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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1篇

關鍵詞：生育 議價能力 女性勞動參與

生育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早在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預言人口的增長會導致“幸福的持續下降”，因此隨著 “理性的進步”將會出現較小家庭規模的新范式。

以馬爾薩斯(Malthus)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研究人均收入無增長的傳統農業經濟，他們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社會生產能力的進步導致人口的增長，其核心結論是人均收入趨向一個常數。

現代增長理論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續增長現代經濟，他們的一個重要假設是技術進步不影響人口增長，人口增長是外生的，其核心結論是規模不變或者規模遞增的技術能夠導致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古典經濟理論與現代增長理論都很好地解釋了各自所關心的經濟現象。然而，為什么傳統人均收入無增長的經濟會向現代人均收入可持續增長的經濟轉化問題，至今仍是發展經濟學家努力想揭開的一個謎。

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關系的綜述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開始關注生育與其它重要的經濟變量，例如女性與勞動參與之間的關系。Becker（1965）認為，勞動參與決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個家庭在競爭的市場勞動與非市場勞動之間分配時間這個更一般問題的重要方面。一個已婚女性必須適當地將其時間在市場勞動(market work)與家務勞動、休閑等非市場勞動(non-market work)之間進行分配。

女性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對其參與市場勞動的決策有重要影響。一般來說，參與市場勞動的決策可以用一個函數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資，wg表示在家的時間價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數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時間價值，I表示女性的各種非市場勞動價值，k表示女性親自從事各種非市場勞動給家人帶來的福利價值與相應的非市場勞動價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議價能力指標，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稟性，例如年齡、受教育程度、婚姻狀況等的函數（Becker，1973）。

國際上的許多實證研究發現，女性生育子女的數量與其勞動力供給是負相關的，例如Hyunbae Chun 與Jeungil Oh（2002）估計了生育對韓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影響。他們發現，生育大幅降低了韓國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其它研究也發現，低生育導致了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增加趨勢(Presser與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從統計數據來看，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呈現正相關關系。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國女性的生育率偏高，總和生育率在20世紀50年代平均為5.87，60年代為5.68，70年代為4.01。在這個歷史時期，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較高，幾乎人人都參加生產活動。全國育齡女性生育水平在上個世紀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礎上，到80年代又有顯著下降。具體說，總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為2.24，1981年為2.63，1989年為2.25。1990年全國人口普查資料表明，平均每個女性活產子女數為2.10，平均每個女性存活子女數為1.96，總和生育率為2.31。自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在不斷下降。全國婦聯第二期中國女性社會地位調查數據表明：2000年，我國城鎮女性18至49歲的青年女性在業率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個百分點。

我國學者姚先國和譚嵐（2005）根據國家統計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戶調查的數據估計，在過去的15年內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出現了明顯下降。1988年，我國城鎮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91.37%；2002年下降為83.33%，下降了8.04個百分點。對比之下，男性勞動參與率相對穩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勞動參與率分別為96.41%和94.11%，下降幅度為2.3個百分點。

然而，怎樣理解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呈現的這種正相關關系呢？目前我國的理論界尚未給出合理解釋。本文從這個正相關關系問題入手，具體分析了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間的關系。

生育率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的途徑

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的工資收入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降低生育率可以減少女性生兒育女的時間，使女性有較多獲得教育與訓練的時間，從而掌握較高的生產技術。

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未以來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繼續教育的機會，提高了知識水平和生產技術。據統計，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學歷是通過成人教育獲得的，比男性高2.2個百分點。有13.5％的女性近3年來參加了某類培訓或進修，40歲以下城鎮女性參加培訓的比例達26.1％。城鎮女性參加的培訓以進修、專業職業培訓為主，占72.2％；農村女性參加的培訓以實用技術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場經濟中，工人的實際工資等于其勞動的邊際產出。一般來說，一個工人只有當他有較高的生產技術時，才能獲得較高工資的工作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的生產技術，從而提高其工資收入。也就是說，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工資收入，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

降低生育率能夠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

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降低生育率能夠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1995年，日本內閣兼管女性事務的官房長官在一份“女性白皮書”里稱，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齡是26.1歲，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個孩子。這份白皮書稱，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與此同時，各個年齡段的職業女性比率在不斷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來越長。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數達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長了3.7年。

在我國近些年來，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領夫婦中的比例有逐漸上升之勢。根據零點調查公司2002年2月進行的一項社會調查，目前我國大中城市已出現60萬個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調查的人認為，“丁克家庭”將會增多。調查顯示，選擇“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學歷、高消費的家庭，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將更多的時間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實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現實生活中，人們往往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體魄會選擇使用藥品等市場消費投入和時間，只有保持健康的身體才會預期有較長的工作時間。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也就是說，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預期工作時間，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議價能力

孩子是維系婚姻穩定的重要紐帶。從理論層面來說，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她的議價能力越低，這個判斷符合我國實際情況。20世紀50至70年代，我國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個以上小孩。因為家庭負擔重，我國已婚女性絕大部分是家務工作雙肩挑。自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開始實現計劃生育，生育率開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開始普遍提高，女性議價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議價能力是影響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一個重要變量。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女性的議價能力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對以色列女性的抽樣調查數據進行研究時，考慮了女性的年齡、在以色列居住的時間、家庭出身、夫妻雙方的年齡差異、小孩的個數以及教育程度等對女性議價能力的影響。他們做回歸分析后發現，生育率與女性的議價能力負相關，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議價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過對以色列女性的抽樣調查數據進行研究，他們還發現不同議價能力的女性勞動參與率不同，議價能力較高的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

因此，從理論層面來看，可以假設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夠提高女性的議價能力，則在其它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降低生育率同樣能夠降低女性的勞動參與率。

我國目前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分析

本文從三個不同的角度說明了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之間的關系，發現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作用，同樣也有降低女性勞動參與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種作用占主導地位，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從我國的具體情況來看，目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選擇權。但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即我國實行計劃經濟體制時期，我國女性沒有選擇權。我國自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計劃生育，是作為國策強制執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選擇的結果。而目前我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絕大部分家庭都能夠自覺地實現計劃生育。

改革開放與計劃生育深刻地影響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從改革開放與計劃生育的角度來看，可以將解放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歷程劃分為三階段：

第一階段是上個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國的主要特征是計劃經濟，鼓勵生育和開始控制生育。第二階段是上世紀80年代初到上世紀末，我國實行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放，嚴格實行計劃生育政策。第三階段是本世紀初至今，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初步形成，絕大部分家庭都自覺地實行計劃生育。

在第一階段，我國女性的生育率與勞動參與率呈正相關關系，顯然是計劃經濟時期過分追求高就業政策與鼓勵生育政策的結果。

在第二階段，隨著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不斷深入，作為女性保護者的政府退出微觀經濟領域，下崗和失業現象日益嚴峻，雖然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生育率不斷降低，但我國女性收入不斷下降，而且預期的工作時間也有所縮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沒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與預期工作時間的作用。根據本文前面的研究，在這一時期，我國女性的生育率與勞動參與率必然會呈正相關關系。

在第三階段，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初步形成，勞動力市場不斷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健康狀況不斷改善，在第二階段里阻礙女性收入與預期工作時間增加的相關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據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這一階段內，我國生育率與女性勞動參與率的正相關關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議價能力提高造成的。

參考文獻：

1.李銀河.女性、家庭與生育.江蘇社會科學,2004(4)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2篇

20世紀70年代開始，全球生育情況發生了質的變化。根據聯合國的資料，發達國家平均生育率在70年代中期低于世紀更替水平，2005-2010年只有1.66。如果穩定在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上，那么日本、歐洲人口將分別從2010年的1.27億、7.4億減少到2100年的0.57億、4.8億。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也從60年代后期的6.0左右下降到2005-2010年的2.6。

是什么原因導致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1.人口再生產與物質再生產關系錯位。從個人到政府都強調物質再生產，而忽略人口再生產。

2.養老社會化。養孩子的投入與個人收益脫鉤。“造物”有報酬，“造人”無回報。“造人”的巨額投入主要是由家庭出，產出卻主要在社會。從經濟上，家庭養兒是虧本的。孩子是國家的財富，但卻是個人的高消費。

3.養孩子成本增高。美國農業部2010年的研究表明，養小孩到18歲，平均需要花費22.692萬美元，剛好相當于美國的中位房價22.18萬美元。孩子越多，邊際成本越低，養第2個孩子的成本是第1個孩子的60%，養第3個孩子的成本只是第1個孩子的27%，但3個孩子對社會的回報卻是一個孩子的3倍。中國只允許生1個孩子，不像其他國家那樣通過多生孩子而降低邊際成本，養孩子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生育的回報率卻是全世界最低的。由于只有1個孩子，中國不像西方國家那樣只養到高中畢業，還得承擔大學教育、買房、結婚等費用。可以說，中國以3個孩子的成本只為將來培養了1個勞動力。

4.避孕率增加。在、避孕帽和子宮頸帽等發明之后，19世紀西方國家生育率就快速下降；20世紀60年代初口服避孕藥和宮內避孕環研制成功后，更是推動了全球生育率的下降。

5.結婚率降低，單身、“丁克”人群增加。比如，2003年日本有54%的25歲以上女性、43%的30歲出頭的男性未婚，比1980年多了1倍。預測到2020年，30%的日本家庭將是單身家庭，而首都東京地區的單身家庭比例將超過40%。

6.離婚率升高。傳統的婚姻模式是“經濟合作社”和“生育共同體”。但是現在經濟社會化，“經濟合作社”被打破，離婚率增高，也導致“生育共同體”的崩潰。生育時間是有限的，離婚率高一方面浪費生育時間（家庭內戰耗費時間，重新戀愛結婚也需要時間），又使女性沒有安全感，不敢生孩子；另一方面使得撫養成本（物質、感情、精力成本）增高。歐美國家的離婚率長期居高不下，韓國等東亞國家后來居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離婚率持續增加，1978年僅有28.5萬對夫妻離婚，而2011年共有211萬對夫妻離婚。

7.就業和生活壓力大。在農業社會，生活節奏慢，與自然環境打交道，能夠預測未來幾十年的生活。物質上雖然貧窮，但心理上比較安全，自殺率低。現在打交道的是人和社會，“就業替代”頻繁，就像緊抓扶手站在快速行駛的敞篷車上，對車開往何處茫然無知，提心吊膽防止掉下去，心理安全感下降，自殺率高，更何況生兒育女了。1950年以來，全球自殺率在不斷提高。日本、韓國、俄羅斯、東歐的自殺率非常高，生育率也是非常低。而巴西、墨西哥等拉美國家，自殺率較低，生育率較高。古代游牧民族由于身體四處飄蕩，人口很難增加；現在城市人口心理在游蕩，不敢生孩子。

8.婦女教育水平和勞動參與率提高。教育時間的延長不但降低了婦女的生育意愿，也使得女性育嬰期大為縮短。就業壓力大，使得夫妻雙方都得工作才能保證家庭的經濟安全。婦女就業率上升，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沒時間和精力養育孩子，也擔心生孩子會造成物質、工作（升職）機會、技能上的損失。

9.婚齡、育齡延遲，性生活減少。日本1953年出生的女性中，到30歲時有18%沒有孩子；1973年出生者，到30歲時候有51%沒有生育。而20歲出頭是婦女黃金生育年齡，生育質量和生育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高而下降。很多婦女陷入了“有生育能力時沒有生育條件，有生育條件時沒有了生育能力”的矛盾中。古代50歲婦女還“必與五日之御”；現在由于電視、電腦等娛樂活動，有很多30多歲的夫婦就已疏于敦倫（）之道了。

10.不孕不育比例劇增。根據醫學統計，近30年來，中國的不孕不育發生率從上世紀70年代的1%-3%，快速上升到1/8（育齡夫婦不孕不育），接近發達國家的15%-20%的水平。世界衛生組織認為不孕不育將成為僅次于腫瘤和心腦血管病的第三大疾病。

生活水平的提高、性混亂導致生殖器感染、工業化所引起的生活習慣的改變、精神壓力增大、不健康的食物等均是不孕不育的原因。

性病導致男女生殖器的炎癥、堵塞而造成不孕。多，混雜的常易致敏，在女性體內產生抗抗體，增加不孕的風險。

與1940年相比，今天全世界男子的密度下降了一半，平均每年下降1%，并且的活力也在降低。美國的一位化學教授甚至預言，到2040年，美國將有一半的男人沒有生育能力。鐘南山院士擔心50年后人的生育能力喪失了。是什么原因導致減少呢？陰囊溫度低于體溫2℃-3℃左右是確保發生的必要條件。但現在生活水平的提高，陰囊脂肪過多，久坐導致靜脈曲張使血流速度減慢而不能散熱，泡熱水澡、穿緊身褲、用筆記本電腦等都可以使得陰囊溫度提高，從而抑制產生，減少睪酮分泌。肥胖男人中的DNA發生斷裂的比例很高，也使得生育能力降低。

生活水平提高也降低了女性的生殖能力，肥胖癥可導致女性卵巢功能異常（如多囊卵巢綜合征）、子宮發育不良、性機能異常及外陰、陰道炎等婦科疾患。

11.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年輕一代生理上早熟，而心理上卻晚熟。隨著經濟的發展，心理撫養能力下降。

12.以聯合國人口基金為代表的控制人口組織，耗費巨資制造“人口危機”的輿論，形成控制人口的全球思潮，資助發展中國家推行家庭計劃/計劃生育政策，對全球（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生育率的下降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3篇

近日，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稱，為應對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逐步減少的趨勢，可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勞動者的教育技能，通過靈活調整就業方式等多種途徑來延長人口紅利。“通過靈活調整就業方式”表明延長退休年齡或將成為現實。短期內勞動人口要使下降得不至于太快，除了延長退休年齡，別無他法。80后是剛實行計劃生育的一代，當時計生政策實施得并不徹底，所以每年有2300多萬新增人口。而90后一代，計生政策實施得較為嚴格，每年新增人口下降到1600萬左右，下降幅度達到30%左右。明顯降幅擺在那里，勞動人口減少是不可避免的。從長遠看，要保持勞動人口不變或者下降不至于太快，就必須調整計劃生育。然而，即使馬上放開生育，短期內也無法改變勞動人口減少的趨勢，因為一個父母現在計劃多生小孩，要在20-30年后才會長大并工作。我們現在談論生育政策，影響的是30年后中國年輕工作人口的數量，所以調整生育政策是為二三十年后的中國勞動人口做貢獻。

延長退休年齡是極有可能的，這方面日本的經驗值得我們汲取。日本的經驗表明，老齡化嚴重影響未來創新和創業活力。如果繼續執行限制生育政策，中國未來老齡化程度將超過現在的日本。日本最近20年的經濟蕭條，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創新和創業活力的缺失，幾乎沒有產生出新的像樣的高科技企業，在高科技領域的創新能力遠不如前，也遠不如韓國等新興國家。這和日本社會和企業年齡的老化密切相關。當一個社會老化，年輕人數量少了，年輕人的發展空間反而小了，更被邊緣化了。因為，在老齡社會，職位被人數更多的老年人占據，晉升機會更少了，歷練更少了。社會地位和職位低的年輕人，掌握的社會資源更少了，于是反而更加失去了活力。

當然，“通過靈活調整就業”，一方面可以延長人口紅利，另一方面也能夠彌補養老金缺口，兩個問題在本質上是一個問題。

近十幾年來我國的人口增長數急劇下降。2010年的人口普查證明婦女的總和生育率（婦女人均生孩子數）已經從1973年的4.5降到1.18，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之一。馬建堂所言的延長人口紅利的多種途徑，是治標不治本的。按照中國現在的社會發展水平來推算，即使沒有計劃生育，生育率也只會在1.7左右。經濟發展水平和中國差不多的伊朗，泰國都自然地降到了1.8左右。東亞地區的中國臺灣和韓國二十多年前的發展水平和中國大陸現在差不多，當時的生育率也只有1.7左右。現在他們鼓勵生育，生育率還是很低。有人擔心，一旦放開，農村的年輕人會生3個小孩。實際上，中國大部分農村的年輕人都在城市里工作，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未來面臨撫養小孩的壓力和城市人是一樣的，很多研究表明，他們大多數的生育欲望也不會超過2個小孩。所以也沒有必要擔心放開后生育率過高，真正要擔心的是放開后，生育率還遠遠達不到更替水平。在世界范圍內，東亞地區的生育率是最低的，其中華人社會的香港和臺灣更低。

是不是從限制只生一個變到放開二胎就可以了？還是應該自由生育，不加限制？這還需要進一步去討論。對全社會而言，我國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其理由已如前述。有人擔心，賦予公民自主負責的生育權利會造成生育的失控，引發人口的出生反彈。事實上我國大城市育齡婦女的綜合生育率已經降到1以下。北京、上海的婦女生育率已經降低到0.7，超過了只生一個小孩的計劃生育的要求。

因此，中國現在需要的是增加生育，嚴格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已經過時。當然，完全放開生育有一個漸進的過程，但最終完全放開這個方向是沒有錯的。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六普；人口紅利；總和生育率

不同年齡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經濟行為，因而處于不同年齡結構階段的人口對經濟增長具有不盡相同的影響。根據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結果，中國總撫養比每降低1個百分點，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提高0.115個百分點。1982-2000年期間，總撫養比下降推動人均GDP增長速度上升2.3個百分點，大約對同期人均GDP增長貢獻了1/4左右[1]。一國或地區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齡化加速的同時，少兒撫養比例迅速下降，勞動年齡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達到較高水平之前，將形成一個勞動力資源相對豐富、撫養負擔輕、于經濟發展十分有利的“黃金時期”，稱之為“人口紅利”[2]。本文結合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關數據，從人口數量、結構、素質方面，對禪城區人口紅利情況進行概述。

一、禪城區人口形勢及特點

（一）人口總量，人口增長率保持穩定的增長

以2010年11月1日零時為標準時點的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禪城區常住人口為1101077人，與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2000年11月1日零時的923439人相比，10年共增加了17.8萬人，增長19.24%，平均每年增加1.78萬人，年平均增長率為1.78%。同期，佛山市常住人口增長34.78%。年平均增長率為3.03%，全省總人口增長20.69%，年均增長率為1.9%。禪城區常住人口增長率明顯低于全市平均水平，與全省平均水平較為接近。禪城人口增長較全省、全市的平均水平都低，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我區優化了產業結構，部分低端產業向外轉移，減少了對外來勞動力的吸收。二是從戶籍人口情況看，2000年以來，我區的戶籍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從2000年的11.87‰，下降到2010年的8.74‰，減少了3.13個千分點，出生人口大大減少，0―14歲人口比重逐年降低。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000年的6.58‰，下降到2010年的3.01‰，并低于死亡率2.72個千分點。以上數據表明：10年間，禪城區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長率呈持續下降趨勢，生育水平穩定在一個較低水平，人口的年齡結構發生逆轉。

（二）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兩邊尖，中間高”

全區常住人口中，0～14歲人口為125479人，占11.40%；15～64歲人口為909229人，占82.57%；65歲及以上人口為66369人，占6.03%。同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0～14歲人口的比重下降2.46個百分點，15～64歲人口的比重上升1.30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16個百分點。數據顯示，2000年禪城區人口年齡構成4項指標中，除老年人口比例（4.87%）符合成年型標準外，有2項指標都符合老年型人口標準，因此判斷當時人口年齡類型為“成年型晚期”。根據廣東省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快速匯總結果顯示，禪城區常住人口年齡構成的4項指標中，除老年（65周歲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小于7%外，其余3項指標都符合“老年型”標準。因此判斷禪城區常住人口年齡類型正經歷從“成年型”向“老年型”的轉變。

人口年齡結構較明顯地表現出“兩頭低，中間高”的特點，即少年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較低，而勞動力年齡段人口比重較高。

（三）人口文化素質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全區各種受教育程度人口共有103.65萬人，占常住人口的94.13%。其中具有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從2000年的69987人增加至2010年的163697人，年均增長率達到8.87%，具有高中（含中專）文化程度人口，由2000年的175162人增加至2010年的247260人；二者合計人數從2000年的245149人提高至2010年的410957人。

每10萬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別為22456人、14866人，都位列全市第一。與佛山市、廣東省相比，全市、省每10萬人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分別為9469人和8214人，我區比全市平均水平多5397人，比全省平均水平多6652人。但廣東省高素質人口比重較全國和長三角地區均明顯偏低，我區人口文化素質雖然比全市、全省平均水平高，仍需要進一步提高高素質人口比重。

二、人口增長預測與人口紅利發展態勢

人口紅利的指標是人口撫養比，根據六普數據，我區人口年齡結構呈現“兩邊尖，中間高”，人口撫養比為21.34%，低于“人口紅利”期標準（50%），仍處于“人口紅利”期，且還會持續一段時間。2010年人口撫養比與2000年相比，降低了1.68個百分點，2000-2010年，人口紅利使我區GDP的增長速度上升0.19個百分點[3]。

但是人口紅利的源泉是人口轉變特定階段產生的年齡結構優勢，隨著人口轉變階段的變化，這個人口年齡結構自然會發生變化，即從勞動年齡人口占優勢的人口結構，轉變為老年型的人口結構。而且隨著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均預期壽命不斷延長，老年人口不斷增多，人口老齡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事實上，2000-2010年我區生育率持續保持在較低水平，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很大程度受外來務工人口的機械遷入影響。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在2010年已經達到6.15%。

從人口紅利的創造者，即紅利人口正反兩個方面的生成機制入手，通過總和生育率模型的方式方法，確定從勞動力無限供給到稀缺的人口學家稱之為“劉易斯轉折”的轉折點。從人口紅利的經濟效應來研究其判定和計算方法都比較復雜，從總和生育率模型入手的定性定量研究將是一條全新的思路和簡捷的途徑[4]。

總和生育率（TFR）也是指“假設婦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齡別生育率度過育齡期，平均每個婦女在育齡期生育的孩子數。通過年齡別生育率計算的總和生育率是一個衡量婦女生育水平的綜合生態經濟指標，其計算的基本方法是將某年某地的育齡婦女各年齡別（通常為15-49歲）生育率相加而得的合計值。在統計時期長度為1年，年齡分組組距為1歲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TFR）等于年齡別生育率之和：

這里k表示年份。fk（x）是k年x歲育齡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計算公式為：

其中Wk（x）、Bk（x）分別是k年x歲育齡婦女的人數及其生育的嬰兒數。

根據六普抽樣數據計算我區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0.851，其中，一孩生育率為0.622，二孩生育率為0.211，多孩生育率為0.018。

總和生育率（TFR）的變化直接映射的是婦女的生育欲望。在低于人口再生產的限度（一般為總和生育率的世紀更替水平）時，人口困境就會出現。我區2010年的總和生育率為0.851，比全省的總和生育率低0.175，在世紀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婦女生育兩個孩子）以下。

三、小結

雖然全區常住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持續的過低生育率不容忽視。經過三十年的計劃生育，人們完成了從生育四五個孩子到現在一至兩個，甚至不生育的轉變，未來20年，15-64歲勞動人口將得不到足夠的補充。且我區常住人口總量的增長，很大程度上受外來務工人口的機械遷入的影響。而從全國范圍來看，總和生育率持續保持在較低水平，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專家估計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于2015年前后停止增長，與此同時，65歲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比重達到9.6%，相應地，人口撫養比抵達由下降到上升的轉折點。屆時，勞動人口流入逐漸減少，甚至可能會從我區流出，而戶籍人口生育欲望低，將改變人口年齡結構，人口紅利消失。

在計劃生育這個基本國策未改變的情況下，如何充分發揮人口紅利，延長人口紅利期，或者創造第二次人口紅利成為了經濟增長的突破口。實現人口紅利和經濟增長是具有條件性的，人口結構優勢只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一種因素，人口紅利并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我國人口撫養比下降開始于20世紀60年代中期，但只有改革開放才創造了利用第一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而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需要通過教育深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保持和延伸中國產業的競爭優勢，通過養老保障制度安排創造新的儲蓄源泉，以及通過勞動力市場制度安排，擴大人口老齡化時期的勞動力資源和人力資本存量[5]。

參考文獻：

[1]蔡.勞動力成本上漲與增長方式轉變，中國發展觀察，2007，（4）.

[2]耿相魁.“人口紅利”的作用及我國應采取的對策，四川行政學院學報，2010，（6）

[3]陳友華.人口紅利與中國的經濟增長，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8，（4）

[4]鐘曉青.我國人口增長的總和生育率模型及人口預警，生態學報，

生育率降低原因范文第5篇

關鍵詞：生育政策；經濟發展；二孩政策

中圖分類號：C924.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7-0-02

一、研究背景及研究問題

中國自建國以來至今，其人口的規模和結構都有所變化。人口的發展經歷了起伏波折，完成了死亡轉變，從高生育、低死亡轉變為了低生育、低死亡的國家。而計劃生育政策是這一轉變的重要促成因素。從70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正式提出、80年代正式實行之后，中國人口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出生率逐步下降，人口增長率也顯著降低，人口基本保持低水平的緩慢增長。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中，中國人口達到了約13.4億人，人口粗增長率從建國伊始的1.90%降至0.37%(此數據是筆者通過《2010中國統計年鑒》計算得出)。

本文想要研究的問題主要如下：從我國目前的人口狀況來看，生育政策是否有立刻調整的必要性？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率的持續降低貢獻了多少力量？筆者將運用回歸分析的方法，結合國內外經濟發展和出生率的數據，探索經濟發展與出生率之間的關系，并從我國現行的人口政策與經濟發展水平出發，思考生育意愿和生育行為的差異和人口慣性理論，對生育政策提出自己的見解。

二、回歸分析：經濟發展的影響

由于筆者想要論證的是經濟發展對出生率有所影響，因此選用的經濟體為已經發展得較為成熟、且人口發展狀況也較為穩定的國家：美國和日本。數據來源主要為聯合國數據、2010年美國統計年鑒、2007年日本統計年鑒及2010年中國統計年鑒。處理軟件主要為Stata11.0和Excel。處理方法主要為回歸分析。分別建立以下模型：

1.出生率與GDP

分別對美國、日本和中國歷年的GDP與出生率做回歸，以出生率為因變量，GDP為自變量，觀察GDP對出生率的影響有多大的作用。

回歸結果如下：

從回歸結果可知，R2值最高為美國，即出生率的變化之中有43.97%的部分是可以用經濟增長解釋。最低的為日本，R2值為0.238。中國為0.382。當然，R2值不能說明所有的問題，但在一定程度上，這個模型中的自變量和因變量關系是較為顯著的。

但是此模型中存在一定的問題。自變量GDP只能反映全國的整體水平，會受到人口基數的影響，不能反映個體的生存狀況。因此進行第二個模型的建立。

2.出生率與人均GDP

從回歸結果可知，日本的R2最高，為0.83；其次是中國，為0.48；最后是美國，為0.44。不論哪個結果，回歸關系都較為顯著。且GDP的系數都為負，其中中國人均GDP前的系數的絕對值最大，即每增長一個單位，出生率會下降0.004個單位，呈現負相的關系。

因此可推測，經濟增長與出生率之間有反向變動的關系。

3.出生率與生育政策、人均GDP

將數據處理成為長數據之后，變量分別為國家代碼、時間、人均GDP、出生率和是否有嚴格的生育政策。

設：實行嚴格的生育政策時，P=1，寬松的生育政策P=0。則美國日本的P=0，中國P=1。

建立三個模型。第一個模型之中的自變量只有人均GDP；第二個模型中只有生育政策；第三個模型之中的自變量有人均GDP和生育政策。回歸結果如下：

其中，不考慮生育政策時，只考慮人均GDP對出生率的影響時，模型的解釋程度為0.40，且人均GDP的系數為負，意味著人均GDP增長時，出生率會下降。但是模型之中，這個系數非常的小。

考慮生育政策之后，R2增加了2個百分點，模型的解釋能力有略微的提高。但政策變量P的系數為2.04，意味著有嚴格生育政策的國家的生育率比寬松政策的生育率高2.04‰，這是由于中國原有的生育率較高，可見在此模型之中，政策對生育率水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該模型沒有表現出政策對生育水平變動的影響。因此此處再生成一個新的變量，為生育率的變動。回歸結果如下：調整R2為2.00%，政策變量的系數為-0.013。雖然模型的解釋度很低，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P與生育率變化之間的關系不顯著。但是P的系數為負，可以看出嚴格的生育政策對生育率下降起到了一定的貢獻。

4.對結果的理論解釋

從以上的實證和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經濟發展確實與出生率下降有一定的關系。對這一結果的解釋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解釋：

其一，隨著經濟的發展，子女的養育成本會提高，對孩子“質量”的追求也會逐漸代替對“數量”的需求，驅使父母自覺限制生育。在目前中國的社會保障發展程度來看，在子女數量有限制的情況下，子女的質量顯得尤為重要。而父母花費在子女身上的時間、精力等成本也越來越大，機會成本大大增加，因此會自覺地限制生育數量。

其二，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變遷改變了人們對生育數量的追求，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促成并強化了“少生、優育”觀念的形成。生育觀念與生育意愿不同，生育意愿會受到社會環境和政策等多方面的影響，而生育觀念是深刻地植入骨髓的影響因素，對生育行為的影響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