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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從目前的多空形勢來看，空頭主導大市的局面還沒有改變，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雖然市場已經處在嚴重超跌的狀態，但市場仍然受制于空頭趨勢。趨勢的力量是可怕的，趨勢的改變是需要更大的力量，但靠市場本身很顯然是沒有這樣的能力。目前市場基本上是存量資金在運作，隨著市場的不斷下跌，基金的贖回和大量中小投資人銷戶的出現，整體市場保證金狀況是不增反減，同時新股發行有增無減，因此，靠市場存量資金扭轉市場趨勢，顯然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從連續下調存準到連續降息，流動性環境不斷改善，已經是個不爭的事實，這在6月新增信貸數據方面也得到了佐證。所以，其實并不缺錢，缺的是信心。我們說過市場處在信心危機的階段，這是市場進入到調整后期的重要特征。滬深300的市盈率已經跌到10倍，但仍然沒有對場外資金產生吸引力，這說明市場本身肯定在哪方面出了問題，這需要股市管理層認真反思。

不僅A股，海外中國概念股也被大肆做空，納斯達克指數和納斯達克中國指數形成明顯背離走勢。這說明信心危機的擴散不僅僅危害到A股市場，而且涉及到整個中國概念股。信心危機產生的核心因素并非是經濟，而是中國股市“重融資、輕回報”的歷史痼疾，加上并不合理的大小非制度和畸形的投資者結構，進而導致了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和穩定性均處于異常脆弱的狀態，典型的表現就是牛短熊長、大幅動蕩。反觀仍處在危機中的歐美股市，市場表現則顯得正常的多，希臘、西班牙問題初步緩解后，近期歐美股市的反彈勢頭相當迅猛，表現突出的德國股市連創年內新高。

化解信心危機的核心辦法是讓市場有賺錢效應，漲才是硬道理，說教是沒用的，上漲可以解決很多問題。資本是逐利的，也是買漲不買跌的。我們注意到，6月房市出現價量齊增的局面，說明沒有去處的民間資金，在股市找不到獲利機會，從而再度轉向被譽為“泡沫馬上破裂的樓市”。現在民間資金的兩個主要流向是銀行理財產品和樓市，這兩塊的資金量均是數萬億的級別，只要有少部分資金轉向股市，均有可能在股市當中掀起波瀾，但問題是股市如何才能吸引資金進場，答案絕不是下跌，恰恰相反，是上漲！

巴菲特只有一個，中國投資者中左側交易的長線投資者寥寥無幾，這并不是簡簡單單的投資者素質問題，這是中國股市“牛短熊長、大幅動蕩”的特性所決定的，因此，號召投資人做巴菲特，理念上一定沒錯，但實際上確是一個美好的愿望。所以，政策必須沖在最前面，先用強力政策使股市扭轉頹勢，才能有越來越多的資金加盟市場。在這樣的邏輯之下，一定是先有政策，后有上漲，再有增量資金。就拿市盈率最低的銀行股為例，說低估沒有用，只有匯金大幅增持才有說服力，才能扭轉局面，否則，面對疲弱的銀行股，分析師的解讀恐怕是“戴維斯雙殺”。我們必須相信，只有上漲才是解決信心危機的良藥。

面對這樣的市場局面，政策面一定要有所作為，對此，我們有一定的預期，這是延續反彈甚至扭轉趨勢的主要動力。目前可預期的積極政策不少，除了我們說的本月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之外，年中經濟工作會議穩增長政策以及積極的股市扶持政策等，因此，近期政策面值得重點關注，不僅是貨幣政策，其他政策也存在超預期的可能性，而這些對宏觀經濟和股市，均存在產生的必要性。近期新華社、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連續對股市和經濟發表看法，雖然只停留在說教層面，但不難體會出政策導向的預期。

本周上證指數再度考驗2132點，最低只有六個點，應該說現在看2132必破的比例進一步上升。我們在上期報告重點指出，2132點不容易跌破，但考慮到目前多空雙方的不可調和之矛盾，從博弈角度考慮，我們甚至認為跌破比不跌破要好。原因在于，2132點只是個年度低點的符號，并是什么密集成交區之類的技術支撐位，一個沒有技術支撐意義的“人氣點位”，導致市場多空嚴重的多空分歧，對于整個行情是不利的，既然看2132點必破的是多數派，2132破了又怎樣？破了反而有助于化解多空分歧，對未來行情是有利的。如果沒有政策的扶持或者說政策力度不夠大的情況出現，也許先破后立反而是理想的結果。

指數不可能永遠上漲，也不可能永遠下跌，股市沒有永遠的多方，也沒有永遠的空方。雖然現在做空也能賺錢，但股市出現危局，對空方也是一種傷害，信心危機的后果是系統性的，它將危及所有市場參與者。因此，股市中的多空雙方都是互相依存的，統稱為二級市場投資者，雖然立場不同，但應該互相尊重，成熟市場比我們要強，所以人家的市場比我們穩定。

最后說一下業績面，近期中報預警的公司確實對市場產生了較大的沖擊，周一的“跌停潮”中，預減股票首當其沖。目前，共有1415家公司公布了中期業績預告，其中有177家為"預增"，占比僅有12.5%，創歷史新低。已經有中小板、創業板1002 家公司按照深交所的要求披露了2012 年中期業績預告，占全部中小板、創業板公司總數的98%。按中值增速測算，中小板和創業板上半年盈利同比下降7%和2%，中小板盈利增速較一季度有所回升，創業板則繼續下滑。

我們注意到本周上證指數的表現明顯強于深成指、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與前幾周存在較大反差。除地產股板塊的動蕩因素之外，中報業績因素起到實質性的作用。中小板、創業板中報預告已經告一段落，由于低于市場預期，本周一出現風險的集中釋放。而主板的業績業績預告尚未結束，加上在業績穩定上，主板要好于創業板和中小板。深成指因為權重地產股的影響，走勢落后于上證指數，綜合來看，本欄繼續提醒各位要當心突發業績預減所形成的短期風險，已業績預告的股票，風險要小得多。

綜合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市場處在嚴重超跌的狀態，目前超跌反彈的動力仍有進一步發揮的空間。如果單靠市場自身的力量，結果只能是超跌反彈后等待先破后立，而先破后立可能是最理想的結果，這種結果并不能脫離反彈的性質，只可能是較高級別的反彈而已。扭轉市場下跌趨勢的力量將來自于政策，目前多方在2132點上方的抵抗，就是政策預期在起作用。本欄對于未來政策超預期持肯定態度，而且不排除大幅超預期的可能，年中經濟工作會議的基調值得重點體會，消息面也需要重點留意。

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一）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稅收政策。

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約型的根本轉變，必須既要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也要優化區域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協調發展。對現有不夠合理的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涉及到一系列的稅收政策問題，例如，與轉讓土地使用權和房屋以及其他商品、原材料等貨物有關的土地增值稅、營業稅、印花稅，增值稅的進項稅額與銷項稅額的問題，同破產企業與被兼并企業有關的欠稅問題和虧損結轉的問題，兼并方或受讓方按照國家引導的方向調整生產經營結構應給予的企業所得稅鼓勵問題，以及聯營企業和大型企業集團的所得稅重復征稅問題等。與此同時，還應注意以下問題：1、破產清算是加速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項重要舉措，稅收在原則上應該給予支持，但在實踐中還必須注意防止“假破產，真逃債”，即一方面把債務包袱卸給國家，另一方面破產企業的原班人馬和機器設備，卻依舊交由別的企業整體接收的非法行為。

2、我國現行分稅制體制中，對國有企業所得稅，仍然按照企業隸屬關系，將其收入分別劃歸中央和地方；對鐵路、銀行、保險部門的各種收入，也仍然沿用舊辦法，全部按部門匯總繳納給中央。這些辦法，助長了在長期條塊分割管理下所形成的“別人”的資產可以流入，“自己”的資產不得流出的錯誤思想，阻礙了存量資產在更大范圍內進行跨地區、跨部門的重組。

3、稅收只有積極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特別是大力促進集約型的經濟增長，才有不斷增長的稅源。經濟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正是在于后者會比前者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二）對投資和再投資的稅收鼓勵政策。

結合我國在投資結構和投資稅收優惠規定方面存在的問題，專家們提出的政策性建議主要有以下各點：1、從我國投資狀況看，存在著宏觀規模過大，微觀結構失調，不符合產業政策等問題。從財政狀況看，在連年赤字的條件下，平均每年用于投資的稅收減免，仍然高達百億元。因此，今后我國對投資的稅收優惠，應該加強總額控制，引導企業增加自身投入。2、在優惠方式上，盡可能減少采用增列所得稅稅前列支和免除增值稅銷項稅額的做法。3、鑒于我國科技還不夠發達，中小企業居多的實際情況，在投資稅收政策上，不僅要給高新技術企業以積極鼓勵，而且還要給進行技術改造的企業以大力扶持；不僅要給使用新科技成果的企業以鼓勵，還要給從事科技開發的科研單位以更多的支持。4、由于投資方向在地區和結構上存在一些失調，建議對在西部地區并且又是生產中所短缺的資源開發，諸如原油、煤炭金屬和非金屬礦產品等資源開發以及農牧業等的投資，給予應有的稅收鼓勵。5、消費與投資是關系到社會需求與供給的一對重要經濟問題，從我國實際出發，對一些稅收政策作出調整，以采取引導消費、鼓勵投資的政策為佳。6、修改對外商投資企業的減免稅規定，建議以項目優先取代地域性傾斜的政策。7、采取多種靈活有效的投資稅收優惠形式。建議除現有的優惠稅率和定期減免稅以外，還可參考國外的稅收信貸（即延期納稅）、稅收抵免以及加速折舊等形式。

（三）對高新技術產業的稅收鼓勵政策。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同第一、二、三產業一樣，也是一種產業，一種非常重要的產業。因此，稅收政策應該積極鼓勵科技發展，特別是要鼓勵高新技術產業化。專家們建議：1、根據國家有關科技立法，制訂財稅部門鼓勵科技進步條例，使財稅支持科技進步的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和規范化的道路。2、稅收鼓勵應該遵守以下原則：服從國家科技發展計劃的原則；不使被鼓勵者產生依賴性的原則；同等鼓勵的原則；財政承受能力的原則。3、凡經財稅機關會同主管部門審查批準的企業和單位，允許其建立科技準備金，以便專項用于研究開發、技術改造和技術培訓的需要。4、中間試驗是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橋梁，鑒于其投資大，產品又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商品產品，因此，應該考慮給予優惠。

（四）關于對外開放與稅收政策。

1、關于涉外稅收政策的調整與完善。我國涉外稅收政策，是國家對外開放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擴大而從無到有逐步形成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不完善之處，如：優惠項目、層次過多，范圍過寬；沿海地區和中西部地區之間不平衡，向沿海傾斜；內資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財政收入流失等。但這些可視為引進外資、引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的成本。專家們認為看問題不能只看成本，而不看收益。比如，就稅收優惠與財政收入的關系來說，廣東省的三個特區和眾多的沿江城市是享受優惠最多的地區，也是生產力最活躍和收入增長最快的地區。從1993年起，該省的稅收連續四年每年以100億元的速度遞增，增速居全國之首。所以，對兩者的關系必須作辯證的分析。盡管如此，專家們認為對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應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逐步建立，對外經濟活動的進一步加強，總結經驗，適當調整我國涉外稅收政策。具體建議：（1）全面清理、歸并現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使優惠政策更為規范、高效、簡明和統一；（2）由區域性稅收優惠政策傾斜，轉向產業與區域相結合，以產業優惠為主的政策；（3）在優惠方式的選擇上，可考慮將現行以直接優惠為主方式改為直接優惠和間接優惠方式相結合的多種優惠方式；（4）逐步理順流轉稅的特殊規定，統一進出口稅收政策；（5）完善地方稅的優惠規定。

2、關于稅收國民待遇問題。由于對國民待遇的理解不同，在財稅界大致有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就是對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下同）給予本國人完全相同的待遇，因此國民待遇原則和涉外稅收優惠政策是矛盾的，對外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就要取消涉外稅收優惠政策。第二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是建立在非歧視原則基礎上的，其基本含義是對外國人的待遇不應低于本國人，因而國民待遇原則與涉外稅收優惠政策并不矛盾，國民待遇原則不排斥給予外國投資者高于內資企業的待遇。第三種觀點認為，國民待遇與涉外稅收優惠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統一的一面，二者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

（五）出口退稅政策。

出口退稅是指一個國家對出口商品退還其已征收的增值稅，使出口商品不含流轉稅。實行出口退稅政策，能夠使本國貨物以不含稅價進入市場，既能達到增強競爭能力，促進出口的目的，又能增強比較利益的透明度，達到互利的目的。它實際上是一種消除出口商品岐視的經濟政策，體現了公平貿易的原則。盡管現行出口退稅政策存在一些矛盾，但我們不能“短視”，只盯住矛盾不放，而應積極加以完善。因此，專家們建議：1、遵循“規范、實效、簡化、統一”的原則，逐步縮小退稅率差異，體現公平待遇；盡可能縮短出口退稅時間，減輕企業籌集困難；兼顧手續簡便和監控嚴密，提高征納效率；兼顧中央與地方利益，有利于退稅政策的持久執行。2、按照全社會的增值稅平均實際負擔率，結合對某些差異的微調，確定一個退稅率，定期公布執行，基本做到征多少退多少，使企業消除顧慮，放手經營。3、為了做到退稅的橫向公平，建議將現行出口分別外貿與生產企業按照進價與銷價（FOB）計算增值稅改為一律按照進項金額計算增值稅。4、結合調整出口退稅率和統一退稅計算方法，建議將企業的增值稅負擔歸集于“不宜抵扣率”之中（不宜抵扣率等于法定稅率減出口退稅率）。這樣做的好處，是企業負擔明確，便于操作管理。5、用稅法約束出口退稅時間。可以考慮在申請單位辦齊出口退稅手續后2個月退還稅款，逾期由稅務機關承諾按銀行貸款利率給予補償。6、建立職責明確、審核有序的出口退稅管理系統。由日管機關負責審定出口退稅的進項稅金；出口退稅必須在對企業的進項稅金總額、出口收匯等憑征和應征稅款額的嚴密審查以后進行。[page]

二、關于完善稅制問題：

（一）關于優化稅制結構：

優化稅制結構是指，符合一國社會經濟發展狀況及需要的稅制結構就是優化的稅制結構。從世界各國稅制來看，大多數發達國家實行以直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發展中國家因經濟發展水平較低，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征管手段相對落后，市場機制不健全，因而大都實行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

流轉稅具有征收面廣、收入穩定、易于征管等特點。我國現行稅收制度在目前和今后相當長時期內對我國基本適用，但目前流轉稅比重大，所得稅比重過小影響了雙主體的形成。借鑒國際經驗，我國當前應合理調整直接稅與間接稅之間的比例，逐步加大直接稅在稅收總額中的比重，逐漸形成以流轉稅和所得稅并重的雙主體結構。

（二）完善稅種

1、關于完善增值稅問題：

（1）征稅范圍問題。一些專家認為，我國現行增值稅征稅范圍的優化，關鍵不是要不要擴大到勞務領域，而是在勞務領域覆蓋到何種程度的問題。在操作上主張循序漸進，分步互位。但在具體征稅范圍的確定上，有不同看法。一種意見認為，鑒于征稅范圍的擴大對地方財政收入和增值稅管理規范的影響，以及現有征管能力的制約，先期可考慮對增值稅扣稅鏈條影響較大。也便于操作實施的交通運輸業和建筑安裝業納人征范圍。另一種意見認為，當前應盡快將那些與貨物交易密切相連，與抵扣鏈條的完整性關聯度高，與增值稅的規范操作抵觸較大，管理上便于操作實施的勞務納入征稅范圍。第三種意見認為，應將增值稅的課稅對象擴大到全部商品和勞務的銷售，解決現行增值稅“鏈條”中斷，混合銷售界定不清待難題。

（2）選型問題。關于這一問題，也有三種不同的看法。

第一種看法，主張近期仍維持生產型增值稅格局，因為它較好地體現了稅收的財政原則、公平原則和效率原則。消費型可視為增值稅改革的長期目標。

第二種看法，主張改現行生產型增值稅為收入型增值稅，允許固定資產所含稅金作為進項稅金分年抵扣。

第三種看法認為，消費型增值稅是我國增值稅類型轉換的目標模式，但根據我國目前的財政承受力，增值稅類型的轉換只能逐步過渡。當前，可以考慮將“消費型”增值稅當成產業政策來利用，實行有限制的或定向的消費型增值稅。具體設想是在關系國計民生的高新技術、交通電力、能源等基礎產業中采用“消費型”，將抵扣的資本物限定為技術、設備，旨在促進企業轉換機制，并抑制投資擴張。轉型期的收入缺口可以通過一些過渡性的安排予以緩解或彌補。比如，對固定資產的存量和增量可分別按年度分比例抵扣。對前者在規定的購置年限內允許部分抵扣，對后者一般當年抵扣的比例最低，往年逐步遞增，直到全額抵扣。

（3）稅率優化問題。第一，稅率結構模式的選擇。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是強調增值稅的“中性”原則，主張簡并稅率檔次，認為單一稅率結構可以有效消除“無稅扣稅”、“低稅高扣”等弊端。一是維持當前的雙稅率格局，并且，雙稅率結構也符合世界潮流。第二，稅率的量度調整。同世界上實行增值稅國家比較，我國基本稅率適度，可繼續維持。但優惠稅率有偏高之嫌，可考慮向下微調為11％。第三，弱化優惠稅率累退性的技術手段。可以考慮在技術上設定一個征前扣除率（即基本稅率與優惠稅率的率差），同時在全部納稅環節統一執行一檔基本稅率。當國家在對適用優惠稅率的納稅人征稅時，除按照發票扣稅外，再補扣一個設定的扣除率，從而保證抵扣和鏈條的完整，解決因優惠稅率的應用而造成稅負在納稅人之間轉嫁的難題。[page]

（4）增值稅的管理問題。漢前增值稅管理方面的矛盾突出，稅收流失嚴重，必須加大增值稅規范化管理的力度。其具體辦法有，第一，改進和加強發票管理辦法。第二，整頓和加強銀行賬戶管理并實行增值稅稅金結算專戶管理。第三，賦予稅務機關在異常申報方面的核定征稅權，制定轉讓定價和利息、費用分攤的專門規定。第四，改革現行增值稅制度簡化“三附表”的填報內容。建立稅務機關輔導后再申報的納稅輔導制度。

2、關于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問題：

（1）納稅人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應當遵循國際慣例，以法人為納稅人。另一種意見認為僅以法人為納稅人是涵蓋不全的。所以統一后的所得稅應稱為“經營所得稅”，凡有經營所得的企業、單位和組織，均視為納稅人。

（2）稅率的確定問題。一種意見認為，比例稅率上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采用的所得稅率，它具有計算簡便、透明度高和可促進企業公平競爭的優點，所以，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仍采用30％的比例稅率。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統一后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可采用三種形式：一是比例稅率，其稅率可維持現有的33％或降至30％；二是三檔累進稅率；三是以比例稅率為基本稅率，制定三級超額累進的優惠稅率，即10％、20％和30％。

（3）應稅所得額的確定問題。目前我國在這方面的管理較亂，稅基受侵蝕，稅款流失嚴重。因此，要從多種途徑探尋建立企業所得稅會計的辦法，如建立相對獨立的由若干計稅扣除標準組成的所得稅會計制度，徹底消除企業財務制度對計稅所得的影響，對實行計稅工資辦法的人員要有明確的界定，明確匯總納稅企業稅前扣除項目的具體標準等。所以應同時建立一套完整規范的與企業財會制度完全分離的分行業稅前扣除標準。

3、關于個人所得稅問題：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所得稅已成為最具潛力、最有發展前途的稅種之一。但我國現行個人所得稅制度設計和征收管理都還存在著諸多不足之處，影響著其功能的進一步發揮，需要加以完善。

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一、突破土地瓶頸存在的問題和矛盾

（一）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土地利用矛盾突出。現行規劃在*年至20*年期間得到了較好的貫徹實施，在耕地保護、建設用地規劃管理、土地用途管制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隨著行政區域調整工作的完成，土地利用結構和布局的變化、經濟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進程的加快，農業結構和城鎮體系戰略的調整等因素的影響，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在建設用地和基本農田空間布局、建設用地總量等方面逐漸暴露出一些與新形勢不相適應的問題，勢必造成浪費土地違法用地的現象時常發生。

（二）用地空間組織形式相對落后，結構不夠合理。我市工業項目用地基本上以傳統獨立式院落為主，且面積較大。工業集聚區內標準廠房及多層廠房等先進的空間組織形式所占的比例很低，有的工業集聚區甚至沒有標準廠房，土地空間未得到充分利用，土地資源浪費嚴重。同時工業用地除生產及生產輔助設施用地外，其內部行政辦公和生活服務設施用地等非生產性用地所占比例過大。

（三）農村居民點用地整理難度大。根據20*年土地利用現狀變更調查數據與20*年土地利用現狀變更調查數據比較，城鎮用地擴大了2821畝，農村居民點用地基本沒變，農村居民點粗放型用地依然沒有改變。我市地處山區，土地后備資源嚴重缺乏，土地開發、整理較困難，尤其農村居民點用地整理難度大，山區的自然村莊，零星分散，生產資料集中在村莊附近，農民一般不愿意遷移到不便于生產、生活的地方去住，因而可用于整理的農村居民點用地屈指可數。

（四）工業用地投資度偏低。通過對六里坪工業園53家企業的調查，53家企業總用地1530畝，投資強度不低于75萬元/畝以上的由15家，占地632畝，投資強度在40——75萬元/畝的有21家，占地面積425畝，投資強度在40萬元/畝以下的有17家，占地面積473畝，六里坪工業園內的企業以汽配業為主，按照國土資源部《工業項目建設用地控制指標》的規定，汽配業投資強度應大于75萬元/畝。

二、充分認識加強節約集約用地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國家宏觀政策要求我們必須加強節約集約用地。從20*年年初開始，中央加大了耕地保護和土地調控力度，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進行土地市場治理整頓。去年4月29日國務院辦公廳緊急通知，將土地市場秩序整頓工作又延遲了半年，而且在治理整頓期間要全面貫徹“六個清理”、“三個暫停”的要求，對土地采取了更為嚴格的管理政策，控制了土地供應總量。要貫徹中央宏觀調控政策，只有把立足點放在內部挖潛上，加強節約集約用地，積極盤活存量土地，不斷推進土地利用方式的轉變，提高土地利用率，以緩解建設用地緊張的狀況。

（二）我市的實際情況要求必須加強節約集約用地。從我市的土地實際情況來看，我市經濟社會要保持可持續發展，加強節約集約用地勢在必行。當前，我市可開墾的耕地后備資源極其有限。通過土地整理增加耕地有效面積的潛力已日趨枯竭。而農村宅基地整理復墾由于受傳統思想、各方利益、規劃等因素的影響，宅基地整理復墾工作舉步維艱。今后幾年，靠通過土地整理獲取折抵指標來滿足建設項目用地需求的可能性非常小，而且實現耕地占補平衡的難度也很大，我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了嚴峻的考驗。因此，切實保護耕地，大力促進節約集約用地，走出一條建設占地少、利用效率高的符合我市市情的土地利用新路子，是關系子孫后代生存根基和全市長遠發展的大計，是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具體要求，是我市必須長期堅持的一條根本方針。我們必須要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科學規劃、合理布局、節約土地、集約發展，堅決克服盲目投資、貪大求全和低水平重復建設浪費土地資源等短視行為，把最嚴格的土地管理制度落到實處，促進全市經濟社會步入科學發展的軌道。

三、突破土地瓶頸的對策和措施

從我市目前的土地管理現狀看，可以通過強化五項管理措施，來進一步加大節約集約用地的管理力度，緩解用地緊張矛盾。

（一）強化土地規劃管理，引導節約集約用地。目前我市正在進行新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修編工作，要抓住這一機遇，充分論證，科學劃定土地用途區域，使用地空間布局更為合理，引導合理、集約利用土地，促進區域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協調發展。要發揮規劃的積極引導作用，在規劃修編中應努力做到：明確規劃修編重點，將本輪規劃修編的重點定位于探索妥善處理好耕地保護與發展經濟關系、建立合理用地和集約用地的引導機制上。搞好各項規劃銜接，要協調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其它專項規劃的關系，嚴格控制新增建設用地和城市向外延展。合理規劃產業布局，調整產業結構。要根據我市現有工業經濟結構、發展水平以及社會資源分布特點，在充分尊重市場經濟規律的前提下，科學規劃我市的產業布局，劃定若干個不同工業行業類型的產業帶，并通過規劃引導工業項目向工業集聚區集中，努力提高區域性社會資源共享程度，確保有限的土地資源得到充分合理利用。

（二）強化用地預審管理，選擇節約集約用地。加強用地預審，要提高建設項目用地準入“門檻”，對引進的項目，要設好準入關，合理設置用地“門檻”，變“招商引資”為“選商引資”，有選擇地引進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污染程度低的項目；要提高用地投資強度和產出密度標準，優先發展單位用地產出率高的產業。嚴格用地審批，對要求新增建設用地的用地單位，必須已經充分消化使用了現有批準的土地，才能安排新的用地指標。對存在閑置土地傾向的用地單位，不報批新的建設用地項目。嚴格審查用地規模，按照“建設用地雙控指標”的要求，嚴格控制建設項目用地規模。對投資強度、建筑容積率、非生產用地比例達不到要求的，要相應核減用地面積，并由項目單位重新進行總平圖設計。如六里坪工業園內投資強度不足的38家用地企業，一是按投資強度核減用地面積，據初步測算，可核減用地393畝，二是要求用地單位追加投資，新增項目，擴大生產規模。計劃、規劃和國土部門在項目審批、總平圖審查、用地計劃安排、具體建設項目供地各個環節中，都要對建設項目的用地規模進行嚴格的審核。

（三）強化土地市場管理，激勵節約集約用地。強化土地市場管理，重點是要全面落實經營性土地使用權招標、拍賣、掛牌出讓制度，提高土地資源的市場化配置程度，增強市場主體用地成本意識，提高全社會珍惜土地、節約用地的自覺性。進一步規范協議出讓土地使用權行為。對具有競爭性的工業用地引入競爭機制，以招標、拍賣、掛牌方式出讓，防止企業因用地成本低而“多占少用”、“寬打寬用”、“低效利用”。增加土地儲備，保障資源供應。對有增值潛力和區位較好的閑置半閑置土地、依法收回的違法用地、企業破產撤銷等騰出的劃撥用地以及土地使用者申請政府收購的土地都統一納入土地儲備中心進行儲備，提高對集約用地項目的土地供應和保障能力，確保土地一級市場有一定量的土地能優先、及時地安排給符合國家產業政策、急需和高效的建設項目使用。

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尹中立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

在中國的金融結構里，間接融資的主力機構是商業銀?行，直接融資的主要場所是證券市場(包括股市與債市)，自這兩個市場形成以來，一直是兩張皮，彼此之間的聯系不太緊密。但自2007年以來，銀行與股票市場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一個市場的變動會立即影響到另外一個市場。這二者之間的關系有可能成為互相促進的關系，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又可能成為互相制約的關系。從2009年的情況看，8月份之前二者是互相促進，而進入第三季度以后，銀行與股市開始出現相互制約。

銀行股的表現成為股市漲跌的風向標

在2005年之前的股票市場里，上市的銀行股只有深發展和招商銀行、浦發銀行三家，這三家銀行股占流動股的市值比例只有5％左右，商業銀行經營狀況對股票市場影響甚微。

2005年后三年間，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這三家國有控股的大銀行相繼加盟股票市場，其間還有南京銀行、北京銀行、寧波銀行、中信銀行、交通銀行、華夏銀行、民生銀行等登陸股票市場，使商業銀行板塊已經成為股票市場市值權重最大的板塊，占股票市值的30％以上，商業銀行的股價表現已經直接成為股票市場漲跌的風向標，沒有任何一個行業可以望其項背，因此，指數走勢在相當程度上要看銀行股的臉色。

那么，為什么2005年之前大多數商業銀行沒有上市，而2005年后迫切上市融資?其中有兩個重要原因，其一是商業銀行監管制度的變化，其二是我國銀行業改革的進程及國有銀行資產質量的限制。首先看看第一個因素。2001年之前，我國的商業銀行監管的主要指標是資產負債比例，商業銀行只要有新增的存款就可以放貸款，因此，決定商業銀行行為和業務規模的主要因素是吸收存款的多少，與資本多少沒有必然的關系，銀行上市與否并不影響其業務發展。例如，深發展是中國第一家上市銀行，也是深圳交易所的第一家上市公司，該行是1987年成立，而和該銀行同時成立的深圳的另外一家銀行是招商銀行，招商銀行于2001年才上市，比深發展上市整整晚了11年，但招商銀行的各項業務發展遠遠超過深發展，可見上市銀行并不存在明顯的優勢。但2001年之后，隨著我國加入WTO，商業銀行的監管制度發生重大變化，資本金管理成為商業銀行監管的重要手段，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成為直接影響其業務發展的指標，通過股票市場來籌集資本金成為商業銀行的迫切需要。

2005年前，影響商業銀行上市的第二個因素是國有銀行的改制進程。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國有商業銀行的資產質量一直較差，大型國有銀行在2001年啟動改革之前的不良率在30％左右，因此，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一直舉步維艱，更無法滿足上市的標準。

在新的制度背景下，商業銀行上市融資將是普遍的趨勢，數以百計的城市商業銀行及農村商業銀行將實現上市融資的計劃，銀行股在股票市場中的份額將會繼續增加，銀行股的走勢對股票市場的影響將越來越大。這對機構投資者尤其是指數基金的影響越來越大。

從境外投資者的角度看，中國商業銀行創造的GDP只占6％左右，但上市的商業銀行的市值占H股總市值的50％，因此，銀行股成為中資股的代名詞，看好中國的經濟增長第一選擇就是投資中資銀行股。在2009年初，在全球經濟一片悲觀的情況下，中國經濟明確提出保8的目標，使國際資本將資產配置目標轉向中資銀行股。在國際資本的一致追逐下，香港上市的中資銀行股表現非常突出，工商銀行等股價開始接近2007年的最高位。而香港市場的表現又對A股市場的估值產生直接的影響。總之，銀行股已經成為左右A股市場及H股市場的最主要力量。

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速度直接左右股票市場漲跌

2009年上半年的股市行情主要是由信貸資金推起來的，沒有信貸油門的急劇擴張，我國股市不可能在全球獨領。為了應對金融危機，人民銀行從2008年11月份開始放棄對商業銀行的信貸額度管理。之后，出現信貸井噴：2008年11月份信貸增加4700多億元，2008年12月份信貸再增加7600億元，2009年E半年信貸增長7.37萬億元。

在信貸的擴張帶動下，我國貨幣供應量迅速增加，廣義貨幣供應量從2008年中的16％增加到2009年10月份的30％，廣義貨幣供應量超過名義GDP的增長速度達20多個百分點，創歷史最高紀錄，這正是股票市場分析家們一直對2009年的中國股票持樂觀看法的最重要依據。

當然，指數的大幅度上漲也離不開銀行股的貢獻，從6月初開始，銀行股集體發力，使股市從2700點開始加速上漲并輕松突破3000點關口。有意思的是，銀行股從6月初開始飆升，與之對應的是6月份信貸增長數量的創新高。當然，有很多人并不認為信貸資金進入了股市，至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能夠證明的確有大量的信貸資金進入了股票市場，但應該沒有人否認信貸增長速度對股市行情的影響。從8月初開始的股票價格的急轉直下，最直接的因素就是公布的7月份的信貸數量大幅度減少(比6月份減少了八成)。而10月份的股市回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公布的9月份的信貸數據超預期。

銀行開始成為股市上漲的制約因素

從上述分析可見，股市與商業銀行之間可以相得益彰：商業銀行擴張信貸導致股市上漲，而股市繁榮可以給商業銀行補充巨額資本金，商業銀行有了源源不斷的資本金就可以繼續擴張信貸，如此循環往復。

但眼下卻出現了明顯的悖論：股市上漲受制于商業銀行的信貸增長，但商業銀行的資本金已經用到極限，要增加信貸就必須通過發行巨額股票的方式補充資本金，而巨額股票的發行又會增加股票市場的供給，使股市失血。招商銀行、浦發銀行、興業銀行等在8月份前后公布了融資計劃之后，股票跌幅都超過20％，其表現已經將此矛盾和悖論昭示給投資者。

為什么股市與商業銀行之間由互相促進變為互相掣肘?問題的關鍵在于銀監會收緊了商業銀行資本金的要求，這實際是商業銀行信貸政策轉向的開始，由8月份之前的積極擴張政策變為以防范風險為主的緊縮政策。盡管我國的貨幣政策基調沒有改變，但操作上已經出現明顯的“微調”。第一個信號是銀監會將次級債從商業銀行的資本中扣除。根據銀監會的新規定，由銀行之間持有的次級債券應該從商業銀行的附屬資本中扣除。目前此類債券數量大約有2000多億元，如果完全從銀行的附屬資本中扣除，意味著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能力受到很大沖擊。由于力度太大，市場出現強烈的反彈聲音，于是，采取“新老劃斷”(老的次級債按照老辦法計算，新增 的次級債按照新的辦法計算)的方式，即使按照“新老劃斷”，商業銀行的信貸擴張也將受到嚴重制約。

“微調”的第二個信號是敦促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這就是最近市場傳言“將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提高的13％”的由來。盡管銀監會及時做出澄清，但通過股票市場補充資本金顯然不是憑空想象的“傳聞”。商業銀行要維持資產規模的增長，就必須維持資本的同比例增長，也就是說商業銀行需要不斷補充資本金。補充資本金的渠道主要有以下三個途徑：一是讓利潤轉化為資本金，但當前商業銀行的信貸增長速度很快，通過利潤留存的方式無法滿足要求：二是發行債券，由于商業銀行需要的資本規模很大，一般采取向同行發行次級債券；三是發行股票。可見，在當下的情況下，股票市場對商業銀行來說意義非同小可，沒有股票市場源源不斷的資本補充，商業銀行即使有存款也發不了貸款。

在全球金融危機背景下，我國商業銀行從財務上看最健康，這得益于2005年至2007年的股票大牛市，在此期間中國銀行、工商銀行、建設銀行相繼完成上市融資工作，募集了巨額資本，這是上次牛市最重要的歷史貢獻。截至2008年上半年，商業銀行的平均資本充足率超過10％，上市的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超過12％。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沒有2007年之前股票市場給我國商業銀行補充了巨額資本金，2008年11月份以來的信貸擴張就無法在不突破監管框架的情況下有效實施。

但經過2009年的信貸井噴，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已經大大下降，基本上都接近監管底線。如果2010年信貸繼續增加，就需要及時補充資本金，如果按照2009年的信貸規模計算，商業銀行扣除利潤留存外，至少需要補充5000億元的資本，如果按照市場預測的7萬億規模計算，也需要補充4000億元資本。當然，不是所有的資本補充都要通過股票市場，但股票市場一定是主要渠道。

銀行股的動輒數百億的融資會對股價產生較大沖擊。但如果股票市場不能實現商業的融資計劃，信貸擴張就會受到明顯制約，股市的上漲就會進一步受到影響。

盡管如此，筆者以為商業銀行應該立即采取行動到香港市場去融資，因為國際資本對中國經濟看好的基調還沒有變化，對中資銀行股的投資意愿還沒有出現大的變化，如果等到不良率開始出現上升，則國際資本對中資銀行股的態度會出現逆轉，中資銀行股將被棄之如敝履。

傳統經濟增長方式構成人民幣升值主要壓力

[劉煜輝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研究員

當國內購買力無法消化而只能依靠出口來消化投資釋放的產能時，這種投資主導的經濟必然會走向依賴出口的經濟。因而，傳統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當下人民幣升值壓力的主要來源。

很多人持有這樣的判斷，中國的貨幣當局因顧忌升值壓力而不敢加息；中國只有在美國加息后才會跟進，同樣是因為懼怕由此會加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其實，這樣的分析邏輯是錯誤的。

如果你認為那些借道“經常項目”進入的熱錢是來套利人民幣升值的話，那就犯了金融市場的“幼稚病”。因為，現行人民幣名義匯率顯然不是個市場變量而是個政策變量。對沖基金基本上是這樣玩的：一邊在海外NDF(人民幣無本金交割遠期)市場開出足夠強的人民幣貼水，一邊又屯兵港股、港股期貨及國內的股市和樓市，以謀求由預期改變的自我實現所產生的資產價格泡沫。

但在筆者看來，“利差”絕非是影響人民幣升值的決定性因素，這只是跨境資金造勢的噱頭而已。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壓力來自國內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這種變化并不是由制度創新或技術進步而是高投資全面提速帶來的結果。有理由相信，2009年中國的資本形成增速將超過30％，隨著資本勞動比進一步快速上升，在2007年和2008年曾出現減速勢頭的勞動生產率將重新向上。

我們說，自本世紀以來，人民幣累積的升值壓力大多源自于此。

“高投資必然高儲蓄”，這是一條基本的經濟規律。在中國，政府和企業的高儲蓄促成了高投資，高投資反過來又做高了政府和企業的儲蓄。于是，國內家庭所形成的購買力越來越消費不掉國內產能，這部分國內產能只能賣到國外去，就這樣變成了“順差”。所以，投資的經濟必然是走向出口的經濟。中國的經常賬戶順差從2001年的174億美元上升至2008年的4400億美元，所占GDP比重也由1.3％上升至10％。

故此，投資主導的經濟，其實際匯率就會冒“虛火”，因為盯住美元，美元貶值就意味著名義有效匯率很可能也會跟隨出現貶值，并將顯現泡沫或是通脹的壓力。坦率地講，只要存在著虛火，人民幣有效匯率就根本無法穩定下來，即便我們改變現行匯率政策的規則――從盯美元重新回到盯住所謂的“一攬子貨幣”也枉然。

反過來講，中國真正進入“調結構”的實質進程，其實就是人民幣實際匯率升值壓力“反側自消”的一個過程。因為，資源要素價格改革暗示了廉價資源時代的結束，意味著資源配置的權利將由政府回歸市場。高儲蓄的下降，也意味著內需將可逐步填補因外需退出的缺口，“雙順差”將大幅收縮，中國經濟增長也將減速到一個正常水平。

所以，近年來筆者一直強調，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定要結合國內的經濟結構調整，一方面，我們要好好總結2005年匯改以來一些經驗教訓；另一方面，一旦結構性改革嚴重缺位，如果直接啟動名義匯率的升值閥門，人民幣的漸進升值路徑，不就等于發出了“快快向中國搬錢”的動員令?果不其然，貿易順差、外資直投及熱錢“三股合流”，使中國的貨幣流動性滔滔不絕。當圍堵流動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被用到極限時卻發現，問題依舊，甚至還“愈演愈烈”。

據此，筆者認為，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一定要超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本身，因為人民幣匯率面臨的困境是我國投資與消費關系失衡的必然結果，而不是原因。由于國際收支失衡本質上是個內在的宏觀經濟總量問題，并不直接取決于貿易政策或產業競爭力，但最終要取決于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因為它們決定了資本的國際流動。因此，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兩個變量幾乎不受貿易政策的影響，更不會受到其他國家貨幣升值或貶值的影響，儲蓄與投資的長期失衡最終是由一國經濟增長模式所決定的。

當然，如果你迷信國際貿易收支的“價格彈性或匯率彈性”，盡可采取“試錯法”一試，但在一個價格存在系統性扭曲的經濟體中，貨幣當局根本就不可能評估名義匯率到底要升值多少或升值多少才夠；只要資源依然是按行政的意志在配置，均衡匯率對這樣的經濟體意義并不大。

由上觀之，中國之所以會形成“雙順差”，不是因為出口多了，而是因為國內收入購買力的下降，導致出口部門扮演了增加就業的角色。如果短期內出口部門的人失業了，中國經濟就只剩下重化工了。沒有了就業，哪來收入，又何來消費呢?這些問題都值得思考。

此輪熱錢流動對我國金融威脅可能更大

[陸前進觀點]復旦大學國際金融系副教授

目前全球經濟還沒有完全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復蘇的基礎還不牢固，但是市場流動性充足，大量熱錢流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中國也是熱錢覬覦的對象。但筆者認為，這次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熱錢的流入有所不同，對可能帶來的后果，須有足夠估計。

首先，熱錢流入面對的利率環境不同。兩年前中美利率變動方向相反，中國為了控制通貨膨脹和流動性過剩，央行收緊銀根，不斷提高利率；而美國由于次貸危機爆發，美聯儲不斷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中美利率形成倒掛，成為吸引熱錢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盡管央行加息能夠收縮經濟，遏制通貨膨脹，但加息會導致資本內流，人民幣會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而更大的升值預期會加劇投機資本的流入，央行又會面臨更大的干預壓力。而美國降息意味著美元走軟，人民幣升值壓力上升，中美背道而馳的貨幣政策，加重了我國調控成本和經濟過熱的風險，“熱錢”流入中國收益高，動力更強，央行調控的壓力進一步加大。而現在面臨的情況是，中美利率都處于較低水平，兩國都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利率并不是吸引投機資本的重要因素。

其次，國內經濟環境不同。兩年前我國經濟過熱，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主要是“雙防”，防止經濟增長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價格由從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貨膨脹。那時我國的資產價格較高，通貨膨脹也有抬頭趨勢，央行為了控制資產價格上漲和物價水平的繼續上升，采取緊縮性的貨幣政策調控經濟。而現在中國經濟正處于“保增長，防止通貨膨脹預期”的時期，政府一再表示，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因此利率上調的壓力較小，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基本穩定，熱錢將難以獲得人民幣升值的好處。國際熱錢更多看重的是中國經濟正呈現V型恢復，經濟形勢改善、國內投資風險小等因素。

其三，國際環境不同。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次貸危機僅局限于美國，其他國家還沒有受到直接影響，美元貶值主要是受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而現在美元貶值主要是美國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高企所導致的。兩年前的熱錢主要流向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經濟恢復快，本幣升值的壓力較大；還因為這些國家資產價格的上漲趨勢。這次熱錢的流動，則體現了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恢復程度的不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遂成為游資向往的地方，導致該國貨幣升值壓力上升和資產價格上漲。

其四，全球寬松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低成本的流動性。目前全球主要國家仍然保持刺激經濟政策，而在實體經濟仍然脆弱的情況下，過多的流動性在尋求新的獲利場所。從去年10月至今，有超過5000億港元資金流^香港地區，投機香港的樓市和股市，巴西、印尼和其他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等也都成為熱錢襲擊的對象，這些熱錢也同樣威脅中國的金融安全。而兩年前熱錢的規模遠沒有現在這么大，全球還沒有完全陷入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實施刺激經濟的政策，沒有形成大量游資共同襲擊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現象。

其五，熱錢流出影響可能也不同。一旦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的基礎牢固，刺激經濟政策立馬就會退出，熱錢就會迅速流出，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資產價格可能會迅速下跌，銀行不良貸款也可能會迅速增加，這是我們必須嚴加防范的。同時，熱錢的流進和流出將加劇本國貨幣匯率或預期的變動，給金融市場造成很大沖擊。而兩年前的熱錢流動，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沖擊，隨著各國采取刺激經濟措施，我國開始下調利率，資產價格也開始下跌，人民幣又停止升值，熱錢獲利有限，對宏觀經濟的不利影響相對較小。

由上述比較可以看出，這次我們面對的熱錢流入，對我們經濟和金融構成的威脅更大，因此，需要盡早關注和研究本輪熱錢流進和流出的特點，做好防范措施，采取應對政策，嚴防宏觀經濟的大起大落，以維護本國金融體系的安全和金融資產價格的穩定，全力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發展低碳經濟須進一步推進金融創新

[曾剛觀點]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所銀行研究室

在人類經濟史中，重大技術創新的出現和經濟轉型的背后，總少不了金融因素的支持。低碳技術的開發以及低碳經濟的發展，自然也不會例外。從過去一段時間的實踐來看，已有很多金融機構開始涉足低碳技術開發領域，此外，排放權市場的發展，也為低碳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提供了一定的激勵，并吸引相當多的企業和金融機構參與其中。所有這些金融創新，在推動低碳經濟發展中，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大致來說，圍繞低碳經濟發展的金融創新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現有市場環境下對節能減排項目的資金支持；二是在排放權交易基礎上的各種金融創新。

從第一個方面看，在目前市場環境下，許多節能減排的項目和技術開發(如新能源等)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政策，并具有一定的市場盈利前景。金融機構愿意參與其中，提供資金支持。商業銀行以及一些公募和私募基金是目前該領域的主要參與者，也由此產生了“綠色貸款”和“社會責任基金”等概念。在推動低碳技術的發展方面，除了商業性金融機構外，非商業性金融機構，如世界銀行集團和許多非政府組織，也在為各種環境友好技術的開發提供著持續的資金支持。

第二個方面，與排放權交易的產生有關。排放權交易的基本思路，脫胎于《京都議定書》所設計的國際排放權交易(IET)、聯合實施機制(JI)以及清潔發展機制(CDM)三種市場機制。在這一整套市場體系下，通過對排放設定限額，并對超額排放實施懲罰的制度，排放權由此具有了一定的市場價值。在此基礎上。受約束的排放者，可以通過排放權的交易，來降低減排成本。這一機制，不僅能對受約束的排放者形成制約，還能為不受約束的排放者(如不承擔減排義務的國家)形成一定的減排激勵。

根據聯合實施機制和清潔發展機制的安排，其他國家企業通過采用清潔技術所實現的減排量，在經過特定機構認定后，可產生經核證的減排量(CERs)，并進入排放權市場交易。這樣一種市場設計，在不改變原有生產范圍和生產性質的情況下，使降低碳排放不再只是企業的一種社會責任，而變成了一個可以獲利的能力和資產。這為企業采用低排放生產技術提供了激勵，由此也催生了一系列的相關金融服務需求，吸引了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加入。目前，包括排放權交易所、各類政府基金、投資銀行、PE投資者、商業銀行以及保險公司等在內的眾多金融機構，都是該領域的積極參與者，并大大推動了相關金融產品與服務的創新。到2008年底，全球排放權交易規模已經超過1200億美元，成為一個重要的大宗商品市場。

而在我國，節能減排、降低經濟增長的碳強度已成為未來戰略發展的方向。在各方的努力下，相關工作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在金融層面也出現了相當多的創新。一些金融機構開始明確提出節能減排的企業責任，同時積極參與到綠色環保項目的貸款和投資當中，取得了很好的社會和經濟效益。而此外，與排放權交易相關的金融創新也取得了較大的進展：首先，一些城市紛紛建立了環境交易所，開始嘗試搭建排放權交易平臺，一方面為現有企業參與國際碳排放交易提供便利，并謀求議價權利；另一方面，也為建立本土排放權交易體系進行初期的嘗試。第二，相當多的投資銀行和PE投資機構在國內從事與清潔能源機制相關的融資和中介服務，在短短幾年的時間里，取得了極大的進展。2008年，產生自中國的CERs已占到全球的84％。第三，一些銀行開始嘗試推出與“綠色信貸”和排放權交易掛鉤的結構性產品，為個人參與相關投資提供了便利。

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5篇

為了準確分析“營改增”對建筑業稅負的影響，首先要設立幾項必要的假設：一是本文是以建筑企業的一般納稅人為分析對象；二是“營改增”前，建筑企業繳納的稅種有營業稅、城市建設維護稅、教育費及附加、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企業所得稅、代扣代繳個人所得稅以雙印花稅等。“營改增”后，建筑企業的計稅依據和計稅基礎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主要是對營業稅金及附加科目以及企業所得稅產生主要影響，所以本文不考慮房產稅等稅收的影響；三是“營改增”政策對利潤表中的營業收入、營業稅金及附加以及營業成本的計量產生重大影響，對其他科目如營業外收支、管理費用、財務費用、銷售費用等產生很小或不產生影響，所以本文只從營業收入、營業成本以及營業稅及附加三個方面計算企業所得稅；四是城建稅為市區稅率7%，教育費附加為3%，地方教育費附加為l%，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五是銷售收入是含稅收入，改革前后收入不變且全額征收。

基于上述假設，本文以增值稅、營業稅、營業稅金及附加、企業所得稅來分別計算“營改增”前后企業的總體稅負，從而分析企業的稅負變化。設“營改增”后企業營業收入為S，營業成本為C，購進的原材料、機械設備等可實施抵扣效應的其他購進物資不含稅價款為K，建筑企業“營改增”前繳納營業稅稅率為3%，“營改增”后繳納增值稅稅率為II%，抵扣稅率為17%。2.1“營改增”前稅負

營業稅是價內稅，稅額大小受營業收入影響，同時營業稅又影響到城市建設維護稅和教育費及附加，三者共同構成營業稅金及附加。企業所得稅由營業利潤乘以企業所得稅稅率得出，而營業利潤是營業收入（含稅）減去營業成本（含稅）及營業稅金及附加得出。最終，營業稅金及附加和企業所得稅共同組成了“營改增”前企業總稅負，具體計算如下：

營業稅一S×(1+11%)×3%=0. 0333S

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一0. 0333S×(7%+3%+1%)=0. 003663S

企業所得稅一(S-C-O. 0333SO. 003663S)×25%=0. 240759SO. 25C

企業稅負總額=0. 277722SO. 25C2.2“營改增”后稅負

增值稅是價外稅，稅額為銷項稅減進項稅，所以增值稅不僅受營業收入影響，還受到營業成本影響。改革后建筑業不在繳納營業稅，城建稅和教育費及附加轉變為受增值稅的影響，而增值稅本身不納入營業稅金及附加，城建稅和教育附加費兩者構成營業稅及附加。同改革前一樣，企業所得稅由營業利潤乘以企業所得稅稅率得出，而營業利潤是營業收入（不含稅）減去營業成本（不含稅）及營業稅金及附加得出。最終，增值稅、營業稅金及附加及企業所得稅共同組成“營改增”后企業總稅負，具體計算如下：

增值稅一銷項稅進項稅=SXII%-KX17%=0. IISO. 17K

城建稅和教育費附加=(0. IISO. 17K)×II%=0. 012ISO. 0187K

企業所得稅一(0. 9879S- C+O. 1513K)×25%=0. 246975SO. 25C+O. 037825K

企業稅負總額=0. 369075SO. 25C-O. 150875K

由上所述，“營改增”后建筑企業的總體稅負變動一“營改增”后稅負 “營改增”前稅負一0. 091353S0. 150875K，可看出改革后建筑企業稅負變動主要是由企業的營業收入和外購可抵扣成本決定，可令0. 091353S=0.150875K，S/K=I. 65156，該點即為“營改增”前后稅負的平衡點，也就是說：當S/K>I. 65156時，“營改增”會使得建筑企業稅負上升，繒加企業稅收負擔；當S/K<I. 65156時，“營改增”會降低企業稅負，減輕企業稅收負擔。3 以中國建筑為例分析

中國建筑是中國最大的建筑房地產綜合企業集團，主營業務包括房屋建筑工程、國際工程承包、房地產開發與投資、基礎設施建設與投資以及設計勘察五大領域。截至2014年5月，中建股份及所屬子公司現擁有各類施工、勘察、設計、工程造價、工程咨詢等經營資質共計770個，其中：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施工總承包特級資質16個、公路工程施工總承包特級1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總承包特級1個，施工資質629個，工程勘察設計資質115個。中國建筑具有房屋建筑、公路工程、市政公用總承包3個特級資質，是國內唯一一家同時擁有“三特”資質、“1+4”資質和建筑行業工程設計甲級資質的建筑企業，在資質方面位列全國建筑行業之首，是毋庸置疑的建筑業的龍頭企業。

為了具體分析改革后中國建筑稅負變化狀況，所以筆者將根據目前可獲得的中國建筑的2016年下半年的各項財務數據，并以此測算中國建筑的稅負變化具體值。如表1所示，由于報表中無法獲取確定的應稅營業收入和相應的營業成本，所以以報表中的營業收入和營業成本代替，因此對研究結果存在一定局限。酉抵扣不含稅金額包含外購的固定資、原材料及勞務等，為提高結論的準確度，外購固定資產增加額不包含房屋及建筑物，另外除營業稅金及附加外其他各項數額都是通過計算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