一年,15~59歲的人口減少了345萬。[2]
(四)單極化風險
單極化風險就是為數不少的流動遷徙人員偏好北上廣等大城市而不愛中小城市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二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口流動偏好于北上廣,人口膨脹,導致大城市病。不管是大中專畢業生,還是外出務工經商,人們大都喜歡到北京、上海、廣州去就業、去打工、去經商。另一種情況是人口流動偏好于省會城市,不喜歡中小城市,導致城市病。我國新生代流動人口已經成為流動人口的主體,超過一半是80后,新生代流動人口20歲前已經外出流動的占75%,七成希望落戶大城市。[3]
據有關部門統計分析,全國范圍內人口減少趨勢明顯,但同時人口向北上廣集中的現象也在持續。大都市企業多、人口集中固然可以促進經濟發展,但是一旦遭受災難,其風險也會十分嚴重。
(五)人口承載極限風險
人口承載極限風險就是超過某一個城市在一定時期和一定條件下所能夠容納的人口最大值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二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城市內循環式人口快速膨脹所致。城市人口再生產發展太快、失去控制或任其發展,導致人口快速膨脹,形成內因式人口承載極限風險。另一種情況是城市內外循環使外來流動人口快速膨脹所致。城市自身人口再生產與外來流動人口共同作用,導致人口快速膨脹,形成外因式人口承載極限風險。
據有關部門測算,上海市人口承載極限值為3000萬人口。也就是說,在2040年至2050年期間,上海市常住人口應控制在2800萬至3000萬之內,與目前人口水平相比,約增加400萬至600萬,超過3000萬極限值就會出現風險。[4]
(六)城市貧困化風險
城市貧困化風險就是部分城市居民源于無子化、失能化、收入偏低或失業致貧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四種情況:一種情況是少子化、無子化、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引起貧困。另一種情況是低收入階層因上學貴、看病貴、生活貴引起貧困。城市低收入階層因為收入增長困難、上學貴、看病貴、生活貴引起貧困。再一種情況是就業難和失業引起貧困。一部分城市居民因為文化水平低、沒有教育學歷,就業難,或者有機會就業了但很快又失業了,由此引起間斷性貧困。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失地農民被城鎮化。雖然被轉為城鎮戶口,但沒有工作,也不會從事企業的技術工作,雖然補償了一大筆征地費,但不會使用,更不會投資,乃至不經意中被花光用盡,淪為貧困之人。
據專家統計,目前中國城市低保對象約 2300萬,加上流動人口,貧困人口超過3000萬,每年新增城市貧困人口不少于80萬。[5]
(七)人口老齡化風險
人口老齡化風險就是老齡化提前到來或老年人過多而可能產生的風險。主要有三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人口老齡化提前到來的風險。截至2008年底,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15 989萬人,約占全國總人口的12%,全面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6]另一種情況是未富先衰、未富先老的風險。中國的人均GDP不高,尚處于不發達國家行列,然而,老齡化卻急速而來,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特征。再一種情況是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空巢化的風險。
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近2億老年人口中約半數子女不在身邊,精神慰藉的缺乏威脅著空巢老人。截至2012年底,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已達到了1.94億,占全國總人口14.3%。到2013年底,我國老年人口有可能突破2個億,2025年將突破3個億。[7]
三、新型城鎮化推進中的生育國策與風險應對
(一)堅持計劃生育國策不動搖,提高城市人口風險意識,樹立科學的城市人口安全觀
一是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不動搖,樹立與時俱進的生育政策觀。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動搖是基本原則,但計劃生育政策不是一成不變的,當人口過多、過快時,可以實現計劃性、限制性生育政策,當人口偏少、偏慢時,則可以實現鼓勵性、非計劃性生育政策。這就要求有關部門堅持與時俱進的原則,適時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局部性、結構性微調。
二是要正確認識城市人口風險,切實提高城市人口風險意識。一方面,城市人口風險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具有損害性、不確定性、可變性與社會性等特征。要正視城市人口風險的不確定性,絕不能輕視城市人口風險的嚴重危害性。在一定條件下,城市人口風險可控可防,并非深不可測或者無能為力。另一方面,現階段中國城鄉人口過快增長勢頭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大大減緩了城市人口壓力與風險,但城市人口系統整體上并不穩定,增長勢頭還較為強勁,潛在的、不確定性城市人口風險依然存在。
(二)創新生育政策觀念,引領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總量
一是適時調整一胎生育政策,有計劃地放開二胎政策,化解少子化風險。要大膽放開一胎與二胎間隔時間限制,加快人口生育速度;要有計劃地放開二胎政策,緩解處于生育率警戒線的低生育率困境;對人口密度過稀的城市,可以試點一對夫婦均可以生育兩個孩子;要轉變一胎化的習慣思維,倡導至少生育二胎化新觀念;要鼓勵適齡夫婦及時結婚生子,不鼓勵不提倡過度的晚婚晚育。
二是倡導生育光榮,強化生育責任感,化解丁克家庭化和單身化風險。大力宣傳生育光榮,強調養兒防老的必要性與重要性,培養生育的積極性;強化繁衍子孫人人有責的基本理念,增強養兒育女的責任感;不鼓勵不提倡丁克家庭化,積極引導丁克夫婦生育或收養子女;不鼓勵不提倡單身化,積極引導單身再婚組建新家庭,生育或收養子女。
三是放寬收養、領養政策門檻,鼓勵無子化家庭收養、領養子女,化解無子化風險。對于三口之家的少子化家庭,可以鼓勵和支持再收養、領養一個子女;對不育性無子化家庭可以鼓勵和支持收養、領養一個或兩個子女;對失子化家庭可以鼓勵和支持收養、領養一個或兩個子女;對收養、領養子女的家庭,國家實行一定的經濟補償制度。
(三)加大城鄉人口調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導人口流向,化解城市人口規模化風險
一是加大城鄉人口調控政策力度,嚴格控制大都市人口規模,化解人口承載極限風險。對北上廣等大都市人口規模進行嚴格的剛性宏觀調控,制定限制性人口規模,化解城市人口規模風險;可以通過房地產價格、文化水平、工資收入、生活成本、專業技術、招工就業等因素,對人口規模進行必選條件式調控。對省會級大城市人口規模進行寬松的柔性宏觀調控,制定階段性人口規模,化解城市人口規模風險;可以通過房地產價格、文化水平、工資收入、生活成本、專業技術、招工就業等因素,對人口規模進行選擇條件式調控。
二是有序引導人口流向,形成大中小城市協調流動的態勢,化解城市人口單極化風險。北上廣等大都市要重點發展高端服務業、高精尖技術產業與金融中心,有條件地招引國內外的一流知識技術精英,實行有計劃的人口流動管理模式。省會級大城市要重點發展中低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與總部基地,廣泛招引省內外的各類知識技術精英,形成人口有序流動的良好態勢。中小城市要放開進城門檻,拓寬人口流動渠道,鼓勵大中專畢業生到中小城市落戶就業,允許進城務工經商農民落戶城區,有效吸納各類流動人口,逐步增大中小城市人口規模。
(四)加大扶貧力度與覆蓋面,多渠道增加貧困居民收入,化解城市貧困化風險
一是加大扶貧力度與覆蓋面,減緩或降低貧困化風險。要進一步加大對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家庭的扶危濟困力度。扶貧政策既要覆蓋到少子化、無子化、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家庭,也要覆蓋到低收入家庭、失業家庭、失地被城鎮化農民家庭。有條件的城市要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加大扶貧力度,讓貧困人口真正脫貧,分享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成果。
二是多渠道增加貧困居民收入,減緩或降低貧困化風險。要千方百計增加居民收入,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推進。要創造條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保障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要因地制宜,不斷拓寬貧困居民就業、創業、投資、社保、幫扶等多元化增收渠道。對失獨化、失能化、殘疾化家庭人員,盡可能地就近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增加家庭收入。要盡可能地增加適合低收入階層的就業崗位,增加其工資收入。對失地被城鎮化農民,征地單位要盡可能地因人而宜安排其就業,也可以留出一定的土地讓農民從事商業開發,增加工資性、經營性收入。要加強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扭轉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
(五)加快養老服務機構建設步伐,積極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化解城市老齡化風險
一是加快養老服務機構建設步伐,化解機構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齡化風險。要建立健全市、區(縣)、鄉鎮街道、社區與居委會四級養老服務機構,主導引領養老服務工作。要進一步改革完善公辦養老機構,積極發展民辦養老機構,建立公辦、民辦并存與公平競爭的養老服務機構體系。要加快養老服務隊伍專業化建設步伐,進一步提升養老服務專業化水平,確保養老服務機構有序運轉。積極試行養老服務機構責任保險,鼓勵引導各養老服務機構積極參保,提升自身抗風險能力。
二是積極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化解產業缺失引致的城市老齡化風險。要加快發展養老服務產業,基本形成制度完善、組織健全、規模適度、運營良好、服務優良、監管到位、可持續發展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各類服務主體營造平等參與、公平競爭的環境,實現社會養老服務可持續發展。要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線”的基礎上,銳意改革創新,發揮市場活力,推動社會力量成為發展養老服務業的“主角”。要求積極探索醫療機構與養老機構合作新模式,促進養老服務與醫療、家政、教育、健身、旅游等領域互動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楊琳.中國步入“少子化”時代 專家稱應正視人口風險[J].《望》新聞周刊,2012(2012-07-25).
[2]楊瓊.專家呼吁通過戶籍制度等改革維持中國人口紅利[EB/OL].國際在線,2013-09-25.http:///42071/2013/09/25/6071s4265630.htm.
[3]李瑩.國家衛計委:七成新生代流動人口希望落戶大城市[EB/OL].新華網,2013-09-10.http:///politics/2013-09/10/c_117312622.htm.
[4]徐瑞哲.專家稱上海最多承載3000萬人口[N].日報,2013-09-22.
[5]王東.應警惕城市人口膨脹和貧困化所致風險[N]. 學習時報,2012-03-12.
一、當前中國老齡社會危機的特點
(一)人口總量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壓力并存。聯合國新標準的定義中指出,一個地區只要65歲老人占總人口比重的7%,就可以視這個地區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中國在2014年的人口普查中,60周歲及以上人口數為21242萬人,占總人口比重為15.5%,65周歲及以上人口占比10.1%,超過10%。由此可看出,中國已經完全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這樣的老齡危機若不得到有效控制也將愈演愈烈。人口總量和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壓力并存這樣的危機而產生的雙重壓力是中國老齡化社會獨有的特征,它也不可避免的成為我國未來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國情。因為這兩種壓力在同一時間同時存在,所以想要通過提高生育率來應對危機可改善的空間相對較小。
(二)老齡化速度快于經濟發展速度,“未富先老”嚴重。當前,我國處于經濟發展新常態時期,同時也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在我國政府和人民的不斷努力下,我國經濟得到巨大發展,綜合國力也有所提升。但是,一個巨大的問題也由此而產生,即我國目前人均壽命的增加高于發達國家同期增長水平,據預測,2025年之前,高齡老年人口將保持年均增長100萬人。①未變富先變老的趨勢愈演愈烈,也成為了我國老齡危機與發達國家老齡危機的一大區別。
二、中國老齡社會危機產生的原因
(一)失衡的人口戰略及政策。從理論上說,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正確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加速了人口老齡化的提前到來,人口老齡化的提前到來,或者說人口(年齡)結構的壓力成為緩解人口規模壓力的代價。②從1980年開始,我國的生育率就成迅速下降的趨勢,我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在當時來說是符合時展的需求的,也是緩解我國龐大的人口壓力的一個好方法,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口年齡結構開始從底部老齡化。生育率水平逐年降低,我國老齡化的危機也開始在世界面前凸顯,政府開始重視這個危機。從本質上說,中國老齡社會危機產生的原因是政策長期影響下形成的,人口戰略的失衡已不符合當代人口年齡結構的發展,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老齡化危機,就要從人口戰略和政策上著手,徹底改變老年人越來越多而年輕勞動力不足的現象。
(二)我國政府養老服務職能存在缺陷。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社會化養老方面的差別并不是簡單的不相干的事情,這實際上反映了社會保障或社會福利作為工業化大生產時代的必然產物和配套措施,不可避免的替代傳統養老方式的發展及其實踐的過程。③我國當前處于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代際關系迅速變化,政府所實施的社會保障制度也隨之而改變。每個人都希望老年生活能夠得以保障,可是在我國政府養老服務職能上還是存在一定缺陷。例如,責任界定不清,我們現在的社會養老制度改革,引入了政府、用人單位和職工三方來承擔,這樣的模式并無問題也是符合時展趨勢的,但是在責任劃分的比重方面,仍未受到重視,界定不清三方誰的責任應占主要地位,這就削弱了各方參與養老保障的積極性。還有,政府在養老保障方面的覆蓋面太小,城市,特別是一線城市,在養老保障方面的政策以及落實程度都是有極大保障也廣泛受到群眾監督,但是在一些偏遠山區或農村地區,養老保障的輻射力就無法得到覆蓋。
三、政府在老齡社會危機中的作用
積極應對老齡社會是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選擇。老齡社會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在可預見的未來,老齡社會是不可逆的,也是未來人類發展長時段的社會常態。④
(一)矯正人口戰略,實行適度老齡化。人口發展戰略――在穩定現行的生育率政策的同時,重視人口老齡化高峰前各個階段的人口問題。⑤在制定人口戰略上,人口總量的變化和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都需要被重點考慮,生育率也是要穩定在一定數值內。我國現如今實行開放二胎的政策,這在解決我國生育率低的一個有效的方法,這對于老齡危機也是相當重要的。在計劃生育基本國策不變的前提下,日趨靈活的人口政策有助于緩解中國人口老齡化帶來的社會壓力。而“適度老齡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有學者認為中國老齡化危機的根本是少子化。分析這個概念,其實不無合理之處。80年代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限制了一批青年夫婦想要二胎的愿望,現如今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的思想也發生巨大改變,特別是在一些沿海發達城市,“丁克家庭”(DINKS)也越來越多,他們崇尚自由,不愿養育小孩,這使得中國的年輕人口越來越少,按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未來的年輕人口會更加少。所以,實行適度老齡化是政府需要考慮的一個選擇。
(二)完善養老服務體系,引入市場機制。在我國發展社會養老服務時,政府起著主導作用。多年來,政府切實關注老年人的養老問題,也設置了相關的政策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權利,盡力使他們能安度晚年,但是,僅僅依靠政府個體的力量是不夠的,無論是在資金上還是在人力物力上仍有所欠缺。養老不僅是要在物質上能有所保證,更重要的是,在服務上也要同步跟進。而養老服務要如何進行,政府需在這方面加大功夫,政府投入和市場機制二者相結合才能取得令人滿意的效果。政府在養老服務上的投入是顯而易見的,比如興建養老院等機構來保障老人老有所靠,還有如配備相關的人員為社會提供養老服務等等。但是,政府從本質上講只是起到引導的作用,其覆蓋面和參與度仍是有限的,這就需要引入市場機制,形成由政府主導、市場參與、共同管理的模式。市場的靈活性和競爭性決定了市場有更廣闊的空間來發展養老服務,競爭性也使得養老服務的模式更多樣化,更能進一步緊靠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在完善養老服務體系上,政府與市場相結合,引入市場機制是一種良好的發展模式。
(三)完善社會保障機制,保證老齡人口生活。中國的老齡化是在我們尚未發達的情況下到來的,按照規律和現在情況的發展它會經歷加速升上和高速增長的情況,但是現如今老齡人口無論是在醫療保障還是在其他方面的保障上還是有所欠缺的,比如衛生資源的配置存在不合理之處,醫療環境和醫療費用對于他們來說仍是一個大難題。老年人各種生理機能減退,對醫療保健的需求增加,且易患慢性疾病。⑥對于老年人來說,在社會保障的范疇內,醫療保障對于他們這個特殊的年齡段是最重要的。但是現如今,在醫療保障方面,老年人看病仍需要自己支付大部分現金,這對于一些退休工資微薄或者沒有固定退休金的人來說簡直就是難上加難。政府要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就要逐步建立一個針對老年人需求的保障體系,在這個體系中,政府在建立和完善體系方面需投入比以往更多的資金并對其進行嚴格的合理的分配,在這個體系中,積極鼓勵民間組織加入,建立起政府、社會和家庭共同養老的模式,不斷增強政府投入的責任。比如在醫療保障上,改革社會醫療保險支付制度、建立長期護理保險、完善老年人救助制度等等。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的落實,也在增強政府責任方面發揮極大作用。
(四)建立適應老齡社會發展的長遠文化戰略。通過加強老年文化建設來豐富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滿足他們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使他們能夠在物質生活有所保障的基礎上生活得更加愉快和充滿意義。所以,首先在倡導建立老年文化的氛圍上,政府要加大力度,形成全社會一致的共識,創造濃厚的氛圍,建設和發展老年文化;其次,在老年文化的公共服務設施建設上需要不斷加強和改進,老年人均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務的質量尚需進一步提高;再者,覆蓋面要更加廣泛,城市的老年文化建設固然是比較齊全的,但是不應忽略農村地區的老年文化建設,不難發現,在我國很多偏遠山區,老年文化建設仍然十分匱乏,諸如此類的情況政府應給予更多重視,這樣才能全方位的保障各個地區老蔫文化的建設。
政府作用發揮的有效與否關系到老齡社會危機能否得到緩解,政府樹立應對老齡危機的新理念和新思維決定了政府將采取何種措施來應對危機。理想老齡社會是中國發展的美好前景。⑦政府在應對老齡危機的同時,更要積極大力發展經濟,發展生產力,提高科學技術水平,提高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將這些方面的發展結合起來,才能有效的正確的應對老齡危機。(作者單位:廣西大學)
注解:
① 葉紫.2013年老齡人口將達2.02億,未富先老日益凸顯.[EB/OL]http://qd.sohu.com/20130228/n367422552.shtml
② 黨俊武.中國應對老齡社會的戰略思路[J]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75頁
③ 姜向群.養老轉變論:建立以個人為責任主體的政府幫助的社會化養老方式[J].人口研究.2007.7 第59頁
④ 黨俊武.應對老齡社會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動發展的重要戰略議程[J].老齡科學研究.2015.1 第5頁
⑤ 姚冬琴.我國人口老齡化形勢更加嚴峻,將面臨銀發貧困狀態[N].中國經濟周刊 20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