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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宇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范文第1篇

【關鍵詞】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天人合一；整體觀；中國哲學

1 經濟和環境之間關系

經濟和環境之間存在著三種關系，即共生關系、二者基本上不存在影響的關系、二者存在相互影響的負面關系。首先，就共生關系而言，經濟和環境之間，本身就存在著相互促進的一面，經濟和環境相相輔相成，共同發展，如生態農業模式，在發展經濟的同時，其本身又對環境產生正面而積極的影響。其次，就經濟和環境基本上不存在影響的關系而言，經濟的發展本身并沒有對環境產生太多的負面影響，經濟和環境共同都在發展，二者是并行不悖的關系。如新加坡的發展模式。新加坡利用自身的地理優勢，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服務行業，在推動自身經濟發展的同時，注重自身環境的發展，所以新加坡也被稱為花園城市。再次，就第三種關系而言，其又可以分為兩種關系：第一、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并沒有超過其本身的承載能力。第二、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已經超過環境本身的承載能力。就前者而言，環境雖然遭受到了破壞，但并沒有超過其負荷能力，在采取相應措施后環境依然能夠逐漸恢復，甚至達到原有水平。對后者而言，環境已經在質上遭到完全破壞，環境已經不可能通過自我的自凈能力恢復到原有水平，經濟的發展已經對環境本身造成了不可修復的影響，那么這也是人們認為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二者不能并行的重要理由。

值得強調的是，在經濟和環境二者的關系中，共生關系和二者基本上不存影響的關系這兩種關系中，并不存在環境的保護。環境本身就可以在被促進或自我不受影響的前提下良性的發展。而只有在第三種經濟對環境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的情況下，我們才談環境保護，才談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并行關系。但筆者認為，就第三種關系中的兩種情況而言，都存在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能夠并行的可能性，即使是經濟的發展對環境產生了不可修復的影響，其理由如下：首先，環境保護的主要目的還是建立良性的生態平衡系統，其并不是一定要恢復到原有絕對理想完滿的水平。其次，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應該是一個動態的平衡過程，不能說環境在遭受到嚴重破壞后就置之不理或不加以保護治理。再次，不管是經濟發展也好，還是環境保護也好，二者都是為了服務于人類更好的生存和發展，二者缺一不可，所以應當也必須并行。最后，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二者不能并行的理論假設是錯誤的。

2 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不能并行的理論前提是錯誤的

導致人類過分看重經濟發展而忽略環境保護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應是西方的主客二分思維方式，“按照這種思路，人和世界之間的關系就只是一種主客二分式的關系：人和世界萬物是兩個相互對立、彼此外在的實體，人是主體，世界萬物是客體，人通過認識（這里指廣義的認識，其中包括實踐―通常理解為人從世界萬物之外進入和深入到世界萬物之中，對外物加以改造的活動）以解決 世界萬物的本質究竟是什么的間題”[1]。和這種理論構成直接相關的則是人類中心主義，這一理論認為，在人與自然的價值關系中，只有擁有意識的人類才是主體，自然僅僅是客體。一切活動都必須滿足人類這一主體的生存和發展為前提，人才是價值評判的尺度和標準。于是在“主客二分”和“人類中心主義”這種不是你就是我，不是主體就是客體的單一線型思維指導之下，人類開始瘋狂而不計后果的向自然開采和掠奪。做為回報，自然開始反過來報復人類：生態的惡化，自然災害頻發，海平面上升等接踵而至，這些災害無疑都是自然在遭受嚴重侵犯后，為了維持整個生態系統的平衡而產生的正常現象，但是卻對人類和其他生命體的生存和發展造成了嚴重的威脅和影響。

同時，由于“主客二分”、“人類中心主義”這種單一的不是主體就是客體的思維模式，主體性的人類在遭受到客體性的自然的打擊和報復之后，人類往往又顯得無能為力，人類的這種渺小性頓時又和自然的強大性形成鮮明對比。于是人們逐漸開始認識到，發展經濟是不能夠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經濟發展和環境本身都對人類具有重要價值。因此，整體觀、系統觀、協調觀等也開始逐漸代替了“主客二分”、“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而中國“天人合一”的整體觀就是這樣的理論之一。

3 中國“天人合一”的整體觀

按照中國“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真正有生命力的深層和諧必然是天下、世界、人類社會的整體性和諧，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一物、一人、一地、一國才可能獲得真正持久的和諧。”[2]這種整體觀認為，人本身就屬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萬物構成平等的關系，“宇宙洪荒的實質是生生不已的創造力，其中涌動的是無窮的生命力。對于人與自然的所有生命而言，天地是所有成員的父母，萬物和人類構成天地之間的生命共同體，即所謂“民胞物與”，有了這種情懷之的一，人在宇宙中不再具有疏離感，不再深懷孤獨感，而是覺得自然與其他生命、山川草木，都是創化的產物，都是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存在者。”[3]我們可以說：人和自然的生命不再是你就是你，我就是我的主客相分關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輔相成，相互支持也相互制約的合一關系。

在這種整體思維的指導之下，“人的存在境域不是一個狹小的人類社會，而是一個天地宇宙。”[4]人做為萬物之靈，又是一個理性的存在，這就必然要求他把自我當作生命存在的同時也把外在生命當作一種存在，在重視自我生命的同時，也重視外在的生命。人其實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之人，而是主載之人，所謂主載就是有義務和責任去考慮或承擔其他生命的生存和發展，承載自我也承載他人。

所以，人和外在環境在本質上都屬于宇宙洪荒的一部分，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大宇宙式的生態系統。人在從事經濟活動的同時也必然要去考量其對環境的影響。同時，人類如果要真正生存和發展下去，就必須把自我置身于這個生態系統之中，平等地考量所有的生命存在。

這樣，可以說在任何時候，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并行應該是可能的，而且應當變得可能，即使在環境受到嚴重破壞的情況之下。倘若我們在理論前提上就認為二者不能并行，經濟的發展最終在實際上會導致整個生態系統的失衡以至消亡。從而使經濟發展變得不可能，人類也將變得難以生存和發展。

當然，在“天人合一”的整體觀的指導下，傳統的五行觀，中醫學理論則給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提供了實踐上的可能。傳統五行理論認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基本元素的運動變化而生成的，他們存在于一個動態的系統之中，構成相生、相克的生成和制恒關系。事物在這樣的生化克制關系中保持著平衡和發展，而中醫學則以傳統五行理論為基礎，并將其應用到中醫理論和治療上，把人的身體看一個動態的平衡系統講究：辯證施治、陰陽調和、抑強扶弱等。

同樣，經濟和環境二者都構成整個自然社會的一部分，二者都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其中哪一部分出現問題都會影響其他二者的正常存在。人類社會同樣也是一個大的生態平衡系統，人類在自我發展的同時，要注意經濟和環境的生克制化，重視調節和平衡。所以以五行理論為基礎的中醫學理論正是解決經濟和環境內在矛盾的良藥，也值得進一步挖掘和探討。

【參考文獻】

[1]張世英.“天人合一”與“主客二分”的結合―論精神發展的階段[J].學術研究，1993（4）：1.

元宇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范文第2篇

盡管遭遇壞賬急速攀升的困擾，銀行業及其所處金融業的利潤仍傲視A股。金融業凈利潤之高超乎想象，僅工商銀行一家的凈利潤水平就超越了創業板和中小板上千家公司的利潤總和。

2015年報披露大戲幾近尾聲。截至4月28日，兩市僅有約50家公司未披露年報，年報披露率已達98%，已具備很強的可比性。根據年報數據統計，金融行業2015年整體凈利潤達1.55萬億元，同期非金融類行業整體凈利潤僅有9137億元，前者是后者的1.7倍。

56家金融類上市公司約占A股總數的2%；其他類上市公司近2800家，約占98%。這意味著，占A股公司數量不足2%的金融類公司完勝其余98%的上市公司，坐享整個市場一半以上的利潤。

今年早些時候，“上市公司業績不如北上廣一套房”的文章曾在朋友圈瘋傳，相關公司業績令人唏噓。如今，金融行業尤其是銀行業的賺錢能力，令兩市近2800家上市公司黯然失色。

這已是近年來的常態，且金融類和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的貧富差距有逐漸拉大的趨勢。2015年，兩類公司凈利潤比值已達1.7，過去三年這一比值則在1.18-1.34之間。更早些的2011年，金融類公司的整體利潤尚在其余公司整體利潤之下。

導致兩者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來自部分非金融類行業業績嚴重縮水，典型的行業如煤炭、鋼鐵、石油等。其中煤炭行業已從2011年盈利千億元的水平降至2015年虧損近5億元；鋼鐵行業則從此前的盈利上百億跌入谷底，去年一年虧損額近500億元；石油開采行業的凈利潤也從2011年的1300多億元大幅縮水至300多億元。

受經濟下行、產能過剩影響，煤炭和鋼鐵行業近年來遭遇滑鐵盧，經營業績持續惡化，業績拐點遲遲未現。財政部4月26日的一季度國有企業運行情況顯示，雖然一季度部分經濟運行指標出現積極變化，但石油、煤炭、鋼鐵和有色等行業仍處于虧損狀態。

當前賺錢能力可與金融業相提并論的行業，僅剩房地產、電力、汽車、基建等，這些行業2015年的凈利潤均在500億元以上。

在諸多行業中，銀行業依然是最賺錢的行業。在前述金融行業2015年累計賺取的1.55萬億元凈利潤中，銀行貢獻了1.27萬億元，占比超八成。其中，工農中交建等五大國有銀行去年累計實現凈利潤9232億元，該業績已可與近2800家非金融類上市公司盈利水平相匹敵。

以被戲稱為“宇宙第一銀行”的工商銀行為例，該行去年實現凈利潤2777億元。這一盈利水平已經超越創業板和中小板公司2015年的盈利總和。

截至4月28日，創業板和中小板公司已悉數公布了2015年業績，其中創業板公司累計創利610億元，中小板公司累計創利1639億元，二者累計實現凈利潤約2200億元，但這仍比不過工商銀行一年賺取的利潤。

目前，創業板上市公司有504家，中小板上市公司有775家（未含ST股），兩大板塊公司數量近1300家。工行去年利潤已遠超兩大板塊上千家公司利潤之和，其賺錢能力堪稱以一敵千。從五大國有銀行中任意選出一家銀行，其去年的盈利水平均可超過整個創業板。

創業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以中小企業為主，相比于銀行的巨無霸，這兩個板塊內上市公司的業績簡直不值一提。

在創業板公司中，除去年借大華農實現整體上市的溫氏股份外，其余公司凈利潤均未超過20億元。其中，約有三分之二的公司利潤不足億元，還有51家公司凈利潤不足1000萬元。

與此相比，中小板公司業績稍強，約半數中小板公司凈利潤超過億元。但不容忽視的是，國信證券、寧波銀行、西部證券等金融類公司對該板塊整體業績的提升。

元宇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鍵詞]休閑產業；虛擬休閑；網絡體驗經濟

隨著經濟財富的積累，休閑將成為人們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休閑產業所蘊藏的巨大商機，所帶來的巨額利潤，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這個新興產業的巨大力。“休閑體驗經濟”成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服務經濟之后人類經濟生活發展的第四階段。我國許多省市都將休閑作為支柱產業而加以扶持，如浙江杭州提出打造“東方休閑之都”，四川都江堰市致力于建設“中國西部生態休閑度假第一城”，“中國第一僑鄉”廣東江門市提出建設“中國最佳休閑度假旅游城市”，由此可見一斑。然而，自2007年夏天起，一場史無前例的美國次貸風波揭開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序幕，隨著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集團等“金融大腕”紛紛倒下，觸發了信貸與資本市場的空前危機，美國次貸風波正式演變為全球金融海嘯，世界經濟由此轉入衰退周期。宏觀經濟的蕭條令眾多產業陷入發展困境，首當其沖的便是需求收入彈性較高的休閑產業。飽受失業、減薪、資產縮水困擾的人們，紛紛捂緊錢袋子，大幅削減非必需品消費，休閑體驗被四處求職、辛苦打拼所代替，紅極一時的休閑體驗經濟開始漸行漸遠。面對如此現實景況，休閑產業又該如何化危機為良機、變不利為有利，迅速找到自己的振興之道呢?筆者以為，發展網絡化、信息化、數字化、虛擬化的休閑體驗經濟，乃振興休閑產業的良機與良策。

一　經濟衰退時期傳統休閑產業遭遇的發展困境

1　預期收入下降

對普通大眾而言，作為溫飽之后的新生需求，休閑具有較高的收入彈性，休閑的首要前提條件是必須“有錢”。以北京為例，調查表明用于休閑消費支出的比例占全部消費支出的28％，該數據反過來說明，支撐休閑活動的經濟基礎必須十分穩固，否則休閑經濟得不到可持續發展。正因如此，休閑產業的經濟周期性特征十分明顯，在經濟景氣繁榮時期，休閑消費與體驗經濟蓬勃發展，而一旦經濟運行出現衰退拐點，則休閑需求將出現較大幅度調整，特別是高端的體驗消費受到的影響和沖擊就更大。當前金融海嘯深不見底，對全球實體經濟產生了巨大沖擊，世界經濟已明顯放緩，下行風險逐步加大，前景更加不確定。經濟衰退不僅減少了人們的現期收入水平，而且極大地降低了人們的預期收入水平。根據弗里德曼的恒常收入消費理論，消費增加與否主要取決于能夠預期到的持久性收入的增長。顯然，如此罕見的金融危機，嚴重摧毀了人們對未來經濟運行的信心。由于看不到盡頭的失業、減薪、股市暴跌、資產縮水等因素，許多人的預期收入顯著降低，休閑消費變得越來越謹慎，在社會保障水平未能有效提高的情況下，只有不斷削減休閑活動，直至完全放棄休閑消費。因此，經濟增長放緩，預期收入減少，支付能力下降，制約了傳統休閑產業和體驗經濟的發展。

2　閑暇時間減少

休閑的另一個重要條件是必須“有閑”。休閑的本質是自由。休閑活動不僅與消費者的可支配收入高度相關，而且和消費者可支配的閑暇時間關聯密切。從經濟學分析來看，休閑不僅是對產品、服務的消費，也是對閑暇時間的消費，而閑暇時間本身就是一種財富，可以用來工作以獲取收入。在經濟衰退中，隨著工資率的降低，對閑暇商品的需求會受到工資率變動引起的替代效應和收入效應兩方面的影響。由于工資降低，閑暇的價格(機會成本)變得更便宜了，于是在替代效應下消費者會增加休閑時間；另一方面，由于工資收入水平降低，為維持過去的效用水平不變，必須工作更長的時間以彌補收入的下降，從而在收入效應下消費者會減少閑暇時間以增加工作時間。由于此次金融危機影響的力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工資(或收入)下降所帶來的收入效應遠遠大于替代效應，其結果是人們不得不合棄閑暇，四處奔波求職，努力尋找一切可能創收的機會，為了生計不惜加班加點。即便是下班之余，人們更多的是進行傳統意義上的休息而不是休閑。雖然政府鼓勵并推行帶薪休假制度，但真正落到實處尚需時日。可見，經濟衰退中，時間因素對傳統旅游休閑、觀光休閑、體驗休閑等閑暇活動造成了負面的制約。

二　經濟衰退時期發展網絡虛擬休閑的有利條件

1　危機時期休閑的心理渴望更加強烈

欲望與支付能力是形成有效需求的兩個必要條件，行為經濟學原理表明，休閑因“生活不能承受之重”而產生。經濟危機中，隨著工作強度的增加與節奏的加快，人們要承受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心理沖擊和壓力，渴望通過休閑來釋放精神壓力的需求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比過去任何時候都要更加強烈。心理專家認為，在經濟危機下，休閑是最佳的減壓途徑。但在收入和閑暇制約下，這種渴求被壓抑下來，這就為發展廉價而又便利的網絡虛擬數字休閑提供了需求上的心理基礎。如一張“星際爭霸”的游戲光盤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中的韓國失業者得到了消遣，近年風靡日韓兩國的米黃色的“快樂小雞”，被媒體稱為治愈型的休閑卡通典范。

2　網絡虛擬休閑可以節省交易成本，費用低廉

交易成本是指為達成交易而發生的價格以外的一切費用，包括時間成本、交通成本、搜尋成本、談判成本、監督成本、履約成本等，這些成本費用有時比交易價格高出許多。譬如旅游休閑，在門票等價格之外，要耗費大量時間，要經受舟車勞頓，要購買安全保險，要跟旅行社談判合約，總之，交易成本帶給人們的負累絕不少于得到的休閑體驗。因此，降低交易成本，成為振興傳統休閑產業發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如果說，濃縮了世界各地風景名勝的世界之窗、深錦繡中華等主題公園為人們帶來“一步邁進歷史，一天游遍地球”的便利體驗，這種半虛擬的改造是降低交易成本的成功之作，那么，通過電子信息與數字網絡技術將休閑體驗完全虛擬化，則是人類降低交易成本的最佳實踐。19世紀70年代，貝爾發明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電話機，帶給人類不受距離限制的便利通信體驗。20世紀50年代，世界上第一臺移動電話誕生，帶給人類不受時空限制的移動通信體驗。而數字電視更是大眾再熟悉不過的信息化休閑的典型應用。這些產品可謂網絡虛擬休閑的先驅。現代互聯網的出現，更顯著地降低了人們體驗休閑的交易成本。對于休閑產業的供給方來說，降低交易成本成為繼物質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之后的第四利潤源泉，不僅可以節省資源耗費，而且可以大幅度降低休閑產品的供給價格。比如網絡游戲《魔獸世界》一個小時只需花費玩家0.45元，這個價格對玩家來說簡直微不足道。如今，在網上“過年”、聊天、聚會、婚戀……早已成為年輕人休閑放松的新方式，既時尚又省錢。

隨著網絡和多媒體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體驗異域風情并非非得親赴現場，網絡虛擬旅游業務的推出，大大節約了旅游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如一趟太空旅游，目前至少得花2000~美

金，相當于每分鐘花費1300美元，令許多夢想太空旅游的人士望而卻步。2006年，美國宇航局和Google公司聯合成立虛擬太空旅游網站，以NASA的太空探索技術結合Google的3D虛擬地圖，通過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全球太空游愛好者們就可以安坐家中，通過電腦逼真地看到月球或火星峽谷的實時高分辨率3D影像，能實時追蹤國際空間站或者正在太空作業的航天飛機，使體驗者們享受到既廉價又真實的太空感受。微軟研究院與迪士尼正在聯手開發“虛擬太空旅游”，將“哈勃”太空望遠鏡、錢德拉x射線天文望遠鏡等全球主要望遠鏡和天文機構觀測的數據和圖像綜合起來，消費者通過家用電腦和互聯網，或者借助DVD和藍光盤(Blue ray)，就能夠實現低成本的虛擬太空旅游，通過太空導游機器人的望遠鏡探索茫茫宇宙。未來，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網絡虛擬旅游必將更加逼真刺激、更加人性化、更富多樣性。總之，在經濟衰退時期，網絡虛擬休閑為廣大消費者特別是“缺錢少閑”的上班族、工薪階層帶來了休閑體驗生活的新希望。

3　網絡虛擬休閑可以節約實體資源，避免重復建設和浪費，保護自然資源

當前，世界各地景點林立，休閑園區比比皆是，休閑產品雷同開發，低層次的重復建設嚴重，自然資源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和浪費。一些熱門景點及旅游線路超負荷運轉，出現了對自然生態環境的人為破壞。據報載，許多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方因承受過重的旅游壓力，使脆弱的自然文化遺產資源受到破壞。如敦煌石窟，因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和光線的長期侵蝕造成壁畫變色剝落，20年的損壞超過過去數百年的自然風蝕。

這些傳統休閑經濟中存在的資源耗費弊端與負外部性問題，在網絡虛擬休閑中幾乎能完全避免。現代休閑體驗提供給消費者的是一種感覺，一種情緒上、智力上、精神上的體驗，不再是實實在在的商品。當信息虛擬休閑帶來新體驗經濟時代之后，能將原來必須依附于旅游景點、文化劇院、藝術場所、游樂園地等實物性的休閑元素，轉化為在不同介質上的數據、音頻、視頻以及隨時隨地移動的網絡虛擬休閑元素，這些虛擬的休閑元素可以方便地儲存、組合、轉換、復制、以及再開發，生產的邊際成本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從而極大地節省實體性資源的重復消耗，避免對自然資源的破壞。最近，市場上出現一款“虛擬紫禁城”的小軟件，用戶只需輕點鼠標，就可以把故宮占地72萬平方米的龐大木結構建筑群以及近千件殿內珍藏盡收眼底：到乾清宮看皇帝批閱奏章、去御花園和公主們一起游賞、來射箭場與武士切磋技藝……，這種虛擬的網絡故宮游讓電腦用戶穿越時空自由自在地游覽，同時又不會對真實的故宮造成直接破壞，可謂一舉多得。

4　網絡虛擬休閑可以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實現需求方范圍經濟

現代休閑強調客戶參與、客戶互動、客戶創造等方式實現客戶的自我價值，呈現自主化、個性化、多樣化的發展趨勢。休閑的本質是人們獲得某種獨特的體驗，所謂體驗就是用一種非常個性化的方式來渡過一段時間，自由選擇觀光、度假、文化、藝術、修學、體育、康復、購物、美食、社交等各種休閑方式。體驗經濟提供的感受是個性化的柔性需求，柔性需求是變化多端的，在人與人之間、體驗與體驗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沒有哪兩個人能夠得到完全相同的體驗經歷。然而，在傳統休閑產業供給上，個性化的休閑服務相當缺乏。調查表明，46％以上的受訪者認為，目前的休閑產品和服務供給與自己的需求不相適應。

網絡信息時代的休閑方式是“鼠標點擊”，以復雜的信息科技和網絡技術為依托，通過具有不同接口的軟件平臺提供DIY式的個體休閑體驗，獲得需求方范圍經濟。需求的范圍經濟是指用戶多樣化的需求可以通過提供某種特定形式的軟件產品或服務一一得到滿足，比起向消費者提供多種產品和服務來滿足各種不同的消費需求的成本要低。隨著信息技術的成熟、網絡經濟的普及，體驗經濟所要求的專門為顧客設計的成本遠遠低于工業經濟時代的個成本。過去批量生產很難滿足顧客的個性需求，現在的網絡經濟、信息技術，可以承擔為任何一個顧客定制個性休閑的委托。這種定制服務只有在信息網絡時代才會產生，因此，信息網絡時代為體驗經濟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證。如百度空間推出虛擬寵物領養模塊，任何博友都可以在自己的百度空間中飼養專屬于自己的博客寵物，自得其樂。又如騰訊QQ休閑游戲，自2003年面世以來注冊用戶已超過2億，同時最高在線用戶突破280萬，成為全球最大的休閑游戲平臺。以網絡游戲出名的“聯眾”網，目前已經發展成為全球同時在線人數超過數十萬的三大個性化游戲網站之一。

5　有利于化解黃金周的弊端，變集中消費為分散消費

傳統休閑產品生產與消費的同步性及由此派生的不可儲存性，決定了正確處理休閑供給剛性與休閑需求時間彈性之間的矛盾。實行“休閑黃金周”制度后，人為造成休閑設施供給的常年性、穩定性與“黃金周”休閑需求的集中性、跳躍性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黃金周”期間的供不應求與“黃金周”之后的供過于求周而復始地出現。黃金周假日休閑受時間相對集中和內容相對單一的雙重約束，休閑成了“花錢買罪受”的代名詞。

通過現代信息技術，把類似黃山、張家界、桂林山水、三亞風光、新馬泰等熱門景點盡數放上網絡，開發網絡虛擬休閑業務，人們休閑方式的選擇變得更加自由和多樣化，休閑時間自動錯開，休閑客流相對分散，在家里隨時隨地享受真實旅游休閑的樂趣，從而實現對旅游景點，特別是世界遺產地和著名旅游景區的客流進行有效分流，最終化解傳統休閑的短期供給剛性和集中需求彈性問的矛盾。例如，2008年北京奧運會門票供給非常緊張，可謂一票難求。為解決此難題，組委會應用VR技術對奧運會進行仿真，建立虛擬奧運村三維動畫模型，用戶只需通過網絡就可以在虛擬奧運賽場中任意漫游，身臨其境體驗真實的奧運賽事。

6　有利于開發獨特的休閑體驗產品

由于現代網絡虛擬技術的便利，人們足不出戶就能體驗千里之外的航海遠行、極地探險、峽谷漂流、大海沖浪、高空蹦極。不僅如此，網絡虛擬技術還可實現傳統休閑無法勝任的特殊休閑體驗活動。

三　發展網絡虛擬休閑產業對國民經濟的促進作用

虛擬休閑產業是工業化社會高度發達的產物。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技術進步速度加快，產業結構呈現高級化、輕型化、柔性化乃至網絡化、虛擬化的發展趨勢，隨之而來的社會需求開始瞄向“追求個性與自由發展”的精神消費，第三產業比重的提升加快了虛擬休閑活動的市場化、社會化與現代化步伐。此時，發展網絡虛擬休閑產業，有助于帶動相關產業的成長壯大，進而發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正如英國《經濟學家報》所預測，21世紀虛擬休閑產業將成為繼信息產業之后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動力。

1　網絡虛擬休閑可以帶動信息產業發展

發展網絡虛擬休閑需要一整套完備的軟硬件設施的支撐。

硬件方面，輸入端的視頻攝錄、加工、制作設備，傳輸端的海量信息存儲器和高效傳輸線路，輸出端的高效能計算機、多媒體設備；軟件方面，要有網絡虛擬休閑的內容提供商、軟件制作開發商、服務控制系統。這些設備設施的投資開發進而帶動一系列產業鏈，如電影、軟件制造、玩具、電信、電腦設備、通訊業等。比如遠程虛擬人物視訊技術，目前已開發出來的有思科的網真、惠普的Halo、騰博視通的Experian，以及寶利通的TPX和RPX系列，利用這些技術，使用者可以身臨其境地出現在遠端的特定位置，同時被賦予影響遠端使用者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者的位置、動作、行為、聲音、表情乃至目光等均可以在遠端被感知、傳達并重現出來，配合EyeConnect對視技術以及環繞立體音頻等特點，令使用者仿佛跨越到另一個時空，在一個可見的四維空間中與遠隔千里的同事、伙伴們實現“真實”的會面。據預測，遠程視訊的市場規模將在7年內從2007年的1.45億美元攀升至14億美元。

2　網絡虛擬休閑可以推動互聯網體驗經濟的振興

互聯網升級到Web 2.0之后，互聯網用戶更加活躍地參與、創造和分享著網絡上的各種內容與應用。從Blog、MSN，到視頻分享、P2P下載、社區網站等應用，強調的是以體驗為中心的互聯網應用特征。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第23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08年底，我國網民數達到2.98億，互聯網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過21.9％的全球平均水平。同時，隨著3G時代的到來，無線互聯網將呈現出爆發式的增長趨勢。手機上網已逐漸成為一種主流的網絡接入方式，并悄然流行起來，手機網民數達1.137億。人們通過網絡，能體驗到更多樣化、更豐富多彩的休閑方式，網絡在人們的日常休閑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網絡為大家提供一個虛擬世界，在這個幻想的空間里，每個人不需要真實的姓名與身份，可以隱姓埋名，化身為任何角色，把煩惱拋開，讓想象得以抒發。根據艾瑞咨詢最新推出的網民連續用戶行為研究數據顯示，2007年以來，中國休閑交友用戶月度覆蓋數一直位居首位，均保持在3000萬用戶左右。網絡虛擬休閑正在打造一種全新的、空間無限的“體驗經濟”，已成為中國數字娛樂產業的核心。可以預見，“哪里有電腦哪里就有休閑，哪里有網絡哪里就有體驗”，網絡虛擬休閑的發展將對互聯網經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元宇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范文第4篇

一理智決定論

懷特海認為決定論觀念最初來源于古希臘人的悲劇精神，即認為命運是冷酷無情的，它驅使著悲劇性的事件無可逃避地發生。這種宿命論形態的決定論觀念成了希臘哲學理智論中的最重要觀念。理智論的集大成者首推柏拉圖。柏拉圖把世界劃分為可見世界和不可見世界兩個部分。對應于可見的世界是一個可感知的世界，是變化無常的世界，意見的對象。對應于不可見世界的則是共相的世界即理智的世界，是靜止不變的世界。這個世界是知識的對象。我們所感知的世界是變化無常的，因而，是不真實的。永恒不變的共相的世界是真實的，是可見世界的本質。靜止的共相世界是變化的經驗世界的原本，而變化的可見世界則是不變的理智世界的模本，變化的世界被不變的世界決定。

柏拉圖所建立而成的理智決定論一直是神學家關于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邏輯證明的主要依據。這種提倡主要研究感官經驗后面的靜止的、理智的、本質的、必然的邏輯世界，從而為解釋和預測可感知世界提供某種基礎的觀念為近代唯理論者所復興，并為所有科學分享。

最能集中反映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理智主義精神氣質的就是英國的牛頓和法國的拉普拉斯。牛頓力學僅僅用三大基本運動定律和幾個與基本的力學量，即時間、位移、質量、力等，然后借用數學和幾何學提供的邏輯這個腳手架，推演出了一個嚴密的、沒有任何矛盾的和精美的邏輯的或觀念的理論體系。這個如此簡單的數學模型不僅解釋了太陽系的行星、衛星和彗星的運行，而且還可以預測沒有觀察的星辰的存在。這就說，決定整個宇宙萬物動物狀況所有機密和樞紐都在這個優美、簡潔的數學公式之中。牛頓力學所提供的觀念就是：只要建立了運動方程，就可以依據初始條件來確定隨后的運動。顯然，這是一種典型的而且被發展到極致的決定論觀念，也是理智決定論最高的范本。

拉普拉斯被看成是法國的牛頓，在他看來，整個宇宙演化過程都是嚴格遵循著決定論的，

也就是以牛頓力學為基礎的宇宙方程。他設想一個具有全能、全知的智慧精靈（被后人稱作“拉普拉斯妖"），只要這種精靈知道了某一瞬間宇宙間每個粒子的位置和速度，那么他就可以借助數學方程，將宇宙的一切全部看透，預言未來的一切事件了，也就是說世間一切事件事先成為已知的了。他曾以阿基米得口吻說道：如果有人能告知我整個宇宙誕生初期的條件和宇宙邊界的條件，我甚至可以計算出整個宇宙的演化歷程。或者說，只要給宇宙中所有質點的初始條件，就可以預先確定宇宙中每個質點在任何時間的位置，包括萬年后某棵樹上的樹葉漂向何處。顯然，拉普拉斯的話透露出一種神秘的宿命論的意味。理智決定論又回復古希臘人的命定觀的形態之中。

理智主義決定論在現代經濟學理論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經濟學所追求的是一個靜止的、本質的、具有支配性的理性世界。經濟學像其他硬科學一樣屬于柏拉圖理智主義傳統，都是建立在本質和現象兩個世界的區分基礎上。即假定那個超感官的、理智的、齊一的、規律的、靜止的世界，支配著可感覺的、經驗的、雜多的、變動不定的世界。我們日常經驗到的經濟現象可以從經濟規律得到理解、解釋，甚至可以預測我們將要經驗到的經濟現象。經濟學的一個任務就是試圖從雜亂的經濟現象中尋求經濟規律。換言之，經濟本質決定經濟現象是經濟學所隱含的一個本體論承諾。這種形而上學的信念體現在經濟學理論的各個方面，最為突出的表現在對市場均衡的追求。

均衡是自邊際革命以來經濟學一個核心概念，諸如價格均衡、就業均衡、消費者均衡、廠商均衡、競爭均衡、局部均衡、一般均衡、宏觀經濟均衡等等充滿著經濟學理論之中。韋森曾這樣寫到：“'均衡'概念或者說均衡分析，可以說是以新古典主義為主流的當代經濟學的靈魂。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出現的'瓦爾拉斯均衡'，到'阿羅－德布魯均衡'，以至到目前已經融入當代主流經濟學的博弈論中的'納什均衡'、'哈薩尼均衡'（不完全信息靜態博弈均衡）、'精練貝葉斯納什均衡'以及'演進博弈均衡'等等，可以說，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浸透在絕大多數當代經濟學理論文獻的分析與話語之中。現在，任何人都可以保險地說，當代經濟學的輝煌、精美、誘人和極其龐雜繁復的理論大廈，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即使六十年代以來以科奈、巴羅、貝納西等經濟學家為代表的“非均衡論”或者說“反均衡論”，說來說去還是離不開“均衡”二字。因此，經濟學家們好像對'均衡'著了魔、入了迷。離開了均衡二字，經濟學家們就會沒事做、沒飯吃。”1

經濟學所說的市場均衡也是在理想的完全競爭的狀態下，每個市場實體都實現了利益最大化，從而自動地實現供給與需求的經濟關系的平衡。正因為作用于經濟實體的各種力量達到平衡，它們沒有發生變動的傾向，從而經濟實體處于穩定的、靜止狀態。經濟學均衡分析實際上就是從變動不居的經濟現象的表面，尋求恒定不變關系，并利用聯立方程組來確定惟一的均衡解，從而確定了所有經濟變量的均衡結構。當然，這種靜止的、均衡的世界不是現實世界，而是邏輯的世界，理智構造的理想世界。熊比特十分清楚地表明，“現實生活中的市場是決不會達到均衡的，所以只能對觀察者高度抽象地想像出來的市場提出均衡問題。"2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從理智的、靜止的世界中獲得了經濟知識的確定性，并用它來理解、解釋和預測經濟現象。

第二，經濟學所研究的世界是一個充滿著邏輯的、必然性的和有嚴格秩序的理想王國。理智決定論把一切經驗的現象還原成不可經驗的理想的思想客體。正是在思想客體這個影子的世界中，才能遵循著嚴格的必然性，沒有偶然。近代物理學把可見的物體還原成幽靈似的質點，這是一個只有質量沒有大小，沒有彈性形變的剛性的“質點"，并且是在沒有任何摩擦力和真實的世界中運動。

經濟學同樣通過理智的抽象把現實中的經濟現象變成經濟范疇和概念，從而把現實的世界變成一個純粹的邏輯王國。以經濟學理論的經濟人這個核心假設為例，經濟學把現實的人還原為經濟人。顯然，在經驗中人總是處于各種社會關系之中，相反，只有在靜止的理智王國中，人才是原子式的。這種經濟人的本性是一個常數，或者說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人。因為經濟人如果在同樣的約束下，每個經濟人都會做出這種同樣的選擇。經濟學所假定的經濟人沒有性別、沒有意志也沒有感情的邏輯機器。當輸入幾個數據（收入約束和效用目標）時，他就會閃電似地且精確地按照設計好的程序（效用函數計算好）運作，人的行為是嚴格被決定著。關于這一點，霍奇遜了給了我們一個最好的注釋，他說，“在新古典學派那里，個人被看作僅僅是循著一個設計好了的追求最優化的模式來對經濟環境作出反應，偏好一旦確定，選擇于是便確定了。個人被置于一個機械世界里，其中質點總是對合力直接作出反應。引人注目的是，帕累托寫道：'個人可以消失——假如他將自己的偏好告知我們的話。'從這種機械論的觀點出發，有關意志和目的的問題便退到后臺變成背景材料，盡管這些問題不一定被機械論者排除在外"［3］。

二普遍主義

理智主義不僅具有決定論特征，還具有普遍主義特征。理智主義普遍性特征假定存在著一種超越國界和超越文化的理性和普適的規則，從而強調同質性、一致性，排除多元性、差異性和增殖性。

對普遍性的追求一直是縈繞于理智論者腦際的一個夢想。古希臘理智論始于愛利亞學派，巴門尼德則從邏輯推理角度上論證了存在是唯一的、永恒的、靜止的，并且存在是理智認識的對象。

蘇格拉底把知識建立在理性基礎上，認為一切知識都是經由概念的，概念是撇開具體事物的特殊屬性而形成的，是普遍的，不變的。實際上，“蘇格拉底方法的目標就是要抽繹出這種普遍判斷，而這種方法是蘇格拉底在討論中所用的，是反復追問的巧妙形式。"［4］這種從特殊之中尋求普遍的原則或本質是理智主義的重要訴求。

柏拉圖承接了蘇格拉底的辯證法，以及關于概念的知識是唯一的真知識的教誨，創立了他的理智主義體系。他進一步闡明，只有“概念的知識揭示事物中的一般、不變和基本的因素，因而是真知識。哲學的目的在于認識一般，不變和永恒"［4］。在這個超越時間和空間的理念世界中，所有的抽象觀念之間都滿足于普遍的邏輯規則，沒有矛盾，只有一致性。并且，整個“宇宙就是一個理念的邏輯體系，它構成了一個有機的精神統一體，由宇宙目的、即善的理念所統轄，因而是一個有理性的精神整體。"［4］

最明確地表現普遍主義要求的就是斯多葛學派。他們認為宇宙不是由一連串的機械的因果鏈條，而是一個有組織的、有理性的，美好和諧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是受一個智慧的上帝所統率。人是宇宙的一個部分，是一個小宇宙，因而擁有上帝賦予的理性。世界只有一種宇宙理性，因此，世界只有一種法律即自然法；世界上只有一種權利即天賦的人權。正是斯多葛學派把自然法理解為超越一切種族，屬于所人類的法律，從而表現了強烈的世界普遍主義特質。在他們看來，正是由于人類有著同一起源，都是同一父親即上帝的兒女，所以每個人身上有著相同的宇宙理性，他們服從同一種法律，是同一世界的世界公民。斯多葛學派代表的庫斯·奧勒留說，“我們不應該說'我是一個雅典人'或‘我是一個羅馬人'，而應該說，‘我是一個宇宙公民'。"［5］斯多葛學派這種具有普遍主義的自然法對后來的羅馬法產生了深遠地影響，羅馬法所說的自然法或“萬民法"，也就是強調所有國家都必須遵守共有的法律。

近智主義肇始者勒奈·笛卡爾，主張知識是從先驗的、自明的、簡單的少數原則或公理出發，當然這些少數公理本身就是超越時空的、不變的、普適的抽象原則，經過嚴格地邏輯演繹，以達到一個遠不是自明的定理，再由這些定理演繹出一些可通過經驗觀察的推論，這些公理、定理和推論體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人們正是通過這個演繹體系來發現現實世界中的一切，并且，只有當人們的經驗與這個演繹的知識體系的推論相吻合時，這種經驗才是真實的和現實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抽象、普遍的原則可代替具體的事物，只要理解了這些普遍法則，也就掌握了現實世界。這種訴諸普遍性的理性來理解現實世界，是因為在近智主義者看來，“整個世界是一致的，像物理定律般可通約的、可解釋的"。［6］

理智主義在黑格爾達到了頂峰。他認為宇宙精神即絕對精神是在自然、歷史和人類思維中顯現自己的。理性充滿著宇宙，不僅太陽系是有理性的秩序，有機體也是有理性的，而且全部人類歷史過程也是有理性的，有目的的和具有意義的。而且，“宇宙是一個演化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實現目標或目的，即宇宙理性的目的。"［4］這種演化過程是從理念即潛在的宇宙、具有自為、自在創造力的邏各斯或理性開始。它不僅表現在自然界、個人中，也表現在人類制度和歷史、權利或法（財產、契約和懲罰）、道德或良心以及習俗和倫理義務（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中。它最后還體現在藝術、宗教和哲學中，從而達到了絕對精神，并且絕對精神認識到了自己。這種絕對精神統攝著自然界、思維和人類社會，并且，人類社會的世界歷史是嚴格地按照古代東方、希臘、羅馬和日爾曼這種歐洲中心主義唯一標準進行著的。

總之，這種對普遍主義的追求是理智主義中的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他們從不變的、抽象的前提出發，把自己推定的原則、價值或生活方式論證成為普遍的和唯一的東西。

主流經濟學像其他科學一樣屬于柏拉圖的理智主義傳統，它強調所有現象背后深藏著一個普遍的規律，經濟現象可以通過這一規律得到精確的預測和解釋。為了尋求到這種規律，經濟學通過撇開處于真實的人所處的各種社會關系如文化、習俗、制度中的環境，從而把人所生活的環境抽象成一個像物理學中沒有任何摩擦力和真空狀態，從而，確保它所倡導的規律具有嚴格的邏輯性和普適性。同時，主流經濟學也把具有各種知、情、意、欲等復雜動機的人以及各種差異的人抽象成為完全齊一、同質的，只有單純的一種利益最大化的動機和高度理性算計的經濟人。然后從這種“非常穩定的、高度簡化的人性中推出有關社會中的人的'法則'"［7］。正是因為這種理性經濟人是一個高度抽象的虛構人，所以它才有高度的普遍性，所有的經濟學現象都可從這個抽象的理性經濟人出發演繹出來。或者說，所有經濟學現象都可以回溯到抽象的理性經濟人。對于當代主流經濟學來說，理性經濟人已經不僅僅成為分析經濟現象的強力工具，而且它已經滲透和擴張到所有社會科學領域。或者說社會科學的全部領域都落入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的分析范式之中了，人們把這種現象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

主流經濟學認為，在“看不見的手"指引下，理性的經濟人在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就實現了社會的公共利益。這種“公共利益"既可以指一個國家或地區，也可以指整個人類。當它指整個人類時，就是要求在世界范圍內實行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從而使整個人類的福利增加。在經濟學看來，關于自由貿易和自由競爭理論是超越一切民族國家的普適規律。不僅如此，經濟學所揭示的原理具有與自然科學一樣的普遍有效性。西尼爾就曾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個具有普遍效力的理論系統。這門學科被宣布為屬于一切民族和一切國家；工資、利潤和其他經濟現象受永恒不變的法則支配，就像自然被重力法則支配一樣。"［8］先驗主義經濟學家奧地利學派代表米塞斯一再重申，經濟學是一門先驗的、因而是普遍正確的知識，具有和邏輯學、數學一樣的普遍性。

除了當代主流經濟學理論所散發來的普遍主義精神外，實際上，經濟學從它誕生的第一天起，實際上就在推行其普遍主義訴求。眾所周知，1815年歐洲恢復和平后，英國在歐洲大陸封鎖政策期間積壓了大量的工業品，為了向歐洲大陸傾銷，學術界利用古典經濟學中的普遍主義訴求，采取了各種辦法諸如專門劃撥“機密費"，收買和操縱歐洲大陸經濟學界人士和新聞工作者，從而控制理論界和新聞輿論，以科學的普遍主義姿態，向歐洲大陸大肆宣揚斯密主義。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斯密主義已經“作為一種神圣的教條被所有國家的經濟學家接受，就像在英、法、俄國一樣，在德國的科學界權威都一致同意這一教條。"［9］

三數理方法

對世界的認識要用數學語言和演繹方法既是理智主義對決定論追求的一個體現，同時，它的另一個重要特征。理智主義數理方法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畢達哥拉斯學派。他們認為數是世界萬物背后的那個永恒不變的本質，只要找到數量關系，也就找到和認識了隱藏世界背后的神秘的本質。宇宙萬物都是遵循數學的原理。同時，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幾何學方面，也有著超凡的成就。這對后來的哲學和科學產生了十分深遠地影響。這是因為“幾何學是從自明的、或者被認為是自明的公理出發，根據演繹的推理前進，而達到那些遠不是自明的定理。公理和定理被認為對于實際空間是真確的，而實際空間又是經驗中所有的東西。這樣，首先注意到了自明的東西然后現運用演繹法，就好像是可能發現實際世界中一切事物了。這種觀點影響了柏拉圖和康德以及他們兩人之間的大部分的哲學家。"［5］

對于柏拉圖而言，數不僅是不依賴于人們感官經驗的一種抽象存在，而且，數也是達到最高抽象客觀實在即理念世界的階梯。柏拉圖把數看成是認識理念世界的工具。在他看來，神在創造世界時已經把數學放入其中，人們只要認識到隱藏在世界背后的數學關系，也就進入了理念世界即真實的、本質世界。可見，柏拉圖這種對世界的看法只不過是畢達哥拉斯的數學主義更精致的表現形式。

中世紀是一個基督教神學占統治地位的時代。而經院哲學是由早期基督教和新柏拉圖主義結合形成的一種理智主義。羅素曾指出，“嚴格的經院形式的神學，其體裁也出于同一個來源（指畢達哥拉斯主義——筆者注）。個人的宗教得自天人感通，神學則得自數學"。［5］對于畢達哥拉斯來說這個永恒的對象是數，對柏拉圖來說是理念，對基督教來說，就是上帝。它們之間是相通的。這是因為，數僅僅作為思想的對象，而不是感官的對象。同樣，幾何學意義上的點、線、面，不是經驗客體，僅僅是作為思想的對象而存在。這種永恒的對象就要以被設想為上帝。實際上，作為西方理智主義開端的畢達哥拉斯學派就體現了數學和神學相結合的特征。羅素說指出，“柏拉圖的學說是：上帝是一位幾何學家；而詹姆士·琴斯爵士也相信上帝嗜好算學。與啟示的宗教相對立的理性主義的宗教，自從畢達哥拉斯之后，尤其是從柏拉圖之后，一直是完全被數學和數學方法所支配著的"。［5］并且，這種數學與神學的結合，“代表了希臘的、中世紀的以及直迄康德為止的近代宗教哲學的特征。"［5］

可以說，從中世紀直到近代歐洲人來說，宇宙是上帝依照數學設計而成的和上帝就是一位至高無上的數學家的觀念是不言而喻的，他們把上帝看成是大自然的設計者和創造者，上帝創造的宇宙是有法則、有秩序的，人們運用上帝賦予人類的理性去發現宇宙的秩序與法則，從而體察上帝的偉大和善意。中世紀的學者正是在為了贊美上帝的仁慈和智慧這種強烈的宗教動機的驅使下研究自然，從而能夠證明自然界與數學定律相吻合。伽利略之所以開創了用數學解釋地上的物體運動和天上的天體運動，正是基于上帝依照數學設計宇宙萬物的信念，篤信大自然這本大書是用數學語言寫出的。只有用數學才能窺探出自然的秘密和領悟上帝的偉大。他在《試金者》中曾這樣描述過宇宙：宇宙這本書是上帝“用數學語言寫成的，其文字是三角、圓和其他幾何圖形"。［10］開普勒對外部世界進行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發現上帝賦予它的合理次序與和諧，而這些是上帝依數學語言透露給我們的。他建立在太陽中心說基礎上的開普勒定律，即行星公轉周期的平方與此兩行星軌道長半徑的立方成正比，以在數學上的簡潔、優美的形式表述行星運行的橢圓形軌道而著稱。

同樣，牛頓確信上帝創造的世界與數學原理吻合。他認為通過數學可以領會上帝對宇宙高超的設計。牛頓對上帝的信仰是他進行數學和科學研究的動力。正如羅素所指出的那樣，“牛頓的《原理》一書，盡管它的材料公認是經驗的，但是它的形式卻完全是被歐幾里德所支配著的"。［5］他的對自然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尋求上帝設計自然界的秘密的宗教動機。這種宗教動機是他晚年全部獻身神學的主要原因。牛頓為了展示造物主的智慧，在原來的數學無法提供揭示和表達自然奧秘時，他自己發明了“流數"（Fluxions），也就是今天所謂微積分來滿足他的請訴求，提出正切、加速度、斜率、無窮小、微分等概念，從而大大地增強了數學的猜透上帝想法的功能。

近智主義代表笛卡爾在數學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把代數應用到幾何學上，發明和運用了解析幾何方法，“為近世數學指出道路的人"。［11］他的先驗理智論就是依靠數理方法即數學領域中的演繹推理方法建立起來的知識體系。這個方法首先要求從幾個先驗的、直覺的、自明的前提出發，然后通過演繹推理獲得各種真理性知識。它不僅能獲得關于事物的確實可靠的知識，而且可以認識上帝、整個世界和人的靈魂。笛卡爾在他的《方法論》中，運用普遍懷疑的原則和訴諸于理性權威，確認了“自我"存在是一個自明的事實，從而把“我思故我在"作為哲學第一條原則和基石。然后，借助這一自明的前提，建立起他整個哲學體系。

近智主義另一個重要人物斯賓諾莎也是極度推崇數學上的演繹方法，甚至于超過笛卡爾。在他看來，“一切事物都受著一種絕對的邏輯必然性支配，在精神領域中也沒有所謂自由意志，在物質界也沒有什么偶然。"［4］實際上，他的《笛卡爾哲學原理》和《倫理學》著作都是運用嚴格的演繹推理的方法寫作的。他首先列出一些普遍性的定義和公理，然后再列出一系列命題，并對每一命題逐一加以證明，最后由得到證明的命題再加以推理，從而得出必然性的結論。

理智主義為經濟學提供的重要思想資源就是這套數學和幾何學的思維方法對也就是經濟學的數理方法。所謂經濟學數理方法就是指把數學分析作為一種認識工具來分析、研究經濟現象。它包括統計和計量經濟分析（數量化）、數理經濟分析（符號化）和演繹推理方法（形式化）。

第一，統計和計量經濟分析。這是一種數量化的要求，它把經濟現象和經濟現象關系簡約為一種數量和數量之間的相關性程度的分析方法。從哲學上來看，這就是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主義的觀念。在質與量的關系中，把量看成比質更為真實的反映本質，而質最終都可以通過量加以描述和解釋。在形式與內容（質料）關系中，形式高于內容，形式可以獨立于內容而存在。經濟學理論也是建立在這個信念上的。經濟學理論處理的是一個量的世界，即是一個可以通過精確測量和統計的數字世界；一個可以通過數學計算的并且遵照經濟學方式運行的世界。

對統計分析的重視可以追溯到威廉·配弟。他首先在經濟學領域最先提出了“政治算術"的方法。他十分重視經濟現象的統計學分析。杰文斯就直接指出，經濟學研究的是量，涉及的是經濟現象的量及其相互關系，因而它在性質上是一門數學科學。實際上，“杰文斯的效用理論及其在許多領域的應用是數理經濟學最突出的成果"。［12］他也是最早提議用“經濟學"一詞取代“政治經濟學"一詞的人，顯然，他是希望為經濟現象提供一種更科學的解釋，并將注意力集中在了可定量的從而能夠用數學形式表達的現象中。

統計和計量經濟分析方法在20世紀初開始迅猛發展。由于古諾和瓦爾拉斯數理分析，經馬歇爾的補充，使許多變量更具操作性，從而易于測量。同時，由于此時的統計方法和概率理論已經十分成熟，從而為計量經濟學興盛提供了數學工具。1930年，拉格納·弗里希（“計量經濟學"一詞發明者）和阿爾文·費希爾創建了國際計量經濟學學會。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統計和計量經濟分析主要基于概率論和線性代數等數學理論對相關經濟現象進行觀察、歸納和統計，試圖從復雜的經濟變量關系中尋找相關性，從而為經濟理論的質的分析提供量的內容。

第二，數理經濟分析。這是指采取代數的方法，即運用數學符號和公式來建構理論模型的經濟理論，經濟學理論的定理成了一個個優美的數學方程。法國經濟學家古諾是最早運用微積分研究經濟學的名著。它在“邊際革命"之后，得到了廣泛的運用。杰文斯把經濟學理解為一種“快樂與痛苦的微積分學"。［13］他們把邊際分析方法廣泛地運用于消費、生產、投資等市場經濟規律的研究。萊昂·瓦爾拉斯就強調，“經濟學跟天文學和力學一樣，既是經驗科學，也是理性科學"［14］，他僅僅用幾套代數方程就建構起一個個精美的數學模型系列。公式化使得經濟學借助數學表達式簡潔和清晰地表達經濟學思想，諸如消費函數模型、生產函數模型、貨幣需求函數模型、投資函數模型等都是很成功的范例。

經濟學的數理分析方法運用得最為廣泛，并且，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他對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用數學符號加以全面地改造，把經濟學在30年代以前用的自然語言和圖式的分析改寫成為定性的數學模型和推理方法，從而確立了現代主流經濟學追求形式化、公式化、符號化的原則。從這個意義上來講，現代經濟學已經變成了社會代數學。

經濟學這種符號化的訴求，使得現代主流經濟學擁有了一個統一的語話體系即人工語言系統，從而使經濟學得到迅速的發展。經濟學許多相關理論、定理和命題如尤拉定理、斯拉茨基方程、一般均衡理論、博弈論等得到嚴格的數學證明。總之，現代經濟理論廣泛地應用函數、積分、微分方程、線性代數、線性規劃等符號化工具，使得經濟學理論進一步系統化、邏輯化和公式化，因此，經濟學具有了科學性的外表。

第三，所謂經濟學演繹推理，是指經濟學理論以幾何學的方法為藍本，即從簡單性、不證自明性的公理或假設出發，然后合乎邏輯推理出一整套命題體系的方法。對演繹法的強調肇始于李嘉圖。他把經濟學變成一個純粹的演繹體系。他對諸如價值、工資、利潤和地租等經濟學基本范圍進行改造，然后通過范疇來演繹經濟學體系。熊彼特則把李嘉圖的演繹法方法稱為“李嘉圖的惡習"。［15］

西尼爾最早地明確地表述了經濟學的演繹法。他認為，經濟學就是從以下四個自明的命題［16］出發，演繹出整個理論體系。西尼爾之后，在古典經濟學中形成了所謂西尼爾-穆勒-凱爾恩斯傳統，這個傳統都是堅持經濟學理論的演繹方法。穆勒對西尼爾方法進一步公理化，確立了經濟學演繹的原點即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特別在“邊際革命"之后，經濟學的演繹推理方法通過數學公式化得到了最好的表現。羅賓斯在《論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著作中，強調經濟學方法是從內省得到的類似于公理的那種自明性的假設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演繹出經濟學的真理來。

對于當代主流經濟學理論而言，無論是先驗主義代表米塞斯、實證主義者弗里德曼、工具主義者薩繆爾森和證偽主義者布勞格，盡管他們之間的存在千差萬別，但在經濟學演繹法方面，他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弗里德曼在他的1953年發表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論文中，完全以一種柏拉圖-笛卡爾的先驗論觀念維護演繹法的。他以歐氏幾何為例，說明經濟學與幾何學、物理學一樣，是從一個簡單、抽象的假設出發來演繹出一系列推論和經濟預測，然后，根據經驗觀察來檢驗這種推論和預測的正確性。這種演繹假設“首先，是一個概念的世界，或者說，這是一個比'真實世界'更簡單的抽象模型，它只包括這種假說聲稱的那些重要力量；其次，這是一套由規則定義的一種現象類型，它是由'模型'規定被認為充分代表了'真實世界'，在模型中的變量或整體和可觀察的現象之間詳列了一一對應關系。"［17］他還強調，“這種模型是抽象的、完備的，同時，它是一種'代數學'或'邏輯學'。"［17］

總之，模仿歐幾里德幾何學的演繹法已經成為現代大多數主流經濟學的主要方法。1995年諾貝爾得主盧卡斯對此直言不諱，他說“經濟思想的進步意味著越來越好的、抽象的、類比的經濟模型，而不是對世界的好的書面描述。"［18］從現代經濟學的形態看，經濟學成了數學的形式經濟學，其方法就是依照數學和物理學那樣，首先建立一個抽象的數學的模型，當然這種模型是人們理智上的虛構出來的假設。正如弗里德曼所提出的，后來薩繆爾森稱之為“弗氏-扭曲"（F-Twist）即“越是有意義的理論，其假設就越不現實"。［17］這種假設作為一種不證自明的公理，然后，運用演繹的方法，嚴格遵守邏輯法則，指導了一系列可以用經驗加以檢驗的預測性命題。最后，把經驗觀察和統計的各種數字，輸入這種形式推演體系之中，從而得到一國經濟或市場供求情況和動態，當然這種結果不是現實的經濟世界本身，僅僅是一種完全關聯的虛擬經濟，經濟學理論就是這樣“通過時間序列近似模擬出現實經濟的時間序列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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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駿

元宇宙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范文第5篇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function of a city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the competitiveness， but also a way to enhance it. And the competitiveness of a city is the extra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function of a city. This paper gave deep research on some advanced foreign cities to illustrate some enlightenment for our domestic cities to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service function.

關鍵詞：城市綜合服務功能；先進城市；啟示

Key words： The comprehensive service function of a city；advanced cities；enlightenment

中圖分類號：F2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6）31-0199-03

0 引言

世界級城市是指在社會、經濟、文化或政治層面直接影響全球事務的城市。目前全球世界級城市主要分布在三個區域，一是以倫敦、巴黎、柏林、法蘭克福和巴塞羅那為代表的歐洲，二是以紐約、墨西哥、芝加哥和洛杉磯為代表的北美，三是以東京、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為代表的亞太地區。現階段世界級城市主要集中在經濟實力較強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社會主義大國，一批城市正在快速向世界級城市邁進。

文章研究并總結了新加坡、橫濱、洛杉磯、法蘭克福、符拉迪沃斯托克、利物浦等世界級城市和國際化大都市成功發展的經驗，以期為國內城市增強綜合服務功能提供些許啟示。

1 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概念

城市功能一般包括交通服務功能、金融服務功能、商貿服務功能、制造業高端服務功能以及社會環境服務功能這五大主體要素。這五大主體要素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構成統一的有機整體。根據復雜性理論，五大主體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呈非線性，并受到外部因素的制衡與影響。由此，我們可以將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界定為：城市的交通服務、金融服務、商貿服務、制造業高端服務和社會環境服務功能五大主體要素間通過非線性相互作用，在路徑依賴和外部策動力的影響下不斷演化，最終使城市系統內部要素協同發展、并具有為本輻射區域各類經濟活動和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動提供便捷服務的能力。

2 國外城市提升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經驗

2.1 挖掘自身資源優勢，優化產業布局，凸顯城市發展特色

通過對國內外國際化都市在產業布局方面的實踐活動加以分析比較，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即：優化產業布局，凸顯城市特色是成為國際化都市的先決條件。例如新加坡，在這片土地面積狹小、資源匱乏的國土上，如何進行產業布局以滿足460萬人口的生活和工作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而新加坡窮則思變，大力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優化產業布局，最終成為極具特色的國際化都市。目前新加坡已形成電子、化工、生物醫藥、資信與傳媒、物流、金融等多個產業群，逐漸凸顯出其金融服務功能的優勢和國際總部型經濟的特色，并且其產業結構和布局在國際上已極具競爭力。再如法蘭克福，二戰后利用其在德國和歐洲一貫的商貿、金融和政治優勢，著力發展總部型產業，使法蘭克福迅速崛起為德國乃至世界的著名城市。

2.2 建設基礎設施和科技文化事業，提升硬實力和軟實力

國際化都市是在全球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核心領域具有國際影響力和控制力的城市，國際化都市的成功首先需要硬實力的基礎。硬實力是指支配性實力，包括便利快捷的交通運輸服務設施、商貿服務設施、金融服務設施、社會文化環境中的基礎設施等一切有形的物質力量。國際化都市的經濟實力和水平、巨大的國際高端資源流量與交易就是通過城市的基礎設施對大范圍地區乃至世界產生影響的。

美國洛杉磯的城市空間結構是多中心、低密度、水平方向發展的格局，這樣的城市必然要求其交通高度發達與便利，這樣才能吸引世界各地資源在此集聚。事實上洛杉磯的交通服務設施也正是因為如此，才使洛杉磯和腹地緊密聯系，并輻射帶動城市群中各個城市的發展。日本橫濱同樣也是基礎設施十分完善的國際化都市，橫濱作為日本海外交流的窗口，自1859年開港以來，遇到過關東大地震（1923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破壞，經歷了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不足、河川水質污染等城市問題，面臨著人口老齡化趨勢和資源能源使用極限的挑戰。為了改善城市基礎設施，應對老齡化、國際化、信息化的挑戰，橫濱積極推進“能夠享受到城市生活便利性”的城市建設，并以“建設有效利用現有設施的小型城區”、“繼承提高生活質量的綠色美麗的景觀”、“地區與行政協同規劃城市未來的藍圖，并有效利用地區個性”為目標推進城市規劃，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提升城市服務功能。德國法蘭克福的商品交易會大廈每年都會舉辦貿易博覽，它曾是歐洲最高的建筑物，擁有世界上第三大展會設施，現場總面積約58萬平方米，設有10個展廳，其中展覽場地占32萬平方米的空間，正是基于如此完善的基礎設施，才能夠匯聚全世界的參展商到此參展。

國際化都市的發展，不僅要發展硬實力，更需要軟實力的支撐。軟實力是城市能夠產生引領和影響世界發展方向的主要源泉和動力。世界上頂級的國際化都市都是以軟實力功能確定自身的品格和質量，也都是以軟實力參與地區、國家和世界的發展競爭的。例如洛杉磯，該地區擁有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數量位居全美第一，科研實力雄厚，其通過尖端國防工業帶動通訊設備、計算機、電子儀器等產業發展，因而成為第三次科技革命的發源地；洛杉磯還是全美六大生物技術中心之一，在商業性研究設施和化驗室方面占有優勢，并且有全美著名的癌癥、眼科等專門的醫療機構和醫療中心；在工程設計、環境技術方面，洛杉磯處于美國和世界領先地位。正是由于具有領先世界的軟實力，才使洛杉磯成為以高科技產業和服務業為主導的全球性經濟中心。英國利物浦自從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船塢和傳統制造業急劇衰落。在20世紀80年代初，利物浦的失業率是英國大城市中最高的。自90年代中期以來，利物浦利用自己在文化資源上的軟實力優勢，選擇了文化搭臺，重振城市的戰略轉型之路。2008年，歐洲確認了利物浦文化之都的地位。經過近10年的努力，它已從工業碼頭的衰落走向文化、商業、旅游業的興盛。

2.3 推動科技發展，引導產業轉型

以上各個城市普遍重視科技發展，視科技為城市發展的核心資源，持續推進科技水平向前發展。美國洛杉磯、日本橫濱、新加坡、英國利物浦、德國法蘭克福等城市依托本地的一流學府和科研機構提供的前沿技術支持和優秀科技、智力資源，成功實現產業升級轉型。美國洛杉磯的大學校際合作密切，重視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科技研發能力，注重培養將發明轉化成產品的技能，在培養下一明家和企業家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日本橫濱為保障實體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避免經濟空心化，在實體產業的人才培養等科教領域做出很多努力，逐漸建立實體經濟的產業人才庫，這不僅為橫濱的經濟發展提供技術支持，更重要的是塑造了橫濱城市品牌，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資源在此集聚，助推橫濱可持續發展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2.4 強化外部策動力，促進城市跨越式發展

世界城市除了依靠自身經濟優勢以外，外部策動力也是促進城市發展的強大推動力量。外部策動力是指來源于城市系統外部的激勵，主要包括國家制度和政策、國家重大戰略規劃和有國際影響的重大事件等。在路徑依賴的基礎上，持續的外部策動力能夠極大地提升城市發展能級，使城市系統因受到外部策動力而獲得巨大能量，從而加大城市發展的動力甚至使城市發展的格局重構。該現象可以用物理學中的動量定理進行形象的解釋，即：

F：研究對象所受的合外力；t：力的作用時間；mi：研究對象的質量（i=1，2）；vi：研究對象的速度（i=1，2）。

將上述物理學定理中的字母內涵運用于城市系統中，可以形象地把F喻為研究城市所受到的外部策動力，t喻為外部策動力F的作用時間，mi喻為受到外部策動力變化前后的城市規模，vi喻為受到外部策動力變化前后城市發展水平的提升速度，mivi喻為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水平。當城市處在同一發展時期內，即t不變時，將有3種可能出現的作用結果：

①當城市系統受到的外部策動力越大，城市綜合服務功能水平將會越高，城市發展速度和城市規模都將可能發生顯著變化；

②一定規模的城市受到外部策動力時，外部策動力越大，將會使城市的發展速度越快；

③保持一定速度發展的城市受到外部策動力時，外部策動力越大，將會使城市規模越大。

例如美國洛杉磯，二戰結束后，由于朝鮮戰爭以及和前蘇聯的“冷戰”，政府通過提供貸款和軍事訂貨等方式吸引大批相關工業企業遷往洛杉磯等南部地區，同時也加強國防產業與教育、信息等產業的聯系，鼓勵引導國防工業向高、精、尖方向發展，洛杉磯從飛機制造中心轉變成導彈與宇宙飛船研發的綜合性中心；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廣及應用，美國政府提出了信息產業優先發展的計劃，促使洛杉磯成為全美第一大制造業中心及世界上最主要的高科技產業研發中心。再如中國上海，2010年中國首次舉辦的世界博覽會在上海拉開帷幕，本屆世博從主題到論壇，都改善了上海人文環境，為上海提供了文化發展的契機，從硬件條件上完善了上海的文化環境。通過世博展覽體系及活動體系提供的文化共享平臺，在文化理解和共鳴上發揮了其特有的優勢作用，使上海的城市品牌得到了國內和國際廣泛認同；同樣的，上海自貿區的設立為上海及周邊地區的經濟帶來了良好的機遇，有助于促進區域經濟一體化，也加快了國際經濟合作的步伐，上海自貿區的建立還將金融、物流以及貿易進行集聚，提升上海的航運中心、物流中心以及金融中心的地位，推動了長三角區域的經濟國際化進程，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輻射與集聚效應。

3 我國城市提升城市綜合服務功能啟示

3.1 密切城市主體要素聯系，增強城市功能體系有機性

協調城市綜合服務功能主體要素之間的聯系，就是要求國內城市一方面在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各主體要素之間建立平衡與協調的關系，使交通、金融、商貿、制造、社會環境等構成要素處于動態平衡中，構建一種健康、高效、低碳的城市綜合服務功能體系；另一方面要完善城市自身與外部環境之間的資源流通體系，協調城市與外部環境關系，確保其在競爭中向前發展。

3.2 平衡城市主體要素水平，引導資源優化配置

城市服務功能主體要素的強弱對城市資源的配置有重要的影響，這是由于城市的基本功能是實現對資源的聚集和擴散，因此，增強城市服務功能的首要目的就是充分發揮城市對資源配置的基本功能，增強其資源配置能力，通過聚集和整合資源，實現對區域內外資源的優化配置。在城市資源配置過程中，優勢資源既是資源配置的重要對象，也是實現資源配置優化的杠桿。因此，國內城市應該平衡城市服務功能的主體要素之間的差異性，引導資源的使用和流向，提高對全球資源的配置效率，達到增強城市競爭力的目的。

3.3 發揮城市自身優勢，提升城市競爭力

每個世界城市的成功，都是建立在自身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培育城市競爭力而取得的：日本橫濱憑借臨海優勢發展港口產業，依托東京經濟圈集聚全球資源；德國法蘭克福依靠其政治和商貿優勢發展金融業，依靠宜居的生態環境發展旅游業；美國洛杉磯憑借雄厚的科技基礎發展知識密集型產業，憑借好萊塢城市品牌發展創意文化產業。因此，城市競爭力是城市所特有的，難以被模仿的，與其他城市相比能夠聚集更多生產要素，實現更優化的資源配置，創造更多社會財富的一種綜合能力和素質。

3.4 強化城市外部驅動，促進城市跨越式發展

從世界城市的發展成功經驗來看，世界城市之所以成為全球最為發達的現代化城市，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外部策動力的驅動。我國上海和廣州也不例外，它們在發展中都有強大并且持續的外部策動力為其經濟助力。

4 結論

在增強城市綜合服務功能的探索中，國內城市除了要借鑒如新加坡、橫濱、洛杉磯、法蘭克福、利物浦等國際化都市的基本發展經驗，但是又不能照搬現有發達國家中心城市的發展模式，這是因為國內與這些城市的發展歷時不同，所處的政治體制不同，具體的歷史環境不同，所以必須要在充分研究和消化其基本經驗和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吸收其優異成果，進而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國際化都市的發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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