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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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1篇
【關鍵詞】生育率；人力資本；城鄉收入差距
一、對中國城鄉收入差距測度的研究基本達成的共識
（1）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過大，不僅高于發達國家，而且高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蔡等（2003）比較了36個國家的城鄉收入差距，大多數國家城鄉收入差距都低于1.5，而中國長期在2～3之間波動。（2）城鄉收入差距對中國整體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貢獻”甚大。（3）無論采用哪種方法和哪個指標衡量，中國城鄉收入差距在改革開放前是相對穩定的；改革開放后城鄉收入差距首先縮小，1985年達到最低水平；1986年后城鄉收入差距開始再次拉大。已有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成因主要有：一是城市偏向政策、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二是政府行為：財政支出、轉移支付等投入；三是勞動力市場扭曲（限制勞動力城鄉流動）；四是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化政策；五是經濟開放、金融發展。上述研究的共同點是都將外生的制度因素作為城鄉收入差距的基本解釋變量。應當承認，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而言，這種見解無疑是具有較強解釋力的。但是此類研究難以給出下述問題的合理答案：第一，農民為什么總是處在被剝奪的地位？即這種顯失公平的現實有無農民自身方面的原因？第二，假設制度變遷導致前述諸因素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消除，其他件不變，城鄉居民收入是否可以趨同？第三，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發展初期也采取了類似的偏城市經濟制度，為何沒有形成顯著的城鄉差異？
為解決上述問題，國內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把重心轉移到農業經濟自身，通過研究農村及農民的相對制約性因素分析城鄉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由于生育率與人力資本負相關，因此，生育率與人均收入增長率之間亦負相關。生育率可通過人力資本這一中間變量間接影響城鄉收入差距，這可從巴羅和貝克爾（Barro，Becker；1986，1990）的孩子需求理論中得到解釋。貝克爾和巴羅曾提出一個具有利他（子女）性質的父母效用，其中和是父母和每個孩子的效用，為父母的消費，為孩子的數量，表示父從每個孩子身上得到的心理效用，即利他性。通過模型可以看出，高生育率會提高未來消費的貼現率，降低父母對每一個孩子的利他程度，因而不利于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生育率的下降則會引致對子女人力資本投資的相反變化。生育率與經濟收入或城鄉收入差距之間也存在直接效應。費景漢和拉尼斯（2004）認為：在勞動力過剩的二元經濟中，當人口增長率大于農業勞動力轉移率時，經濟發展是失敗的，在二者相等時，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只有后者大于前者時經濟發展才是成功的。在索洛模型中，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有著和儲蓄率增加相類似的效應，都導致資本深化：在人均產出和其他條件既定時，人口增長率降低，有效折舊率曲線會由于斜率變小而外旋，這時人均穩態儲蓄水平將提高，人均資本裝備水平亦增加。將生育行為看作內生變量，假定人力資本具有收益遞增性，當人力資本存量較多時，孩子質量（人力資本）收益率高于孩子數量收益率，而當人力資本存量較少時，孩子質量收益率低于孩子數量收益率。因此，在人力資本存量較少的社會，家庭選擇多生孩子，對每個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少；而人力資本存量較多的社會，家庭選擇少生孩子，對孩子的人力資本投資較多。這導致存在兩個穩態均衡，一個是欠發達的具有較多孩子與較少人力資本的穩態均衡，另一個是發達的具有較少孩子和較多人力資本的穩態均衡。至此，完成了對構思與邏輯梳理工作。正是由于農村家庭的子女數量偏好所產生的對子女質量提高的抑制作用，使得農村長期處在高生育率、低人力資本投資水平和低增長率的馬爾薩斯陷阱之中。而城市已進入低生育率、高人力資本存量和積累率共同推動的持續增長均衡階段。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2篇
關鍵詞：人口；低生育水平；經濟水平
中圖分類號：C924.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9-9166（2011）020(C)-0317-01
中國由于歷史上的原因，人口增長一直處在高位狀態，人口數量增長過快成為妨礙經濟增長的突出矛盾。從1980年開始我國實行“一孩”為主的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從80年代中期人口高峰慣性周期所形成的第三次生育，到90年代后期已平穩渡過，人口增長進入低生育時期。從而為最終實現人口和社會資源、環境的良好循環模式，奠定一定的物質基礎。
目前在中國一些大城市也出現了人口低增長的趨勢，學者對此看法不一。南開大學人口專家李建民說，人口對國家發展來說，是很重要，但并非起到決定性作用。對俄羅斯這樣的大國而言，人口負增長的確會影響國家發展；但對印度而言，人口太多了，對經濟增長未必是好事。他說，國家的地位也好，實力也好，未必靠生育來維持。比如說，美國很大程度靠的是遷移人口，而俄羅斯一邊鼓勵生育，一邊排斥外來移民，這樣就很難維持人口規模。其實一個國家的發展要看它掌握了什么戰略資源，而不是人口規模。
人口學家早就發現，母親的受教育年限越高，越不愿生育；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不愿生育；而城市化和人口流動更加抑制生育。
在西方比如俄羅斯，由于酗酒、人口的死亡率較高等原因，人口增長一直是難題。針對面臨這一問題，2008年俄總統梅德韋杰夫將生育問題提到了國家戰略的高度，重新設立“光榮母親”勛章。俄羅斯人口專家阿納托利•維什涅夫斯基表示，人口減少將對俄的復興與發展構成威脅，甚至可能影響到民族生存。路透社稱，人口增長水平往往是檢驗經濟發展模式的指標。有專家認為，俄羅斯因為低人口增長率，將在未來20年的發展中遠遠落后于“金磚四國”中的其他3國：巴西、印度和中國，“而現在人口增長形勢的好轉將使外界提高對俄羅斯經濟前景預測”。
不僅在俄羅斯，人口增長問題也在多個國家敲響警鐘。日本總務省資料顯示，日本已經連續29年持續人口減少。《產經新聞》寫道，日本人對少子高齡化造成的危機非常“遲鈍”，因此日本社會已經走上“崩潰之路”。慶應大學教授駒村康平呼吁，應該把養老金改為“兒童數連動養老金”，即根據全國有多少孩子，決定養老金的多少。2010年日本政府面向全國首次對所有初中未畢業孩子發放生活補助的第一天，每人每月將獲補助1.3萬日元。
德國政府對生育的鼓勵政策非常多，在孩子出生后的14個月內，停職在家照顧孩子的父母一方每月可得到相當于本人稅后月收入67%的補貼。但德國育齡婦女生育率僅為1.34。2009年，德國出生65.1萬人，死亡卻達84.2萬人。德國聯邦統計局今年的數據顯示，在40歲至44歲間的女性中，沒有孩子的占1/5。而30至34歲的女性中，43%沒有后代。專家預測，到2050年德國新生嬰兒數量為現在的一半。德國媒體驚呼，“再過12代，德國人要成為稀有民族了！”
比德國婦女生得更少的是韓國婦女，2009年韓國生育率為1.19。2010年韓國三星經濟研究所在題為《克服低生育的緊急提議》報告中警告，韓國超低生育率如果持續下去，2029年起韓國經濟可能轉為負增長，到2100年，韓國本民族人口將減少到今年（4887萬）的一半。到2500年則將減少到33萬，瀕臨“民族絕跡”的狀態。韓國保健福祉家庭部長官全在姬也多次表示：韓國有可能因為缺少人力而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失敗。為鼓勵生育，韓國有的企業推出了提前下班，讓員工早點回家“造人”的辦法，韓國電力部門為生育3個以上孩子的家庭減免電費。
分析俄羅斯、德國、日本、韓國國家對待人口問題態度，不難發現都是實現本國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相適應，過快或過少的人口增長對社會帶來一系列難題。從俄羅斯面臨本國人口長期負增長，也就是低于人口過更替水平界限，對俄羅斯復興與發展帶來巨大障礙。在到日本日益嚴重的老齡人口問題，德國的人口日益減少對未來人口產生的不確定性，韓國人口問題引起將來經濟發展放緩甚至負增長的擔憂，無不說明科學規劃人口適度增長的重要性。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3篇
就算無限制的自然生育率比現在高30%，之后按東亞模式隨社會發展變化，若在2014年完全放開生育，考慮補償堆積，其后3年生育率也僅2.3、2.1、2.0。如圖1，未來一二十年內，90后育齡女性將減少近半，年新生兒數將再次雪崩。若不大力鼓勵生育，從2030年到2070年，中國人口將萎縮29%，而遭受所謂人口衰減災難的俄羅斯在過去20多年人口萎縮不過3.4%。如此低生育率，對中國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
大國博弈終將歸于人口規模之爭
比起后進社會，一個跨入現代的國家，哪怕人少得多，其效率的高超就可具壓倒性優勢。
但這與人口規模的基礎重要性并不矛盾。當不同社會都步入正軌后，人口規模優勢又會起決定性作用。近代數百年內，強國崛起的順序印證了這點。在16世紀至17世紀，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都僅數百萬人口，但依靠海外殖民和貿易崛起為世界強國。到18世紀至19世紀，英國、法國和德國等人口數千萬級的國家憑借科技和工業革命所增強的國力成為強權。而冷戰時的超級大國則是人口數億的美國和蘇聯。在強國更替的過程中，一旦人口更多的國家步入正軌崛起，前面人口較少的強權則會被邊緣化。
農耕時代，人口多一倍，國力強一倍，因為一般人活動范圍僅幾百平方公里，人多不會增加社會復雜度。但在信息時代，經濟達到均衡后，人口多一倍，國力強不止一倍，因為通訊和交通的便利讓個體之間可直接交流和來往，唯語言、文化和政治的邊界還在。人越多，交流和來往增長越快，導致社會復雜度隨人口規模增加，規模優勢對競爭力的強化作用更加突顯，大國競爭又將歸于人口規模之爭。中國現在經濟增長仍遠快于西方，說明雙方在經濟上尚未達到均衡。在可預見的將來，自主的世界性大國是中國、美國、俄羅斯和印度。
美國的面積與中國相當，人口3.1億。美國生育率處于更替水平，從全球吸引移民，人口在2050年將達4.0億（據2012年美國人口普查局）。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也是西方人口最多的國家。西方涵蓋歐盟、美、加、澳、新等，總人口近10億，加上被納入美國安全體系的日、韓等則有12億，接近中國。在此體系內，美國人口不及歐盟，但內部語言和文化的一致與政治統一讓美國處于絕對主導地位。近年美國積極推動跨大西洋貿易投資伙伴關系（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關系（TPP）談判，竭力推進由美國主導的更廣泛和緊密的經濟一體化。其動力在于，更大人口規模下的一體化將給參與各方特別是主導者美國，帶來額外的經濟利益。據美國商會估計，僅TTIP就將每年給美歐經濟增加3000億美元，把家庭平均購買力提升900美元，而美歐聯手將壟斷世界主要技術標準。
印度的面積是中國的34%，人口12.4億。印度內部千差萬別，宗教矛盾突出，早被廢除的種姓制度仍深刻影響著社會心理。以往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唯一能與西方比肩的是中國，但近年龍象之爭卻成了話題。印度的各種先天條件如人口素質遠不及中國，其最大也許是唯一的優勢就是完美的人口結構和將來世界第一的人口規模。如圖2，以人口均衡發展為目標的嚴厲化計劃生育帶來的恰恰是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嚴重扭曲，而印度人口結構則自然勻稱，其生育率也在穩步下降，已接近更替水平，人口并不會無限增長。雖然綜合國力仍遠差于中國，但印度在經濟、社會、科技、教育、軍事各領域也在快速進步。
俄羅斯的面積是中國的1.8倍，人口1.4億。俄羅斯資源遠多于中國，在25歲至64歲人口中有大學學歷的比例全球最高（2011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最突出的優勢是前蘇聯遺留下的軍事力量。經濟上，除軍事工業和出賣資源外，俄羅斯幾乎沒有行業具有國際競爭力。比起中、美、印，俄的劣勢就是人少，若其擁有10億人，情況將迥異。鑒于此，普京總統在國情咨文上強調，每個俄羅斯家庭都應生育至少三個孩子。
無論作為單一經濟體還是區域整合的主導者，中國的核心優勢就是語言相通、文化一致、聰明勤勞、追求世俗成功的眾多人口。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釋放了人口的巨大潛能，讓中國迅速成為世界最大工業國并將成為最大經濟體。雖然西方人口總規模接近中國，但內部的差異和地域上的分散使其在統一市場和聚集效應上的潛力不如中國。
但在人口是負擔的觀念下，中國最大的優勢被當成劣勢在消減。按生育率趨勢，兩三代人后，中國每年出生人口將少于美國，而他們未來將負擔遠比美國更多的老人，中國將徹底喪失人口優勢，經濟規模最終又會被美國反超。中國作為單一經濟體更無法與一體化的歐美比肩，也無力主導區域整合。
人口老化和銳減加速經濟困局
經濟循環各系統的正常運行是國家安全的基礎。減少人口不能提升糧食和資源安全，卻危害產業、科技、金融和財政安全。
中國一向重視糧食安全，自給率穩定在90%左右，儲備是年消費量30%以上，遠超聯合國18%的安全線。按較保守的《中國農業資源綜合生產能力和人口承載力》研究，中國遠期糧食產量可過7億噸，比2012年高19%，遠超人口峰值所需。
中國城市人均建設用地是農村的1/4，充分城市化會節省土地。未來糧食安全的風險是社會整體收入上升，推高農業生產的機會成本，導致農產品價格大漲。出路是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并補貼農業，保持糧食生產的自主能力，避免過度依賴國際市場。但人口的老化和衰減將弱化農業技術進步的動力和補貼農業的潛在財力。最后，糧食危機來自供應突減而非需求突增。人口萎縮，糧食正常供應量減少，應對波動的能力反而下降。
中國現在占世界人口的比例較1980年低2.8%，但卻從資源出口大國變為最大資源進口國且保持貿易盈余，說明技術進步使中國人口的規模和集聚效應所提升的效率，超越了進口資源的價值。國內市場越大，價格通常越低。隨著未來人口銳減，中國市場規模將相對萎縮，政治和經濟影響力下降，中國對國際資源的議價能力和掌控力也將減弱。傳統資源需求萎縮會讓替代資源如太陽能、風能等領域的前景暗淡，不利于中國在新興領域異軍突起。
得益于眾多人口，中國是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門類的國家，綜合與規模優勢無國可比。但未來隨著人口老化和銳減，除醫療、殯葬之外幾乎所有行業都會成為夕陽行業，消費和生產同步萎縮，投資意愿低迷，基礎設施更新步伐放緩甚至停滯。
圖3顯示自然資源價值占經濟的比例總體在下降，現已不足5%；若一種資源變得稀缺，其價格會升高，催生替代品或促使生產生活方式改變，所以稀缺的資源會被自動排出經濟循環，變化由全球承擔。相反，得益于人口增長和集聚下的技術進步和經濟多元化，由人所創造的價值的比例卻在升高。人口銳減將讓中國產業從才智型向資源型的低價值方向退化。
推動科技進步的根本動力是需求。眾多人口可支撐多層細分、競爭激烈的市場，充分匹配需求和供給，促進技術的孕育和完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才是科技發展的基礎。美國科技領先得益于龐大的人才規模。但中國受過大學教育的總人口在2006年超美國。中國研發人數現在世界第一，經費將后來居上，這些都會推動科技迅猛發展。
但適齡人口減少使中國大學報考人數自2009年就開始萎縮。若生育趨勢無法逆轉，中國大學生人數最終又會被美國反超。人口老化還會極大地弱化社會創新和創業活力，延緩科技進步。
極低生育率會讓中國老齡化居世界前列，對外投資意愿加強，從而可能成為巨額資金輸出國，讓國內金融市場更多暴露在海外風險之下。伴隨未來人口銳減的將是本幣和國內市場規模的萎縮，這將嚴重削弱中國穩定本幣和在全球金融市場博弈的能力。隨著TTIP和TPP的推進，美歐和亞太很多國家的金融市場將走向一體化，而中國可能被排除在外。規模不足的中國將失去在國際金融規則上的話語權和定制權。
美國的稅收、教育和養老開支分別是GDP的26%、5%和12%。中國的稅收和教育開支則分別是GDP的20%和4%。 美國生育率長期處于更替水平，年齡結構穩定，所以其數據可反映個人如何影響財政收支：少生一個人，相對其潛在GDP產出，政府可節省5%的教育開支和12%的養老開支，但卻損失26%的稅收。收支差額的9%則是少生一個人所造成的直接財政損失，犧牲的是國防、科研、文化、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人口老化和衰減還會導致經濟低迷，間接減少財政收入并擠壓用赤字向未來借債的空間。
“失獨”增多凸顯社會失衡
現行生育政策限制民眾生育，把生孩子這種利國利民的行為當成錯誤來懲罰，嚴重違背社會公平、并引發各種社會問題，影響社會穩定。
政策的不公首先體現在對“超生”的懲罰上。在傳統的家庭養老下，父母是養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將來被孩子贍養的受益者；但在現代社會養老體系下，父母付出辛勞來養育孩子，孩子將來支撐的則是整體養老體系，受益的是全社會。因此，懲罰多生既違背經濟規律，也違反道義原則，因為多生的父母以自身付出為社會貢獻更多養老體系的支撐者，卻因此受到懲罰。
生育是人類維持自身繁衍的自然行為。無論是人類歷史上，還是世界范圍內，有關生育的決定權幾乎都是屬于個人和家庭的。然而，中國嚴厲的生育限制政策剝奪了民眾的生育自，并將其與民族、地域、城鄉乃至父母的生育狀態掛鉤。這違反了自然的繁衍規律，更違背了基本的社會公平。
家庭幸福是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觀。任何社會都有一定比例的孩子夭折，但只要還有孩子存活，父母就有希望和責任繼續生活下去。根據中國的生命表和生育年齡分別，母親在喪失生育能力后，孩子夭亡的概率大約是百分之一。因此，二孩家庭孩子都夭亡的概率就只有萬分之一，而“失獨”的概率則是百分之一左右。在這個概率下，幾乎每個人周圍都遲早會遇見家庭“失獨”的悲劇。
男女性別比失調是生育數量限制和重男輕女觀念，在胎兒性別識別技術的條件下，共同作用的后果。嚴重的男女性別比失調會讓不少男性無法找到配偶，產生“剩男”現象。另一方面，男女在教育和就業上機會日益平等，但男高女低的婚配觀念并未完全消失，產生城市出現所謂的“剩女”現象，反過來加劇“剩男”堆積。而大量缺乏家庭生活的“剩男”的堆積自然是社會穩定的不利因素。
生育政策的后果有幾十年的滯后。在可預見的將來，生育限制的惡果會愈加凸顯：“失獨”家庭增多、老齡化加深，導致經濟增長放緩。
人口基數是維持文明的根基
中華文明一脈相承，歷經“五胡亂華”及蒙元和滿清的統治卻歷久彌新。這很大程度歸功于主體民族頑強的生育文化和龐大的人口基數。基督教產生初期是個微不足道的宗教流派，但幾百年后成為西方主流。社會學家羅德尼?斯塔克認為，基督教崛起的重要原因是禁止墮胎、殺嬰和生育限制，使基督徒的生育率遠超異教徒，逐步形成壓倒性的人口優勢。
中國是人口最多的國家，但作為一個文明，中國現在并無人口優勢。比如，西方文明就有十多億人，內部擁有共同的民族、語系，宗教、價值觀和文化認同。二戰后，西方國家在經濟和安全上高度整合，是一個穩定的文化和利益共同體。人口是文明傳承的基礎。中華文明一度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現不足五分之一，而每年新生兒只占世界十分之一略強。如圖4，即使在2014年完全放開但不鼓勵生育，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也將急劇萎縮，到本世紀末，中國的分量將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將徹底衰微。
當然，影響文明興衰的絕不僅是人口數量，還有人口素質、發展水平、組織能力和凝聚力等人口質量方面的因素。但人口數量是基礎條件，在其他因素相同時，文明的力量與人口數量成正比。隨著人口數量下降，人口質量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人口多并不表示會強大，但人口急劇萎縮則一定預示著衰亡。一個文明或民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后代長期處于劣勢，最終必將沒落。西方社會精英對此非常清楚，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就曾斷言，“人口即命運”。
中華文明在人類歷史上別具一格，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文明。中華民族是世界第一大民族，龐大的人口基數是祖先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遺產，也是維持中華文明相對獨立和實現民族復興的根基。但是，短短幾十年內這個根基就可能被摧毀。中國如果不能保持足夠的人口基數，最終不可避免地會成為別人的附庸。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4篇
關鍵詞：全面二胎政策；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影響因素
一、研究背景
上個世紀80年代我國出臺了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政策，隨后相繼實施雙獨二孩政策、單獨二孩政策。在嚴格實施計劃生育政策三十余年后，我國人口環境，生育水平長期走低、老齡化加速推進，未來勞動力短缺，出生性別比長期失衡，這一系列人口問題已經成為困擾我國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潛在制約因素。2014年，符合政策的單獨夫婦共有1100萬對，到年末僅有107萬對單獨夫婦申請再生育，所占比例只有目標人群的十分之一，我國人口出生率并未得到明顯改善。2015年10月29日黨的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提出，全面實施一對夫婦可生育兩個孩子政策。這是繼“單獨二孩”政策之后的又一次人口政策調整，預示著計劃生育政策改革的大幕正式拉開。
二、研究設計
2.1概念界定
2.1.1城市女性
城市女性，指居住在城市固定場所的女性。她們通常受過一定程度的教育，各行各業均有涉及。她們工作、居住的場所通常是以社群的姿態出現，她們的行為和思想及其容易受到社群中其他人的影響，所表露出的行為特征通常能夠反映一個群體的特征。
2.2.2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指人們對于生育問題的看法、態度和傾向。根據《重慶市居民生育意愿調查分析》（黃廷權、馮澤永、簡麗）、《河南省居民生育意愿現狀分析》（郭志儀、張巖）等調查文獻中相關描述，生育意愿主要涉及四個問題：一是生育的目的；二是生育數量；三是子女性別；四是生育時間。目前關于生育意愿的主流調查研究，基本以這四個問題覆蓋調查的維度。
2.2理論依據
計劃行為理論由Ajzen提出，人的行為并不是100%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一定因素的控制之下。計劃行為理論包含五個因素：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行為意向、行為。Ajzen認為所有可能影響行為的因素都是經由行為意向來間接影響行為的表現。而行為意向受到三項相關因素的影響，其一是源自于個人本身的態度，即對于采行某項特定行為所抱持的”態度”；其二是源自于外在的“主觀規范”，即會影響個人采取某項特定行為的“主觀規范”：最后是源自于“知覺行為控制”。本調查基于此理論，可透視出育齡女性的生育意愿行為受到生育態度、社會家庭的壓力、以及女性在生育問題上的可控力等幾方面的影響。
2.3問卷調查
本文數據來自重慶市北碚區城市適齡女性進行的“全面兩孩政策下城市女性的生育意愿調查”。該調查采用攔截式調查，范圍涉及商業街區，廣場，醫院，高校等人群密集區。為了解不同政策下的生育意愿，問卷從理想狀態和不同政策下分別設計選項，以了解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同時也從經濟，社會，文化等不同方面考察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三、北碚城市女性生育意愿概況
3.1城市女性生育意愿分析
3.1.1“全面兩孩”政策前后生育意愿變化
據國家統計局數字，我國2011年的生育率為1.04，遠遠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2.03。雙獨兩孩和單獨兩孩政策對生育率的刺激并不明顯，隨著人口結構問題的日益嚴峻，我國在2016年啟動了“全面兩孩”政策。調查表明，北碚區城市女性的意愿生育數量隨政策的變化情況如圖1。
由上圖可以看出政策對生育數量的影響較為明顯，生育一個孩子的意愿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單獨兩孩政策、全面兩孩政策逐漸遞減，其中在理想生育數量中比例最低，和獨生子女政策下的比例相差40.32%：意愿生育數量在兩個及以上的情況中剛好相反，為從獨生子女政策到單獨兩孩政策、全面兩孩政策逐漸遞增，在理想生育數量中比例最高，高達80.33%。全面兩孩政策下和獨生子女政策下意愿生育兩個孩子及以上的比例差距為20.98%，說明政策對城市女性生育數量的意愿產生一定的影響。但在理想生育情況和全面兩孩情況下，生育兩個及以上意愿的比例相差21.32%，說明在政策之外還有其他因素制約著人們的生育意愿，這些因素和政策具有同樣重要的影響效果。
3.1.2北碚區城市女性生育動機及性別偏好
生育動機指引發，維持與導向生育行為的愿望，是生育主體的內部驅動力。生育動機有兩個作用：第一，當生育動機表現為傳宗接代或養老送終時，會促使人們更傾向于男孩性別偏好。第二，是一種促進作用，促使人們生育行為的發生。
在對“是否需要孩子來傳宗接代”的態度調查中，明確表示不同意的人數比例占40%的比例，表示無所謂的人數占31.48%。在“是否孩子養老送終”的態度調查中，31餾1%的女性認為不需要，36.39%的女性表示無所謂。可以看出隨著精神文化和物質文明的發展，女性的生育動機已逐漸從物質功能轉向精神功能，更加尊重后代作為獨立生命體的態度。
性別偏好是生育主體對孩子性別的期望，受中國傳統農耕文明的影響，養兒防老、傳宗接代曾是我國傳統的性別偏好觀。我國受這種傳統的性別偏好觀的影響造成了今天嚴重的性別失衡比。城市女性是擁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較強經濟實力的一個群體，在對北碚區城市女性性的調查中顯示：在性別偏好中，45.9%的女性認為無所謂，35.08%的女性表示想要一男女，14.75的女性表示只想要女孩，而僅有4.26%的女性表示一定要有男孩。可見女性已較大程度的擺脫了過去那種“重男輕女”的思想。在性別傾向上甚至有從男孩傾向逐漸過度到女孩傾向的趨勢，這和生育動機的影響密不可分，進一步說明人們生育觀日趨理性。
四、計劃行為理論下生育意愿的影響因素
計劃行為理論是探討包括人們從形成觀念到把它付諸實踐的一個復雜系統，而態度、主管規范，知覺行為控制是影響行為的三個因素。
4.1態度因素
態度指自身形成的一個評價傾向而不受他人影響，一般而言，態度越趨于正向，則個人的行為意向就越強。在該調查中表現為生育動機和理想生育數。在生育動機上超過半數的女性已經擺脫了重男輕女、養兒防老、傳宗接代的思想觀念，她們更多的是認為生孩子是為了情感上的需求，也更加尊重孩子作為獨立的主體而存在，而不是滿足自己某個目的或具有某種功能。同時，超過80%的女性對生育兩個及以上的孩子持正向態度。
4.2主管規范因素。
主觀規范因素是指個人對于是否采取某項特定行為所產生的社會壓力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因素及社會評價。
經濟因素既包括整個社會的發展水平，也包括個人收入水平，在生育二孩最大的顧慮中，58.17%的人認為是經濟壓力，隨著社會精神文明水平的提高，養育孩子成本快速增長，物價、房價飛升，巨大的經濟壓力成為抑制生育的重要因素。收入狀況是影響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它們并不是絕對的呈正相關或者負相關關系，收入越高的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水平，擁有不錯的職業，她們有更加獨立的思想觀念，不愿意接受以生育來完成自我實現的傳統的生育觀；當收入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和生育意愿是呈負相關。
政治因素包括生育政策、養老福利制度，醫療保險制度等。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不同的政策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獨生子女計劃生育極大的影響了人們的生育觀，隨著政策開放，超過50%的被調查女性表示有生育二孩意愿。而相關養老保險、醫療衛生制度的完善可以較大程度上解決人們的后顧之憂
文化因素和社會文化習俗及自身所受的文化教育息息相關，文化因素一般會轉換成為心理層面的潛在因素，即對個人的思維方式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實際行為。此次調查對象中專科文化水平及以上占69.51%，較好的教育有助于女性塑造一個更加成熟理性的生育觀。
社會評價是家人、朋友及整個社會形成的普遍評價，社會評價會形成一種群體壓力，對個人產生影響，調查表明，同意家人對生育意愿有影響的占31.16%，無所謂的占36.39%：同意朋友對生育意愿有影響的占18.36%，無所謂的占43.28%。調查結果表明家人和朋友對自身生育意愿的影響小于預期，人們在自身的行為中更多的堅持自己的想法，城市女性的個人獨立思想較強。
4.3知覺行為控制因素
知覺行為是指反映個人過去的經驗和預期的阻礙，當個人認為自己所掌握的資源與機會愈多，所預期的阻礙越少，則對行為的直覺控制行為就愈強。阻礙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的阻礙。文化水平高，對事物認知更全面，能更清晰的把握未來預期，包括孩子的養育成本，對自己工作的影響，家人的支持等。調查中，35.09%的女性認為孩子會對工作產生負面影響，31.8%的女性認為養育孩子會降低生活質量，對于大部分女性來說孩子精神層面的作用大于心理層面。40.33%的女性表示父母不能幫自己帶孩子，而對于58.17%的女性來說經濟壓力仍然是生育二孩的最大顧慮，15.69%的女性認為沒有人帶是最大的顧慮。經濟阻礙是生育二孩的最大阻礙。
五、啟示與建議
5.1適應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變化
我國各地經濟發展水平不一、風俗文化不盡相同，甚至有些少數民族有特殊的生育傳統。如北上廣等一二線城市接受西方文化時間較早，經濟水平較為發達，因此相較于其他經濟欠發達地區，其女性的生育意愿不強烈，這其中除了女性本身，也包括來自家庭的影響。三四線城市和鄉鎮地區，生育觀念部分還停留在多生和養兒防老的階段。因此，人口政策的推行有必要因地制宜，適應當地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如在開放二孩的前提下，對于人口增長率高的地區加強政策實施力度，對于出生率低的地區，則要著重加強二孩生育的社會保障。
5.2完善配套政策
國家提倡晚婚晚育，加之現代城市女性工作壓力，造成育齡女性年齡呈增長趨勢，因此可以考慮為大齡女性再孕開辟一條綠色通道，一方面完善女性生育保險，另一方面規定父育假，由于城市中多數家庭是雙職工，這樣增加了女性生育二胎在時間和精力上的顧慮，父育假可以減輕女性生育的心理負擔，鼓勵男女共同承擔家庭責任，也可以有效緩解勞動力市場對育齡女性的就業歧視。
5.3加強城市育齡女性的社會保障
完善對于育齡女性生育二胎的社會保障，其本質在于緩解女性再生育的后顧之憂。如完善生育獎勵假制度，可以現在部分一二線城市進行試點，對于積極響應二胎政策的家庭給予適當獎勵；依法保障女性就業、休假等合法權益，支持女性生育后重返工作崗位，減少勞動市場中對育齡女性的隱性歧視。
城市女性生育意愿無法有效轉化為生育行為的一個重要原因，也在于新生兒的就醫問題，因此在我國醫療系統中，要增強兒科醫學的發展，加快產科和兒科醫師、助產士等專業人才培養，并合理制定服務價格，在客觀上為城市育齡女性減少生育二胎的后顧之憂。
低生育率形成的原因范文第5篇
【關鍵詞】人口；可持續發展；策略
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世界人民的共識，中國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理念、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就必須協調好人口和社會、環境、資源、經濟之間的關系。19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社會的不斷進步，物質財富豐富，世界文明發展進程加快，與此同時，也帶來了人口數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增長，資源過度消耗，生態環境受到嚴重破壞，阻礙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和社會經濟的發展。人口的發展對于整個世界的經濟、科技等方面都是有十分重大的影響的，生態失衡、能源危機、環境惡化、資源耗竭、南北問題等都是人口問題帶來的，可以說，人類所面臨的危機都是由人口帶來的。因此，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正確解決人口問題是十分必要的。
一、人炸對環境的影響
人類從漁獵文明階段發展到農業文明階段，再發展到工業文明階段，最后到綠色文明階段，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類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都在不斷進步。但是人類發展到20世紀50年代后，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各國工業也在以驚人的速度增長，大量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口以爆炸式增長，城市規模不斷擴大。人炸對環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首先就表現在對土地資源的壓力，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都離不開土地的支撐，在農業生產中，土地是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源的活動基地，也是人類不可或缺的勞動對象；對于工商業和交通運輸業來說，土地是空間和地基。隨著人口的劇增，人類維持生長需要更多的土地，這樣一來，耕地面積和山林面積必將會大大減少，土地資源壓力過大，影響人們的生活和生產以及社會的進步。其次表現在對生物資源的壓力，隨著人口的增長，人類對資源的需求量變大，包括森林資源、草場資源等，森林資源是陸地生態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保持人類環境質量的重要因素，人口的增長使得人們對木材和土地的需求量大大增加，森林資源受到破壞。草場具有巨大的生產力和經濟價值，不僅可以為人類提高大量的乳制品、肉食等，還可以涵養水源、防止風沙侵蝕、凈化大氣、美化環境。人口的急劇增長和經營不善導致過度放牧、過渡開墾，使得草原生態系統遭到破壞，草場產草減少，草質下降，嚴重時導致水土流失。再次就是對水資源的壓力，隨著人口的急劇增長，人們對水資源的需求也在不斷增長，當前歐美一些大城市每天人均耗水量達到500L，雖說當前世界水資源總量可以滿足人類用水需求，但是由于水資源分布不均，導致很多地方水資源量不足，而且人炸又導致衛生、灌溉等方面的用水負擔，污水量也在不斷增加，從而加大了對水資源的壓力。
二、影響人口總量和分布的因素
（一）自然因素
自然因素是影響人口總量的一個重要因素，尤其在生產力低下的漁獵文明階段和農業文明時期，自然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口總量。風調雨順意味著五谷豐登，人口有較大增長，氣候反常常常導致糧食減產，人口數量下降。人類總是選擇最適于自己生存的環境從事生活和生產活動，比如北半球的溫帶、亞熱帶、暖溫帶地區陸地面積分布連片，資源豐富，人口比較密集，寒溫帶的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11%。
（二）社會因素
社會的安定狀況以及相應的人口政策對人口總量有著很大的影響，動蕩不安的社會人口增長緩慢，國泰民安的社會往往會出現穩定的人口增長。比如，人口分布受社會歷史條件的直接影響，比如計劃生育政策對世界各國人口總量產生較大的影響。人口分布受到社會歷史條件的直接影響，如果以往不適合人類居住的地區如果得到改善，人口會逐步增長。
（三）經濟因素
經濟發展水平越高，人們生育欲望越弱，反之，經濟發展水平越低，人們的生育欲望越強，這是世界人口統計結果所表明的規律。一般來說，沿海地區的生育率是低于內地的，城市生育率低于農村。
（四）環境因素
環境對人口的承載力是有限的，是人口發展的約束條件，比如蒙古面積相當于十五個江蘇省，但是人口只有200多萬，其人口只是江蘇人口的三十五分之一。其中原因就在于蒙古地區地勢高亢，氣候干燥，降水量少，若人口總量超過環境的容納范圍就會導致污染嚴重、過度消耗。
三、人口與可持續發展
人口是社會系統的核心，是發展的原始動力也是終極受益者。謀求人口和環境、經濟、資源、社會之間的協調，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目標，而且可持續發展理念的實現也是要靠人來實現的，這一目標的達成，既受制于人類經濟發展的程度和發展方式，也取決于生態環境的容量，可持續發展是一種均衡的網絡系統，其中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和社會五大子系統之間是相互關聯又相互制約的。人口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著眼于提高人口素質、調整人口結構，還要控制人口數量、優化人口分布、開發人口資源，在可持續發展框架內設計和經濟發展相適應的人口戰略。
要想與可持續發展戰略相協調，人口發展戰略就要建立一個以現代科技為基礎的、與社會生產相適應的低出生率和低死亡率所形成的低人口增長率的人口再生產模式，塑造一個高素質的人口群體。雖說人力資源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源泉，但是低素質人口卻是可持續發展的沉重負擔。因此，提高人口素質是提高社會質量和經濟質量的堅實基礎，更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重要保障。人口優勢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是經濟關系的體現和經濟活動的主體，人口結構的調整、發展和變化與社會生產力發展以及社會經濟條件的變化是息息相關的。人口年齡結構反映著當前社會經濟和政策變化。此外，人口的合理再分布是人口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指人口數量和結構應該和社會資源、環境以及經濟相匹配，達到最適度的人口容量，從而維持可供持續發展的良性循環 。
公平性、持續性和協調性是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特征，也是基本要求，從這一基點出發，在解決人口問題上，人類要兼顧社會的整體利益，不能以區域利益犧牲全球利益，不能以今天的利益犧牲明天的利益。人口發展子系統是可持續發展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重視公平問題，比如戶籍政策、人口差異、民族差異、城鄉差異等等，做好相關工作，努力消除人口發展中的不公平問題既是解決人口問題的目標，也是可持續發展的追求。
四、結束語
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指導下，用可持續發展理念解決人口問題，是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我國可持續發展下的人口發展戰略，不僅要堅定不移的施行計劃生育，努力降低出生率，還要在控制人口的基礎上提高人口素質，適時調整人口政策，優化人口結構，合理人口布局，緩解地區和產業之間的人口與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最后還要積極開發人口的智力和體力資源，引導人口向良性循環的軌道上發展，實現全方位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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