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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的危害范文第1篇

關鍵詞：人口老齡化；社會發展；挑戰；解決措施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1723（2012）09-0074-02

人口老齡化是指總人口中因年輕人口數量減少、年長人口數量增加而導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應增長的動態過程。人口老齡化的具體標準是國際上通常把60歲以上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到10%或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作為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老齡化社會的標準。

“人口老齡化”有微觀和宏觀兩層含義。微觀層面指的是組成人口的個體人的老化，即我們通常的人由年輕變老；宏觀層面是指整個人口群體的老化。無論是微觀的老化還是宏觀的老化都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但二者有本質的區別。個體老齡化是單向運動過程，是一種自然現象，是不可逆轉的客觀規律。人口群體的老化則以個體老齡化為前提，受社會、經濟、人口規律及政策的影響，是可逆的，是雙向運動的過程，當人口的生育率回升時，人口老化過程就會出現逆轉，就有可能出現“返老還童”的現象。簡言之，人口老齡化就是指老年人在總人口中所占比重逐漸增加的動態過程，特別是指在年齡結構類型已屬年老型的人口中，老年人口比重持續上升的動態過程。迄今為止，為世界各國普遍接受并廣泛使用的老年人社會界定標準有兩個，即1956年聯合國和1982年世界老齡問題大會所制定的標準：60歲及以上或65歲及以上人口。從老齡人口結構來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10%以上或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以上的人口屬于老年型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是必然現象，是發展與進步的表現，但隨之而來的社會養老保障面臨諸多的問題也巫需研究與解決。

為了應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嚴峻挑戰，中國政府力圖建立起覆蓋面廣、經濟有效、公平可及的老年健康支持體系，這個體系包括預防、診療和老年人照護等多方面的內容。

按照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十二五”規劃，中國將在2015年把作為主要健康指標的人均期望壽命提高一歲，達到74.5歲。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老齡工作”，這在黨的報告里還是首次出現。從應對人口老齡化、促進中國經濟健康有序發展的要求出發，中國現階段養老保障體系建設的總體思路應該是：養老保障事業由城市向農村發展，由國有部門向非國有部門拓展，通過改革和制度創新，破除城鄉壁壘和地域壁壘，實現社會保障城鄉統籌和區域統籌相結合，逐步形成中國人口老齡化形勢和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相適應的養老保障體系。專家指出，如何降低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延長老年人壽命將是達到這一目標的重要內容。有統計顯示，在未來二十年，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將會比現在翻一番，如何應對老齡化，讓老年人更健康更有質量地生活，對中國來說仍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國家在有關老年人口生活福利方面都面臨著政策挑戰，中國也不例外。中國的不同在于，中國人口快速老齡化出現在，它的收入水平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或其它一些東亞國家。

更為嚴重的是在廣大的農村，農村老年人口占中國老年人口總數絕大多數且數量仍在增加。上世紀90年代以來，農村人口大量向城鎮地區流動，改變了農村老年人口依靠家庭養老的狀況。這種變化反映在農村的居家安排的改變，即與成年子女同住的農村老人的比例已經從1991年的70%下降到2006年的40%。雖然外出打工的成年子女往家匯款增加了農村老人的收入，但農村老人在年齡很大時還得下地勞動并要照顧留守兒童，這對他們是很大的負擔。而且，目前這種幾代同堂的大家庭結構也會增加對成年子女的壓力，需要他們在缺乏政府持續支持的情況下為老年父母提供經濟支持。如何處理好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正在成為中國在未來幾十年面臨的一項重大挑戰。

針對人口老齡化的問題，我國現行的社會保障制度顯得疲軟無力，應當進一步完善來適應人口老齡化。具體措施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調整人口生育政策。將人口老齡化問題列入各級黨委、政府和人口計生部門的重要議事日程，加強前瞻性研究，及時把握老齡化的突出問題，制定應對措施和政策；加大人口普查力度，建立人口老齡化的經常性監測機制；繼續穩定低生育水平，合理設置過渡期人口政策；建立整治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的長效機制，降低人口性別結構與年齡結構交織在一起對人口安全形成的危害，努力促進老齡社會男女性別結構和諧。

2.完善社會養老保險。多渠道籌集資金；在適當的時候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屬地持有、公司管理的模式，即全國各地的社保基金委托若干家在全國范圍內運作的養老基金管理公司管理，這樣盤子大了，可以將一部分資金投入資本市場運作；在管理體制上可以成立由行政、人大、企業和職工代表參加的養老基金管理機構，對重大問題如養老金的繳費與福利水平進行決策。這些可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保證養老金的可持續發展。這樣雖然減少了政府行政部門對養老金的干預能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也減少了政府直接承擔的責任和風險。

人口老齡化的危害范文第2篇

人口老齡化 中國已經進入人口老齡化社會，但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諸多醫學問題需要我們高度重視。人口老齡化一方面表明一個國家的經濟在迅速發展，人的壽命正在延長，但同時也給個人和社會帶來了沉重的醫療負擔。老年人容易得4種病：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泌尿系統感染)、腫瘤、心腦血管病、老年癡呆；老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傳染病和非傳染性疾病的雙重侵襲。

環境污染嚴重化 據最新調查數據顯示：75％的慢性非傳染性疾病與生產和生活過程中的廢棄物污染有關，空氣污染和水污染問題仍非常嚴重，辦公和居住環境中的噪聲、微波、電磁波、射線、有害氣化物等已經成為健康的隱性殺手。以噪聲為例，我國對城市噪聲與居民健康的調查表明，地區的噪聲每上升一分貝，高血壓發病率就會增加3％。此外，它還會影響人的神經系統，使人急躁、易怒、影響睡眠，造成疲倦。

英年早逝“時尚化” 很多年輕人在30歲、40歲，正是事業有成時就突發疾病而失去年輕的生命。這是當前被全社會廣泛關注的一個熱點話題。而我們需要思考的是，在英年早逝背后，什么是導致它發生的元兇?我認為，根本原因就是心腦血管病等慢性非傳染性疾病發病年齡提前，發病周期縮短，致死率增高。

肥胖和缺少運動普遍化 久坐會影響健康，這一點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坐的時間長了，人體心腦血管的功能要退化，四肢要“生銹”，腰腿痛的問題會出現。同時，由于久坐不運動，身體會發胖，以至于體重增加，腰圍加大，甚至引發肥胖癥。超重和肥胖不但容易引發糖尿病和心腦血管疾病，而且直接影響人們的健康壽命。

“心靈感冒”――抑郁癥流行化 精神心理障礙、過度緊張和壓力引發身心疲勞，生活節奏加快和日趨激烈的競爭直接引發抑郁癥等精神心理障礙日趨增加。尤其是15―35歲的青少年男女成為“心靈感冒”的高發人群。據了解，我國抑郁癥的發病率和傷風感冒一樣多。但是，人們得了傷風感冒都有去看醫生的意識，而得了抑郁癥去看醫生的比例卻不到17％，以至于最后采取極端方式對待生命。

貧富差別帶來疾病譜兩極化 貧富差別帶來疾病譜發展的兩極分化，經濟發達地區和富裕人群主要受心腦血管和癌腫等慢性病的威脅，而經濟不發達地區和貧困人口仍然飽受著結核、肝炎等傳染病的危害。

公共衛生事件上升化 近年來，國內環境污染、公共衛生事件時有發生。比如松花江發生的重大水污染、“齊二藥”假藥致人死亡、“欣弗”事件、“多寶魚”事件、“紅心鴨蛋”事件等等，也給人們的健康帶來了更多的隱患。

新發傳染病全球化 近30年來，新發傳染病病原體近30多種，幾乎每年都有一種或數種新發傳染病出現。

人口老齡化的危害范文第3篇

風險是人類社會始終面臨的一大現實問題。盧曼認為，所謂風險是指“損失或傷害的可能性”，具有不確定性和潛在危害性兩個基本特征，當不確定性因素持續惡化，潛在危害性轉變為現實危害性時，潛在風險問題就會轉化為現實問題。風險也是當前中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風險問題已經對養老保險制度衍化路徑、目標理念以及發展過程等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依據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風險問題產生根源的不同，本文將其分為經濟性風險因素和社會性風險因素兩類。經濟性風險因素主要是指那些因外部經濟環境條件變化而可能對制度產生損傷的因素，包括財政收支失衡風險因素、運營管理風險因素及勞動力市場風險因素等。社會性風險因素主要是指那些由于社會文化條件變化而可能導致社會沖突及社會損傷狀況產生的因素，包括人口老齡化風險因素、社會階層分化風險因素、社會流動風險因素及社會轉型風險因素等方面的內容。本文對經濟性風險因素的分析重點在于“財”或“物”等因素，而對社會性風險的分析則主要是那些與制度實施密切相關的“利益人”，尤其是在制度實施過程中利益可能受到損害的群體，如農民工群體等。由于風險問題具有滯后性、間接性及隱蔽性等特征，風險后果常常可以預測，因此如能及時對影響中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運行的各種風險因素進行甄別并加以防范，就會對現有制度的籌資模式、養老資源配置結構、養老保險機制形成以及公眾參與意愿等產生推動作用，進而提升制度的整體實施效果。

(一)經濟性風險因素

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失衡風險因素。現有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是從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勞動保險制度衍化而來的，最初針對的目標群體主要是國有企業及集體企業中具有正式職業身份的人群，實行企業單方繳費制，按照現收現付制模式對賬戶資金進行運營。但是近年來，隨著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以及個體工商戶及其雇工等非正式職業群體的不斷加入，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失衡、養老金水平差距較大以及養老保險歷史債務不明確等問題變得越來越嚴重，養老保險財務風險不斷加大。根據蔣云赟等學者的預測，如果維持現行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繳費標準不變的話，該體系將很快無法實現代際收支平衡。制度管理與運營風險因素。由于目前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尚未完全實現，養老保險基金的管理與運營權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這種屬地化的養老保險基金運營模式已經導致管理體制不順暢，制度運營效率低下，養老保險基金投資渠道比較單一，投資回報率整體偏低。2013年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負責管理的基金資產總額高達12415．64億元，但基金權益投資收益率僅有5．54%，養老金投資主要流向銀行存款、債券、信托投資等相對比較保守的領域，導致資金增值保值能力普遍偏低。此外，在屬地化管理模式下，養老保險制度轉移接續不順暢、制度標準分割以及養老金社會化發放程度低等問題十分突出，使得參保人對養老保險各項服務指標的滿意度與總體的滿意度水平都很低。如果按照世界銀行建立的養老保險制度評價體系來衡量的話，在制度覆蓋廣泛性、可負擔性、充足性和公平性等多個方面，現行制度已經不能滿足可持續發展評價標準。

(二)社會性風險因素

人口老齡化風險因素。按照聯合國確立的人口老齡化社會標準，中國早在2000年就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2013年中國老齡人口已經突破2．02億，老齡化水平達到14．8%。《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預測，到202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的規模將達到2．48億，人口老齡化水平將升至17．17%;2050年時老年人口規模將達到4億，人口老齡化水平至少將達到30%。人口老齡化水平風險因素對現行養老保險制度的影響是十分深刻而久遠的，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較高的老齡化水平將使現有代際間養老資源交換平衡關系發生斷裂。維持代際間養老資源交換平衡關系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保持代際間人口比例的協調性。但是在人口老齡化水平持續上升的情形下，代際間人口比例關系正在被打破。2005年中國城鎮老年人口贍養率為26．2%，2013年已經上升至33．19%，黑龍江等省份甚至已經高達63．24%，遠遠超出國際通行的25%贍養代際平衡臨界點。如果繼續維持當前養老保險籌資模式與繳費比例不變的話，當代人的繳費負擔勢必會被極大地增加。第二，養老保險基金收支失衡狀況將進一步加劇。根據馬駿等學者的測算，在人口老齡化水平持續提高的背景下，2030年中國養老金缺口將達到68．2萬億元，占當年GDP的38．7%。第三，養老金替代率水平將持續下降。如果保持當前養老保險基金收入增長率水平基本不變的話，人口老齡化水平的上升將會使領取養老金的人數急劇膨脹，導致養老金支出規模不斷加大，養老金替代率水平持續下降。社會階層分化風險因素。自1980年代中國實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社會階層分化狀況越來越嚴重。仇立平將中國現有社會階層劃分為勞動階級(即工人和農民)、資本所有者階級、專業技術人員階級及管理者階級。社會階層分化加劇了各個階層在養老資源占有方面的不均衡狀況，進而使各個階層在享受養老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別更加顯著，導致制度的不公平性更加突出。總體上講，當前中國公務員和機關事業單位的退休人員享受著比較高的養老保險待遇，退休后可以獲得大約相當于原工資水平80～90%左右的退休金，足以維持比較體面的生活。而企業職工退休后僅能獲得相當于原工資水平50～70%左右的退休金。由于企業職工的工資基數本來就比較低，因此他們領取的退休金數額也比較低，對很多退休職工來說僅能維持基本的生存需要，很難滿足較高層次的生活需求，這種狀況將對職工參加養老保險制度的積極性產生比較負面的影響。社會流動風險因素。社會流動是指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群體及不同職業人群之間的轉化。中國當前社會流動的最顯著特征是農業從業者向城市從業者身份的轉化。根據國家統計局的相關數字，中國在1982年到2000年的18年間，有大約2.0657億農村剩余勞動力遷移到城市。2008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2542億，2012年末已經超過2．6億，但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農民工僅有4543萬。農民工階層的養老保險問題也因此成為全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將農民工等群體納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已經成為解決他們養老問題的重要途徑。但由于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存在著繳費標準較高、繳費期限長等問題，與農民工等非正式職業群體的實際收入狀況尚有一定差距，導致大量農民工群體仍然被排除在制度之外，成為游離于正式制度之外的弱勢社會群體。社會結構轉型風險因素。社會結構是指某個地區或國家的社會成員在資源占有、組織方式及關系格局等方面的基本狀況。社會結構轉型已經成為當前中國社會領域變革的重要內容，包括生產組織形式、社會心態、社會意識形態、人們的價值觀念及行為等多個方面。陸學藝等指出，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期———從傳統社會向現代化社會轉化，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化，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化。受家庭結構小型化及少子女化等因素的影響，傳統家庭養老方式已經趨于瓦解。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10年中國平均家庭人口規模僅有3．10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少了0．34人，而當年離開戶籍登記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已經達到了2.6139億。家庭規模的縮小和人口流動速度的加快已經對傳統家庭養老方式產生了比較負面的影響。社會化養老保險取代家庭養老已經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在這種狀況下，如何為失去家庭養老保障的人群提供社會化養老保障已經成為當前制度所必須面對的重要風險問題。

二、風險成因分析

中國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風險因素產生的過程，事實上就是制度隨著外部社會經濟環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過程，也是各個利益相關者群體相互博弈的過程。本文對養老保險制度風險問題根源的分析，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展開。宏觀層面以社會文化環境分析為主，微觀層面主要以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關系分析為主。在制度實施過程中，至少存在著參保職工、企業經營者、政府管理者、社區組織、醫院及媒體等多個利益相關者群體。依據不同群體與養老保險制度之間關系的密切程度，我們可以將其劃分為直接利益相關者群體和間接利益相關者群體兩類。其中，直接利益相關者群體主要包括政府、企業和參保職工等社會群體，間接利益相關者群體主要包括社區組織、與制度實施產生間接關系的群體。本文在微觀層面的分析中主要選擇與制度實施利益關系最為密切、影響范圍及程度最為深刻的政府、企業和參保者等群體進行分析，以此來探討養老保險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互動關系。

(一)養老保險制度與社會文化環境的不協調性

社會文化環境是影響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諾斯指出，任何制度的產生及發展都與社會文化觀念之間存在密切關系，特定的社會文化環境是制度賴以存在的基本條件，能夠通過影響人們的內在認知體系及社會認知氛圍而對制度的形成產生推動或制約作用，制度規則的形成過程實際上就是人們適應文化傳統進而形成行為規范的過程。當養老保險制度與所處的環境相匹配并且能夠與利益相關者群體形成良好互動關系時，制度就能夠發揮最大效用。相反，當制度與社會文化環境不相適應時，制度的有效性就會受到影響。長期以來，以地緣和血緣關系為紐帶建立起來的家庭養老模式一直是中國國民解決養老問題的主要途徑。這一模式與中國傳統的社會文化結構大體上是相匹配的，“忠”、“孝”等倫理觀念的存在是傳統家庭養老模式能夠延續的重要文化基礎，老年一代對家庭財產分配和處置權的控制是其社會條件，代際間人口比例的基本協調是重要的人口條件。然而，在當前經濟體制轉軌和社會結構轉型的情形下，制度與社會文化環境的不兼容性日漸突出，導致制度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很大程度的影響，各種風險問題也不斷出現。

(二)政府責任的缺位

由于存在市場失靈、信息不對稱和個人短視等外部性問題，政府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干預顯得極為必要。從政治角度來看，政府通過構建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縮小社會各階層間的收入差距，緩解社會矛盾，進而維護政權的穩定。從社會角度來講，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有利于政府維護社會和諧的局面，形成良好的社會秩序。從經濟角度來看，政府通過對養老保險基金的控制能夠有效地干預資本市場，調節資本市場規模，進而保持并促進經濟的發展。政府在養老保險制度中經濟方面的責任主要包括財政支付責任和運營管理責任兩方面。在財政責任方面，政府不僅要承擔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責任，而且還要承擔養老保險基金的收支平衡兜底責任。由于政府未能及時承擔養老保險制度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轉型的巨大成本和個人賬戶債務問題，導致養老金缺口越來越大。根據《化解國家資產負債中長期風險報告》的預測，2013年中國養老金的缺口已經高達18．3萬億元。雖然近年來各級政府加大了對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財政補貼，從2010年的1954億元增加到2012年的12526億元，但是與當前巨大的養老金缺口相比，仍微不足道。在基金運營管理方面，由于政府未能及時制定有效的全國統一的養老保險管理運營規則，導致由各個地方政府所掌握的養老保險基金運營效率整體偏低。在中央政府層面，中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是中國養老保險基金的主要管理及運營機構，負責對龐大的養老保險基金資產進行投資運作和托管。由于投資渠道比較單一，投資方式相對簡單，養老保險基金收益率整體上偏低，政府需要不斷優化投資結構與比例，以此來提高整體投資回報水平。

(三)企業的“理性”決策

企業是制度執行的目標對象之一，也是養老保險制度的繳費方及接受方，制度的實施只有在得到企業配合的前提下，才能得以順利進行。企業參加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其長遠發展。首先，企業通過參加養老保險制度，既履行了應盡的社會責任，也樹立了良好的外部形象，有利于增加社會聲譽度，提升市場競爭能力。其次，企業通過構建職工退休養老保障機制，有助于提高退休職工的生活質量，滿足職工的多層次需求，使他們獲得心理上的穩定感和安全感，增強對企業的歸屬感，從而產生強大的工作動力，提高生產效率。然而，在制度實施過程中，由于各種類型企業的經營狀況、利潤水平以及職工工資水平差距比較大，基于理性人“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不同企業往往會選擇不同的策略來參與制度。對于那些經濟效益較好、養老負擔較輕的企業，尤其是壟斷型國有企業來說，往往會按照養老保險繳費的最高標準，即按照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300%繳費。而對于那些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雇傭較多青壯年勞動力、經濟效益較差、養老負擔較重的加工制造類中小私營企業來說，因過高的繳費會增加企業運營成本，他們往往會選擇按照最低標準，即當地職工平均工資水平的60%進行繳費，甚至還會采取少報瞞報職工人數、減少繳費工資基數等方法來降低企業成本，這就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風險互濟功能被極大地降低，制度公平性目標受到很大影響。

(四)參保者的逆向選擇

企業職工是養老保險制度最直接的參與者，他們持續的繳費責任是制度得以延續的基本條件。從長遠來看，養老保險制度實施有利于以大數法則形式解決職工個體退出勞動力市場后的養老風險，保障參保者的老年生活質量。但從短期來看，由于養老保險制度的實施可能會對其當前利益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導致逆向選擇問題的產生。中國目前確立的企業職工繳費標準為本人基本工資的8%，如果加上醫療保險、失業保險、住房公積金等其他社會保險繳費項目，職工個人社會保障綜合繳費水平將超過其基本工資的16%，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們的當前工資收入水平。對于那些工資基數比較低、自我保障能力較弱的職工來說，當收入水平的降低影響到當前生活質量時，他們往往會通過逃費、減少繳費，或者選擇最低繳費標準等方式來規避制度。而那些工資收入比較高、自我保障能力比較強的職工則傾向于選擇最高繳費標準來繳納養老保險費。養老保險制度的本質是保障社會弱勢群體的養老能力，這一逆向選擇會導致養老資源分配不公，削弱養老保險制度的收入再分配能力，降低養老保險制度的公平性，加大社會整體的養老風險。

三、風險防范措施及政策建議

總體來講，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作為一項以維護社會公平與正義為目標的基本社會制度，較好地反映了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的目標理念，充分體現了國家對企業職工生存權和發展權的責任，與利益相關者群體間形成了比較良性的互動關系，能夠為企業退休職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強化對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風險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從目的論視角來看，通過全面、系統地對影響制度運行的各種風險因素進行識別與判斷，有助于政府及時了解制度實施對利益相關者群體如個人、家庭、企業以及社區等所產生的影響，制定更加科學、合理的政策，提高政治決策的民主程度。從沖突論視角來講，由于風險具有正、反兩個方面的功能，通過對養老保險制度風險問題的分析，能夠幫助政策制定者及時發現并識別制度潛在的風險因素，進而強化并鞏固其正功能，減弱或消除其負功能。就目前而言，政府應從以下五個方面著手來提高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抗風險能力。

1.強化養老保險資源分配的均等性。

政府要持續擴大制度覆蓋范圍，維護所有利益相關者群體平等參與制度的機會;要不斷地縮小不同職業群體、不同類型企業職工在享受養老保險待遇方面的差距。同時，還要順應社會轉型及社會階層分化的新形勢，適當調整參保條件和繳費標準，將農民工等新的社會群體納入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范圍，保障其平等地享有養老資源的權利。

2.盡早構建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

為應對人口老齡化風險，許多發達國家都為企業職工建立了多層次的養老保障體系。例如，英國為企業職工建立起由基本養老保險、補充養老保險以及個人儲蓄養老保險等構成的“三層次”養老保險體系，日本建立了“國民年金”與“共濟年金”相結合的雙層養老保障機制。我們應不斷完善現有“三支柱”養老保險制度體系，出臺相應的法律規范和稅收優惠政策，以推動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制度的快速可持續發展。

3.強化政府財政和監管責任。

各級政府應持續不斷地增加對養老保險制度的資金投入，并積極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養老保險制度建設。同時，政府應充分拓展養老保險籌資渠道，積極發揮慈善事業、彩票事業等方面的籌資功能，拓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領域，以實現基金的保值增值，并且要大力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城鎮企業職工養老保險領域。

4.加快養老保險法律規范建設。

要在引導人們的養老行為從倫理道德等非制度性規范向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規范轉變的同時，高度重視傳統家庭養老等非正式養老方式的功能與作用。加緊頒布《老年人權益保護法》等法規，從法律層面確立老年人在家庭與社會中的合法地位，切實維護他們的養老權益。

5.充分發揮非政府組織在養老保障中的作用。

人口老齡化的危害范文第4篇

改革開放后，中國法治的發展歷經了從無法無天到所謂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過程。伴隨此過程，社會大眾形成了一種特有的中國式法律情結，即將法律當作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良方，對任何問題的終極解決本能地求助于炮制一部立法。

此種對立法的浪漫主義、功利主義的對待，不僅沒有提升法律的權威，反而陷入了古人所稱的“法律滋彰，盜賊多有”的困局。

如果一部法律不能實現其立法設計的初衷，巨大的心理落差甚至會催生出對法律本身的不信任。法律作為一種行為規范指引，一旦正式頒布實施，社會大眾應該保持一體遵從。對法律條款自身設計的異議應僅在開放立法的過程中遵循正當程序予以表達，任何法律條款的設計不當不影響其正式法律效力的發揮。在不合時宜的法律條款沒有依據正當法律程序修改或者廢止之前，任何個人或者組織不能因為對法律條款的不能理解或者高度質疑而拒絕法律的執行，這些便是法律權威得以形成的真諦。

因此任何有關法律完善與否的討論，其宗旨應為如何促進法律更好地實施，而不能是懷疑或者消解法律的權威。

“看望條款”的執行，首先可能遭遇的難題是，該條款使用了“經常看望”這樣不確定的時間表達。“經常”一詞在漢語詞典中被解釋為“持久不變的”，對此條款中“經常”一詞的解釋肯定不能使用這樣的語義。正確的理解方法，是將其植入個案的具體情境并遵循社會的一般常理來加以確定。

不過，“看望條款”按其性質只是一個道德法律化的倡導條款，通常情況下它并不具有可訴性、可裁判性和可執行性，因此，個案的考量其實是一個虛置的指標。按照社會一般常理，父母與子女之情是人間至情至性的親密關系，逢年過節子女當然應探視看望，這些節日至少應該包括了春節、中秋、重陽以及父母生日等，但是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急劇社會變遷撕裂了田園牧歌式的人間溫情，諸多子女父母天各一方的現實使這種看望的期待淪為夢境的想象，加上其他原因如制度的不配套、時間的匆忙以及客觀經濟條件的不具備，更易使看望的責任蛻變為“父母在那頭、子女在這頭”的唏噓。

“看望條款”的立法原意旨在解決空巢老人的精神孤獨與落寞問題。對老人物質生活拮據和生理殘缺的刻意忽視與粗暴對待，達到一定危害程度的，則由刑法上的遺棄與虐待罪來予以追懲；或者由民事制度的侵權賠償制度來給予克服矯正。

空巢老人是中國晚近出現的一種社會現象，與中國社會的老齡化問題密切關聯。按照聯合國的統計規定，65歲以上老年人人口占總人口的7%，60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10%，即進入老齡化社會。中國自1999年即進入了老齡化社會。按照全國老齡辦的《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從2001年到2100年，中國人口老齡化發展趨勢將經歷快速老齡化、加速老齡化和穩定的重度老齡化三個階段，21世紀的中國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老齡化社會。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社會未富先老，這對于如何處理經濟發展和老年人權益保障之間的緊張關系，如何處理創造財富者的工作、生活福利與養老的社會責任分擔之間的矛盾，都是一個極大的挑戰。老齡化社會的過早到來意味著中國人口紅利的消失，也意味著中國家庭形態的劇變。積谷防饑、養兒防老，是中國農耕社會形態下積累的對付人生不確定事態的重要經驗，于是多子多福成為人生的重要規訓和理想愿景。這樣的人生踐履造就了兒孫滿堂、幾代同居的家庭形態。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迅速展開，尤其是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以強制性減少人口為目標的計劃生育的推行，使得典型的中國式大家庭變為“此情可待成追憶”的夢幻，并造成“421”式的家庭形態（一對夫妻養四個老人、一個孩子）急劇擴張。

在正常情況下，本來應該由國家承擔起作為主要養老主體的義務，依靠國家財政投入，建立起完備的養老保障體系，興建優良的養老設施。但是，由于社會保障資金存在的大量缺口和國家財政資金的力不從心，中國的養老社會保障尚不能稱為公民的一項完整的積極公民權利。《老年權益保障法》第五條第二款所規定的“國家建立和完善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托、機構為支撐的社會養老服務體系”，是對當下某種程度上頗為尷尬的養老現實的準確反映。

國家養老制度的不盡如人意，也消解了人口計劃生育制度的正當性。國家當初推行計劃生育時，為了打消社會大眾的顧慮，曾承諾養老由國家來負擔，可當公民履行計劃生育的法律義務后，國家的承諾卻是不能兌現的空頭支票。

人口老齡化的危害范文第5篇

一、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界定

新型城市化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傳統城市化提出的，在中國，傳統城市化是城鄉之間不協調的發展，城市沒有帶動郊區的發展；城市內部也存在較大的貧富差距；城市分布不均衡，大城市集中發展，造成其房價遠遠高于其他中小城市；人口、經濟、資源、環境也形成了較大的沖突。針對這些弊端，我國在城市化集中飛速的時期，提出并逐步實施新型城市化的道路，這是符合我國國情和利國利民的好方針，所謂新型城市化是指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以全面協凋可持續發展為理念，以市場機制為主導，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功能完善、經濟高效、社會和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城鄉互促共進的城市化發展道路。新型城市化對人的要求也突破了傳統城市化，單一的人口從鄉村到城市轉變的過程，“新型”兩個字也注定了對人口數量、素質、結構、分布等多方面的要求。

二、我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口問題

1　人口數量的均衡問題。目前我國人口數量雖然基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人口生育水平呈現嚴重的不平衡趨勢。農村地區生育率較高，城市卻較低，且差距加大。貝克爾從孩子收益曲線的角度，證明了經濟條件好的家庭重視孩子的質量，輕視孩子的數量。在這樣的情況下就出現了“人口逆淘汰”的觀點(穆光宗等，1993)。“人口逆淘汰”導致城市人口相對增長緩慢，而農村人口增加迅速，加大了人口城市化的力度，增加了新型城市化的難度。

2　人口素質依然較低。人口素質的內涵包括人口的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思想道德素質。人體素質方面主要是出生人口缺陷嚴重和殘疾人口基數大，我國每年新增80-120萬例出生缺陷兒，各類殘疾人總數達8296萬人。殘疾人口給社會增加了巨大的負擔，每年國家要拿出很大一部分資金來解決他們的生活，教育，心理等方面的問題，對于新型城市化的推進，起到了很大的阻礙。科學文化素質主要從教育方面討論。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教育有了很大進步，平均受教育年限有了很大的提高，目前我國人均受教育年限超過8.7年，但是相比發達國家仍然差距較大。目前各國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為4.9％，發達國家平均為5.1％，欠發達國家為4.1％，而我國的比重一直處于4％以下。

3　人口結構的問題。當前人口結構最大的問題是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和人口性別比的嚴重失調。計劃生育實施以來，我國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是同時也帶來了人口老齡化的急劇上升。1999年60歲以上老年人數超過10％，我國正式進入老年型社會，2009年這一比例到達了14％。伴隨老齡化的加劇，對于當前并不強大的國家和并不富裕的國民來說是一大難題，老年人，身體健康狀況較差，需要投人較多的醫藥物質；老年人生活料理困難，需要有人照顧；老年人心理問題較多，需要引起社會的關注。因此，要建設新型城市化，務必處理好人口老齡化的問題。

自80年代實施嚴格一胎化的計劃生育生育政策以來，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偏高。據統計，全國出生人口性別比1982年為108.5，1990年為111.3，2000年為116.9，2005年為118.9。這已經成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它的出現對新型城市化的建設將帶來極大的危害和嚴重的后果。

三、對策思考

1　要在貫徹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的過程中，開展多形式、大規模的普法宣傳、咨詢活動，使法律法規家喻戶曉。即尊重人民群眾作為計劃生育主人的地位，又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全國計生系統要會同有關部門廣泛開展政策服務，切實做到生育政策宣傳到家、服務到人，真正將人口數量穩定在合理范圍之內。尤其是農村地區做好計劃生育，優生優育的宜傳，獎勵獨生子女戶，對獨女戶實施經濟補助。

2　重視教育，開展學校教育后多樣化的培訓，大力推進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換，為新型城市化提供更好的人力保障。我們要加強教育的投入，提高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學校的教育是人力資源向人力資本轉換的重要方式，但它也只是一個過程，并不是說完成了教育，就從資源轉換成了資本。學校教育畢竟大多數時候是在校內，因而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脫軌，需要重視學生的社會實踐。學生畢業后，進入社會工作，政府和企業結合起來重視對他們的實際培訓。新型城市化以工業化為動力，就需要一大批擁有專業技能的高素質人才，教育和培訓是兩種很好的方式。此外，廣開就業門路，緩解人口就業壓力，為新型城市化的推動提供更好的經濟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