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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1篇

[關鍵詞]家庭消費；生育選擇；生育率；Cass-Koopmans模型

中圖分類號：F12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4096（2016）05-0052-06

一、問題的提出

鼓勵人口生育有利于擴大消費，但是消費結構和消費水平是如何影響人口生育的？經濟變量與生育率和死亡率之間存在重要的相關性，意味著人口自然增長率是經濟增長的內生因素。無論收入還是消費，都將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但是，跨代間消費水平的增長依賴于子女撫養成本的變化，這會對人口生育動機和生育率帶來直接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家庭消費將直接影響生育選擇。

從收入與生育的關系來看，陳衛利用200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方法分析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對生育率的影響，結果顯示：收入分配越平等，一般生育率越低，兩者存在顯著負相關關系。潘丹和寧滿秀利用2006年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CHNS）數據，通過負二項回歸方法實證研究收入水平和收入結構的變化對生育意愿的作用，結果顯示：當加入收入結構變量后，家庭持久總收入對婦女愿意生育數量的負向影響顯著降低，而收入結構則會更加顯著地影響生育意愿。胡靜利用同樣數據研究發現，對于是否生育孩子的決策，生理因素的影響占據主導地位；對于生育多少個孩子的決策，社會經濟因素占據主導地位，尤其是女性在家庭中的相對地位無論城鄉均產生顯著影響。而女性收入對生育意愿并沒有產生顯著影響。薛繼亮和張建武利用人均GDP和總和生育率的時間序列數據，實證研究總和生育率與收入水平的關系，結果顯示：總和生育率與收入水平之間存在顯著的長期穩定的線性關系；并且無論是在短期還是長期，二者都存在一個同期效應，相互作用。周靖祥以已經生育一胎的育齡婦女為研究對象，依據典型調查獲取的微觀數據搜尋生育意愿的決定變量，結果顯示：按照不同類型進行分組測算的還想再生育一胎的婦女比率都在30%左右，婦女出生年變量能夠反映出生育意愿的跨期差異，受教育水平等變量對生育意愿的影響極為顯著。當控制城鄉差異（戶口類型變量）、民族虛擬變量和第一胎出生嬰兒性別時，結果仍然穩健。用婦女工資水平作為勞動參與的變量，當我們控制了年齡、城鄉戶口差異等變量后。發現育齡婦女教育回報率穩定在8.0%―9.2%之間。隨著農村居民家庭收入的增加，消費模式必然發生變化。現代消費模式更加注重生活質量，進而影響農村居民生育行為的轉變。

針對家庭消費影響生育的現實，蔡東漢利用一個具有內生生育率的經濟增長模型得出家庭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決定家庭人口的生育率。在人均消費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上升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消費上升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田銀華和龍朝陽在一個內生經濟增長的OLG模型框架下考察公共養老金稅率變動對生育選擇等的長期影響。楊軼華和顧洪梅的研究發現，社會保障稅率并不能影響生育率，生育率受到老年一代和年輕一代消費效用偏好的影響。王永華和彭偉斌在一個兩期代際交疊模型中將生育率內生化，使得家庭通過養育孩子的成本和贍養強度的約束最優化問題來確定養育孩子的最優數量，結果顯示：存在贍養的經濟中，生育率會上升，而過高的贍養強度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家庭養老會造成資本積累的擠出效應，使得人均有效產出和消費都下降，導致生育率上升。

基于總產出、消費水平、儲蓄水平及儲蓄率的綜合考量，在短期內放開生育政策前景可能并不優于維持生育政策不變的情況；但從長期看，放開生育政策遠好于維持生育政策不變。因此，在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收入與生育率的相關研究比消費與生育率的研究更為深入。但是，家庭消費更加直接影響生育選擇，無論在生育的投資品模型還是在需求品模型中，消費都是模型中的核心變量。在當前中國生育意愿和生育率較低的情況下，從消費角度探索提高生育水平的路徑，綜合考慮把孩子看做是能夠帶來家庭幸福的消費品或“耐用消費品”還是作為補充養老保障的投資品情況，具有一定的理論價值。

二、理論模型

根據蔡東漢的推理：在指定的生產方式下，家庭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決定出生率，并且唯一決定。在這個推理下，可以通過調整人均資本和人均消費的分配來實現人口出生率的增減，進而實現對人口增長的約束。在人均消費不變的情況下，人均資本上升會導致生育率下降；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人均消費上升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這為當前中國調整生育率帶來了理論依據。為了驗證家庭生育的Cass-koopmans模型，本文對生育率與其他消費、收入和資本數據進行估計.期望得到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之間的規律。

三、樣本說明與數據來源

本文樣本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78―2014年，涉及出生率、人均GDP、全體居民消費水平、城鄉消費水平比、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和人均資本等7個變量。具體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如表l所示。1978―2014年，中國出生率下降了1倍多。與此同時，人均GDP和人均資本卻增加了100多倍，而居民消費水平也增加了近100倍。城鄉消費水平比則呈現擴大再縮小的變化趨勢。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一直低于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但是二者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

四、模型估計與解釋

1.生育率選擇與消費及相關因素的估計

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不能解決采用變量的水平值進行經濟現象均衡關系研究可能產生的謬誤問題，為了保證變量長期信息不被丟失，協整檢驗作為一種處理平穩值的方法可以驗證水平數據的長期均衡關系，同時格蘭杰因果檢驗則可以驗證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前提是變量具有平穩特征。因此，本文在建模前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檢驗法和Johansen協整檢驗法驗證變量間的平穩性和均衡關系。結果表明變量的一階差分是平穩的，并且變量間存在長期的協整關系。

在此基礎上，本文對生育率與其他消費、收入和資本數據進行估計，得到模型1至模型4（如表2所示）。其中，模型2是對模型1的修正，滿足模型的擬合優度檢驗；模型3是消費不變、資本增加的情景，即資本替代消費的過程；模型4是消費增加、資本不變的情景，即消費替代資本的過程。模型3和模型4的擬合優度比較高，且滿足顯著性檢驗。

中國1978―2014年數據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提高生育率，如模型2所示。在消費不變、資本增加的情景下，模型3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抑制生育率上升：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降低生育率。在消費增加、資本不變的情景下，模型4的估計結果表明人均GDP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下降，而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卻能夠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和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對生育率的影響截然不同，前者的提高顯著帶來生育率上升，而后者的提高則顯著帶來生育率下降；人均資本的提高顯著提高生育率。

比較模型3和模型4，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率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這就驗證了在保持人均消費不變的情形下，增加投資可以降低生育率；在人均資本不變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則會導致生育率上升。為了進一步對此進行驗證，本文將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包括從線性到非線性的轉變。

2.生育率與人均資本及消費水平的關系

本文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進行估計，得到模型5至模型8（如表3所示）。模型5至模型8對收入項系數進行的聯合檢驗表明：大部分p值均小于1%。這就直接驗證了收入水平是生育率的重要決定因素。就人均資本和消費水平對生育率的影響而言，模型6和模8明顯好于模型5和模型7；模型6和模型8各統計量的估計值都滿足統計學檢驗，本文在解釋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時選擇模型6和模型8。

估計結果表明，1978年以來，中國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即生育率隨著人均資本和消費水平的提高均呈現先上升再下降的過程。唯一的區別是倒U型曲線的拐點差異很大，其中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更大，發生更晚。這實際上也間接驗證家庭消費比家庭資本對生育率的影響更大。這說明了中國生育率處于一個較快的轉型期，這個時期的生育率變動與家庭消費關系緊密。由于中國生育率持續下降，可以預測中國已經進入生育率與消費水平倒U型曲線的右側部分，即因為生育和撫養小孩的消費支出會進一步增加。這實際上為中國進入新一輪的生育消費周期奠定了理論基礎。

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估計結果表明，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這實際上為中國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政策的調整帶來了契機，因為會通過直接影響家庭實際消費支出影響生育率。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放松了低收入家庭的預算約束，對生育產生替代作用和收入效應，進而可以提高最優生育率。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持續推進將為放松人口政策提供空間，實現從強制少生到自愿適度生育的轉變。

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但是中國目前存在職工生育保險參保率低、生育保障制度公平性不足以及生育保險制度運行效率不高等問題，不能形成更加公平、更為有效的生育保障機制，這是導致當前生育意愿較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考慮到社會保障不健全，家庭養老在家庭消費支出也會對生育意愿產生沖擊，這就需要全面深入發展農村新型養老保險，盡快實現社會養老保險的城鄉一體化，擴大社會養老的覆蓋水平，降低家庭養老和養兒防老思想的影響力。

五、結論與建議

本文借鑒Cass-Koopmans模型，構建家庭消費與生育選擇的關系模型，利用中國1978―2014年數據進行模型估計和驗證，結果發現：在消費和資本差異較大的情況下，消費水平的提高會帶來生育率上升，而人均資本水平的提高則會帶來生育率下降；生育率與人均資本、生育率與消費水平的關系均呈現倒U型曲線，消費水平的拐點數值比人均資本更大，意味著生育補貼和生育保險等社會保障可以抑制消費水平拐點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提高當前生育率。這就為從家庭消費出發，改變當前生育意愿較低的現狀提供了理論依據。據此，調整生育意愿、提高生育率需要做到以下三方面：

第一，有計劃分步地改革生育保險制度。可以考慮將現行生育保險制度中的生育醫療保險部分劃人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同時提高城鄉居民生育醫療保障待遇；在生育保險和基本醫療保險合并的情況下，確保城鄉居民生育醫療保障待遇不降低。此外，還要把生育津貼制度擴展到城鄉居民。盡快形成全社會統一的、城鄉一體化的生育津貼制度。

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2篇

［關鍵詞］出生率；人口政策；隨機區組試驗設計

［中圖分類號］C9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8-0141-02

1 引 言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文化生活等各領域均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生育水平出現了由高至低的轉變,中國在過去30年里經歷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

國內外學者認為,把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僅僅看做是由計劃生育所導致的結果,而低估或忽視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妥當的。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人口學界對中國生育水平變動影響因素的研究更多地轉向社會經濟因素。宋瑞來論述了自發性人口轉變與誘導性人口轉變并分析了現代化進程對生育率轉變的重大作用；李建民分析了我國低生育率的經濟環境,指出20世紀90年代我國的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本文主要運用實驗設計方法,對包括經濟水平、人口遷移和教育因素在內的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我國出生率影響的顯著性進行定量分析,為我國科學合理地制定人口生育政策提供了一定的依據。

2 本文的變量和模型

人口生育是發生在一定社會文化結構上,要受到社會存在和各種社會條件、社會因素的制約和決定。因此,作為反映生育狀況指標的出生率也同樣要受到各種社會因素和條件的影響。本文運用隨機區組試驗設計方法分析經濟水平、人口遷移狀況、受教育程度等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出生率的影響。

2.1 經濟水平

世界總和生育率在過去的50年下降了接近50%,從1950―1955年的5.0下降到2005―2010年的2.55。在全球范圍內約有50%的國家和地區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造成這一根本現象的原因是經濟水平的提高。經濟因素以生產力的發展為契機,通過改變生育觀念而影響生育行為。一方面以全球市場化、城市化為標志的現代社會經濟發展,徹底改變了家庭傳統生育觀念,即以擴大及家庭規模和增加子女數來滿足經濟需求。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通過改變家庭在生育、撫養、教育子女各階段的社會制度環境改變其生育決策；另一方面,現代社會大生產的生產方式和專業化社會分工將過去農業社會微觀家庭中的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的緊密結合割斷,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思想為生育水平的下降奠定了文化基礎。同時,現代科技(避孕藥具和人工流產)的發展和傳播為家庭在生育和事業的選擇提供了便利的技術條件。

運用實驗設計單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將人均可支配收入作為衡量經濟發展水平指標,根據2008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出生率與人均可支配收入[ZW(]本文相關數據均摘自國家統計局《2008年統計年鑒》。的數據分析經濟水平對出生率的影響。在以下分析中,將人均可支配收入分為三個水平,即10000~12900元、12901~14200元、14200以上,部分分析結果如表1所示。查表得,Fα（2，28）=2.5，F=5.11＞2.5,即人均可支配收入對出生率影響顯著。

2.2 人口遷移

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 年全國1 %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已達1.47億人,其中的跨省流動人口4779 萬人。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國掀起了史無前例的人口流動浪潮。國內外的研究表明,人口的流動狀態不利于生育子女,人口的遷移會促使生育率的降低,其作用因素有多種。像流動人口經常處在一個生活缺乏保障的不穩定狀態,時刻面臨失業、流動、無居所、無收入等多種風險,不利于生育子女。本文選取各地區住本鄉、鎮、街道半年以上,戶口在外鄉、鎮、街道人數占本地區總人數的比例作為衡量人口遷移的指標,將流動人口因素按各省市流動人口占各省市總人口的比重指標劃分為3個水平,依次為7.3%以上、4.9%~7.2%和4.8%以下。我國各省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城鄉二元結構特征也較為明顯,經濟社會發展在各省區間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生育水平的省區間差異。本文根據31個省市經濟水平的差異將其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區組進行試驗設計分析,具體劃分如表2所示[ZW(]東部、中部和西部劃分依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編著《2006中國人口》中的劃分標準。,部分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結果顯示,因素A即流動人口因素在0.1顯著性水平下F值為6.6大于臨界值,表明流動人口因素對出生率影響顯著。

2.3 受教育程度

社會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對生育水平變化影響顯著。據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不同受教育群體的生育水平差別較大,并且隨著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該群體的生育率越低。其中,研究生學歷群體平均每個婦女活產子女數最低,為0.44個；掃盲班群體平均每個婦女活產子女數最高,為2.33個；大學本科和高中學歷群體平均每個婦女活產子女數分別為0.45個和0.87個。

隨著家庭成員受教育水平的逐漸提高,一方面,其文化理念逐漸轉變,所受傳統生育觀念的束縛變少。在現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及高度的生活壓力下,養育子女時間集約度和機會成本較高；另一方面,在高速發展的現代經濟環境下,生產方式逐漸向資金、科學技術密集型轉變。對勞動力的數量需求減少,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提高，這就決定了未來子女的就業競爭激烈。對自身素質要求較高,加大了家庭培養子女的成本,對生育水平起到了較大的抑制作用。

以各省市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作為衡量教育因素指標,將其劃分為三個水平,依次為7.45%以上、5.5%~7.44%和5.49%以下。各省市區組劃分仍然依據表1,部分分析結果如表4所示。

結果顯示,因素A即受教育程度因素在0.1顯著性水平下F值為30.65遠大于臨界值,表明受教育程度因素對出生率影響顯著。

3 結果分析

以上實驗設計分析結果表明,經濟水平、流動人口因素及受教育程度等非計劃生育政策對出生率的影響顯著。把中國的生育率下降僅僅看做是由計劃生育所導致的結果,而低估或忽視經濟社會發展的作用,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是不符合實際的。國家在調整人口生育政策時,要充分考慮社會經濟因素等非計劃生育政策因素對生育水平的影響。過去決定生育政策時強調“降低”生育率,現在把握好“度”更為重要,既不能太低,也不能太高。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出生率呈下降趨勢,我們一方面要保持經濟快速平穩發展,防止出生率倒退到以前的超高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積極改革現行的生育政策,針對遷移人群及高等教育人群制定一系列政策,將其生育率穩定在合理的水平,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參考文獻：

［1］宋瑞來.中國生育率轉變的特征和原因［J］.中國人口科學,1992(5).

［2］李建民.生育理性和生育決策與我國低生育水平穩定機制的轉變［J］.中國研究,2004(6).

［3］袁志發,周靜芋.試驗設計與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3篇

關鍵詞：人口問題 人口戰略目標 人口調節機制

三十多年來，中國通過大力推進人口和計劃生育政策，使13億人口日推遲了4年，中國已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發展中人口大國在20世紀實現低生育水平的國家。但在人口轉變的同時，中國人口問題由過去的以數量為主，向數量、質量、結構相互交織轉變，使得中國人口問題的解決更具復雜性和挑戰性。人口問題及其給經濟、社會、資源與環境帶來的壓力，引起了我國學者的廣泛關注。圍繞著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國近年來涌現了眾多不同觀點，通過對這些基本觀點的述評，對加深人口理論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第二，生育政策應分地區區別對待。雖然改革和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區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選擇與方式上也應有所不同。在上海、廣州等地綜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區，特別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經濟基礎好、思想觀念超前的城市，穩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條件已經完全成熟，應將低生育率穩定機制從政策控制機制向群眾自我約束機制轉變。在經濟基礎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區，應深入群眾實地調查，確定出與當地實際情況相宜的生育調節方式。

第三，促進人口流動，改變生育觀念。在城市總和生育率已經較低且基本穩定的的條件下，控制農村人口成為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關鍵。而促進人口流動，加快城市化建設不僅是人口向城市的簡單的轉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識的轉變。發達地區經濟條件的引力，與落后地區人口過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區人口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在流動中改變生育觀念，轉換生育行為。

參考文獻：

1.李小平.論中國人口的百年戰略與對策[D].戰略與管理,2004

2.葉文振.數量控制:21世紀中國人口生育政策導向[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結構問題是21世紀中國人口的核心問題[D].市場與人口分析,2002

4.蔣正華.面向21世紀的中國人口與可持續發展[D].中國人口科學,2000

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4篇

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綜述

根據國家計生委的統計調查，自實行計劃生育政策以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開始持續下降。總和生育率從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數據顯示，中國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30，達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長的勢頭得到基本控制。針對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國21世紀人口問題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導向，成為近年來學術界關注的焦點問題。

關于未來人口戰略目標的不同觀點

就未來人口戰略目標而言，目前的主要爭論集中在：是否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對這一問題的探討，形成了以下不同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有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們認為在新的百年里繼續有效地減少人口數量依然是我國人口政策必須考慮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識與人均資源劣勢要求減少人口總量；其二，資本有機構成的潛能，要求減少勞動力供給總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縮減人口總量。最后的結論認為，中國應以減少人口數量為戰略目標，在100年后將中國人口降到8-10億并力爭更低，200年后降到3-5億。與第一種觀點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學者認為，結構問題已經一躍成為21世紀中國人口問題的核心。宋健（2002）認為人口數量問題成為“籠中之虎”，盡管威猛，卻盡在掌握之中，中國人口轉變的獨特性，造就了中國人口結構問題的獨特性，隨著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21世紀人口戰略目標應該由數量問題轉移到結構問題上。持此觀點的學者雖然不是很多，但這至少警示人們人口結構問題的嚴重性。第三種觀點認為，統一人口數量與結構、提高人口素質才應成為長期追求的目標。持這種觀點的學者們從人口與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出發，多方位的尋求平衡發展。李建新（2001）駁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數量減少的觀點”，認為在追求減少人口數量過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齡結構老化則必然會不利于可持續發展，他引用中國人口增長與社會經濟發展變遷的歷史事實，論證了“人口數量多少并不決定一個國家地區社會經濟發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題。蔣正華等人（2000）認為根據中國的國情目前追求最優人口數量是不現實的，當前所做的是將總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內的前提下，實現人口結構、人口地區分布的合理布局，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學術界在人口戰略目標上的激烈辯論，說明中國人口未來長遠發展目標的確定是一項異常復雜、困難的任務，需要慎之又慎。

關于有無必要進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觀點

在人口總量壓力與人口結構壓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進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學者們關注的另一熱點問題。對未來人口目標的不同觀點，體現在對于生育政策的走向問題上有不同的見解，歸納起來有三種意向:1)進一步降低生育率，將總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長期保持下去，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過多與人均資源長期緊張的問題，這樣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環境上追趕發達國家;2)穩定目前低生育率，這是人口總量未來能否停止增長并轉向負增長，最終實現現代人口轉變的關鍵;3)提高生育率，穩定總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實現人口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最優的穩定狀態。這些意向最終體現在對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張上:1)主張繼續推行一孩化，從而進一步擴大獨生子女家庭的比例(;葉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維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穩定總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馬瀛通，林富德，2000);3)調整現行的胎次政策，擴大二胎比例或逐漸向二胎政策過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學軍2000)，一方面，對生育率水平特別低的地區（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應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對生育率較高地區，通過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這樣既達到控制人口增長，又達到調控人口數量的目標。以上學者們對未來生育與政策調整問題基本上屬于理論探討，目前尚無嚴密的計算和論證，對這些調整可能帶來的后果也無系統的論述。

關于人口調控的不同觀點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看到，無論從我國目前人口數量問題還是結構問題上看，我國的人口是需要進行調控的。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機制應如何確定，現行的管理體制有無存在的必要或應向什么方向發展，已倍受關注。在人口調控問題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觀點：第一，只能由政府計劃調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場經濟對人口調節的時滯性，即使對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而言，政府對人口的宏觀調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產不同于物質資料的生產，通過對兩種生產的調節機制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人口生產并不受勞動力市場供求規律調節，因此人口控制不應該也不可能由市場調節，只能計劃生育。第二種觀點認為，今后的人口調控應主要通過競爭、勞動力市場等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家庭的生育行為、控制人口數量，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一方面，隨著生育率的下降，社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我國計劃生育政策的邊際效應必然出現遞減的現象；另一方面，通過對20世紀最后20年來中國婦女生育水平變動的研究，認為近20年來人口發展主要由經濟等客觀因素所決定，當人口政策符合經濟規律的要求時才能起到顯著的作用，主張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應該轉變職能，把婚姻、生育之類的私權歸還于民。我國人口問題研究觀點述評

我國學術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問題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場和視角，也存在差異顯著的推斷和論證邏輯。總體來看，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與局限性，這主要是由于我國人口轉變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國人口問題的復雜性決定。

一方面，歷史上長時期人口快速增長，導致人口基數龐大。人口基數龐大、增加速度快，對中國資源環境能源形成嚴重的壓力。再加上人口運動的慣性和人口再生產自身規律的作用，人口與生態環境的矛盾還會進一步尖銳化，因此人口數量問題是理論界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及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近幾年中國人口發生了歷史性的轉變。如果按照自然趨勢發展，中國現在及未來一段時間內會像許多發達國家一樣持續處于人口轉變的第二個階段，但是由于70年代開始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人口發生了快速轉變，致使中國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就完成了發達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現代人口增長模式轉變過程。這就導致了我國人口結構問題日益突出，使得21世紀中國面臨著人口數量及結構的雙重壓力。

第三，中國人口轉變的經濟基礎不同于發達國家。中國的人口轉型是在經濟追求高速發展的時期出現的，與工業化幾乎同時發生，而歐洲是在工業化完成后的經濟高度發達的背景下才出現的。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人口老齡化時，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國僅為1000美元，顯然，中國的人口的轉變缺乏經濟基礎。

總體而言，對前面提到的人口問題雖然存在不同的觀點，但各種觀點的爭論使人口問題的研究更加全面。具體而言：

在未來人口戰略目標上，學術界把人口目標與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聯系起來，并深刻認識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是人口問題，找到了未來社會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視角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交叉性：在確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適度人口方面將人口學、經濟學、資源環境學等結合起來，跨學科的特點突出；在分析人口結構問題時，選取了改進之后遞進式生育預測方法，這種預測方法更適合于中國人口發展的規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導向及人口控制的調節機制上，對人口政策的探討不再僅限于關注人口數量，而是從多角度多層面去審視人口政策實施的條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響。對于這些方面的探討，可使未來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實際，從而能盡可能的縮小負面效應，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處在于：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城市地區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技術條件與經濟條件已經完全成熟，因此全國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決于農村經濟的發展。

對我國未來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啟示

上述針對人口問題的觀點，是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國人口問題而提出的，這些觀點對我國未來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可以從中得到以下啟示：

第一，在不斷完善的市場機制下，生育政策應隨之做出相應的調整。無論原有的生育政策在過去發揮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總是一定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經濟基礎之上才能發揮其作用。隨著市場經濟的確立及完善，無論生育政策的導向如何，對生育的調節手段應該發生轉變。

生育政策對生育率的影響范文第5篇

正如近半個世紀前初次倡議計劃生育所遇到的抵觸與接受上的遲緩，導致后來人口急劇增長一樣，對中國人口形勢進入低生育率時代這一根本轉變的漠視或滯后認識，將使我們重蹈歷史舊轍，承受人口減少的后果。生育率長期低于更替水平意味著人口總數不可避免地減少。當平均生育水平高于更替水平一倍時(總和生育率為4－5)，人口規模每30年左右翻一番。同樣，當平均生育水平遠遠低于更替水平時(總和生育率為1.0)，人口規模每30年左右縮小一半。根據2000年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已有10個左右省市的生育率降到了這個水平。目前我國總人口規模仍在慢速擴大，是由于人口年齡結構所造成的人口增長慣性所致。而一旦人口開始減少，負增長的慣性也將導致人口減少勢不可擋。

中國人口總數減少，簡單地看可能不一定是壞事。然而人口減少恰恰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首先，人口減少不可能是所有年齡組人口均勻減少，而是從最年輕的年齡組開始，一批出生人數比一批少。與此同時，老年人口的相對比例越來越大。這便是加速式人口老化。其次，人口減少一旦開始，就將持續幾十年甚至更久，無法馬上逆轉。人口再生產與物質生產的最大區別在于生產周期特別長。物質產品生產政策變動的結果一年甚至幾周或幾個月便可見。而人口再生產政策變動的影響可能得幾十年才能明了。今天的老年人都出生于半個多世紀之前，今天的勞動力則出生于20多年前。

與30年前中國人口高速增長對中國就業、消費、積蓄、資源帶來一系列挑戰一樣，近年來全國總體生育水平連年低于更替水平，部分地區僅為更替水平的一半，也將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巨大挑戰。長時間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將導致對養老與醫療健康體系的挑戰，影響整體勞動生產率與整個經濟的競爭性。當撫養負擔日趨加重時，人口老化也影響到代際關系，甚至社會的整合與民族的興衰。

目前，我國有高達1億多作為經濟發展主力的流動人口，同時也有大于日本總人口數的1.4億的60歲以上的老人。而這兩個人口群的規模正在向相反的方向變化。一方面主要由年輕人組成的流動人口群體將不斷縮小，而另一方面老年人口的規模在日趨擴大。我國60歲以上老齡人口規模將在2015年達到2億，2030年達到3億。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出現勞動力相對短缺。而由于過去近20年中已形成的并不斷加劇的低生育率，真正的勞動力減少才剛剛開始。僅5年之后，也即從2013年開始，新進入勞動力市場人口(20－24歲)的規模將開始持久性大幅度下降。10年之內，也即至2023年，達到這個年齡組的人口規模比2013年時的要小25％以上。而這個年齡組的勞動力人口正是接受了最新教育、最具創造力的人群。這個人群規模大幅度縮小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遠大于一般性勞動力規模縮小的影響。

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對需求結構也有直接的作用。人口老化會造成對某些消費品如服裝、化妝用品、文體娛樂開支的減少，同時擴大對醫療保健用品和服務需求。人口老化也會迫使人們為未來作準備，包括減少消費、增加儲蓄。而這些新增的儲蓄，一方面為資本市場帶來新的機遇，同時也孕育著新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