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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1篇

關鍵詞：煤炭資源；環境污染；增長阻力；內生增長

中圖分類號：F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23198（2013）06000102

1 引言

資源約束對經濟增長的阻力問題近十幾年來一直是國內外經濟學界關注和研究的熱點之一。資源投入為社會經濟增長和人類生存發展提供了基礎，是實現可持續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學者們很早就開始關注資源與經濟增長的相互關系。Stieglitz指出只要存在著技術進步，自然資源就可以被人造資本代替，自然資源的耗竭將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影響。然而大部分學者對經濟增長的資源阻力持消極看法。1972年，羅馬俱樂部出版的《增長的極限》一書表明，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環境污染是以指數函數進行增長，資源將很快耗竭，污染也將無法控制。這一結論引起了人們對經濟增長方式和可持續發展的重視和討論。

Romer以新古典理論為基礎，將土地和自然資源引入索洛模型，將經濟在無資源限制時和有資源限制時的增長率的差值定義為“增長阻力”（growth drag），也稱為“尾效”。薛俊波等從Romer的假設出發，研究了1978～2002年土地約束對我國經濟增長產生的阻力問題。沈坤榮，李影放寬了經濟規模不變的假定，計算了我國能源的經濟增長尾效，并指出技術進步和能源在開放經濟下的強流動性可以減少資源對經濟的約束作用。羅浩以新古典理論為出發點，指出自然資源的耗竭必將帶來經濟增長的放緩直至停滯，提出了打破資源瓶頸的兩種機制。

隨著內生增長理論的提出和發展，學者們嘗試用內生增長模型來解釋資源對經濟的約束作用。王海建運用Lucas的人力資本積累內生增長模型，討論了耗竭性資源對跨時效用的影響，提出了可持續利用耗竭性資源的相關政策。楊宏林等通過構建干中學內生經濟增長模型，研究了能源可持續時經濟的長期增長問題。國忠金等資源和環境污染強度納入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并建立了消費和生態環境的雙變量效用函數，討論了研發創新對有資源環境約束的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從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資源環境對經濟增長的阻力研究以新古典理論為基礎的較多，內生增長理論仍在探索和建模階段。此外，對資源的假設以可再生資源為主，對環境污染的考慮較少。本文以內生增長理論為出發點，將煤炭資源和環境污染引入Lucas人力資本積累增長模型，構建煤炭資源和環境污染約束下的內生增長模型并利用最優化理論的方法求出均衡解。進一步的，根據Romer對增長阻力的定義，求出煤炭資源和環境污染對經濟的增長阻力，通過對模型的分析得出減小煤炭資源和污染尾效的相關政策啟示。

2 模型描述

2.1 生產函數和人力資本、物質資本的變化

環境污染對社會經濟發展的負面影響也不可忽視，污染會增加生產和社會成本，如果不及時處理，會對人類身體健康、居住環境和可持續發展不利。我們將污染視為資源消耗的副產品，這樣就把污染內生化入生產函數中，作為內生變量進行研究。本文假設人均產出是環境污染的減函數，污染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由于資源投入而產生的污染；另一個部分是清除的污染，包括自然環境的自凈能力清除的污染和社會技術進步而治理的污染，但假設污染不能完全被清除。環境污染變化率 的表達式為：

根據龐特里亞金極大值理論，構建現值Hamilton函數：

由此可得，資源和污染約束下的內生增長模型的穩定均衡解。Romer將增長阻力定義為在無資源約束和有資源約束時人均產出增長率的差值。在煤炭資源和污染的約束下，人均煤炭資源存量將會遞減，繼而由資源投入而產生的污染量也將逐步減少。按照Romer的思路，在無煤炭約束情況下人均煤炭資源和人均污染的增長率等于人均勞動力增長率n，即gm=gp=gL=n。因而煤炭資源對經濟增長阻力為：

經濟水平的增長阻力與勞動力增長率 n 、煤炭資源的彈性系數 γ 、污染的彈性系數 η 和物質資本的彈性系數 α 成正比，與煤炭資源投入的增長率 gm 成反比。從模型假設可知，煤炭資源投入增長率是負數，與煤炭資源的投入量成反比，故可得煤炭資源對經濟發展增長阻力與煤炭資源的投入量成正比，資源投入越多，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越明顯。這為我國經濟發展敲響了警鐘。近些年來我國一些城市單純追求經濟的增長，只重視經濟總量的增長卻忽視了經濟增長的質量和可持續增長，造成了資源的大量、低效投入，環境的高污染、低治理。這種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的粗放的發展方式導致了煤炭資源的彈性系數和污染的彈性系數偏大，長期來看必然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的健康穩健發展。由此得出以下政策啟示：

首先，要實現從粗放式的生產方式到集約型的生產方式的轉變，依靠技術進步，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推動產業升級，積極推進節能減排戰略。要合理高效的使用能源特別是不可再生能源和戰略性能源。通過技術進步，一方面提高煤炭資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開發利用新型清潔能力，用以代替煤炭資源，實現循環利用和可持續發展。這對于我國長期依賴煤炭資源實現經濟發展的城市尤為重要，必須重視資源耗竭潛伏的隱患。

其次，在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控制。堅持走“以防為主，防治結合”的道路，從污染源頭抓起，明確污染的治理主體和責任。完善環境保護和污染排放立法，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健全環境監測和監察制度。同時，向社會居民積極推廣普及低碳環保的生活方式和消費理念，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參考文獻

[1] STIEGLITZ J.Growth With Exhaustible National Resource Efficient And Optimal Growth Paths[J].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1974，41（1）：123137.

[2]Dennis L.Meadows.增長的極限[M].北京：商務出版社，1984.

[3]ROMER D.Advanceed Maroeconomics Second Edition[M].Shanghai：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Economics Press，2001：6879.

[4]薛俊波，王錚，朱建武.中國經濟增長的“尾效”分析[J].財經研究，2004，30（9）：513.

[5]沈坤榮，李影.中國經濟增長的能源尾效分析[J].產業經濟研究，2010，（2）：18.

[6]羅浩.自然資源與經濟增長：資源瓶頸及其解決途徑[J].經濟研究，2007，（6）：142152.

[7]王海建.資源約束、環境污染與內生經濟增長[J].復旦大學（社會科學版），2000，（1）：7680.

人們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2篇

一、草原沙化的深層原因是人類在利益的趨使下對草原資源實施了過度的利用

早在1983年，世界糧農組織就出版了《山羊》一書，該書針對委內瑞拉部分地區所存在的類似于我們今天的草原植被破壞問題，用了整整兩章的篇幅為山羊“澄清了事實”，并反復強調指出，山羊作為地球上的最優秀的和最有益的家畜之一，并不是草原生態惡化的元兇。我國寧夏自治區畜牧工作站副站長、高級畜牧師龔偉宏同志也從生物學的角度較全面地透視了山羊和綿羊的生活習性，指出“山羊嘴部不像綿羊那樣有較深的二裂唇，不能緊靠地面采食牧草。而且，山羊喜食草尖嫩葉，在草原放牧中的一次采食率僅為14．6％，而綿羊則高達25．19％。此外，山羊喜攀崖、善游走、耐旱耐粗飼，適應性和生活力比綿羊及牛群更強，它可以采食到其他動物不能利用的高山懸崖上的牧草，可以限制危害草原的荊棘蔓延，并且往往能在人為砍伐的林區、挖墾過的草原和其他動物掠食過的退化草地上，繼續生存并為人類提供優質產品”。實際上正是山羊具有上述眾多可貴的特點，加之人類的趨利行為和不合理的利用，才使人們忽視了山羊背后的砍伐者、開墾者和破壞者，進而產生了“凡是草原退化的地方，都有大群的山羊”、“山羊破壞草原生態”等片面看法。

誠然，山羊確有喜食幼樹嫩枝的特點，對幼樹林有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應該看到的是，在人類管理不當或管理失控的條件下，任何家畜的放牧，都會破壞幼樹的生長、妨礙草地的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西部地區所存在的人為開荒種地、挖甘草、挖黃鼠、抓發菜和鏟草皮以及對綠洲周邊天然植被的人為破壞，無不“有效地推動了”這一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我們認為，將山羊視為我國草原沙化的根源，實在是一種“歪理邪說”；而對山羊實施“制裁”或者說將解決問題的思路局限在消滅山羊的數量方面，無疑是讓沒有思維能力、沒有環保意識、不懂政策的山羊充當了人類趨利行為的“替罪羊”。

我國西部地區的廣大草原雖然從上講屬于國家所有，但是在使用過程中，這些草原實際上已成為該地區每一個牧民都可以自由地免費利用的“公共資源”。在學上，所謂“公共資源”是指滿足以下兩個條件的資源：一是這些資源不為哪一個個人或組織所擁有；二是成員可以自由地利用這些資源。這兩個條件決定了共有資源具備了“競爭性”的特點但同時卻不具備“排他性”的特征。所謂“競爭性”是指在提供給羊群生長的草原面積為既定時，當一個牧民所放養的羊群數量增加時，那么留給其他牧民使用的草原面積就自然減少。“競爭性”特征“迫使”每個牧民不得不增加自己的養羊只數。所謂不具備“排他性”（或簡稱為“非排他性”）是指幾乎不可能對在草原上放牧的牧民征收費用，或者說很難用收費的辦法來阻止人們過度放牧。

早在18世紀初，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家和學家大衛•休謨（1711－1776）便認識到在人們完全從“私人動機”出發而自由地利用公共資源時，公共資源將傾向于被過度利用、低效率使用甚至浪費；并且過度利用還會達到使任何利用它的人都無法得到多少實際好處的程度。公共資源的利用之所以存在“悲劇”，直接原因在于，每個可以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面臨著一道類似于“囚犯難題”那樣的困境：當總體上大家都有增加利用公共資源的可能性時，自己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而其他人不加大利用時，則自己的利益將增加；至于在其他人也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時，自己若不加大對公共資源的利用則自己顯然“吃虧”，而自己也不失時機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就會“避免損失”。最終后果是每一個能夠利用公共資源的人都將會毫不留情地加大利用公共資源，直至草地上不能再養羊時為止，即出現“納什均衡”。

運用一個簡單的數量模型可以證明上述推論。設某牧區有X戶牧民（下文令X＝3），由于草地面積一定，則該草地上可養羊的最佳數量就為一個確定的數字（這一最佳量將在下文給予推導），如果羊的數量過多，養羊者所養的每只羊的收益將會因為草地的有限而降低。用數學語言來說即單位羊的收益是養羊數量的減函數。若用R代表一只羊的產出（或毛收益），Q表示三戶牧民的總養羊量，q1、q2、q3分別代表三戶牧民的個別養羊量，則有：R＝f（Q）＝f（q1＋q2＋q3）。再設一只羊的具體收益函數形式是：R＝100－Q；單位羊的成本函數是：C＝4元；三戶牧民的養羊利潤分別用P1、P2、P3表示，則由于“利潤＝總收益－總成本”，所以，每戶牧民的利潤函數便分別為：

P1＝q1•R－q1•C＝q1•［100－（q1＋q2＋q3］－4•q1

P2＝q2•R－q2•C＝q2•［100－（q1＋q2＋q3］－4•q2

P3＝q3•R－q3•C＝q3•［100－（q1＋q2＋q3］－4•q3

由上式可以求出三戶牧民各自對另兩戶牧民養羊數量的反應函數，這即：

q1＝48－0．5（q2＋q3）；q2＝48－0．5（q1＋q3）；q3＝48－0．5（q1＋q2）

三個反應函數的交點（設分別為q1＊、q2＊、q3＊）即納什均衡。將q1＊、q2＊、q3＊代入上述反應函數中，可得知：q1＊＝q2＊＝q3＊＝24（只），再代入利潤函數則可求得三戶牧民的均衡利潤：P1＊＝P2＊＝P3＊＝576（元）

這表明，當不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每戶牧民都從自身利益極大化這一目標出發，那么每戶的均衡養羊只數將是24只，均衡利潤量是576元。三戶牧民的總養羊只數和總利潤量則分別為72只和1728元。

然而，若在其它條件（即單位羊的收益函數與成本函數等）不變時，我們放棄該草原為三戶牧民所共同擁有的假定，而設其為一戶牧民所擁有（或存在一個集體協調機制），且設該草原的養羊總只數為Q，則顯然有：總利潤函數P＝Q•R－Q•C＝Q（100－Q）－4Q＝96Q－Q2

設：使總利潤極大的最佳養羊數為Q＊，那么該最佳養羊量必會使總利潤函數的導數為0，即：96－2Q＊＝0，解得Q＊＝48（只），代入總利潤函數得：P＊＝2304（元）。

比較兩種情況不難發現：既定的草原面積下，三戶牧民出于各自利益考慮而獨立決定的養羊總量（72只）是大于一戶牧民（或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所決策的養羊量（48只）的。而實際上，存在集體協調機制時或一戶牧民所決策的養羊量顯然是該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眾所周知，草原本來能夠承載的最佳養羊總量的突破（即草原的過度放牧）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便是草地資源得不到有效恢復，直至出現地表植被消失和草地沙化等問題，從而最終造成草原的實際可能載畜量下降、牧民養羊收益減少。

我國的有關資料充分證實了上述與數量推導。例如，我國新疆全境草地退化和沙化面積已達213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7．2％，更為嚴重的是，新疆全境草地現在仍以每年29萬公頃的速度在退化。至于青海省，退化的草場面積也達到1173萬公頃，占草地總面積的32．3％；沙化草地193萬公頃；草原植被消亡、土地的黑土灘面積已達333萬公頃。寧夏則有97％的天然草原在退化、和沙化。草地的退化、沙化使其產草量和載畜量已經嚴重下降，在新疆，平均需要1．49公頃（22．35畝）的草地才能承載一只牲畜。二、維護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對策比較

針對我國西部草原地區的過度放牧現象，一些學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預或者說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稅。例如，在2000年上海舉行的一次名為“走經濟全球化道路：在新世紀的機遇和挑戰”國際學術會議上，華裔加拿大經濟學家徐滇慶教授便呼吁，中國政府應征收牛羊消費稅。據他認為，把從牛羊肉消費中征集來的稅收的一部分用于幫助農牧民退耕還林、退耕還草；另一部分則可用于解決政府幫助農牧民轉向其它產業所需要的財政經費來源。不過在我認為，對牛羊征稅雖有或依據（即便國家是向牧民征稅，也有依據。因為在我國的法律中，草原資源的產權被界定為屬于國家所有，作為產權主體，國家顯然有權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稅），但是，在我國真正實施征稅政策還是存在很大的。對牛羊課稅的經濟學含義即移動牛羊產品的供給曲線，稅收的增加將促使供給曲線向左上方移動，這一過程必然帶來均衡點的移動以及牛羊產品價格的上升和均衡產量的減少。即使是對牛羊征收消費稅，最終后果也可能會加重牧區人民的經濟負擔，嚴重的是將可能導致牧民失去生活的來源。特別是在牧民沒有其它就業渠道的前提下，稅負的加重無疑會使牧區人民的脫貧致富速度減慢，甚至還會使牧區人民陷入生存危機的困境之中。

具體說，如果消費牛羊產品的消費者是不受宗教和習俗制約的非少數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費稅的征收以及客觀存在的替代效應將可能改變其對牛羊肉產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線的斜率會發生改變，需求曲線將可能變得較為平緩一些或更富有價格彈性這一結果將是：因供給減少所導致的價格上升不僅不能增加牛羊產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會導致牛羊產品提供者（西部地區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費牛羊肉的消費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區的少數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費習俗或宗教因素，他們對牛羊征稅的反應將是不會明顯改變其需求曲線斜率，這時，西部少數民族消費者所面臨的問題將是不得不分擔更多的稅收。至于西部地區牛羊產品的生產者則會因均衡產量的減少而使實際總收益下降。盡管政府稅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還林、退牧還草等方面，但是“雙退雙還”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農牧民直接收入的減少卻是不爭的事實。總之，征稅不僅會通過加大牛羊生產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場競爭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會增加西部少數民族地區消費者的生活費支出；此外，還會導致“消費者剩余”的無謂損失。因此，在不能給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來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稅對原來就貧困的廣大西部地區來說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養羊更沒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產權。即明確草原的產權主體，或者允許土地（草原）自由貿易。著名經濟學家楊小凱在2000年參觀江蘇改制時，曾建議通過“進一步明確土地的產權”來推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主張改革土地（或草原）資源產權的經濟學家依據產權理論，認為產權制度作為一種安排，具有節約費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費用的方式解決人們在使用稀缺資源（如草地）中的沖突。換言之，按照產權學派的觀點，將草地分給牧民私人所有，將會促使牧民充分關注土地資源的使用效率，過度放牧現象也就可以得到徹底的解決。然而我們認為，在我國現有的制度框架下，無論是對土地資源進行“私有化”改革還是實行“自由貿易”改革均存在著難以逾越的重大障礙。

既然“禁止牧民養羊”的行政干預辦法、“征收牛羊稅”辦法以及“進行土地產權制度改革”辦法，在解決西部草原地區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內不具備可行性，因此，我們提出“人口遷移或減少牧區人口數量”的對策主張。

實際上，我國西部地區生態環境的惡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過多。按聯合國沙漠會議規定，干旱區每平方公里土地負荷人口的臨界指標為7人，半干旱區為20人，然而我國西部地區諸省區的情況如何呢？大多數地區的人口都超過了此臨界指標。以寧夏為例，，其山區人口較1950年代初期增長了250萬，人口超過臨界指標2．3—2．4倍。必須看到的是，在化與現代化沒有完成的傳統社會或落后地區，過多的人口數量或過快的人口增長必然導致資源的過度利用和草地的過度放牧，因為，在工業化不發達的前提下，草原地區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數量才能維持其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如目前寧夏山區的牛羊數量較1950年代初便增長了274％，牲畜超載2．3倍。（9）可見，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載，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數量的超載。因此，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首先考慮的對策就應該是設法減少西部牧區的人口總量，而不能象現在一些地區那樣簡單地“消滅山羊或不允許牧民養羊”。而且從理論上講，西部地區牧民的減少或牧區人口的轉移其實是伴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發展與工業化、現代化進一步推進的必然，人口的轉移不僅是西部生態環境保護的客觀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區工業化的必然要求。三、牧區人口轉移或城市化應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來推進

人口遷移可以在兩個完全不同的機制下進行：一是在政府的計劃安排下進行“移民”。二是依靠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落后地區的農牧民向發達地區或城市流動。

從我國實踐來看，政府組織的“移民”具體包括兩種移法，（1）政府象轉移三峽庫區移民那樣轉移西部牧區的牧民；（2）政府出面（或組織農牧民）建立小城鎮來實現農牧業人口向小城鎮的轉移。很顯然，由政府出面組織象三峽移民那樣的西部人口大轉移是不切實際的或難以進行的；至于政府通過行政規劃的方式來“小城鎮”進而實現人口的轉移，雖然愿望非常美好，但實際執行效果卻不是十分理想。由于城鎮建設與繁榮的前提是化的發展，沒有制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小城鎮建設必然會陷入“有城無市”或城鎮“人氣不足”窘境之中。一段時期以來，我國一些地方所出現的已進入小城鎮的農民又返回的現象明顯表明，進入“人為造就出來的小城鎮”的農民若不能享受到工業化所帶來的較為穩定的就業、收入、保障、舒適的生活方式等等方面的“實際收益或好處”，那么，他們是不可能安心于小城鎮生活的。鑒于此，我們認為，實現我國西部地區農牧民的“空間轉移”應主要市場機制來進行，而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當然，讓市場機制在人口遷移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并不表示政府在人口遷移上的完全“不作為”，以市場的力量來轉移人口要求政府在推進城市化和人口流動等上應該貫徹執行“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具體說來，政府的主要精力是不應該放在動員或組織農牧民“建造小城鎮”上，而應該放在改革農牧民進“城”所客觀存在的“門檻”限制問題上（如消除戶籍管制等）。

不過，消除過高的進城門檻、讓農牧民自主選擇遷移方向或目標，會使一些人產生不安與顧慮，其中，最大的擔憂是農牧民將因此大量涌向城市，從而造成城市的擁擠、就業的緊張、社會治安的混亂、城市環境的惡化等一系列所謂的“城市病”問題。誠然，農牧民進城是會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上述諸多“城市病”，但是我們認為，不允許農牧民進城所導致的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均衡發展（或城市化滯后）所引起的種種“農村病”問題則更為嚴重。筆者在“慎對廣義小城鎮”和“不允許農民進城的負效應不容忽視”等文中，將只允許農民進入“小城鎮”而不允許農民進入“現代城市”所帶來的“農村病”問題歸納為五大方面，這五個方面是，（1）在行政手段推動下加速進行的小城鎮（尤其是鄉村集鎮）建設，使我國的土地資源出現了嚴重的粗放式利用；（2）小城鎮建設所帶來的環境污染甚至生態破壞問題極為嚴重；（3）從我國產業結構調整來說，僅依賴小城鎮的發展而沒有現代城市供給的增加和城市規模的擴張，既不可能促進第三產業發展，也不可能使城市的規模效應或聚集效應得到充分發揮與體現；（4）小城鎮建設在擴大國內最終需求、拉動我國經濟增長上沒有明顯的效果；（5）小城鎮為主的城市化模式，對于農民改變其傳統的行為方式、實現其個人角色轉換乃至個人現代化等是極其不利的。

其實，農民進城后所可能造成的“城市病”問題，從根本上講只是一個管理上的問題、技術上的問題和發展中的問題。只要我們的城市政府：第一，切實通過深化自身機構改革和體制改革來提高政府的運營效率；第二，將工作重心由現在的“管理國有”轉移到“管理城市”方面來，那么，所謂的“城市病”問題是完全可以解決的。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眾多人口超百萬的現代化大都市在政府和市場的雙重有效管理下，不是都沒有出現災難性后果嗎？甚至連規模不經濟現象也沒有出現；而我國的一些特大城市不是也沒有出現規模負效應問題嗎？王小魯、夏小林對城市的規模收益與外部成本的計量模型表明，城市的經濟效益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而明顯上升，在150萬－200萬人之間，城市的凈收益規模達到最大。因此，以為降低農牧民進入中小城市的門檻后就必然會造成災難性的“城市病”和規模不經濟等問題是沒有依據的。（至于一些發展家在城市化過程中所出現的城市病問題，我們認為，關鍵原因在于這些國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說嚴重與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人口進城限制本身上。）

人們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3篇

隨著2020年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中國的絕對貧困問題即將全面解決。然而，新的貧困問題以及更高水平的貧困問題依然存在，這些貧困問題在很大層面都是和城市貧困類似，并且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重要方面，這就要求不斷更新對貧困的認知。多維貧困是當前領先的貧困治理理念，對其進行測度和研究有助于與收入貧困狀況進行比較，更好地認識中國當前的城市貧困現狀。

收入貧困是從傳統角度對貧困進行測度和衡量的，該理念也是指導當前貧困治理的主要方法，在具體的貧困舉措上也是以相關人群是否在收入上擺脫貧困作為評價貧困治理成效的最核心和最關鍵指標。由圖1可知，中國城市貧困從1981年的27.91%下降到2013年1.79%，絕對貧困問題趨于基本解決，但新的貧困問題、社會排斥等不斷出現，教育、健康等問題逐步凸顯，生活條件差異顯現，而測度這些因素對貧困的影響則是多維貧困的題中之義（陳宗勝和于濤，2017）。因此，多維貧困是未來中國城市貧困測度需要采取的方法和對策來源。對于多維貧困與收入貧困的進一步關系，二者是替代關系還是互補關系則沒有確定答案。從理念設計上來說，阿馬蒂亞·森（2013）認為能力貧困是對個人自由更深層次的認知，因而這也就和收入貧困拉開了距離，即二者不是從同一個層面進行分析。OPHI認為，通過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等方面的補救而實現對收入貧困的補充。OPHI的看法從某種程度上是基于實踐可行性分析的，為了推廣多維貧困治理落到實處，從實際角度考慮各個國家當前扶貧工作的具體情況，而難以純粹從理念上規劃，這就使多維貧困從理論走向實踐的路更長。因此，筆者認為阿馬蒂亞·森是從最終目標論述多維貧困與收入貧困的關系，而OPHI則主要是基于實踐出發。多維貧困治理應該是對應更高發展水平的貧困測度和治理思路。具體到某一國家而言，就要結合該國的發展階段和實際情況，分階段、逐步實現從收入貧困到多維貧困的測度。

二、多維貧困測度方法分析

基于阿馬蒂亞·森的推動，對貧困的認知也逐步從“收入或消費”的單一維度擴展到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等多個維度。阿馬蒂亞·森認為，應從能力、功能、權利等角度討論貧困問題，一方面，貧困的實質是人們缺乏改變其生存狀況、抵御風險等的能力，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貧困往往是和不平等相伴隨的。這就是多維貧困指數（MPI）的理論支撐，該指標在考慮教育、健康和其他生活條件之后測度了每個人的貧困剝奪程度。多維貧困指數（M0）將是對非自由或能力貧困的（部分）測度，可以表示為多維貧困發生率和多維貧困強度的乘積。

M0=H*A

為了測度MPI，學者們提出了基于信息理論的方法（Lugo等，2009）、公理化方法（Bourguignon等，2003）、雙界線方法（AF方法）等。其中，AF方法應用最為廣泛，該方法是由Alkire和Foster（2011）在FGT指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基于能力理論的多維貧困測度逐步從理論進入政策和實際工作中。牛津大學的OPHI定期公布全球100多個國家的全球多維貧困指數，是全球多維貧困測度的主要學術研究機構和指導中心，為多維貧困納入政策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推進工作。世界銀行在2011年的人類發展報告中啟用多維貧困指數（MPI），正式取代了人類貧困指數，成為多維貧困走向實踐的里程碑式標志。之后，部分國家陸續了官方的多維貧困指標，比如巴拿馬、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等國。在中國，以國際扶貧交流中心（IPRCC）為依托，在武陵山等地區進行了多維貧困的研究工作，近年來其他學者也進行了更為廣泛和深入研究。多維貧困方法和測度具有較強的政策針對性，也便于從多維視角對城市貧困治理提出更有效的政策建議。王小林和Sabina（2009）通過對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數據（CHNS）分析，發現中國城市和農村的多維貧困發生率遠遠高于以收入為標準的貧困發生率;使用維度包括住房、飲用水、衛生設施、電、資產、土地、教育和健康保險。鄒薇和方迎風（2011）使用收入、教育和生活質量三個維度去測度多維貧困，其中生活質量又使用飲用水、衛生設施、做飯燃料、照明、住房和耐用品擁有狀況6項指標。張全紅和（2015）使用CHNS數據測度了中國的多維貧困狀況。此外，中國學者也測度了中國的老年人口多維貧困、動態多維貧困、長期多維貧困等（解堊，2015;高帥、畢潔穎，2016;郭熙保、，2016）。

三、中國城市多維貧困測度

本文將構建包含四個維度的中國城市多維貧困指數，并進行子群分解以更清晰地從多維角度分析中國城市貧困問題。

（一）包含收入的多維貧困

1. 維度選取。既有研究一般將MPI分為三個維度，本文認為收入也是個人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應將其納入多維貧困指標。這種處理不同于一般的多維貧困維度選擇處理，一般反對理由有兩類。第一類就是全球多維貧困指數（Global MPI）的處理1，Global MPI之所以沒將收入納入其中，是因為數據約束：一般來說，收入貧困數據多來源于各種調查，而這些傳統調查并不包含健康和營養信息;此外，大多數國家的收入貧困和多維貧困人群的重合度是不確定的。對于這個理由，本文使用CFPS數據庫來分析中國問題，一是數據庫中本身含有完整的收入和教育、健康、生活條件指標而不存在數據缺失或不完整的問題;二是本文對多維貧困的研究就是在中國絕對貧困問題已經趨于基本解決的背景下，探索多維貧困治理的方案，即在未來應該從多維角度對城市貧困進行測度和分析，并采取相應的治理舉措。因此多維貧困在未來就是對收入貧困指標的替代，這樣也就不需要考慮兩類指標的互補性強度的大小這一問題。綜合這兩點理由，本文有效地排除了Global MPI測度的顧慮之處，探索將收入指標納入到多維貧困測度當中。反對理由的第二類是指部分學者認為將收入指標納入多維貧困是不合適的，認為收入是能力的外在體現而不是最本源的能力決定因素。按照這個理論，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等維度是個人能力的制約或影響因素，而收入是這些變量作用下影響個體福利的中介指標。筆者認為收入本身就是個體能力的重要體現，是個體社會價值的重要外在表現，進而影響個體福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將收入納入能力分析是合適的。

此外，筆者也將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三個維度納入多維貧困的維度衡量上。所以，本文采用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四個維度來測度多維貧困。

由于2010年數據維度和2012年、2014年有部分差距，比如在資產方面，2010年資產只統計了汽車、摩托車、拖拉機和電視機等四項資產，這就少于后面兩個年度的統計項目因而對城市貧困的區分度較低。因此，本文只計算2012年和2014年兩個年度的MPI。

2. 多維貧困臨界值的確定。多維貧困指數測度的方法是“雙界線”方法，即在維度和指標兩個方面都進行臨界值設置，以確定相關個體在相應維度和指標上是否被剝奪。在各個具體指標和臨界值的選擇上，本文認為相關設定應該能夠反映城市貧困現狀并具有一定的區分度（見表1）。在這個原則之下，城市貧困指標和臨界值的選擇一般都會高于農村標準。

在收入維度，本文使用上文確定的城市絕對貧困標準來確定相關個體是否在收入維度上被剝奪。比如，在2012年如果個體可支配收入低于4 313元，則認為該個體在收入維度上被剝奪，屬于收入貧困。

在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維度，本文將以Global MPI為參考，結合中國城市居民的具體特點進行調整，最終確定相應指標。在教育維度，因為中國自1986年起實施9年義務教育，而城市相對農村更有條件普及，所以在教育程度指標中將受教育年限的臨界值取為9年。在健康維度，解堊（2015）使用身高體重比作為指標，將BMI值小于18.5定義為健康維度貧困;高帥（2015）使用是否患有疾病和健康狀況來表示，但健康狀況是由訪問員“通過自己的觀察完成，無須向受訪者提問”，因此這個指標具有較大的主觀性和不可靠性。本文依據WHO的BMI指數定義營養剝奪情況。此外，對于城市居民來說，醫療保險是維護個人健康的重要保障，并且在某種程度上反應個體的職業和工作狀況，因此也將其視作個人能力貧困的重要指標。

在生活條件維度，Global MPI的生活水平包括資產、衛生設施、飲用水、做飯燃料、電力、地板六個指標。但是因為中國城市在2014年沒通電的家戶占比為0.23%（CFPS2014），電力供應基本實現全覆蓋而不具有區分度。此外，CFPS數據中沒有地板選項，因此也不能作為統計指標。反觀城市住房作為一項基本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已經成為財富積累的重要工具和象征。2014年城市家庭成員擁有完全產權的占比為77.37%（見表2），因此，是否擁有房屋產權是影響城市居民生活的重要指標。本文將房屋產權以及擁擠程度作為替代指標列入城市生活水平維度。將家庭成員擁有完全產權、部分產權的住房視為不被剝奪，其他情況則難以從房屋的資產化過程中獲得收益，因而可視為被剝奪。

（二）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發生率

筆者將通過對2012年和2014年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的比較，觀察多維貧困的絕對水平和變動情況。此外，筆者通過刪減前后的數據，比較分析所有人口和多維貧困人口中單個指標的貧困發生率（見表3、表4）。

1. 所有人口的單指標貧困發生率。從表3各個指標的橫向比較看，指標間的貧困發生率存在較大差異。在2012年，衛生條件和資產以及飲用水是貧困發生率最高的三個指標。其中衛生條件較差的比例將近三分之一，貧困發生率十分高;資產狀況的貧困發生率近四分之一，這說明中國城市家庭的富裕程度依然處于較低水平;飲用水的貧困發生率將近五分之一，作為生活必需品的基本水源質量并沒有得到有效保障。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房屋產權和擁擠程度單項指標的貧困發生率并不是最高選項，然而這兩者都是反映居住條件的指標，如果將二者合在一起考察城市居民的生活狀況，則形勢也比較嚴峻。因此，上述五個生活條件的指標貧困發生率都較高，這說明雖然中國溫飽問題已經解決，但即便是對城市人群，其生活條件依然較為窘迫。

此外，收入指標的貧困發生率為16.71%，說明收入狀況在多維貧困中也是重要影響指標。醫療保險較高的貧困發生率反應的是中國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的現狀。而教育維度較低的貧困發生率則說明中國基礎教育取得了較為扎實的進展。

從縱向比較看，中國城市單維度的貧困發生率呈現降低趨勢。貧困發生率在收入、教育程度、兒童失學、營養狀況、醫療保險、資產、衛生、飲用水等指標上都實現了降低，2014年的貧困狀況有所改善。但是，反映居住條件的房屋產權和擁擠程度的貧困發生率都發生了惡化，其中擁擠程度的貧困發生率更是提高了近60%。這反映了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居住問題嚴重等問題。

2. 多維貧困人口的單指標貧困發生率。區別于所有人口的貧困發生狀況，刪減之后的人群均是多維貧困人群，接下來對這部分人群在各個指標下的貧困發生率進行考察。

由表4可知，從多維貧困人口的角度考慮，其單維度貧困發生率顯著低于所有人口角度的單維貧困發生率。這說明在非多維貧困人口中，很大部分人群在單個指標上是貧困的。很多指標的多維貧困人口中單維貧困發生率只是所有人口一半甚至是三分之一，反映了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的嚴重性。

從橫向看，多維貧困人口中的單維貧困發生率與所有人口存在顯著差異，貧困發生率最高的指標分別是收入、衛生條件、資產和教育程度。這說明對于多維貧困人口來說，收入是最顯著的貧困發生指標。

從縱向看，多維貧困人口的單維貧困發生率大都是下降的，比如收入、資產和教育程度都實現了2%以上的下降幅度。雖然這幾個指標存在較高的貧困發生率，但也是貧困改善最為顯著的指標。這很可能說明中國的發展或者采取的相關對策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居民在相關維度的貧困狀況。

（三）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狀況

貧困臨界值k的選取并沒有統一標準，筆者依據OPHI通常采用的30%作為劃分標準。而在各個k值之下，2014年貧困率均值都低于2012年（見表5），表明中國城市貧困狀況逐步好轉。

由中國的多維貧困率結果可見（見表6），2014年中國多維貧困狀況相較于2012年實現了較大幅度改善。從調整后的人口比例來看，2014年多維貧困率下降1.44%，下降幅度達24.83%。從多維貧困發生率來看，2014年較2012年下降2.84%，下降幅度為21.24%，表明多維貧困人口比例顯著下降。從多維貧困強度來看，2014年多維貧困強度為0.414，比2012年下降2.03%，下降幅度為4.67%。多維貧困人口從2012年平均在4.34個維度受到剝奪下降到2014年的4.14，變化不大，顯示了多維貧困治理在貧困人群中的難度。

（四）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維度分解

由表7可知，收入依然是城市貧困的主要影響因素，在2012和2014年都是MPI指數貢獻度最大的維度，均超過50%;收入貢獻度從2012年的51.19%提高到2014年的54.03%，收入對多維貧困的貢獻進一步提升。說明雖然中國城市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貧困人群的收入敏感性較大，即便從多維角度看，收入也是城市貧困的主要影響因素。

教育程度是多維貧困貢獻度第二位的指標，2014年貢獻度為10.68%，相較于2012年有所下降。說明對城市貧困人口來說，尤其是年齡較大人群的教育水平缺失成為城市貧困的重要因素。

此外醫療保險和衛生條件是僅次于上述二者的多維貧困貢獻因素，二者只是在此期間互換了一下位置，醫療保險從2012年的第三位下降到2014年的第四位，衛生條件則相反。這就說明了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有待改善。

城市生活條件雖然從各個具體指標看已經不太嚴重，但從整體看依然是城市多維貧困的重要因素。其中，包括房屋產權和擁擠程度在內的住房因素也是多維貧困的重要影響因素。因此，從收入、教育、醫療和生活條件等多個維度著手，有助于改善城市居民的貧困狀況。

四、中國城市收入貧困與多維貧困的異同

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基于不同的理論對中國城市貧困進行了分析，得出的結果有同也有異。

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測度有著一些共同之處。第一，從總體測度而言，二者均測度出中國城市貧困逐步改善的趨勢，在趨勢上是一致的。并較為客觀的顯示了中國城市貧困的現實狀況。第二，收入依然是中國城市貧困的主要衡量指標和影響因素。即便在多維貧困測度中，同樣適用中國城市絕對貧困線，收入依然是中國城市多維貧困最主要的貢獻因素，貢獻度超過一半。

多維貧困和收入貧困也存在諸多差異。其一，二者對省域貧困發生率的測度有差異，四川在多維貧困中屬于貧困問題較嚴重的地區，而在收入貧困中屬于一般水平，這說明多維貧困通過較多維度的考察，能更全面地衡量中國城市貧困。其二，多維貧困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城市貧困居民在收入之外，其生活也受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的影響較大。

五、中國城市貧困治理的多維視角

（一）中國城市貧困治理

中國的反貧困政策包括預防性政策、救濟性政策和開發性政策。在城市實行的政策有：最低工資保障制度、失業保險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增進政策、貧困預警機制和再就業工程（吳清華，2004）。預防性政策的不足主要是政府制定的貧困線較低而難以確保貧困人群的生活狀況。救濟性政策主要是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該制度是以單一的收入指標進行劃分，即家戶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否低于低保線。該制度對城市低收入家庭提供了較好的保護，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表現在保障水平低、覆蓋人群窄等方面。從保障水平看，中國的低保標準較多強調食品支出而較少考慮交通、通訊、教育等其他基本需求和開支。這就使其發揮的作用極為有限。近年來，中國的低保標準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斷下降，該問題的重要來源之一就是低保制度實施“補差制”，即按照低保標準與低保家庭人均收入間的差額進行補償。從激勵機制來看，該制度容易誘導貧困人群的福利依賴。針對這一問題，邊恕（2014）提出了負所得稅激勵的政策措施。開發性扶貧的問題存在不切實際、內容單一和缺乏想象力的缺陷（洪大用，2003）。就業是解決城市貧困的重要舉措，其中的非正規就業在城市貧困治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都陽，2007），成為低收入人群的重要就業方式。

本文認為中國城市貧困治理的特點有：

第一，中國城市貧困治理制度建立較晚、保障水平較低，但覆蓋面廣。中國通過城市低保制度建立起基本的城市扶貧制度，用不到十年時間就實現了制度的基本建立和規模的迅速擴大。但是中國的城市低保標準較低，保障水平有限。當然，中國城市貧困治理的低水平應該放到中國整體來看，由于顯著的城鄉差異，中國還有大量的農村貧困人口，其生存狀況更為惡劣，成為政府一直以來的救助重點。由于戶籍制度的保護，城市戶籍居民享有相較于農村居民較優越的社會福利制度，這些制度也有助于城市居民脫貧。

第二，中國城市貧困治理帶有顯著的制度約束特征，即戶籍制度是城市貧困問題的重要制度因素。在戶籍制度限制下，城市貧困人口雖然也在增加，但部分常住在城市的流動人口有農村可以回，在遇到進一步的困難之后有退路可走。這就實現了雖然沒有將常住流動人口納入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但這部分人群依然沒有引發進一步的社會矛盾和沖突。這也是中國和國外城市貧困最大的不同之處。需要說明的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流動人口特征的新變化，這種制度約束性越來越不具有可信性。

第三，中國城市貧困治理踐行的是多維貧困的治理理念。陳宗勝（2017）提出中國的減貧工作是包含收入在內的多維扶貧目標、是多部門協調配合的共同參與扶貧，扶貧手段也是多種多樣的。在城市貧困治理中，中國建立起以基本生活保障為基礎的綜合性、多層次社會救助體系（魏后凱和王寧，2013）。所以說，中國城市貧困治理實際上踐行的是多維貧困。

第四，中國具備消除城市貧困的制度基礎和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就為解決城市絕對貧困問題提供了體制機制保障。

雖然中國城市貧困治理在事實上采用的是多維貧困的治理理念，但在具體措施上并沒有形成統一規范的制度安排。此外，在城市絕對貧困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的背景下，剩余人口的脫貧將顯得更為困難。還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并且部分人口陷入貧困。以上諸方面問題的解決都需要從多維視角著手。

（二）多維貧困的內卷化問題

能力貧困給予我們的啟示就是，收入貧困的治理不是貧困治理的最終目標，最終應該是實現人類的自由選擇和發展。在城市絕對貧困已經十分微弱的當代，這無疑為下一步的城市貧困治理提供了選擇依據和行動指南。

多維貧困的測度已經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然而對于如何確定多維貧困指標卻莫衷一是（見表8），出現了從理論到實踐的“瓶頸”，這種“內卷化”問題（李飛等，2013）說明對多維貧困的研究還需要深入和加以探討。

針對內卷化問題，李飛等（2013）建議從動態和分層的視角進行研究。本文認為中國多維貧困的指標確定應該考慮以下原則：第一，從中國實際出發，中國依然只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雖然從貧困率來看已經較低，但從貧困人口規模來看仍然十分龐大，收入貧困依然是貧困的重要方面。而依據本文的測度，收入是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的最主要貢獻因素，占比超過50%，甚至有擴大的趨勢。因此，從中國發展階段來講，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的治理不能忽略收入因素。第二，從與世界接軌來看，global MPI是世界銀行和100多個國家較通用的多維貧困指標體系，主要從教育、收入和生活條件三個維度進行測度，為便于國家交流和溝通，應該注意這三個維度。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城市貧困在這個維度的貧困發生率較高，因此這也是中國城市貧困的重要影響因素。綜上，建議在多維貧困測度的維度上從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條件四個維度進行測度和分析。以解決中國城市多維貧困的內卷化問題，為其從理論落到實踐提供可能。當然，在每個維度具體的指標測度和臨界值選擇上，應結合中國城市的具體狀況進行設置和分析。

人們對雙減政策的看法范文第4篇

關鍵詞 綠色GDP；核算；低碳；產業生態系統

中圖分類號 F20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1002-2104（2010）12-008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7

綠色GDP是為公眾熟知的詞匯，其含義是指在核算GDP的同時考慮環境資源損耗，把環境資源 的變化狀況加到原有GDP核算體系中去，加強環境與經濟的聯帶關系［1］。通過綠色 GDP核算，可以更為準確地反映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真實情況，為國家發展規劃、污染控制 和環境保護治理提供科學政策建議。

一般的公眾可能不完全了解它的確切含義，但這一詞匯的普及程度遠大于許多科技詞匯 。然而在現實中，綠色GDP并沒有被應用到國家的國民經濟核算中。我國在2006年首次 了《 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這一研 究的本意是綜合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環境保護和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改進，但報告的公 布卻備受爭議，由于綠色GDP數據過于敏感，一些參與試點的省份也相繼退出。目前，我國 已經暫停綠色GDP的核算工作。但有一個事實，即無論怎樣的爭議都抹不去綠色GDP在公眾中 業已形成的認識。

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凝聚全球力量以獲得新發展這一背景下應運而生的低碳經 濟成為了人們的共識。其根本宗旨是在可持續發展理念指導下，通過技術創新、產業轉型、 等多種手段，盡可能地減少化石能源消耗，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達到經濟社會發展與生態環 境保護雙贏。2010年8月，國家發改委已確定在5省8市開展低碳產業建設試點工作。實際上 ，低碳經濟的基本內涵和實踐內容是循環經濟發展的應有之意。從國家發展規劃的角度，循 環經濟規劃已成為國家規劃體系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并將在“十二五”規劃體系建設中發揮 著重要作用。低碳經濟的相關內容可以納入到已經規劃的循環經濟發展實踐中。 另外，如何衡量發展成效也成為與之相伴的課題。結合我國首份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 ，本文認為，在低碳經濟背景下綠色GDP核算仍然是最值得關注的核算工具。 本文將論述綠色GDP的思想理念，并進行案例核算研 究，希望藉此推動綠色GDP未來的應有發展。

1 綠色GDP概述

為把經濟發展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資源和有效保護生態環境的基礎之上，各國 學者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將現行以GDP為核心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改變為以綠色GDP為核心 指標的國民經濟核算新體系。

1993年聯合國統計機構出版的《綜合環境與經濟核算手冊》（The System of Integrat 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簡稱SEEA）中，首次提出生態國內產出（En vironment Domestic Products，簡稱EDP）。綠色GDP是在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核算的 基礎上考慮到外部因素和自然資源的一種新的GDP核算，它是指從GDP中扣除自然資源耗減價 值與環境污染損失價值后的剩余的國內生產總值。這一價值被國外統計學者稱為可持續發展 的國內生產總值（Sustainable Gross Domestic Product），簡稱SGDP，我國統計學者則將 其稱為綠色GDP［2］。

1.1 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EEA）

計量GDP，首先要建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同樣， 要想獲得綠色GDP，也離不開 綜合環境經濟核算體系（SEEA）的建立［1］。 SEEA在兩個方面對SNA進行了擴展：一是在SNA總框架的基礎上增加一列內容，即列出未包括 在經濟資產中的自然資源和生態 環境，將SNA的資產范圍擴展為包括全部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二是在“國內生產凈值”項 后增加了“非生產自然資產的使用”和“非生產自然資產的其他累計”兩項內容。 其中“非生產自然資產的使用”包括屬于經濟資產的非生產自然資產的耗減和不屬于經濟資 產的其他非生產自 然資產的降級。“非生產自然資產的其他累計”則反映了非生產自然 資產的存量變化，是不屬于經濟資產的其他非生產自然資產向經濟資產的轉移［3］。

經過從SNA到SEEA的擴展，在新的框架中，從表1的第1列和第8行的平衡關系中可以得出 綠色 GDP 的計算方法：

綠色國內生產凈值=（總產出-中間投入-固定資產損耗）-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資產

=國內生產凈值-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資產

（1）可以看出了綠色國內生產凈值的計算方法，也就是從國內生產凈值中扣除生產中使用的 非生產自然資產，即資源環境成本。如上所述，由表第6行可知，生產中使用的非生產自然 資產包括非生產經濟資產耗減和非生產自然資產降級兩項內容。這種方法是按生產法計算的 EDP，與當前我國按照生產法核算GDP的思路一致。

從上式還可看出，綠色GDP是與NDP相對應，而不是與GDP相對應。但本研究參考《中國 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的做法，即考慮到在實際應用方面，GDP遠比NDP更為普及 ，因此采用綠色GDP與GDP相對應的總值概念，不采用凈值的概念，也就是綠色GDP=GDP -資 源消耗成本-環境損失。

1.2 綠色GD核算難點

綠色GDP核算的關 鍵就是對資源環境成本的估算。然而，目前開展綠色GDP核算還存在很大的難度和相當 的復雜性：①缺乏基礎統計數據，尤其我國對資源和環境 自然資產轉為經濟資產 自然資產減少 8.綠色國內生產凈值 綠色國內生產凈值 凈出口 最終消費 資本形成凈額 非生產經濟資產凈耗減 自然資產降級與減少 9.持有損益持有損益 持有損益

10.資產物量其他變化其他變化 其他變化

11.期末資產存量期末存量 期末存量的存量與流量的統計基本還是空白， 基礎數據嚴重缺乏，目前的統計技術還不能為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影響提 供準確的、全面 的量化評估。 ②資源環境與經濟活動之間的影響關系并不是一一對應的，經濟活動對資源環境的 影響具有復雜的時空性。 ③資源和環境的估價困難， 資源環境還沒有明確的市場交易行為、交易價格， 有 的即使有市場價格，也并不能真實反映其實際價值；環境降級，尤其是對人民健康帶來的危 害更是難以估價。從而，對其成本估算往往采用虛擬的間接方法，且常附帶很多假設條件。 ④統計方法還不成熟，目前還沒有一個國際社會公認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強的核 算方法，有些方法只能在實踐中比較、選擇，這樣也就帶來不同國家之間數據可能存在不可 比的問題。

基于上述問題， 各國并非全部依照SEEA架構編制完整的賬表進行綠色GDP測算，而是選擇對其經濟較有影響 力的資源、環境主題進行試編，依各國國情及資料情況加以調整。 盡管各種核算不盡相同，但各種核算的根本原則是一致的，即 都認為綠色GDP就是要考慮環境因素， 它們都強 調了綠色GDP是在原有GDP的基礎之上 依據環境因素進行 調整［4］。

2 綠色GDP核算簡化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綠色GDP的核算涉及復雜，在實際操作中往往進行一些簡化，其基本思路可以從兩個方 面開展：一是計算經濟社會活動的負面成本，二是計算經濟社會活 動的正面成果［5］。

2.1 自然資源耗減的核算

自然資源是指土地、礦產、原始森林與水資源等。

各種資源損耗累加（Cr）=水資源耗用價值+森林采伐價值+能源消耗價值+礦產損耗價值

（2）在核算資源耗減價值沖減GDP價值時，資源耗減價值原則上不應包括土地資源利用的價 值，非農業如工業、交通、商業、政府機構、學校等占用的土地，在我國固定資產建設投資 中的土地征用費是計入形成固定資產的投資，故在建設投資所形成的固定資產價值中均包括 土地征用價值，而計入GDP價值中的折舊價值己包括了土地資源的使用價值。

對于自然資源的耗減，SEEA提出了推薦意見，建議應用“市場定價法”。可再生資源與 不可再生資源都可以按照耗用資源的全部或部分經濟租確定其價值。其定價技術包括“凈回 報現值法”，“凈價格法”以及“使用者成本法”。

2.2 環境質量降級的核算

環境污染所造成的損失，從生物鏈的觀點來看，它具有連續的負面效應。

各種環境降級累加（Ce）=環境治理成本+環境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

（ 3）對于環境質量的降級，定價方法很多，看法也不一致。SEEA 明確建議應用“維護成本 法”。維護成本，也即虛擬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環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現行的治理技術 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治理成本法核算虛擬治理成本的思路是：假設所有污染物都 得到治理，則當年的環境退化不會發生，從數值上看，虛擬治理成本是環境退化價值的一種 下限核算。

2.3 再生產品價值的核算

綠色GDP核算中應引入良性循環概念，對資源的循環利用、廢棄物的再生化等因素（Uw ），要給予考慮，列入產出增加價值，且對其結果進行倍增放大處理，以減輕環境資源的壓 力。

2.4 總量調整

在SEEA中，將“綠色GDP”定義為經環境調整的國內生產總值。

按照SEEA的觀點，自然資產的使用如同固定資產的折舊，因此考慮環境影響的環境成本 調整合乎邏輯地放到國內生產凈值上，即是與NDP相對應。如上文已述，本文中的計算不扣 減固定資產折舊，本文中定義：

經環境調整的系統生產總值EP

＝P-Cr-Ce+Uw

=系統總產值-自然資源耗減-環境質量降級+廢棄物綜合利用（4）

3 案例研究

3.1 產業生態系統簡述

生態產業園是進行循環經濟的有效載體，也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有力支撐。九發生態產業 園隸屬山東九發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成立并上市。其食用菌生產因其工廠化、立 體化、規模化、標準化和產業化模式，成為全國食用菌行業的龍頭；雙孢蘑菇系列產品先后 獲得國家“綠色食品”標志和美國FDA認可，曾是亞洲地區最大的食用菌科研、生產、加工 和出口基地［6］。

九發生態產業園，歷經多年發展形成了以食用菌生產、加工為核心形成產業鏈網 ，按照功能和作用不同，可劃分為能源系統、物質綜合利用系統、水系統等三大子系統（見圖 1）。是一個比較完善的以種植業、養殖業和加工業相結合的產業共生生態系統。

3.2 指標計算

對于環境質量降級，采用污染損失法。環境質量降級是指環境污染所帶來的各種損害， 如對農產品產量、人體健康、生態服務功能等的損害。這些損害需采用一定的定價技術，進 行污染經濟損失評估。與治理成本法相比，基于環境損害的估價方法（污染損失法）更具合 理性，更能體現污染造成的環境退化成本。

對于系統內產生并在系統內綜合利用的廢棄物，采用廢棄物交換的價格（見表2）。

（2）實物量核算。 根據園區中各分公司的投入產出數據，經過核算結果表明，在自然資源耗減方 面，2004 年九發生態產業園，使用煤炭36474.5t，其中復合肥分公司和胡蘿卜基地使用的電力按照 每度電標煤耗360g及九發熱電 廠燃煤的基低位發 熱量折算成九發產業園區的總體的煤

（4）綠色產值核算。通過上文對生態產業園區生產總值，自然資源耗減、環境質量降級、廢棄物綜合利用的實物量和價值量的測算，依據方程（4）可以進行生態產業系統綠色產值核算。

3.3 結果分析

（1）綠色產值對總產值消減額度較大。 通過上述可知，自然資源耗減損失的價值為2548.0萬元，扣減指數為14.57％；環境 質 量降級損失的價值為160.2萬元，扣減指數為0.92％；前兩項合計環境價值損失為2708.2 萬 元，合計扣減指數為15.49％。廢棄物綜合利用的增加價值為150.4萬元，增加指數為0.86％ 。三者綜合環境損耗價值為2557.8萬元，扣減指數為14.63％，也就是有14.63％的產值被 消 減了，如果按照目前國家計劃的GDP的增長速度，幾乎等同于經濟倒退兩年。

就因素影響來講，自然資源耗減的影響程度最大，環境質量降級的影響程度次之，廢棄 物綜合利用則有正面的影響。環境質量降級的負面影響幾乎可以被廢棄物綜合利用的正面影 響所抵消，這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廢棄物的綜合利用。

根據《中國綠色國民經濟核算研究報告2004》，2004年全國行業合計GDP為159878億 元 ，虛擬治理成本為2874.4億元，GDP污染扣減指數為1.8%，本系統的污染扣減指數為0 .92％ ，低于國家0.88％，表明研究系統在污染物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2）自然資源耗減所占比重高。 國家綠色GDP核算嘗試，只考慮了環境質量降級，得出的結果是經環境污染調整的GDP， 扣減數值為1.8％，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國家核算的2004年綠色GDP并沒有考慮自然資源 耗減，而這極有可能會對國家GDP帶來較大的扣減。通過本研究系統的計算，發現自然資源 耗減損失的價值占到總產值的14.57％，是環境質量降級損失價值額的15.9倍，無論是對企 業經營者，還是國家官員，這都將是難以接受的。本系統中自然資源耗減損失價值額不可避 免地存在不準確，但這一結果，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國家綠色GDP2004核算的結果還未 接近真實的綠色GDP。4 討 論

4.1 綠色GDP對傳統經濟核算的認識沖擊強烈

認真考察綠色GDP的核算理念，會帶來對傳統GDP的深刻思考。傳統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未能真實體現自然資源本身的經濟價值，沒有反映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經濟活動的作用和 影響，沒有包括環境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沒有計算不可再生資源消耗所產生的社會轉變附 加成本。可以認為，傳統的GDP難以準確、真實反映國家和地區國民財富及國民福利的增長 情況，使人們往往只看到社會經濟的表面繁榮，隱藏了社會經濟繁榮背后對自然資源和環境 的破壞與耗竭。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無論是國家、企業，還是公民都習慣了經濟以接近甚至超過兩位 數的速度增長，突然轉變GDP統計思路核算出綠色GDP，得到的結論是過去一年的高速發展被 悉數扣減，這無疑對傳統GDP的認識造成強烈沖擊。必須指出的是，這也正是當時綠色GDP核 算試點省份退出的重要原因。

4.2 綠色GDP核算方法有待完善

要推行國民經濟綠色GDP核算，首先要有科學、完善的核算方法。但當前國際上 還 沒有 一套公認的“綠色GDP”核算模式，也還沒有一個國家就全部資源耗減成本和全部環境損失 代價計算出完整的綠色GDP。其中，主要的困難在于資源耗減成本和環境損失代價很難準確 計算。針對這一問題，已有學者對綠色GDP核算進行了研究與改進，比如在分析環境經濟綜 合核算體系框架以及有關綠色GDP的各種界定與內涵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SEEA中有關綠 色GDP的標準核算框架，并對方法加以改進［4,7］；采用歸一法克服核算中的虛擬性 和主觀性等。綠色GDP核算涉及內容廣泛，相關條目完全核算清楚還有一個較長的過程［8］。

在方法的完善獲得認可后，更為重要的是實踐應用。今后，如何將綠色GDP納入到我國 已有國民經濟核算體系，構建全國統一的數據統計渠道，并使其具有法律效應是推動綠色GD P核算真正的難點所在。

4.3 綠色GDP是檢驗循環經濟、低碳經濟的核算手段

我國目前采用生產法進行的國民生產總值核算，其突出缺點在于對資源的開采，對環境 污染的治理費用都計入GDP中。這種方法核算的GDP總量，不能體現循環經濟建設，低碳發展 的本意。綠色GDP的提出，使資源、環境成本核算凸顯出來，通過環境成本核算，統一進行 資源消耗成本和環境污染損失評估，并把評估結果以貨幣化的形式進行表示出來，把環境成 本納入國民經濟核算中，能夠較為全面地體現資源、環境的發展價值。因此，綠色GDP是循 環經濟、低碳經濟的有效核算手段。盡管綠色GDP核算處于暫停狀況，但從長遠來看，它的 基本理念和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有益補充，應引起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體系的繼續關注， 并使其發揮出促進自然資源與環境可持續利用及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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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GDP Account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in the Context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PENG Tao1 WU Wenliang2

（1.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 chnology, Beijing 100045, China；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Green GDP is a wellknown phrase to the public, but China suspended the pilo t work after first publishing the accounting report in 2006, because the gross d omest ic production was deducted greatly in the accounting results and a number of rel ated

disputes were raised. However, green GDP accounting can make the resource and en vi ronmental cost prominent，and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true state of the na 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lowcarbon economy, whosemain aim is to respond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advocated vigorously， bu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circular economy planning at t he national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purpose of readvocating green GDP accoun ting i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ow to correctly assess the nat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ncept of green GDP, an alyzed the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SEEA) framew 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reen GDP accounting. It constructed a syste matic GDP accounting equation which is adjus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d eple 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adation accounti ng and recycled products accounting. On this basis, a case s tudy was carriedout, taking ecoindustrial park that is the carrier of lowcar bon economy as a 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amount of reduction of the total outp ut value i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a l quality degradation; whil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as a pos itive effect. So, green GDP accounting enables the system development results tobe reunderstood.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green GDP is a useful supp l 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at its acco unting method s should be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should draw the constant concern from the