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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1篇

從“盲流”到“民工荒”

20世紀80年代末，“民工潮”和“盲流”第一次進入國人視野時，也許沒有想到，僅十多年后兩個詞語就會被“民工荒”所代替。

以前，數以千萬計的內地民工浩浩蕩蕩南下淘金，無異于一次人口大遷徙。如今，中國雖然每年仍然可以提供1.5億廉價勞動力，市場卻用殘酷的規律昭示著傳統經濟模式的沒落，內地民工無需背井離鄉就能領到與珠三角相差無幾的工資，物價和生活成本不斷上漲的珠三角的產業優勢逐步喪失，產業升級和轉型走到了十字路口。

眼看著全國民工下廣東造就的“人口紅利”日漸耗盡，如何支撐經濟總量全國“一哥”_的高增長速度，成為橫在廣東面前的一個大問號。

同病相憐的還有上海等諸多發達城市。為緩解未來可能會出現的勞動力短缺，近年來上海逐步放寬他們對獨生子女政策的立場，2004年通過了生二胎的條件，包括夫婦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等情況。2009年7月，上海成為中國第一個發動“鼓勵”生育運動的城市。幾乎是一夜之間，要求執行獨生子女政策的海報被換下了，取而代之的是詳細列舉可以合法生育第二胎條件并如何申請的海報。政府還保證為選擇生二胎的夫婦提供心理和經濟上的幫助。但反應并不熱烈，上海35％的父母認為“養育孩子對父母來說是一個沉重負擔”。即使政策允許，仍有45.3％的家庭會因為育兒壓力太大而放棄生育二胎的機會，這是今年9月最新公布的《上海年輕夫婦家庭育兒現狀、需求及兒童社會福利政策》調查報告中透露的數據。

東亞：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

獨生子女政策已經推行了30多年，帶來了近兩代獨生子女。生育率低下的直接后果就是人口老齡化。現在，人口老化危機已經快速逼近中國。

國際上通用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0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10％，或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總數的7％，即意味著這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已進入老齡化社會。不論按60歲還是按65歲標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己在1999年10月進入老齡化社會。以1.3的牛育率對未來進行推算，到2040年假設中國人均壽命達到目前日本人的水平，中國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35％，65歲以上人口超過2896。

聯合國人口委員會的數據顯示，隨著中國生育率下降，60歲及以上的居民比例預計將會從2020年的16，796增長至2050年的31，1％。這遠遠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20％左右。在上海等教育水平高的沿海城市，這種不平衡現象更為嚴重。2008年上海戶籍人口中60歲及以上居民差不多是總人口的22％，而生育率則低于每對夫婦一個孩子。

不單是中國，整個東亞地區都面臨嚴重的人口老化問題。事實上，全球人口老化最快的地方就是東亞，中國原來地處全球最“老”區域。

亞洲開發銀行出版的《亞洲開發展望》以數字呈現人口老化對經濟成長與儲蓄的影響。舉例來說，中國從1980年到2010年因勞動力的增長，讓每年的國民生產毛額增加1.3％；但預估往后的20年，數字會下降至0.31％。而南韓的國內生產毛額到2030年會降為0.7％，超過65歲的高齡人口占據總人口的36％。

非婚生子在東亞接受度低

盡管日本、韓國、香港、臺灣等國家和地區的政府祭出許多對策，例如將退休年齡延后，但根本原因之一卻是生育率低。政府鼓勵生兒育女，但是成效不彰。強調家庭觀念和血脈延續的社會面臨著挑戰，民眾對婚姻反感是造成低生育率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西方國家和相對發達的東亞國家中，針對低生育率作出的反應有何不同，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非婚生子的統計鮮少受到關注i根據2008年《美國全國生命統計報告》指出，在西方國家中平均每位女性生育2.1個小孩，其中有4成是非婚生子。最高比例的北歐國家和法國為50％，美國為40.6％。而位處于西歐的希臘和南歐的意大利，和其他歐洲國家相較之下，其非婚生子的生育率是較低的。

低生育率的國家大多位在東亞，包括南韓、臺灣、香港、新加坡和日本。這些國家和地區的非婚生子女比率并不高。泰國和中國的幾個大都市的生育率特別低，即使中國取消一胎化政策的規定，生育率仍將處于低迷狀態。

非婚生子在亞洲往往被認為是道德薄弱的象征，人們認為他們會由于缺乏適當教養而導致社會崩毀。教育程度與就業率高的女性是否因為接受信息較多，因而非婚生子時較少面臨社會的壓力?

美國和香港的數據顯示，少女未婚懷孕和貧窮有相應關系。但有些人認為，這更是因為社會不接受非婚生子所導致的問題。在未婚生子的小媽媽比率較低的東亞國家、地區，非婚生予的經濟狀況也至少會介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之間，意味著在工作和經濟情況允許下，社會可以接受女性不結婚也可以生小孩。

在家庭觀念強大的東亞，結婚普遍被認為是為了繁衍后代的行為，而實際上，新婚、不婚或晚婚的配偶最后也只會生一個小孩。在發達的東亞國家和地區中，39歲的女性當中仍未婚或有小孩的比率介于15％到20％之間。

婚姻在中國社會仍然是構成家庭的主流價值，由于重男輕女的觀念，女性數量少于男性，許多男人可能永遠不能結婚。女性需求增加所帶來的好處也可能會變多，像是職業婦女提升機會多了，因此中國大都市的生育率是每況愈下。

國家育兒福利是投資而非耗損

歐洲的數據顯示，女性多數希望在經濟狀況允許的條件下養育孩子，社會地位支持女性可以自主決定懷孕時間與生育對象的時候，才有意愿生小孩。

這兩個因素在東亞環境下則不如預期發展，首先，養育小孩的機會成本非常高，因為壞孕女性沒有工作保障，也要承受高房價、稀少的公立托兒機構、極低或沒有育兒基金的環境，然而這些福利措施在歐洲則相對健全，即使是新加坡和香港的中產階級聘雇得起外籍幫傭，伴隨著高額貸款和消費喜好，養小孩的花費仍然所費不貲。

第二，養育小孩的工作已經如此不簡單，受過教育和就業的女性往往會問：為什么要結婚，結婚可能要忍受保守觀念的配偶。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2篇

[關鍵詞]就業質量；人口低生育率；產能過剩；土地城鎮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業質量概念界定

就業質量可以理解為就業過程中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相結合并取得報酬或收入的具體狀況的優劣程度，其不僅包含著諸如工資水平和工作條件等內在因素，也包含著就業環境、社會保護和勞動關系等外在條件。從現有的就業質量理論研究和政策實踐出發，就業質量可定義為包括工作滿意度、經濟回報、非經濟回報、技能和培訓、職業發展機會、工作內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內的狹義就業質量和包括性別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會對話、非歧視、勞動力市場中介等在內的廣義就業質量。

綜合而言，就業質量是一個多維度高復合的層次性概念，宏觀層面，反映了現有就業指導與保障環境牽引勞動者理性擇業創業的助推力度；中觀層面，刻畫了組織將員工個人職業生涯發展納入企業戰略規劃的程度與水平；微觀層面，除工作滿意度，更深層次地體現在勞動者就業過程中人力資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的滿足程度。

2就業質量提升過程中的關鍵約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發勞動力議價能力增強的負面效應

21世紀以來，總和生育率的持續走低表明我國人口在進入低速增長階段的同時也將邁向超低生育水平狀態，計劃生育政策的松動性調整在最近一段時期內難以產生有效的扭轉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勞動力議價能力增強的負面效應圖

經濟新常態下我國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勞動適齡人口比例下降，劉易斯拐點出現即勞動人口供給由無限性向有限性轉變。勞動力的規模性短缺變相提升了勞動者的議價能力。議價能力的提升本來可以增加就業群體的收入水平，提升整體就業質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總撫養比的上升則引發了議價能力增強中的負面效應，見上圖。

長期人口低速增長的態勢在使得少子化與老齡化成為一種廣泛的社會現象的同時也在加劇著家庭的經濟負擔。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態格局造成老年撫養比不斷攀升，勞動適齡人口的經濟壓力提升；另外，計劃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現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輕老”效應使得平均少兒撫養成本居高不下。人口總撫養比強勁上升趨勢使得勞動人口對工資性收入有著更高的要求，這不僅內在迫使他們提升議價能力，而且對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強烈需求也會使得他們在擇業時出現過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視技能適合性的傾向，從而影響就業質量水平。

22產業結構調整與產能過剩化解下的技術性失業窘境

經濟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戰略方針是以質量和效益為衡量標準和價值取向，同時明確市場與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與推動作用。因此，用技術和創新驅動代替投資驅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一環。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發展資源和空間的有限性，產業結構的調整同時也意味著過剩產能的化解和落后產業的淘汰。

產能過剩通常發生在依靠政府主導投資發展的中西部國有企業，而投資驅動在經濟發展驅動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僅意味著新常態下過剩產能的增加，同時也暗示著落后產業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業員工將成為就業群體冗員而遭受淘汰。產能過剩行業中的潛在冗余員工普遍存在著教育水平低下的現象，他們本身的人資水平難以適應產業升級中的行業崗位要求，大面積的技術性失業窘境不可避免，這勢必影響我國整體就業質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鎮化引起的就業容量泡沫與高質量就業的沖突

一般而言，與產業發展相對稱的城鎮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圍農村”式發展，其不僅可以有效拓展經濟發展空間、增強發展續航能力，而且可以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維護社會的穩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將城鎮化作為政績提升中的實現抓手，大量農地轉做非農用途，土地城鎮化被動快速發展。

土地城鎮化作為一種經濟擴張形式，在短期內固然能夠吸納大量勞動力，解決社會就業難題，但由于其背離產業發展規律，因而難以實現就業容量的長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鎮化雖然拓寬了“就業蓄水池”，但是其過度依賴政府投資與政策的畸形發展方式使得區域內流入的（下轉P73）

陳溢依：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數據分析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數據分析

陳溢依

（華北電力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市場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國內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到2015年流動人口數量占到全國人口總量的20%。選舉實踐中，流動人口的選舉權被“架空”，實際參與率很低。文章通過多元回歸數據分析對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現狀進行原因分析。在和諧社會的構建過程中，流動人口這個巨大的群體不應該成為“視角盲區”，在保證他們充分享受經濟發展成果的同時，政治選舉權利的保障同樣重要。

[關鍵詞]流動人口；選舉權；回歸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過多元回歸數據處理，分析流動人口選舉活動參與率低的原因，在流動人口仍然持續增長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實現流動人口選舉權的突破口。

1數據收集

2015年2～3月，筆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蘇、云南、重慶六地對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踐情況進行小規模的問卷調查。本次調查共收集了15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107份。筆者的數據分析從個人層面對流動人口參選率低的原因進行回歸分析，以流動人口參與選舉的次數為解釋變量，流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時間、是否知道選舉權、是否接到戶籍地的選舉通知、是否接到現居地的選舉通知等為因變量。

2數據處理

（1）對于年齡因素，我們認為年齡對選舉次數的影響與本次調查想要獲得的結果無關，因此我們通過將選舉次數除以年齡與18的差（18歲以上才有選舉權），來得出每年參加選舉的次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從而剔除年齡對選舉次數的影響。

（2）對于一些答案為“是”或“否”的問題，我們通過設置指示變量的方式加入到回歸模型中，其中“否”賦值為0，“是”賦值為1。

（3）對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對數具有更好地性質，我們將取自然對數后的收入放入回歸模型中。

（4）我們使用逐步剔除法，運用STATA軟件，剔除掉不顯著的解釋變量，并最終得到了下所示的回歸結果，其中l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對數，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選舉權”的指示變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間是否獲得原居住地選舉通知”的指示變量。

3數據模型解釋

（1）本模型的R-squared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釋變量對選舉次數的解釋能力為28%。且模型的整體顯著，說明我們的模型能夠較好地解釋選舉次數的影響因素。

（2）各解釋變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釋變量對選舉次數的影響都是顯著的。具體來說，知道自己有選舉權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選舉權的人每年平均多參加019次選舉；在外務工期間收到家中選舉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參加選舉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參加選舉次數平均減少011次。

（3）回歸分析過程中，我們不斷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時間對選舉次數的影響。這說明對待選舉活動的態度積極與否和受教育程度相關性不大，大學生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會比農民的政治參與積極性高的這種說法并不準確。對于回歸得到的結果，是否知道選舉權與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對選舉次數的影響與事前的估計是一致的；而收入對選舉次數的影響出乎了我們的意料，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動人口更期望表達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較高的流動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現狀。

（4）選舉成本和利益之間的失衡。根據成本―收益分析理論，作為“經濟人”的流動選民是否參與選舉，取決于參選的成本和預期收益之間的大小比較。如果參選的預期收益大于參與成本，他們就會選擇參加選舉，反之，則傾向于放棄。

由于長期離開戶籍地，戶籍地的政策和流動人口的利益嚴重分離，回鄉參選卻要承擔路費、誤工費等各種成本。石賢平（2008）調查，問及“未能參加戶籍地選舉活動的主要原因”時，567%的流動人口回答是“回戶籍地參加選舉費用太高”和“沒有時間”。回鄉參選的流動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補貼和獎勵才回去的，問及“參加戶籍地選舉活動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補貼和獎勵才去的”。821%的流動人口離開戶籍地是因為“到城市打工或經商”，在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的衡量過程中，大多數流動人口會選擇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對選舉機構而言，流動人口的流動性使組織選舉的成本不斷增加。選民登記之后很多流動人口不來參加選舉，導致選舉資源大量浪費。

（5）流動人口的思想觀念因素。零點調查公司持續3年對京滬等地外來人口的調查顯示，45%的外來務工經商人員感覺受到歧視。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還叫“暫住”，工作了很久還被叫“流動”，很難讓他們產生歸屬感。

流動性決定了流動人口習慣考慮短期利益，很難著眼于選舉的長期效益，他們意識不到自己選舉出來的代表對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解決自己的社會保障、就業工資、子女教育等問題的重要性。多數流動人口認為選出的代表并不會替自己說話，“覺得選了也白選”“選誰都一樣”。見下表。

在人口大規模流動的階段，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流動人口不該成為“視角盲區”。在保證他們充分享受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成果的同時要保證他們能夠有暢通的渠道參加社會政治生活。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處于不斷變化之中，對流動人口選舉權利的實踐研究也應該保持一個連續的狀態。流動人口選舉權得到真正實現的過程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石賢平試論我國流動人口選舉權的實現[D].北京：中國政法大學，2008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3篇

關鍵詞：生育觀念；影響因素；生產力；生育政策

中圖分類號：C911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13-0097-02

生育觀念古已有之，直到現在仍然是學者們廣泛關注的重要領域。它不僅僅是對生育過程的總結，同時也涵蓋了人們對待生育行為的態度和看法，概括來說它是指人類在生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思維方式、行為習慣、倫理觀念、等一系列文化現象的集合，直接影響著人們的生育行為。作為人類社會歷史文化的產物，生育觀念有著廣泛的內涵，它涵蓋了生育的目的、生育的數量、生育的時間以及生育的性別取向等方面。在同一時期的社會里，人們一般都有著或約定俗成或積習成文的生育觀念，像我國鄉土社會的“多子多福”“多生多育”的生育觀念，而隨著社會的變化發展，生育觀念會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改變，在當今社會里，生育觀念又產生了哪些變化，這值得我們探討。

一、“少生優育”生育觀念的形成過程

工業革命以來，機器化大生產逐步取代了傳統的鐵犁牛耕的生產方式，傳統社會中農業經濟的主導地位喪失，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生產力得到了飛躍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得以提高。經濟基礎的根本性變革勢必會帶動上層建筑的一系列變化，生育觀念作為上層建筑中精神文化的一種，也隨著社會的變遷而改變。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市場大潮的沖擊，貧富差距的拉大，人們的經濟壓力和社會壓力也隨之增大，大多數人是希望生育一個孩子的，畢竟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還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這時候父母關注的不是孩子的數量而是孩子的質量，為了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父母特別注重孩子的全面發展，比如給孩子早教，上各種補習班，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遠超過去，這使得有人感慨現在養一個孩子的生育成本比過去養兩個三個孩子的成本還要高。正是在這些經濟和社會的諸多壓力之下，逐漸形成了如今“少生優育”的生育觀念。

二、“少生優育”觀念形成的影響因素

（一）教育制度的變革和教育年限的延長

工業社會不同于傳統社會，傳統農耕社會強調的是勞動力的數量，人口增加意味著勞動力增加，勞動力多了，就可以生產更多的糧食，開墾更多的荒地，國家也可獲取更多的賦稅收入和可利用的儲備兵力；而工業社會的主要特征是使用機器進行生產，機器化大生產對勞動力自身素質的要求提升，它需要的是技術人才，強調的是勞動力的質量和素質，而國家為了培養適應工業社會發展需要的人才，為了更好地提升國民的素質，深化了教育體制的改革，延長了教育年限，這直接增加了教育成本，使得工薪階層不得不考慮生孩子的成本。同時，教育作為上向流動的渠道，對于占絕大多數人的中下工農階層來說是至關重要的，通過教育可以獲取向上層社會流動的機會，但教育年限的延長使得個體為了更好地完成學業不得不推遲結婚，時間一長，大家也就開始晚婚晚育了。

（二）女性的職業化發展以及避孕技術的進步

雖然我國曾長期處于男權社會，男性是社會的主體，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女性的社會地位不斷提升，她們不再滿足于傳統的角色，開始走出家庭，走向社會，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實現自身的價值，單一的家庭主婦逐漸發展為職場女性，職場女性不僅僅是在家照顧孩子，同時也在職場上實現自身價值，職場上的競爭壓力下迫使不少家庭選擇了傾向于自身發展的選擇――少生或不生孩子。隨著科技的不斷發展，避孕技術也隨之進步，避孕觀念逐漸深入人心，在人們的青壯年時期，不少年輕人考慮到要發展事業，于是通過避孕手段選擇了少生或不生，等到事業逐漸起步之后，人們逐漸達到中年時期，這時人們的生育能力下降，即使想生育也不一定能有效生育，因此，避孕技術的進步有效地預防了計劃之外的生育行為。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本位的思想逐步確立

工業革命以來，工業化的發展不僅帶來了經濟上的騰飛，同時也引起了思想領域的變革，傳統的家本位的思想向個人本位轉變，人們不再是只局限于家族和國家的發展，而是更多地關注自身的發展，更理性地思考問題，由此衍生了利己、自由等思想觀念。一個家庭里有了孩子不僅增加父母的經濟負擔，同時也占用了父母的精力和時間，降低其自身競爭力，很多企業不招女性員工，就是不愿承擔女性因為生育帶來的一系列成本投入，甚至有些女性為了自身事業能更好地發展，放棄了生育孩子。此外，與傳統農耕社會不同的是，工業社會注重的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這使得人們思想上的藩籬逐漸被打破，自由意識復蘇，更加捍衛自身的權利，而選擇不生也是人的一種權利，不少兩性為了擁有更自由的二人世界，選擇了放棄生育孩子，就是現在我們所謂的“丁克家庭”，英文叫“double income and no kids”，譯為“雙收入，無子女”，在這類家庭中的夫婦是有生育能力的，但是卻選擇不生，主要就是為了追求更自由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同時也有促進自身事業發展的目的。

三、生育觀念的特點及現階段我國生育政策分析

生育觀念具有階段不可逆的特點。生育觀念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在特定的環境下經過一個相對較長的過程然后才孕育發展起來的。其一經形成，沒有國家強制干預的話，幾乎不可逆，即使國家強制干預，幾千年的歷史慣性還是很難剎住車的，就像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時，就遭到很多人的反對，當時傳統多生多育的生育觀念根深蒂固，即使生育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代價，甚至有的家庭被罰得傾家蕩產，依然要生孩子，超生現象屢禁不止。想要改變我國目前低生育率的現狀目前來說很難，即使國家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也不見得能顯現成效，就像現在諸多的西方發達國家，很早之前就開始鼓勵國民生育，但是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處于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的水平，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反思。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加速，人們生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我國是不是也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人口出現零增長和負增長。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我國應該防患于未然，從以下方面進行一定的嘗試，用以彌補之前因計劃生育政策等原因造成的低生育率現象。

（一）減輕個體家庭生育成本，保障女性的生育權利

在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物價水平也同樣飛速提升著，而人們工資提升的速度卻遠遠趕不上物價提升的速度，這使得人們所承受的生存壓力增大。當前家庭不愿生育的主要原因是承受不起巨大的生育成本，奶粉錢、教育費用、各類輔導班花費等因素都是降低人們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同時，現代社會人們的人生觀和價值觀發生改變，傳統的家本位發展到現在的個體本位，個體更多地關注的是自身事業的發展，自身事業發展需要占用時間和精力，尤其是女性，逐漸走出家庭，在職場上拼殺，這都降低了家庭生孩子的動機。為了減輕家庭的負擔，國家應該建立并完善婦女生育保障，應該通過立法的形式保障懷孕婦女的平等就業權，防止女性因為生育而失去工作的現象發生。同時，還應建立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國家財政補貼來彌補女性員工因為生育給企業帶來的損失，這不僅有利于消除女性就業歧視，同時也減少了女性生孩子的后顧之憂。

（二）逐步放開生育政策，一些地區采取鼓勵生育的政策

就當前的人口趨勢來看，隨著我國生育率的不斷下降，少子化現象日益突出，為了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人口過少危機，應該適當調整一下計劃生育政策，目前我國政府對人口政策做出了大方向的調整，出臺“單獨可生二胎”的政策，并讓各地區根據各地人口情況制定相應的人口政策，比如在人口基數小、生育率過低的地區應該盡快實施這一政策，在人口基數大、生育率相對較高的地區應該繼續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要想改變當前我國這一系列人口問題，除了逐漸放開生育政策之外，還應采取一些鼓勵生育的措施，比如對有一到兩個子女的家庭進行物質獎勵，限制和處罰兩個以上子女的家庭，同時加強生育宣傳工作，使人們認識到生孩子對國家、對社會、對家庭的好處，使人們逐漸形成合理生育、適當生育的生育觀念。

（三）加強在生育方面的宣傳工作，營造良性生育文化

生育觀念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但這并不是絕對的，在社會大環境下的生育觀念形成之后，我們可以通過一些人為的措施加以影響。要想改變生育觀念最直接有效的做法就是改變人們對生育的看法，加強思想上的宣傳動員工作。在傳統農耕社會里人們普遍貫徹多生多育的做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在于受生育文化的影響，農耕社會在封建統治者及儒家學者的宣傳鼓勵下，形成了“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養兒防老”等一系列生育文化，正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形成了“多子多福”的生育觀念，進而對人們的生育行為產生了深遠影響。而今，由于受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再加上經濟上的壓力，社會逐漸形成了少生甚至不生的低生育文化氛圍和生育觀念，這直接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行為，進而使得我國人口出生率不斷下降，少子化現象日益明顯。

參考文獻：

[1].生育制度[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4-46.

[2]田雪原，陳勝利.生育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6：39-43.

[3]宋健，[韓]金益基.人口政策與國情：中韓比較研究[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09：44-46.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4篇

弱精癥是造成男性生育力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這些患者的檢查貌似正常，實際上運動能力低下，為夫妻二人想要寶寶的愿望籠罩上一層陰霾。臨床上認為，如果一個人的平均運動速度低于25～28微米/秒，應視為弱精癥，即活力差，或曰運動能力差甚至基本無活動能力。大約4%～10%的男性朋友會深受其害，甚至無法享受為人父的幸福。

男性患上弱精癥能授孕嗎

弱精癥的原因比較多，是否造成不孕，要看患病的程度。筆者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做過一個動物實驗，結果發現，運動速度的高低有顯著的種屬差異，速度低的生育率也低。比如牛的運動速度可達50～70微米/秒，小鼠和大鼠可達45～55微米/秒，而大熊貓的運動速度僅為20微米/秒左右。

我們知道，進入女性生殖道之后，要經過漫長的“萬里征程”，才能到達輸卵管與卵子會合。首先，進入陰道內有可能會被陰道內的酸性環境殺死；其次，很大一部分被子宮頸這個“大門”擋了回去，只有一小部分能以極快速度闖進宮頸口進入宮腔（往往不到總數的1%），贏得先機；進入宮腔后，還要運行一段比自己身體長上萬倍的距離，得到授精的機會，因此，沒有速度是萬萬不能的。后最短不過數分鐘，即能在輸卵管內發現，但其間不知道要淘汰掉多少柔弱無力泳動的。

預防有則

能否提高男性不育患者的運動速度，解決他們的生育問題呢？這是很有可能的。其中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非常重要。

酒精能損傷的結構與運動能力，受到損傷的如果受精，還會影響胎兒在子宮內的發育，引起流產，有時還會生出畸形怪胎，或孩子出生后智力差，成為低能兒。

吸煙時間越長，畸形也越多，而且隨著正常數目的不斷減少，活動力也會減弱。據分析，很可能是煙中的毒性物質在體內起作用，使調節生成的基因受到損害，然后使形態與活動能力發生改變。

另外，不要總穿緊身牛仔褲，過長時間地洗桑拿或泡熱水澡，以免因為溫度過高而影響活動能力。平時注意多食用一些富含鋅的食品，如肝、蛋、魚、肉等動物食品，以及花生、核桃等植物性食物。

治療有道

1.通過中西藥物治療來改善其活力。治療中切忌不分陰虛陽虛，不辨虛實寒熱，一昧追求鞭、腎、鹿茸等大熱大補的壯陽之物。六味地黃湯為古方補腎之主方，四物湯為補血主方，合用則可取得補腎補血之效；五子衍宗丸專治生成障礙。筆者將三方合用特擬五子生精丸，方取菟絲子、覆盆子、枸杞子、熟地、黨參、山藥各120克，當歸、五味子、羊藿、牛膝、山萸肉各 90克，車前子、澤瀉、白芍、丹皮、甘草各60克。共研細末，煉蜜為丸，每丸9克，每天3次，每次1丸。配制丸藥后約可服3個月，為1療程。在臨床應用多年，效果較佳。

生育率低的主要原因范文第5篇

關鍵詞：俄羅斯；人口；生育率；民族結構；教育程度

中圖分類號：C924.5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8-0961(2013)03-0070-09

以2010年10月14日為基準日，俄羅斯政府組織了新一輪全國人口普查。俄羅斯聯邦法律規定，全國人口普查每十年不少于一次。這次全國人口普查是俄羅斯自沙俄時期以來的第十次，也是蘇聯解體后新俄羅斯時期的第二次，與上次普查相距八年。俄羅斯聯邦國家統計局于2011年3月公布了初步統計結果，隨后在2012年6―12月分批次、分類型公布了最終統計結果(1)。

根據最終統計結果，俄羅斯聯邦常住人口為1.429億，人口總量排在中國(13.35億)、印度(12.10億)、美國(3.09億)、印度尼西亞(2.38億)、巴西(1.91億)、巴基斯坦(1.65億)、孟加拉(1.47億)之后，位居世界第八，比2002年第九次人口普查時倒退了一個位次。

一、人口規模繼續縮小并呈加速下降態勢

在第八至第九次全國人口普查期間(1989―2002年)，俄羅斯出現了戰后首次人口下降，被稱做第四次人口危機，直到2010年人口普查時危機依然在持續。與上次普查相比，此次普查人口總量繼續減少，8年間全俄羅斯人口由14516.7萬下降到14285.7萬，減少了231萬，下降了0.016％。其中，城市人口由10642.9萬下降到10531.4萬，減少111.5萬，下降了0.01％；農村人口由3873.8萬下降到3754.3萬，減少了119.5萬，下降了0.03％。不僅如此，人口下降還呈現出加速度的態勢。例如，1989―2002年人口年均下降幅度為0.09％，而2002―2010年年均降幅提高到0.20％，其中農村人口年均降幅更是達到了0.39％(見表1)。

全國人口分別居住在2386個城市居民點(包括城市和城市類型的居民點)和13.4萬個農村居民點。與2002年相比，城市數量增加了2個，達到1100個。其中，人口在50萬～100萬的大城市數最增加了5個，達到25個；人口達到百萬的特大城市減少了1個，為12個；人口在5萬～50萬的中等城市數量明顯減少；人口在5萬以下的小城市數量有所增加。城市人口的93％居住在城市，比2002年的90％有所提高，只有7％的城市人口居住在城市類型的居民點。普查表明，城市類型的居民點數量和人口數量明顯減少，這也許與某些大型企業和機構的撤銷相關(見表2)。

由于人口下降和居民外遷，2002―2010年俄羅斯行政當局撤銷了8500個農村居民點。此外，還有1.94萬個農村居民點實際已經無人居住，這個數字比2002年增加了48％。越來越多的農村居民向大型村落聚集，居住在3000人以上的大居民點的農村人口達到1114.7萬，比2002年增加了109.5萬，占農村人口總數的29.7％。10人以上3000人以下的各種規模的農村居民點都在減少，人口數量也在下降，而不足10人的小微居民點卻大幅增加，比2002年多了2200個(見表3)。

二、人口地理分布嚴重不均衡

統計數據顯示，在人口總量下降的大背景下，由于人口自然增長率的差異和人口流動的原因，俄羅斯人口地理分布更加不均衡。相對于差異巨大的人口自然增長率而言，人口流動對俄羅斯人口地理分布的影響更為顯著。從總體上看，人口流動的基本方向一如既往，仍然是由東向西，即從人口相對稀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東部地區向人口相對充裕、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西部地區流動、遷移。2002―2010年，在全俄8個聯邦區中有6個人口下降，其中下降最多的是伏爾加河沿岸聯邦區，凈減120萬；其次是西伯利亞聯邦區，凈減80萬；其他依次為遠東聯邦區(凈減40萬)、西北聯邦區(凈減40萬)、烏拉爾聯邦區(凈減30萬)、南部聯邦區(凈減10萬)。由于人口數量減少，上述聯邦區在全國總人口中所占比重也相應下降。人口獲得增長的2個聯邦區為中央聯邦區和北高加索聯邦區，分別增加了4J0萬和50萬。前者是外地流入人口增加造成的，只有后者是因本地人口自然增長實現的(出生率高于死亡率)。

從目前的人口分布來看，中央聯邦區人口最多，為384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26.9％；伏爾加河沿岸聯邦區其次，人口為2990萬，占全國總人口的20.9％；其他依次為西伯利亞聯邦區(人口1930萬，占總人口13.5％)、南部聯邦區(人口1390萬，占總人口9.7％)、西北聯邦區(人口1360萬，占總人口9.5％)、烏拉爾聯邦區(人口1210萬，占總人口8.5％)、北高加索聯邦區(人口940萬，占總人口6.6％)、遠東聯邦區(人口630萬，占總人口4.4％)(見表4)。

人口密度最大的中央聯邦區和伏爾加河沿岸聯邦區每平方公里分別達到59.1人和28.8人，而人口密度最小的西伯利亞聯邦區和遠東聯邦區每平方公里分別只有3.7人和1人。

2010年，俄羅斯聯邦平均城市化率達到73.7％，但地區間存在著巨大差異。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西北聯邦區城市化率高達83.5％，而南部聯邦區和北高加索聯邦區則處于平均線以下，水平最低的北高加索聯邦區城市化率只有49.2％(見表5)。

三、人口老齡化程度加深，性別比例差距擴大

最近20年，俄羅斯人口老齡化程度逐年加深，2002年第九次人口普查時全國人口平均年齡為37.7歲，比1989年第八次全國人口普查時提高了4歲，此次人口普查又比八年前有所提高，達到39歲。

近年來，俄羅斯適齡勞動力人口開始減少，2010年比2002年減少了100萬，總數從8900萬下降到8800萬。同一時期，低于勞動力年齡人口從2630萬下降到2310萬，占總人口的比重也從原先的18.1％下降到16.2％(其中城市只占15.3％)，而高于勞動力年齡人口則從2980萬增加到3170萬，占人口總數的比重從20.5％提高到22.2％(見表6)。這組數據說明，俄羅斯人口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現有適齡勞動力在減少，勞動力儲備嚴重不足。

俄羅斯是個人口性別比例嚴重失衡的國家，曾經被聯合國人口司列為全球五個男性比例最低的國家之一。俄羅斯人口性別比例失衡是從20世紀初開始的，兩次世界大戰和國內戰爭使男性人口大量損失，致使兩性比例差距急劇擴大。20世紀50年代男女性別之比曾達1000：1243，此后這種差距逐漸縮小，但最近十余年又開始拉大，其主要原因在于男性人口大量過早死亡。2002年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多1000萬，2010年增加到1080萬，男女人口比例從1000：1147提高到1000：1163(見表7)。

四、婦女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

2010年，全俄年滿16歲人口共計1.197億，比2002年增加了200萬，其中男性5420萬，女性6550萬。已婚人口為3300萬對，比2002年減少100萬對。在已婚人口中有13％(440萬對)為未登記婚姻，而2002年這一數字為330萬對，占已婚人口的9.7％(見表8)。這說明人們越來越不注重婚姻形式，也說明婚姻的不穩定性較之以往大大增加。此外，有1800已婚人口年齡低于16歲法定年齡，其中有1100人為非登記婚姻。這一狀況好于上次人口普查，當年有3700已婚人口年齡低于法定年齡，其中有2200人為非登記婚姻。

2010年俄羅斯婦女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平均每千名婦女生育子女數量從2002年的1513人減少到2010年的1469人。其中，每千名城市婦女平均生育子女數量從2002年的1350人減少到2010年的1328人，每千名農村婦女生育子女數量從2002年的1993人減少到2010年的1876人。在15歲及以上年齡段的婦女中，15～19歲生育第一胎的占19％，20～24歲――54％，25～29歲――19％，30～34歲――5.3％，35歲及以上年齡段――1.9％(見表9)。

五、家庭經濟規模日趨小型化，獨居人口顯著增加

2002年全俄人口普查時首次使用了“家庭經濟”的概念，用以取代以往的“家庭”概念作為普查登記單位。與傳統的“家庭”概念不同，“家庭經濟”可以包括由非親屬關系組成的家庭和由1人組成的家庭。此次人口普查繼續采用這一概念。本次人口普查共統計了5460萬個私人家庭經濟，在其中生活著1.41億人，占全國總人口的99％(見表10)。

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俄羅斯家庭經濟平均規模(家庭經濟平均人數)進一步縮小，為2.6人(2002年為2.7人)。由1人和2人組成的家庭經濟占全部家庭經濟的54.2％。全國有1400萬人處于獨居狀態，占整個家庭經濟的25.7％，比2002年增加了220萬，增長了19.4％。在獨居家庭中老人占相當大比例，俄羅斯社會老齡人口的生活狀態由此可見一斑。在由2個和2個以上成員組成的家庭經濟中有1790萬個擁有未滿18歲的孩子，占總數的44％，而在2002年這一比例為52％。兩次普查期間，沒有未滿18歲孩子的家庭增長了15％。不論是城市還是鄉村，一個孩子的家庭經濟仍然占多數。由于近年來俄羅斯政府加大了對民生的投入，居民住房狀況有了較大改善。上次人口普查時有6.8萬個家庭經濟沒有住房，涉及人口14.3萬，此次人口普查沒有住房的家庭經濟數量大幅減少到3.4萬個，涉及人口也下降到6.4萬。

此外，還有180萬人生活在集體家庭經濟中，這一數字2002年為230萬。所謂集體家庭經濟是指為孤兒和失去父母照顧的兒童開辦的保育院和寄宿學校、為殘疾人和老人開辦的福利院、治療慢性疾病的醫院、修道院、兵營以及被剝奪人身自由的地方(如監獄、勞教所等)。

六、各民族間人口發展差異巨大，但整體民族結構未發生重大變化

普查時有1.3723億人對問卷中民族屬性一欄做了回答，占總人口的96.06％，另有500多萬人沒有說明自己的民族屬性或不能提供相應的證明材料。在已說明民族屬性人口中，第一大民族俄羅斯人占80.90％，共計1.1102億人；第二大民族韃靼人占3.87％，為531萬人。其余人口數量占比超過1％的民族還有烏克蘭人(193萬)、巴什基爾人(158萬)、楚瓦什人(144萬)和車臣人(143萬)。

2002―2010年，在人數較多的22個民族中，除哥薩克和卡巴爾金兩個民族人口數量基本未發生變化外，有10個民族人口增加，10個民族人口減少。人口增加的多為高加索民族和鄰近的穆斯林民族，其中增長幅度超過10％的有庫梅克人(19.05％)、達爾金人(15.69％)、列茲金人(14.63％)、阿瓦爾人(12.35％)；增幅相對較低的有印古什人(7.32％)、車臣人(5.15％)、亞美尼亞人(4.42％)、奧塞梯人(3.92％)。此外，還有兩個東部民族人口獲得了增長，即雅庫特(薩哈)人和布里亞特人，分別增長了9.09％和2.22％。

人口下降幅度最大的民族分別是白俄羅斯人(－35.80％)、烏克蘭人(－34.35％)、烏德穆爾特人(－14％)、楚瓦什人(－12.20％)和莫爾多瓦人(－11.90％)；其余人口減少的民族還有馬里人(－8％)、巴什基爾人(－5.39％)、韃靼人(－4.32％)和阿塞拜疆人(－3.23)。俄羅斯聯邦主體民族俄羅斯族人口減少了487萬，下降幅度達到4.20％(見表11)。

在普查中有1.3872億人說明了國籍，其中擁有俄羅斯國籍的人口為1.3786億人，占已說明國籍人口的99.38％；外國公民為68.7萬；無國籍人口17.8萬；另有413.5萬人未說明國籍。在俄羅斯公民中有7.9萬人擁有雙重國籍，在外國公民中42％來自獨聯體國家(見表12)。

2010年，在問卷中對掌握語言做出回答的人口中有1.38億人通曉俄語，占99.4％。其中，1.01億城市人口通曉俄語，占99.8％；0.37億農村人口通曉俄語，占98.7％。除俄語外，使用人數較多的語言還有英語、韃靼語、德語、車臣語、巴什基爾語、烏克蘭語、楚瓦什語等。另有12.1萬人掌握俄語手語。

七、居民受教育程度穩步提高

2010年，在全俄1.211億年滿15歲的人口中，除去350萬在普查時未說明受教育程度外，受教育人口達到1.106億，占同齡人口的91.33％，占已說明受教育程度人口的94.05％；630萬人只接受過初等普通教育，占同齡人口的5.20％，占已說明教育程度人口的5.36％；未受教育人口只有70萬，僅占同齡人口的0.58％和已說明受教育程度人口的0.6％(見表13)。這些數據均好于上次人口普查。

2010年，全俄每千人中有234人接受過高等職業教育，比2002年的162人增長了44.44％。在接受過高等職業教育人口中有110萬人具有學士學位，占4.3％；專家2510萬，占93％；碩士學位60萬，占2.3％。在接受過高等職業教育的專家中，70.7萬人具有大學后教育，比2002年的36.9萬人大幅增加。全俄共有59.6萬名副博士(學術候選人)和12.4萬名博士。副博士中女性人口為26.5萬，占44％；博士中女性人口為4.1萬，占33％。副博士中65％為適齡勞動力人口，博士中51％為高于適齡勞動力年齡人口。與2002年相比，接受過不完全高等教育的人口增加了44％，他們當中有68％的人正在繼續學業；具有中等(完全)普通教育的人口略有增長(0.9％)。在年滿10歲的人口中文盲的比例明顯下降，2002年為0.5％，2010年下降到0.3％。在文盲中42％為年滿60歲的老年人。

八、生活資料來源日益多樣化

實行市場經濟制度以來，俄羅斯居民的生活資料來源日益多樣化，除了勞動收入之外人們開始有了更多的選擇。統計數據顯示，普查期間，1.036億人擁有1項生活資料來源(不等于只有一項工作)，3300萬人擁有2項生活資料來源，220萬人擁有3項或更多生活資料來源。與2002年相比，領取勞動收入(包括兼職)的人口增加了445.6萬，增長7.2％；從事個體輔助經濟的人口減少了322.5萬，下降17.7％；領取退休金(不含殘疾退休金)人口增加了155.5萬，增長4.9％，達到3347.5萬人，創歷史新高(見表14)。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居民的資產(包括金融資產和不動產)收入顯著增加，這說明最近十余年的經濟發展確實給俄羅斯百姓帶來了實惠，民間財富迅速積累起來。

九、經濟自立人口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